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传统的经济管理方式以及理论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和企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对传统经济管理进行改革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参与式教学法；经管类课程；教学方法
一、问题的提出
经管类课程的特点是理论性与实践性均很突出，《劳动经济学》课程也不例外，每个人的工作、学习及生活决策都可用劳动经济的原理加以解释。比如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职业选择与转换、劳动力流动、关于工资的调整问题与工资率的控制问题、收入分配与差距、劳动力市场的歧视、教育与培训的发展问题等都与学生生活和工作密切相关。这决定了理论学习对学生是一种挑战，而如何才能使学生对那些看似高深的理论产生兴趣，并将所学到的知识与实际结合起来，指导自己的实践，这是教学中必须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该课程的教学对教师也提出了较高要求。其实，经管类课程的教学大多面临类似的困境。
为了破解经管类课程教学困境，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效果，笔者基于本校公共事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三个专业，四个年级的师生采用了问卷调查法、现场观察法与访谈法等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问卷调查法一部分是针对学生的，目的是要了解学生对参与式教学方法的认识程度和认可程度；另一部分是对相关专业教师的教学情况的调查。观察法主要是结合期中教学检查，采取随机听课形式，通过现场观察，了解印证参与式教学的实施情况。访谈法主要是深入到学生、教师中去，通过提纲访谈的形式去获取相关的信息。
为获取有效信息，提高问卷调查的信度和效度，学生的问卷的题型分为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及一道开放式问答题。采用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的方法，利用课间休息的形式在本校部分学生中进行调查。整个调查持续了将近两个月，期间发放教师问卷50份，回收问卷49份，剔除无效问卷和缺损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46份，回收有效率为92%;发放学生问卷共220份，回收问卷215份，剔除无效问卷和不符合要求的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210份，回收有效率为95.5%。
二、参与式教学法在经管类课程教学中的运用现状分析
《劳动经济学》等经管类专业课的教学内容、方式、手段、考核方法上均存在诸多类似的弊端：
(一)在教学内容上，各门课程仍以学科体系的系统性、完整性为主对课程知识加以介绍，拘泥于对原理条文的苍白的解释，缺乏对社会实践和最新理论成果的有效融合。
(二)在教学方式上，偏重于灌输式，学生的教学主体地位尚未真正确立。首先，填鸭式地灌输知识很难内化成学生的智慧和才能，在追求知识灌输量极大化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压抑和挫伤了学生的想象能力和创新意识，不利于培养出真正的创新人才。其次，能够调动学生主动性的参与式教学运用不足。在接受调查的学生中，当被问及到课堂氛围时，70%的学生选择了茫然、压抑，只有15%的学生选择了满足。在被问及到“师生一起讨论有关问题吗？”47.6%选择大部分老师会；41.4%的学生选择少数老师会；4.8%选择不会；6.2%选择所有老师都会。在被问及到“师生交流经常采取的方式是？”,57.1%的学生选择了提问方式；28.6%的选择了讨论方式；9.5%的学生选择了网络方式。在被问及到“任课老师会经常鼓励同学阐述自己的观点吗？”23.8%选择大部分老师会；47.6%的学生选择少数老师会；9.5%选择不会；4.7%选择所有老师都会。
这说明目前经管类课程“教师讲、学生听”、循规蹈矩的讲授式教学仍是主流，师生交流手段、方式比较单一，大多数老师不注重鼓励学生阐述自己的观点。学生的情绪在这样的课堂上有压抑感，必然会阻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三)在教学手段上，多媒体、网络等辅助教学手段的运用不足或存在着功能性缺陷，学习的效率和效能亟待提高。调查发现，经常使用多媒体教学的老师占绝大多数(90.9%),仅有9.1%的教师较少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通过对学生的访谈和现场观察发现，绝大多数的多媒体教学实质上是讲授式教学的改版。教师通常是把所要讲授的内容做成课件，利用多媒体在课堂上播放给同学们看，但授课方式仍然以讲授式为主，这说明教师依然没有摆脱传统的教学方法。
(四)教学效果的评价以考查学生的记忆力为主，基于分数判断学习效果，考察学生的就业能力的相关测试机制尚未确立。这直接导致部分学生学习动机不纯，“混”学分现象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上专业课不买教材，不记笔记，下课拷课件；学生的注意力不能够集中到课堂教学上来，出勤率低、部分同学人在心不在；对提问不积极思考回答，参与讨论也不积极；对作业敷衍了事，从网上下载抄袭；考前依赖划范围，考试作弊，答卷马虎等等。这样的教学过程不但不能达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目的，甚至连最基本的要求(如掌握劳动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模型与方法)也达不到。
总之，在经管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未能有机结合起来，学生获取知识，发展能力，养成素质的教学目标没有和谐统一，教学效果差。而大学生思想活跃，参与意识、表现欲望强烈，对“居高临下”式的空洞抽象的权威说教比较厌倦。其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影响创造性才能的发挥。
三、在经管类课程教学中实施参与式教学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实施参与式教学法的必要性
首先，这是改变课堂教学氛围的需要，也是学生的期望。在接受调查的学生中，当被问及到“你所希望的课堂氛围是？”活跃兴奋的(85.7%),和谐平等的(57.1%)、宽松的(28.5%),最不喜欢的是严肃氛围。对教学氛围的渴求反映出学生对实施参与式教学的内在需求。在问及“你希望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时，引导者(90.5%),知识的传播者(71.4%)、指导者(38.2%)。这说明，学生不再仅仅希望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更希望它们是自身学习的引导者、指导者等。
其次，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就业能力，以市场为导向培养开拓创新型人才的需要。根据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麦可思的一项针对中国2007年应届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来看：中国企事业单位对应届大学生的求职与工作能力需求最看重的是5种能力：积极学习、学习方法、有效的口头沟通、积极聆听、理解他人等。前五项能力主要是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但毕业生普遍达不到工作要求的能力水平。(工作能力的最高水平是100%,企业一般要求到40%以上，毕业生掌握的水平多在30%到50%之间。①)这种状况使得劳动力市场上一方面是用人单位求贤若渴；另一方面是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比率居高不下。
这充分说明高校培养模式与方法存在缺陷，严重与就业市场的要求脱节。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能力的培养与提高绝非速成，而是贯穿在整个大学的教学实践中。这就要求教师转变教学观念，研究新的教法来替代“填鸭式”教学方法，改变老师只管“教”、学生被动“接受”的局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即创新能力、学习力、口头表达能力、沟通与交流能力、合作能力等。
最后，学生有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需求性。
根据调查及笔者的教学实践来看，如果教师组织讨论，学生是否会主动参加的关键在如何组织。在调查中，当被问及“如果老师分组讨论，你会主动参加吗？”90.5%的学生选择“大多数情况会”。这说明绝大多数学生参与讨论的热情比较高；当问及“你希望老师给你机会在讲台上阐述有关见解吗”,有71.4%的学生选择“希望”,23.8%的学生选择“非常希望”。这说明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大多数的学生有参与教学活动需求。
(二)实施参与式教学法的可行性
首先，教师教学观念与方法的逐步转变。教师的教学观念变化指引教师的教学行为。在接受调查教师中，认为教学应该以“学生”为中心的占83.3%,认为教学应该以“教师”为中心的仅占6.7%。这说明，绝大部分教师的观念已由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这种教学重心的转变为参与式教学的实施扫除了一个障碍。在问及“您认为自己在教学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时，有70.4%的教师选择了“引导者”,65.9%的教师选择“知识的传播者”,50.3%的教师选择“指导者”,10.7%的教师选择了“协作者”。这说明，绝大多数的教师已经不单单把自身角色定位在知识的传播者，而是朝着多元化发展。
其次，学生自主学习观与学习能力的增强。当问及“你的自主性学习能力如何？”时，71.4%的人选择“大多数情况可以”。这说明大部分学生已具备自主学习能力，不再希望教师把知识直接灌输给自己，而是希望自己在教师的引导下自主建构知识。自主性学习是参与式教学得以生成的主要方式，参与式教学的过程就是学生自主学习形成、发展、突破的过程。具备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对参与式教学的实施至关重要，学习观念上的转变为参与式教学的互动提供了基础。
在问及“是否使用网络搜集资料”时，85.7%的学生选择“经常使用”,9.5%的学生选择“一直用网络搜集资料”。这说明绝大多数学生己经具备搜集资料的能力，这将使他们在参与式教学过程中，更好地进行有效的交流与合作。
三、结论与建议：参与式教学法与经管类课程的契合路径
综上所述，虽然目前大多数经管类课程教师已经在教学过程中增加了一些参与式教学方法的基本手段，如提问式教学、研讨式教学、社会实践调查等，但存在的问题是机械式的应用这些手段，没有把课程特点与具体教法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系统的实施方案，随意性较大，流于形式，实施效果很差。因此，教师如何根据课程特点，把参与式教学方法与具体课程的教学过程结合起来调动和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以形成师生互动，教学相长的良好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综合上述调查分析与《劳动经济学》课程的参与式教学实践情况，笔者认为参与式教学法与经管类课程的契合路径如下：
第一，把参与式教学法的具体形式如分组讨论、案例分析、“头脑风暴”等结合劳动经济学的课程特点统筹安排，优化教学内容是核心问题。教学内容不可能面面俱到，教师应该思考如何在保证教学效果前提下，从整体上做到典型性与完整性；如何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并鼓励他们参与撰写各种学术小论文或调查报告；如何适时介绍学科前沿的研究内容和方向，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激发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关键问题是老师必须善于激发学生的兴趣与潜能。例如，讲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时，教师利用“头脑风暴法”引导学生列举劳动力市场歧视社会现象或问题，要求学生尽量提出自己不同的解决办法。这种方法可引发学生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比单纯讲理论模型效果好。公务员之家
第二，教师必须把理论教学和案例教学有机结合，处理好理论的一般性和案例的个别性之间的关系。例如在劳动经济学的案例教学中，大量选用京津两地的素材，运用京津两地的劳动力市场发展数据和案例来充实教学内容，在保持课程基本原理、基本框架体系的完整性的同时，增加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内容以紧扣学生的兴趣点，吸引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并且重点研究学生自行调查取得的第一手数据能否进入案例库的可行性以及如何组织案例教学的全过程。
第三，引入参与式教学法对教师具备的能力素质如知识面、表达能力、思维敏捷度、组织与协调能力等方面提出了较高要求。参与式教学法要求教师必须从一个讲演者、解惑者和裁判者的角色转化为一个指导者、组织着、协助者的角色。因此，教师必须不断学习，完成角色的转换是关键。
第四，组织实施好课外实践教学，使其不流于形式。在实践体验式参与中，学生要进行调查研究、参观访问、撰写调查报告或心得体会。而教师应该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实践和理论教学的内容来选题、对学生进行分组、指导问卷设计显得尤为重要，否则，实践教学有可能流于形式。在劳动经济学教学过程中，笔者根据当前的劳动经济热点问题结合专业特点构建了一个课程论文选题库，并且根据笔者自己的理解不断更新选题，引导学生去关注、钻研实际问题，取得不错效果，有多个本科生论文在专业学术杂志上发表。
第五，转换考核形式。标准化的试卷考试方式使得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应付”,不但容易磨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且不利于培养其自主学习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笔者正在尝试淡化期末笔试的比重，更注重平时分组讨论的表现以及学期末的课程论文水平。论文形式的考试可以充分调动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学生从大量的参考资料和独立思考中发展自己的思路和想法，甚至能发现课本、文献和权威们某些不甚完善之处，这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学习方式。教师应该深入思考标准考试和论文形式的考试如何结合才能既巩固基础知识，又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切实学有所获。
参考文献：
[1]曾湘泉：劳动经济学[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
关键词：村级会计委托制；经管水平；稳定。
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是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大集体时期，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以来的今天，加强农村经济管理工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统筹城乡发展实施力度的不断加大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启动，加强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各单位各部门务必要从构筑"和谐安仁"的战略高度上充分认识其积极意义。
农村集体财务管理涉及农民切身利益，关系农村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涉及农村基层组织管理体制和机制创新，是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各地立足当地实际，在加强农村集体财务规范化管理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经验。实践证明，在尊重农民群众意愿和民主权利的基础上，实行村级会计委托制，把村级财务委托乡镇(街道)统一核算和监督，是新形势下规范村级财务管理的有效方式，对于加强农村集体财务管理与监督、防止集体资产流失和村级债务增加、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改善党群干群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地乡镇（街道）财经统计站要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明确工作思路和工作任务，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经管水平，促进村级财务管理步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轨道，进一步维护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一、提高农村经济管理水平的总体思路
农村经济管理必须围绕落实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以农村经营体制创新为突破口，实施"转变、拓展、提升"①三大战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坚持与时俱进，创新集体资产与财务管理新机制，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化程度，力争在农经工作"三大管理"（农村集体资产财务管理、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和"三项指导"（指导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实现新突破。
二、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应承担的任务
（一）创新集体资产和财务管理新机制，实现农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一是创新农村财务管理制度。要进一步完善农村财务管理考核办法及财务管理规定，进一步创新规范财务管理程序。我街办针对农村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制订并完善了一整套以财务公开为基础、财务审计为主体、民主理财为依托、"双代管、双监督"为保证的制度和措施，在从严控制备用金限额、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严格开支审批手续等方面进行了有效审计监督。二是创新农村财务管理模式。为加强集体资产管理，确保集体财产安全和集体资产保值增值，我们探索创新了农村财务管理模式，积极推行了农村会计聘任制，进行了电算化试点尝试，使农村财务管理模式更加科学可行。三是狠抓农村财会队伍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把财务人员的定期培训与日常管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四是实行重点清理。我们对财务管理混乱村实行了严格的"三清三查三改"。"三清"是：清理收支往来帐据，清理集体资金、存款、有价证券，清理集体财物；"三查"是：查非生产性开支，查村干部报酬和补贴，查专项资金使用和项目招投标；"三改"是：改变农村财务工作无人管理、无章可循、无人监督的状况。在清理工作中，我们把专业清理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通过设立举报箱、公布举报电话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听取群众意见，确保清理整顿工作落到了实处。对于那些群众反映十分强烈的上访村，必须深入清理，深挖根源。清理之后，要针对存在的问题，建立健全相关财务管理制度，严格监管，促进村级财务管理规范化、制度化。
（二）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扎实搞好土地承包专项治理。要积极宣传贯彻《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山东省农村土地承包实施办法》，并印成明白纸，以片为单位，逐村进行张贴、广播、宣传，进一步维护和完善土地承包制度。以规范引导为重点，保护农户权益，规范土地流转行为，禁止反租倒包。要以换补发经营权证为契机，切实搞好土地承包专项治理工作。
1、建立土地台帐，实行微机化管理。2007年我街办全面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规范化管理，规范和完善了家庭承包土地台帐、机动地承包土地台帐和其他承包土地台帐。土地台帐附有各户家庭成员情况、地名、土地四至、长宽、实际及折实亩数。通过建立台账，确保责任田的实际面积、地块、承包合同、经营权证书四者相符。土地台帐输入完毕后由市经管局统一打印，以乡镇（街办）为单位分发到各村，由各村文书负责核对后由村文书、支部书记、微机录入员共同签字后分发到各家各户。全面实现土地台帐微机化管理，开展土地仲裁工作，使农民因土地承包管理不善而引起的上访明显减少，也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换发补发做好了充分准备。
2、搞好土地规范流转。土地延包之后，随着农村新的土地承包政策的建立和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土地流转管理已成为当前土地承包管理的重要内容。各村土地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必须经过村委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流转时间不超过10年，必须报经管站备案，以确保各村土地流转规范、有序进行。
3、健全规范化档案，加强调查研究。土地延包后，乡镇（街办）、村两级按照分级分类管理的要求都建立了规范的土地延包档案。但当前土地流转、机动地承包建档工作还比较薄弱。财经统计部门要深入各村，帮助指导村流转土地户双方签订规范合同，处理好双方及村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掌握当前土地承包及流转的动态，履行职责，为党工委、街道办提出建议和措施。做好农村土地承包及流转的指导和管理工作，妥善调解处理土地承包及流转纠纷。
（三）健全落实规章制度，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近年来，国家支农惠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但城乡发展差距依然明显。1985年到2006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从1.86：1扩大到了3.28：1。建立健全减轻农民负担的长效机制，防止农民负担反� 要积极开展农民负担专项治理，要重点整治好诸如农民建房、农村义务教育、修建道路、农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存在的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乱摊派现象。要全面落实四项制度，强化农民负担专项治理。即：涉农税收、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向群众公示的内容要全面、准确、合法，公示形式要贴近群众，切实做到经常化、规范化；农村义务教育收费"一费制"，要规范农村义务教育收费管理，在义务教育阶段要全面推行"一费制"收费办法，在严格核定学杂费、课本和作业本费标准的基础上，一次性统一向学生收取费用；公费订阅报刊"限额制"，村级报刊杂志的征定费每年不得超过当年村级管理费的10％；农民负担案件"追究制"，要严肃查处涉及农民负担案件和违规违纪行为，建立预防和查处涉及农民负担案件的长效机制。要严把支农惠农政策落实关，保证粮食直补、柴油化肥补贴及市街办两级转移支付资金款能够及时足额拨付。要突出抓好"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完善村级"一事一议"管理办法，明确"一事一议"工作流程。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积极引导农民开展自己直接受益的基础设施建设，达到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目的。
三、提高农村经济管理水平的主要措施和经验
（一）加强财经队伍建设，全面提高农经人员素质。我街办针对新形势下农村经营管理的特点，转变思维方式、管理方法和工作作风，结合目前街办村两级财经队伍现状，把对街道村两级财经人员的业务培训作为农经管理工作的重点，贯穿于整个农经管理工作的全过程。2007年在市经管局的精心安排下，我街办78个村及财经统计站6名干部全部进行了系统培训，内容包括新农村建设、阳光村务"星期一集中办公制度"、村级事务契约化管理、村级"一事一议"管理、农村土地承包管理与仲裁、农村会计学基础及会计电算化操作规程等。通过培训，参训人员不仅提高了专业知识水平，也都学会了熟练操作微机。财经统计站工作人员能够熟练运用电算化软件处理财务，村会计能够通过远程教育设施开展农业病虫害咨询、大棚菜价格查询等，为广大村民、蒜薹贮存户及时了解市场行情提供了方便，为农业信息化的顺利开展打下了良好基础。通过培训，提高了街办村两级经管人员的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提高了农经人员综合素质，培养了一支工作责任心强、勇于开拓进取的农经干部队伍，适应了新形势下农经管理工作的需要。
（二）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提高农经执法水平。为提高农经执法水平，应紧紧围绕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山东省村集体财务管理条例》、《山东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规定》等法律、法规，在规范化、制度化和经常化上下工夫，建立起四项工作制度。一是建立农经岗位责任制度。要制定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岗位和执法责任制，明确岗位执法责任。二是建立日常工作规章制度。制定一整套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减轻农民负担和农村财务管理的执法管理制度和措施，确保国家各项政策的落实。三是建立准确及时的信息反馈制度。根据涉及农经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时到事发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快速预测和发现问题苗头，及早向党工委、街道办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措施，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四是实施"阳光星期一"集中办公制度和村级事务契约化，提高政务透明度。我街办实行"阳光村务星期一"集中办公制度，每逢星期一，各村村两委成员、两个议事会成员都按时在村委办公室集中办公议事，把各村应该公开的事项如村务收支、土地承包、集体经济项目承包等纳入议事日程，扩大了村级民主，深化了村务公开，提高了村干部的办事效率，能够及时化解有关农经不安定因素的各类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村级制订并规范实施了村级所有重要事务必须实行民主决策的契约化制度：即所有招标项目和村级承包合同、土地调整和经营活动必须签订正式合同，并在合同签订后三日内报街道财经统计站备案存档。通过村级事务契约化，我街办把大量可能诱发干群矛盾和纠纷的村级事务，用契约化形式约定下来，增强了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的自觉性。
（三）加快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继续做大做强龙头企业生产基地建设，逐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把引进发展龙头企业作为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提升标准化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手段，依托区位交通、农业基础等优势，吸引了瑞士先正达、荷兰安莎、以色列泽文、北京欧阁等20多家国内外知名农业公司纷纷落户。大力发展订单农业，鼓励龙头企业通过设立风险资金、保护价收购、利润返还等，与农户建立紧密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引导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入股，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扶持龙头企业发展，以蔬菜、种子、食用菌等农业一条龙型经济为重点，摸清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发展现状，积极谋划项目，加大扶持力度。抓好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试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户联接龙头企业、市场的纽带，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载体，也是加快龙型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组织形式，今年要重点抓好我省确定的2个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挥典型带动作用。
（四）深入基层，搞好调查研究。针对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农经管理要转变思维方式、工作方法和作风，深入到群众中去，加强调查研究，特别是对涉及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村稳定的重大问题，要进行深层次、系统的调查研究，为党工委、街道办制定农村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三大战略"是2005年12月农业部部长杜青林代表农业部党组在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提出。详见2006年第3期《求是》杂志《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转变、拓展、提升"三大战略，即：
(1)"转变"战略，重点是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发展节约型、环保型农业，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不断增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关键词：专业资料室；学科发展；文献信息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279-02
