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论文【优秀29篇】

金融危机的影响领域也是相当的广泛，从金融行业、地产行业再到气候能源领域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

关于金融危机的论文范文 1

关键词：金融危机；企业投资；持续时间；产权性质；投资效率

一、 引言

宏观外部冲击对微观主体的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企业投资行为是微观主体的重要体现，是连结宏观经济与微观金融的重要纽带。此次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外生性的自然实验环境。研究金融危机冲击之下，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变化、持续时间以及不同特征的企业投资变化差异，能够有效避免以往内生性的问题。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与民营上市公司同时存在，两者的市场行为常常表现出不一致性。产权性质不同的上市公司，在面临的融资约束、投资效率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正是基于此，选取2007年～2014年沪深A股持续经营的全部上市公司，研究结果表明：危机显著降低上市公司投资水平，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投资下降程度较少；民营上市公司2年后基本恢复危机前投资水平，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投资水平在危机发生4年后依然显著低于危机前水平；危机发生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显著低于民营上市公司，是导致这种不同的原因之一，从而得到非效率投资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且负向影响持续时间更长。研究结果支持提高企业市场化竞争水平和国有企业改革等政策。

二、 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将外部冲击与经济波动的关系研究推向高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再次引发学者对外部冲击的溢出效应进行广泛而深刻的研究。但是，如何刻画、描述微观经济主体在冲击下的行为特征及其持续时间，一直鲜有文献讨论。一方面是由于将宏观波动与微观主体建立联系存在一定困难；另一方面，在样本的时间持续上存在不足，没有足够数据支持实证检验。因此，本文从金融危机、不同企业产权特征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和外部冲击对企业投资影响机制三个方面展开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

1. 金融危机与企业投资。国外学者利用金融危机形成的“自然实验环境”对企业投资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是结论却存在争议：大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主要是从供给端影响非金融机构从外部资本市场获得融资的能力，现金储备可以缓解金融危机对企业投资的影响（Duchin et al.，2010；Campello et al.，2010、2011）；而有的学者认为在金融危机期间投资的现金流敏感性已经消失（Benigno et al.，2013）。随后，Anand，Irvine和Puckett（2013）研究认为金融危机造成金融市场动荡进而引发流动性不足，机构投资者倾向于在金融危机期间撤消大部分风险投资。

国内学者也关注到危机期间企业投资行为的异动。祝继高等（2012）的研究认为，在金融危机期间女性董事比率高的公司在危机中投资水平下降的幅度更大，尤其是在存在过度投资的公司中，这种效应表现的更为明显。曾爱民等（2013）研究表明财务柔性企业在金融危机时期的投资所受融资约束程度显著更轻，企业事前储备的财务柔性能有效增强其抵御不利冲击的能力。

危机的冲击对企业投资产生负向影响，通过恶化融资环境和减少外部投资机会两个方面导致企业投资水平显著下降。一方面，危机的爆发导致资本市场环境急剧恶化，融资约束显著增大，企业流动资金面临重大挑战，甚至出现资金流断裂的可能。另一方面，危机爆发通过有效需求下降、净出口与投资减少和融资约束进一步增大等途径减少企业投资机会。

2. 产权性质与企业投资非效率。非危机视角下的产权性质与企业投资关系，普遍观� 危机视角下，产权性质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有了新的解读。目前文献主要是从产权性质不同的上市公司投资下降程度不同作为主要切入点。梁琪、余峰燕（2014）研究发现金融危机会对企业资本投资带来冲击，但国有股权能弱化这种负面影响：主要得益于所在国家（地区）的银行业国有化程度较高和国有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资本投资下降较少。影响机理表现为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偏好谨慎、保守的商业模式。无论是在非危机还是危机期间，产权性质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都有显著影响。

3. 宏观外部冲击对微观企业主体的影响研究。刻画宏观外部冲击对微观企业主体行为的影响文献较少，以往相关的研究集中在外部冲击对宏观经济系统的影响和负面效应。戴觅、茅锐（2015）以金融危机为自然实验，研究表明金融危机促使企业“出口转内销”，但出口降幅与内销增幅并不匹配。许涤龙、沈春华（2012）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是一个渐进、动态的过程，而非一个静止的状态，而且这种影响是长期的。

在冲击对企业投资行为的持续时间上，鲜有文献进行相关研究。外部冲击存在滞后性，会持续存在一段时间，这一点已经大量文献证明。本文认为，冲击的持续时间长短受到冲击本身量能的大小、传导路径的通畅程度、被影响主体的外部依赖性和自身调节能力有关。通常冲击量能越大、企业外部依赖性越强、企业自我调节能力越弱，冲击的持续时间越长。在同一冲击力度下，对企业投资影响持续时间除了和企业所处行业、经营状况有关外，产权性质及由此带来的投资规模和效率的不同，是影响持续时间的重要因素。

基于上述三部分的论述，联合提出本文研究假设1、研究目标2和假设3：

研究假设1：金融危机作为外部冲击，显著降低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水平；其中产权性质对投资下降程度有所影响。进一� 研究目标2：通过实证检验，初步回答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其投资水平受到危机冲击的持续时间。研究假设3：金融危机对上市公司投资水平影响的持续时间与危机前企业是否存在投资非效率有关；企业投资非效率程度越大，受到危机冲击的影响越大，持续时间越长。

三、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1. 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数据来源与处理。本文的实证研究分为全样本实证与分样本实证。全部样本为沪深A股2007年以前上市且持续经营的全部公司，2007年第4季度～2014年第3季度共28季度数据。其中剔除金融类、在样本考察期间被特别处理、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最终得到1097家上市公司。根据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实际控制人是否为国资委、各级政府与中央或国有集团公司，划分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与民营上市公司。在上述样本基础上得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695家，民营上市公司402家。

本文采用Winsorization的方法对异常值进行处理，对原始数据使用概率为1%的缩尾处理，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并对各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便于横向比较与线性回归。

（2）变量定义。企业投资这一变量，根据理论分析及国际衡量标准，采用t年j季度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无形资产与在建工程等项目较上一期的增量，与现t年j季度资产规模的比值衡量企业的投资水平，用Invest表示。定义金融危机，需要考虑传导的时滞效应。根据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率，定义为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第三季度为危机中，引入虚拟变量Crisis表示并取值为1；其他时间定义为非金融危机期间，取值为0。在研究危机持续时间时，同样引入虚拟变量Crisis_after1～Crisis_after5，用以表示危机后1年～5年。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文献研究，影响企业投资水平的因素还有很多，引入包括现金储备、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成长机会等作为控制变量。在研究危机企业投资效率时，根据Richardson（2006）投资标准模型，引入Investj，t，i_1表示投资滞后一期。

2. 实证结果与分析。

（1）金融危机期间企业投资下降了么？Model-1为全样本研究，未区分产权性质，证明危机确实使得企业投资水平普遍且显著下降。Model-2、Model-3引入State和交互项Crisis*state：表明在整个样本期间，国有组投资显著高于民营组。进一步使用Model-4、Model-5来分组考察下降程度，发现两者Crisis系数均显著为负，但民营组系数更大，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有组投资水平下降较少。上述实证结果验证研究假设1。

（2）金融危机对企业投资冲击持续时间多久？采用间隔式的样本分段研究金融危机冲击之后，滞后效应的持续时间。Model-6回归样本为危机前和危机后一年（2007Q4～2008Q3、2009Q4～2010Q3）共8季度数据，Model-7～Model-9的回归样本以此类推。与直觉认为不同的是，危机在国有组中持续的时间更长。Model-6～Model-9中，国有组Crisis_after系数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而民营组的系数在危机后第二年就已经表现为不显著。整体看，Model-7～Model-9说明国有组和民营组在受到危机冲击的持续时间上存在差异。

（3）危机冲击的持续时间不同是因为投资效率吗？上述实证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与一般推论所想不同。基于以往文献的研究结论与本文理论部分的分析，投资效率的差异可能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基于此，本部分采用Richardson（2006）的标准投资模型，刻画上市公司在样本研究期间的投资非效率情况，并将代表投资非效率程度的？驻Investj，t，i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危机冲击的持续时间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

Model-10 state的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危机传导至国内前，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显著高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Model-11～Model-15通过引入Crisis_after1～Crisis_after5，分别研究危机前与危机后1年～5年比较时，国有组与民营组投资效率的差异。State的系数在危机冲击后第2年不再显著，但在全部模型中系数均为正，说明整体而言不论在危机前还是危机后，国有组的投资效率均低于民营，这种差异在危机前和危机后一� 回归结果也与前文持续时间的模型结论一致。Model-16～Model-17为分组检验在危机冲击后5年投资效率的表现，结果说明危机中由于国有组与民营组的投资水平均显著下降，幅度较大，导致投资效率下降；但危机后由于国有组的冲击影响持续时间较长，但力（下转第75页）度已经逐渐减弱，反而使得投资效率提升。结果也从侧面说明国有组在危机前确实存在较大程度的投资非效率情况。

四、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国际金融危机的视角，采用全行业样本，研究在金融危机这一突发性外部宏观冲击下微观主体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的变化，得到的主要结论有：（1）金融危机传导至我国后，危机期间我国全行业上市公司投资水平显著下降；其中产权性质影响下降幅度，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投资水平下降幅度较小。（2）危机冲击对产权性质不同的上市公司持续影响力度不同：与直觉认识不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受到影响持续时间长达5年；而民营上市公司在危机冲击2年后，投资水平就逐渐恢复至危机前水平。（3）造成危机持续时间不同的原因之一，是产权性质不同的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不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危机前投资非效率的情况更为严重，由此可推论非效率投资更容易受到宏观波动的冲击。

基于以上结论可知，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投资效率和自我恢复能力方面均逊于民营上市公司，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涉及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薪酬激励与成本、股权结构与集中度、集团母公司和政府“帮助之手”与“掠夺之手”等方面；尤其是这些因素在危机冲击后，其影响上市公司的机制与方向是否发生改变，都是进一步可供研究的方向。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效率投资能够较好地抵御外部宏观冲击，支持国有企业改革与提高市场化程度促进竞争等政策，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投资效率；同时也为有关部门在外部宏观冲击后如何使用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提供一个微观主体行为方面的实证证据。

参考文献：

[1] 戴觅，茅锐。外需冲击、企业出口与内销：金融危机时期的经验证据[J].世界经济，2015，（1）.

[2] 李焰，秦义虎，张肖飞。企业产权、管理者背景特征与投资效率[J].管理世界，2011，（1）.

[3] 梁琪，余峰燕。金融危机、国有股权与资本投资[J].经济研究，2014，（4）.

[4] 魏明海，柳建华。国企分红、治理因素与过度投资[J].管理世界，2007，（4）.

[5] 祝继高，叶康涛，严冬。女性董事的风险规避与企业投资行为研究――基于金融危机的视角[J].财贸经济，2012，（4）.

[6] 曾爱民，张纯，魏志华。金融危机冲击、财务柔性储备与企业投资行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3，（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7127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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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金融市场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01年加入WTO之后，我国不断加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已形成了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特色道路。2003年5月26日瑞银集团QFII获批以来，QFII资金源源不断涌入中国证券市场，使我国内地证券市场与世界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2007年2月27日，在亚洲金融危机10周年之际，中国股市因市场传闻引发的巨幅下跌在全世界范围内导致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在沪深两市几乎全线跌停之后，香港、欧洲、美国股市迅速做出反应，即开始了触目惊心的暴跌过程。中国股市“2?27事件”所引发的全球股市循环暴跌引起了政府、管理层、证券界乃至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也标志着中国股市从此与世界股市正式接轨。随着世界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市场间的联动效应也越来越强，既然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金融市场，那么其它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是否也会传染到我国，是否会对我国股市的风险造成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能有多大，这些都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因此本文将提出一种用极值理论的POT模型来度量我国股市风险的方法，并分析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对我国股市风险所造成的影响。随着金融创新和现代金融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金融风暴掀起的浪潮也一波高过一波，金融市场股票价格大幅波动。很多学者已经在极端联动效应(即收益的尾部联动效应)的建模方面做出了 很 大 的 贡 献，如：Longin和Solnik[1],Brey-mann等[2],Zhang[3],Zhang和Huang[4]。在此基础上Zhang和Shinki[5]又做了进一步研究，并提出新的方法来检验高频数据间的极值依赖关系。2007年始 于美国次级 债券住房抵押贷款 的“次贷”危机的爆发，再次引发了华尔街金融市场的震荡，并迅速波及全球，其来势之凶猛，波及面之广，给各国金融市场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全球投资市场经历重挫，各大股票指数也随之剧烈震荡，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令人堪忧。很多学者研究发现，在“次贷”危机发生期间，危机的传染效应和市场间的极端事件联动效应尤其显着。叶五一和缪柏其[6]应用阿基米德Copula结构的变点检测方法进行了危机传染的分析，有效地检验了传染效应的存在性并给出了两国之间危机传染程度的度量指标，最后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亚洲金融市场中，韩国受“次贷”危机的影响最严重，中国受影响程度较小(可能由于政府采取了有利的监管和风险防范措施)。姬强和范英[7]建立了动态的DCC-MVGARCH模型对“次贷”危机爆发前后国际原油市场和中、美股票市场间的联动性变化进行了研究，发现危机爆发后国际原油市场与中、美股票市场间的联动性明显提高。史金凤等[8]基于分位数回归研究了金融市场稳定性的检验方法，经过实证分析发现在“次贷”危机爆发期间，系统性冲击对市场波动率的影响显着变大，上海股市处于不稳定状态，而危机过后，较快地从不稳定状态进入了稳定状态，说明我国政府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应对危机，并促进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上述文献均从不同角度验证了“次贷”危机确实对我国股市造成了影响，但是很少有学者研究我国在此金融危机中的股市风险度量问题，即如何准确地度量出我国股市的风险，危机前后股市风险是否有变化，以及针对风险的变化投资者又该如何调整投资决策呢？针对这些疑问，本文对我国股市在极端情况下的风险度量问题进行了研究。对于股市风险的度量，VaR(Value-at-Risk)方法备受推崇，但传统研究中都假设市场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因此VaR模型度量的是正常市场中的风险；而实际上，极端小概率事件才是造成风险的主要因素，这些潜在的风险可以导致金融机构的巨大损失，因此准确地度量和管理这些极端风险是金融风险管理的关键，特别是在金融极端事件频发时，资产收益大多具有“厚尾”性，传统方法中正态分布的假设将低估VaR,不利于金融机构准确地测度风险，从而也不利于防范风险和投资者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而近年来发展的极值理论不需要确定整个样本服从的分布，可以只考虑收益的尾部数据，直接对这些小概率的极端尾部数据建模拟合极值分布函数，进而计算出VaR和CVaR值，该方法既考虑到极端事件对风险度量的重要作用，又可较好地避免模型误差，能更准确地度量出风险。极值理论由Gnedenko[9]提出，是用来估计和预测极端事件风险的一门理论。Login[10]首次把极值理论运用到金融领域，对美国股票市场收益率的尾部进行建模研究风险，极大地促进了金融市场中风险管理研究领域的发展。Bao和Lee等[11]对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台湾的股票市场进行研究，并用不同的方法计算VaR值，发现极值理论的模型在金融危机中尤其适用。国内利用极值理论对金融市场收益率的尾部分布特征和基于极值理论的VaR研究开始的相对较晚。周开国等[12]根据Longin[13]详述的利用极值理论计算VaR的步骤，对1985年1月1日到1999年12月31日的恒生指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极大值和极小值序列的分布都服从广义极值分布中的Frechet分布。田新时和郭海燕[14]对1996年11月22日到2003年2月21日上证180指数的日收盘价进行研究，发现广义帕累托分布模型法更适合对“厚尾”分布的极值分位数进行估计和预测。柳会珍和顾岚[15]分别选取涨跌停板制度实施前后上证综合指数日收益率数据进行研究，用广义帕累托分布函数拟合后，发现实施涨跌停板制度后，收益率分布函数的尾部变薄，市场风险变小。司马则茜等[16]在极值理论的POT模型基础上又进一步研究，建立了基于分维的POT幂律模型，对中国银行系统的操作损失进行了估算。从这些文献中可见，用极值理论和POT模型来研究极端情况下的股市风险度量问题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证依据，但是目前还很少有文献用该理论研究我国在“次贷”危机影响下的风险度量问题。因此本文针对我国股票市场的现状，考察极端情况下的风险度量方法，2007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恰好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极端事件频发的环境和背景。在以往文献中，学者们大多关注该次危机是否传染到我国，是否对我国金融市场产生联动效应，很少有文献考虑用极值理论构建模型来研究该次危机影响下的我国股市风险变化问题。而且，在以往文献中，对于极端风险的研究也通常只关注收益巨幅下跌的风险(即“负”尾风险),这对于刻画我国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来说是不完整的。本文在此基础上对已有研究进行改进，并基于极值理论提出新的方法来研究我国在极端情况下的股市风险度量问题：文中以“次贷”危机到来前后划分时段，用POT模型分别拟合出各时段的收益分布函数，并且细分为“正”、“负”尾分别刻画风险，准确地度量出各时段的风险VaR和CVaR,经过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该次金融危机对我国股市风险的影响。研究所得结论有利于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到来时更好地实施宏观调控政策，也有利于投资者认清金融危机前后我国股市的风险变化，从而在市场非正常波动时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

2 模型的理论介绍

2.1 极值理论的POT模型

POT(Peaks Over Threshold)模型，即超越门限值模型，是利用极值理论对数据中超过某一充分大阈值的所有观察值进行建模，考察超过该阈值的次序统计量，用广义帕累托(GPD)分布来拟合这些超出量的分布函数，再间接得到实际样本的极值分布，进 而 可 以 用VaR模 型 度 量 出 风 险 值。使 用POT模型时必须满足三条假设条件：超出量的发生时间服从泊松分布；超出量与超出量的产生时间相互独立；超出量相互独立且均服从GPD分布。同时，在POT建模时，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如何选取门限值。对于实际研究中的金融收益序列，POT模型的这三条假设一般均能满足，这是因为首先我们使用的观察值是股票收益，因此可以近似看作是独立样本；另外，感兴趣的仅是尾部的数据(即极值数据),因此可以简单地看成其发生时间服从泊松分布，这是合理的，因为基于独立同分布的极值数据其发生时间通常是服从泊松分布的；最后，数据是基于独立观察因此其超出量仍是独立的，而且超出量与超出量的发生时间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变量，而在文中我们使用POT模型(即GPD分布)对数据进行拟合，获得满意的结果，因此可认为其服从GPD分布，使用POT模型也是合理的。POT模型的主要特点就是对超过阈值的所有观测值进行建模，并用GPD分布函数来拟合这些超出量的分布。假设X1,X2,…,Xn是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序列，其分布函数记为F(x),分布函数F(x)支撑的上端点记为x*,即x*=sup{x∈R:F(x)≤1},对于某个固定的大值u,称为阈值(threshold),若Xi>u,则称Yi=Xi-u为超出量，超出量Y的分布函数定义为：由上述定义，阈值u到x*的区域就是所要研究的极值区域，由于极值数据较少，对于这一区域分布函数Fu的估计就会相对困难，而利用极值理论和Balkema和de Haan[17]以及Pickands[18]提出的如下极值定理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

2.2 阈值的选取和模型的参数估计

根据Pickhands-balkema-de Hann定理，对于超额损失分布函数Fu(y)可以用广义帕累托分布Gξ,β(y)来近似，而要想正确地拟合尾部的分布，估计出合理的模型参数β和ξ,首先需要确定恰当的阈值u,对于阈值u的选取，存在一个权衡(trade-off)的问题：如果u选的过大，就会造成尾部的数据太少，估计出的参数的方差会很大，精度变差；相反，如果u选的过小，就会把靠近中心的数据也用来拟合，这样就会造成有偏的参数估计。对于如何准确确定阈值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目前还是建立在经验和试算的基础上，本文利用McNeil[19]提出了样本平均超额函数法相对客观地来选取最优阈值u。定义X的 平 均 超 出 量 函 数 (Mean ExcessFunction)为：e(u)=E(X-u|X >u),可证明服从广义帕累托分布的平均超出量函数为：将观察到的样本值从小到大依次排列，记为x1,x2,…,xn,u为介于x1和xn之间的某个值，即x1≤u≤xn,则样本超额函数为：对于近似的广义帕累托分布函数中的参数β和ξ,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估计。当ξ>-0.5时，极大似然估计是一致的和渐进的正则分布；当-1<ξ<-0.5时，极大似然估计存在但非正则；当ξ<-1时，极大似然估计不存在。实际中ξ<-0.5的情形很少见，特别在金融经济领域中，因此极 大 似 然 估 计 一 般 都 是 可 行 的。Fu(y)用Gξ,β(y)近似，对该似然方程组求解，便可得参数β和ξ的极大似然估计(Nu为超过阈值的观测值的个数)。对于实际样本极值分布函数(2)中的F(u)利用历 史 模 拟 法 进 行 估 计，即 用 经 验 估 计 值 (n-Nu)/n作为对F(u)的估计。最后将所得参数估计值代入方程：

金融危机论文 3

1.企业融资受限。

企业融资困难是全世界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之一，我国企业的融资更是因为国家明文规定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由此导致我国不少企业不能够很好的从市场中直接获得融资，多数的企业便采取银行贷款的单一方式进行融资。而银行金融机构对企业融资又有着诸多限制和规定，这更加剧的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

2.企业对投资缺乏科学的分析论证。

由于企业不了解行业的市场走向，在其运作的过程中会出现投资项目获利低、甚至是亏损的现象。此外，在没有对投资方向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和把握就盲目投资，一旦企业进入经营阶段就长期处于亏损的状态之下。

二、流通企业该如何建立起自己的财务预警机制

1.加强流通企业对企业内部的财务控制。

在企业内部要建立岗位责任制，结合流通企业的经营特点和现状，对资金、采购、存货、信息管理等进行严格的责任制。要确保各个业务各个部门互不相容，互相监督和制约。在流通企业的内部控制中还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对资金的控制。建立健全资金审批工作，一切资金的流动都要经过资金支付申请、资金支付审批、资金支付办理这三个环节，层层把关做到对资金流向的有效监控。第二，对采购、付款及存货管理的监控。要制定明确的采购流程，对供应商采取供应商评价制度。同时要根据企业的销售计划和实际销售量合理制定采购和存货计划。第三，对销售业务与收款业务的监控。要科学合理的设置销售与收款业务机构，谨慎的配备有能力的员工。要明确部门的职责与分工。要严格控制销售、发货与收款流程，管理好应收的账目，登记好未收的账目。

2.合理运用企业财务预警指标。

流通企业的预警指标要求：流通企业预警指标的设置要有较强的操作性，要符合成本效益的原则。在此基础上，企业要选择能够反映企业的获利情况、偿还债务的能力、未来发展趋势和资金储备能力的指标。此外，流通企业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所以在考虑预警指标时应包括：企业的运营能力指标、企业的发展潜力指标等等。当预警指标完成后，可以根据企业的实际发展情况和大的市场背景下自行合理调控。下面，笔者就几个重要指标进行分析。

2.1企业的运营资金。

对企业资金的有效监控和管理可以保证企业在一定时间内，对自己的债务以及盈利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不至于引发负债到期而导致资金流动混乱的情况。企业的运营资金越大，企业大财务状况越稳定，相对的企业的生产活动也就进行的越顺利。但是企业资金的流动性也会因此大大降低。所以要将企业的运营资本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且流动性较强的范围内。企业可以参考同行业平均运营资金来制定本企业的运营资金预警区间。

2.2资产负债率。

由于融资渠道困难，多数企业的负债对象比较单一，导致了我国零售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较高，这也反应了我国流通企业的偿债风险要高于国际水平。流通企业可以通过自身的情况及时调整企业的资本结构，降低偿债的风险。

2.3毛利率。

通过营业毛利率，能够清楚的反映出企业采购成本是否合理，商品的销售价格是否合理，同时还能够反应出销售策略是否合理。将每一月，每一季度，每一年的企业毛利率形成数据，就能够看到其变化趋势，帮助企业直观的分析和找出预警超标的原因。

2.4利润的增长率。

利润的增长率可以有效的反应企业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能力。企业的利润增长率过慢，对企业自身的发展有不利影响，但是企业利润增长率过快又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企业可以综合企业发展的各个因素制定利润增长率。若企业的标准利润增长率为7%,那么其预警区间可设置为6.5%到7.5%。

2.5企业的或有负债率。

或有负债率是指可能发生的债务。这种负债率不会直观的表现在企业的负债情况上，但是若不及时注意它也会为企业带来一定的影响。企业的或有负债率越低，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就越强，企业要设置合理的预警区域，保证对或有负债率的实时监控。

2.6企业存货的周转率。

企业存货的周转率可以反映企业在采购、储存、运输及销售方面的情况。也能够直观的反映流通企业的运作情况。所以企业要根据实际情况确保库存量既安全，又要符合企业的资本投入量。

三、结语

关于金融危机的论文 4

1．旅游危机管理的外文研究文献概述

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旅游与恐怖、旅游与战争、旅游与政治不稳定因素等方面，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宏观地研究旅游企业如何进行危机管理，另一类则侧重于微观，研究某一类企业应对危机的策略，如饭店业危机管理等。相关研究情况如下：德克•格莱泽（DirkGlaesser）的《旅游业危机管理》，是当今仅有的一部全面系统论述旅游危机管理的著作，在国际旅游学术和实业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者从消费者、旅游产品、竞争、政府等角度出发，列举了旅游活动的范畴，开展危机分析和诊断方法，提出早期预警体系和方法，并探讨了旅游危机管理的战略、危机计划和组织及危机管理工具。朱卓任（ChuckYGee）的《国际饭店管理》中提出饭店的危机管理，认为饭店应建立处理危机的紧急计划，以缓解各种危机，如政治危机、自然灾害、恐怖事件等，危机计划中把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其次是财产安全和避免损失。其他研究包括：皮扎姆和曼斯菲尔德主编的《旅游、犯罪和国际安全》，主要内容包括：旅游与犯罪，旅游与政治不确定性，旅游与战争等。Sónmenz分析了旅游、恐怖活动和政治动荡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对1980年到1998年36篇相关文献分析发现的研究主题，包括恐怖主义和政治动荡对游客需求的影响、袭击游客的动机、利用旅游作为政治的工具、政治暴乱对目的地形象的影响、危机管理和恢复营销的效果等。

2．国内旅游危机管理研究概述

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佘廉等人从事“企业危机的预警原理与管理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开始了国内企业危机管理的研究进程。目前，国内关于旅游危机管理的基础性研究成果主要有：李九全等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旅游危机管理是“为避免和减轻危机事件给旅游业所带来的严重威胁，通过研究危机、危机预警和危机救治达到恢复旅游经营环境、恢复旅游消费信心的目的，进行的非程序化的决策过程”。郑向敏的《旅游安全学》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旅游安全管理手段，但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先进性还存在欠缺。邹统钎的《旅游危机管理》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旅游危机管理的理论与危机防范方法，全面分析了“非典”对中国旅游业的影响路径和方式、影响程度与影响周期，对中国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同时针对中国政府处理突发事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旅游业危机管理的对策建议。谷惠敏的《旅游危机管理研究》系统地论述了旅游危机理论、介绍了危机对旅游业的冲击的表现和冲击度计量模型，较全面地分析研究了国外突发性危机冲击与激活旅游市场的实证研究，并对我国旅游业应对未来突发性危机提出了对策建议。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和美国普渡大学旅游与酒店研究中心协同进行国际合作研究，其课题是“SARS对中国旅游业的影响及其危机管理研究”。该研究从旅游产业自身的脆弱性以及产品产销一致性方面分析了旅游业受“非典”影响的必然原因，并就政府采取的救市措施的效用、旅游业到底受多大影响、政府应进一步采取的政策、旅游业损失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张广瑞、魏小安的《中国旅游业：“SARS”影响与全面振兴》涉及“非典”对中国旅游业的影响、企业的应对措施、危机管理、旅游振兴策略、国际借鉴等多方面内容。邓冰、吴必虎、蔡利平的《国外旅游业危机管理研究综述》对近年来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回顾。李树民、温秀的《论我国旅游业突发性危机预警机制建构》在归纳分析危机的类型特征和危机管理目标的基础上，界定了建构我国应对旅游业危机的预警机制的作用和内容，并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提出了建构预警机制的步骤和方法。其他有关研究有：戴学锋的《SARS让我们对旅游研究进行反思》，高舜礼和任佳燕的《浅析9•11对我国入境旅游影响的研究》等。此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课题组通过“非典”对旅游业的影响机制研究，重点阐述了后“非典”时代中国旅游业环境变化及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的政策调整，提出尽可能减少“非典”对中国旅游业的负面影响，政府、企业、协会应确立共同的目标，进行协调，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石培华等从“非典”事件对中国旅游产业的影响角度出发，提出旅游产业的第四特性是“敏感产业”，并从我国旅游产业轻视危机管理的现状出发提出从宏观层面开展“风险管理”的必要性。

二、金融危机对旅游业影响的研究概述

1．关于金融危机对旅游业影响的外文研究文献概述由于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繁性、超周期性及不可预见性，必然会对旅游业造成严重的冲击和影响，目前国内外已有学者对此方面着手进行研究，但还处于起步阶段，成果相对较少。Croach指出，对于国际旅行的价格衡量、境外目的地的旅游商品和服务的外汇价格以及不同汇率的影响是旅游业所要考虑的重要变量。Agarwal考察了商业经营发生的一般性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影响以及旅游景区的重新恢复政策。亚洲金融危机后，Pine、Chan&Leung评估了此次（1997）金融危机对旅游业的影响及旅游业发展的趋势。Raab和Schwer调查了亚洲金融危机对拉斯维加斯收入的短期和长期影响。Sausmarez研究了亚洲金融危机对马来西亚旅游业的影响。Prideaux对危机与旅游业的关系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在评估此次金融危机对旅游业影响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旅游业极易受到危机的影响，原因之一就是旅游各个环节之间是高度依赖的，极易产生连锁反应。旅游研究者们尤其关注旅游业特性的研究，希望能从根本上对现象做出解释。LawsEFaulkner，B&MoscardoG认为，旅游业以“多方位的混沌”著称。SantanaG论述了全球化时代中旅游业的脆弱性（vulnerbility）。WorldBank①（2002）在巴厘岛爆炸事件之后，考察了巴厘岛旅游经济的脆弱性。国际旅行中，游客过去的旅行经历、风险的类型以及对安全的感觉程度都会影响游客将来的旅行行为。Sónmenz&Graefe以信息集合理论和保护动机理论为框架，解释为什么旅行者会避免某些目的地。Faulkner．B从广泛的与危机和灾难相关的文献入手分析旅游业的灾难，建立了一个用来分析和制定旅游灾难管理策略的一般模型，包括一系列有效的旅游灾难管理计划的先决条件和原则（旅游灾难管理框架）。同时，他还和Vikulov以澳大利亚Katherine为例来检验和补充完善这一模型。LawRob论述了亚洲金融危机对地区经济造成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并根据官方公布数据分析预测了赴港旅游的日本游客及需求因素。deSausmarezNicolette指出，旅游业是一个脆弱的行业，分析了马来西亚旅游业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举措，以及在部门（公共、收入）层次进行旅游危机管理。SamirSharma（Nepal）以尼泊尔为例，论述了金融危机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认为金融危机使全球航空业受到重大影响从而使全球旅游业损失惨重。旅游业尽管不会覆灭，但会影响人们的旅游行为。在此情况下，旅游业和酒店行业应采取相应对策以求生存。LeanHooiHooi&SmythRussell运用LM单位根测试法，以马来西亚10个客源地市场数据分析危机对到访旅游者数量的影响是长期的还是暂时的，得出从长远看影响是暂时的结论。2009年6月，在西班牙Mallorca召开的全球经济危机与旅游的国际会议上，AndreasPapatheodorou、JaumeRosselló、HonggenXiao等指出，全球经济危机使亚太地区、欧洲、北美的经济和旅游业下滑，并分析了经济危机对全球经济和旅游业影响的结果和前景②。EgonSmeral根据2009~2010年欧盟15国的数据，分析和预测了在价格和汇率不变时国际旅游需求的变化，并从宏观经济的关键要素出发，分析其对国际旅游需求和发展的影响的模型，并提出战略性建议。PetrevskaBiljana论述了世界经济危机对马其顿旅游业的影响。

2．关于金融危机对旅游业影响的国内研究概述国内学者关于金融危机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98年到2000年期间关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二是2008年以来关于全球金融危机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其中，以全球金融危机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更为广泛和深入。（1）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各国旅游业的影响国内学者关于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旅游研究，最早始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由于此次金融危机持续时间不长，影响范围不广，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也相对较小，因此，国内相关的研究并不太多，其对旅游业的冲击和影响的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于1998~2000年。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3个方面：①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各国旅游业的影响比较系统的研究主要有：郑一省的《东盟国家复兴旅游业的策略和措施》分析了1998年金融危机对东盟各国旅游业的影响，主要包括出境旅游市场疲软、入境旅游人数锐减、外汇收入大幅度下降、旅游支柱行业损失严重且竞争日趋激烈、旅游业发展计划受阻等，并探讨了东盟国家复兴旅游业的策略和措施。陈艳提出了金融危机对泰国旅游业的影响以及泰国政府的应对策略和措施。马振分析了金融危机中越南政府在旅游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使越南旅游业取得较大的成功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宋一兵分析并总结了亚洲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各国开拓旅游市场的有效策略，提出新的发展计划与目标、致力于提高服务质量和改善旅游环境、重视发展会议旅游、开发新的旅游资源、加强区域间旅游合作、重视对中国及中国香港市场的开发等。②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及对策周玲强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旅游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分别从需求的收入弹性、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需求的价格弹性等3个层面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旅游业的负面影响，并从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的角度提出了7个方面的对策。刘阳的《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旅游业发展》分析了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中国出境旅游与入境旅游受影响的程度，同时探讨了开拓国内旅游的问题。杜家元的《东南亚经济危机对旅华市场的影响及对策》分析了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旅华旅游市场的影响，并提出我国开发旅游市场的对策建议。何忠诚的《金融危机对东北亚旅游客源市场的影响与我国的对策》提出1997年下半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使中国旅游市场深受影响，并准确地评估了金融危机对东北亚诸国旅华市场的影响。郭英之、姚新民分析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旅游市场的影响，并对我国当前发展国际旅游应采取的措施和对策提出了建议。李开宇、张艳芳通过对突发性旅游事件对入境旅游影响的时空分析，探讨了入境旅游业应对突发性事件的空间管理措施，并从时空角度分析了近年突发性旅游事件对中国入境旅游的影响及中国入境旅游对抗突发性旅游事件冲击的能力，并提出应对突发性事件的区域行动建议。张广瑞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认为其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入境旅游锐减、出境旅游增加、国际旅游竞争加剧；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或建议。此外，还有不少学者研究了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地方旅游业的影响，如段合明（1998）、张玉伟（1998）、李波（1998）、盛毅（1998）、李天德（1999）、谢建刚（1998）、郭路（1998）等。③亚洲金融危机对世界及其他各地旅游业的影响研究梁昭、梁琦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对国际旅游业的影响，主要包括全球国际旅游服务贸易增速放缓、亚洲出境旅游市场疲软萎缩、亚太区内国际服务贸易严重受挫等。（2）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2008年以来，国内许多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金融危机影响下的旅游业进行了不同视角的研究，总的来看，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①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2008年9月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逐步演化为全球性经济危机，多数学者都从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三大市场（即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国内旅游）的影响出发进行分析，戴斌从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三大市场以及企业融资等方面分析了金融危机对中国旅游市场的影响，对中国旅游市场走势进行了短期和长期预测。林婧、杜富荣等的基本结论也相对一致，主要体现在：入境旅游客源锐减、国际旅游市场竞争激烈；出境旅游人数激增、内需“漏出”加大；国内旅游市场疲软、旅游消费水平降低等。于成国认为欧美金融危机会从多个层面上影响中国的旅游经济发展，并分别分析了金融危机对旅游投资方向的影响、对旅游市场的影响和对旅游支柱产业的影响。钟先 并从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和国内旅游三大旅游市场入手，分析金融危机对中国旅游市场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给入境游带来了较为不利的影响，从而提出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政府为刺激经济、扩大内需所推出的一揽子计划所带来的战略机遇。张冬（2008）、任静（2009）、刘涛等（2009）、魏震铭等（2009）、岳乐等（2009）、姚远（2009）、王晴（2009）等都特别探讨了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对策，主要集中于：大力发展国内旅游、加强中国特色景区建设、强化旅游管理和服务、加大休闲旅游开发力度、增加经济型酒店建设、加强国际旅游合作等。此外，高维全、王玉霞（2009）重点就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旅游产品的定价策略进行了分析研究；赵建强、张海超（2009）则以秦皇岛为例提出了加强区域旅游合作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各具体要素的影响研究国内学者关于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中旅游饭店和酒店、旅行社、旅游企业等各具体要素的影响研究。朗楷淳的《美国：金融危机让旅游业受伤》指出，2008年9月份以来美国旅游业受到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航空业和饭店业出现衰退。何建民在介绍和分析了金融危机下国外旅馆的经营策略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旅游饭店的经营策略。陈祖斌、戴祎华从市场的重新定位、着力内涵建设、做好会展营销、拓宽融资渠道及开源节流等几方面，为金融危机下我国旅游饭店业的突围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吴南（2009）从旅游市场、地域范围、星级饭店、国家政策等方面剖析了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旅游饭店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苗苗（2009）、黄兰兰（2009）则分析了金融危机对经济型酒店的影响，并探讨了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型酒店发展的机遇。李祗辉、李明从参考韩国旅行社业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出发，提出了我国旅行社业应对金融危机的借鉴。朱琳琳探讨了金融危机对河南旅行社行业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应对的策略。褚士永、姜剑波则探讨了金融危机下忻州旅行社业发展的问题与出路。张赛、万华（2009）探讨了金融危机下我国旅游企业创新的重要性、旅游企业创新的对策，并提出了我国旅游企业的创新道路③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地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研究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入境旅游方面，尤其是外国游客数量的下降，因此，对于我国地方旅游业来说，那些原来的入境旅游接待大省（如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北京、福建、山东、云南、广西等省市区）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应该最大，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和研究。但目前国内学者对金融危机对我国地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还相对较少，关注面也相对较窄。④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市场及旅游者的行为影响研究林龙飞、王佳佳、瞿利娟在分析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结构的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化我国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结构的对策。赵春峰在分析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旅游者行为模式的变化及新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景区的应对措施及对景区发展的预期。王永明、马耀峰、张佑印通过总体分析和对比分析的方法，从全国和区域两个角度分析了金融危机对我国入境旅游业产生的影响，并对入境旅游业走势进行了初步预测，最后提出在新形势下促进我国旅游业恢复发展的对策。邹家红、王慧琴运用总体分析结合区域差异分析的方法，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带给我国入境旅游业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力拉动国内旅游市场、重新定位和选择入境旅游市场、调整旅游产品开发策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入境旅游空间格局等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措施。张凌云、刘波指出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旅游业的发展面临重大的转型和发展机遇，国民旅游成为推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的重点，而自驾车旅游、大众度假、低碳旅游将成为今后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三大热点。何建民运用国际经济学与旅游经济学原理，收集分析世界经济与世界国际旅游业发展的统计资料，对具有代表性的旅行社、旅游饭店与旅游景区点进行调查研究，同时对我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世界著名旅游城市香港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国际旅游业影响的传导机制、对影响进行科学分析与预测的指标、影响的状况及影响的趋势及我国的对策等问题。

三、小结

金融危机论文 5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经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1]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世纪末的20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一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2]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

”,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3]。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三、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索罗斯通过保证金方式获取1:20的借贷，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通过卖空相当于70亿美元的英镑，买进相当于60亿美元的马克，迫使英镑大幅贬值，在偿还借贷后净赚15亿美元[4]。在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前，国际游资持续大量地进入墨西哥证券市场，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资中，证券投资占70%～80%,但在墨西哥总统候选人遭暗杀事件后的40多天内，外资撤走100亿美元，直接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5]。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国际游资首先攻击泰铢，低买高卖，并巧妙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取高额回报。

根据imf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2006年末，仅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就达1.43万亿美元，比1996年末增长约6倍。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也不断丰富，从最初的“卖空+杠杆”策略(市场中性基金),发展成为单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驱动型等)、多策略型(包括新兴市场型、并购型等)、基金的基金等多种投资策略。其风险特征也呈现多样化趋势，既有高风险、高收益的宏观对冲基金，也有低风险但收益相对稳定的市场中性基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最显著特征是国际间的过剩资本流动造成了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巨额的国际货币资本必然要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猎取利润。

国际游资为什么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众所周知，国际游资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游资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繁荣转变[6]。按照金融市场的心理预期自我实现原理分析，当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一个国家时，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一般，在大量资本进入的情况下，也会带动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家掌握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有意识地夸大被攻击国家发展中的成绩或存在的问题，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心理预期。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先用“经济奇迹”、“新的发展模式”来吹捧经济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续”、“面临崩溃”来夸大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国际游资有预谋进入和撤退，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国际游资娴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荣时期赚取高额利润，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赚取高额利润或者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进而控制被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fdi)为什么会低价收购危机国的优质资产，形成新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根本原因。

四、中国预防攻击性金融危机之策

在中国股市由狂飙到暴跌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火爆到等待观望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进入由繁荣向危机过渡的转折点？中国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从经济表象来看，在我国经济运行中依然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等；从经济本质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出现这些现象和问题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内部因素的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较为明显，首先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时期，次级债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而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其次，美元的发行泛滥导致美元对欧元和人民币持续贬值，致使其他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国际游资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美国为了振兴经济采取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美元对其他货币也在快速贬值。

中国从2005年开始出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2006年2月利差曾达到3%,境外资本流入后往往会兑换成人民币再放贷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贷款利率衡量收益，1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是7.47%,如果每年人民币升值预期是5%的话，那么国际游资的回报就接近13%。如果国际游资不是采取放贷形式，而是直接投资中国房地产或股票，其收益率会更高，2007年投资中国房地产的利润不低于30%,该年度上证指数上涨了96.7%。

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外游资在中国投资的高额回报吸引了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2007年究竟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我国，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计算。采用简单的计算，以外汇储备的增加值减去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2007年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的国际游资近800亿美元。800亿美元国际游资流入完全可以解释流动性过剩、房市与股市的泡沫和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压力等现象。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国际游资就不会抽走。人民币升值预期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实体经济还在持续增长，表现为我国国际贸易顺差还存在，我国非贸易品的价格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国际游资现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继续抬高我国的非贸易品价格，并在适当时机抽逃，在羊群效应下引爆中国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再回来收购中国优质资本。

中国要能够有效地预防上述攻击性金融危机，首先必须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非理性发展，快速压缩楼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国际游资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套住国际游资有两种思路：一是由国际游资短期内获得暴利向长期内正常利润转变，降低使用外资的成本，让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二是构建长期的心理预期，使外资留在中国；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保持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三是有计划地减持我国的外汇储备，特别减少以国债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把外汇储备转化为有形资产，实现外汇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汇储备调控国际经济，使之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加强跨境资本的管制，积极干预和监管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

参考文献：

[1]黄晓龙。全球失衡、流动性过剩与货币危机—基于非均衡国际货币体系的分析视角[j].金融研究，2007,(8).

[2]徐明祺。国际货币体系缺陷与国际金融危机[j].国际金融研究，1999,(7).

[3]夏斌，陈道富。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j].经济研究，2006,(2).

[4]宗良。对国际游资冲击金融市场的若干思考[j].金融研究，1997,(11).

金融危机论文 6

[关键词]金融危机风险泡沫

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经济走势出现了较大的不确定性，首先是产生了通货膨胀现象，2008前三个月，CPI指数分别达到了7.1%、8.7%和8.3%，其中，食品价格上涨尤为剧烈，08年一季度食品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了21%，并且市场对价格上涨的预期仍然很强烈，其次是中国股市发生了剧烈了震动，自07年10月创下新高以来到08年4月22日跌破3000点，上证综合指数累计跌幅达已超过50%。第三，从较为长期的角度看，由于人民币汇率存被低估，外汇储备不断攀升，导致外汇占款过多，国民经济面临着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大量的资金进入股市、房市，造成泡沫，一旦破裂，后果不堪设想。第四，美国的次级债问题实际上已经把美国的信用风险分散到了全球，中国也不能例外。综合以上原因，人们对于我国爆发大规模金融危机的担忧与日俱增，一些学者和专家甚至指出，中国爆发金融危机已不可避免。

所谓金融危机，是指资产价格急剧下跌与许多金融和非金融企业破产为特征的金融市场的大动荡。在世界有几次比较大的金融危机，一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金融危机，即所谓大萧条时期；二是1987年美国股票市场的暴跌波及全球；三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爆发的一系列金融危机，包括阿根廷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尤其著名的是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这些历史上著名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金融体系运行状况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判断中国是否会发生大规模的金融危机。

一般来说，金融市场爆发危机是由经济体系失衡引起的，具体来说，分为国际收支失衡、资本市场失衡和借贷市场失衡。下面笔者就来就来具体分析这几种情况，并结合历史上金融危机的经验和中国的实际来判断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一、国际收支失衡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金融危机大都发端于此。一般来说，由国际收支失衡引起的金融危机的国家都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汇率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了，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往往出现了经济不景气，政治动荡等现象，继而国民对本国货币失去信心，对美元等外币需求上升，央行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必须抛出大量外汇收回本币，但是随着负面消息继续出现，货币当局最终无法捍卫固定汇率，宣布货币贬值，导致本国货币崩溃。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泰国的情况为例，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前，泰铢一直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主要盯住美元，随着泰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降低与经常项目赤字的持续上升，泰铢被高估，泰国央行被迫发出大量外汇维持固定汇率，到1996年下半年，泰国金融市场就出现了挤提风潮事件，1997年2月，国际游资又大规模抛售泰铢，1997年7月2日，泰国放弃已实行十多年的联系汇率制度，当日即贬值19%，8月，泰国政府宣布暂时关闭16家金融机构，还宣布境内外泰铢实行统一汇率，从而引发了市场的恐慌，再度掀起抛售泰铢的狂潮，东南亚各国的经济联系十分密切，和泰国一样，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的汇率也急剧下跌。那么中国会不 首先，中国自从实行汇率改革以来，就已经不再采用固定汇率制度，虽然由于央行的干预，人民币汇率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扭曲，但是，与东南亚国家的情况相反，人民币汇率不是被高估，而是被低估了，从2005年7月21日至2007年4月30日，人民币已经累计升值超过13%，并且还有升值的预期，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贬值预期。其次，中央银行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由01年的2000多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16000多亿美元，储备规模居世界第一。有了如此之多的外汇储备，就可以有效抵御国际炒家的投机，避免外汇市场发生剧烈动荡。所以，我国因为国际收支不平衡而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二、资本市场失衡

资本市场决定着金融资产的价格，当资本市场失衡时，将会引起市场的恐慌，大量抛售证券，发生资本市场崩溃从而引发全面性的金融危机。美国八七年发生的股灾就是资本市场失衡引起金融危机的著名案例。在八十年代，由于里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成功的经济政策，美国经济进入了繁荣时期，股市也水涨船高，产生了明显的泡沫，直到87年夏天，股市仍然一片繁荣，但是到10月份，由于一系列的利空消息，如逆差增大，财政赤字严重，使投资者产生了担忧，泡沫开始破裂，10月14日，道指下跌95.46点，创下新纪录，10月16日，下跌108.35点，10月19日，也就是著名的黑色星期一，股市下跌了508.32点，跌幅为22.6%。这场金融危机还蔓延到了全球，欧洲、亚太地区的股市也出现了暴跌，例如，10月20日，恒生指数跌去33.5%。87股灾使美国100多家银行倒闭，股民损失惨重，很少再购买住房导致不动产市场价格下跌。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与美国当时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首先是经济连续保持高速增长，其次，从股指的角度看，自2005年6月6日上证指数探底至998点至2007年10月16日达到历史最高点6124点，上证指数上涨了500%以上，在其后的半年时间里，上证指数又缩水50%以上。因此，从下跌的幅度来看，中国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股灾”。然而，再仔细分析一下中国与美国的差异，笔者认为，股市的下跌不会上升到金融危机的程度：第一，中国的股市毕竟是一个政策市，换句话说，官方对中国股市有足够的控制力，而且调控股市手段多样，如在股市大跌时出台利好政策、政府官员讲话，或是召集基金公司集体进行“窗口指导”，还有国资委等政府机构直接动用手中的资金救市等，例如，今年4月22日，当股票跌破3000时，政府立即进行3000点保卫战，当日即收大阳，4月24日，出台印花税下调利好，股市几乎全线涨停。另一方面，尽管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通货膨胀等一些问题，但基本面并没有走坏，高速增长的预期没有改变，因此，只要政府释放利好，市场预期马上改变，股指再创新高也不无可能。第二，即使股市发生崩盘，灾难也不会蔓延到银行体系，八七股灾之所以会引起美国100多家银行倒闭，是因为这些银行有大量的股票、债券抵押贷款，1987年5月，美国银行对股票债券的抵押贷款达388.9亿美元。而在中国，企业主要利用股票市场进行融资，投资并不多，法律也不允许从银行借入资金进行证券投资，因此，当股市崩盘时，不会产生企业亏损从而给银行造成坏账的情况。当然，也法律也不允许银行投资于证券市场，因此，在中国，即使发生股灾不会引起银行业危机，真正可怕的是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一问题。

三、资金借贷市场失衡

资金借贷市场失衡引发金融危机事实上就是信用危机，其原理在于，为刺激经济，央行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银行发生大量坏账，资金链断裂，从而引发挤兑现象，羊群效应使得这种现象很可能蔓延到整个银行体系，造成大量银行倒闭，整个国民经济受到巨大打击。上世纪80年代签订广场协议后，为了应对不利的国际收支环境，日本政府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放松了信贷，银行放出大量房地产抵押贷款，加之日本土地本来就比较稀缺，日本的房地产价格猛涨，当时日本土地价格是美国的三倍多，1989年，日本央行三次上调再贴现率，利率提高后，借款人无力偿还利息，导致银行坏账，房地产泡沫破裂，到1997年日本住宅用土地比1989年下跌了约30%，商业用地下跌了约50%，8家住宅金融公司(住专)中有七家倒闭，这也给银行带来了大量的坏账，从而导致了日本经济一蹶不振，至今仍未完全恢复。针对中国近年来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情况，有许多专家呼吁谨防房地产泡沫破裂，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一方面，房地产市场有没有泡沫是一个问题，泡沫理论本来就不是一个成熟的理论，格林斯潘说过：“泡沫只有在它破裂的时候才会被证实”，一些学者用房价与家庭年收入只比来测算泡沫是不妥当的，这个比率高只能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证明房价高，在经济学上测算泡沫应该用新房空置率比较合理，但是从技术上来说这一指标目前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定性地说，笔者认为，中国房地产价格高很大程度上是供需引起的，经济学认为房地产的供给长期的比较固定的，但在中国有一个周期问题，大量的城市单元住房都是在80年代兴建的，20多年过去后，这些住房在面积和结构上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要求，所以对新住宅的需求是很大的，这自然引起房价高企；另一方面，有几个原因使得房价下跌的可能性不大：一是供地从紧的政策使房地产新增量有限；二是目前的政策目标是稳定房价，而不是使房地产价格下跌；三是由于全球通胀，原材料价格上升导致房地产价格走高，基于以上几点笔者认为，中国因为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金融危机应对论文 7

世界主要国家出现滞胀的早期征毙

2007年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开始“减速”，全球大多数国家通货膨胀水平上升，世界上主要国家已经出现经济滞胀的早期迹象。

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火车头的作用。然而2007年美国经济的表现不尽人意，次贷危机的爆发更是雪上加霜。经济增长速度降低，通货膨胀率升高，失业率增加，这一切显示出美国经济已经离滞胀越来越近了。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称“美国经济尚未陷入滞胀，但已经有早期迹象出现”。

从欧元区的数据来看，虽然2007年欧元区的GDP增长了2．6％，略低于上一年的2．8％，但是全年经济波动较大，第二季度仅增长0．3％，是2005年以来的最小增幅。欧洲经济面临经济下行的风险。

以“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 2007年，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GDP分别增长11.4％、8.9％和8.1％，CP1分别上涨4.8％、5.2％和9.4％，均超过其央行设定的控制目标。

总的来看，由于新兴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部分抵消了由于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带来的影响，全球经济陷入停滞的趋势还不明显，但通货膨胀已在全球范围内显现，并呈愈演愈烈之势。如果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疲态延续，全球通货膨胀进一步向恶性势态发展，目前发展尚好的新兴国家经济必然会受到影响。果真如此，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涵盖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滞胀幽灵将在不远的将来显身。

经济趋于滞胀的原因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出现过经济滞胀，当时是由突发地缘政治事件造成的“石油危机”引发的。通过对比可以看出，目前的全球经济形势与70年代滞胀有着相似之处，都是由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引发通货膨胀，导致经济衰退。但此次全球通货膨胀，是以美国的次贷危机为***，实质上是流动性过剩引发的全球大宗资源商品价格高涨所致。石油和粮食价格上涨。推动叠货膨胀全球扩散

石油短缺推动价格上涨。2001年至2004年间，美国、欧洲等国家为了应付经济衰退的局面大幅降低利率，货币供应量增加，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需求，同时新兴国家经济发展，石油消费量增加。但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一直奉行“限产保价”策略，导致石油供给短缺，油价持续升高。石�

国际粮食价格也大幅提高。粮食价格上涨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过去一年里干旱等自然灾害使得产量降低，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许多国家进行生物燃料的开发和生产，种植大量油料作物缩小了农业作物的种植面积。粮食和能源的高度关联使得粮食价格的上涨迅速“惨透”到总体物价，加剧通货膨胀，严重威胁对粮食和原材料依赖较高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美国次贷危机和美元贬值，加剧全球流动性过剩

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联储连续17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将该利率从1％上调至5．25％。紧缩性韵货币政策击破了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由于全球性的流动性突然收缩，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信贷短缺，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央行进行降息和注资以稳定金融市场。这些措施虽然短期缓解了次贷危机带来的流动性紧缩的问题，但降息和注资将使流动性过剩再次出现，全球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不可避免上涨。而且利差的存在，使国际短期资本将流向新兴国家进行套利，拉高新兴国家的资产价格，催生经济泡沫。

2002年以来美元大幅贬值，作为国际商品交易中的计价货币，贬值直接导致全球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增加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压力。美元贬值，不但使得新兴国家的外汇储备“缩水”，财富减少，而且新兴国家经济发展大多依赖出口，美元贬值使得其出口商品价格上涨，进口国需求减少，导致新兴国家出口减少、经济增长放缓。

应对全球经济滞胀的政策选捧

关于金融危机的论文范文 8

关键词：金融脆弱性；风险预警；述评

基金项目：本文为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课题（项目编号：G2014209317）支持项目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6月23日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和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使得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系统性风险日益受到重视。2012年《世界经济展望》认为，很多国家，如欧元区各国可能会遭受各不相同的强烈负面冲击，而脆弱的银行可能会显著放大这些冲击的不利影响。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2013年了《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2）》，对中国2011年金融系统的稳定状况进行了全面评估，认为中国银行业总体仍保持稳健运行，但受经营环境和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不良贷款反弹和资本补充压力加大，重点领域风险管控仍需加强，部分机构流动性管理有待加强。21世纪以来频繁爆发的银行危机使得人们不由反思：是否危机由一些银行体系的内生因素使然？是否银行业的一些内在发展特征正在对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产生重大的影响？各级银行监管部门出了什么问题？从国际层次到国家层次，为何对银行危机不能起到防范和预警的作用？所有这些与金融脆弱性相关问题的探究都显得十分迫切并且具有现实意义。