随着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许多新的学科应运而生。作为最新知识的专业传授载体，高等院校在新学科的研究发展上走在最前沿。而新学科的分布地――高校各具体院系，其专业资料室是院系学科发展的文献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资料室的建设应发挥自己所具有的专、精、深等的独特性，围绕教学科研搞好自身建设，进而为本学科发展提供优质服务。本文以河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为例浅析如何围绕学科发展搞好专业资料室的建设。
一、我院经济管理学科发展
河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前身是河南师范大学的政教系，于2001年合并市场营销系而建院。现发展为七个专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市场营销、工商管理、财务管理、会计学、金融学。有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心、a企业策划与咨询中心、金融工程研究中心、现代应用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所。学院还拥有河南省唯一的省级经济管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硕士学位授权点也由原来的两个发展为现在的四个：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国民经济学、企业管理。政治经济学为河南省重点学科、产业经济学为校级重点学科。现从两个方面讨论一下我院学科发展的情况及今后的发展方向。
1.从研究生论文选题调查看经济管理学科发展。院（系）专业资料室的一个特色收藏就是本学院的硕士毕业生学位论文。学位论文是导师和学生几年来的学习和思考的成果，撰写过程中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特别是研究生导师一般都是所在学院学科建设的带头人或是学术骨干，在他们的指导下完成的论文也有许多是他们正在研究的课题，代表了学科发展的方向。
经济与管理学院从有硕士点以来一直不间断地收藏本院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从研究生的论文选题变化就可看出当前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科发展的动向。经济与管理相关专业的发展同社会发展是密不可分，结合点很多，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管理类的学科发展也从原来的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这一点从硕士生的论文选题上可见一斑。过去研究生大多撰写研究政治经济学理论，产业经济学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等方面的论文。发展到现在选题则广泛得多，研究内容更加实际，更注重解决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如以前从未涉及的银行、证券、保险、财政、国际贸易、房地产、企业管理、企业兼并等文章方面已占相当的比重。调查显示，现在的研究生以经济理论，经济思想史，经济史，资本论等的选题是越来越少，而对当前经济热点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经济热点的分析研究呈上升趋势。一些在职研究生的论文选题更是紧密结合当前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发展的热点，这些变化正是顺应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改革的需要。
2.从师资建设看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学科建设是师资队伍建设的根本，师资队伍是学科发展的核心。经济与管理学院在2002年以前的教师大部分是从事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的教师，所开专业也大都是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研究等。随着学校发展和学科发展的需求，引进和自我培养多学科硕士、博士越来越多，学科发展也越来越快，经济学管理学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带来了学科建设的大发展。这些在重点大学和国家重点科研院所学成归来的博士很多都是行业内大家的弟子，感知着学科最前沿的发展动向，有的还参与了导师的部级经济学管理学的重大课题研究，他们的学成归来为我院的学科发展注入了活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他们对专业文献资料服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围绕学科发展，加强院（系）专业资料室建设
专业资料室因其所收藏文献资料及服务和地理位置的独特性，使其在学科发展中充当着重要的文献信息提供角色。在学科发展和教学科研提供文献信息保障和优质的服务是其责任，它的建设应围绕学科建设和学科带头人展开。
1.围绕学科发展需要进行文献资源的建设。资料室的建设与图书馆不同，其收藏的文献资料具有专业性、学科性的特点，在资料的收集和开发上要根据本学科的设置和发展，形成有本专业学科特色的研究级的文献资源。随着新课程的增加，学院的文献保障体系需要针对学科发展的教学与研究变化及时调整文献信息资料的采编计划。如，从2002年后，针对学院新开的课程，如金融、证券、跨国公司、企业兼并、产业链、物流管理等，资料室采纳相关专业教师意见，调整了期刊征订和图书采编计划，并形成制度，每年的期刊征订及每次的图书采编都会充分征求教师意见，作出相应的调整。学院新引进的年轻教师及学者，开设的一些新的课程，学院专业资料室由于经常接触他们，了解他们的文献需求，就可以反映他们的问题，在采编文献的过程中与教师保持畅通的渠道，增加新学科需要的图书期刊等文献资料。资料室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及时将最新的书目和期刊与教师见面，为满足学科发展研究的需要，提供全新的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做好学科发展的文献保障。
2.加强现代化建设，提高人员服务素质。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各类期刊专著毕业论文、电子刊物等文献逐年增加，建立现代化管理系统已迫在眉睫，而目前院系资料室虽然配备了计算机及一般的基础设施，但也只是将它的功能定位在目录编制、统计等基础性管理上，缺乏综合处理技术和必要的数据库，导致检索困难，利用率低下。这种落后的技术手段不仅不利于文献的综合利用，更难以适应网� 所以，文献保障体系必须适应当前信息化这种飞速发展的形势，建立现代化的服务设施，积极利用网络信息技术进行服务，如我们经济与管理学院对于在2010年中的通货膨胀、新会计准则等问题的专题研究中就采用了网上订阅。并与校图书馆共同对室藏文献进行了回溯建库，利用校园网进行了资源共享。人是一切工作的前提保障。目前，资料室人员计算机知识的运用能力普遍缺乏，外语水平普遍不高，这些都影响了资料室作用的发挥。所以资料室的管理人员应明确自己的职责，不断适应这种深刻的变革，提高自身素质，以保持资料室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本学科的发展做好信息保障。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创新日益频繁，学科发展不断加快，院系资料室作为高校开展教学科研活动重要信息的保障阵地，不仅要向客户提供一般性的参考、咨询服务，还应提供更加专业性、深层性的学科信息服务。这就对资料室的工作人员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岗位要求：一是要优化知识结构，不仅要有图书情报知识，而且要有一定的学科专业知识；二是要增加职业意识，要坚持甘为人梯的服务理念，加强与学科用户的交流和沟通，围绕学科用户的需求积极开展工作；三是要紧紧围绕学科建设和发展，积极为学科用户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信息服务，既要为学科用户主动提供各类信息资源，又要通过多种方式向学科用户提供咨询服务；既要积极开展信息的收集工作，又要主动对信息资源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和分析，编织成二三次文献，针对学科用户的信息需求，充分调动各种资源来保障学科用户的需要，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3.克服经费难题，为学科发展开拓服务。现在由于文献资料的价格上涨，直接导致院系资料室的购买力下降。由于现在许多高校的图书购置的费用都直接拨付给校图书馆，而图书馆又因为与教研一线的专业人员很少直接交流，不了解学科发展对文献信息的需求，使得服务与需求之间脱节严重，而院系专业资料室又由于经费所限，使得一些需要较大量资金支持的又是学科建设所需要的文献无力收藏，而资料室人员及时的联系双方进行沟通，使资源利益最大化地利用。如本人所在的经济与管理学院，在进行学科建设做一些课题时，学科带头人提出需购置专业数据库，几十万的资金对院系来说有些困难，通过资料室进行反映联系，双方联合购置，解决了这一问题，现在共同购置的中宏数据库和国研网正在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联合对解决文献购置经费的来源上提供了新思路。校系文献共建共享是高校信息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一个好办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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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芬。高校院系资料室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10，(4).
Building the Departmental Reference Room Surrou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Taking the EMC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HAN Hui
（Economics & Management College，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7，China）
Abstract: Departmental reference room is an indispensible part in the referential information system of university.Its construction must surround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Its tasks are understanding the variation of the disciplines，adjusting the contents and structure of referential information in time，and provide servic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这里又碰到一个老生长谈的话题：是照搬照抄洋教条呢，还是从中国当前的实际出发。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指经济总量出现失衡的状态，针对前一状态，通常采取紧缩银根的对策，以抑制需求；针对后一状态，则采取放松银根的对策，以刺激需求。但是，这种需求管理办法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只管了总量，顾不上结构。如果经济失衡是由结构矛盾引起的，或者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相互交织，它便无能为力了。其次，中国是一个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发展中国家，总量矛盾的解决取决于结构升级和结构优化。结构矛盾是制约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长过程的主导矛盾。靠刺激或抑制需求总量的办法是不能有效解决结构问题的。再次，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消化过剩生产能力，增加有效供给，改善供求结构。90年代初，由于各地各部门竞相追求超高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急速膨胀，1993年上半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70.7%.尽管当年中央政府实行了紧缩银根，但全年投资仍增长50.6%，工业生产增长高达21.1%，盲目上项目，重复建设，重复引进，形成了过剩生产能力。纺织品和服装类产品约1/3供过于求，家电行业生产能力过剩1/2到1/3，机械行业开工率不到50%.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无视供给结构状况，无视迅速膨胀的生产能力，把启动经济的希望都寄托在扩大总需求上，那势必事倍功半。尤其有害的是，把在盲目扩张中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视为高速增长的潜在因素。如果按这种观点行事，我国经济恐怕难以走出“扩张——紧缩——再扩张——再紧缩……”的怪圈。
“有效需求不足”，这是“通货紧缩论”的重要论据。投资和消费是构成内需的两大要素。需求总量足与不足，不能根据人们的主观愿望来判断。经验数据例如上一周期年需求增长平均值可以参考，但应考虑当年需求生成的新因素和条件，以及经济的实际承受力。199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0.1%，基本建设投资增长14.5%，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1.1%，居民消费水平增长7.7%，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8%.这样的增长规模和速度，与历史上正常年份比，或者与其它国家同期比，都难作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判断。上世纪80年代末曾出现所谓“市场疲软”。198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为-7.2%，1990年增长2.4%，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为4.1%，3.8%.俩相比较，1997年经济怎么能作出“需求不足”的判断呢？如果说需求增长乏力，似乎更确切些。
但是，需求总量增长并不意味结构各部分同步增长。相反，总量增长恰恰掩盖了各组成部分增长的不平衡。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农产品的供给逐步增加，最终告别了短缺，但农民收入却徘徊不前，特别是纯农户的收入出现下降。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1990年——1996年分别为1.8%，2.0%，5.9%，3.2%，5.0%，9.0%，4.6%；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分别为-2.11%，7.39%，7.34%，-14.35%，4.07%，6.12%，12.1%，县和县以下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0年53%下降为1997年39%.因此，真正“有效需求不足”的是占人口总数的70%的农民。究其原因，主要是农村第二步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民税费负担沉重，增收致富门路涌堵。农村深化改革成为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瓶颈，靠放松银根是无济于事的。1989年以来实行扩张型财政政策，靠增加财政赤字和增发国债来扩大需求总量，投资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并没有改变农民收入徘徊不前的状态。1998年——2001年，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分别为6.3%，6.3%，8.2%，7.0%，均低于城市1-2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2001年比上年增长5%，2000年增长1.9%.而且在农民收入平均数下还掩盖着一个庞大的贫困群体，其中，除了至今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3000万农民之外，还有几千万失业和半失业的农民工。农村市场是我国至今尚未充分开发潜力巨大的市场。近几年我国内需持续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农村市场的拓展有限。
投资持续增长乏力，并不是市场主体投资需求不足，也不是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投资领域之广，待开发的领域之多，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可比拟的。问题出在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历史包袱沉重，不良资产比例过高，税费负担过重；加之企业改制步履艰难，改制的成本和代价巨大。在这种条件下，相当多的企业维持简单再生产都很困难，怎么有实力顾得上发展和改革？改变企业在转型时期的艰难处境，依靠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用输血的办法是于事无补的。银行连续8次降息，对降低企业的利息负担是有作用的，但对激励企业投资却未起到预期的作用。用政府取代企业充当投资主体是否可行呢？显然，这是喧宾夺主，背离了改革的方向，不能长久。
求解难题：中国经济忧患之成因
价格常年下降，这是“通货紧缩论”的又一论椐。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出现反常态的走势：即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市场物价却常年处于低迷状态。在经济运行正常情况下，如果物价走势常年低迷，全面下降，这就意味着经济周期进入了衰退或危机阶段。现代经济学把衰退的原因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而需求不足又归结为银根紧缩所致。所以，这种现象称之为通货紧缩，认为它是货币现象，主张转而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用流行的“通货紧缩论”能解释清楚我国当前的经济态势吗？从现象上看，除了物价低迷之外，其他方面都无法与“通货紧缩论”对上号。首先，从1997年以来经济年增幅一直保持在7%以上的速度运行，表明并不存在总需求不足的难题。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经济年增幅保持在这个区间是恰当的。一旦达到两位数，就会超越经济和社会的承受力，引发通货膨胀，造成市场秩序混乱。按照“紧缩论”的主张，只有总需求再翻一番，速度再增加一倍，物价才能转降为升。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势必重蹈1992年经济过热的覆辙。其次，现行物价指数不能充分反映转型时期的特点，不能全面反映市场物价的动态。当前，价外价，灰色价格和黑市价格依然是市场管理中的一大突出的难题。例如，幼儿园和学校以“赞助”名义收取的高额费用，聘用家庭教师支付的报酬，保姆或小时工的工资，住宅区物业管理名目繁多的收费，医疗服务方面的灰色费用等。这些付费项目已经在居民消费中占据仅次于基本生活需要的位置，而且金额和种类还有上升与发展的趋势。反映在居民消费需求结构中，随着恩格尔系数下降，用于购买基本生活资料的支出相对下降，用于服务方面的支出却绝对上升。特别是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超过了居民的经济承受力。一方面官方的价格指数下降，另方面价外价和未列入统计的价格却呈现上涨的势头。所以仅仅用现行物价指数判断经济形势，是有局限性的。再次，考虑到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严重通货膨胀，近几年物价走势在度过全面紧束之后正处在缓慢调整过程之中。如果用基期年1990年为基数进行比较，这几年物价依然呈缓慢上升之势。据统计局资料，消费物价指数1995年为183.3，1996年为198.6，1999年为199.6，2000年为200.4，2001年为201.8.但是，用环比方法计算的指数，却呈现下降的态势。因此，把两种指数联系起来分析，才能对物价走势作出恰当的判断。
论文求解难题：中国经济忧患之成因来自
所谓“通货紧缩”是否由于货币政策偏紧引起的呢？根据经验数据，只要广义货币增长高于经济增长1倍再加几个百分点，就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不会发生偏紧或偏松的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货币供应一直保持适度的增长幅。1997年比上年增长19.5%，1998年14.8%，1999年14.7%，2000年12.2%，2001年17.6%.问题不在于货币总量，而在于货币投向。农业是基础产业，但农业技术改造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至今仍然为资金短缺所困。而农村金融却出现存大于贷的反常现象，农村金融机构把在农村吸收的大量存款约4000-5000亿元上调城市。在这种情况下，不改变货币投向，即使再增加货币供应量，也不能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燃眉之急。金融体制的弊端用总量政策是无济于事的。
所以，离开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的大背景，对经济形势是难以作出恰当的判断的。
支撑速度与化解风险：孰轻孰重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宏观调节面临着两难抉择：即一方面要消除93年紧缩引起的负面影响，遏制经济增幅下滑的态势，另方面又要正视1992年非经济因素诱发经济超高速增长造成的后果，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潜伏的隐患，化解风险。
1992年，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掀起了一股争速度，“上台阶”的热潮，不考虑客观条件的许可，上项目铺摊子，建市场热，招商引资热，办开发区热，工业园区热，高新技术区热，房地产热，硅谷光谷热，楼堂馆所热，一浪高过一浪，形成前所未有的投资热潮。有人形容，那时期银行敞开口袋放贷，财政敞开国库花钱。货币（广义）供应量超常增长，1991年为26.5%，1992年31.2%，1993年37.3%，1994年34.5%，1995年29.4%，1996年25.4%.货币多年超经济发行，给金融业埋下了风险隐患。当时就有人指出，按照最保守的估算，4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不低于24%.从理论上说，商业银行早应进入破产程序。如今完全是靠国家信誉支撑。1998年以来，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速度是上去了，但金融隐患也在增长，财政收支严重失衡，赤字骤增，以1990年为100，1993年上升1倍，1994年上升2.9倍。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逐年攀升，1990年为12.1%，1992年上升为17.8%，1994年为20.2%，1996年为24.7%，1997年26.8%.这里说的是硬赤字，不包括或有债务或隐性债务。按照《预算法》的规定，编制预算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预算都不列赤字。但是，90年代以来，财政收支的缺口却呈现逐年上升势头。而随着改革深化，或有债务上升的势头更大。
求解难题：中国经济忧患之成因
国际经济形势也向我国提出严峻挑战。1997年6月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波及我周边国家和地区。国际金融大鳄几次冲击香港金融市场，企图染指我国内地经济。所幸的是我国未实行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这道防波堤才使我们幸免于难。否则，后果是难以设想的。然而，抵御了外患却不该无视内忧的存在。不消除潜伏的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国际投机资本随时会伺机兴风作浪，冲击我国金融市场，搅乱我国经济。所以，防外患必须除内忧。而且开放资本市场，实行资本项目人民币自由兑换不过是时间问题。化解潜伏的金融风险是开放金融市场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然而，在此同时经济年增幅又出现下滑的趋势，1993年以来每年以一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减，对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构成了实际的威胁。尽管年增长6%-7%的速度与其他国家比较，是很高的速度，但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不高，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提供的实际效益要比发达国家少得多。大体上说，我国经济增长6%-7%，也就相当于发达国家增长2%-3%.如果增长速度低于这个速度，维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安置适龄人口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适当扩大基建规模，便难以实现。在现行体制下，没有必要的速度，便没有效益；效益要靠速度拉动，速度出效益。我们喊了十多年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但至今没有变成现实。所以，90年代后期，宏观调控面临一项任务，就是遏止经济增幅下滑，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
但是，在有限资源供给的约束下，既要保速度，又要化解经济风险，却存在着难以兼顾的矛盾。不但增长要增加投入，而且化解风险需要的投入更多。补足社保基金缺口，降低企业和银行不良资产比例，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等，这些都需要国家投入巨额资金。
“发展是硬道理。”经济中一切问题都要靠发展来解决，包括化解经济隐患和风险。没有发展，就不能创造出解决问题的物质前提。但是，如果无视经济风险和隐患的存在，只顾发展和增长，继续铺摊子拼速度，那么，势必付出恶化风险和隐患的沉重代价，最终将经济拖进不可持续的泥潭。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一再表明，化解经济风险和隐患恰恰是持续增长和发展的前提。当二者不能完全兼顾时，应当率先抉择消除潜伏的危机，在化解并最终消除危机的前提下，使经济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有限资源的分配，既要优先用于化解风险，同时又要使经济增幅适应发展的最低限的需要。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例如爆发了全面危机，才有必要全力以赴克服危机，以暂时牺牲增长和发展为代价度过难关。然而，这并不是唯一的出路。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如果把着眼点放在转变增长方式和深化改革上，而不是求助于扩张性经济政策支撑速度，解决矛盾的空间是很大的，消除潜在危机和保持必要的速度是可以兼顾的。
近几年推行扩张性政策，虽然支撑了速度，但同时付出了加大亦已存在的风险和隐患的代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负面影响将会日益显露，深化改革的路途将更加崎岖，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将更艰难。体制是推动经济快速？高效？稳步？持续发展的长期起作用的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政策却是因时因事因地制宜的暂时起作用的因素。当前，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已� 经济隐患不是孤立的，它是和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的。经济隐患是经济不稳定的根源；经济不稳定又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因此，从确保全局的稳定出发，在争速度和消除忧患之间作出抉择，孰轻孰重，是不难理解的。
被市场边缘化的弱者：农民
工业化和城市化随之而来的是农村经济市场化，农村被卷进市场经济大潮，农民成为市场的参与者。市场通行的是弱肉强食法则。农民是天生弱者，农业是天生的弱势产业。因此，任何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过程中都会面临如何对待农民和农业的问题。特别是象我国这样的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大国。
在社会主义经济史上，无论是苏联，或中国，都曾经通过对农民征税和实行“剪刀差”政策为工业化积累资金。这个政策“把农民整得很苦”（语），实际上是变相剥夺农民。工业化并没有给农民直接带来多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相反，造成了普遍贫困，城乡二元结构趋向稳固化。
回过头来看市场化过程中农民的命运如何呢？近二十年推行了市场化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城乡经济全面市场化，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改革的步骤却是以城乡二元结构为立足点，按城乡两大板块分别分步推进的。板块式改革模式虽可避免一体化改革带来的强震，但通过以下的分析，将可以看到它的局限性和弊端。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缺位。建国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一直偏向城市，轻视农村，是名副其实的“城市”社会保障。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不公平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甚至还在强化。近几年迫于城市失业剧增的压力，城市社保体系的建设加快了步伐。但农村社保制度至今依然缺位。虽然稳定土地使用权事实上起着社会保障的作用，但决不能取代现代文明社会创造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开放初期，依靠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和建国以来农田水利建设的物质基础，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农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贫困人口减少。但随后却出现了大量返贫现象，因疾病致贫，因灾害返贫，因经营亏损破产，因失业而返贫，因税费负担沉重而致贫等，农村出现了一个人数不少于原有贫困人口的新的返贫群体。由于政府拨付的扶贫资金有限，而农村社保体系迟迟没有就位，致使农村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不稳。同时，由于农村社保体系缺位，阻碍了土地资源的合理流转和优化配置。土地作为商品，按市场规则运转，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如果没有社保制度为前提，一旦农民失去土地，便失去了生活保障。
求解难题：中国经济忧患之成因
——土地流转中农民遭到变相剥夺。土地现在还不能作为商品自由流通，政府依法对农民承包的土地实行有偿征用制度。由于没有依法监管的规范化的统一的土地市场，由于农民不拥有土地处置的自主权，由于房地产业过度投机，普遍存在着征地补偿费过低，农民利益受损。土地补偿费与土地最终售价每亩相差十几倍到几十倍。例如，南方某市，每亩补偿费只有2万多元的地，拍卖价竟高达100多万元。通过征地“剪刀差”，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被剥夺了20000多亿元。巨额暴利驱使许多地方上演了一幕幕新的“圈地运动”。按照每征一亩地就有1.4个农民离开土地，每年征用300万亩左右计算，就有400多万农民失去土地。据国土资源部的资料，2002年上半年信访部门受理的案件中，有73%涉及征地问题。现在城市化热潮正在兴起，“经营城市”的口号势将引发更大的“圈地运动”。有农民愤慨地说：“别人发财用我们的命根子铺路。”
——农民就业和致富的机会不公平，甚至受到歧视，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目前全国离乡就业的农民工已超过9400万人，务工收入约占农民纯收入的30%.但是，当前的状况是，城市化滞后于农村人口的转移，城乡统一的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又滞后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这两个“滞后”已经产生了负面效应：户籍管理制度虽有松动，但附加了种种限制条件，绝大多数农民工过着“二等公民”“三等公民”的生活，许多人栖息在工棚或贫民窟，无权享受市政当局用国有资产举办的福利设施，子女不能进入公立学校或幼儿院，干的是城市居民嫌弃的苦活重活脏活和危险工种，不少厂矿或工地没有必要的安全保护实施，伤亡事故经常发生，受害职工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拖欠血汗工资克扣工钱且数额巨大，一旦失业既得不到救济金又得不到再就业培训，从事个体经营要负担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尤其令人费解的是，有些地方雇佣了几百万上千万的农民工，但在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时却剔除了农民工，不计算农民工的贡献。
——政府垄断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流通的体制，束缚了农民经营自主权，窒息了市场机制作用，农民利益受到伤害。上世纪90年代后期，作为深化改革重要步骤，推出了粮棉流通新体制，实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的办法。新政策实施的结果却产生了设计者始料不及的负面效应：喂肥了粮贩子和不法之徒，损害了农民，背上了财政补贴的包袱。它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私商与收购员互相勾结，任意压级压价，将农民拒之门外，乘机低价收购，然后再按国家定价卖给收购站，或者收购人员按优价收购私商出售的劣质粮棉。结果，政府的保护价没有保护农民，却中饱了不法分子的私囊。现在此项政策作了改变，但粮食部门经营亏损却成了财政的沉重包袱。长期以来，国家对农业的保护政策始终没有到位，财政对农业的补贴不是直接给予农民，而是落到流通环节。目前粮食部门亏损挂帐已高达4000多亿元。
——收入分配不公，农民负担沉重。目前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比例约为3：1.如果和城镇职工年均工资比较约为4：1.但农民的税费负担却比城市居民高。农业税按田亩征收，类似个人所得税，但没有起征点的限制；三提五统，按产量和收入提取，包括地租和所得税；营业税，或市场管理费，按销售额交纳。农民还承担大量的城市居民所不缴纳的名目繁多的税外费。其中，一项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70%由乡镇财政负担。而乡镇财政连“吃饭”都保不了，不得不转嫁到农民身上。义务教育有名无实，致使农村学龄儿童辍学率居高不下。另一大项是农民要供养大量的在编和不在编的“吃皇粮”的乡村干部和其他脱产人员。仅以在编人员1200多万计算，大约75个农民供养一个脱产人员。某省每个乡镇财政供养人员平均多达448人。近二年农村费税改革艰难，有些地区出现回潮，有些地区明减暗不减，主要是因为减负未改体制，没有触动庞大的官僚体制。
——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普遍实行私有化，并未取得“一私就灵”的神效。改制一没有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和结构升级，没有走出整体低效益，高消耗，高污染，粗放经营的低级阶段，以至政府不得不下令强制关闭“五小企业”。二是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安置就业人数绝对数减少，比1996年减少1000多万。三是产生了一个新生的权贵阶层。在改制过程中，有些原来的企业领导人或乡镇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掌握了企业产权，摇身一变成为私人企业主，廉价或无偿地将公共财产据为己有。
分析表明，“三农”本应是扩大内需的主体，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动力源，但是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却被市场进一步边缘化。而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没有给农民带来多少直接的物质利益。
扩大内需：一篇尚未破题的文章
扩大内需，不仅有利于近期遏止经济减速，而且能够给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的动力。这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近几年实施这一方针是有成效的。但是做好扩大内需这篇文章却非易事。
求解难题：中国经济忧患之成因
近几年，政府实施扩张性经济政策刺激需求，并提出了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坚持的方针。反思实施的过程和结果，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扩大什么内需，怎样扩大内需，如何处理内需和外需的关系，以及需求和供给的关系等问题，从中找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宏观调控政策作为反周期的相机对策，应视导致周期的原因，采取扩大需求，或者改善增加供给，或者二者并举的措施，以熨平周期。基于对我国90年代后期经济态势的判断，实行了旨在克服“需求不足”的扩张性经济政策。现在还要继续执行此项政策，保持政策措施的连续性。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扩大内需这篇文章有了好的命题，但是还不能说已经破题了。
——是以产值增长速度唯此为大，还是以扩大内需为宗旨。
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们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生产是为了消费，并依赖消费。与消费需求相脱节或对立的生产，是注定要衰退的。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总是片面追求产值高速增长，给经济建设造成很大损害。改革开放之初，早就明确提出转变增长方式。但时至今日经济增长和发展依然被这只无形的手所左右。提出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初衷，就是要保速度。产值增幅是第一位的，需求是第二位的，是为了保速度。虽说中央计划不再是指令，但依然是考核各级干部的重要指标。各地方，各部门竞相攀比产值增幅。不管是否能增加消费需求，只要能提高速度，什么办法都用上。近几年，上下都认为“需求不足”制约了经济增长。但读一读历年发表的统计公报，除了个别区省，没有几个省市经济增长速度等于或低于全国的增幅。经济高增长与占人口绝对多数的中低收入群体需求不足共生形成了强烈反差，而且随着经济发展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经济高增长与城乡贫困人口数量剧增形成对立，这些反常态的现实难道还不足以令人反思吗？
——是以公共设施建设为投资重点，还是以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升级为重点。
内需的一大项就是投资。投资是和最终消费需求相对而言的生产消费需求。按照资金投向和用途，可分为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房地产投资。我国是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发展中国家。投资的空间是十分广阔的。但有轻重缓急先后之分。近几年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国债投资选择了公共基础实施建设为重点。现在我国交通运输状况已经有了显著改善。但是，把基础实施建设作为中长期投资重点，是否恰当，有必要进行探讨。首先，从加快工业化的要求来看，应当大力发展制造业，加快制造业的技术改造，使 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能超越的，是第三产业或高新技术产业所无法取代的。经过50多年的建设，我国制造业发展已有相当规模。但是，与发达国家比较，规模过小，在世界制造业生产能力中所占份额仅为0.18%；技术层次低，每年投资所需要的设备约有40%-50%靠进口，机械工业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仅有1/10；产品附加值低，加工贸易占出口额40%以上。因此加快制造业技术改造和技术更新迫在眉睫。同时，外国的经验表明，一旦经济衰颓或不景气时，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固定资产更新，恰恰是扩大内需，启动经济的有效机制。近几年在投资方向上，历年更新改造资金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过低，平均不到15%，最低的年份不到1%.其次，近几年基础实施建设在选项和建设标准等方面，存在着超越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例如，世界上第一条商业运营的磁悬浮列车轨道的建成，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居世界第二位等，这些建设项目都明显过分超前，耗资巨大，实效低。再次，在安置就业，增加居民消费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所起的作用有限。2001年和1997年相比，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近50%，而最终消费仅增长35.2%，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增长了1.6个百分点，为59.7%，依然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其中居民消费的比重还降低了0.1个百分点，仅增长31.7%.可见，消费比重偏低的状况并未改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依然受到限制。至于投资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则成下降的趋势。投资每年都以两位数的增幅上升，国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1.5-2个百分点，然而失业率上升的势头却得不到遏制。
——扩大内需，要不要遏制泡沫经济和经济泡沫。
国外的经验表明，泡沫经济和经济泡沫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是无法根除的。但必须遏制和调控。否则，任其发展，必然导致灾难性后果。远的不说，近期美国所谓“新经济”的破灭，纳斯达克股指狂泻，日本10余年经济衰退至今不见曙光，便是例证。在我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泡沫经济所产生的危害是不容忽视的。首先是房地产虚热造成的经济泡沫。土地使用权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以及房屋商品化，给房地产行业提供了牟取暴利和寻租的机遇，掀起了炒作房地产的投机热潮，致使房地产热经年不衰，即使房屋空置率骤升，烂尾楼成片，银行贷款无力偿还，房地产价格依然居高不下。以权力为依托的垄断经营，将市场调节拒之门外，这是我国市场经济一大特殊景观。2001年与1997年相比，用于固定资产更新改造的投资增长了51%，而房地产投资却增长了109%.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商品房空置总量已经达到1.3亿平方米左右，其中有一半的房屋已经空置了一年以上，占压资金2500亿元，不良资产居全国各行业之首，资金主要来自银行贷款，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高达85%.各级政府的领导人大刮“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之风，给房地产业虚热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其次，股市过度投机形成的泡沫，虽然对居民和政府增收有暂时的效应，但泡沫注定是要破灭的。一旦股市狂泻，众多中小投资者将被推入破产陷阱。我国股市发展已初具规模，股票市值4万多亿元，上市公司1200多家，投资者6000多万。近2年股市低迷，股指大幅下跌，沪指从2001年高点2245点下跌到目前的1400点，投资者财富缩水。但目前股市的市盈率依然是世界最高的。尽管利好的信息不断，但股市依然没有重现昔日的“繁荣”。当前，应当利用股市低迷时机，整顿和规范股市，处理好维护投资者利益和经济发展整体利益的关系，稳中求进。
——扩大内需的新难题：外需与内需的关系。
明确地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建设的长期方针，无疑，这是完全正确的选择。扩大内需与扩大开放，并不是对立的。但必须明确，开放是为了扩大内需，为了全国人民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因此，开放应服务于扩大内需，服从扩大内需。这个主从关系是不应也是不能颠倒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摆正内需和外需的关系，由于受部门利益和产业结构的制约，依然没有解决。首先，在某些行业中，借进口贸易，将扩大内需转换为扩大外需，冲击了国内市场。有资料表明，内需仅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占27%.目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所需设备有2/3来自进口，而机械行业却严重开工不足，生产能力的利用率仅为51.86%，每年贸易逆差高达数百亿美元，投资对扩大内需的实际拉动作用大打折扣。其次，经济增长对外贸的依存度过高。目前，进出口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高达60%，为世界大国之最。美国在世界贸易额中占居32%，但美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不到20%.内需依然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重点。我国是正在推进工业化的发展中大国，如此高的外贸依存度，眼下对维持经济增长速度有一些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弊多利少。一是不利于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把有限的资源都消耗在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以廉价的劳动成本换取外汇，得到的回报是以延缓和牺牲工业化为代价，换取出口高速增长。二是不利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目前，我国出口的大宗商品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即使这些商品在品牌和质量方面也缺乏竞争优势，更不用说在设备制造业，高新技术贸易方面，至今我国还没有取得与世界第6贸易大国地位相应的份额。三是加工贸易比重过大。我国的出口企业大都是处于产业链的末端，为外国跨国公司从事零部件加工或制成品组装，充当国际打工仔，出卖廉价的劳动力，高额利润为外国公司所得。四是对外依附性强，风险大。我们一方面要承受世界市场景气变幻的冲击，同时还要为跨国公司承担经营风险和研制开发风险。所以，继续把出口额作为显示外贸政绩的唯此唯大的指标，是十分有害的。“出口多元化”不是外贸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
——“减员增效”：作茧自缚之策。
城乡贫困人口剧增是导致最终消费乏力主因。近几年，我国经济出现的又一反常规现象，就是经济高速增长，而城乡贫困入口却大量增加，引起居民购买力相对萎缩，最终导致经济持续发展受阻，不得不求助于扩张性经济政策。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方面来反思，不能说与制度设计和决策不当无关。早在上世纪90年代前期，就业形势就呈现日趋严峻之势。据有关专家的调查资料，1993年—1996年，城镇失业职工人数年均以48.7%的增幅上升。1997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2%，失业人数约600万人，下岗职工约1400万人，不包括停产半停产的在职职工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农村还有6000万贫困人口。如此庞大的贫困群体，对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形成了巨大的压力。面对就业的严峻形势，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本应由反通货膨胀转向反高失业，一方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社保资金的投入，减少贫困人口；另方面广开就业门路，实施再就业工程，降低失业率，减少企业改制的成本和代价，并使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的基本群众利益得到应有的补偿。但是，政府却按照“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原则加大了企业改制的力度和强度，对已经出现的下岗潮和失业潮推波助澜，以至使下岗和失业人数空前剧增。当政府实施扩张性经济政策时，面对的不仅是社会投资不足，而且还有一个导致消费需求萎缩的待救济的贫困群体。
“减员增效”，这原本是企业为了解决因冗员而增加成本致使利润下降而采取的办法。它的适用对象和范围是明确的，有限的。如果政府将它确定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在全社会范围普遍推行，企业纷纷裁员，必然导致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待救济的贫困人口上升，从而引起居民有购买力的需求下降，即使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最终也是难逃经济衰退的厄运。普遍减员，就是普遍减效。当前我国的现状就是佐证。
我国国有企业普遍存在冗员。这是个制度性问题。解决这个难症不能下猛药。欲速则不达。俄罗斯“休克”至今15个年头还没有结束“疗程”，代价是巨大的，教训是深刻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既要解决国有企业人浮于事，又要实现经济稳步增长，防止经济衰退，这确实是个大难题。
在推行“减员增效”的同时，近几年还出台了住房商品化，废止了公费医疗制，实行非义务教育收费等多项改革。这些改革都需要大幅度增加职工的支出。但工资制度却没有相应地进行改革，依然实行的是不完全工资制。广大职工对收入预期和支出预期都不看好，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节制消费，增加储蓄。这是导致居民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
分析近几年政府出台的改革步骤和政策措施，似有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不当之处。一方面，用一只手扩大内需，维持经济快速增长；另方面，用另只手遏制消费需求，导致经济持续增长乏力。这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迟迟不能淡化，不能收场的重要原因。
——症结：消费和积累比例失调。
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主流观点是“有效需求不足”。但是，“有效需求”是指投资需求还是指消费需求？从政策取向来看，是前者而不是后者。1998年以来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发6500亿元国债，主要用于投资。1998-2001年，预算内基建投资分别增长77.7%，44.8%，7.78%，2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13.8%，5%，10.2%，13.05%.高投资拉动了经济高增长。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7.8%，7.1%，8%，7.3%.但是，同期居民人均收入增幅既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更大大低于投资的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5.1%，7.9%，7.5%，9.2%；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分别为3.4%，2.2%，1.9%，5%.结果，导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积累率从1997年的38%上升到2002年42.1%；消费率从58.1%下降为57.9%.居民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比重从80%下降为77.9%；农民消费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从50%下降为44.3%.2001年，城乡居民最终消费人均每天仅为9.8元，略高于联合国的1美元作为贫困线的标准。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重积累轻消费，高积累低消费，是导致我国经济长期不能步入稳定持续增长的久治不愈的顽症。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过热，积累率高达38%-38.5%；90年代初期，经济连续4年两位数的增幅，积累率高达39.3%-43.5%，最后不得不紧缩银根。当前，有些行业和地区在利润和“政绩”的驱使下，出现了盲目上项目扩大投资的“虚”热。局部过热已经是不容争辩的事实。经济局部“虚”热引起的隐患是不能不引起足够重视的。但是，按照目前靠继续增加投资来克服“有效需求不足”拉动经济的思路，必然加剧积累率过高引起居民消费需求继续相对萎缩，从而遏制经济增长内生机制的作用，而且还会导致经济过热。
当前，我国经济中，一方面，积累率过高，另方面，物价指数长期低迷。这是一种奇特的经济现象。原因在于，我国当前的经济情势既不同于90年代初，也不同于西方国家。首先，我国现时市场供求格局已经改变，基本消费品和主要投资品的供给告别了“短缺”，因物资供不应求引起物价上涨的历史不再重现。其次，居民消费需求受到来自积累和改革的双重压力，以至出现投资热与消费相对萎缩并存的现象，导致消费品价格长期走低。再次，投资拉动消费的传导机制受阻。在一般情况下，投资能够直接和间接地拉动消费。但在我国当前经济转型时期，从投资到消费的传导机制却被阻隔。近几年，居民消费需求增长乏力，而居民储蓄余额却超常增长。1998-2001年，分别增长17.1%，11.6%，7.9%，14.7%.住房，医疗，就业，教育等项改革，阻碍了储蓄向消费转化，阻碍了有购买力的需求变现。最后，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投资领域对外商实行国民待遇，外商以进口设备抵扣投资予以税收优惠，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高积累高投资的压力，所以允许积累率短期略高。目前我国的积累率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长此以往，难以为继。
老生常谈话改革：尊重客观规律
解放思想是“求是”的前提。但解放思想如果背离了实事求是，就会陷入唯意志论的陷阱，重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覆辙。
1.改革要从我国生产力的现状出发，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要求办事。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改革大业的根据和出发点。无论目标模式的选择和设计，或者实施步骤和方法，改革战略和战术的抉择，都必须按照这个规律的要求办事。经济体制本质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经济改革实质上就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
有人认为，西方国家搞市场经济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既然我们要搞市场经济，就只能向西方国家学习，拜西方经济学大师为师。但是，学习不等于照搬照抄，改革不能依样画葫芦。这些年在改革的进程中，经常出现方案夭折，模式走形，功能扭曲，改革异化的现象。例如，股份公司是国有企业改制可供选择的一种形式。现在许多企业已经挂上了股份公司的招牌，但大都是名不副实的翻牌公司，企业并不按市场经济规则运作；企业经营资不抵债，实行破产制度，这原本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机制，但在全国范围却刮起了一股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风潮，银行蒙受巨大的损失；股票上市流通，原本是为了搞活企业，为企业和投资者开辟一个融通资金的渠道，但在我们这里却蜕化为从股民兜里圈钱，为国有企业脱困提供一条捷径；中介组织本应以公正公平服务为宗旨，不以赢利为目的，但这些年如雨后春笋建立的各种各样的中介机构却异化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营性组织，以至与客户串通一气弄虚作假，坑害公众，欺骗政府，等等。改革走形，机制异化，功能扭曲，如果仅仅是个别的偶而出现的现象，那还可以理解。问题在于，这些现象恰恰是大量的，普遍的，反复出现的，久治不愈的顽症。这是令人深思的。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怀疑改革的方向。我们对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义无返顾。但是，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按照生产力决定作用的规律的要求办事，改革必须从我国生产力现状出发，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中国与其他经济转型国家不同之处，经济方面主要表现在：现代工业与小农经济并存；现代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并存；人力资源数量巨大和整体素质低下并存；自然资源总量大和人均资源稀缺并存；资源公共占有和非公共占有并存；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和政治权力集权化并存，等等。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方向，实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对接，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证明，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不可逾越的中国社会发展必经的阶段；全面私有化，是历史的大倒退；全盘西化，此路不通。进行市场化改革必须遵循中国社会自身固有的，而不是人们强加给它的客观规律。俄罗斯的殷鉴不远。“休克”私有化，不可取：“渐进”私有化，也不可为。这是一条死路，它只能进一步激化现存的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导致改革背离“共同富裕”的目标，失去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
2.要用实践来检验理论和观点。改革是前无古人的艰难事业。20多年来我们一直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行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没有或不需要理论指导。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明确的。然而，在具体运用层次上，一些理论观点却需要经过实践检验决定取舍。
例如：——在收入分配领域，多年来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指导原则，实践的结果，却是始料不及的：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贫富分化加剧，贫困人口骤增。按照实践的标准，有必要对这一原则重新认识。首先，它没有区别宏观经济分配和微观经济分配，再分配和直接分配。如果是指国民收入再分配，它是要解决初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的问题。因此，这里应当遵循的原则，不是“效率优先”，而是“公平分配”。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原则就是公平，公正。如果它是指企业层面的分配，即初次分配，这里是必须讲求效率的。但必须以公平，公正为前提，实行等量劳动即等价交换的原则。分配的效率来自分配的公平公正。违背了公平公正原则，效率必然受到损害。虽然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是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但在现阶段它是唯一可行的公平公正的分配原则，恰恰正是这个原则是市场经济共有的基本规律。在这个领域，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存在谁优谁次，谁主谁副，谁先谁后的问题。二者之间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相互影响。其次，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按劳分配，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公平，就是劳动的平等权利，就是等量劳动取得等量报酬的平等权利。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依然是人们的谋生手段的条件下，舍此，别无选择。“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对按劳分配本意的曲解。再次，从分配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功能与作用来说，分配是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的需要，人类自身繁衍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讲效率的分配是不存在的，完全没有效率的分配是没有的。有的西方学者早就对“效率优先”的分配模式表示疑问。英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德说过：“以效率为依据所要求的实际工资率模式，可能会有利于极少数富裕的财产所有者”，“这已� ”（《效率，公平和产权》）他的看法来自西方国家的长期实践，而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现状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佐证。