一、国内外关于金融脆弱性成因的分析

继埃文・费雪的“债务与金融脆弱论”研究之后，凯恩斯于1936年也提出了金融脆弱性的“不稳定性”模型。1982年Minsky提出的“金融脆弱性假说”为理论界研究金融脆弱性提供了一个实用性很强的分析框架。1983年Diamond和Dyvig又提出了著名的D-D模型，认为银行资产较之负债缺乏流动性、存款者流动性要求的不确定性是银行体系脆弱性产生的主要根源，政府应该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和最后贷款人制度来避免银行挤兑。Stiglits（1998）、Krugman（1998）和Demirgul Kunt、Detragiache（1998a，1998b）等都曾深入探讨过“银行危机”产生的机理。随后Allen和Gale（1998）的银行业恐慌模型、Kregal（1997）的安全边界说、金德尔伯格的金融危机史观等被相继提出。近年来，随着金融创新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大，许多学者对由此引发的金融风险和不安定因素开始担忧，认为金融自由化的改革一旦与糟糕的制度环境和不协调的政策结合就会有很大的风险；此外一些学者Ben Bernanke & Mark Gertler（1987）、Frederic S.Mishkin（1998）、Barry R.，ChaiJ.，and Schumacher L.（2000）还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应用于银行体系脆弱性的研究，进一步拓宽了研究的视角。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公众对金融机构共同信心的下降和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筛选与监督的失败是导致银行体系脆弱性的重要因素。21世纪以后，对于银行体系脆弱性的研究主要围绕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内生、外生影响因素、银行综合化、国际化经营、银行规模性和集中程度等角度，开展了更加微观的研究，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Kroszner Randall，Luc Laeven and Daniela Klingebiel（2007）认为发达国家更高的银行危机成本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发达国家更发达的银行体系，这也使发达国家的银行危机具有更强的破坏力；Andrew G.Haldane & Robert M（2011）提出，近年的银行危机表明，银行通过资产多样化降低风险的同时，不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风险管理越来越呈现同质化趋势，使得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大大提高，对这种系统性风险目前缺乏理论上的研究和实践上的应对；Prasanna Gai，AndrewHaldane，SujitKapadia（2011）通过构建一个银行间借贷模型，分析了2007～2008年银行间借贷市场的崩溃影响到某一银行的流动性，通过银行间借贷网络，传染到整个银行体系，引起银行系统性危机，实证分析显示银行体系越复杂，集中度越高，该银行体系脆弱性就越明显。

从脆弱性研究的发展脉络来看，早期的脆弱性研究着重于暴露的层面。而近年来，随着“脆弱性源于人类自身”的反省，更多研究越来越关注脆弱性发生的社会性基础。Cutter（2000）等认为自然脆弱性与社会脆弱性共同组成一个地方的脆弱性，在决定什么人更容易受到伤害的层面上，社会因素往往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但由于社会产生的脆弱性难以量化分析，导致在相关脆弱性研究文献中大都受到忽略（Cutter，2006）。Bankoff（2004）认为社区脆弱性仅在新近才被视为整体危机管理评估中的主要因素――何人或为何会暴露在危机的威胁中。Wisner（2005）等认为脆弱性为个人或群体的特性，其面对危机冲击时（或者一个极端天然事件或过程）的预测、处理、抵抗、复原能力。大量事实表明，危机的破坏性并不完全在于危机的源发强度，它还取决于人类社会自身应对各类危机表现出的准备能力和脆弱性。从金融脆弱性的研究来看，次贷危机发生后，更多学者在对传统金融脆弱性理论进行扩展和构建的基础上研究金融脆弱性问题。开始将大量关注金融监管弱化（Gary A.Dymski，2010）、债券市场效率低下（Domenica Tropeano，2011；Russo，Alberto，2013）以及政府干预反应迟钝（ric Tymoigne，2011；A.Oscar M.Sergio，Pe a，Juan Ignacio，2013）等金融脆弱性源发研究转向对于居民家庭行为的研究，反思社会脆弱性的影响程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宽了金融脆弱性分析的视角（Blundell，Richard，Luigi Pistaferri，and Ian Preston，2008；Agarwal，Sumit，Paige M.Skiba，and Jeremy Tobacman，2009；Athreya，Kartik，Xuan S.Tam，and Eric R.Young，2009；Skiba，Paige M.，and Jeremy Tobacman，2010；Lusardi，Annamaria，Daniel Schneider and Peter Tufano，2011；Lusardi，Annamaria，2013）。

国内学者胡祖六（1998）认为银行体系脆弱的根源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经营问题，而是有更深层的体制和政策上的原因。管七海等（2001）针对单个银行的非系统风险进行了度量，并对预警进行了实证研究。曾诗鸿（2004）则对中国金融整体脆弱性进行了研究，从银行体系脆弱性、银行不良贷款生成与监管博弈的角度给予详尽分析。沈冰、李晓玲（2006）侧重对中国农村金融脆弱性分析，认为农村金融机构存在内生性缺陷、制度安排不合理、信用环境不完善以及缺乏有效的失信惩罚机制，缺乏完善的风险预警体系和风险防范机制；罗剑锋等（2008）分析了农信社脆弱性的主要原� 徐劲（2013）坚持银行体系脆弱内生性观点，分析发现作为银行业务的重要分支的小企业金融的脆弱性较银行体系更甚，认为应该保持合理的小企业金融发展速度，加快实施内部评级法，丰富小企业金融服务内涵和建立逆周期计提拨备机制。总括而言，国内关于脆弱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关于银行业脆弱性的成因、脆弱性的测度、对脆弱性成因的实证分析等方面。

二、关于金融脆弱性的测度

就目前而言，量化脆弱性最通用的方法是建立一套指标体系，通过对脆弱性状态关键影响因素的测量，合成一种指数来表达脆弱性。由于金融脆弱性主要根源于宏观经济动荡、宏观政策不一致和金融部门自身的弱点，目前在金融体系脆弱性测度的指标体系设计上，分别从微观审慎指标、宏观审慎指标入手，或者将两者结合起来综合考虑。1995年IMF和世界银行（WBG）联合启动的“金融部门评估计划”（FSAP），欧洲中央银行（ECB）成立专门小组都开展了对银行系统脆弱性量化分析的研究。全球在金融脆弱性评价体系的选择上并没有统一的方法。根据国际上相关的理论研究，将金融危机分为货币危机和银行业危机两个类别。在金融体系脆弱性度量的方法上，代表性的有横截面回归模型（STV模型）、概率单位模型（如Logit模型、Probit模型）以及信号分析法（KLR模型）等。以上的学者使用的都是线性模型，随着计量技术的进步，很多非线性的模型被引入用来模拟金融风险。Ashok K Nag and AmitMitra（2002）将网络神经模型和自然的网络模型结合起来模拟日常的外汇交易价格，以预测金融危机，结果显示该模型的预测结果远远好于一般的线性模型。Manmohan S.Kumar，Uma Moorthy，和W.R.M.Perraudin（2007）在滞后的宏观经济金融数据基础上使用简单的Logit模型以发掘哪些新兴市场的危机是可以预测的。Abdul Abiad（2011）通过危机恢复中的数据来检验各种危机预测模型，并建立了准确度更高的基于区制转换模型的危机预测系统。

国内早期对银行脆弱性测度一般采取单一指标法，主要用不良贷款率来反映银行体系脆弱性的程度。由于单一指标的片面性的缺陷，更多学者开始转向从微观银行和宏观经济两个角度选取有代表性指标进行综合考虑，证据显示，在信息流动较困难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同时使用多个指标来评估银行的脆弱性非常重要。伍志文（2002）运用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选取21个指标对银行体系脆弱性的成因进行了量化分析。刘卫江（2002）运用多元Logit回归方法分析了银行脆弱性的原因，认为1985～2000年16年间有6年中国银行业是不稳定的。张兵、方金兵、林元洁（2009）运用OLS、Probit模型、Logit模型、Tobit模型等4种方法、选用20个指标对江苏省农村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进行了定量分析。张桂霞（2007）、万晓莉（2008）、陈华（2009）、陈守东和杨东亮（2010）分别建立数理模型对我国金融体系脆弱性进行了判断与测度。杜晓蓉（2010）以2005～2008年的数据为基础，利用Probit模型对中国发生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进行模拟，认为M2增长率和房价上涨是导致中国可能发生新型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戴钰（2010）利用多元Logit模型对我国1985～2007年间银行体系脆弱性进行了实证分析。朱敏（2011）采用因子分析法衡量了2000～2010年间中国金融体系脆弱性。康煜、凌铃、罗猛（2012）基于VAR模型对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进行了实证研究。何颖媛（2012，2013）构建了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脆弱性的关系模型，并在调查问卷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关于金融脆弱性测度的文献虽然在理论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实证研究偏重于层次分析法或因子分析法进行的静态分析，没有综合考虑金融系统的开放性、复杂性、非线性和动态性特征。因而现实中金融体系的某些脆弱特质似乎用上述理论无法完全有效阐释。

三、关于金融风险预警评价

在金融风险预警模型的方法研究中，比较著名的有KLR信号分析法模型、FR概率模型（Probit/ Logit模型）、横截面数据模型（STV模型）、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Markov Regime Switching Model）、神经网络模型（BP模型）。代表性人物有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1998，1999）建立的KLR模型，Frankel和Rose创立的FR模型，1996年Sachs，Tornell和Velaseo（1996）创立的横截面回归模型，以及Hamilton（1989，1996）的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Markov Regime Switching Model），Nag和Mitra（1999）在KLR信号分析法基础上针对不同的国家构建合适的BP神经网络模型。

国内学者陈守东、杨莹和马辉（2006）从宏观经济、金融市场和泡沫风险三个角度选择了16个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法得到了反映宏观经济风险、金融市场风险和企业融资风险的三个公共因子，再通过Logit模型分别建立了宏观经济风险预警模型和金融市场风险预警模型。陈守东、马辉、穆春舟（2009）构建三区制一阶自回归的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我国货币、银行和资产泡沫市场危机，研究证明该模型预警情况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朱钧钧、谢识予等（2010）通过引入马尔可夫链蒙特卡罗估计法改进马尔科夫区制转化模型一般似然估计的缺陷，研究发现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在预警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能力明显优于其他模型，而且时变MS-GARCH模型能揭示关于汇率波动的更多特性。南旭光和孟卫东（2008）构建一个隐含层的BP神经网络模型研究东南亚金融危机预警问题，研究得出该模型具有明显预测精确度，有助于提升预测金融危机发生的正确率。刘澄等（2009）把神经网络模型和T-S模糊推理模型结合成统一的系统构建自适应神经模糊推理模型进行股市指数变动预测研究，该模型克服了神经网络无法表达推理过程的缺点和模糊推理模型不具备自学习的能力，结果表明该模型能够可靠预测股市波动趋势，并能够对金融系统的因果特征用模糊规则明确表达。李梦雨（2012）运用K―均值聚类算法，借助BP神经网络建立了我国金融系统风险的预警模型，并对我国2012年金融系统运行状况进行了预测。

尽管对金融风险预警进行量化的模型已经成为金融风险管理研究的热点问题，但从其有效性、可靠性以及在整个金融领域的应用程度来看，金融风险预警的量化模型还处于初级阶段。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风险管理模式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但是在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村金融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使其风险管理与控制模式、风险管理与监管机制的建设不可能完全照搬国外的经验。此外，国外关于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预警理论的研究，更多的考虑到货币与汇率因素，这就使得相关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预警模型、系统在应用于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研究时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主要参考文献：

[1]Minsky，H P.The Financial Fragility Hypothesis：Capitalist Process and The Behavior of the Economy in Financial Cris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2]Diamond，Douglas W.and Phillip H.Dybvig.Bank Runs，Deposit Insurance and Liquidity.Political Economy，1983.91.3.

[3]Joseph E，Stiglitz.Andrew Weis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1.71.3.

[4]Allen.Gale.Optimal Banking Crises[J].Journal of Financial，1998.53.4.

[5]Prasanna Gai，Andrew Haldane，Sujit plexity concentration and contagion[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11.58.

[6]Gary A，Dymski.Why the subprime crisis is different：a Minskyian approach.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10.34.

[7]Arce，Oscar Mayordomo Sergio，Pe a，Juan -risk valuation in the sovereign CDS and bonds markets：Evidence from the euro area crisi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2013.35.

关于金融危机的论文范文 9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马克思主义视域应对信心信念信仰

当前，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由“严冬期”转向“冰河期”，是自20世纪“大萧条”(TheGreatDepression，1929—1939年)以来的最严重危机。而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已深刻剖析并预见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层本质及其周期性必然的历史存在。

资本论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

“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资本论》是马克思最重要的、最具代表性的光辉文献，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前，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资本论》之所以重新被人重视，不

《资本论》中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马克思曾明确断言：“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可见，他对虚拟资本与生俱来的价值不确定性和所有权归属不确定性是深切担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正是华尔街银行家们不计后果大玩“绕过生产过程来赚钱”的变戏法所致。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早已透彻指出：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的无差别劳动。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买空卖空”必然最终催生泡沫经济，造成经济的虚假繁荣。马克思所阐述的危机逻辑是：资本制度的内生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

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启示

我国大量的出口赚外汇、挣美元是必要的，但是要获取实实在在的财富。如果出口赚外汇有风险，还不如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国内巨大的市场上。因为有些小国家的市场潜力还不如国内的一个省。美国虽然出现了金融危机，但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吸取外国财富的方式和能力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我国应该借鉴美国的方法，重点考虑建立我国发达的金融体系。应及时减税。刺激投资应有两个重点：一是政府采购订货；二是为企业减税。财政发债增加政府采购，无疑可减少企业压库，但我国的企业多，而政府采购有限。所以对多数企业来说，减税更管用。

（二）我国必须着力改善的方面

我国经济严重依赖出口。我国GDP的60%是出口，这决定了我国经济在世界金融危机面前无法独善其身。所有投资于海外的我国企业，无论是金融业还是实体产业，无论是民企还是国企，均出现巨额亏损。已经显露的有中投、中行、建行、工行、中国平安、中信泰富、中铁、中铁建、深南电、江西铜业等。随着世界金融危机向商业、工业的深度扩展和蔓延，很可能会有更多的涉外企业遭受重创。

我国经济不少领域被外资过深介入。这从参股或控股上市公司的外资中就有明显体现。在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的形势下，外资绝不允许我国经济独自支撑，这不符合它们的战略利益和政治图谋。即我国经济发展，外资可以坐享红利；我国经济休克，外资可以展开收购，拿到更多筹码，便于使我国在经济上殖民化。

一些政府投资是为外资作嫁。比如高速铁路，日德法不仅控制了我国机车制造技术，而且通过合资公司垄断了高铁的市场。高铁的每一份订单，都是输送给日德法的利润。在合资合作中，我国不仅无法获取核心技术，而且将市场也完全拱手让人。“市场换技术”的梦想很难实现，“市场被外资所垄断”可能会被未来所兑现。

内需能力被房产、股票等大量消耗。尽管有人大肆吹嘘我国十亿消费者的崛起，但是，繁荣了多年的房地产，那将要用今后二十年的内需来弥补。长期以来，农民一直是没有任何保障，基本上是处于“裸奔”状态。十六大以后虽然给了农民一些补贴和医疗保障，也被快速上涨的农资价格和医疗费用所抵消。虽然农民可以进城务工，但十几年的打工收入，却填不满高校扩招后子女上学产生的窟窿。另外，“裸官”、一些明星和富人等又向国外移民，使得内需变外需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制度遭受空前置疑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资本论》重新在欧洲一些地区热销。有关人士认为，目前的金融危机已经转化为经济危机，而且出现了向制度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转化的趋势。英国《泰晤士报》报道，金融危机使西方人突然青睐马克思的《资本论》了。在德国，人们在努力寻找造成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德文版的《资本论》也开始热销。据最近《环球时报》报道，现在西方国家的人民在苦难中反思，公开争论资本主义的出路问题。随着金融危机的日益加深，欧洲人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资本主义带来了什么？它是否走到了尽头？在法国巴黎，人们高举“资本主义已到尽头”的标语游行。在德国柏林，联邦总理府门前游行的市民打着“资本主义罪恶制度”，“资本主义赶快结束”等标语。原东德人有52％相信自由市场经济是“不合适的”，42％的人表示他们宁愿选择社会主义，也不愿选择资本主义。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心、信念和信仰

（一）马克思主义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100多年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无可辩驳地证实了一个客观真理：惟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世”、“救中国”和“复兴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信心、信念和信仰对劳苦大众早已深入骨髓，激励着无数先烈投身革命。苏联、东欧剧变的根本原因，是它们背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恰恰相反，我国则高擎马克思主义。在风云变换之际，邓小平坚定地指出：“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二）科学社会主义影响深远

关于金融危机的论文范文 10

关键词：金融风险；传导；文献

一、金融危机与金融风险传导的理论根源

1.金融危机传导的最早研究。最早对金融危机的传导性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他的《狂热、恐慌、崩溃―金融危机的历史回顾》一书，是西方国家第一部系统研究金融危机的学术论著，也是第一次提出了金融危机的国内传导和国际传导问题。在金融危机的国内传导上，该书从分析1636―1637年荷兰的“郁金香热”开始，到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的纽约股市暴跌、1990年11月日本股市的暴跌等，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和经济周期的波动密切相关，经济繁荣时期，投资、信贷迅速扩张，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快速飙升，人们被繁荣的景象所陶醉，这种繁荣的陶醉感会从一个市场向另一个市场传播，经济泡沫愈加膨胀，最后以危机的爆发而强制解决。

2.经济学文献的相关研究。金融市场的关联性和互动性是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传导的重要根源。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金融市场间的关联性在增强。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会通过金融市场进行传导。关于金融市场的联动程度研究，Stehle(1977)的固定收益的国际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提出了国际资产价格均等化理论，表明证券市场间的联动效应很高。后Errunza 和Losq(1985)的中度市场分割理论 、Bekaert 和Harvey(1995)的国际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分别从不同角度验证了证券市场的关联性。Baig 和Goldfajn（1999） 从众心理、羊群行为是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传导的助动力。经济学文献的研究表明，从众心理、羊群行为也是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传导的根源。金融主体的从众心理是金融主体无法对金融市场的变化做出正确判断时，便依赖于其他主体的行为进行决策。

二、关于金融脆弱性理论

关于金融体系脆弱性的理论探讨，海曼明斯基提出“金融脆弱性假说”，在他的《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假说》中提出：私人信用创造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和贷款者，有不断经受周期性危机和破产风潮冲击的内在特性，金融中介的困境会传递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导致宏观经济的动荡和危机。明斯基从企业角度将借款企业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抵补性借款企业。此类企业是最安全的借款人。第二种是投机性借款企业。该类企业收支基本相当。第三种是“蓬齐”借款企业。“蓬齐”借款企业风险最大。另外，明斯基认为，形成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代际遗忘，即当前金融业的繁荣使人们忘记了上一次的金融灾难，本性的贪欲战胜了对过去危机的恐惧，认为当前资产价格的上涨会持续下去，于是又了重演了历史悲剧。另一个是竞争压力，认为贷款人出于竞争的压力而做出了许多不谨慎的贷款抉择，因为他们为了赢得顾客和市场。

三、金融危机传染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金融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随着货币危机爆发频率的提高和危害程度的强化，激励着学者们对货币危机认识的深化，迄今为止，学术界已发展出三代完整的货币危机模型，包括：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由克***曼（1979）提出，他认为，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由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与稳定的汇率政策之间的不协调造成对固定汇率制的冲击，从而造成本币贬值，央行为了维持固定汇率不得不动用大量外汇储备购买本币，但外汇储备耗尽时，固定汇率制崩溃，货币危机发生。第二代多重均衡、自我实现模型，由奥伯斯特费尔德（1994）提出，与强调经济基本面因素的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不同，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强调预期在货币危机中所起的作用。第三代道德风险模型。该模型认为由于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免费担保，使他们具有很强的投资欲望而很少考虑投资项目的贷款风险，从而引起投资过渡、资产泡沫破灭、危机爆发。总之，三代金融危机理论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货币危机的生成及其传染，其原因归纳起来包括：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投资者的预期及金融市场上道德风险的存在。

四、国内学者关于金融危机传导理论的主要观点

李小牧分析了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理论，他认为金融危机的国内传导就是在一国金融泡沫化基础上，货币危机向资本市场危机和银行业危机，进而向全面的金融危机演变的过程。金融危机国际传导包括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危机国际传导应该泛指金融危机在国与国之间的传播与扩散，既包括金融危机国内传导的溢出，也涵盖单纯由外部原因导致的跨国传导，既有存在于贸易金融联系的国家间的接触性传导，也有存在于贸易金融关系并不紧密的国家间的非接触性传导。狭义的金融危机国际传导即接触性传导，它是指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之中、之后，某些经济要素的变化引起其他要素变化，最终引起经济金融的某些侧面或整体变化，以致引发、扩大、缓解金融危机的跨国作用过程，也称溢出效应。

刘立峰（2000）研究了宏观金融风险的传导。认为风险形成以后，会通过各种渠道与形式向外扩散、传播，形成新的风险。宏观金融风险反过来影响经济、投资、贸易和金融过程，影响制度的变革与政策的修订。不同的宏观金融风险的形成原因都会有其风险的传导机制与过程，但通常情况下，宏观金融风险与危机的形成及发展的原因是综合的，传导机制也是复杂的。

石俊志在他的《金融危机生成机理与防范》（2001）中分析了推动金融危机传递和扩散的主要因素：一是恐慌心理的传播是金融危机传递和扩散的重要动力；二是不同类型金融市场的关联性、互动性是金融危机传递和扩散的重要机理；三是某些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结构的现实性是金融危机在不同地域之间传递和扩散的重要媒介；四是某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过于密切形成金融危机在不同国家之间传递和扩散的纽带；五是国际间金融协调与干预机制跟不上国际金融业发展的步伐，为金融危机的传递和扩散提供了有利条件。

姚国庆在分析经济虚拟化条件下金融危机的传导时认为，将金融危机的传导分为内部传导机制和外部传染机制。金融危机在一国内的传导与扩散为金融危机的内部传导。金融危机在国与国之间的扩散称为金融危机的外部传染机制。形成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的渠道主要有三个方面：金融联系、实际联系和政治联系。因此，危机倾向于集体出现，一国危机之后紧接着就是另一国的危机。

从上述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传导的文献综述中可以看出，对于金融危机传导的研究是非常广泛的，从内容上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包括金融危机传导的具体内容、金融危机传导与扩散的形式、金融危机传导的原因等。但前人的研究成果都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其研究结论仅适用于某次金融危机，如第一代金融危机理论仅适用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墨西哥、阿根廷等发展中国爆发的金融危机，第二代金融危机理论适用于20世纪90年代初爆发的金融危机，而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则适用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即这些金融危机理论的研究都带有一定的时滞性、特殊性。而金融危机是金融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金融风险的极端表现，因此，对金融风险的传导机理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河北经贸大学会计学院

参考文献：

[1]Charles P. Kindleberger: 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 A History Financial Crisis[M]. MACMILIANPRESS LTD, 1996.

[2]Krugman P. “A Model of Balance of Payments Crisis”, Jouenal of Money , Credit and Banking 1979(11)：311-325.

[3]李小牧，等。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90年代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25-32.

[4]刘立峰。宏观金融风险――理论、历史与现实 [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200-202.

金融危机论文 11

2008金融危机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经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1]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世纪末的20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定的，而当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2]认为，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关于金融危机的论文范文 12

[关键词] 货币金融危机 全局博弈 试验经济学

一、引言

近几十年金融危机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破坏性越来越大。危机对各经济体而言均意味着巨额损失，因为挽救金融系统不但要付出直接成本，而还要付出因经济增长受挫造成更为惨重的间接经济损失。近年出现的新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危机经常波及其他国家的市场。因固定汇率制度解体引发的货币金融危机的发生机制和传播途径，不仅为固定汇率制度国家所关注也为其他浮动汇率国家所重视。因为，这种危机会像传染病一样扩散，致使国际金融系统发生混乱，给很多国带来巨大损失。

事实上，无论固定汇率国家还是浮动汇率的发达国家，各国央行以及相关部门都非常关心货币金融危机的发生和传染问题。自Krugman[1979][5]和Flood 等[1984][3]的研究问世以来，人们陆续提出了多种模型研究货币金融危机。这些模型常常和一些具体的危机纠缠在一起，难于从总体上加以把握。李雪等[2009][9]从模型演化的角度出发，综述了该研究领域的主要工作，论述了全局博弈方法在金融危机模型研究中的必要性。本文则在李雪等[2009][7]的基础上，从试验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这一问题做进一步讨论，并综述一些相关研究成果，说明试验经济学的不可替代性。本文着重讨论，Heinemann等[2004][4]和Taketa等[2007][8]的研究结果。

二、传统的货币金融危机模型

货币金融危机传统模型有三代，他们皆以现实中实际发生的货币金融为背景。因此，所以它们考虑的重点都是危机的某些侧面而非全部。

一代模型以1960年～1970年发生在南美金融危机为背景，其中的代表性文献是 文献[5],[6]。模型的前提是货币当局为填补政府财政赤字不断用发行纸币，讨论的重点是货币危机的发生时间。二代模型以1992年欧洲的汇率机制危机为背景。其前提不是财政赤字而是萧条和高失业等经济基本面信息，讨论的重点是货币金融危机会发生的条件。二代模型和一代的主要不同点在于前者有多重均衡。三代模型以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背景，关注的不再是经济基本面恶化问题而是市场情绪，从金融面上揭示了自实现金融危机的关联机制。三代模型种类很多，因涉及的问题不同而不同。

它们主要贡献是：一代模型揭示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当局发行纸币弥补政府财政赤字引发的货币危机的时间，揭示了建议健康财政政策对防范货币危机的重要性；二代模型表明，一个国家即便经济的基本面良好也可能发生取决于投机者判断的自实现货币金融危机，建议政府适时经济基本面信息，控制市场情绪，防止自实现货币危机发生；三代模型则从理论上展示了引发货币金融危机原因的多样性。该类模型和前两代，共同点是都强调防止市场情绪恶化以避免自实现货币危机发生的重要性，不同点是更强调针对具体问题建立模型。

然而，传统货币危机模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有其局限性。第一代模型自不必说，第二、三代模型的理论局限性更为突出。尽管它们揭示了经济基本面处于中间区域时，投机者们会采取共同行动以实现多种均衡中的某一种，但是未揭示促使投机者们共同行动根本驱动力的形成机制，因此不能解释(1)乔治・索罗斯之类的金融大鳄对危机发生概率的影响；(2)不能解释货币金融危机的传播机制。

三、传统模型的推广――全局博弈方法的引入

造成上述困境根本原因是，它们都使用投机者信息对称假定。放宽该假定，情况会变得非常不同，这时全局博弈方法展现出其独特的优势(参见竹田(2007)[10])。使用全局博弈的方法可以找出被称为信息切换值的临界值，这是决定投机者是否发动进攻的惟一标准。在投机者发动进攻的前提下，仍然运用全局博弈方法可进一步发现被称为基本面切换值的和基本面有关的临界值，这是决定货币金融危机发生与否的惟一标准。使用这两个切换值可突破了传统模型的局限性，较好地解释金融大鳄的作用并揭示危机的传播机制。但是，由于投机者的决策数据不公开，所以使用实际数据的传统实证研究方法(例如，计量方法等)无法研究上述模型的现实性。

总之，传统模型由于采用投机者信息对称的假定，所以对近年来的金融危机缺乏解释力，故有局限性。基于全局博弈的推广模型，由于放宽了投机者信息对称假定，所以提高了传统模型的解释力。但是，推广模型的现实性研究目前尚不充分，所以有必要引入试验经济学方法处理这类问题。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使用试验经济学的方法应对这一问题，下一节将讨论这方面的研究。

四、推广模型的试验经济学研究

试验经济学的一般做法是，将试验参与者(被试验者)召集在计算机室，根据模型要求在机器上给出假想的经济状况，要求试验者根据自己的观察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这些行动反过来也会影响机器原来给出的经济状况。在人和机器的相互作用中，每个被实验者最后都能获得其试验业绩，他们将根据这个业绩来获得自己的报酬，业绩是决定报酬的唯一决定因素。试验经济学家则根据试验结果，判断待验证的经济理论是否有现实性。

试验经济学的好处是不受实际观测数据的限制，可以自己创造试验数据来研究问题。正因为如此，一些金融学家也开始使用这一方法来处理金融问题，特别是处理金融危机模型的现实性问题。另外，由于试验中能够很好地控制各种干扰因素，所以可以将理论要求的经济场景忠实地再现于计算机，这更能直接反映被验证理论的妥当性。

正是由于金融危机模型面对的是日益频繁、复杂的现实货币金融危机，所以这类模型通常是复杂的，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又由于现实中不能取得足够的数据(特别是和投机相关的数据),使得计量性的实证分析方法在这个领域中很难有所作为。现在，已经有一些研究者开始借助试验经济学方法对现代危机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例如，文献[4]和文献[8]等。接下来具体介绍他们的工作以及由此获得的结论。

文献[4]使用试验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了文献[6]的模型。研究设计了切换值含噪音干扰和不含噪音干扰两种场景。首先是含噪音的情况，试验结果表明被试验者的行动相对于经济基本面信息更受切换信号的影响，这和文献[6]的结论一致。其次是不含噪音的情况，试验结果表明被试验者的行动所受的主要影响，依然还是受切换信号，这和文献[6]的结论不同。后者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公布经济基本面信息或许并不明智。前者的结论则是，即便公布经济基本面信息，投机者看中的仍然是切换信号，因此基本面信息公布与否对危机的发生作用不大，这更符合实际情况。