——“民族经济”过时论。时下，有一种论调：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跨国公司大量出现，民族经济，民族产业，民族企业已不存在，国家经济利益也发生了变化。随着跨国公司的进入，生产，加工，销售，投资，融资实现全球化，跨国公司的产权国际化，跨国公司的国籍淡化，越来越深地融入东道国整体经济之中，成为东道国的公民，成为“本土企业”，给东道国缴纳税金，安置就业，促进增长，这就使国家的经济利益的含义发生了变化。这一观点可称之为新“三无世界论”，即无民族国家利益，无民族经济，无民族企业。“三无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对实践是有害的。首先，它无视当今世界存在国家的客观事实，否定了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世界市场一体化的趋向，并不意味着从此进入了大同世界，国家走向消亡。相反，世界市场一体化过程自起步之日起，就充满了国家间，国家集团间的矛盾和斗争，甚至战争。二战后，这一过程大大加快。但世界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当今世界国家间的经济关系远不是平等，公平，公正的；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仍然可望不可及；这里通行的是生存竞争，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法则；几个经济强国居主导地位，超级大国把对外经济贸易作为其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世贸组织的建立并没有改变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它的现行规则又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按照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原则制定的。其次，跨国公司的产生并非自今日起。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适应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和策略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已今非昔比。但是，第一，跨国公司的所有权性质并未根本改变。无论股票如何分散化，国际化，股票控制权依然掌握在垄断财团或寡头手中。对于垄断资本来说，股份化意味着以少量的自有资本控制大量的他人资本，从而增强资本控制权；意味着经营风险分散化，从而将经营风险转嫁到公众身上。股权分散化与所有权社会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第二，跨国公司的经营宗旨也未改变。它进入别国不是来扶贫济困，不是来赞助工业化和现代化，而是为了占领对方市场，利用廉价劳动力，获得稀缺资源，从而牟取垄断利润。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依靠跨国公司实现的；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依靠跨国公司摆脱了贫困走向民富国强的。对跨国公司开放市场，引进一个竞争对手，是为了在与强者的博弈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跨国公司的本意并不是希望为自己培植一个市场上的竞争对手，但这是不以它的意志为转移的，是无奈的选择。第三，“经济全球化”并非意味着国家主权消亡，国家间利益趋同。“经济全球化”是个内涵杂乱，外延无边的概念。如果将它理解为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趋势，那么，由于国家间经济上相互依存，国家间利益便有一个交汇点，这个交汇点就是国家间利益共同点。实现共同利益，达到互利，是靠等价交换的原则。而等价交换是以承认各自主权和产权的独立性不可侵犯为前提的。跨国公司进入别国从事生产和营销，成为东道国经济结构的组成部分。但它决不会� 纳税，那是它应尽的义务，不过是取之于彼还之于彼，羊毛出自羊身上。安置就业，这正是它利润的来源。而且它吸纳的劳动力数量远抵不上因它参与竞争而破产失业的人数。对引进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则要具体分析，当它的国家景气指数上升时，它会增加廉价的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进口，从而带动出口国经济增长；当经济衰退时，转嫁危机是它惯用的伎俩。我们曾经迷恋“以市场换技术”，但得到的回答是：市场是非要不可的，技术则要另开价。我们花大钱买来的是二三流甚至是淘汰的技术，而无偿让出的是对跨国公司生死攸关的市场。市场在当代经济中是最稀缺的珍贵资源。“市场无价”，这是当代经济中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荒谬现象，也是如今世界经济关系不平等的重要表现。最后，在开放的条件下，跨国公司的进入是否改变了国家经济利益的内容呢？国家经济利益是否就是税收，就业，增长？东道国的利益与跨国公司的利益是否便因此融合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对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必须分清国家根本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本国利益和跨国公司利益，民族利益和世界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过时论”的潜台词是“退出论”。在他们看来，在竞争性产业领域，跨国公司的作用与本土企业是一样的，与东道国的利益已融合，那么，“民族企业”便可退出，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希望便可寄托在跨国公司身上。这种主张的利益倾向是十分清楚的。有的人在谈论国企改革时念念不忘“产权明晰”，产权改革唯此唯大，但在谈论跨国公司时却鼓吹“无国籍，无产权”，令人费解。
3.改革要从客观条件的许可出发，量力而行，不能只讲必要性紧迫性，不讲可能性和客观条件。
我国经济改革选择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这是我国生产力发展趋势决定的必然选择。但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起点，比原苏联和东欧国家要低的多，物质基础要薄弱得多。先天不足是我国改革的一大弱点。我们采取恰当的改革战略和战术，可以缩短与这些国家经济上的差距，弥补我国经济上的不足。然而，我们绝对不能超越生产力和其他客观条件的许可成就改革大业，必须重视客观条件的制约作用，在条件上下功夫。
改革现在已经进入到新时期新阶段。和以往的改革不同，新阶段改革具有高投入，高成本，高代价，高风险的特点。改革的对象，领域，范围，内容，涉及到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牵连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这是全社会利益大改组，大调整，大分化，重新组合的时期。因此，任何一项改革措施出台，都必须考虑各方面的经济上，心理上的实际承受力，全面分析可能产生的正面和负面效果；任何一种方案的实施，都必须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合理地进行利益再分配，决不能让少数人侵吞改革的成果，而将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强加到广大工农群众肩上。
然而，在改革的实际工作中，有不少方面却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例如，在劳动就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方面，是量力而行，稳步推进，还是一揽子改革，一步到位。
近几年，城市改革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数量，速度，推出一系列措施和步骤：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脱困，扭亏增盈；取消福利分房，实行住房商品化；改革公费医疗，实行医疗保险，大病统筹；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实行非义务教育自费；改革退休制度，建立养老保险等。改革有以下新的特点：一是出台的措施多，涵盖面广，涉及到城市各行业，各部门，各企业事业单位，直至每个家庭，每个社会成员。二是改革的深度和难度大，通过这些措施全面彻底改革就业和社会福利制度，“打碎铁饭碗”，废止原来实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直接牵动亿万职工和居民切身利益的损益。三是改革的时间紧迫，要求在限定的时间内措施到位，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四是改革重点主要是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城市非国有企业的业主和职工的利益不仅未受影响，相反受益。
这些改革措施是市场化改革应有之意。这里不讨论各种改革方案的优劣，仅从改革的战略战术来探讨出台的时机，步骤和改革应遵循的原则。首先，利益的分配和调整没有充分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长期为国家建设作了重大贡献的基本群众承担了改革的成本，代价和风险。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先富者享受了改革的成果，但很多人逃避对社会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二是职工损益没有得到足够补偿，政府对职工的历史欠帐过多。我国企业冗员数量大，是体制造成的。失业不是自愿性的，也不是结构性的，而是特殊的体制性失业，责任主要在政府。因此，解决冗员不能简单地采用裁员的办法。况且，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低工资制，即不完全工资制。工资中本应包括用于社会保障的部分已经扣除，作为财政资金预留在政府预算之中，形成政府对职工的负债。因此，在改革劳动就业制度时，应给职工足够的补偿。三是分配制度没有相应地进行改革，分配秩序混乱，收入差距全面扩大，贫富分化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就业和社保制度按现行步骤改革，对缓解社会矛盾不会起到有益的作用。失业大军和贫困人口急剧增长，政府和社会不得不为此付出巨大的沉重的代价。
——国企脱困和企业改制能否超越客观条件的许可“速成”。
在我国改革史上，国企改革起步最早，措施最多，但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从实行利润分成开始，我们做过种种选择和尝试，最终确定了大中型企业改革以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为参照模式。本文不探讨这种企业模式是否适应我国基本制度以及是否是理想模式，仅分析建立这种企业制度所需要的条件。西方企业制度的演变经历了几百年的过程，现行模式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并不是终结的理想制度。我国改革没有必要重复这一过程，能够实现跨越式变革。但能不能做到，则取决于能否创造好必要的条件。条件成熟了，则水到渠成。其中，必不可少的条件，例如，改革政企不分，党企不分的制度，把对企业的管理纳入法治的轨道，实行依法治企。我国体制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政治与经济合一，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政企合一。企业改制不触动这一点，现代企业制度便有名无实。近几年有些改革措施不是推进政企分治，而是强化政企合一，背离了改革方向。企业改制是不能避开或跨越政治体制改革的。又如，企业改制必须卸下历史包袱，轻装上阵。如企业办社会，资产负债率过高，人浮于事，等等。解决这些难题，企业自身是无能为力的，必须由政府出资，协调财政，金融，劳动，以及其他公共服务部门，统筹安排。这不仅受政府财力的制约，而且必须有劳动就业，银行金融，教育，社会保障等行业方面的改革相配套。但这些部门却自顾不暇。再如，股份公司是股份经济中的企业形式。它是近代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以证券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完善为条件的。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普遍推行股份制时，证券市场还在酝酿之中，股份公司对人们还是陌生的。企业领导人对建立股份公司的热情奇高，但盲目性很大，大多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这个缺陷可以通过学习来弥补，但市场发育却是无法人工合成的。总之，企业改制重要的，不是改换名称，而是转变经营机制；经营机制能否转换，怎样转换，则取决于客观条件。在条件不成熟时，用行政办法或者用变相搞运动的办法人工合成现代企业制度，可能事倍功半，欲速则不达。
并非结语的话：回到“西柏坡”
党中央新一届领导上任后集体去西柏坡“朝圣”。此举深得民心。这一行动具有象征性意义，重要的是要把宣言和承诺付诸于行动。理论时下已不再是稀缺资源，短缺的是行动。
说到“西柏坡”，不能不指出对经济中的隐患推波助澜的三股浊流：一是官场上和城市建设中的奢靡腐化的浊流；二是经济腐败和权力腐败合流；三是工作中的浮夸形式主义爱做表面文章报喜不报忧。这几股浊流相互推波助澜汇合成恶浪，冲击经济改革，吞食发展的成果，吮吸人民的血汗，侵蚀党和政府的机体，毒化社会风气和人的心灵。现在，我们面临着安置下岗职工，降低失业率，加快农村人口转移，减少财政赤字，弥补社保资金缺口，降低银行不良贷款比例等艰巨任务，却苦于财力不足。其实，出路和办法是有的。只要有决心，有些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譬如，只要坚决严令禁止公款邀请和公费旅游，每年就可以省下数千亿元；只要坚决刹住城市建设中的奢靡之风，禁止兴建奢华的楼堂馆所，每年就能够从固定资产投资中划拨几千亿元用于改革方面的需要。这些问题既然久治不愈，看来只能求助于立法。至于反腐败，近几年力度不能说小，但势头并未得到遏止。有人把时下反腐败比作割韭菜，割了一茬长一茬；有人说枪子敌不过票子，一不怕关，二不怕死；有人面对西方国家丑闻迭出，认为腐败是市场经济的产儿，割不断，理更乱。这些悲观论调是站不住的。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只能束手待毙，任这个毒瘤腐蚀党和政府的机体，最终重蹈苏共的覆辙。面对反腐败的严峻形势，我们应当吸取这些年反腐败的经验和教训，从制度和体制方面消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切实贯彻执行“依法治国”，把党的领导纳入法制和法治的轨道，对权力实行监督和制约，杜绝权力通向腐败的路径。
【关键词】社会制度，社保财务经济管理；思考
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在不断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此来帮助人民群众减轻生活的负担，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社保财务经济的管理，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社保财务经济管理中的问题。
一、社保制度与社保财务经济管理简介
只有在清楚的了解到社保制度和社保财务经济管理的含义，才可以更好的站考对社保财务经济管理的思考与分析。1．社保制度。社保制度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社会保障制度，它是以政府的管理为中心，以政府作为整个制度的主体，在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下，依附于社会保障基金，对群众的收入进行再分配，对于那些没有劳动力或者是因为各种原因暂时失去劳动力的，出现生活困难的，可以给予一定的物质方面的补偿，是可以保障群众基本需求的一种制度。由此可见，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群众基本需求，促进社会稳定发展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2．社保财务经济管理。将经济管理学中的一些基础理论知识应用在社保管理的各个领域中就是社保财务经济管理。当今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社保制度的复杂性越来越高，大家对于社保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提升，社保财务经济管理难度加大。面对这样的情形，社保财务管理制度的产生是非常有必要的。社保财务管理主要是以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基础，运用经济管理学中的理论知识来实现社保制度运行的规范，确保社保制度的稳定性，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这样才可以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归根到底，社保财务经济管理并不是一项单一的工作组成，而是通过多个环节的工作相互的结合，相互协调的一个综合体。
二、现阶段社保财务经济管理的情况
对于现阶段的社保财务经济管理情况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也就是社保财务经济管理成功的经验以及社保财务经济管理中所存在的缺陷及不足。1．社保财务经济管理中成功的经验。近些年，国家政府部门越来越重视社保制度，同时，随着互联网科学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社保制度的透明度不断的提升。在以上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提升了社保财务经济管理的发展速度。通过不断的改革与实践，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的经验。比如，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社保财务经济管理的专业化水平。不管是什么工作，要想使其得到进步与发展，就必须要加深专业化程度。只有更加的专业化，才可以充分的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并不断的创新。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国家政府部门的重视，社保财务管理已经从之前简单与其他社保工作的内容杂糅到一块，到现在直接脱离出来形成一项单独的内容。在独立之后，社保财务经济管理工作便很快的参考与借鉴了其他财务管理方面的成功的经验，使其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可以说这是现阶段社保财务经济管理工作中最突出的成绩。与此同时，社保财务经济管理方面的人才越来越多。人才是一切事物获得进步的基本保障，是促进社会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当下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不管是各个企业之间的竞争，还是各个行业之间的竞争，说到底其实都是人才之间的额竞争。因此社保财务经济管理的发展是与人才的大力支持不能分割的。由于社保财务经济管理专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大高校就会将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进而培养出更多的社保财务经济管理的人才，这样才可以促进社保财务经济管理的进一步发展，也可以更加合理、更加科学、更加有效的社保财务经济管理。所以说，社保财务经济管理人才的增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成绩。2．社保财务经济管理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近年来，我国政府部门不断对社保制度进行完善，主要目的就是想要减轻群众的生活压力，提高大家的生活质量。在这种大环境下，社保财务经济管理已� 因此，我们不光是了解到到目前在社保财务管理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与发展，同时，还要看到当前社保财务管理中所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阻碍了其进一步的进步与发展。并且这些问题也会对社保财务经济管理产生不利的影响。为了想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就一定要重视这些问题，并要找到解决的这些问题的办法。第一，社保财务经济管理缺乏创新。在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任何一项事物，如果得不到创新，就可以说其只能在原地停留，不能进步与发展，终将会消失于人们的视线中。同样，社会财务经济管理如果没有创新，也就不会得到发展。虽然我国的社保制度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但在我国发展的实践并不是很长，同时，社保财务经济管理需要很多的时间，就使得在现阶段的管理中并不能参考与借鉴一些先前的经验，只能依靠管理人员一步步的摸索前进。而社保财务经济管理便会借鉴其他相关的财务管理的经验，有些甚至只是简单的进行了生搬硬套，缺乏创新，没有独特的社保财务经济管理特点可言。虽然说在社保财务管理当中借鉴相关行业的经验非常重要，但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所以说，应该对社保财务经济管理进行创新。第二，社保财务经济管理缺乏有效的监督。社保财务经济管理其实是对社保制度中的财务工作进行管理，说到底其实就是金钱方面的管理问题。大家都知道，凡是与财务方面挂钩的工作，都要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否则就会使腐败贪婪的现象频繁发生。科学有效的监督制度是在公平、公开与透明的原则之下，确保财务工作的顺利开展。而社保财务管理是和群众的利益紧密相关的，因此，便会受到大家的重视，这也就更加需要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但目前我国社保财务管理缺乏有效的监督，特别是监督方式的缺乏。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督方式，也就不能及时的体现财务经济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因此，在社保财务管理中缺乏科学有效的监督是需要尽快解决的第二大问题。
三、对社保财务经济管理的建议
第一，建设专业的社保财务经济管理人才队伍。虽然已经有了很多社保经济管理的专业人才，但仍然没有建立规范的管理工作制度，也就是说并没有充分的发挥出社保财务经济管理人才的作用，因此，在未来的工作当中，要重视培养专业化的管理人才，通过对工作人员的培训来指导其展开科学的工作。第二，加强对社保财务经济管理的重视，使大家可以更加全面具体的了解社保财务经济管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社保财务经济管理当中。第三，加强对社保财务经济管理的监督，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充分的发挥监督的作用。可以单独建立社保财务经济管理的一个监督的部门，制定完善的监督规范及制度，并定期将监督的结果公开展示给大众，提升社保财务经济管的透明度，以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
四、结束语
总之，不管是在社会的稳健发展还是在群众的利益方面，社保制度都从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社保财务经济管理是确保社保进一步发展的一项重要的工作。随着社保制度对社会群众影响的逐渐增强，就更要做好社保财务经济管理的工作，以促进我国社保财务经济管理的更快、更好的进步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李鑫．对社保财务经济管理的思考［J］．全国商情，2016(13)
［2］林梅清．解析新形势下企业社保基金财务管理的运作［J］．现代商业，2013(03)
一、循环经济的含义
循环经济不过分依靠资源来寻求经济增长，而是要在资源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实现增长，并且要能在经济的增长过程中综合利用资源，让经济系统能够与整个生态系统相融合，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循环经济能够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配置，并且要求在经济增长中综合利用资源，让经济能够融合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循环当中，从而实现物质资源的重复利用。循环经济是一种高效、无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是遵循自然规律和能量流动方式的，其目的是资源循环利用，实现低污染、零排放，以此保护环境，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从本质上而言，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要求人们能够以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的经济活动，促进人类能够得到更大的进步。循环经济需要遵循如下原则：首先是要有新的经济观，不能超过资源的承载力，只有在承载力范围内实现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发展。同时，循环经济要形成新的价值观，不仅要考虑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还要考虑到自然的修复能力，在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还要考虑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以不断促进自然的和谐全面发展。在传统的工业中，人们的观念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资源，这使得自然的负荷越来越重，因此必须要形成新的生产观，遵循3R原则，即资源利用减量化原则、产品的再使用原则、废弃物的再利用原则，力争做到排放无害化，保证生态的平衡。
二、我国旅游经济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旅游经济在体制上是不完善的，无法做到资源的高效运用，典型特征就是低投入、高利润。旅游景点一般是以国家垄断的方式进行保护的，这就导致了旅游市场的封闭性，阻碍了资源的循环利用。再加上旅游经济管理工作涉及部门较多，需要多个部门通力合作，由于我国的旅游经济管理体制不够完善，各个部门合作起来有一定难度，制约了旅游经济的增长，间接影响了旅游资源的循环利用。同时，还存在经费投入不合理，基础设施落后，资源浪费现象比较严重。许多地区对旅游服务设施的投入很小，导致设施配套不完善，景区主要的道路和绿化工作不到位，制约了旅游经济的高效运作。旅游开发部门也缺乏长远的目光，经常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促进经济的发展，严重违背了循环经济的要求。再加上旅游相关部门缺乏创新理念，旅游产品都是以往的主题和方案，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导致游客的数量逐渐减少，使旅游行业信誉受损，与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背道而驰。
三、创新旅游经济管理的思路
旅游行业综合性比较强，涉及吃、住、行、游、购、娱等，与当地资源、环境、人文和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旅游经济要实现系统观创新，构建系统管理和控制的系统观，站在整体的角度来打造品牌景区，有效促进旅游资源和环境的融合，加强旅游行业的规划和融合，以系统为原则，促进旅游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旅游经济管理要实现经济观的创新，就要优化旅游业资源，提高旅游资源的利用效益，保证游客能够拥有一个愉快的体验，在不危害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实现最合理的经济利益，在资源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开发利用，以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旅游经济管理还要实现环境伦理观的创新，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宣扬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基于循环经济的视域下要尊重生态环境，保护好生态系统。同时还要实现好生产观念的创新，节约生产，促进绿色生产，提高旅游资源的利用效益，帮助游客实现消费观念的创新，改变人们传统的消费观念，减少消费上对环境的破坏，促进民众购买旅游循环经济产品。在循环经济视角下，旅游企业是产品形成和资源消耗的关键所在，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因此构建与自身企业相适应的循环经济体制是十分重要的，鼓励当地旅游产业控制好旅游设施的规模，禁止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破坏生态系统，减少旅游服务过程中的物质能源消耗，倡导展开绿色消费和绿色出行。旅游经济管理需要重视经济产业链的循环，实现资源的可循环再利用，这也是旅游业内部分工的结果，同时旅游业还要建立起相应的废弃物再利用资源优化企业，保证旅游业的上游产业链和下游产业链能够得到相应的延伸，实现资源的充分高效利用。为了更好地实现循环经济视角下的旅游经济管理，我们要构建完善的旅游循环经济体系，不断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倡导绿色出行，鼓励人们爱护环境，建立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将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变成全人类的责任。
作者：孟昱龙 霍婧媛 单位：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胡双。基于循环经济视角下的旅游经济管理[J].经济视角，2011（02）.