文献[8]考察了文献[2],[6]的模型。他们的试验也设计了两个场景：一个允许巨额买空(金融大鳄)的被试验者存在；另一个不允许。根据文献[2]的结果，金融大鳄存在时，投机者会更加积极地参与投机攻击活动。文献[8]的试验结果表明了同样的结论。除此之外，文献[8]考察了文献[2]没有考虑过的事情。文献[2],[6]只表明，金融大鳄存在时，货币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明显增大，但是并未考虑更进一步的情况。文献[8]则表明，金融大鳄存在时的危机发生概率的增大效果比逐出时的大。这个发现可引发监管政策方面进一步的思考：是加强监管不让金融大鳄进入市场好，还是将先将它们放进来然后再将其逐出好？

总之，借助试验经济学的力量， 文献[4]和文献[8]的研究分别有力地支持和发展了文献[6]和文献[2]的工作。

五、结论

关于金融危机的发生机制和传播途径的模型很多，常和一些具体的危机纠缠在一起，难于从整体上把握。从总体上把握该领域的研究动向非常重要。受制于实际观测数据(特别是和投机相关的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很多金融危机模型无法使用计量方法做实证分析。目前，已经有学者借助试验经济学方法研究这类有关模型现实性的实证问题，并取得了很好的结果。因此，金融危机模型研究中，试验经济学方法和全局博弈方法同样值得重视。

参考文献：

[1]Burnside, C., M. Eichenbaum, and S. Rebelo, “Government Guarantees and Self-Fulfilling Speculative Attack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19 (1), 2004, pp. 31～63

[2]Corsetti, G., A. Dasgupta, S. Morris, and H. S. Shin, “Does One Soros Make a Difference? A Theory of Currency Crises with Large and Small Trader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1 (1), 2004, pp. 87～113

[3]Flood, R. P., and P. M. Garber, “Collapsing Exchange-Rate Regimes: Some Linear Exampl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7 (1-2), 1984, pp. 1～13

[4]Heinemann, F., R. Nagel, and P. Ockenfels, “The Theory of Global Games on Test: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Coordination Games with Public and Private Information,” Econometrica, 72 (5), 2004b, pp. 1583-1599

[5]Krugman, P., “A Model of Balance-of-Payment Crisi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1 (3), 1979, pp. 311～325

[6]Morris, S., and H. S. Shin, “Unique Equilibrium in a Model of Self-Fulfilling Currency Attack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 (3), 1998, pp. 587～597

[7]Obstfeld, M., “The Logic of Currency Crises.,” Cahiers Economiques et Monétaires, 43, Banque de France, 1994, pp. 189～213

[8]Taketa, K., Suzuki-L?ffelholz and Y. Arikawa, “Experimental Analysis on the Role of a Large Speculator in Currency Crises,” mimeo, 2007

关于金融危机的论文范文 13

关键词：货币金融危机理论；美国金融危机；虚拟经济；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055-02

一、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中“虚拟经济”的考证分析

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在分析金融危机生成的可能性及现实性时，把金融危机分成了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两种。特别是在分析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时，强调了信用、“虚拟资本”、“虚拟经济”对于产生金融危机的影响。

1.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生成的可能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写道：“本文所谈的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应同那种 后者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财政。”[1]同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一样，首先，商品买和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使货币和商品的转化出现随机性、不确定性，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因为“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买和卖这二者之间的对立。”[1]这样以来，商品和货币的转换即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过程就包含着中断或危机的可能性。其次，随着信用的发展，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包含着危机的另一种可能性。在物物交换时代是不可能有危机的，只有在货币时代或商品经济时代，“如果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发挥作用的结果是彼此的债权相互抵消，也就是说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中潜在地包含的矛盾没有成为现实；因而，如果危机的这两种抽象形式本身并没有实际地表现出来，那就不会有危机。”[2]而当这种矛盾实现时，危机的爆发就有其可能性了。

2.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的现实性

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是不以经济危机爆发为条件的金融危机。它产生的现实条件来自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3]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信用、银行金融和在信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虚拟资本交易日益重要，形成所谓“信用经济”、“金融经济”、“虚拟经济”。特别是虚拟资本如债券、股票、汇票等的发展有暂时超越和背离生产系统而发展的趋势。这时，货币与虚拟资本商品与信用货币的对立显露出来，其矛盾的积累导致了货币金融危机。因为信用和信用货币不是真正的货币，不是真实的财富，和普通商品一样最终要向货币转化，因此 “在危机中，会出现这样的要求：所有的汇票、有价证券和商品应该能够同时一起转化为银行货币，所有的银行货币又应该都能够同时一起再转化为资金。”这时，以虚拟资本为主体的虚拟经济中就会出现所谓“金融过剩”,危机一触即发。马克思又说：“劳动的社会性质一旦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表现为一个处在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会不可避免。”[4]在这里，马克思在论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及现实性时，都特别强调了信用的发展对金融危机的影响，进而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虚拟资本的自我膨胀运动是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形成的主要机制[5]。

3.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的扩散性

马克思对金融危机的分析虽然是以国内系统为基础进行的，但并没有限于国内系统。他已经认识到资本的国际流动对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过程中，各国金融、贸易和生产密切关联，金融系统特别脆弱，而资本的国际流动更加速了普遍性危机的产生。马克思指出：“在普遍危机的时刻，支付差额对每个国家来说，至少对每个商业发达国家来说，都是逆差，不过，这种情况总像排炮一样，按照支付的序列，先后在这些国家里发生；并且，在一个国家比如英国爆发危机……接着就在一切国家发生同样的总崩溃。”[4]金融危机就这样在许多国家依次发生了[6]。国际信用的发展推动了一切国家的出口和进口膨胀，加深了各国间经济贸易和资本金融的相互依赖，但信用支持下各种商品和债务的价值最终仍然都需要货币来实现和清算，从而就可能使国际性和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特别容易发生了。

二、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探析

按照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可以说美国金融危机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多种矛盾激化的表现，但这又是一场并不伴随经济危机而发生的独立性的金融危机。2008年这一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简称次贷危机)持续恶化酿成的金融风暴，几乎波及到了楼市、股市、债市、汇市、银行、保险、大宗商品等所有经济领域，其影响范围也几乎扩大到了全球的各个角落。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无论从其可能性，现实性还是其全球性上，都印证了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的科学性与正确性。那么，它爆发的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呢？

1.从美国金融危机看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中的信用和虚拟资本

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国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信用经济，而信用经济就是虚拟资本的膨胀发展运动，也就是所谓的虚拟经济。美国信用经济的高度发展，使其金融系统非常活跃，金融创新更加迅速。其金融衍生产品如按揭抵押债券(MBS)、债务抵押凭证(CDO)、信用违约掉期(CDS)等等(也即虚拟资本)的产生，大大延长了货币支付链条，一旦某一环节不能实现，就可能导致整个金融系统的紊乱，引发如马克思所说的：“……同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一起自然发生的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7]马克思当时对于信用和虚拟资本发展对金融危机的影响的论述，恰恰说明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及其***：无论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还是次贷危机都是美国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2.直接原因或***是美国次贷危机或房地产泡沫

由美国房地产经济泡沫破灭所引发的次贷危机，进而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甚至全球性的信用危机和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其危机的源头就在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为了应对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和2001年“9・11”事件的冲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从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使利率从6.5%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这使得美国民众蜂拥进入房地产领域，而在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下，房贷规模进一步扩大，埋下了危机的隐患，而2005年美国房价的普遍下跌，以及利率的上调，使房贷者无力还款，造成了次级贷款违约率上升，直接引发了次贷危机。

3.根本原因在于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

尽管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主要是从实体经济的生产过程周期(繁荣、衰退、停滞、复苏)中来分析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的，但当时，他已经意识到了信用发展和虚拟资本的产生对独立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决定性影响。并且，马克思还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信用经济，这种信用经济就是虚拟资本的膨胀发展运动，是虚拟经济。美国金融危机也正印证了这一点，其最大特点就是虚拟经济，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做了系统论述。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债券、汇票、土地所有证等带利息的有价证券或所有权证。虚拟资本不代表现实的资本，但它通过深入到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生活中，推动实体经济运转，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的无差别劳动。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而一旦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因此可以说，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存在虚拟经济而在于它的过度发展。

三、总结

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关于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的分析，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及现实性，而且对于我们认识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分析现代金融危机也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其理论中关于信用制度和虚拟资本的研究，为我们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发展虚拟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此，我们应该完善商品交易的法律规范，建立健全信用制度，完善银行信贷等信用支付系统。并且要在充分利用虚拟经济发展的优势的同时，防止其过度发展所造成的“金融过剩”而引发危机。此外，还应在国际贸易中，建立健全完善的国际信用体制，以防止金融危机的外部传递性的继续扩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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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5-601.

[5]王德祥。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世界金融危机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金融危机论文 14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风险；金融监管

美国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巨大的连锁反应，美国金融危机暴露出其对金融监管的严重缺失，当前众多国家都在审视自己的金融监管机制并逐渐完善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迅速，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加快，但在金融监管方面一直落后，必须警惕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并尽快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机制。

一、金融监管不力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有一定的历史背景。2000～2004年，美国经济遭受“互联网危机”和“9·11事件”的冲击，当时美联储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联邦基金利率从6.5％一直降到1％，信贷环境非常宽松，各商业银行纷纷放宽房贷标准，一些金融机构甚至推出“零首付”、“零证明文件”的贷款方式，即借款人仅需申报其收入情况而无需提供任何有关偿还能力的证明。数据显示，到2006年末，次级贷款已经涉及500万个美国家庭，贷款规模达到1.2万亿美元。美国房地产业由此迅速发展起来，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与此同时，为分散美国抵押贷款机构的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美国投资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将次级按揭贷款打包，以债券形式在次级债券市场出售。一般来说，次级债券的利息相对较高，吸引了众多银行、共同基金、对冲基金、投资机构在资产组合对高风险资产的配置。在这种情况下，物价开始不断攀升，为抑制通货膨胀，从2004年6月开始，美联储先后17次提高利率，联邦基金利率最终达到5.25％。由于政策效应的时滞性，2006年美国次级房贷仍有上升。但随着加息效应的逐渐显现，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房价下降，抵押品贬值。贷款利率的上升由此加重了还贷者的负担，拖欠次级贷款的现象日益严重，这意味着利益供应链从源头开始出现断裂。2006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借款者被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同时抵押贷款坏账高涨，金融机构濒临破产。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NCFC)申请破产保护；8月6日，美国第十大抵押贷款公司——美国住宅抵押贷款投资公司正式向法院递交破产申请书。截至2007年8月底，美国已有30余家次级抵押贷款公司停业。2008年，随着美林证券、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的倒闭，美国对“房地美”和“房利美”的接管及政府的救市计划，预示着美国开始大力干预金融市场。

二、美国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随着美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欧美证券市场暴跌。由于全球很多机构投资者包括投资基金、养老基金及保险公司等都持有美国次级贷款债券，导致美国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全球金融市场。投资价值的大幅缩水，使许多基金投资者要求赎回基金，基金公司只好被迫卖出手中债券、股票套现，以便将现金还给投资者。由于美国国内债券市场流动性接近枯竭，债券无法套现，投资者只能将手中的股票抛出，由此造成股市下跌，一些国际基金甚至要卖出外国股票，以缓解赎回压力，进而产生全球连锁反应。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金融危机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其所引发的信用紧缩。信用紧缩打乱了原有的借贷关系，提高了融资成本。在美国，由于对经济前景信心不足，作为信贷资金主要来源之一的银行采取避险措施，使金融市场出现浓重的“惜贷”气氛。据统计，2007年以来美国商业贷款市场利率相对国债利率的利息差已明显上升，比2006年底翻一番。这一上涨反映出资金供应趋紧、“风险溢价”提升。市场融资成本上升的情况如果成为常态，影响就不仅限于资本市场上借助高杠杆的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还进一步影响到消费信贷和企业的正常融资需求，进而对整个实体经济产生影响。

三、我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亟需建立。2003年，中国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一行三会”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形成。当前，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成为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我国是否需要建立“一行三会”之上的机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还是通过扩大中央银行的权力赋予其履行金融监管协调的最终职责？这取决于不同监管方式之间的成本比较及边际监管成本与边际监管收益之间的比较。一般而言，金融监管协调的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这是进行金融监管协调的理论基础。

(二)对住房贷款信用风险的监管尚待完善。我国金融机构存在信息不畅通、连环贷款、连环抵押等问题，虽然近几年有所好转，但也应从美国的次贷危机汲取教训，加强监管。近年来，我国以房地产和股票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其中，中国房地产价格指数从2002年开始上涨，到2007年已经上涨一倍多。比起美国次贷危机时期的数据，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程度甚至更高。2008年下半年，房地产价格又开始下跌，与美国出现次贷危机前的背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应加强风险防范和监控，及时防范和化解各种潜在风险。

(三)金融创新层次低，监管不足。金融创新使衍生产品层出不穷，这有利于分散风险，增加流动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我国金融创新起步晚、层次低，金融市场衍生产品的种类少，金融服务相对匮乏，金融体系不够完善。如，长达10～30年的按揭贷款，对发放银行来说，发放时间跨度大，回收周期长，流动性差。而针对房贷衍生产品，由于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程度低，不良贷款风险集中在银行体系内，一旦房价下跌引发还贷违约，将对银行系统产生严重冲击。但对金融衍生品的推出必须坚持审慎性原则，根据经济发展需求和条件成熟程度以及监管能力逐步推出产品。

四、我国加强金融监管的对策

(一)加强监管成本意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当前，美国金融监管的最大特点是多头监管，即存在多种类型和多种层次的金融监管机构。如何规避多头监管模式下的监管重叠和监管空白，已成为美国金融界普遍意识到的问题。如，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控股公司至少存在三个独立的监管者，再加上以州为单位的保险体系，这使美国在国际保险领域或其他领域里无法用一个声音讲话，因为没有一个联邦层面的监管者可以代表美国保险监管体系发表意见。2004年6月28日，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正式公布《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以制度形式赋予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积极协调配合，避免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的使命。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的实践效果不尽如人意，而且作为重要金融宏观调控与监管主体的中国人民银行被排除在外。因此，我国有必要建立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金融监管等部门之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以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趋势的需要。另外，必须要加强金融监管的成本意识。不仅要考虑到新增监管机构增加的直接费用及采取金融监管措施的必要费用，还应考虑这些措施可能导致的市场损失，这是政府监管替代市场调节的一种机会成本。

(二)加强信贷风险管理，完善金融创新监管。金融创新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在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往往会隐藏巨大的风险。所以，设计不好的金融创新产品往往会导致金融风险的积累，当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会演变为金融危机。当前，我国正处于金融市场发展的关键阶段，许多新型金融产品已经推出(如权证、抵押支持债券、公司债券)，一些金融创新产品正在积极筹备(如股指期货)，金融资产证券化也是近年来我国金融改革与理论研究的热点。在认识这些金融衍生产品的问题上，一定要理性对待，只有在各方条件完全具备时，才能稳步地推进金融创新。

金融危机论文 15

首先从我国不断转变的经济体制来看，社会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带来的是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若想保持自身的健康发展，就必须跟随市场的脚步及时创新和改革；其次从经济增长的角度上看，经济增长的方式由粗放型逐渐转变为集约型，这就意味着必须创新企业管理方式，降低成本，增加活力；而现代网络经济模式的到来则要求企业加快创新改革的进程，只有不断对企业管理进行调整，提高企业工作效率，才能跟得上经济的发展，而不会被淘汰。

2、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的企业经济管理特征

2.1综合性的企业经济管理

企业的最终目的是盈利，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企业想要盈利就必须控制成本，因此就必须对企业经济进行综合性的管理。就是说要对企业进行财务、经营、人力等各方面的全方位管理，才能达到控制成本，提升效益的目的。

2.2企业经济管理的广泛性

综合性的企业经济管理涉及到企业的资源分配问题，使得企业经济管理部门与其他管理部门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这几乎囊括了所有管理人员与员工，毕竟企业经营成绩的好坏与员工收益是成正比关系的，所以营造一个健康的经济管理氛围也会促使企业其它方面的管理顺利进行。

2.3通过财务报表来反应经营情况

企业的财务报表是对企业的经营情况的一个直观上的反应。这就包括了企业全年上、季度上和月份上的财务指标，所以企业决策高层通常是根据财务报表的反应情况来调整企业的工作重心，一方面促使企业达到生产指标，另一方面也有效的节省人力物力，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3、后金融危机时代下的机遇

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市场环境也随之有了回暖的倾向，近年来我国总外贸出口额相比金融危机时有了明显的上升趋势，这就意味着经济贸易即将复苏，市场经济将迎来第二个春天，这就是我国企业发展的机遇，而且金融危机下许多企业遭遇了重大损失，这时如果能采取海外并购的方式就能很好的优化产业结构，淘汰一些不适合经济发展的老旧型产业，为市场环境注入活力。

4、后金融危机时代下企业经济管理的改革创新

4.1更新管理理念

为创新改革企业经济管理，就必须更新企业经济管理的理念。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背景下，企业必须从高到低的进行新型经济管理理念的培训，使管理人员以及员工都要认识到更新企业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形成敢于创新的动力，才能为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气氛。再适时引进战略意识以及危机管理等新观念，指引企业高层制定年度生产目标时能够从大局方面出发，科学先进的制定出一个战略目标。

4.2控制财务支出

控制财务支出的目的是节约成本。即对油费报销、公关接待、电话费、办公费等一系列成本的控制，做到不铺张浪费，合理有效的投入资金，使每一分钱都用到实处，发挥作用。为了做到这点就必须重视财务支出的约束制度和预算制度，成立财务约束制度能有效的节约成本、填堵漏洞，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而成立科学的预算制度则是为了提高企业的预算和计划能力。每一个企业都应该结合自身财务实际情况来执行约束制度和预算制度，避免出现对必要管理经费投入不够的情况出现。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企业应该将财务预算管理当作财务管理的核心，控制协调企业资金的投入，这样不但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也能够更深入的控制企业，实现对企业全方位的管理。

4.3创新经营方式

企业经营方式的好坏决定了企业盈利的多少，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背景下企业若想得到发展，就必须形成新的经济管理制度，更新以前的经营结构，有弹性的创新经营方式，提高企业收益，为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而努力。供应链方面应当扩展自己的业务，不仅只担当采购、生产、验货等方面的职责，应该转变思想，积极寻求合作、整合市场、提供信息和服务，综合性提升竞争力，而销售链方面则应该开拓市场，积极寻找新的买家，提升品牌效益或者结成经营联盟来巩固自己的市场。

4.4强化内部监管，提升资源掌控力度

金融危机论文 16

从国内的情况来看，近一段时间以来，金融危机、股指暴跌、破产、关闭、失业、政府救市等一系列词语不时充斥在我们的耳边，� 国内不少企业面对来势汹汹的危机，有的放弃扩产计划，有的放弃既定的上市计划，获得证监会上市门票的部分企业主动暂停或终止了上市，已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跌跌不休，A股市场整体市值严重缩水，更有一些企业因危机而濒临破产、倒闭，有的事实上已进入破产程序，因此而衍生出的裁员事件也频频发生。种种迹象已经表明，因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仅是金融企业的危机，而且也是各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及出口加工业的危机，金融危机的危害已经超越金融系统而影响到国家的产业资本，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面临极大挑战。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国家陆续出台单边征收印花税、降息、放宽房地产贷款要求等各种救市政策，积极应对危机。但是正如老子所言：“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此次金融危机在为全球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导致了企业并购成本的大幅降低，为企业间并购带来千载难逢的良机。因此，抓住机会，适时出击，进行适当的、有意义的并购整合，国内企业应有所准备。

从并购最新政策动向来看，早在2008年6月27日，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中国并购年会上，央行副行长苏宁即透露，人民银行将探索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发放并购贷款的可行性，推动该领域的立法，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对《贷款通则》进行修改或者废止。两天后的6月29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08〕21号)中，明确提出在受灾地区的灾后重建中，“允许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并购贷款业务”。并购贷款首次出现在国务院文件中。此后，市场一直有央行、银监会正积极研究并购贷款开禁可行性的传言。笔者以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或许将进一步加快我国并购贷款开禁的步伐。

在全球金融危机这一特定的背景下，为适应资本市场发展实践的需要，中国证监会也有所作为，于2008年11月11日了《关于破产重整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定价的补充规定》([2008]44号),就破产重整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定价问题，明确采取了有别于一般上市公司股份发行定价的价格确定方法，即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涉及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其发行股份价格由相关各方协商确定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与社会公众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多数通过即可，而不必执行“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强制性要求。这就为相关各方在特定情况下并购重组的定价作出了更为灵活的安排，有利于并购活动的开展。

11月12日，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商业银行并购贷款可能月内开闸。这说明央行、银监会积极研究的并购贷款政策可能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贷款通则》关于借款人“不得用贷款从事股本权益性投资”的规定或将面临修改或废止，而一旦并购贷款这一新的融资方式得以推行，将对我国的并购市场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当然，由于企业并购不仅涉及到并购方的战略目标、并购成本、被并购方质地及并购后整合等问题，更涉及到融资、支付、财税、法律等方面的一系列工作安排，整个过程异常复杂。在全球金融危机这一特殊背景下，企业实施并购更要慎之又慎，做好可行性论证，妥善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安排，防止因并购而使自身陷入困境，下面笔者谨就当前并购实务中应注意的问题作如下提示，供有并购意向的企业参考。

1、并购目标一定要明确。

企业在并购前必须清楚地了解自己通过并购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之后根据战略目标甄别、选择市场上的目标企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所并购企业能真正为自己所用，达到整合资源、扩张规模的根本目的。而且，并购目标明确后，也有助于决策方向性的确定和各项并购工作的开展。

实践中，经常有一些企业，看到别人在做并购，在不考虑自身特殊性及战略发展规划的情况下，也积极推行并购策略，并购后却发现目标企业不仅不会为自己带来效益，反而增加自己的负债。这个属于典型的盲目并购。笔者提示，企业在开展并购之前，首先要明白自己在行业中的地位和竞争中的不足，完善这些方面是需要解决企业的上游还是下游，还是企业迫切需要进一步扩大现有生产规模，实现规模化经营；其次企业要明确自身是否确有并购需求，并购后的目标企业能否真正给自己带来想象中的收益，最后企业要慎重考虑并购后的整合难度。在此基础上，企业可分别情况采取前向一体化、后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等并购策略，实现自己的并购目标。

笔者建议，企业在并购前弄清自己的优势和不足以及并购希望达到的目标至关重要，切不可掉以轻心，盲目行事。

2、并购资金一定要做好安排。

在并购实务中，除承债式并购、换股并购等个别并购类型外，多数并购业务涉及到现金的给付，这就对并购企业的资金安排提出了要求。因此，企业在确定并购意向后，要搞清自己的并购资金如何解决，是自身拥有足够的现金流，还是需向银行贷款，还是要通过发行新股、债券等方式解决，同时，要进一步论证并购资金解决的可行性和风险性，并购后是否会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是否可能会出现不能按计划筹得资金而无法履行并购协议。所有这些，企业都要有清楚、明确的认识。

笔者建议，企业并购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现金安全，千万不要因跑马圈地而使自身陷入财务危机，尤其是在目前全球金融形势不容乐观的背景之下。

3、目标企业的尽职调查工作一定要做好。

尽职调查是企业并购实务中通常都要履行的程序，本不足为奇。但在目前的背景下，调查、核实企业的相关资产、负债及争议显得尤为重要。调查时不仅要搞清目标企业现时存在的资产、负债及面临的争议，更要查清目标企业未来可能出现的进一步资产贬值、负债扩大及发生潜在争议的风险，以期对目标企业的状况作出尽可能准确的评估，避免因事先估计不足而出现收购亏损情况的发生。

国际金融危机论文范文 17

论文摘要：2008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导致新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造成全球萧条持续。本次危机是石油+金融复合型的危机，杀伤力非常大。危机的源头是金融体制滞后于金融体系的急剧扩张，建立和恢复新的金融体制和机制是艰巨的和持续的。本次危机造成股市暴跌超过历史任何一次危机，目前全球在金融危机中的损失超过30万亿美元，我国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很大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贸易；外贸 1 我国的国际贸易现状 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信息事业的快速发展，以及贸易、投资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加快，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趋势日益显著。世界经济正在稳步走向一体化，任何国家或地区，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来自它国或地区的影响。中国做为一个新的“经济大国”，其经济已纳人国际经济的体系之中。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的GDP增长是靠外贸出口带动实现的。对外依赖程度的提高，一方面表明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日益提高、影响日益增大，同时，也表明中国对它国或地区震荡的反应会更加敏感。 2 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 本次金融危机影响范围分析：从产业看，危机对制造业比重大的地区影响大于服务业比重大的地区(但生活性服务业为主的服务业受到的影响小于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服务业)。从地区看，本次危机对出口依赖型的地区影响大于内需依赖型的地区(但加工贸易比重大的地区相对一般贸易比重大的地区影响稍小)。从行业看，前几年发展快的行业，也是本次危机影响最深的行业。受房地产业、汽车等交通设备制造业不景气影响，支撑冶金工业发展的三个支柱倒塌两个，使冶金行 以出口为主的纺织服装业影响较大，但对整个工业基础的摇动不如冶金、汽车、石化等行业强，这些行业以及航空制造业、船舶制造业都有可能负增长。港口及运输受到的影响在服务业中仅次于房地产和金融(证券)等行业。受到危机影响较小的行业包括：公共设施、基础设施行业，基本生活类产品制造业(食品、农副产品加工)、生活性服务业(医疗保健、康体可能有大幅提高)、机械加工制造业、电子、电器。在危机中出现机遇的行业：技术服务业、创意产业、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环保及再生资源等产业，以及教育产业等。 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性矛盾将很突出。首先，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与世界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相类似，某些传统出口商品特别是纺织品及服装出口与这些国家基本上处于同一竞争层次上。例如，我国的“两纱两布”出口，其出口质量是国际公认的免检商品，出口量很大。但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基斯坦的质量和卖价已优于我国。而且，国际市场对“两纱两布”的需求量也有一定的限度，因而，谁的竞争力强，谁占的市场份额就大。这对约占我国“两纱两布”出口总量70％的大型国有企业是一个挑战。其次，我国出口的目标市场竞争将会更加激烈。例如，世界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2007年我国纺织品出口市场份额，中国香港占40.77％，日本占13.08％，美国占9.28％，三者合计占我国纺织品出口总额的63.13％。同年，我国服装出口到日本的金额占我国服装出口总额的32.46％，中国香港占26.42％，美国占12.82％，三者合计占我国服装出口总额的71.7％。由于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的货币贬值，将给我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生产企业和外贸公司带来更大的压力。我国出口正受到来自这些国家越来越激烈的挑战。因此，我们金融危机的影响，近期我国的商品出口额将受到一定影响，估计2009年的商品出口同比增长22.4％，增速仍比较乐观，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出口增速减缓了5个百分点。 房地产市场经历重大调整将导致银行不良贷款增加。在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下滑趋势中，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冬天”和银行不良贷款风险将在2008年末与2009上半年开始显现。自去年10月楼市调整以来，开发商现金流不足现象，就已逐渐暴露出来。为了筹集现金，国内部分房地产开发商已开始降价销售。8月份，反映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指数首度较前月下滑。目前，中国各地房价下跌现象越来越普遍，房地产投资进一步萎缩。可以预计，伴随商品房成交量的持续下滑，购房者持币观望心理增强。空房率持续增加与毛利率下降，将进一步导致开发商面临现金流短缺的困扰银行业中的房地产不良贷款风险也将大为提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业是我国鼓励投资的领域，而且受关税政策调整影响较少，现在应当加强创汇农业利用外资的力度。据联合国数据显示，主要商品价格在金融危机之后下降5.9％基础上再下降3.9％左右，其中食品平均价格将下降8.3％，小麦价格降3％，玉米价格降2.5％，大米价格降6％，食油价格也在下跌，羊毛、棉花、木材等价格均有所降低。但是茶叶、咖啡和可可的价格将会上升。因此，我国可适当进口需求多而价低的小麦，扩大出口高附加值和高效益的农产品。以利国际收支平衡。纵观农业国家农产品对外贸易，泰国的谷物出口量较大，但以� 我国对日出口总额中，农产品约占15％。因此，我国需要尽力扩大高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茶、蔬菜、鱼、肉等食品及纺织、手工艺品和加工品)出口，并加大出口退税力度，扩大出口退税范围，提高出口退税率，同时还需加强对出口信贷的支持，以利增强竞争能力。为加速实现农业产业化步伐，可适当进口农产品加工设备，应给予减免关税的优惠。 3 对策建议 目前，这场金融危机的余波仍在继续，由于加工贸易在外商投资企业中一直占主导地位，而汇率波动对加工贸易影响很小，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贸易增长的贡献也一直在提高。一般贸易品的84％左右出自国有企业，进出口的增长受汇率波动的影响较大，其增长速度的降低及所占比重的下降在对外贸易主体的企业性质上表现为国有企业经营部分相对减少，占全部贸易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因而一方面要进一步调动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积极性，加强吸引国际投资的力度；而且我们也要结合国企改革，改变国有企业在对外贸易竞争中的相对不利地位，增加国有企业的对外竞争能力。世界各国经济困难重重。尤其是美国国内严重的市场疲软，美元的大幅度贬值继续对中国的出口造成很大的威胁；另一方面，汇率贬值及贬值预期对进出口增长的效应具有1～2年的滞后期，因此预计2009年我国出口将会面对更大的压力。但是只要我们认真细致地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分析当前我国进出口贸易的特点，科学地把握进出口贸易的动态变化趋势，扬长避短，并在政策制定上有一定的前瞻性，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压力将会有所减缓。

关于金融危机的论文范文 18

[摘 要]货币宪法的提出已有半个多世纪，但我国货币宪法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既不深入也不系统。当下，面对后危机时代的经济萧条、旷日持久的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债务危机，货币宪法学研究应广泛开展。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而言，货币宪法学应当立足于金融危机的真实历史与演变趋势，从宪法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对有关货币发行机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机制、货币与金融管理机制、货币发行监督机制等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探讨货币宪法的理论基础、价值定位、基本原则、体系结构，为构建货币宪法的规则体系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并为最终消除危机提供必要的制度准备。当然，货币宪法学的研究，不仅要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还应进行更多的形而下的思考以及个案分析；不仅要勾画出合理的货币宪法规则体系，还要着眼于其实际运作过程与动态发展变化。此外，鉴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货币宪法应当成为与经济宪法和财政宪法并立的部门宪法。这也正是货币宪法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所在。

[关键词]货币宪法；金融危机；财政宪法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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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权力堪称最具统治力的公权力[1-2]，但是在宪法学领域遭到了冷遇。在当代社会，所有的财政经济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货币问题，它直接指向公民与国家这一对宪法学上的基本范畴。宪法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既定规则约束公权力的行使，以达到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目的，对货币权力的规范与制约同样是宪法的基本使命与内在要求，也应当是宪法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因此，对货币权力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也应当从宪法学的视角觅寻金融危机以及通货膨胀的症结与根源。

一、货币宪法学的提出

虽然货币宪法的提出已有半个多世纪，但相关问题研究引发人们的关注还是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之后的事情。超前消费、市场及金融监管不力、华尔街的贪婪与欺诈、投资者的心理恐慌，都被看做引发这场危机的主要因素。[3-6]有些学者甚至由此得出新自由主义已经失败的结论。[7]然而这些论述只是看到了金融危机的直接推手，而另一些学者则睿智地洞察到金融危机背后还潜伏着深层次的制度根源，并纷纷将矛头指向美联储、指向货币当局以及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指向不受控制的货币发行权。

奥地利学派认为，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罪魁祸首是掌握货币发行权并滥发货币的利维坦政府。[8]货币权力的滥用对纳税人的财产权构成了巨大威胁；一些超国家的货币组织如欧洲中央银行的存在，导致国家货币的丧失；浮动汇率制的存在，使得对经济安全、财产自由的追求，都成了美国货币霸权的牺牲品。很显然，由货币权力滥用所引发的不仅仅是经济危机，更包括深刻的危机、国家危机，并涉及一系列宪法学的基本命题：货币发行权是公权还是私权，它应由哪个部门行使？货币权力应受到何种规则的限制？货币发行权与征税权、发债权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如何抒解政府与人民围绕货币发行权所产生的紧张关系？这些命题恰恰构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货币宪法学。[9]

二、货币宪法学研究的现状

货币宪法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早就为哈耶克、布坎南、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大师所重视。瑞士当代宪法学家波恩霍尔兹等同样对这一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布坎南的Predictability：The Criterion of Monetary Constitutions，以及收录这篇文章的耶格尔主编的In Search of a Monetary Constitution，波恩霍尔兹的Monetary Regimes and Inflation—History，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lationships等，堪称这一领域的代表作。在国内，笔者与部分博士生一道也开始尝试货币宪法学的研究，并已经发表了《作为一个学科的货币宪法学》《货币宪法引言》《中国式通胀与货币宪法》《“竞争性”与“政治化”：货币发行的两种理念刍议》等一系列粗浅的文章。单飞跃教授等人则从经济法的角度对货币宪法概念进行了阐释。

不过从整体上来看，我国货币宪法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研究成果还比较单薄，既不深入也不系统，对一些基本的概念、原则以及金本位制、中央银行制度、浮动汇率制等核心命题，还缺乏应有的关注与探讨，更遑论形成独立的学科和完整的体系。就相关的研究进路来看，也多是对通货膨胀、经济危机、财政赤字等经济、法律现象进行解释性的探讨，而未能深究迷雾掩盖下的事实真相与制度根源，所有这些都与货币权力的影响力及宪法学研究的宗旨不相称。

三、货币宪法学研究的前瞻

学科的发展与进步建立在社会现实的需求之上，只有当人们对货币权力有了足够的认知之后才会对货币宪法学的研究倾注更多的热情。当下，面对后危机时代的经济萧条、旷日持久的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债务危机，货币宪法学研究的广泛开展，以及通过货币宪法规则约束货币权力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已经具有了无可争辩的说服力。单单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而言，货币宪法学应当立足于金融危机的真实历史与演变趋势，从宪法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对有关货币发行机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机制、货币与金融管理机制、货币发行监督机制等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探讨货币宪法的理论基础、价值定位、基本原则、体系结构，为构建货币宪法的规则体系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并为最终消除危机提供必要的制度准备。

当然，任何一种宪法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货币宪法也必然要以宪法学的其他基本命题为支撑，宪法学上所有关于民主法治、人权保障、有限政府、民生福利的价值取向与规范要求，都适用于货币宪法规则。当然，在宪法学研究上，基本理论命题的阐释虽已提供了价值论上的指导，但并不能为协调客观的宪法冲突提供有效的规则。货币宪法学的研究，不仅要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还应当进行更多的形而下的思考以及个案分析；不仅要勾画出合理的货币宪法规则体系，还要着眼于其实际运作过程与动态发展变化。

此外，货币宪法与经济宪法、财政宪法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经济宪法和财政宪法学的诸多概念、规则和原则，为货币宪法学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支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货币宪法看做财政宪法的一个分支。但是货币行为有别于市场调控，有别于财政、税收、预算等范畴，所以鉴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货币宪法应当成为与经济宪法和财政宪法并立的部门宪法。这也正是货币宪法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所在。

[参 考 文 献]

[1]

苗连营，吴礼宁，吴乐乐，等。货币宪法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

[2] 吴礼宁。租税国家的立宪主义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10.

[3] 江涌。次贷危机是美国的道德危机[J].国有资产管理，2008（11）：33.

[4] 程启智。美国次贷危机的生成机制、根源及其启示——基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分析[J].社会科学家，2010（1）：70.

[5] 邱丹阳，艾尚乐。金融危机治理：以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例——中国角色的思考与探析[J].东南亚纵横，2010（3）：105.

[6] 王自力。道德风险与监管缺失：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J].中国金融，2008（20）：31.

[7] 蓝庆新。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与美国金融危机的警示[J].南京社会科学，2009（1）：23.

金融危机论文 19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农村信用社，对策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原因及影响

（一）金融危机概述

2007年，由美国次货危机引起的支付危机愈演愈烈，美国股市暴跌，众多大银行破产倒闭，造成投资者的恐慌，直至导致美国全国性的金融危机。随后金融动荡迅速波及世界各个角落，各国经济发展陷入泥潭难以自拨，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海啸，其影响持续到现在。

目前虽有迹象表明我国正从金融危机的影响中逐渐恢复，但近年来，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各个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也在不断地提高，国际外部环境的变化将直接导致我国靠出口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受到严重的挑战，也增加了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难度。同时对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民生的进一步改善、社会的长期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二）金融危机形成原因分析

1. 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实现了各种资源的无国界障碍流动，反过来又增加了各国经济联系的联系和依赖性，使全球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地球村。然而，这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危机蔓延的可能性和广泛性。美国次贷危机后，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著名的雷曼兄弟等一系列的金融机构相继宣布破产或被政府接管，全球股市持续下跌，世界市场上的资金流动性严重减弱，最后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世界范围内各经济主体都难以幸免。

2. 在此次的金融危机过程中金融论文，“次贷”是被提及最多的词，次贷危机也成了此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线。次贷是次级抵押贷款（Sub prime Market）的简称，作为一种新型的融资方式，旨在为购房者提供融资便利让中低收入者可以购买起住房。这些次级贷款产品大大增加了金融系统的信用风险。同时由于相关政策的改变如连续加息和房价下跌，使得大量的次级贷款者难以支付月供，造成违约增加。加上次级抵押贷款公司将风险转移给整个资本市场，和这种金融创新产品推销范围的广泛性，所以也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影响。

3. [1]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由于自身的缺陷导致市场运行中出现许多难以依靠本身解决的问题，加上市场对利益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这必然需要有力的监管措施。在次贷危机暴发前，信用评级机构对于高风险性的金融产品如MBS、CDO等都给予了很高的信用评级中国论文网。由于虚假的高信用评级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间接造成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表面非理性的繁荣。在这过程中，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监管的监管缺位，对金融市场的宏观调控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当市场参与者理性不足时，监管当局责无旁贷，应积极采取措施将危机消除在萌芽阶段，否则越演越烈将一发不可收拾。

（三）金融危机对农村信用社的影响

作为传统传统农业大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农村、农业、农民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冲击和直接的影响。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三农”为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金融体系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场全球性金融风暴的大环境下，农村信用合作更是难以置身事外，其业务经营及管理必然受到影响。

1. 客户资源流失，经营利润增长放慢

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渗透和蔓延到各领域，农村、农业、农民承受的市场风险和压力逐渐增加。以农副产品为原材料的加工业由于出口需求的缩减，导致企业经营效益不理想，一方面影响相关农业企业的资本流动，另一方面导致农民收入减少，从而造成农信社客户资源的流失。受大背景环境的影响，预期收入和购买力的下降，对于农村的生产和农户的心理难免造成负面影响，也不利于农信社相关业务的开展。农信社的存款、贷款额增长率相较于之前都有一定幅度的下降。[2]对于“以贷为本”， 缺少中间业务支撑的农村信用社，盈利问题将是最大的难题。同时由于受监管政策的影响，各农信社之间的竞争相互渗透异常激烈，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客户资源特别是优质客户资源的短缺。

2. 竞争压力加剧，市场份额面临挑战

农村信用社明确定位于三农。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三农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深入推进，农信社“一农支三农”的地位已受到挑战，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意识到农村市场的重要地位，也采取相应措施，加大力度对农村金融业务的支持，如农业银行“惠农卡”的推行、邮政储蓄银行小额农贷产品的面市。加上民间借贷盛行，金融危机之下农信社的市场环境复杂性和面对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农村金融市场市场竞争日趋剧烈，农信社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3. 金融创新压力加大

目前农信社提供的服务几乎集中在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上，信贷种类偏少金融论文，金融创新也主要是以借鉴为主，创新性不足，同质化严重。同时由于金融危机的关系，之前的金融产品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3]如受农户欢迎的小额农贷因市场的不景气形势，市场需求下降，导致深度推广难度增加。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虽然让如专业合作社的组建、消费类的新兴产业的资金需求增大，但由于处于初期的探索阶段和金融危机的冲击，农信社可作为之处有限。也有些农信社把部分资产投资于房地产行业，但房地产行业的不稳定性使农信社陷入困境之中。加上，农信社自身条件的限制，如金融创新观念不强、金融人才缺乏、金融工具创新能力有限等等都加剧了目前农信社金融创新的压力。

4. 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阻力增加

由于历史积累和现实问题，农信社普遍存在着经营效益不佳、服务机制不健全、人才观念落后、电子信息化程度度等问题。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目标就在于解决历史积累上所留下的问题和改善农信社在经营管理体制。但当前从整体上来说，我国农信社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不仅与金融改革的预期目标相距还很大，同时也难以适应当下金融市场的高速发展。为了实现我国农信社的可持续发展，农信社的体制改革也在不断的深化，但金融危机的到来对于农信社的改革必然造成影响。在农信社面临各方面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如何继续推动农信社的改革，增强实力，实现向现代化银行的转换，难度可想而知。

二、农村信用社应对金融危机对策分析

面对金融危机，农信社如何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利用各种有利因素化挑战为发展机遇，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关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 解读金融危机深层问题，总结教训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带来的不仅仅是巨大的灾难还有深刻的经验教训。我国农信社应深刻解读引发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在这场危机中，不管是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把握、政府的金融市场监管还是对于市场机制的灵活运用，农信社有所作为的地方还很多。各国也纷纷总结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经验之谈，其中马来西亚央行行长泽提认为金融机构本身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中国论文网。农信社应努力增强自身的实力，夯实基础，加强内部治理和稳定性。同时，金融危机也暴露出各金融机构在风险防范上的管理漏洞，这也对农信社提出了建立和强化风险防范机制的要求。

（二）构建农村信用社营销体系，巩固市场地位

面对竞争压力加剧、市场份额面临挑战的现状，农信社关键在于做好市场营销，提高广大农户应对金融危机的信心，扩大市场份额，巩固市场地位。农信社应充分发挥其立足于农村农业农民的先天优势，做好市场细分，明确目标市场，注重于潜在市场的发掘和培训和客户资源的有效管理。树立“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的”营销观念，改进服务质量，以优质贴心服务取胜。加强营销人员队伍的建设，为市场营销提供优秀的人才保障。利用多种营销手段，形成整体的营销策略，真正起到维系客户、培育客户的忠诚度、抢占市场的作用。

（三）寻找市场突破口，实现金融创新

农信社对于原有的金融产品可根据市场需求作出适当调整后继续加大推广力度。如原本的小额农贷投放一般以男性为主金融论文，可在充分调研的基础向农村妇女推广。积极寻找市场突破口，进行产品创新，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廉”。对于富裕的农户可尝试消费型或住房类贷款的推销；对于因金融危机返乡的农民工，可鼓励支持其进行创业；[4]对于国家鼓励提倡的绿色环保型、科技实用型、区域特色型中小企业，加大支持力度着力解决所面临的贷款难问题。积极开发中间业务的创新工作，在做好原先业务，如工资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农信社根植于广大农村的优势，可逐步开展代收保险、水电费、民政补助款、等业务，急广大农民之所需以提升农信社金融服务影响力，获得良好口碑。同时可尝试电话银行、投资理财、金融咨询服务等新业务，以提供了更加优质全面的金融服务。

（四）引入现代金融理念和机制，加快体制改革

金融危机对于农信社的体制改革来讲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借此次金融危机的契机，农信社应挺住各方面压力，严格遵循国家和省市各级的政策要求，坚持以三农为主要服务对象，不断提升自身实力向现代金融企业迈进。引入现代国内外商业银行先进的运作管理模式和观念，树立以效益为目标，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打破原有体制的束缚，健全法人治理的企业结构，尽快完善运行机制适应市场要求，将农信社改革往实处和深处推进，以致力于符合现代商业银行发展需要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

参考文献：

[1].何五星．金融可持续发展导论[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漆晓霞．金融危机中农村信用社风险防范之思考[J]．审计与理财， 2009，(08)．

[3].王芳．金融危机对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的影响探讨[J]．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09 ，(08)．

[4].谢志忠，游少萍，陈念东．论农村信用社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导向[J]．中国林业经济，2007 ，(1)．

金融危机应对论文 20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资本流金融系统稳定性

一、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国际资本流因素

东南亚金融危机于1997年7月首先爆发于泰国、后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亚并波及世界，使整个金融系统乃至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仅半年时间，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幅度最低超过30%，最高的印尼盾贬值达70%以上。同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平均达30%～60%。据估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仅汇市、股市下跌给东南亚同家和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000亿美元以上。

关于金融危机的原因，很多学者做出过不同解释，然而对金融危机中国际资本尤其是国际私人资本的作用的重视可以说是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兴起金融自由化改革浪潮，这很大程度上为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了相对较宽松的条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爆发的几次大的金融危机(1992—1993年的欧洲金融危机、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1年开始的阿根廷金融危机等)中，都出现了国际资本冲击的迹象，而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当时，东南亚国家利率在各国中央银行引导下水涨船高，不断攀升，此举虽可减缓通货膨胀上升的速度，但也因此吸引大批国际投机资本涌入套利，为索罗斯等人出兵创造了机会。花旗银行曼谷分行一位高级主管指出，泰国银行业者每天经手的海外套利热钱金额高达20至30亿美元。此外，由于有利可图，银行业者本身也大肆从海外借入利率比泰铢、林吉特等货币低上3-5个百分点的美元、日元和马克，然后出售这些货币，赚取利差。据统计，泰国各商业银行的海外借款总额已逾1万亿美元，其中95%属于不到一年的短期借贷。1997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尔曼发出警告，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仅两年之后，大量的热钱正在以创纪录的步伐注入亚洲等新兴市场，“不理性的热烈情绪”正在这些市场广泛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大幅震荡。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表一危机前流向亚洲五国的私人资本净额(亿美元$)

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

亚洲五国私人资本净流入249290303326351629729

其中：FDI净流入627286867495120

证券投资净流入133363179106144203

其他17418515461171390406

五国GDP总和4764540861306690733083569854

私人资本净流入占GDP比重(%)5.235.364.944.874.797.537.40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国际数据整理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表二危机前流向五国各种资本的比重(%)

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

FDI占总私人资本比重(%)24.9024.8328.3826.3821.0815.1016.46

证券投资占总私人资本比重(%)5.2211.3820.8054.9130.2022.8927.85

其他投资占总私人资本比重(%)69.8863.8050.8218.7148.7262.0055.69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国际数据整理

表一显示，在危机爆发前涌入五国的私人资本逐年增加，而且成加剧式增加：1990至1996年间私人资本流入增加了近三倍(从249亿美元到729亿美元)，尤其是危机爆发前三年突然增多，其占当时GDP比重相应突然增大。表二数据说明，这一时期流入东南亚各国的大部份私人资本是流动性很强的证券资本及短期债权，以1993年为分界，证券投资比重突然剧增，而从94、95年，证券投资的增长势头被以短期债权为主的其他投资所掩盖。再看FDI，增长绝对数始终平平，但从94年开始，它占总私人资本流入的比例却呈逐渐减小趋势，与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比重差距均成“剪刀型”加大，这是一种危险信号，1997年的金融危机与其不无关系。早在1995年，新加坡克罗斯比证券公司曾对亚洲七个国家经济状况作了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东南亚国家大量国际私人资本涌入，整个经济运行状况突出表现为投机行为高涨，泰国政府一厢情愿地对外国资本敞开金融市场大门，外国银行带来大量低息美元贷款，泰国金融业就此大尝了甜头，开始对诸如房地产等基础产业产生浓厚兴趣，结果许多银行一窝蜂地把近30%的贷款投向了房地产业，供求严重失衡。随之而来的房地产市场低迷不振使得银行呆帐、坏帐激增，资产质量严重恶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国际资本冲击的结果。

二、国际资本流与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基本分析

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1994)在探讨了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内在原因后指出，金融自由化引发银行部门脆弱化的重要通道是利率上限取消以及降低外资进入壁垒所引起的银行特许权价值，导致银行部门的风险管理行为扭曲，从而带来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Kaminsky和Reinhart(1996)认为在多数情况下，金融自由化伴随着对资本管制的解除，当本国银行从国际资金市场上借入外币资金，并将它贷给本国借款者时，就承担了外汇风险。Calvo(1998)提出的属于第三代危机模型的外资诱导型危机模型 根据以上观点：国际资本的非控制性流动特别是过度的流入会对一国内的金融主体系产生非系统性风险，在短期或长期对金融体系的安全产生冲击，严重时甚至引发危机或者加剧危机。那么这种国际资本是怎样进行运作并对金融体系产生冲击的呢？

20世纪70年代全球开始金融自由化后，国际资本活动范围迅速扩大，方式日益增多。在目前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国际资本主要是进行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直接投资一般是在国外开办工商企业，直接与生产过程或交换过程相联系，本文称之为生产性投资；而间接投资主要是投资国际证券以及国际中长期信贷、经济开发援助，证券投资和银行信贷以及相关金融衍生工具，这种投资不是以固定的持有相关证券盈利为目的，更多的是为了投机赚取证券差价，哪里有投机可能，有差价空间，这种资本就会流向哪里，本文称这种投资为投机性投资。一般来讲，国际资本的活动主要通过对银行体系及外汇市场、证券市场的影响表现出来。

(一)国际资本流对银行体系及外汇市场的影响：

从宏观讲，流入国内的国际资本会转化为本国货币，扩大货币基础，产生巨大的货币乘数效应，与国内存款一道参与存款货币的创造，扩大了一国的货币供给，导致市场上货币流通量增多，很大程度上削减了一国货币当局货币政策有效性，导致政策时滞。此外，据估计，很多国际资本通过非法的地下途径流入一国，这样就加大了一国金融监管的难度和成本，于是很多情况下当局采取不闻不问，这些巨大的潜伏国际资本就像一颗***。

从微观银行角度讲，在没有外资流入时，国内储蓄为S;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记为RD，于是本国银行可贷款额为S-RD。假设本国银行在当期能收回比例为η的银行贷款，并且获得λ的贷款利息，此时银行贷款余额减少(S-RD)×η，此时银行的理论投贷及偿还能力为L=RD+(S-RD)×η×(1+λ);设居民提款额为R=A+f×ε(A为一个常数，表示居民当期平均固定提款额经验数据；f为居民提款影响系数；ε表示普通居民对本币的贬值预期及突发提款总额)，预期贬值及突发提款总额越大，居民在当期提款越多，当R>L时，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甚至导致银行破产停业。

在国际金融市场开放条件下，国外净资本流入记为F;国内储蓄为S;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记为RD，则本国银行存款余额为S+s×m×F(s为直接标价汇率，m为货币乘数)，进而本国银行贷款能力为S+s×m×F-RD;同样假设本国银行在当期能收回比例为η的银行贷款，并且获得λ的贷款利息，此时银行贷款余额减少(S+s×m×F-RD)×η，此时银行的投贷及偿还能力总额为L=RD+(S+s×m×F-RD)×η×(1+λ),同样设居民提款额为R=A+f×ε(f、ε同前)，在R没有变化的情况下，L比金融未开放前增加(s×m×F)×η×(1+λ)，即增加了银行当期流动性，此时国际资本是否对银行稳定产生冲击取决于L与R的对比。

从国际资本投资角度讲，国际资本流入国内以后，市场上流通货币总额为生产性投资、投机性投资、现金的总和。生产性投资和投机性投资的资金以及存款准备金始终在银行系统内，通过银行系统中居民、企业和政府在银行间的帐户间转换，并不影响银行相关帐户总额。直接投资跟利润率紧密相关，因此生产利润为生产性投资×(i+i*)(i为国内投资的预期投资效率，i*为国外投资的预期投资效率)。如果国内经济发展良好，经济秩序稳定，生产性投资效益高，本国银行会将贷款更多发放给生产性部门，外资在利润驱动下，也会加大生产性投资，一方面，生产企业效益好，还款能力强，η的取值增大，在浮动利率制度下，生产企业资金需求增强时贷款利率λ提高，银行偿付及投贷能力L增大；另一方面，居民存款可以获得稳定较高的收益，从银行欲提固定现款A减少，此时国内货币价值稳定，ε会减小，使得居民当期提款R减少，本国银行、居民和外商都能从生产性投资中获得巨大利益，国内银行的效益和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当国内生产效益较差，生产性投资收益不好，人们会从银行提款用于消费，或转化为外汇或黄金或地产等等，一时居民提款额R会迅速上升，此时，生产企业经营困难，η取值减小，如果银行信用管理不善，在前期将款项贷给效益不好企业，将会产生大量坏帐，这导致η的进一步减小，R将迅速超过L,银行走向危机。

外来投机性投资进入国内看中的是投机空间，与表面经济繁荣与否无太大联系，在繁荣时期若出现较大投机空间它会大量进入，在经济萧条时期，若存在投机空间它仍会进入。因此，外来投机性投资可表示为总国际资本×(μ*-μ)(μ*、μ分别为国外和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系数，它们可以通过一国金融的某些指标反映，它们的取值越大表示越稳定)，假设μ*固定，则国内金融越不稳定，μ越小，μ*-μ越大，投机流入越多。当本国经济中出现不稳定时，投机资本会不惜代价大量涌入，使得国内经济在短期内虚假繁荣，泡沫经济迅速膨胀。在赚取投机利润后，这些资本又会在短期逃离国内市场，使本国银行及市场在短期内资金严重缺乏，货币流动不足，银行及经济陷入危机。

从本币价值角度讲，根据剑桥方程Md=Ms=k×P×y,即m×s×F+m×(RD+C)=k×s×P*×y(Ms表示本国货币供给为，Md为货币需求，C表示现金，y为本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P*为物价水平，s、m同前，F为国际资本，k常数)。由此可以看出，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外资流入越多，本币贬值。国内投资效率越高，国内金融体系统越稳定，投机国际资本比重越小，汇率随生产性投资比重变动，出现本币价值的一种可预见趋势。当国内经济出现漏洞时，不稳定的投机资本趁虚而入，随后突然离去，使得汇率s剧烈波动，外汇市场压力增大，稳定性越弱。具体来讲，当投机资本大量进入本国后，汇率s上升，本国货币面临贬值。为了保值，政府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如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如买卖国债等，使得市场中货币供给减少；当其撤离时，带走比投机资本进入时更多的外汇，汇率s下降，本币升值。如果政府外汇储备不足，它只能从市场上购买外汇，从而增加货币供给，本国货币开始贬值，如果这种状况持续循环下去，本币价值将失去信任，将一直贬值，超过人们的心理底线后，形成金融危机，可以称这种情况为国际资本活动下的本币价值心理危机。

(二)国际资本流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外资进入国内后，首先带来基础货币的增加，货币供给相应增加，根据凯恩斯货币理论Ms=ky-hr，在y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Ms增加，必然导致利率r的下降，结果，国内居民纷纷将存款转化为证券，使得国内证券价格上涨。外资投机性资本随之为赚取差价而来，当证券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时，赚取巨大差价利润后逃跑，投机性资本撤出国内市场，带走比原来更多的外币。投机性外资占整个净资本流入比重越大，短时期内带走的资本越多，造成国内市场货币供给锐减，利率上升，证券价格直线下跌，证券市值瞬间缩水，整个过程造成国内证券市场价格的巨大震荡，居民损失大量财富。而较小比重的投机性外资，它的进入与撤离，不会带来巨大的证券价格波动，相反，它能活跃国内证券市场，利于国内证券市场的发展，提高国内直接融资效率，用市场的力量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金资源。因此国际资本是否对证券市场产生巨大冲击要看其本身的比重，市场运作机制。三、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十年后的启发

(一)中国存在爆发金融危机的隐忧

上面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对开放条件下金融系统的影响，其实金融危机的爆发不是偶然，更不是某人可以决定和操纵其爆发的时间的。它往往是诸多原因的总爆炸，国际资本流的迅速进入和退出在现代越来越表现为引火线的作用。曾多次访问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力茨在很多场合表明一个观点：金融或经济危机只在小国或发展中国家爆发，国际资本也只能对小国进行冲击。有个形象的比喻，一阵风吹过，对一只苍蝇来说，这足以让其上天入地，可对一只大象来说，可什么也算不上。事实也证明基本如此，可为什么1929~1933在美国爆发了从金融业开始的大危机，1992~1993年发达的欧洲国家爆发危机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新兴发展中国家，是否会面临金融方面的危机呢？本文仅针对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提出一些担忧和疑问。

1，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引进外资，大量国际资本进入我国，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可以说我国的很大一部分GDP是国外在华投资创造出来的，一旦国际金融环境发生改变，国外在华资本进行投资性区域选择而撤离，势必影响中国经济安全，对金融体系产生冲击。

2，一段时间以来，国内股市一路飙升，很多股票市值与公司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种过热的股市实际是一种虚假繁荣。近期国外及国内一些权威机构如摩根斯坦利等相继发表报告表明类似观点；同时我国近年房地产居高不下，地产泡沫十分突出，很多地方房屋空置率很高。这种房产和股市泡沫是否有国际投机资本从中作祟呢？还有多少国际投机商对我国虎视眈眈呢？