关键词：中小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经济管理；措施；方法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希望加强城市绿化，来建设更加美丽的城市环境。因此，很多中小型城市中都注重了对园林绿化工程的建设，不仅给沉重增加了更多的绿色景观，也使得城市中各项污染问题得到了治理。园林绿化工程的经济效益是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应及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探索有效的解决措施和方法。
1.园林绿化工程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1缺乏长远规划。当前，中小城市意识到了园林绿化工程对于提升城市整体规划水平的重要意义，但是在实际建设过程中缺乏明确的学习对象，无法得到确实的借鉴案例，使得我国园林绿化工程在初级阶段缺乏长远、科学的规划，管理人员没有认识到园林绿化工程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没有针对城市特点进行深入的规划和探索，从而影响了园林绿化工程经济效益的发挥。1.2缺乏经济管理的意识。在城市步伐加快的进程中，土地资源严重紧张，有些城市政府为了增强土地利用，则减少城市绿化，对城市环境保护认识不足，造成了城市绿化远远低于城市发展规划要求。为了节约绿化成本，高质量、高标准的景观很少，这样机忽视了城市绿化的生态效益，有不利于经济效益的获得，进而给经济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1.3管理体制不够健全。在对园林绿化建设工作进行经济管理的过程中，需要有健全的体制机制的支撑，才能够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许多地方园林规划、建设、管理，各自为政，未能充分发挥城市园林绿化职能部门的综合协调作用，一些部门的城市园林绿化经济管理自成体系，在管理上缺乏全局性、系统性和规范性，使得城市园林绿化经济管理宏观层面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即使制定了规划也将成为表面文章，与实际实施脱节。除此之外，监督机制作为管理体制中的重要环节，在城市园林绿化经济管理过程中仍显薄弱。
2.如何做好园林绿化工程经济管理工作
2.1加强对园林绿化工程经济管理的规划。为了能够使中小城市中的园林绿化工程得到顺利开展，并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在园林绿化工程进行决策和设计的过程中，就应做好园林绿化工程经济管理的规划。在前期，应做好园林绿化工程的勘查工作，对城市的发展规划、气象环境、生态环境等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在城市中选择合适的地� 2.2提高管理者的经营水平。前有很多园林绿化工程的管理者，对于如何进行经济管理、如何发挥经济效益并没有清晰的认识，简单地将园林绿化工程当作一个工程项目来进行管理，没有将园林绿化工程带来的社会效益考虑到其中，影响了园林绿化工程效果的发挥。因此，经营管理者的意识决定着园林绿化工程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取得。因此，在实际工程建设过程中，应对经营管理者的意识进行强化，使其认识到园林绿化工程的发展目标，并重视园林绿化工程在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学习优秀的经济管理理论，并与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从而采用最佳的经营管理方法。与此同时，应使管理者对于工程建设中的各种专业技术、基础知识等进行了解，从而清晰地认识到园林绿化工程中每个环节的经济支出和经济收益，从而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和方法。2.3将园林绿化工程与城市生产实际相结合。我国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所有的工程建设、生产都是与市场相联系的。中小城市中的园林绿化工程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不仅涉及到城区的园林绿化，也涉及到近郊和远郊的园林绿化。因此，城市绿化与农业生产是紧密相连的，做好园林绿化工作，也能够实现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因此，园林绿化工程应与城市生产实际相结合，以市场为导向，将园林绿化工程作为新兴的投资项目来进行经济管理，推行市场化的经济管理措施，从而更好地发挥经济管理的效果。同时，经营管理者可以将经营项目向着市外、省外、国外进行开拓，使得园林绿化工程的市场能够得到扩展，从而获取更多的经济利润。2.4完善相关的制度和法规。当前对于园林绿化工程中的各项法律法规，并没有非常完善的制度，使得很多人对于园林绿化工程中植物的所有权都没有非常清晰的概念，也涉及不到任何法律法规，因此影响了园林绿化工作后期养护管理工作的落实。因此，应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完善，使人们都认识到园林绿化工程中植物的长拳问题，认识到植物、植被都是归经营管理者所有的，不能够随意进行破坏和侵蚀，从而保障园林绿化工程的质量，促使中小城市绿化管理水平不断得到提升，从而保障经济效益。
3.结语
总之，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园林绿化工程得以建设，给城市带来了更加清新的空气、更加具有美感的景观以及更加人性化的休闲娱乐场所，其经济效益的取得 因此，我们应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且探索创新的管理措施和方法。
参考文献
[1]王昊。探析绿化工程造价在园林工程经济管理中的意义[J].现代园艺，2017,(06):185.
（1）企业经济管理与企业的经济活动关联性强，主要表现为企业的经济管理工作密切围绕着企业的经济发展战略而开展，并且企业的每一项经济活动都涉及经济管理，其经济管理效率直接影响到企业经营发展的效率；
（2）企业决策的指导性加强。在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选择下，其经济管理工作重视对市场动态与产品价值的评估，在项目开展与资金投入方面进行了可行性的分析，这些数据信息都能为企业制定经济决策而提供重要依据，对企业制定决策发挥了有效指导作用；
（3）经济管理模式的综合性强。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模式对企业的资源及生产流程进行了合理的优化，并将经济管理贯穿于企业生产与经营环节的始终，使企业的生产规模化、产品服务个性化，进而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与利润最大化的实现。
二、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1.经济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现代企业在经营发展的过程中，过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提升，将重点放在生产经营活动方面，相对忽视了管理制度的建设。从现状来看，很多企业尽管制定了经济管理制度，但很多制度却都流于形式未真正落实到经济管理活动中，尤其在经济管理工作的监督机制上落实不到位，企业很少派专人监管制度的落实情况，导致企业后期工作质量得不到科学控制。另外，部分企业的经济管理制度并不切合企业的发展实际，使得经济管理制度缺乏较强的操作性与实用性，阻碍了企业经济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2.经济管理方式落后。在飞速发展的经济时代，许多企业继续沿用的传统粗放型经济管理模式已不能跟上企业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社会的需求。其管理方式的落后主要表现在企业经济管理体制不完善，上下级执行力不强，企业部门间协调性较弱，导致经济管理工作出现管理松散的问题，经济管理效率与质量得不到提升。这些管理方式落后的问题，制约了企业内部经济管理工作的落实与企业的发展。
3.企业内部矛盾较深。在企业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经营、生产及管理等方面难免存在一些问题，若长时间得不到有效解决就会致使其转化为企业的内部矛盾。在当前较多的企业中，尤其在一些传统家族型企业中，企业内部矛盾在逐渐加深。有些高素质的员工不能得到企业的重要，致使其自身价值不能真正实现；有些能力强的员工得不到良好的福利待遇；有些企业的绩效考核缺乏标准，导致不公平考核现象的发生。这些问题经过长期的积累，导致企业员工出现不平衡心理，导致内部矛盾激化。
4.经济管理人才缺乏。结合目前我国企业的管理人才队伍来看，企业的高素质经济管理人才较为缺乏，严重阻碍了企业经济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一方面，企业对经济管理人才的投入较少，相关福利激励机制不够完善，较大程度的降低了经济管理人才的工作积极性，导致工作效率下降。另一方面，受企业文化及管理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一些经济管理人才希望在不同的企业环境与工作岗位中实现个人的价值，导致一些优秀管理人才被企业企业挖走或跳槽现象频繁，致使企业经济管理人才流失现象严重。
三、加强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模式规范化的有效措施
1.建立经济管理体系与组织机构。现代企业的经营运行需要有完善的经济管理体系与组织机构作保障，这样才能规范企业的经济管理行为，提高企业经济管理工作的有效性。为此，现代企业在建立经济管理体系时，要增强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水平，提高其对经济管理及相关法律法规定的认识。同时，企业要建立起完善的责任分配制度及监督管理制度，明确不同管理人员的职责，使其科学规划和组织好经济管理活动，并合理分配下级管理人员的具体管理任务。另外，企业要派专人监督企业经济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有效监督经济管理人员的工作行为，保证企业经济管理活动的有效推进。
2.规划企业经济管理目标。合理的经济管理目标能为企业的经济活动提供科学的依据，能有效促进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规范化。因此，现代企业要对其企业自身进行调研，收集与经济管理目标规划相关的资料，在充分结合企业实际经营情况的基础上规划经济管理目标将极其进程。其次，企业要对其经济管理目标规划的过程进行科学严格监督，努力保证经济管理目标规划的公平、公正及公开性，促进规划的合理性。最后，在企业经济管理目标编制完成后，企业还需严格审核其目标的科学性与可行性，确保企业经济管理目标的高效落实。
3.科学评定企业的经济管理。在现代企业的经济管理工作中，对其经济管理进行评定是确保企业经济管理模式适合企业经济运营特点、促进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实现的保障。因此，现代企业的管理者应该重视对企业经济管理的评定工作，及时对企业的经济管理工作进行客观的评定。具体应包含对企业目标、企业经营战略及企业经营业绩等方面的评定，以及时发现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中的不足并实时的进行问题的改正，促进经济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4.优化管理人才，有效利用经济资源。在现代企业中，物质、设备、资金及高素质人才都是其重要的经济资源。针对目前较多企业在企业人才资源管理与利用中存在的不足，现代企业应该加强对经济管理人才的优化，促进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为此，企业首先要提高企业管理者的经济管理水平，并配置拥有较高管理能力与管理经验的经济管理人员，合理配置管理人员的岗位职责。同时，企业要定期开展对经济管理人员的教育培训及考核工作，通过培训与考核，提高经济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最后企业要进一步落实激励机制，提高员工的福利赛于，促进管理人员工作积极性的提升。
四、结语
在具体工作中，她协助领导进
行学院教学管理制度建设及校院教学管理规章制度落实工作。在探索院教学检查、毕业设计及考试管理工作规范化、教务管理微机化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另外还在协助组织校院各项竞赛、MBA班教学及其日常事务管理等方面不计报酬、任劳任怨的工作，取得了成绩。为经济管理学院教务工作的顺利进行做出了贡献。
主要事迹如下：
1.教学检查
为规范教学管理，还专门到兄弟高校进行调研，结合本院的实际情况，起草了经济管理学院教学检查制度，制定了《经济管理学院教师授课质量评分表》等相关表格并在实际中采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学校的年底教学质量评估工作中，*同志主要参与的“教学建设与改革”部分获得了全校排名第三的好成绩。
2.考试、监考的规范化
为了尽可能的杜绝考试作弊现象，组织好考试和监考工作，严格考场纪律显得十分重要。起草了《关于经管院教师参加监考的决定》、《经济管理学院监考人员手则》等规章制度，对监考人员进行培训，严格考场巡视制度。大大减少了我院考试作弊的现象。
3.毕业设计的组织管理工作
在主管教学的院领导的领导下，每年负责布置教师的毕业设计出题，安排组织学生选题及组织毕业设计期间的检查和论文的答辩工作。
为了提高毕业设计的质量，起草了《经济管理学院毕业设计管理条例》等规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获得校毕业设计检查组的表扬。
4.认真组织其他各类考试
在每年两度的国家四六级英语和国家计算机等级考试的报名工作，做到语种、年级、报名费、人数等无差错。并积极配合教务处、研究生院等部门的专业考试的组织工作。
5.MBA教学管理工作
负责MAB班教务、学籍管理等工作，如：课表的编排、教材的定购、考试及答辩的组织等。工作量大、任务重，在人手不够的情况下保质保量的完成了工作。
6.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服务水平
为提高服务水平，她利用业余时间不断学习，在取得MBA（工商管理）硕士学历的基础上，积极学习并钻研教务管理工作的相关知识，先后在国内公开发行的杂志上9篇(其中第一作者6篇、第二作者3篇)；
是教务管理类科研项目“管理类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方法与手段研究”（经济管理学院立项项目）的主要参与人。另正在申报二项研究生科研项目（正在审批中）。
7.加强服务意识，热心、耐心为师生服务
关键词：创新；专利；教育；经济学；管理学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4）02-0121-02
一、引言
党的十明确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离不开具有创新创业思维的人才。高校则是培养人才的主要基地。尽管教育部在2010年就了《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但如何将创新创业教育与各类专业教育有机结合，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各大学的经济管理学院在创新创业教育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在各大学的经济管理学院有效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不仅直接培养面向经济主战场的创新型人才，而且，还可以通过全校通选课、跨院选修课、双学位教育和各种类型的第二课堂，将创新思维和创业技能向全校辐射，提升全校学生的创新创业素质。可以说，经济管理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高效结合对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尤为重要。
然而，在当前的经济学教育中，关于创新的教育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几乎被忽视了。而且，并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学教育才有这一问题，全球经济学教育也都多多少少存在这一问题。瑞典学者Johansson（2004）对欧洲大学里的经济学教材进行过词汇统计分析，发现与创新、创业等现实因素密切相关的词汇非常稀少。同时，研究生们学习过程中所接触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解释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创新以及影响创新的制度性因素。这导致被培养出来的年轻经济学者们在分析现实问题时往往抓不到要害，进而导致很少有兴趣参与政策辩论。Calmfors （1996）指出，经济学教育集中于数理和统计方面，导致被评为优秀的学生不擅长分析现实问题，同时对现实问题感兴趣的学生又很难在学习中脱颖而出。进而，Lindbeck （2001）呼吁，社会需要的是既能驾驭数学工具又能研究重要现实问题的“会两条腿走路”的经济学家。在工商管理学科，虽然不少学校都开设了创业学和研发管理等课程，但绝大多数课程仍然将创新创业相关的内容排除在外。
笔者认为，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是还没有找到将创新创业教育与经济学、工商管理学科有机结合的途径。笔者在经济管理学院多年分管教学事务，同时从事与专利相关的科研工作，对如何将专利相关研究引入经济管理专业的教学活动有多年思考和实践经验。在实践中深深感悟到，在经济管理专业教育中引入专利相关研究，是增强学生对真实世界的感知能力、对经济动态发展趋势的洞察能力以及发掘并驾驭商机的能力的有效路径，有助于实现创新创业教育与经济管理专业教育的高效融合。笔者所探索的在经济管理学院开展专利相关教育的模式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两个层次。其中，本科生层次包括集中的课程教学和分散的课程教学两个方面，研究生层次又分为针对学术硕士和专业硕士两种情形。下文将阐述各部分的具体教学理念和教学内容。最后，对政府主管部门如何推动这一领域的工作提出了建议。
二、本科层次开展专利相关教育的方式
本科生层次的专利相关教育包括集中课程教学、分散课程教学两大部分。现分述如下。
（一）集中的课程教学
集中的课程教学主要体现在《专利的经济学与管理》这门课程中。其授课对象既包括经济学专业学生，也包括工商管理专业学生。这门课的主要内容涉及对专利制度运行过程的介绍、专利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企业对专利制度的利用、专利法调整对企业策略的影响、企业对专利资产的经营管理等内容。这部分内容的教学，能让学生在具体的法律背景和市场背景下理解创新行为，增强学生对现实中动态经济发展过程的感知能力。
在当前经济学专业普遍采用的教学体系中，对企业这一微观经济主体的介绍多局限于在假设技术、市场需求和市场结构既定的条件下，企业如何确定使利润达到最大的产出。这是一种静态的思维方式。而《专利的经济学与管理》则集中展现了企业在动态竞争的环境中的决策，有助于克服现有教学过程中的主导性思维从静态向动态转变。
针对工商管理专业学生开设这门课程也是有必要的。虽然目前已经开设的《研发管理》课程涉及到一些创新方面的知识，但主要关注研发环节的企业内部管理流程；《创业学》则主要关注创业环节的管理流程。其思维导向仍然是静态的。《专利的经济学与管理》这门课程的开设，则有利于增强学生在复杂的法律和竞争环境下发掘机遇、采用新方式组合生产要素以捕捉机遇的意识，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素质。
《专利的经济学与管理》的开设，让经济学、工商管理的学生既能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专利制度与企业行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又能从管理学角度理解企业如何在具体法律环境下配置资源和开发市场。对经济学专业本科生而言，有助于他们接触纯理论分析和数理思维象牙塔之外更真实的世界，在学习这门课程中更加娴熟地驾驭曾经学习过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方法，在具体应用中感受经济学理论方法和数理工具的魅力。对工商管理专业学生而言，这一学习也有助于开拓视野和训练思维。
（二）分散的课程教学
除了集中开设《专利的经济学与管理》这门课外，还可在现有各门课程中引入专利相关议题，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一方面，在现有的经济学专业课程体系中，可在《发展经济学》中引入创新如何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容，弥补发展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忽略创新的不足；在《制度经济学》中引入对专利制度的阐述，这部分内容可很好地展示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国际经济学》中引入对国际技术贸易市场的分析及国际知识产权协调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在《产业经济学》里引入对专利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经济史》中引入对专利交易市场演变的过程和原因的介绍；《经济思想史》中引入学术界对专利制度认识的演变；《博弈论基础》中，可以将政府专利法调整行为与企业研发行为之间的博弈作为例子，展示博弈论在经济生活中的应用；《信息经济学》里可以企业与发明型员工之间的契约为例，揭示企业和员工之间签订雇佣合同的内在机制。
另一方面，在现有管理学专业课程体系中，在《市场营销》里引入以专利技术进行营销的介绍；《公司治理》引入以专利技术为核心资产的新创企业的治理；《风险投资学》引入对以专利技术为核心资产的新创企业的投资与管理；《会计学》里引入对专利等知识产权资产的价值核算；《证券投资学》中引入对创业板企业投资时的知识产权评估技能；《战略管理》中引入如何将专利信息和其它经济信息结合起来制定企业战略的案例；《创业学》中开展以专利技术为核心资产的新创企业经营管理的案例教学；《人力资源管理》或《绩效管理》中开展针对发明型员工的管理和激励专题；《技术创新与研发管理》中介绍专利法律外部环境对企业经�
除了集中和分散的课堂教学之外，还存在形式多样的“第二课堂”，即在正式的课程教学时间之外进行的各类活动。这些活动的内容是对课程教学的延伸和拓展。例如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挑战杯创业大赛、有投资者和科技人员共同参与的沙龙、专题讲座、学术论坛、调查研究和毕业论文写作等。在这些活动中，也可融入专利相关教育。例如，笔者曾指导本科生开展一项创新杯项目，内容是调查某省专利技术交易市场的运行现状。在做项目的过程中，学生增强了将课堂所学基本方法用于认知现实经济世界的能力，使视野从书本拓展到社会，提高了对专业的热爱。
三、研究生层次开展专利相关教育的方式
研究生层次的专利相关教育又分为针对以培养学术理论研究能力为主的学术型硕（博）士和以培养实际操作能力为主的专业型硕士两种情形，现分述如下。
（一）针对学术型硕（博）士的教学
学术型研究生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学术理论研究能力为主。随着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的推进，我国既需要一些擅长为专利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咨询的经济学者，也需要一些擅长发现产业界专利相关经济行为的内在规律性的经济或管理专家。我国目前培养这一领域专业人才的方式带有很强的零散性和自发性。培养人才的主要方式是在导师个人兴趣支配下，指导学生写作专利相关毕业论文。为了增强培养学术性人才的系统性，可以开设与专利相关的经济学或管理学专题课程。在这些课程中，引导学生跟踪国际学术界研究相关议题的前沿动态，掌握在这一领域开展研究的工具和方法。在课程论文或毕业论文中，可以结合中国现状开展相关议题的研究。
（二）针对专业型硕士的教学
专业型硕士以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为主。在教学方式上，强调案例教学。工商管理硕士（MBA）是许多经济管理学院培养专业型硕士的主要形式。同工商管理专业的本科生一样，当前工商管理硕士的教学主要仍以对企业管理的流程介绍为主。因此，同样需要在各门课程中引入专利相关议题，来加深学生对创新活动的认识。有条件的学院可建设和开设《知识产权经营管理》课程，既讲授基础原理，也开展案例教学。此外，在专业型硕士的毕业论文设计环节，可指导MBA学生结合具体企业情况，撰写如何利用专利规则和制定专利相关策略的论文。可供撰写论文的选题是广泛的，例如，如何利用专利信息开展某企业的产品多元化经营策略、如何利用专利信息制定某企业的营销策略、如何为某企业制定合理的专利技术许可策略或干脆围绕某专利技术撰写创业计划书，等等。
四、政策建议
一城邦学说中的政治与经济古希腊的城邦学说已经初步涉及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样的问题。古希腊的社会组织以城邦为单位，城邦中的居民过着共同生活，个人离开城邦难以生存，城邦的作用是保护其公民免受自然的肆虐、统治者的专横，以及外敌的入侵。城邦（polis）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古希腊还没有出现国家与社会的分化，“在一般人的理解水平上，‘城邦’的现代同义词是‘国’(country).”[1]其中既有国家的成份，也有社会的成份。当时的各门学问以城邦的运作为中心展开，所以有人把那时的学问称为“城邦学”。城邦学以研究城邦政体为主，社会、经济、文化等现象都在研究之列。“如果按现代较精确的概念来看，希腊人城邦学说不仅是政治学，而且又是伦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2]最早出现的学科萌芽有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经济学在当时的雏形是家务管理，尚未成为独立的学科。古代思想家在正义、善、分工等概念的讨论中各自论及了财政、城邦对经济的管理、所有制，以及商业、货币等经济问题。
当时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城邦制度，政治学即关于治理城邦的学问，国家的起源、政体、国家的组织和管理等从那时起就成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古代希腊的然哲学认定宇宙有自己的规律，所以政治也被看作是自然的过程，城邦的法则与自然法则相似，“整个希腊政治学说中的基本思想是：求得这种共同生活的和谐。”[3]但实际上人为因素使城邦的运行带有许多非自然的成份，“希腊政治哲学就起源于探索这样一个难题：城邦一方面是自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工的创造。”[4]
希腊时代的的家政（即经济）也有管理的意味，城邦中家庭由奴隶、主人组成，家庭活动也需要管理。政治是城邦的管理，经济是家庭的管理。古代希腊在城邦层次基本上没有经济活动，生产和交换以家庭为单位。当时只有初步的政府通过管理促进经济的思想，比如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5]在其著作《雅典的收入》中从城邦国家的角度探讨了经济问题，认为城邦可在促进经济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他建议对侨居雅典的外邦人的利益给给予照顾，以吸引更多的人来雅典。这样不仅可以增进雅典城邦的收入，给城邦国家带来财富，还可以使外邦人更甘心情愿地处于雅典的统治之下。[6]他还在《经济论》（Oeconomicus）中主张完善商事法院制度，以促进外贸发展。色诺芬推崇农业轻视手工业，“农业是其他技艺的的母亲和保姆，因而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7]在西方最早把农业放在产业基础上的思想家，被认为是近代初期法国重农主义的来源。色诺芬的主张可以说是最早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尽管如此，《经济论》并不是他的主要著作。[8]
古希腊明确和集中地阐述了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的是柏拉图[9]。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勾画了理想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从财产所有制、家庭构成、人口繁衍、教育等社会经济政治各个方面都要由城邦管起来。柏拉图把私有制与理想国家对立起� 因为人们之间的纠纷，都是由于财产、儿女与亲属的私有造成的。”[10]柏拉图看到所有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提出用公有制来纠正私有制的缺陷，可 柏拉图还主张儿童的抚养和教育由国家负责，这可能是关于国家公共职能的最早探讨。
柏拉图学说的核心概念是“正义”。正义体现于秩序之中，个人按上天赋予自己的品质，遵照分工，各尽其职。“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11]从个人的角度，城邦的建立是因为个人单靠自己无力达到自足，需要分工合作，以满足个人多方面的需要。国家以社会分� “这套分工体系完全是从国家整体需要、国家的效率、国家的和谐与秩序来考虑构思的……人都是机械被动的国家的工具，象砖头和螺丝钉，被固着于国家整体结构之中。”[12]按照分工的观点，在柏拉图这里，国家不仅是统治的工具，而且是一种人们在其中可以互换劳务的机制，国家既有政治职能，也有经济职能。
柏拉图考察了希腊城邦政体的演变，提出政体循环的规律，并进而指出了政体变革的动力，认为“从寡头政治到民主，从民主发展到（一个人心所向的领袖的）僭主政治，这一切发展过程的根源是变动，是经济变动。”[13]因此柏拉图又是西方历史上最早发现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的思想家。他在晚年所著的《法律篇》中，对理想国家的人口规模、产品分配、婚姻制度、财产制度、政府的组成和产生办法都作出了规定，提出了包括政治、经济、家庭等完整的城邦制度构想。[14]从现代的意义上，可以说是相当典型的政治经济学观点。