3，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独大，这种单一的外汇储备结构本身意味着风险，一旦美元体系发生风吹草动，国际投机商对其进行攻击，我国的外汇市场安全将经受巨大考验。据有关报道，我国近期的国际收支中有很大一部分帐面外汇储备不明增加，困惑了当局和经济学家，值得思考。

4，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自由化较快，金融创新冲动强烈，这其中也孕育着风险。2006年底我国金融市场全面对外开放，大量国外金融机构进驻我国，而很多国内金融机构竞争力较低，影响到我国民族金融安全，而且这也为国际投机资本的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5，在我国强势政府的呵护下，国民的民族金融意识薄弱，极容易被国际资本投机家利用，一旦超出了政府调控能力，“蝴蝶效应”在所难免。

6，2006年底以后我国金融市场开始对外全面开放，国外金融机构的进驻，增大了我国金融市场的竞争，而国内金融体系还比较脆弱，尤其是“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这种类似“金字塔三角形”的金融机构体系是否像数学中的三角形一样具有稳定性呢？

(二)、针对隐忧的政策建议

从宏观上讲，一个国家对国内事务的管理调控能力，对周边及国际环境的预测水平，危机觉察和应急能力，可以一定程度上缓冲危机。东南亚危机中的事实证明我国的政府是一个强势政府，其宏观调控和动员能力有目共睹。危机也许离我们还遥远，但我们应该防微杜渐，随时做好应对金融危机的准备。

1，建立一整套完整科学的金融监测评价系统。在全国各地设立监测站点，严密监视国际资本流入流出情况以及流入国际资本去向，把握好外资的利用效率和结构。同时，由国家出面，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等部门相关人员，组建金融危机专门预测小组，研究金融市场各种指数，评估当前金融运行状态，以供宏观调控决策。

2，金融结构的自身完善，加强金融领域的法制建设，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稳定金融市场。

3，培养民族金融意识。在我国强势政府的领导下，国民习惯国家说什么就怎么做，很少有自己的独立金融意识。我们的政府应继续发挥强势优势，教育、宣传、普及金融观念，增强国民金融忧患意识和独立抗风险能力，形成完整的金融民族意识。

4，加强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稳定国内经济，进一步增强国际国内投资者对人民币的信心，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短时期内资本外流，从根本上破灭国际资本投机者对中国的幻想。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1]田宝良。国际资本流动。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1)

[1]郁洪良陆凯旋等。新编国际金融概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10)

[2]徐倩。中国外资流入的现实危机度分析。金融观察。2006(11)

[3]王凤京。基于金融市场化的中国金融脆弱性研究。求索。2006(12)

[4]毛伟史晋川。流动性风险、银行危机与内生经济增长。浙江学刊。2006(6)

[5]朱毅峰吴晶妹。信用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5)

关于金融危机的论文范文 21

[关键词]引力模型； 金融危机；国际贸易

[中图分类号]F740;F830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10-0059-04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通过多种渠道影响着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与国际贸易方面的研究大都集中于金融危机的传导，意在寻求防范金融危机传染的策略。普遍认为国际贸易是金融危机传导的重要渠道之一，但关于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却很少。如果金融危机不影响国家的进出口，如何通过贸易渠道传导呢？所以，需要弄清楚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Zihui Ma等(2003)首次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国际贸易所受的影响程度是测度金融危机传导的一个前提条件；国内学者主要分析了金融危机对我国贸易的影响。这些工作对国际贸易视角下的金融危机影响的研究是十分有益的，但仍需至少在下列几个方面完善： (1)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尚未形成有说服力的系统理论；(2)缺乏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为此，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此展开研究：首先，对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理论进行梳理；其次，用引力模型定量测度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二、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理论分析

Diamond和Dybvig(1983)发展了一个银行挤提的经典框架。在一定假设下，认为投资者可通过建立一个银行来集中风险从而提高其效用。所有的投资者在银行中储蓄他们的财产，根据无耐心的投资者的数量，银行划出一部分存款准备金，把其余的进行项目投资。但是，由于投资者的类型是私人信息，所以有耐心的投资者可能会自称是无耐心的而在项目到期前提取其存款。正常情况下，他们没有动力这样做，因为较早收回资金会降低他们的效用。但是，如果出现经济恐慌，有耐心的投资者会希望收回他们的存款。当出现这种情况时，银行的存款将不足以满足这种提取。银行不得不在长期项目到期前进行清算，因为项目的销售回报少于最初的投资，结果是出现银行挤兑和一些投资者什么也得不到。

上面的框架没有分析银行挤提对国际贸易的影响。Zihui Ma 和Leonard K. Cheng(2003)通过提出四个假设，把这个模型扩展到包括国际贸易的情况，即在下面的假设下，就可以分析金融危机对进出口的影响了。

(1)假定投资者分为两类：本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本国投资者拥有本国商品，外国投资者拥有外国商品，外国投资者和本国投资者是有耐心的或无耐心的概率是一样的，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都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买卖。

(2)生产本国商品的长期项目需要外国商品和本国商品作为投入。由于总投资增加，所以对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的需求也会增加。为了简化，假定外国投资者的储蓄少于对外国商品的投资需求。所

(3)外国投资者仅消费外国商品，本国投资者既消费本国商品又消费外国商品。投资者从银行收到的回报是本国财产，所以他们需要用一部分或全部回报在国际市场上交换外国商品。

(4)存在有重叠的后代。新一代的投资者像前一代一样，把其财产储存在银行里，银行把储蓄投资到一个长期项目中。假定本国投资者的数量是固定的，但外国投资者的数量依赖于前一资者的经历。如果以前出现银行挤提，新外国投资者的数量将会减少，即银行挤提后资本流入会减少。

如果在项目到期前出现银行挤提，所有的投资者都会提取他们的存款。由于项目的非流动性，只有其中的一部分能取回存款，通常投资者会遭受损失。所有的外国投资者(如果没有银行挤提，只有无耐心的外国投资者)会带着提取的存款离开这个经济。在金融危机后，资本流入减少了。

综上，金融危机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影响国际贸易。

金融危机论文 22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论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 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Kaminsky&Reinhart,1998)，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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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学彬，当代金融危机的形成、扩散与防范机制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

关于金融危机的论文范文 23

[关键词]金融结构 新金融相关比率 WFIR 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3）02-0101-04

经济发展与金融结构相关性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得到了相当的关注。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于1969发表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成为现代金融结构理论研究的基石。然而，在运用该理论研究金融危机形成机制的实际问题时，却发现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对一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变迁早已丧失了解释力，与人们感知到的现实情况大相径庭。因而，亟需结合实际做出新的探索。

一、新金融相关比率指标（WFIR）构建

为了解决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存在的现实问题，本文重新构建了金融相关比率指标。为区别于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本文新构建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为WFIR。WFIR共包含两个指标——WFIR1和WFIR2，以下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金融结构进行分析。

1 WFIR1的构建

设金融部门利润率为pf，国民经济的经济基础中非金融部门的利润率为pn。金融部门利润率pf与国民经济中非金融部门的利润率pn的比为WFIR1，则WFIR1=pf/pn。

WFIR1指标反映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能力上的变化关系，而正是该能力的变迁，决定了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的变迁。

2 WFIR2的构建

设金融部门总利润占该经济体总利润份额为ω，即ω等于金融部门总利润（FP）除以该经济体总利润（TP），即ω=FP/TP；设金融部门国内生产总值占该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份额为ψ，即ψ等于金融部门国内生产总值（FGDP）除以该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GDP），即ψ=FGDP/GDP；WFIR2指标衡量一国金融部门在整个国家经济运行中所获得的利润分配份额，与其在整个国家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比例的分配关系，即WFIR2=ω/ψ。

WFIR2指标，反映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能力上变化关系的同时，更为准确地衡量了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规模上的变化关系。获利能力与获利规模的变迁，准确反映出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的变迁，体现了金融结构变迁的基本特点。

二、实证分析与比较

本文选取了WFIR1、WFIR2、FIR与g四项指标进行对比与分析，该四项指标及其变化的具体含义如下：

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采用美国广义货币余额（M2）与GDP之比，体现美国经济社会中金融总量与国民收入的比例关系，其变化反映美国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规模上的变化关系。FIR指标值的上升，表示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加强，以及由此带来的金融总量占国民收入比例的增长；反之，则表示其实力与地位的减弱，和占国民收入比例的降低。

WFIR1指标及其变化的含义，是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能力上的变化关系，在本处指美国金融部门获利能力与实体经济获利能力的强弱对比。如WFIR1指标的值为2，表明该年度美国金融部门获利能力是实体经济部门的2倍。该指标值的上升，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加强，并由此带来利润率的上升；反之，则表示其实力与地位的减弱，和利润率的降低。

WFIR2指标及其变化的含义，是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规模上的变化关系，在本处如WFIR2指标值为1.5，表明该年度美国金融部门在整个国家经济运行中所获得的利润分配份额，是其在整个国家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的1.5倍，其本质反映的是美国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其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WFIR2指标值的上升，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加强，以及由此带来的在国民财富分配中所获得分配份额的增加；反之，则表示其实力与地位的减弱，和所获得分配份额的降低。

g为美国GDP增长率，用 当g大于1.5%时，表示国民经济处于增长阶段；而当其小于1.5%，甚至出现0或负值时，表示处于经济衰退、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阶段。

本研究选取了美国1963～2010年48年间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区间，一方面是由于此区间是美国经济与金融部门快速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也是金融危机高发阶段，同时数据时效性强、覆盖率好，使得该区间的分析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说服力。以上述数据为基础，分别计算出WFIR1、WFIR2、FIR与g在各年度的实际数值，各指标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通过基于本文构建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WFIR与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FIR，在衡量美国金融结构的变迁中进行对比和综合评价，本文对美国近50年金融结构变迁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概括而言，可以得出三个主要结论：

第一，从1963年到2010年近50年间，美国的WFIR1指标从1.09上升到了2.36，2002年达到了3.57的峰值；WFIR2指标从1.09上升到了1.71，2002年达到了2.10的峰值。据此可以得出结论，美国近50年的金融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金融业已经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正是此变化成为美国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同期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从0.64变动到了0.61，基本保持稳定，已经不能衡量出美国金融结构的变迁，无法通过它对美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更不用说对金融危机的研究了。这与人们对美国金融结构已产生较大变迁、美国金融业的过度发展成为制约美国经济发展主要因素等重大问题的共识背道而驰。

第二，本文构建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WFIR准确地衡量了美国金融结构的变迁，并可以对美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做出较好的解释。通过金融相关比率WFIR指标的发展趋势线来看，虽然中间有过几次较大幅度的波动，但从长期来看，无论是WFIR1指标还是WFIR2指标都呈现持续上升趋势，这反映出美国金融结构仍在不断地发展与变迁，且与实体经济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背离趋势。同时，近十几年来，WFIR1指标的平均值一直维持在1.5，WFIR2指标的平均值一直维持在1.3之上，且两个指标仍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表明从美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其金融发展是过度的，金融结构的变迁对经济增长总的作用是抑制的。这一点，可以通过美国GDP增长率g的不断下滑趋势得到证明，美国过度的金融发展显著地抑制了其经济增长，�

第三，本文构建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WFIR较为准确地对美国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进行了预测。通过观察美国近年的WFIR1指标和WFIR2指标，发现当WFIR1指标大于2.5和WFIR2指标大于1.6时，后面都会紧紧跟随着金融危机，美国过度的金融发展越来越成为引发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WFIR1指标和WFIR2指标暂时回落到较低的区间，但该趋势并没有方向性的改变，只是短时间缓和了美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矛盾。由于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活动的日益加强，为了应对危机而不断出台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又使得主导美国经济的金融部门成为最早和最大的受益者。由图1可见，WFIR1指标和WFIR2指标短暂下落后，在美国政府的干预下，迅速回升到危机前水平，金融部门的利润率与利润规模占比又迅速大幅领先于实体经济。因此，由本文分析可见，美国的金融危机并没有真正过去，只是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有新的金融危机爆发。

三、WFIR在金融危机预警中的应用

通过WFIR指标，可将不同经济体的金融结构区分成四种类型，以此建立方便准确的金融危机预警机制。

1 当WFIR1

2 当1.5>WFIR1≥1、1.3>WFIR2≥1时，该类型金融结构的特点是：金融部门的获利能力与获利规模稍强于非金融部门。考虑到一国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相对垄断的地位与较高的进入门槛，在此情况下该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能得到较为有效地发挥，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都能得到较好的发展。

3 当2.5>WFIR1≥1.5、1.6>WFIR2≥1.3时，该类型金融结构的特点是：金融部门的获利能力与获利规模明显强于非金融部门。如果长期存在，则该经济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开始显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金融部门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在整个国民经济利润分配中所获得的份额过高，使得非金融部门的利润受到较大程度的侵占，导致在科技创新上投入不足，从而影响其未来的发展乃至生存；第二，在利润的驱动下，非金融部门的资本与人才会流向金融部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有时甚至超过了其带来的促进作用，使得经济发展停滞或进入衰退；第三，产生马太效应，在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必将向下一个阶段过渡，最终引发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

4 当WFIR1≥2.5、WFIR2≥1.6时，该类型金融结构的特点是：金融部门的获利能力与获利规模大大强于非金融部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巨大，主要表现在：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非金融部门的资源尽可能流向金融部门；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与衰退；金融发展失去了其最重要的经济基础，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开始出现；WFIR1与WFIR2的值越高，危机到来的时间越快，程度越严重。

金融危机应对论文 24

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在货币信用制度下，产品供给与产品需求的脱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 不管是实体经济的供求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中的资产价格泡沫，只要蓄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爆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对产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源做出了深刻的解释。

从大历史观的角度看，金融危机是人类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周期性调节机制，是缓和或化解全球经济基本矛盾的重要渠道。在当今产品过剩和买方市场的格局下，全球经济存在着生产能力过度扩张与全球消费有限增长之间的基本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给方，即限制供给的过度增长。在供求矛盾积累过程中，要么通过并购来约束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并淘汰部分以落后工艺技术所支撑的生产能力，以缓解矛盾；要么通过金融危机来强行消灭部分生产能力，并大规模集中淘汰过时陈旧的技术，为下一轮技术创新创造条件。显然，前者只能治表、但社会成本很小，后者调整力度很大、社会成本高昂。可见，金融危机是强制性地缓解经济矛盾的一种方式。

正因如此，尽管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具有了广泛而严重的全球影响，是在各国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一国的经济矛盾向其他国家转嫁和扩展的结果，但把全球金融危机归因于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却是站不住脚的。全球化只是使金融危机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但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并不是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如果没有经济全球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当然不会发生全球金融危机，也不会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但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表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社会总资源的配置必然要通过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跨越国家的界限，市场经济日益具有国际性，国际贸易不断扩大，跨国投资不断增加，包括银行贷款、票据融资和债券发行在内的国际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全球化促进了国际分工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加速了商品、资金、信息和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加快了知识和技术传播与扩散的速度，密切了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提高了全世界资源配置的效率，导致了社会财富的日益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它们更多地获得资金尤其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加快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有利于它们更好地利用自身优势，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有利于它们更快地得到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技术跨越。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如能加以正确引导和驾驭，可以促进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稳定。因此，尽管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是资本的全球化，但经济全球化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光明未来。我国也是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主要受益者。

不仅把全球金融危机归因于经济全球化是错误的，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排斥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也是没有出路的。排斥对外开放，可以规避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同时也必然阻碍发展，陷入落后与贫穷。只有完善对外开放管理体系，建立有效管理全球化经济的制度体系，才能最大限度减少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只有在加强国际协调合作中，协同行动，避免

二、保增长与保就业、发展加工贸易的关系

在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出口需求下滑，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抬头，我国出口由人世后2002～2007年年均增长27.5％下降到一位数的增长甚至零增长，而目前为出口进行生产的劳动力已经超过1亿人，就业竞争更加激烈，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企业大量撤离、关闭，内地也有一些企业开始裁员，失业压力不断上升。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但这并未包括城镇未登记失业的情况，更没有反映农民失业情况。前不久，由农业部组织的抽样调查中，根据农民工输出较多的15个省、150个村的情况看，全国外出打工的1.3亿农民工中，返乡率38.5％，60.4％是正常的春节探亲，39.6％失业回乡，失业比例15.3％，有2000多万人。金融危机不仅使大量农民工失业，加剧农村失业问题，而且许多城镇的企业在收缩业务、调整职能部门中裁员，城市的失业问题也同样在加剧。在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过程中，保就业理应成为社会最关心的问题，也应�

保增长应� 一般而言，通过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可以提供一些就业机会。奧肯定率描述了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经济增长率提高可以降低失业率，但“奥肯定率悖论”也比比皆是，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现象并不鲜见。这是因为：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同样的投资对就业的需求就不一样，资本有机构成越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越少；资本有机构成越低，对劳动力需求越大。如果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增长拉动的，增长对就业的贡献就小。伴随着社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会产生挤出就业的效果，如果挤出就业大于新增就业，不仅不会增加就业，反而会在经济增长中伴随失业率上升。另外，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加反映为增长，但在经济危机、企业库存超出正常水平的情况下，投资、消费和出口增加往往是企业消化库存、库存下降的过程，企业不会马上增加雇员。

为了降低失业率，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不仅要保增长，更应该考虑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严重冲击的条件下，要放弃理想主义的主张——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附加值低，限制其发展，人为增加其成本、降低其利润率，逼迫其转型，而应该帮助其度过难关，在财税、金融信贷政策上继续给予支持，以保持或增加就业；应该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资本技术构成较低，同量资本如果投资于若干中小企业，会比投资于资本技术构成高的大企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应该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的经营目标单一化——追求收益最大化，在劳动力价格便宜的条件下，它会选择使用劳动力替代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对就业贡献更大。还应该运用财政税收、信贷政策等，帮助返乡农民工创业，帮助城镇失业者创业；鼓励企业缩短工时、减少裁员。

从长期看，一方面，中国每年还有约600～700万的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进入非农产业就业，形成庞大的、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的供给，这一过程至少还要持续十到十五年，即务农劳动力仅需1.8亿左右，上亿农民需要转移出来。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过程没有结束之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础就不会改变，人为排斥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政策就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在我国工业化加速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企业竞争加剧、市场集中度提高、社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企业的兼并、重组，以及技术进步，又会不断挤出就业。在我国大部分产业还没有形成企业适度规模经营和适当集中的市场结构的情况下，失业问题就构成我国的长期问题。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寻求降低失业率，应� 三、扩大内需与扩大外需的关系

受金融危机影响，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放慢，甚至出现下滑。据IMF1月28日的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仅能增长0.5％。发达国家下降2％，其中，美国下降1.6％，德国下降2.5％，日本下降2.6％，法国下降1.9％，英国下降3.1％。唯一增长的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降为3.3％。全球将会出现5100万人失业。

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下滑，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欧盟、美国、日本经济衰退，全球失业上升，海外市场需求明显下降，全球贸易增长放缓，我国的出口增速迅速回落。在我国出口依存度已经超过35％的情况下，出口增速下滑使出口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吸收就业的能力减弱，加剧国内经济困难。为了弥补外需下滑，扩大内需是不可或缺的选择。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内需包括国内投资需求和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增加投资可以扩大内需，但投资的增长必须与最终有效需求相适应，否则，又会造成投资过剩。因此，扩大内需的根本在于扩大国内居民的最终有效需求。而居民最终有效需求的增长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居民支付能力提高，二是需求意愿提高。居民的支付能力和购买力提高了，又愿意花钱消费，消费需求才能增加。要提高居民支付能力，就必须增加居民的税后可支配收入；要提高居民的需求意愿，就必须减轻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改善居民的风险预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扩大居民有效需求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效果，2008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8.4％、8.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比上年同期增加4.8个百分点。但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预期普遍不乐观，2008年人民币存款增幅快速上升，居民储蓄存款增加4.63万亿元，与2007年相比增长4倍。而居民储蓄存款快速上升蕴含着潜在消费转冷的压力。改善居民的风险预期困难不小，仍需政府长期努力。

另外要看到的事实是：长期以来，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我国投资、出口的增长率一直高于消费增长率，这被许多 但近五年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2004年增长13.3％，2005年12.9％，2006年13.7％，2007年16.8％)，200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已经增长21.6％，明显高于出口的增长。尽管仍然存在扩大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余地，未来也仍然有一定空间，但两位数以上的消费增长已经不能称是太慢，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率的空间并不是很大。我国还必须高度重视出口的增长。应把扩大内需与争取外需增长结合起来。

扩大内需与发展出口贸易、扩大外需并不是对立的。我国不仅在扩大出口中获得大量直接的比较收益，而 海外依存度高是我国现实经济条件决定的。在当今国际金融危机面前，海外需求萎缩，扩大出口难度增加，积极扩大内需是应对金融危机的现实选择；即便金融危机过后，我国的长期发展也离不开扩大内需。但不能把扩大内需与开发海外市场、扩大出口对立起来，不能把扩大内需理解为排斥发展对外贸易。无论是应对金融危机，还是谋求长期发展，中国都应该继续把扩大外需作为重要支点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

四、保增长与深化改革的关系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利用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是见效最快的政府干预手段，可以避免由于海外市场变化导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下滑。

在中央政府出台两年内增加投资4万亿元的政策后，地方政府立即响应，提出增加总额达18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充分显示出我国政府动员资金、主导投资的能力。一时间，政府投资、政府选项目，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正因为如此，在政府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极容易导致对市场力量排斥和对市场机制的扭曲，使市场取向的改革进程放慢，造成旧体制复归。

政府投资充其量只是诱致性投资，其根本作用在于产生乘数效应，带动民间投资增长，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而不是要替代民间投资，更不能产生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投资的同时，还应该实行减税的政策。减税，同样可以产生刺激投资、消费需求的乘数效应，而且不至于产生对民间需求的挤出效应。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免旧体制复归。在扩大财政投资过程中应该积极谋求改革。如提高财政投资透明度，加强财政预算披露，强化财政投资监管；在财政投资中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分配体制，在增加财政投资中谋求缩小个人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进一步改革计划管理体制、投融资体制，把保增长与推进改革结合起来。

五、保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的关系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三线并举，是把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的做法。但显而易见，保增长、扩内需与调结构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顾此失彼、鸡飞蛋打。

扩内需是保增长的手段，既是在金融危机影响深重条件下的急迫选择，也是长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需要。扩大投资和居民消费，可以弥补外需下降造成的不利影响。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在需求扩张中，一些本该淘汰的生产能力又有了市场需求，过剩的钢材、水泥、建材、家电、副食品等又有了销路，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投资结构和创新的压力减弱，市场出清过程被延长，使社会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放慢；在保增长中，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企业救助、产业救助措施，可以维持企业利润水平，避免企业大量倒闭，但同时也意味着在竞争中一些企业生存危机解除，调整产品结构、谋求技术创新、开拓新的生存空间的动力减弱，这又容易导致企业继续维持原有的增长和扩张方式，忽视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社会经济结构的进程放慢。反过来，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一批企业必然要退出生产，这又会使社会投资放缓，经济增长放慢，失业增加。

保增长，不是维持落后生产能力和落后生产方式的生存，也不是通过简单维持落后的生产技术条件和经营模式换取经济增长。必须把保增长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把保增长与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创新能力结合起来，果断压缩高污染、高消耗和严重的资源依赖性产能。

六、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关系

金融危机论文范文 25

那么，外资银行的进入真的会成为金融危机的***吗？

一加入世贸之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银行市场的基本趋势

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的有关协议，中国银行业开放时间表的主要内容包括：（1）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在加入WTO后，立即取消在下列城市的限制，即上海、深圳、天津、大连；在加入WTO一年内，取消在广州、青岛、南京、武汉的限制；在加入WTO二年内，取消在济南、福州、成都、重庆的限制；加入WTO三年内，取消在北京、珠海、厦门、昆明的限制；在加入WTO四年内，取消在西安、沈阳、宁波、汕头的限制，加入WTO五年内，取消全部的地域限制；（2）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客户限制，在加入WTO二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对中国企业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即人民币的批发业务放开；在加入WTO五年内业务，允许外资银行对中国居民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即人民币的零售业务放开。显然，这是一个渐进式的对外开放协议。

在这个协议的框架下，基于对中国内地金融市场的不同判断，不同的机构对于外资银行的进入速度表现出不同的预期。总体上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相当谨慎的预测。这一点以找重开拓高端市场的花旗银行为代表。花旗银行的专家在分析其进入中国市场的份额预期时强调，如果花旗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太高了，华尔街的分析师会提醒投资人：“花旗正在成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这会降低银行在市场上的价值，这不是股东们所愿意看到的，因此这些聚焦高端客户的部分外资银行只会努力做好在中国的、其市场定位范围内的部分业务，但不会追求市场的份额。换言之，在花旗银行的专家看来，如果不能为花旗银行带来不低于其在其他市场的盈利水平，花旗银行是不会盲目扩大在中国市场的份额的。这一点在近期花旗银行浦东分行对于理财客户最低存款限额的规定上就可见一斑。

（2）谨慎的预测。这一点以渣打银行的研究报告为代表。渣打银行的研究报告预期，在中国加入世贸十年后，外资银行在中国贷款市场的占有率会由现时的低水平上升至百分之八。根据该报告的预测，假如开放银行市场能让银行业总借贷额在二零零二年至二零一零年间每年增长13%，外资银行贷款增长每年将达到四成的复式增长，在二零一零年时外资银行贷款额将有百分之八的市场占有率。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内地的贷款市场占有率仍低，截至2001年九月时，外资银行的放贷额只及中国内地银行业的百分之一点七。

（3）较为广泛接受的预测。目前经济界被较为广泛接受的预测，是预计10年之内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平均会达到10％，这一预测稍高于渣打银行的预测速度。

（4）乐观的预测。这以亚洲开发银行的专家的预测为代表。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莫利预测说，中国的银行将在入世后丧失相当大的市场分额，其利润份额也将大大缩小。他说，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所占的份额过低，中国加入WTO后10到15年，将可能占据中国金融市场约30％的份额。

那么，如果外资银行按照上述较为乐观的预测的速度进入中国市场，是否会引发中国的银行危机呢？实际上，对于银行体系来说，只要不发生支付危机，只要流动性保持较好状态，即使出现较大比例的坏账或数额较大亏损，也能在相当的时期内维持正常的运营局面，这是为各国的银行体系所证明的。因此，即使外资银行以上述速度进入中国银行市场，在某种临界状态下，中国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即使失去一大批存贷款客户，也未必发生支付危机，而且，在这种限定的前提下，我们所能收到的必然是银行类金融服务得以改善的效果。这里所说的临界状态，是国有银行体系通过拓展业务带来的相对稳定的增量负债来支持包含一定比率的不良资产的流动性资产及总资产。根据现有的实际数据和经验比例，这是不难测算出来的，而且国有银行也是不难满足和达到这一临界指标的。因在此前提下，所谓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引发金融危机基本上可以说是耸人听闻的说法，中国的分步骤市场开放策略更是分散了外资银行迅速进入可能对国内银行业带来的冲击和风险。

当然，在保证不断拓展业务、并且不发生支付危机的临界状态以下，中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只有提高营运效益才能不断补足核心资本，提高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外资银行的进入当然会导致部分优良客户的流失，但是我们的分析和预测不能静态地看待中资银行的经营行为，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中资银行既有坐以待毙的可能，更有能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在外资银行压力下加快内部市场化改革、并维持和争夺业务份额的可能。

二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竞争力对比分析

实际上，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速度，取决于不同银行的市场定位及其相对的竞争优势。

一般来说，外资银行在经营机制方面的优势目前来看是明显的。由于外资金融机构在国际声誉、薪酬待遇、激励制度等方面比中资银行有较大的优势，可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国内银行人才外流。由于外资银行的市场定位和以盈利为导向的经营目标，外资银行通常会注重高端市场的开拓，注重高增值和高收益的业务，这一部分业务在整个市场份额中的比率是有限的。同时，外资银行为外资企业等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所促进的优质企业的成长，业能够带动总体的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与此相对应的是，由于市场定位和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对于外资银行设立网点的约束，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银行对吸收居民储蓄存款的兴趣有限，对于企业存款的竞争会相对激烈。

因此，在当前对于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外资银行进入市场后的影响的讨论中，一些金融机构实际上有意无疑地夸大了外资银行对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力，这一夸大可能会形成政策上的影响力而对促进金融机构推进改革发挥积极的影响，但是也可能误导金融界对于外资银行的政策举措。即使不考虑当前外资银行相当有限的市场份额，对于外资银行竞争力的夸张实际上也低估了中资银行本身具有的竞争力和相对优势。近10年来，中资银行业的管理人员日益年轻化、专业化、技术装备具有国际水平，分支机构网点更是遍及全国，而且在五年的准备期里，中资银行还有很多事可以做。

另外，在中国市场上拓展业务的外资银行同样面临许多经营风险，相比之下还缺乏国内银行所具有的各种优势。中国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放开外资银行在华展开业务的机会，但真正的市场开放，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与一连串金融改革齐头并进的。外资银行在华经营既有跨国投资的一般风险特点，也有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的中国特色的风险。首先是道德风险。由于中国市场还缺乏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和良好的信誉环境，导致一些企业经营者滥用和挪用贷款，这会直接或间接增加外资银行的风险，这是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都共同面对的。其次是市场风险。由于中国的非经常项目还没有对外开放，一定程度上也对外资银行深化业务形成了约束。再次是信用风险。由于中国企业的资信程度还较低，企业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和可靠性有限，连带影响贷款的偿还能力，这是西方银行系统不常见的现象。从资金来源方面，实际上人民币资金来源问题始终困扰着外资银行，加上没有一个公开、有效的最终贷款者制度，致使外资银行承担着较高的流动性风险。还要指出的是，外资银行在信息技术支持等方面并不比中资银行高出许多。中资商业银行经过20多年的磨练，在信息技术支持等方面虽然与国际著名银行尚有差距，但距离并不大，而且外资银行无论投入多少资金和物力，在网点规模上仍无法与中资银行分庭抗礼，在人文环境上，外资银行更无法与中资银行相抗衡。

因此，更为务实的看法，可能是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在竞争中合作，共同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共同把中国金融市场的蛋糕做大，则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都能够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三从香港市场的银行竞争格局看中国内地银行市场的演变趋势

市场的开放会引发金融市场的动荡吗？不仅国内家电等行业的开放不能证明这个结论，以金融市场高度开放的中国香港为例，外资银行的灵活进出和高度竞争，实际上推动了相当银行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而且到目前为止，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也是有限的，而不是支配性的。

历史地看，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香港银行业的黄金时代。香港是世界上除纽约、伦敦之外，外国银行最多的第三大银行中心，全世界资产排名表前50名的银行中有44家在香港开有分支机构。溯本探源，1978年3月以来，香港取消限制，向外资银行打开大门，金融政策逐步自由，才吸引了大批外资银行蜂拥而至。香港金融业因此发展迅速，直追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而成为世界上金融机构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

目前，香港银行市场主要由三大银行集团主导，即中银集团、汇丰-恒生集团及渣打银行香港分行。三大银行集团占香港整个银行贷款市场50%以上，处于第二层次的东亚银行占4.5%，道亨银行占3.5%，其他中小型银行份额不高，平均市场占有率仅1%-2%。

历史地看，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银行市场开放前可以说是英资独霸市场，现在历经风雨后的的香港银行业是天下三分，其一是英资银行，它在香港银行体系中一度居于垄断地位，主要有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其二则是中银集团系的中资银行，它在香港已有70多年的历史，但是真正崛起也只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间的事情。其三则是其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家外资银行，它们大多是实力雄厚的国际性大银行，在世界500家大银行中排在前100位。主要有美资银行、日英银行、加拿大银行和欧洲、亚洲、澳大利亚各国的银行，其中以美、日资银行为最强大。剩下的一股力量就是当地银行也称华资银行，居于香港银行业的第四梯队，它的黄金时代是1946年至1964年，华资银行规模小、分支数量多，在香港华人特别是中下阶层和中小企业中独具竞争力。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或被外资大银行及其它机构参股控股，或被被全面接管，真正独立的只剩下三五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不同的银行有不同的市场定位和自身的盈利空间，共同促进香港金融体系的发展。目前，香港的银行业的资本充足比率高达18.8%，远高于巴塞尔协议要求的8%，而且香港银行的平均盈利水�

四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之间的竞争性合作会推动中国金融体系运作效率的提高

如前所述，由于外资银行与其中资银行的市场定位不同，所具有的相对比较优势也存在差异，因而尽管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对中资银行的经营形成相当的压力，但是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同样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由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速度是渐次推进的，因而外资银行的进入并不容易引发银行危机或者金融危机。在这个金融开放的进程中，真正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是中资银行在外资银行的经营压力下，不能及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经营效率，有效控制经营风险。

可以预计，外资银行的进入会促进中国银行业的市场重组进程，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开放银行市场将增加银行的收购与合并活动，而且并不限于大陆银行之间的合并，也可能涉及外资银行。特别是考虑到部份外资银行有兴趣与内地银行合作，从而受惠于内地银行现有的网络及市场声誉，这种购并活动会趋于活跃，并且使得中国内地的银行业的竞争更为激烈，从而促使银行体系运作效率的总体提高。

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的竞争性合作，能够共同把中国金融市场的蛋糕作大。实际上，外资银行能够选择进入中国市场，也是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分不开。在这个不断扩张的市场中，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因为经营优势的差异，选择服务的市场区间自然会有差异。例如，从目前有限的几家外资银行看，由于这些外资银行的运营成本高，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客户上，例如，花旗银行要求理财的客户每个星期存款帐户不低于（或等值于）2000美元，客户每月日平均总存款额不低于（或等值于）5000美元，否则将收服务费人民币50元或美金6元。汇丰银行则要求客户的定期存款的起存金额为2000美元，活期存款虽然不设起存点，但如果客户每半年的账户平均金额低于2000美元，则要收取每6个月20美元的服务费。与此形成对照的而是，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的中资银行则更多地是利用广泛的网络布局服务于更多的普通客户。在这个竞争性合作的过程中，中外银行之间是竞争对手，也是策略伙伴。而银行市场的竞争将使得企业和居民等金融服务的最终消费者获得益处，他们将切实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和更多的金融服务选择空间。

五中国加入世贸也为中国金融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空间和机会

中国加入世贸之后，目前主流的注意力大多放在如何防范和应对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上，实际上，中国加入世贸也为中国金融业拓展海外银行市场提供了机会，这一方面是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对于金融服务提出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世贸组织这个开放的国际性平台为中国的金融企业提供了更为市场化的业务空间。中资银行通过拓展海外银行市场，有助于其发挥海内外行和海外行之间的联动优势，与拥有国际网络优势的外资银行共同争夺期望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性大型跨国公司。

关于金融危机的论文范文 26

关键词：东亚；货币金融；合作

一、引言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后，为刺激本国经济增长，欧美国家普遍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这意味着向以美元、欧元作为其外汇储备的国家征收通胀税。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对美国经济发展前景的担忧，对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不满再次引发了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热烈讨论。本文在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过程进行反思和对已取得的成果进行总结的基础上，结合目前东亚货币金融合作面对的新形势、新问题，试图探究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新路径。

二、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已取得的成果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各经济体普遍认识到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及其对美元的过度依赖，欲寻求区域货币合 1997年，日本提出组建总额为300亿美元的亚洲基金，用于解决危机发生时的资金短缺问题。2000年，在“10+3”共同努力下，关于东盟各经济体间的货币互换协议——清迈协议（CMI）签订。货币互换的总金额为10亿美元，为进一步的货币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2001年蒙代尔基于最优货币理论，提出建立亚元。2003年初始规模为10亿美元的亚洲债券基金（ABF）正式启动，2004年扩大亚洲债券基金二期的20亿美元。2008年，“10+3”达成了CMI多边化协议。2009年，“10+3”特别财长会议发表了《亚洲经济金融稳定行动计划》， 扩大了“清迈倡议多边机制”（ CMIM） 共同储备基金的规模，此次会议还要求建立独立的区域经济监控实体。2009年5月， “10+3”财长会议公布， 将于2009年底前完成总值1200亿美元的区域外汇储备库的筹建。在发生金融危机时， 储备库以借贷方式向出现流动性困难的成员国提供资金帮助。

三、关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路径设计的思考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究竟能不能“脱美元化”，合作的目标是什么，构建的思路是什么？

（一）需考虑“美元体制”的持续性

20世纪，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强劲的经济增长趋势，使得美国成为了以出口为导向的东亚各经济体的最终市场提供者。东亚各经济体为发展经济，反过来又稳固了“美元体制”的地位。在美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美元的比值稳定的前提下，这是一个相互促进和相互依赖的过程。即便是在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美国广泛采取量化宽松政策，肆意将金融危机的损害转嫁到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国家的情况下，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依然没有改变。原因主要有：首先，国际货币体系的变更都是以国际关系格局的变更为前提的。目前，“一超多强”的国际关系格局虽然已经形成，但是短期内仍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取代美国成为霸权国家，美国通过其强势的进入霸权实现了对那些向美国输入商品和服务的国家的绑架；其次，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取代美国作为东亚地区的最终市场提供者。近年来东亚各经济出口产品中美国所占的比重总体上虽有下降趋势，但美国依旧是该地区最大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因此，东亚地区在短期内难以摆脱对“美元体制”的依赖。再次，美元依然是强势货币。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即使是在人们一直讨论美元长期贬值趋势的情况下，每当全球性或局域性危机爆发时，不论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地点，美元依旧是各国政府和投资者资产保值和规避风险的最终选择，这里就有对选择美元的无奈，也有对未来美元依旧坚挺的预期。欧元诞生后，也没有改变这种状况，特别是在欧债危机爆发后，强势美元的性子更加凸显。从2008年8月初到2009年5月初，美元指数上升接近15%。而且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房地产和其他资产价格暴跌，资产价格大幅波动，但国际资本向美国金融市场的流入并没有停止。2008年，投资于非美国政府债券的其他债券的规模出现很大下降，但投资美国政府债券的规模却达到约5080.65亿美元，远超过2007年2303.30 亿美元的水平。2008年，美国资本账户仍然出现5465.90 亿美元的顺差。因此，现阶段推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最重要的背景就是“美元体制”的可持续性。

（二）需改变现有的合作路径设计思路

一直以来，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设计的思路主要针对如何解决和防范东亚经济体资金短缺的问题。这次金融危机轻而易举地击溃了既已取得的成果，原因在于两个危机的作用机制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产生原因不同。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东亚个经济体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以及金融体制建设的滞后和金融监管力度的不足。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过度的依赖出口拉动，采取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当出口竞争力下降时，为避免本币贬值，普遍采取提高利率的做法，引发了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从而催生泡沫经济，当泡沫爆炸时，外资大量流出时，本国外汇储备不足以维持本国汇率时，本币大幅度贬值，金融危机产生。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新金融衍生品监管的有关的制度创新未能赶上金融衍生品创新的步伐，忽视了对创新使用新的金融衍生产品以获取暴利的金融部门的监管，金融监管系统漏洞难以及时发现，影子银行过度膨胀，当资产价格下降时金融体系就变得十分脆弱。其次，影响造成的结果不同。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是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支付能力；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影响的是东亚各经济体资产价值的严重缩水。再次，应对之策不同。针对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其应对之策主要是如何解决东亚各经济体流动性不足和支付困难的问题，清迈协议（CMI）以及之后的清迈扩大协议（CMIM）可以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此次金融危机的应对之策主要是各国、各地区应加强其金融体系的监督和管理，注重金融监管制度建设的及时与完备，这是东亚货币金融合作既已取得成果所无法解决的。当然，全球层面的相互合作是度过此次危机的必然选择。最后，危机发生时外部环境不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 美国经济正处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时期， 这也是东亚各经济体走出1997年金融危机的重要的外在条件。而此次金融危机是由美国引发的，欧美经济都处于近乎停滞的状态，这对以出口为导向的东亚各经济体走出金融危机是十分不利的。 所以，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方向应是危机的防范与经济的共同发展。

（三）合理、准确地设定合作目标

迄今为止，对于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已毫无争议，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人们就已达成广泛的共识——东亚地区的货币金融合作是十分必要的。然而，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目标并不仅仅在于直接的应对经济危机，更应该是谋求东亚地区经济的共同繁荣与持续、稳定发展。鉴于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的历史文化、要素禀赋、经济结构的差异，各经济体对于危机的应对之策是不同的。所以，这种以直接应对金融危机为目标的合作机制不仅不会促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一步推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将阻碍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程。同时，我们更要看到，危机是非常态的，经济的发展、综合实力的增加才符合各经济体发展的要求。因此，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最高目标应该是东亚各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共同繁荣与稳定发展”。

于此同时，本文认为那些把“脱美元化”作为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路径设计时的一个重要目标的做法也是不合理的。如上所述，“美元体制”在现阶段是不可能消除的。历史上所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是一种霸权更替的结果。目前，东亚各经济体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军事上都还不具备直接变革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能力。因此，若将“去美元化”或者说变革“美元体制”作为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目标会严重阻碍东亚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因此，“美元体制”的持续性仍将是现阶段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大背景，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目标不应该是变革“美元体系”，而应该是在“美元体制”的可持续性下努力避免和消除美元体制对东亚地区发展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谋求东亚地区的持续、稳定发展。

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设计

东亚各经济体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决定了短期内该地区不可能具备“最优货币理论”的前提条件，即共同的文化传统与政治意愿和相似的经济发展结构与发展水平。所以，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体系的建立必须是一个分步骤、分阶段、多层面进行的过程。

第一阶段，建立、健全危机防范体系。

继续扩大和强化“清迈多边扩大协议（CMIM）”取得的成果，建立制度化的金融机构即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主要负责设定共同基金执行标准、提供和管理区域性的紧急救助资金、评估和监督执行效果，各国的出资份额与该国在组织内表决权和可以申请的经济救助资金之间挂钩；建立一套早期预警指标，以便于及时发现和协调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战略，加强东亚各经济体整体对危机的防范能力。同时，为实现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共同繁荣，可以依照财富基金的模式建立一个主要投资区域内金融资产的多国合作投资基金。此外，组建2个独立于东亚货币基金组织的国家评级的非政府机构评级机构，这样既增加评级结果的准确性又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第二阶，组建东亚次区域地区的汇率联动机制。

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结构相似性相近的次区域构建一个共同货币篮子。在已经开启东盟自由贸易的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中国，构建分别盯住各自共同货币篮子的制度，实现次区域内的汇率联动，限定东亚各经济体币值对中心汇率波幅以防范价格不稳定带来的投机行为。次区域货币篮子的构建以“亚洲货币单位（ACU）”作为主要参考目标。这既可以增强整体区域对外汇率政策的协调性，又可以避免价格环境不稳定造成的区域内各经济体间非良性竞争。

第三阶段，建立东亚地区的共同货币篮子制度，组建东亚中央银行。

首先，在次区域范围内，实现货币的一体化，即用比较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替代共同货币篮子制度。接下来，建立各次区域固定汇率与ACU的关系，形成东亚地区统一的货币联动机制。最后，随着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和东亚汇率联动机制的稳定运行，依据最优货币理论（OCA），就可以建立统一的东亚中央银行，实现单一货币——亚元的构想。

这将是一个复杂和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按照“充分协商，平等互利”的原则，分阶段多层面地进行，其最终结果还有赖于东亚各经济体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王敏。最优货币区理论视角下构建东亚货币区的可行性分析[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12（10）.

[2]郭媚。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实践与展望[J].财政金融，2011（15）.

[3]李晓。“美元体制”的可持续性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选择[J].学术月刊， 2010（06）.

金融危机论文 27

如今，文化软实力在提升国家整体实力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著，通过文化走出去，让世界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从而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已成为中国转型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战略抉择。然而，一场发端于美国金融业的危机正逐步扩散到全球各行业，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也难免受到影响。因此，本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危还是机？中国文化产品及服务如何在本次危机中面对挑战，抓住机遇，持续有效地推进“走出去”战略？等等，是目前中国文化相关业界亟需思考的问题。

一、现状：本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影响概述

文化“走出去”有两层含义，其一是通过文化交流活动向世界各国传播文化理念，展示具体的文化形态，其二是指国际贸易中文化产品及服务的出口，包括广播影视、信息服务、演艺剧目、文化用品等方面。而文化理念的传播，往往要通过一定的文化载体，并且最有效的实现方式是受者自觉的文化消费，因此，文化出口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重要部分。

自2006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这场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波及范围越来越广，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金融业到各行业，正逐步蔓延。文化贸易方面，文化出口一直是国际贸易中的重要部分，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各国文化市场均受到不同程度冲击，从而对文化产品及服务的出口造成一定影响。

由于文化产业多侧重于创意型经济，介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而中国文化出口总量较小，因此金融危机初始，产业链上尚未显现出大规模的受影响状况。目前波动较大的出口部分在文化相关类，如文化产品制造业。由于欧美市场萎缩，江浙一带的工艺品制造商均表示今年圣诞礼品的欧美订单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原本抱了较大希望的广交会也未能如预期带来大量订单。这对国内部分资本储备不足、产品单一的中小型企业是严重的打击。其次是中国当代艺术品在海外拍卖会上表现均不如从前。在11月初结束的伦敦苏富比秋拍会中，中国当代艺术品共成交203件，平均每件成交价107万港元，较春拍的每件158万港元降低了32%，成交总额已萎缩至最近三季最低。[1]海外演出方面，杨丽萍领衔主演的《云南映象》，原计划年底赴日本进行的巡演临时取消；天创国际演艺制作交流有限公司出品的舞台剧《功夫传奇》，原计划明年4月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进行的几十场演出，如今也生出许多不确定因素。[2]而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扩散，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必然受到波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文化消� 一方面，人们缩紧开支，对文化消费可能更为谨慎，从而导致市场需求减少；另一方面，人们也可能更频繁地选择以休闲娱乐方式缓解经济带来的心理压力，导致产生新的文化需求空间。更重要的是，由于欧美市场衰退，出于本土贸易保护，未来一段时间西方国家极有可能出现对华反倾销、技术性、标准性等贸易壁垒的手段。因此，国内部分出口型产品主导的企业，或许会借国家拉动内需政策之机，调整产品销路，转向国内市场，这将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二、时机：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机遇分析

尽管国际文化格局在短期内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但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今后一段时间内，抓住文化产业发展机遇的国家和地区很有可能在本次危机中趁势而上，占据世界文化版图的有利地位。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日韩均抓住机遇调整国内产业结构，促使其文化产业崛起从而提升国家整体实力。因此，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去除了面临风险与挑战，更是有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首先，从国内文化发展环境看，本次金融危机对我国文化产业出口导向型调整，甚至加速我国文化产业结构优化是难得的机遇。

长期以来，我国文化出口的产业结构偏重于制造业，消费的随意性、可替代性较强，原发性不足。中国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文化产品占出口总额的近七成；外资企业文化产品出口额占七成以上；真正体现中国文化内容的出口产品出口占比不足15%。[3]近期文化产品海外订单的减少，恰好反映出我国文化产业出口结构的不科学性，这种反馈对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十分有利。从各文化产业大国发展经验可以看出，文化走出去不仅要输出单纯的文化产品，更要输出本国文化，才能以原创性、创意性的绝对优势占领国际市场。而本次金融危机极有可能带来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变动，因此，在调整机遇中，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应更注重开发产业链上游，全面加入国际文化产业分工体系，囊括文化生产、输出各环节。此外，来自国际市场的压力迫使我国出口型文化企业优胜劣汰，这对国内出口型企业着眼长远发展、打造核心竞争力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其次，在打造国际影响力方面存在较大机遇。

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卓别林、米老鼠系列作品，97亚洲金融风暴中韩国“星际争霸”游戏碟、日本“疗伤系”卡通形象趴趴熊，本次金融危机中日本卡通形象“快乐小鸡”等，都是特殊时期文化形象创新推广、文化产品服务借机开发的优秀案例。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使得中国市场在本次危机中表现突出，较为稳定的中国市场使得全球各国刮目相看，这正是推广中国文化的大好机会，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创新出口的最佳时机。同时，稳定的市场是吸引海外资本注入，拓展境内文化产业国际影响力的最大保证。以影视制作业为例，近年来，好莱坞六大片厂的制作费保持在六千至七千万美元的范围内居高不下，为节约制作成本，各大片厂纷纷将拍摄地转移至海外，包括加拿大、东欧、澳洲等地。同时，在海外进行后期制作的影片数量也不断上升，据预测，以泰国、台湾、香港、中国大陆等地为主的亚洲地区有成为世界电影后期制作中心的趋势。金融危机当前，欧美影视制作业投资锐减，因此削减开支转移拍摄地、外包制作业务极有可能成为欧美影视市场得以持续发展的最优出路。

再次，从外部环境看，在拓展海外市场，鼓励中国文化企业走出去方面也是最好时机。

本次危机中，美国影视业由于资方退出导致部分公司发展停滞，博物馆、歌剧院等由于赞助、拨款减少而陷入经营困境；德国出版行业初显低迷；英国上半年广告市场营业额大幅下降、艺术演出行业遭遇寒流；日韩动漫产业、影视产业也受市场低迷影响不得不缩减开支……国际文化市场动荡，而中国国内市场稳定，这对有理想有实力走出国门寻找机遇的部分企业来讲，可谓恰逢其时。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更是突飞猛进，综合来看，中国资本有实力、也是时候走出去了。目前，金融危机导致美国金融市场紧张，部分企业由于资金困难而急欲出售，降低了其估值。特殊形势下，外资在政治层面的风险性也有可能降低，加之近年来人民币总体上对美元升值，这些外部条件给我国企业提供了很好的并购机会。把握当前形势，依托国家近年来针对“走出去”战略制定的一系列优惠鼓励政策，选择暂时陷入困境但有实力有潜力的海外企业合作，是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大好机遇。

三、思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去”对策初探

“走出去”战略，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党中央在深刻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做出的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97亚洲金融风暴后，在在十五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谈到做好经济工作、增强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时强调了六点，其中一点就是实施“走出去”的战略。[4]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特别提到：整合资源，突出重点，实施“走出去”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走出去”步伐，扩大我国文化的覆盖面和国际影响力。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工作，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这是在新形势下党和政府对于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新要求，也是关系到新时期新阶段，如何在国际上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关键问题。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除了通过外交、对外宣传、对外文化交流等活动，还要从扩大对外文化贸易的思路来做。当前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巨大，而文化出口对于拉动其它制造业、服务业产值、附加值，创造就业岗位等间接效果显著。因此国家鼓励扩大内需的同时，仍然倡导出口市场多元化，这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推进十分有利。

（一）宏观导向上的政策重视

2006年1月，时任韩国国务总理的李海瓒主持国务会议，专门讨论“韩流”的世界化问题，提出扶植“韩流”以中日为中心世界化。由国务总理亲自主持、专门讨论本国文化产品世界化问题的，这在世界各国中还不多见。尽管近年来为培育涉外文化企业，国务院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化产品服务出口的意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等。然而与欧美、日韩等文化产业大国相比，目前我国政府部门对文化“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尚显不足。我国目前尚未制定明确的关于中国“大文化走出去”的具体方案，也未建立起完善的对外文化贸易的政策扶持体系，在资金补助、税收减免、出口奖励等方面力度也还不够。

次贷危机论文【优秀29篇】

因此，在“文化兴国”战略前提下，以国家政策层面支持文化出口，并将其最终指向中国整体国际影响力，是中国文化产业着眼长远发展的必然考虑。

（二）为“走出去”做足准备

目前，国家对文化出口贸易尚未有较为明确的统计标准，对我国可出口文化资源、文化产业各门类出口优势、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国际竞争力等也欠缺系统梳理，因此，为“走出去”作好准备，可考虑对出口文化资源及其价值做系统调研，分析其输出的可行性、出口结构搭配的合理性、出口渠道的有效性等。其次，深入研究各国文化体制机制，探寻中外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差异，以利于制定适合我国国情及特殊资源优势的文化方略。再次，调研国际文化消费市场空间及文化产品的国际化需求，致力将我国现阶段欠开发的传统文化、文化遗产类产品服务与国际需求相结合，推向全球市场。

（三）抓住时机采取具体措施

1、及时搭建国际文化交流平台

目前金融危机尚未对全球文化产业造成大规模破坏性打击，可利用时机，以探讨全球性文化议题，如“文化产业与金融危机”等为契机，搭建国际文化对话平台，携手各国共同应对困难。而国际文化论坛本身，也是促进国际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的有利平台。中国若是把握机遇，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以相对稳定的国内市场为支撑，邀请全球文化产业界共赴盛宴，对推动全球文化贸易将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若是更进一步借机形成国际文化论坛的长效机制，打造高规格的文化对话平台，也可助于中国扩大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话语权。中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以全球文化论坛为例，2004年，由教科文组织及主办地政府为主导，非政府组织及赞助公司相配合成立的首届全球性文化论坛于巴塞罗那正式揭幕，以艺术、文化和对话作为主要活动。来自全球若干国家的文化艺术从业者，通过演讲、研讨、表演、展出等形式，平等对话并宣传各自文化，展现出丰富且令人惊艳的各地文化意涵，对所在国文化“走出去”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次中国若能举办类似活动，并将议题的时效性与论坛的长效性相结合，会有利于吸引国际文化界对中国的聚焦。

2、广泛吸纳国际文化产业高端人才

如今，公司倒闭、重组的信息屡见不鲜，海内外各大企业也陆续出台裁员计划，这些无论对在职者还是求职者都是沉重的打击。例如《洛杉矶时报》、时代华纳旗下时代公司、甘尼特公司等重量级传媒集团均传出了裁员计划。然而，这也恰� 这次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是一次资源重新分配、制度优化的时机。经过一次洗牌式的调整，对加速国内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结构优化、拓展人才储备，都是难得的机遇。若能把握时机，通过如“文化产业人才储备计划”等策略，吸纳国际上有经验有实力的文化高端人才，从他们身上获得国际先进的文化产业运作经验，同时吸取本次危机中其失败教训，将有助于推动今后中国文化产业健康、良好、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文化企业可利用这类熟悉国际化企业操作的海外人才，与熟悉中国文化特性的本土人才结合，打造精英团队，拓展海外市场。

3、加速中国海外文化交流机构建设

目前，中国文化中心和海外孔子学院是我国较具代表性的驻外文化交流机构。中国海外文化中心作为文化部外派的常设机构，可以长期、稳定、自主、灵活地开展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工作。全球已设有巴黎文化中心、开罗文化中心、马耳他文化中心、贝宁文化中心、毛里求斯文化中心、汉城文化中心、柏林文化中心等，这些海外文化中心以全面准确地介绍当代中国发展为主要任务，是驻在国人民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扇窗户。而孔子学院是公益性的非营利性的汉语推广机构，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由中国和海外教育机构、社会组织合作举办。截至2008年3月，我国已经启动建设了238所孔子学院（课堂），分布在69个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各国学习汉语言文化、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场所。孔子学院总部计划，到2010年在世界各地建设500所孔子学院，使孔子学院年在学人数达到10万人，参加汉语言文化活动的人数达到50万人，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数预计将达到1亿。[5]

然而，国家间外交因素带来的政治障碍、海外干部派遣人事制度不健全等，使得类似机构在海外布局时存在重重困难。因此，在扩建此类文化交流机构时，可适当考虑淡化其官方色彩，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建设，完善管理机制，在保证传播中国文化本职不变质的情况下，尽量产业化运作，通过融入海外市场从而输出中国文化。

此外，还可拓展民间交流合作领域，鼓励人民团体、民间组织、民营企业和个人从事对外文化交流，以“文化周”、“文化行”等活动，或借助相对平等的产业资本，带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对外文化产业发展。

4、以广电媒体境外落地、新媒体合作等多种形式输出核心文化

金融危机中，民众对于财经信息的报道和商业新闻的关注日益高涨的同时，不少国外媒体却陷入广告锐减、融资困难的境地。以美国新闻集团为例，在雷曼兄弟的帮助下，福克斯互动媒体分别于2005年和2007年收购了IGN娱乐和图片分享网站Photobucket。如今雷曼兄弟宣告破产，新闻集团网络业务陷入不知何去何从的局面。[6]默多克近期表示，新闻集团不再依赖某个单一市场或某种单一媒体。此外，美国一些报业公司还将印前、印中和印后业务分别外包，以节约成本；国外电视台寻求与网络互动以摆脱单纯的电视广告减少的局面，获得更大的收益空间……这些都是国内媒体，尤其是新媒体产业拓展海外业务的机遇所在。广电传媒的海外落地向来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部分，其传播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自建渠道，即通过中国电视频道在海外的落地或影视节目自办发行，直接掌控平台和收益。二是“借船出海”，包括向境外媒体出售节目的海外播映权，以及与境外媒体合办公司和频道进行本土化传播两种方式。我国对外传播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国家唱主角，以政府为主导，民间传播、民营企业的比重还很薄弱。因此，支持我国民间资本进入海外媒体，对拓展我国对外传播渠道、输出我国核心文化产品，都是非常现实且有力的途径。