亚里士多德[15]的国家学说从论证个人不能离开城邦而生活入手。他主张人的本性是合作和群居，“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他的一个著名论断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把个人与城邦比作四肢与全身，一旦全身被毁，手或足也无法独立地存在。因此国家高于个人，个人应服从城邦。接着用目的论来论证国家的全面功能， 人的目的是过优良的生活，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某种善业，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最高最广的善业，即使城邦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得到适量的财产、强健的体魄和高尚的道德。
亚里士多德谈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时，是从国家与家庭的关系入手的。 [16]家庭是国家的最小单位，对国家的管理从对家庭的管理开始。管理城邦须首先研究管理家务，家务管理的对象是奴隶，国家管理的对象为自由人，“家务管理由一个君主式的家长掌握，各家家长以君臣形式统率其附从的家属；至于政治家所掌握的则为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付托的权威。”[17]家财的运用是家庭内部的事，属于家务管理，但个人获取财产的途径和额度则需要城邦国家的监管，亚里士多德反对以经商的方式无限度地敛财。“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富以牟取自己的利益，这不合自然而是应该受到指责的。”[18]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务的道理是一样的，即注重善德，不以聚敛财富为唯一的目的。善德的核心是正义，正义的含义是“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19]
亚里士多德是众多学科的奠基人，但他的学科分类中还没有经济学，有关经济（家政）的管理放在伦理学中， 管理活动兼有政治与经济的内容，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庭的区别在于其所依据的“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20]除了平等的正义之外，亚里士多德还谈到了分配的正义，这也涉及经济问题。在探讨交换的正义时，提出了反垄断的观点，并试图寻求一种定价的公正原则。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政体是一种城邦公职的分配制度。亚里士多德没有独立的经济学著作，“他主要的工作以及他主要的兴趣，就社会现象而言，都在我们称之为经济社会学或者毋宁说是政治社会学的领域之内，而他将经济社会学与技术意义上的经济学都隶属于政治社会学之下。”[21]
二政治经济学在近代出现经济学在近代形成，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学在国家问题上有重合，政治学和经济学各自从自己的学科角度研究国家，经历了从推崇国家到限制国家的观点演变。
1近代早期推崇“强国家”欧洲中世纪是神权的一统天下，对世俗国家的职能也有所涉及，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就曾探讨过国家在形成公平价格时的作用。近代资产阶级在西方崛起后，他们的任务是争取政治权力，以维护个人的权利。政治上推崇世俗权力和民族国家，抬高国家和法律的地位，制度上强调中央集权，“强国家”的主张流行。这个时期政治学高扬国家的地位，经济学则关注国家如何获得财富，以应付对内统治和对外征战的需要，强调国家对经济，特别是贸易的干预。
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国家学说中，从“人的眼光”（马克思语）出发是当时的主流思潮，思想家们以人为出发点，强调国家在保卫个人财产和权利方面的作用。这种观点最早的代表之一就是尼·马基雅维利[22]，面对诸侯割据的意大利，他力主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国家的建立过程中需要借助君主的权力。马基雅维利主张强化国家权力，认为国家并不象古代先哲们所说的那样，以“善”为目的，而是以建立和维护统治权为核心。为了保持国家的权力，君主的行为不受道德的约束，为了实现统治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另一方面，财产是国家的基础，国家必须设法保障每个人的财产和安全。马基雅维利后一个观点又隐含了限制国家行为的意味。“马基雅维利力图揭示社会政治现象的规律性，发现一种国家形式代替另一种国家形式的原因，研究最好的管理形式问题、统治者的权力同人民的关系问题……”[23]这种思想后来发展成为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国家被认为是实现和保护人的天赋权利的力量。
西方的经济学在近代形成的时候是以政治经济学的面目出现的，史称古典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首次把经济整体的效果评价问题和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提出，认为经济的目标是增加财富，国家的任务是保证财富的增加。近代政治经济学与当时的政治学都关注国家问题，政治学从保护权利的角度研究国家，经济学从财富增长的角度看待国家。最初的政治经济学在16、17世纪的代表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西欧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交替时期的经济政治理论。
重商主义没有把生产当作财富的源泉，而是把商业当作增加财富的途径。重商主义把促进贸易的发展看成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任务，认为国家必须设法增加自己的财富，财富的内容是由金银铸成的货币，货币的多寡是衡量财富的标准。货币一旦离开自己的手，就意味着财富的损失和国家的贫困。聚敛货币收入只能通过商品交易，不断地贱买贵卖。重商主义的一个特殊观点是增加国家财富只能通过对外贸易来增加，他 在外贸中增加的货币量要遵循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使国家的出口大于进口，作为货币的金银才能流入本国。由于西欧国家的金银储量贫乏，积累金银主要得自对外贸易，依靠扩大对外出口。
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主张国家的干预是国家致富的保证，重商主义把增加财富当作国家的主要功能，国家的经济政策的目的是获取金银。为此，重商主义在政治上主张强化中央集权，以扫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认为封建割据妨碍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是国家强大的障碍。实行重商主义的西欧国家利用中央集权政府，采取了统一国内关税的政策，这与当时强调集权，扩大国家权力的主流政治思想是一致的。重商主义的政策是实行国家保护主义，重商� 国家还应保护工业，扶持手工工场的发展，以增加生产，扩大出口。国家限制货币输出和商品进口，鼓励出口和货币输入。国家用行政手段来增加货币（金银）财富，西欧许多国家都颁布法令，禁止货币输出。以外贸中的顺差来保持货币（金银）输入本国。托马斯·孟[24]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1630）一书中把商 [25]重商主义还主张殖民扩张，壮大军队，以保证货币财富的不断流入着重于商业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法国重商主义者柯尔培尔（1619-1688）认为国家拥有的货币数量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国家并不是指大众国家，而是属于君主。尽管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克列钦[26]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学”的名称，但是是出现于《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1615）一书中。“在18世纪以前，很少有国王、政治家或政治哲学哲学家认为，国家应当为其人民的经济福利负起责任，两者是必然相联系的。国家的财富仅仅从属于君主——属于国王、王后，以及那些设计、资助、指导各种方案来积累外国财富，以便发动战争及增加其权力和威望的臣僚——而不是属于这个国家普通人的福利。”[27]从这点上看，重商主义与当时的政治学说在国家问题上的立场接近，也正是法国学者首次把“经济”一词的含义从家务管理扩展到公共行政和国家事务的管理，并加进了政治含义。[28]
法国的重农学派是近代后期放任主义的经济学鼻祖，对重商主义的批评首先也是来自他们。18世纪中叶法国的农业仍在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部分农村还处于封建经济阶段，柯尔培尔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对法国的农村经济造成很大破坏，国家的财源枯竭。以《经济表》（1758）一书闻名的法国经济学家魁奈[29]等人总结了重商主义政策把国家致富之路放在流通领域的的教训，重新提出以生产领域作为富国的根基。自然秩序是重农主义的哲学基础，重农学派的原文为Physiocrate,是由希腊文“自然”和“主宰”两个字组成，意指自然的统治。自然秩序支配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然秩序是上帝赋予的，人们只能了解和遵循它。复苏经济的办法是使人为秩序符合自然秩序，实现与自然秩序一致的办法是自由放任，自然秩序的结果会导向以最少的支出获得最大的满足。重商主义相信“建立在私人财产和政府权威基础上的社会自然秩序最有利于保障人类幸福。”[30]重商主义在法国的失败原因在于违反了自然秩序，魁奈主张取消一切干预政策，对个人的和国家间的经济活动实行放任政策。
2近代后期流行“自由放任”随着资本主义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近代后期西方政治学说的主题由为了保护天赋人权而争取建立国家变成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而尽量限制国家。突出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限制国家的权力成为主要话题。19世纪西方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差不多全都建立起来，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进入稳固资产阶级政权的阶段，这个时期不需要再强化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介入了，国家的介入被当作个人自由的一种阻碍。英国于19世纪中叶率先完成产业革命，其他欧洲大国也陆续开始产业革命。产业资产阶级崛起，逐渐战胜封建残余势力和金融资产阶级，成为西方国家中的主导阶级。产业资产阶级的功利动机更为明显，其根本的要求是取得“利润”，“快快发财”。产业资产阶级要求更多的个人自由，特别是经济活动方面的自由。他
西方意识形态相应地由争取个人的权利转为维护个人的自由，“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突出强调个人自由，捍卫个人自由或个性的自由发展成为首先考虑的问题。……认为现代人所理解的自由并不是指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而是个人自由，即自由经营、自由贸易、个性的自由发展，是自由竞争。国家应该是个人自由的保护者。”[31]个人开始“远离”国家，要求自由发展，经济按自己的规律运行，不需求政治权力的帮助了。国家是社会的“守夜人”角色、“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等观点代表了当时西方的主流国家观。
政治思想的基础也发生转变，功利主义原则取代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基础。功利主义者注重认经验和感受，主张以事实为依据，反对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功利主义以个人的物质利益和欲望的满足程度作为判断政治制度的依据，主张在个人事务中，个人最有发言权。在社会经济领域，国家不应干涉个人的活动。个人在有关自己的财产权问题上有最高的支配权，国家无权干预。国家的职能仅仅体现为保护个人的利益不受他人侵犯的范围内，仅在这个范围内，国家有权干预个人活动。因此国家是“必要的罪恶“。功利主义者边沁[32]为个人权利至上制定了一套哲学原则，认为“求乐避苦”是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主张“合理的利己主义”。边沁认为社会利益由个单个人的利益总和而成，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社会的利益会自然地得到增进。他用功利原则来评价国家，只有能够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政府才是好的政府。这个时期的国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33]
经济学中出现反对国家干预的主张早在18世纪末就已经出现，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34]被公推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的著作《国富论》（1776）被当作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典。《国富论》的第4篇讲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在全部9章中有8章批重商主义，其主要倾向是反对国家干预主义。亚当·斯密以自己的人性论作为经济学的基础。 满足人的“利己心”的途径是经济自由，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自由经营。如果每个人都想使自己的产品实现最大价值，“利己”行为的结果是资本的最大利润。
亚当·斯密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特色还在于他提出了关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可以自动协调的主张。 个体之间相互受益的分散化的交换活动会自动实现对资源的配置。只要每个人都努力扩大自己的个人收入，社会财富就会随之增加，“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35]在他们行事时，“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其结果却比任何机构或个人刻意追求公共利益时要好。在亚当·斯密看来，这个结果是在个人充分竞争的基础上，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指导的，它使人们“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自由竞争越充分，价值规律越起作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越能一致。在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比喻中，亚当·斯密“实际上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前提：追求自己利益的人们不违反正义律。”[36]这一条从此成为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关于政府的职能，亚当·斯密假设面对的是一个有序的社会，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即那些对个人极为有益，却不能由任何个人或群体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使私人提供者无法从受益人处征收足够的费用，以抵销其成本，比如国防，所以私人不会自动提供。再比如法与秩序、社会公平等。政府的另一项任务是反对垄断，“独占是良好经营的大敌”，给予个人充分的经营自由才是符合“正义的法律”的。“斯密向他们提供了适合他们要求的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并为自由企业和政府的自由放任的方式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37]亚当·斯密提出的政府职能的观点也一直是经济自由主义和现代政治保守主义政府观的出发点，在他那里，政治与经济是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的。这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政治现实，“英国经济在十八世纪后期及十九世纪初明显地政治化，从斯密等古典学者的分析中，既产生了对经济过程的实证理解，也产生了对于特定制度的哲学观点。关于自由放任主义的规范观点，与对于在特定的约束结构（主要特点是最低限度的、保护性的或守夜人的政府）的相互作用的实证分析，这二者是（也许是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38]
18世纪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39]等西方经济学的鼻祖正式以政治经济学为题目展开自己的学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四卷导言中提出“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亚当·斯密接受重农主义的“自由秩序”主张，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涉主义，认为个人利己行动的极大化会自动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一个明显目的，就是解释市场如何在没有详细的政治指导下运作……证明具有可接受的效率市场之功能与政治指导无关。”[40]亚当·斯密经历“从重商主义向流行的经济民主主义转变的同时，也伴随着从专制主义向民主制度的政治转变……由于民主思想和制度的传播，经济和政治的压倒一切的目标从扩大君主的权力转变成增进国家人民的福利。”[41]
斯密的后继者大卫·李嘉图的代表作题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通过对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研究，发现当时条件下地主与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他得出了政治结论：资本主义将导致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三大阶级的对立。李嘉图也反对政府干预私人经济，并把之运用到国际关系中，认为分工和自由贸易将有利于各国。尽管李嘉图把制度问题列入政治经济学，以消除制度的不公正，建立一种更人道的制度为目标，但他与亚当·斯密等人都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研究的是政治问题。
三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离与复兴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是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以后的反映。在这以前，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大体上是关于管理经济的学问，主要关心如何指导经济，增加国家的财富。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关系密切，但其首先关注的仍是管理问题，尽管方向与18世纪相反，不再强调国家的干预，因此其所关心的仍不是商业或个人经济学。20世纪的前一大半时间是政治学与经济学分道扬镖的时代，政治学集中于法制和政府机构上，经济学这着重在个人和企业行为。直到1960年代以后，政治学与经济学才又一次趋近，“政治经济的伟大传统似乎并没有在管理专业或政治学专业确立自己的地位，只是近来政治经济学流行起来。”[42]
1经济学离开政治领域经济学与政治学在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分离与社会中国家“远离”市场密切相关。1848年约翰·穆勒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在维护斯密的自由市场原理的基础上，针对马克思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修改。此后，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阿·马歇尔[43]综合了各派的观点，在斯密基本主张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关于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体系。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把注意力集中在微观经济分析上，把制度当作不变的常量，只考察既定制度下，稀缺资源的配置和效率问题，经济学研究“谁，为何，如何生产”的问题。从此，西方的经济学与政治问题脱开，“十八世纪原本名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到了十九世纪末变成了‘经济学’，”[44]史称新古典经济学。
西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人自由的强调也是推动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转变的动力，“由于19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自由经济理论，因此到了19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一词。把形容词‘政治的’去掉以后，经济学家便可以论证说，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一种个体主义心理学，而不是以社会的形式建构起来的各种制度；据此又可以进一步断定自由放任原则是符合自然的。”[45]经济学的独立倾向也与19世纪西方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当时主要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确立已有一段时间，并经过不断地改革逐步完善起来，自由主义的总体政策倾向基本形成。这种政治环境使得经济学家可以专心地关注经济问题，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终于发生分裂，“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可以在为经济学和政治学建立分立的学科组织中略见一斑。”[46]
这个时期经济学的非政治化强化了政治学已有的独立发展，“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实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目标：它把经济学也合法化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时，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已经遭到贬� ”[47]政治学的一个现代转向是研究重心由国家转向政府，随着自由市场制度在西方世界的普及，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时期也已经成型，稳定为三权分立、代议制、政党政治等结构，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也随之从制度转向政府，政府的运作过程、政党政治、官僚体制，以及个人和团体的政� 学科的专业化在工业化专业分工的推动下进一步发展，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经历了强调独立发展的一段时间。但是“经济学和政治学并不是通过简单地割裂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而创立起来的。”[48]经济学是从政治经济学变为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略有变化，不再关注国家问题，集中于微观领域。政治学仍以国家为主，但也发生了向政府、团体、个人等研究对象上的微观化转向。
2经济学重新关注国家问题政治经济在现代再次结合必要性是经济学家先认识到的。1930年代爆发了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阶段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以新的方式出现，自由放任的原则已经无法解决。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关于市场可以自行调节，经常保持供求平衡的主流经济学“一夜之间变成了神话”，自由市场的经济学说无法解释西方的经济现实，也无力提出解决经济危机的药方。凯恩斯的经济学应运而生，凯恩斯把经济危机归咎于自由市场制度，主张通过国家纠正市场的缺陷，解决经济危机。凯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来解释危机，认为生产过剩和失业的原因是在总收入和总消费之间存在差额，且无法依靠私人投资来弥补。因此必须由国家采取措施，比如扩大财政支出、减少税收等，来刺激需求，达到社会充分就业水平。“在30年代大萧条期间，人们曾经突出确认经济关系对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49]凯恩斯的经济学里国家又一次成为重要问题，他主张“国家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不是涉及那些由私人已经在完成的活动，而是那些落在个人活动范围之外，如果国家不出面不会有人去做出决定的事情。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去干那些正在由私人做的事情，或把这些事做得更好些或更坏些的问题，而是去做那些根本就没人去作的事。“[50]1940年代凯恩斯�
经济学切入政治领域的另一个角度是这个时期出现的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探讨如何在均衡条件下实现资源的最优分配，从整体角度评价经济，也是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一种动力。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51]综合了凯恩斯和希克斯以及其他经济学家，包括福利经济学的思想，建立了一个以西方国家“混合经济”为蓝本的新经济学体系，他编写的教科书《经济学》自1948年问世以来，在西� 萨缪尔森的观点被称为新古典综合派，其特点是把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分别论述个体经济行为和总体经济运行，认为个体经济领域通行自由放任，总量平衡则需要国家的干预。由于国家被正式纳入经济学体系，新古典综合派已经包含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除此之外，源自T·凡勃仑，经J·康芒斯、G·缪尔达尔[52]等人发展的制度经济学在1930年代也开始形成，对制度在经济的作用做了大量的研究。凯恩斯以后国家问题在经济学中已经无法回避了。
战后各国社会发展中政治与经济的融合也向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政治学发生变革，与其他学科之间出现交叉。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得以扩大，研究课题被更新，除了传统的政治制度、国家形式结构、民主、平等、自由等问题，对于政治系统、政治发展、政治变迁、政治心理、决策、利益集团、政党、政治文化、舆论、选举等纷纷进入政治学领域。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从而政治因素的经济后果也受到政治学家瞩目。这时的政治学走向实证，注重研究实际问题。1987年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在回顾美国政治学发展历程时，提到50年代末美国经济从战后的繁荣消退，引起人们对30年代大萧条的回忆，学界马上作出反响，社会科学各学科再度兴起对经济的兴趣，“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此时都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谙的新的政治经济学，它再次集中关注隐匿于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活动。关切经济关系对于政治权力的归属和运用之影响。”[53]社会矛盾的发展是促进政治学的这一方向性变化的动力，社会科学的新发展也为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提供了条件。
3新的政治经济学出现经济学和政治学共同把目光投向政府发生在1970年代，并以出现带有两种学科的明显交叉为标志学说。到那个时期，西方经济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结束，各国纷纷陷入滞胀的困境，长期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同时生产停滞，失业率又降不下来。凯恩斯主义失灵，新古典综合派也遭到沉重打击，各种其他经济学纷纷借机登场，其中既有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有激进主义主张。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自由主义倾向的观点居于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有哈耶克(F.A.Hayek)、弗里德曼(M.F.Friedman)、卢卡斯(R.E.Lucas)等人。他们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造成滞胀的原因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及其错误政策，价格机制原本能自发地调节供求。他们讨论的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以J·布坎南（J.Buchanan）为代表的弗吉尼亚学派，专注于政府行为研究，认为滞胀源自“政府缺陷”，被称为公共选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专门研究政府失败的原因，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政府和政治。另有一批经济学家专门分析制度因素对经济的作用，被称为新制度主义。这些西方经济学家重新关心政治问题，相对于近代的政治经济学，他们以及其他重新涉及政治问题的经济学说，就构成了新的政治经济学。
公共选择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和塔洛克1960年代在美国共同创立，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政治学的传统问题，“简单地说，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就是政治科学的主题，即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党派政治学、官方政治等等。”[54]着重于指出政府行为缺陷的原因，因而也是现代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公共选择学派对政治学所批漏的重要问题重新进行研究，因而有广阔的研究领域，个体和团体的政治行为、政府的行为、选举、投票、集体决策的规则等政治学问题都进入其研究视野，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投下精力。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斯·M·布坎南、戈·塔洛克、安·唐斯、威·尼斯坎南、肯·阿罗、科尔曼(J.S.Coleman)等。[55]
曼瑟尔·奥尔森[56]的学术成就跨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一生著作颇多，其中影响最大的两部为《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和《国家的兴衰》（1982），均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这两部书中，奥尔森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出发点，专注于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团体行为，对集团进行经济学分析和博弈分析，抓住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改变了传统上对团体行为的看法，并把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引向深入。
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又称为新制度主义，集中了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和产权经济学等流派，他们的特点是以制度为研究对象，改变了制度研究为政治学专有的狭隘学科现象，制度的概念由此向经济和其他领域扩展。经济学家从经济的角度对制度进行研究不仅为经济学开拓了新的视野，而且使人们对制度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角度。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兴盛的学派，不断有经济学家加盟，当代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D·诺斯、R·科斯、H·德姆塞茨、T·舒尔茨（T.W.Schultz），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我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等[57]。其中的诺斯既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又是新经济史学的创始人之一；科斯既是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人物。
其他的政治经济学家中有一批被称为“政治的经济学”[58]，主要由一批欧美经济学家组成，包括美国经济学家D·希布斯、威廉·诺德豪斯、詹姆斯·阿尔特[59]、阿莱克·克莱斯勒等人。“政治的经济学”是真正意义上新的政治经济学，他们开始全面探讨政治与经济，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并对政治经济学给出学科交叉性定义。他们与公共选择理论明显不同，不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待政治，试图用经济学统一政治学，而是真正把政治经济学当成一种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合成。
新的政治经济学与旧的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联系在于都使用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两者的区别是主要的，复兴以后的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已经与传统用法大不相同了。”[60]《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则用PoliticalEconomics(中译为“政治的经济学”)来区分PoliticalEconomy（中译为“政治经济学”），并着重指出了两者的区别。政治的经济学“这个术语包括一系列政治学和经济学共同关注的问题的分析，它不同于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政治的经济学的重点在于试图解释总体的经济政策中政治和经济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61]主要研究对象一是经济状态如何影响政府的维持或换届，二是政治因素在经济政策的形成中发挥作用。政治商业周期、政策的优化、选举、政党、政府的规模、公共支出等成为它的主要研究内容。基本方法是“使用现代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技术来检验有关经济和政治组织相互作用的假设。鉴于它用数据来提供相互对立的假设，它几乎完全摆脱了同传统的术语——政治经济学相联系的意识形态色彩。”[62]政治的经济学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在内容的区别如此之大，以致于它已� ”[63]
国家、制度等问题是西方政治学的传统主题，但政治学一直没有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问题纳入自己的领域，直到1970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Easton）在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政治学”条目时仍没有提及政治经济学。与此同时，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非主流的经济学家，比如极端保守的公共选择学派，还有象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这样的新左派经济学家，关注经济的整体效果，关注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和布坎南的研究事业延伸进一般认为无关乎经济的领域，例如政治、官僚体制、种族主义、家庭、生育率等。如今许多大学的政治学系里都充斥这所谓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学者，他们用本质上属于经济领域的方法，来解释政治现象。”[64]
经济学者向政治领域的挺进使得政治学界“当代对政治经济学兴趣的重新燃起，与其说是政治学家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是激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努力的结果。”[65]经济学家对政治问题的研究给政治学注入了新的血液，引起政治学从新的角度研究政府、国家、制度等政治问题，政治学的发展得以新的激发。现代政治学开始转向，走向具体，不仅研究组织、制度，而且研究政策和决策过程，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遂成为政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政治学的这种变化也是社会现实发展的要求，19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实行混合经济体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干预，干预到何种程度的问题。政府在管理社会（包括经济）方面的功能大大强化，政府既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社会的分化和专业化、现实的复杂化和多元化在1980年代以后又有进一步发展，促使各个学科的研究视野明显扩大，政治学的研究领域随之扩展，伊斯顿总结道，“这些变迁使我们在广泛的领域中对先存的实际状况之看法和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领域包括：种族和性别歧视，环境的污染，贫困和经济不平等的最低限度，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核军备的重整，国际范围内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依存等等。”[66]奇尔科特在总结政治学在当代的新进展时认为，性别问题、环境问题、选择问题、民主问题、资本主义的作用等已成为80年代政治学的主题。[67]上述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综合性的、多侧面的，以整体面目出现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单一学科的分别研究，不足以为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合适的方案，政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共同研究重要的社会问题成为现实需要。
到1990年代，西方政治学者明确主张“政治学研究不能孤立于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之外。”[68]经济学也在发生变化，更关注宏观问题，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府的职能等问题被普遍当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再次出现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肯定。当代西方出现政治理论与经济理论相结合的趋势，《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词典》中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处理政治和经济过程的相互关系的一门社会科学。”伊斯顿于1990年代意识到了总结1970年代以来的美国政治学发展时，注意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他被认为这是政治学在后行为主义时期走向应用，注重政策研究的总趋势的一种表现，也是现实中经济状态与政治事件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反映。[69]
4政治经济学复兴的意义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反映了当代学界多学科融合的趋势，“旧政治经济学及其近来的复兴，能够比范围较狭隘的经济学和政治科学更好地认识和研究存在于主要政治和经济制度（国家、公司、尤其是市场）中各种形式的复杂的相互依赖。它们还能较好地研究和理解对于政治和经济制度都非常重要的基本的社会进程。这些进程包括‘把稀缺手段分配用于相互竞争的目标’以及讨价还价和行使权力。”[70]由美国社会学家华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主持的“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TheGulbenkianCommissionontheRestructuringoftheSocialScience)，于1994年和1995年组织了来自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十位学者进行讨论，认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这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传统社会科学在当代日益相互重合。
首先是社会学，于1950年代提出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并把它们作为自己的两个分支。政治学家步其后尘，也将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大到正规的政府建制之外。象压力集团、抗议活动和社区组织等，只要是有政治意味的社会现象，都被纳入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华勒斯坦等人认为“政治经济学”的重新使用是社会学家的手笔，“当某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社会学家重新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时，另外一些不那么具有批判精神的政治学家所作出的回应是力图赋予它以一种更加偏于古典的意蕴，即注重对普遍规律的研究。”[71]结果促使政治学家更加关注经济过程，经济学中的凯恩斯主义的流行重新唤起了对‘宏观经济学’的关注，“于是经济学于政治学之间的分界线变得不那么清晰了，因为分析的对象主要是政府的政策以及各类政府间机构。”再以后，一些非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主张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分析模式去研究传统上归于社会学的各类主题，比如家庭、犯罪等。
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也是政治学吸纳经济学方法的结果。经济学对政治学的“边界入侵”受到政治学家的欢迎，“一些在政治学方面被看作较有独到见解的和比较有用的著作，是由经济学家所撰写的，他们把自己学科的工具箱中取出的合理的概念和模式应用到政治学上。”[72]这使得一些政治学家沿着与经济学家相似的路线来重建政治学，比如把政治学中的“权力”相当于经济学中的“财富”。因此经济学是作为一种模式和一种研究方法进入政治学的，“这时政治经济学的独到之处，是它对于方法论的杰出贡献。迄今为止，唯有经济学因此而著称于世。理性的行动者模式，一般是以演绎推论为基础的，但它时常也需要对于行为世界予以正确的参照。这种模式代表了技术从某个学科向其他学科——实际上是从经济学向一系列其他学科的转移，这种转移的速度之迅速、范围之广泛，在社会科学史上是鲜有先例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听到有关‘经济学大帝国主义’的议论，当然，其涵义即是指其他社会科学在进行理性建模时已发现了经济学的威力。”[73]在这方面，政治学不光吸收了经济学的方法，而且还吸收了心理学、社会学，甚至若干自然科学的方法。“‘入侵者’常常受到欢迎，并且被看作对政治研究作出了有用的贡献。”[74]对于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来讲，“最重要的情况是，近年来为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学（即，为更紧密地、更系统地结合，无论是什么名称，也无论最终学科的重新安排是什么）提出了有力的论证，这一论证显得很有说服力。”[75]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也是一个重提价值观问题的过程，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某种意义上把政治经济学当作道德科学，他的《道德情操论》发表在《国富论》之前。新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古典时期以后经济学家不再研究的问题：产权、利益集团的冲突、国家、官僚制度、自由、正义、秩序等政治现象和政治哲学问题，“保守主义经济学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规范的政治理论。”[76]这与西方政治学走向后行为主义，重提价值问题，向国家的回归等的学术趋势是一致的。伊斯顿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回归形成了政治研究新的方法：理性人和公共选择模式，这种方法先是被政� 他举了罗尔斯(JohnRawls)对正义问题研究的进展为例，罗尔斯在《正义论》（1971）运用了理性人和博弈等模式，给出有说服力的、准确的正义标准。伊斯顿得出结论：“理性的模式使得新的政治哲学有可能要求与经济学本身无分伯仲的逻辑性和精确性。因而，各种价值标准亦以一种合意的方式，觅见了自己返还科学研究的途径。”[77]而在行为主义时期，规范性问题涉及价值观，一直被当作主观性的东西而排斥在政治科学之外。
当代西方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学科的融合与交叉，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互融合，出现了一些边缘学科，如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其中一些经济学家关注政治问题，进入以往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研究政治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们不仅对政治制度、国家、政府、选举、自由、平等、民主等传统的政治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得出自己独特的结论，而且还专门分析了投票规则、代议制民主与财政政策的关系等新的问题。经济学家“侵入”政治学，给政治学这一古老的学科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如何回应经济学的“入侵”，如何从政治学的角度评价经济学家的政治研究，是摆在政治学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注释：
[1]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3年版，上册，绪论，第6页；country一词在政治学著作中一般汉译为“国度”。
[2]（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6年版，上册，第33页。
[3]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第33页。
[4]（美）肯·米诺格：《当代学术入门：政治学》，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5]（Xenophon，约公元前430-355），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有《居鲁士的教育》、《希腊史》、《远征记》等著作传世，还有一些记录苏格拉底思想的对话体著作，
[6]参见陈孟熙主编：《经济学说史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7]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1年版，第18页。
[8]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的名著《政治哲学史》中有“色诺芬”一章，但只在其中个别地方提到色诺芬的Oeconomicus(中译本译为《财源论》)，参见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第93-126页。
[9]Plato，公元前427-347，古希腊思想家。
[10]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6年版，第201页。
[11]柏拉图：《理想国》，第154页
[12]丛日云：《西方文化传统》，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13]（美）约·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1年版，第91页。
[14]参见（苏）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1年版，第145-7页；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3-4页。
[15]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古希腊思想家。
[16]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第3卷，第968页。
[1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5年版，第19页。
[1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31页。
[1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53页。
[20]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48页。
[21]《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93页。
[22]Nicollo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
[23]（苏）莫基切夫主编：《政治学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79年版，（上），第135页。
[24]ThomasMun,1571-1641，英国经济学家。
[25]参见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59年版，第1页。
[26]AntoynedeMontchretien,1575-1621，法国经济学家。
[27]（美）罗。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11页。
[28]《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968页。
[29]FrancoisQuesnay，1694-1774，法国经济学家。
[30]亚当·库珀等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第549页。
[31]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0页。
[32]JeremyBertham,1748-1832，英国哲学家。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53页。
[34]A.Smith,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
[3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74年版，下卷，第27页。
[36]（美）保·海纳：《权利·自由·乡镇自治》，中译文见《自由与社群》，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6页。
[37]（美）保·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下）第1275页。
[38]布坎南：《宪法经济学》，中译文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35-336页。
[39]DavidRicardo,1772-1822,英国经济学家。
[40]《宪法经济学》，中译文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第335页。
[41]（美）罗。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第13页。
[42](美)罗·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474页。
[43]AlfredMarshall，1842-1924,英国经济学家。
[44]（美）弗·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远方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26页。
[45]（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和牛津大学出版社中译本，1997年版，第19页。
[46]（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6年版，上卷，第50页。
[47]（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21页。
[48]（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5页。
[49]（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中译本序言，第3页。
[50]（英）凯恩斯：《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见《凯恩斯全集》，第4卷，第291页；中译文见《预言与劝说》，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7年版，第317页。
[51]P.A.Samullson，1915-，美国经济学家。
[52]ThorsteirnVeblem，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mons，1862-1945,美国制度经济学家；GunnarMyrdal，1898-，瑞典经济学家。
[53]（美）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3页。
[54]丹·缪勒：《公共选择》，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2年版，第5页。
[55]JamesM.Buchanan，1919-，美国经济学家．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主要著作有《贸同的计算；民主的逻辑基础》(1962)（与戈登·塔洛克合著）;《民主财政论》(1966)；《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学在政治方面的应用》(1972)；《赤字下的民主》(1977)；《自由、市场和国家》(1966)等。G.Tullock,主要著作有《官僚制的政治》（1965）。AnthonyDowns，代表作为《民主的经济理论》（1957）。W.A.Niskanen，代表作为《官僚与代议制政府》（1971）。K.Arrow，代表作为《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
[56]MancurOlson，1932-1998，美国经济学家，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院院士，曾任公共选择协会会长（1972-1974），美国经济协会会长（1986），以及其他若干学术头衔。
[57]D.North，主要著作有《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合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81）、《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0）。R.Coase，主要论著有《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1960）、《企业、市场与法律》。H.Demsetz，主要著作有《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维度》（1982）等。
[58]这里的“政治的经济学”指的是PoliticalEconomy或PoliticalEconomy,，目的是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区分。
[59]D.A.Hibbs，与Fassbender,H.合编：ContemporaryPoliticalEconomy,(1981)美国经济学家，著有。W.D.Nordhaus，美国经济学家，著有《经济学》（与萨缪尔森合著），为再版了十几此的大学教材。JamesE.Alt，美国经济学家，著有ThePoliticsofEconomicDecline,(1971).K.AlecChrystal,美国经济学家，与JamesE.Alt合著：PoliticalEconomics,(1983).