但是，各国对外资准入审批制度存在差异，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国家的开放程度不同，例如意大利法律明确限制外资进入广播影视业；俄罗斯也限制外资进入覆盖俄领土一半区域的广播媒体、发行量较大的报纸和出版公司等。因此，在拓展海外传媒业务时，要注意选择合适的投资地，以有效的审批渠道和企业形式，配合恰当的品牌经营策略，努力争取中国传媒在国际上的声音。

早在2004年广电总局就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管理工作的通知》：全国广电系统要严格执行总局2002年2月10日的《赴国外租买频道和设台管理暂行规定》，以“ 上述文件对我国传媒行业拓展全球市场、争取国际话语权既有政策层面的鼓励，对媒体也有着导向性的规范，避免在“走出去”过程中出现危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行为。

5、加大国内文化企业“走出去”力度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目前很多境外公司市值已经较低，跨国并购对于中国希望走出去的企业而言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然而文化产业投资见效周期较长，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同时，由于中外企业运作方式的差异，易导致投资境外文化企业的国有资产监管失位，以致资产流失，甚至进一步危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有资料显示，1993年至2005年大中型国有企业在海外上市过程中，涉及国有资产流失至少600亿美元。因此，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在规范资产转让权、探索国企改制等方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考虑。对购入海外濒临破产的文化企业，亦需将风险防范意识放在第一位。

在打造竞争主体方面，国际文化市场竞争要求国家文化产业有较高的集中度，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现状来看，一个国家文化产业竞争力主要表现为该国若干家文化企业集团以雄厚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实力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能力。[7]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首先需重点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大型文化企业集团，比如以中国对外文化集团为代表的大型国有文化企业。近年来，该集团在建立金融和资本平台、形成较强融资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扩大文化出口基地建设、运营大型常年演出系列剧目、建设文化产业园区和在境外设立国际文化市场前沿营销阵地等战略性举措，正逐步从传统的文化中介商转变为文化集成商、制作商以及文化产业规划者[8]，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上，作出了很大努力。公司一直在探索如何通过金融和资本运作渠道，解决中长期文化产业投资的资金问题，以利于打造更具实力的国际性企业。在特殊背景下，国家可考虑以产业基金方式，引导鼓励一批大型文化企业发展，带动更多的文化企业走出去。其次，还可引导目前市场稳定且发展潜力巨大的非文化类大型企业进行业务拓展，例如通过投资文化地产、注资海外文化产业园区、建立文化产品分销机构等，以多元化发展进入国际文化市场。再次，由于直接投资海外文化项目的风险较大，对国内中小型民营文化企业来讲，投资收益不确定性高，因此，中小文化企业应在稳定其国内市场的同时，立足国内根据地，适当寻求国际合作，找准时机拓展海外业务。

对于出口资金短缺的问题，商务部早在2000年便设立了“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给予走出国门的中小企业以支持，2008年中央财政也出台了一系列财税扶持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比如连续5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安排资金12亿元支持中小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等。除中央、地方的专项资金，还要充分发挥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业务支持作用。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在接受17大集体访问时曾提到，近年来，在出口方面中国进出口银行更加强调支持中小企业和农产品走出去，将来会对服务贸易、旅游、信息产业的进出口给予更大支持。[9]国家目前已经将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纳入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业务范围，国家发改委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共同建立了境外投资信贷支持机制，对推动有比较优势的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但从目前文化企业“走出去”的进程来看，对上述银行资金扶持的利用是不够的。在当前机遇下，我国各大中小型文化企业应充分认识、利用以上政策，积极走出国门，以中国产品的质优价廉拉动海外消费。

产品市场方面，目前世界主流的文化市场仍然具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出口定位也可根据形势作出调整。有资料显示，中国对美国、欧盟和中国香港的文化产品出口额合计占出口总额的85%以上，近期欧美市场的波动对国内文化产品制作业出口造成一定影响，但也让我国文化出口企业看到了全球其它很多地区尚有待开拓。比如，目前与中国文化贸易量较小的日韩、东南亚等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这些国家的消费者较容易理解中国的文化产品，文化折扣相对较小；此外，我国与亚非拉地区的文化交流、贸易往来日益密切，文化出口方面存在较大空间。

如何有效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一直是中国文化界、贸易界讨论的热点。尽管就目前而言，本次金融危机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影响还未完全显现，但不可否认，风险与机遇并存的2009年极有可能带来世界文化格局的重大转变，对中国文化产业本身而言，也是难得的发展机遇。从全球各文化出口大国的发展经验来看，把握时机、跟进研究、调整政策，是制胜的关键。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百年难遇的世界经济动荡中，如何化危为机，建构强势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国际影响力，值得更多的文化“官、产、学”相关人士进一步思考。

（三）抓住时机采取具体措施

1、及时搭建国际文化交流平台

目前金融危机尚未对全球文化产业造成大规模破坏性打击，可利用时机，以探讨全球性文化议题，如“文化产业与金融危机”等为契机，搭建国际文化对话平台，携手各国共同应对困难。而国际文化论坛本身，也是促进国际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的有利平台。中国若是把握机遇，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以相对稳定的国内市场为支撑，邀请全球文化产业界共赴盛宴，对推动全球文化贸易将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若是更进一步借机形成国际文化论坛的长效机制，打造高规格的文化对话平台，也可助于中国扩大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话语权。中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以全球文化论坛为例，2004年，由教科文组织及主办地政府为主导，非政府组织及赞助公司相配合成立的首届全球性文化论坛于巴塞罗那正式揭幕，以艺术、文化和对话作为主要活动。来自全球若干国家的文化艺术从业者，通过演讲、研讨、表演、展出等形式，平等对话并宣传各自文化，展现出丰富且令人惊艳的各地文化意涵，对所在国文化“走出去”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次中国若能举办类似活动，并将议题的时效性与论坛的长效性相结合，会有利于吸引国际文化界对中国的聚焦。

2、广泛吸纳国际文化产业高端人才

如今，公司倒闭、重组的信息屡见不鲜，海内外各大企业也陆续出台裁员计划，这些无论对在职者还是求职者都是沉重的打击。例如《洛杉矶时报》、时代华纳旗下时代公司、甘尼特公司等重量级传媒集团均传出了裁员计划。然而，这也恰� 这次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是一次资源重新分配、制度优化的时机。经过一次洗牌式的调整，对加速国内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结构优化、拓展人才储备，都是难得的机遇。若能把握时机，通过如“文化产业人才储备计划”等策略，吸纳国际上有经验有实力的文化高端人才，从他们身上获得国际先进的文化产业运作经验，同时吸取本次危机中其失败教训，将有助于推动今后中国文化产业健康、良好、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文化企业可利用这类熟悉国际化企业操作的海外人才，与熟悉中国文化特性的本土人才结合，打造精英团队，拓展海外市场。

3、加速中国海外文化交流机构建设

目前，中国文化中心和海外孔子学院是我国较具代表性的驻外文化交流机构。中国海外文化中心作为文化部外派的常设机构，可以长期、稳定、自主、灵活地开展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工作。全球已设有巴黎文化中心、开罗文化中心、马耳他文化中心、贝宁文化中心、毛里求斯文化中心、汉城文化中心、柏林文化中心等，这些海外文化中心以全面准确地介绍当代中国发展为主要任务，是驻在国人民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扇窗户。而孔子学院是公益性的非营利性的汉语推广机构，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由中国和海外教育机构、社会组织合作举办。截至2008年3月，我国已经启动建设了238所孔子学院（课堂），分布在69个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各国学习汉语言文化、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场所。孔子学院总部计划，到2010年在世界各地建设500所孔子学院，使孔子学院年在学人数达到10万人，参加汉语言文化活动的人数达到50万人，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数预计将达到1亿。[5]

然而，国家间外交因素带来的政治障碍、海外干部派遣人事制度不健全等，使得类似机构在海外布局时存在重重困难。因此，在扩建此类文化交流机构时，可适当考虑淡化其官方色彩，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建设，完善管理机制，在保证传播中国文化本职不变质的情况下，尽量产业化运作，通过融入海外市场从而输出中国文化。

此外，还可拓展民间交流合作领域，鼓励人民团体、民间组织、民营企业和个人从事对外文化交流，以“文化周”、“文化行”等活动，或借助相对平等的产业资本，带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对外文化产业发展。

4、以广电媒体境外落地、新媒体合作等多种形式输出核心文化

金融危机中，民众对于财经信息的报道和商业新闻的关注日益高涨的同时，不少国外媒体却陷入广告锐减、融资困难的境地。以美国新闻集团为例，在雷曼兄弟的帮助下，福克斯互动媒体分别于2005年和2007年收购了IGN娱乐和图片分享网站Photobucket。如今雷曼兄弟宣告破产，新闻集团网络业务陷入不知何去何从的局面。[6]默多克近期表示，新闻集团不再依赖某个单一市场或某种单一媒体。此外，美国一些报业公司还将印前、印中和印后业务分别外包，以节约成本；国外电视台寻求与网络互动以摆脱单纯的电视广告减少的局面，获得更大的收益空间……这些都是国内媒体，尤其是新媒体产业拓展海外业务的机遇所在。广电传媒的海外落地向来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部分，其传播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自建渠道，即通过中国电视频道在海外的落地或影视节目自办发行，直接掌控平台和收益。二是“借船出海”，包括向境外媒体出售节目的海外播映权，以及与境外媒体合办公司和频道进行本土化传播两种方式。我国对外传播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国家唱主角，以政府为主导，民间传播、民营企业的比重还很薄弱。因此，支持我国民间资本进入海外媒体，对拓展我国对外传播渠道、输出我国核心文化产品，都是非常现实且有力的途径。

但是，各国对外资准入审批制度存在差异，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国家的开放程度不同，例如意大利法律明确限制外资进入广播影视业；俄罗斯也限制外资进入覆盖俄领土一半区域的广播媒体、发行量较大的报纸和出版公司等。因此，在拓展海外传媒业务时，要注意选择合适的投资地，以有效的审批渠道和企业形式，配合恰当的品牌经营策略，努力争取中国传媒在国际上的声音。

早在2004年广电总局就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管理工作的通知》：全国广电系统要严格执行总局2002年2月10日的《赴国外租买频道和设台管理暂行规定》，以“ 上述文件对我国传媒行业拓展全球市场、争取国际话语权既有政策层面的鼓励，对媒体也有着导向性的规范，避免在“走出去”过程中出现危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行为。

[参考文献]

1.蔡尚伟等：《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人民网，2008年10月27日

2．蔡尚伟、王倩茹：《论金融危机与文化产业》，人民网，2008年10月17日

3．蔡尚伟、江南：《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与发展》，人民网，2008年11月19日

4．蔡尚伟、张玥：《金融风暴对传媒产业的影响及对策初探》，人民网，2008年10月22日

5.蔡尚伟、唐丕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产业对策：“文化十条”》，中国文化管理传播网，2008年11月28日

6.蔡尚伟、崔嘉艺：《刍论“中国——南亚——东盟文化贸易体系”的构建》，人民网，2008年6月10日

金融危机论文 28

而为了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越南政府也对物价上涨、经济过热等现象保持了较高的容忍。

不过，今年以来，随着越南的多项经济指标亮起红灯，人们对于越南经济的信心也急转直下。数字显示，5 月份越南国内的通胀率达到了25.2% 的恶性通胀水平，为13 年来新高；今年1～5 月份的贸易赤字达到了144 亿美元，已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数额。“越南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增长过快，特别是虚拟经济部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表示。 越南金融危机(1)的出现和深化，对我国企业的对越出口和投资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现在，我国在越南投资的企业普遍面临生产成本加大的问题”，越南中国商会副会长贺长顺说，“另外还有一些企业出口到越南的货物无法议付，因为越南的美元比较紧缺，现在不少货物只能积压在港口”。

同时，由于越南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企业的对越出口难度加大，客户的不稳定性增加，收汇风险加大。 据统计，以河北省为例，今年4月份，河北省的对越出口额达到6687 万美元，但进入5 月份，对越出口额迅速回落到4347 万美元，环比下降35%，呈现出明显的下滑态势。 信用保险促进对越贸易，中国信保保障外贸安全 面对愈演愈烈的越南经济风波，如何保护中资企业的对越贸易安全？这是中国信保一直在思考和破解的问题。中国信保在国内有23个营业机构，在伦敦等地设有海外代表机构，与全球诸多政府部门、金融保险和法律等机构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已经形成覆盖中国、走向国际的业务服务网络。 越南是我国在东盟地区的重要经贸伙伴国之一，也是中国信保在该地区业务开拓的重点市场之一。中国信保一直都在关注越南的经济风波。目前，中国信保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和投资保险3 个产品，可以保障企业对越南出口以及投资的安全。 有了这3 项信用保险产品，一旦企业投资所在国发生汇兑限制、征收、战争及政治暴乱、政府违约以及承租人违约等风险，中国信保可以向投保企业提供经济损失赔偿。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越南双边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信保支持企业对越南出口和投资的作用逐渐显现。

2002年，中国信保支持我国企业在越南开展了短期险业务，承保规模为158.3 万美元；到了2003 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了3508万美元。此后，中国信保对企业开拓越南市场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2007 年，中国信保支持企业在越南出口和投资总规模已经达到了19.25 亿美元。 2008 年5月，在中国信保承保的出口越南项目中，有一笔200多万美元应还款到期，越方向中国出口商提出延期一个月支付的请求，经过双方协商，最终越方在拖欠10 天后支付了款项。“这是越南中长期业务中首次出现债务人请求推迟还款的事件。从中可以看出，目前越南项目还款因货币危机而受到一 定影响；但是，在出现支付困难时能主动与债权人保持积极沟通，这说明越南目前债务偿还意识以及主观信用仍较好”。

金融危机应对论文 29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资本流金融系统稳定性

一、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国际资本流因素

东南亚金融危机于1997年7月首先爆发于泰国、后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亚并波及世界，使整个金融系统乃至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仅半年时间，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幅度最低超过30%，最高的印尼盾贬值达70%以上。同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平均达30%～60%。据估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仅汇市、股市下跌给东南亚同家和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000亿美元以上。

关于金融危机的原因，很多学者做出过不同解释，然而对金融危机中国际资本尤其是国际私人资本的作用的重视可以说是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兴起金融自由化改革浪潮，这很大程度上为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了相对较宽松的条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爆发的几次大的金融危机(1992—1993年的欧洲金融危机、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1年开始的阿根廷金融危机等)中，都出现了国际资本冲击的迹象，而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当时，东南亚国家利率在各国中央银行引导下水涨船高，不断攀升，此举虽可减缓通货膨胀上升的速度，但也因此吸引大批国际投机资本涌入套利，为索罗斯等人出兵创造了机会。花旗银行曼谷分行一位高级主管指出，泰国银行业者每天经手的海外套利热钱金额高达20至30亿美元。此外，由于有利可图，银行业者本身也大肆从海外借入利率比泰铢、林吉特等货币低上3-5个百分点的美元、日元和马克，然后出售这些货币，赚取利差。据统计，泰国各商业银行的海外借款总额已逾1万亿美元，其中95%属于不到一年的短期借贷。1997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尔曼发出警告，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仅两年之后，大量的热钱正在以创纪录的步伐注入亚洲等新兴市场，“不理性的热烈情绪”正在这些市场广泛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大幅震荡。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表一危机前流向亚洲五国的私人资本净额(亿美元$)

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

亚洲五国私人资本净流入249290303326351629729

其中：FDI净流入627286867495120

证券投资净流入133363179106144203

其他17418515461171390406

五国GDP总和4764540861306690733083569854

私人资本净流入占GDP比重(%)5.235.364.944.874.797.537.40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国际数据整理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表二危机前流向五国各种资本的比重(%)

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

FDI占总私人资本比重(%)24.9024.8328.3826.3821.0815.1016.46

证券投资占总私人资本比重(%)5.2211.3820.8054.9130.2022.8927.85

其他投资占总私人资本比重(%)69.8863.8050.8218.7148.7262.0055.69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国际数据整理

表一显示，在危机爆发前涌入五国的私人资本逐年增加，而且成加剧式增加：1990至1996年间私人资本流入增加了近三倍(从249亿美元到729亿美元)，尤其是危机爆发前三年突然增多，其占当时GDP比重相应突然增大。表二数据说明，这一时期流入东南亚各国的大部份私人资本是流动性很强的证券资本及短期债权，以1993年为分界，证券投资比重突然剧增，而从94、95年，证券投资的增长势头被以短期债权为主的其他投资所掩盖。再看FDI，增长绝对数始终平平，但从94年开始，它占总私人资本流入的比例却呈逐渐减小趋势，与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比重差距均成“剪刀型”加大，这是一种危险信号，1997年的金融危机与其不无关系。早在1995年，新加坡克罗斯比证券公司曾对亚洲七个国家经济状况作了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东南亚国家大量国际私人资本涌入，整个经济运行状况突出表现为投机行为高涨，泰国政府一厢情愿地对外国资本敞开金融市场大门，外国银行带来大量低息美元贷款，泰国金融业就此大尝了甜头，开始对诸如房地产等基础产业产生浓厚兴趣，结果许多银行一窝蜂地把近30%的贷款投向了房地产业，供求严重失衡。随之而来的房地产市场低迷不振使得银行呆帐、坏帐激增，资产质量严重恶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国际资本冲击的结果。

二、国际资本流与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基本分析

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1994)在探讨了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内在原因后指出，金融自由化引发银行部门脆弱化的重要通道是利率上限取消以及降低外资进入壁垒所引起的银行特许权价值，导致银行部门的风险管理行为扭曲，从而带来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Kaminsky和Reinhart(1996)认为在多数情况下，金融自由化伴随着对资本管制的解除，当本国银行从国际资金市场上借入外币资金，并将它贷给本国借款者时，就承担了外汇风险。Calvo(1998)提出的属于第三代危机模型的外资诱导型危机模型 根据以上观点：国际资本的非控制性流动特别是过度的流入会对一国内的金融主体系产生非系统性风险，在短期或长期对金融体系的安全产生冲击，严重时甚至引发危机或者加剧危机。那么这种国际资本是怎样进行运作并对金融体系产生冲击的呢？

20世纪70年代全球开始金融自由化后，国际资本活动范围迅速扩大，方式日益增多。在目前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国际资本主要是进行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直接投资一般是在国外开办工商企业，直接与生产过程或交换过程相联系，本文称之为生产性投资；而间接投资主要是投资国际证券以及国际中长期信贷、经济开发援助，证券投资和银行信贷以及相关金融衍生工具，这种投资不是以固定的持有相关证券盈利为目的，更多的是为了投机赚取证券差价，哪里有投机可能，有差价空间，这种资本就会流向哪里，本文称这种投资为投机性投资。一般来讲，国际资本的活动主要通过对银行体系及外汇市场、证券市场的影响表现出来。

(一)国际资本流对银行体系及外汇市场的影响：

从宏观讲，流入国内的国际资本会转化为本国货币，扩大货币基础，产生巨大的货币乘数效应，与国内存款一道参与存款货币的创造，扩大了一国的货币供给，导致市场上货币流通量增多，很大程度上削减了一国货币当局货币政策有效性，导致政策时滞。此外，据估计，很多国际资本通过非法的地下途径流入一国，这样就加大了一国金融监管的难度和成本，于是很多情况下当局采取不闻不问，这些巨大的潜伏国际资本就像一颗***。

从微观银行角度讲，在没有外资流入时，国内储蓄为S;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记为RD，于是本国银行可贷款额为S-RD。假设本国银行在当期能收回比例为η的银行贷款，并且获得λ的贷款利息，此时银行贷款余额减少(S-RD)×η，此时银行的理论投贷及偿还能力为L=RD+(S-RD)×η×(1+λ);设居民提款额为R=A+f×ε(A为一个常数，表示居民当期平均固定提款额经验数据；f为居民提款影响系数；ε表示普通居民对本币的贬值预期及突发提款总额)，预期贬值及突发提款总额越大，居民在当期提款越多，当R>L时，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甚至导致银行破产停业。

在国际金融市场开放条件下，国外净资本流入记为F;国内储蓄为S;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记为RD，则本国银行存款余额为S+s×m×F(s为直接标价汇率，m为货币乘数)，进而本国银行贷款能力为S+s×m×F-RD;同样假设本国银行在当期能收回比例为η的银行贷款，并且获得λ的贷款利息，此时银行贷款余额减少(S+s×m×F-RD)×η，此时银行的投贷及偿还能力总额为L=RD+(S+s×m×F-RD)×η×(1+λ),同样设居民提款额为R=A+f×ε(f、ε同前)，在R没有变化的情况下，L比金融未开放前增加(s×m×F)×η×(1+λ)，即增加了银行当期流动性，此时国际资本是否对银行稳定产生冲击取决于L与R的对比。

从国际资本投资角度讲，国际资本流入国内以后，市场上流通货币总额为生产性投资、投机性投资、现金的总和。生产性投资和投机性投资的资金以及存款准备金始终在银行系统内，通过银行系统中居民、企业和政府在银行间的帐户间转换，并不影响银行相关帐户总额。直接投资跟利润率紧密相关，因此生产利润为生产性投资×(i+i*)(i为国内投资的预期投资效率，i*为国外投资的预期投资效率)。如果国内经济发展良好，经济秩序稳定，生产性投资效益高，本国银行会将贷款更多发放给生产性部门，外资在利润驱动下，也会加大生产性投资，一方面，生产企业效益好，还款能力强，η的取值增大，在浮动利率制度下，生产企业资金需求增强时贷款利率λ提高，银行偿付及投贷能力L增大；另一方面，居民存款可以获得稳定较高的收益，从银行欲提固定现款A减少，此时国内货币价值稳定，ε会减小，使得居民当期提款R减少，本国银行、居民和外商都能从生产性投资中获得巨大利益，国内银行的效益和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当国内生产效益较差，生产性投资收益不好，人们会从银行提款用于消费，或转化为外汇或黄金或地产等等，一时居民提款额R会迅速上升，此时，生产企业经营困难，η取值减小，如果银行信用管理不善，在前期将款项贷给效益不好企业，将会产生大量坏帐，这导致η的进一步减小，R将迅速超过L,银行走向危机。

外来投机性投资进入国内看中的是投机空间，与表面经济繁荣与否无太大联系，在繁荣时期若出现较大投机空间它会大量进入，在经济萧条时期，若存在投机空间它仍会进入。因此，外来投机性投资可表示为总国际资本×(μ*-μ)(μ*、μ分别为国外和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系数，它们可以通过一国金融的某些指标反映，它们的取值越大表示越稳定)，假设μ*固定，则国内金融越不稳定，μ越小，μ*-μ越大，投机流入越多。当本国经济中出现不稳定时，投机资本会不惜代价大量涌入，使得国内经济在短期内虚假繁荣，泡沫经济迅速膨胀。在赚取投机利润后，这些资本又会在短期逃离国内市场，使本国银行及市场在短期内资金严重缺乏，货币流动不足，银行及经济陷入危机。

从本币价值角度讲，根据剑桥方程Md=Ms=k×P×y,即m×s×F+m×(RD+C)=k×s×P*×y(Ms表示本国货币供给为，Md为货币需求，C表示现金，y为本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P*为物价水平，s、m同前，F为国际资本，k常数)。由此可以看出，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外资流入越多，本币贬值。国内投资效率越高，国内金融体系统越稳定，投机国际资本比重越小，汇率随生产性投资比重变动，出现本币价值的一种可预见趋势。当国内经济出现漏洞时，不稳定的投机资本趁虚而入，随后突然离去，使得汇率s剧烈波动，外汇市场压力增大，稳定性越弱。具体来讲，当投机资本大量进入本国后，汇率s上升，本国货币面临贬值。为了保值，政府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如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如买卖国债等，使得市场中货币供给减少；当其撤离时，带走比投机资本进入时更多的外汇，汇率s下降，本币升值。如果政府外汇储备不足，它只能从市场上购买外汇，从而增加货币供给，本国货币开始贬值，如果这种状况持续循环下去，本币价值将失去信任，将一直贬值，超过人们的心理底线后，形成金融危机，可以称这种情况为国际资本活动下的本币价值心理危机。

(二)国际资本流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外资进入国内后，首先带来基础货币的增加，货币供给相应增加，根据凯恩斯货币理论Ms=ky-hr，在y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Ms增加，必然导致利率r的下降，结果，国内居民纷纷将存款转化为证券，使得国内证券价格上涨。外资投机性资本随之为赚取差价而来，当证券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时，赚取巨大差价利润后逃跑，投机性资本撤出国内市场，带走比原来更多的外币。投机性外资占整个净资本流入比重越大，短时期内带走的资本越多，造成国内市场货币供给锐减，利率上升，证券价格直线下跌，证券市值瞬间缩水，整个过程造成国内证券市场价格的巨大震荡，居民损失大量财富。而较小比重的投机性外资，它的进入与撤离，不会带来巨大的证券价格波动，相反，它能活跃国内证券市场，利于国内证券市场的发展，提高国内直接融资效率，用市场的力量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金资源。因此国际资本是否对证券市场产生巨大冲击要看其本身的比重，市场运作机制。三、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十年后的启发

(一)中国存在爆发金融危机的隐忧

上面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对开放条件下金融系统的影响，其实金融危机的爆发不是偶然，更不是某人可以决定和操纵其爆发的时间的。它往往是诸多原因的总爆炸，国际资本流的迅速进入和退出在现代越来越表现为引火线的作用。曾多次访问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力茨在很多场合表明一个观点：金融或经济危机只在小国或发展中国家爆发，国际资本也只能对小国进行冲击。有个形象的比喻，一阵风吹过，对一只苍蝇来说，这足以让其上天入地，可对一只大象来说，可什么也算不上。事实也证明基本如此，可为什么1929~1933在美国爆发了从金融业开始的大危机，1992~1993年发达的欧洲国家爆发危机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新兴发展中国家，是否会面临金融方面的危机呢？本文仅针对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提出一些担忧和疑问。

1，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引进外资，大量国际资本进入我国，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可以说我国的很大一部分GDP是国外在华投资创造出来的，一旦国际金融环境发生改变，国外在华资本进行投资性区域选择而撤离，势必影响中国经济安全，对金融体系产生冲击。

2，一段时间以来，国内股市一路飙升，很多股票市值与公司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种过热的股市实际是一种虚假繁荣。近期国外及国内一些权威机构如摩根斯坦利等相继发表报告表明类似观点；同时我国近年房地产居高不下，地产泡沫十分突出，很多地方房屋空置率很高。这种房产和股市泡沫是否有国际投机资本从中作祟呢？还有多少国际投机商对我国虎视眈眈呢？

3，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独大，这种单一的外汇储备结构本身意味着风险，一旦美元体系发生风吹草动，国际投机商对其进行攻击，我国的外汇市场安全将经受巨大考验。据有关报道，我国近期的国际收支中有很大一部分帐面外汇储备不明增加，困惑了当局和经济学家，值得思考。

4，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自由化较快，金融创新冲动强烈，这其中也孕育着风险。2006年底我国金融市场全面对外开放，大量国外金融机构进驻我国，而很多国内金融机构竞争力较低，影响到我国民族金融安全，而且这也为国际投机资本的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5，在我国强势政府的呵护下，国民的民族金融意识薄弱，极容易被国际资本投机家利用，一旦超出了政府调控能力，“蝴蝶效应”在所难免。

6，2006年底以后我国金融市场开始对外全面开放，国外金融机构的进驻，增大了我国金融市场的竞争，而国内金融体系还比较脆弱，尤其是“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这种类似“金字塔三角形”的金融机构体系是否像数学中的三角形一样具有稳定性呢？

(二)、针对隐忧的政策建议

从宏观上讲，一个国家对国内事务的管理调控能力，对周边及国际环境的预测水平，危机觉察和应急能力，可以一定程度上缓冲危机。东南亚危机中的事实证明我国的政府是一个强势政府，其宏观调控和动员能力有目共睹。危机也许离我们还遥远，但我们应该防微杜渐，随时做好应对金融危机的准备。

1，建立一整套完整科学的金融监测评价系统。在全国各地设立监测站点，严密监视国际资本流入流出情况以及流入国际资本去向，把握好外资的利用效率和结构。同时，由国家出面，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等部门相关人员，组建金融危机专门预测小组，研究金融市场各种指数，评估当前金融运行状态，以供宏观调控决策。

2，金融结构的自身完善，加强金融领域的法制建设，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稳定金融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