[60]《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968页。
[61]（英）戴维·米勒等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第554页。
[62]《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555页。
[63]刘德厚：“‘经济政治’范畴分析”，载《经济评论》，1994年第2期，第6页。
[64]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第26页。
[65]（美）罗·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第475页。
[66]（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2页。
[67]参见（美）罗·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第18页。
[68]《比较政治学理论》，第14页。
[69]DavidEaston&,DevelopmentofPoliticalScience:ComparativeStudies,Press,1991.chapter12..
[70]（美）卡·爱·索乌坦：“什么是新论？”，载（美）斯·L·埃尔金和卡·爱·索乌坦编：《新论》，三联书店中译本，1997年版，第13页。
[71]（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49页。
[72]（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5页。
[73]（美）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5页。
[74]（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6页。
[75]（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6页。
[摘要]
行为经济学由于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在兴起之后就一直受到关注，频频被用于解释相关的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就从介绍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主要观点出发，进而论述行为经济学的相关延伸理论，并展示了行为经济学被借鉴来解释现实中一些传统经济无法合理解释的问题。
[关键词]
行为经济学理论延伸行为金融
一、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及其主要观点综述
行为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即假设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则舍弃了，并把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 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优美的理论大厦无法通过检验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也无法观察到现实中人的经济行为，因此更无法来解释许多人的经济行为之谜。这种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转变。莱布森等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名为“行为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新流派思想，向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行为经济学尝试对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在现实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行为论者并没有抛弃主流理论，而是赞同其注重理性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但是，他们坚持对这一理论加以修正。他们认为，经济人也对具有偏见的推理，自我沉溺、自我毁灭的行为和种种其它人类缺陷和长处做出反应。行为经济学理论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因此，行为经济学试图对传统假定进行修正。丹尼尔卡尼曼、理查德塞勒、马修拉宾及已故著名行为经济学家阿莫斯特维尔斯基是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富有创见，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概括来讲，行为经济学主要就是：预期效用理论；偏好的一些典型特征；偏离理性的特征分析这三类代表性观点。
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延伸范围及领域
行为经济学之所以盛行，不是因为其敢于对传统经济学提出挑战，更因为是行为经济学能够自圆其说，其一些假设和理论观点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能让大多数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行为经济学在现实中的理论主要延伸到以下领域：
1、当今市场竞争行为的心理特征
2、劳动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非自愿失业——为什么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不包括自然失业率和工作变动时的摩擦失业）？原有理论对此给出了一个“公认”的理由，假定工资是在市场出清水平上预先给定的， 但工资为什么要定那么高，而且还是刚性的呢？为什么有人频频跳槽，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终生厮守一个单位？这些不是能用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简单解释的。“有效工资理论”、阿克洛夫（2001）的“交换礼物”等都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理论和实践似乎证明了在工资和努力水平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并且在长期内是很稳定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简单地遵从工资水平提高、劳动力供应增加这一规律。如出租汽车司机并不只是由每人收入的高低来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老师让一些学生参与科研课题，学生们不会仅根据报酬或津贴的高低做决定；幼儿园制定罚款制度是为了让父母亲及时地接孩子，但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些是因为当工资与价格变化的行为中包含道德和情感成分时，标准经济理论中的价格交换效应就应予以修正。因为劳动者对劳动与休闲的价值判断是因人、因行业、因时点不同而异的。另外，行为经济学还研究指出，承担风险、经营管理等活动也是一种类型的付出和劳动。
3、行为金融学
行为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金融学中，有效市场假设的作用是奠基性和举足轻重的。资产定价的标准均衡模型假定投资者仅仅关心资产风险，并利用公共信息尽可能准确地预测股票收益。这些假设在某些时候确实能做出确切的预测，但当价格变化的自相关性近似为0时，证券市场上却出现大量异常现象。这些不规则现象促使研究具有有限理性假设的资产投资者的“行为金融”（behavioral finance）论应运而生。金融学中一个重要的异常现象是“股票收益之谜”：股票的平均回报要比债券收益高得多，为什么高收益对应高风险，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理论。为了说明其中的缘由，行为经济学假定投资者具有损失规避的行为偏好，这能更合理解释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还发现经验不足的经纪人的反应如何迟滞，而长期操盘手的反应为何又过于敏感。行为经济学还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年成交率的实例来研究资本市场规模问题，关于个体股票交易行为的数据表明，部分投资者的盲目自信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股票市场规模的极度膨胀，股票市场上的许多现象都与投资者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有直接的联系。
行为金融学的迅速发展，是由于金融理论把“宝”都压在“有效市场假设”上了：投资者有充足的理性以至能够观察和利用历史资料。有人曾将有效市场假设美誉为：社会科学中认识最完善的一种规律性，然而，股票价格波动太捉摸不定了，以至不能反映内在的真实情况。行为经济学发现了一种基于代理人心理活动的过度反应效应，客观、深入地研究一系列异常现象，有助于用事实更精确地检验市场有效性假设。当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行为经济学也迫切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心理学的内容，正在努力探讨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解释金融市场上的异常现象。
三、行为经济学在实际中的应用
民工短缺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打破了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引起了企业界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理论界纷纷对此问题发表看法，并对民工短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综观这些分析，人多是运用市场、结构、信息、制度等分析力一法，基本没有涉及民工的心理与理性，民工是该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在分析民工短缺的成因时，不能完全不考虑主体对劳动力市场的相关要素以及劳动环境的认知而采取的相应的经济行为。
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农林经济管理是较早设置的专业，为国家的农林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输送了大量的专门人才。浙江农论文联盟林大学是浙江省唯一的农林本科院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是浙江农林大学具有办学实力和办学特色的老专业。该专业成立于1985年，其前身是林业经济管理专科专业，1996年林业经济管理专业招生本科生，1998年更名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2003年被评定为校级重点建设专业，2007年批准为浙江省本科高校重点建设专业。近年来，对照省级重点建设专业的指标体系，对人才培养目标进行重新定位，并在师资队伍、课程体系、实践教学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建设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一、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基本情况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隶属于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自林业经济管理专科专业招生至今，已为社会培养了25届1600余名本专科毕业生。毕业生就业选择余地较大，就业呈现多元化趋向，从单一的以农林业单位为主向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自主创业等多种类型转变。据不完全统计，本专业培养的毕业生中已有100多人走上了科、局级以上领导岗位，体现了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注重知识、能力与综合素质的协调发展。近年来，每年招收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生60名左右，现有在校生247人。现有专任教师37人，其中正高级职称12人，占教师总数的32.4%，副高级职称20人，占总数的54.1%；54.1%的专业教师具有博士学位。有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学科组专家1人、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2人、浙江省“151人才”4人。
二、近年来专业建设的主要措施及成效
1.修订人才培养方案，调整人才培养目标
（1）多方参与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2）根据社会需求和学校层面人才培养目标，适时调整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离农倾向明显，就业去向与其他经管类专业并无差异，特色与优势不明显。当前，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肩负着为现代农林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输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能创新”的人才的历史使命。同时，2009年，浙江林学院升格为浙江农林大学，随即制定了《浙江农林大学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纲要》明确了学校的人才培养为：“培养品德优良、基础扎实、能力强，具有生态文明意识、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此，在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时，适时调整了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具体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农林业发展需要的，具备系统的管理科学和经济科学的基础理论和相关的农林业科技知识，掌握农林业经济管理的基本方法和技能，能在各级政府涉农部门、农林企事业单位、农村基层经管单位等从事管理、市场营销、金融、财会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创新人才。”
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注重科研与教学研究
（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努力打造一支“顶天立地”的师资队伍
为优化师资队伍结构，主要采取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的措施。引进包括专任教师及兼职教师的引进。建设期内，共引进博士7名，其中国外高校1名，国内985院校3名、211院校1名。聘请4名具有丰富农村工作经验的地方工作人员和农林企事业单位人员、3名国外著名高校的教师为兼职教授。积极鼓励年青教师到国内外名牌大学和一流的科研院所攻读博士学位、及到基层挂职锻炼。建设期内，5名教师获得了博士学位，其中中国科学院1名，985院校3名，211院校1名。有10位教师到国外著名大学访学，5位教师到农村基层或农林业企事业单位挂职锻炼。通过这些措施，使师资队伍真正做到“顶天立地”（既掌握学科前沿又了解农村实际），职称、学历、学缘结构显著优化。高级职称比例由2007年的70.3%上升为2011年的86.5%，其中副教授比例由37.0%上升为54.1%，成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从事教学第一线的主力军。博士学位比例由2007年25.9%上升为2011年的54.1%。教师由原来主要毕业于林业院校，改变为既来自国家重点农林院校，也有来自于国内外著名综合性大学。
（2）注重科研与教学研究，着力提升专业教师的科研与教学研究水平
努力营造良好的科研与教学研究氛围，鼓励老师从事科研与教学研究。建设期内，共立项科研课题80余项，其中省部级以上项目38项，科研经费达440余万元。发表学术论文153篇，其中被三大检索系统（sci或ssci、ei、istp）收录18篇；出版学术专著16部。获浙江省科技进步奖，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奖，浙江省科技兴林奖等各类科研奖励共20项。主持浙江省新世纪教学改革项目、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研究课题共3项，校级教学改革项目4项，获得浙江省教学研究成果奖、校级教学研究成果奖共5项，发表教学研究论文15篇。从近年的发展来看，专业教师的科研与教学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为科研促进教学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为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撑。
3.优化专业课程体系，强化课程与教材建设
（1）构建“理论、实践、特色”三结合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为了实现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及时修订了教学计划，着重优化专业课程体系，构建了“理论、实践、特色”三结合的课程体系。具体表现在：
第一，重理论。课程体系的设置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理论知识，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理论基础课程由两个平台构成，公共基础平台及学科专业基础平台，学分合计为40.5，占总学分的24.5%。为培养学生具备系统的管理科学和经济科学的基础理论提供保证。
第二，强实践。为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课程设置强调实践环节。一是加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环节，如“林业概论”、“现代农业概论”等课程设有实习环节，“会计学基础”、“统计学原理”等课程均设有模拟实习。二是安排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包括专业综合实习、毕业实习等，专业综合实习主要设置了为期2周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综合实习”、为期1周的“农林企业管理综合实习”。三是设置“社会经济调查与应用文写作”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社会经济调查及应用文写作的能力。
第三，显特色。为了显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与其他经管类专业的差异，充分发挥学校和地域优势，在专业选修课中，按方向设计了两个模块，一是“农村经济发展”模块（选修模块ⅰ），二是“农林企业管理”（选修模块ⅱ）。
转贴于论文联盟
（2）强化课程与教材建设
建设期内，有计划地开展了以精品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方法和手段改革为重点的课程与教材建设工作。具体包括：
①重视精品课程建设。专业教师高度重视精品论文联盟课程的申报与建设工作，新列入校级精品课程8门，现有校级精品课程14门，通过学校验收的8门。“林业经济学”和“林业财务与会计”2门省级精品课程，均于2010年顺利通过浙江省教育厅验收。②加强教材及教辅资料的建设。以精品课程的申报与建设为契机，鼓励教师编写教材。在已有主编《现代林业企业管理学》、《管理学案例》、《会计学基础》、《林业财务与会计》等教材的基础上，主编教材5部、副主编2部、参编2部。同时，加强教辅资料的建设，如“林业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等有实习环节的课程均有相应的实习辅助资料。③改革教学方法与手段。首先，倡导国际参与式课堂讨论方法。如在“林业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在介绍乡村快速评估技术（rra）和参与性评估方法（pra）时，设计一些主题，以行政班为单位分为5～6个小组进行讨论，每组只分析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规定每组的讨论时间和汇报时间，由小组成员自主确定每组的协调人、观察员、记录员等展开。其次，采用案例教学法。如“经济法”、“市场营销学”、“管理学原理”等课程全面推行案例教学，通过案例教学锻炼了学生综合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再次，开展网络课堂网上互动。各课程组在建设网络课堂的过程中，开通网上讨论，使师生互动不断加强。
4.改革实践教学体系，重视教学条件建设
（1）构建“一、二、五”分类实践教学体系
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目标，除课程实习外，构建了“一、二、五”分类实施的实践教学体系。“一”指一个中心，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中心，“二”指两个平台，面向全体学生的平台和面向优秀学生的平台。“五”是指五个支撑点，包括面向全体学生的“中期论文及毕业论文”、“专业综合实习”两个支撑点，面向优秀学生的“大学生林业经济研究会”、“科研创新基金项目”、“大型专题调研”三个支撑点。
一是通过专业综合实习、中期论文及毕业论文的实施，构建“基于应用性目标的实践教学体系”。为使学生掌握学术论文写作的一般要求和规范，在第四学期至第五学期，安排专业老师指导学生撰写中期论文。中期论文的基本要求是利用所学的经济学、管理学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对农村经济社会问题进行分析，必须有实际的调查资料和数据支撑。毕业论文是高校实践教学的必修环节。在毕业论文环节，强调选题需理论联系实际，尽量与导师的课题相结合。通过实施中期论文，强化对毕业论文的指导，使学生完成的毕业论文质量较高。2007-2011年，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入选校级优秀论文12篇，毕业论文的优良率达41.24%。专业综合实习主要包括“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综合实习”、“农林企业管理综合实习”，目的是使学生掌握社会经济的调查方法，提高学生的社会交际能力，培养学生团队合作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以为期2周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综合实习”为例，第1周为外业调查，第2周为内业整理和综合分析报告撰写。调查以小组为单位独立开展工作，教师轮回指导和检查。这一以专题调研为特色的综合实习，使学生围绕某一主题从“提出问题和目标-设计问卷-实地调查-数据资料整理、分析-撰写报告”得到全过程的训练。经过多年的实施，综合实习制度受到了学生的一致好评。
二是通过大学生林业经济研究会、大学生科研创新基金、大型专题调研等第二、第三课堂，构建“基于创新型目标的研究型实践教学体系”。大学生林业经济研究会由高职称、高学历的专业老师担任指导老师，有针对性地指导社团开展学术活动，并组织学生参加两年一届的全国大学生林业经济研讨会。由于师生的共同努力，在第十二、十三、十四届全国大学生林业经济研讨会上共获得了一等奖2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10项、优秀奖11项的好成绩，在校期间学生公开发表学术论文4篇。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积极鼓励学生申报学校和浙江省的大学生科研创新项目，由专业教师负责指导申报和实施的全过程。2008-2010年，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学生成功申报项目共24项，其中省级6项。大型专题调研主要是指部分学生参与知名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大型专题调研。2009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从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挑选了共28名学生参加了农业经济相关课题的调研。通过参加大型专题调研活动，使学生的社会实践与社会调查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2）重视教学条件建设
建设期内，主要抓实验室及实习基地、图书资料的建设。
一是实验室及实习基地建设。在实验室建设方面。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主要依托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总面积600m2，下设6个实验分室：财务会计模拟实验分室、工商管理模拟实验分室、国际贸易模拟实验分室、电子商务模拟实验分室、市场营销模拟实验分室、金融模拟实验分室。建设期内，新增教学设备（包括软件）近158万元。现有教学设备总值近432万元。在校外实习基地建设方面。新建实习基地11个，现有校外实习基地达21个。
二是图书资料建设。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教学所需的图书资料除由学校图书馆提供外，由学院图书资料室和专业特色资料室提供。经济管理学院图书资料室，每年及时采购能反映专业发展动态与趋势的图书资料。现有藏书1.5万册、学术期刊310种、报纸40余种。同时，建有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特色资料室1个，现有各类资料和藏书800余册。为学生研究性学习和教师从事科研活动提供了保障。
三、几点思考
首先，人才培养目标重新定位后，如何保证培养目标的实现。从近几年学生就业情况看，就业趋向是以非农企业、政府管理部门（公务员等）为主。在专业建设过程中，为了体现特色与优势，适应现代农林业发展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人才的需求，对人才培养目标进行了重新定位。但是，大学生毕业后是否愿意真正走上服务“三农”的就业岗位，也就是说如何保证培养目标的实现？除通过对培养环节、课程体系、实践教学等的调整与优化外，更需要加强就业指导，努力改变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同时打通高校毕业生通向农村的路子。
其次，实践教学是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十分重要的环节，同时实践教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专业建设过程中，紧紧围绕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构建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坚持“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第三课堂”密切结合，全方位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的提升，为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奠定稳固的基础。同时，应该注意到教师在实践教学过程中的突出地位，需要进一步加强实践教学队伍的建设，充分发挥实习基地的作用，构建完善的实践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最后，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是涵盖经济、管理两大学科的宽口径专业，当前迫切需要加强管理类课程的建设与改革。长期以来，高等农业院校的农林经济管理本科，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都加强经济学课程，轻视管理学课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种农业企业迅速发展壮大，为了适应这一变化，本专业在专业选修课中，设置了“农林企业管理”模块，安排1周时间的“农林企业管理综合实习”。但总体来看，课程设置不能满足人才培养的需要，综合实习的执行存在较大的难度，效果不理想。为此，需要增加涉农企业管理类课程，并较好地落实综合实习，努力提高实习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