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精选2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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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论文 1

【关键词】中国武术，儒家，道家，佛家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武术正走向世界，武术界不少人对此既喜又忧。喜的是中华武术的新局面，预示武术将有世界性的更大振兴，忧的是国外武术爱好者学武术，是否能真正学到其精华？这股“热”能否持久并进一步高涨？这里的“忧”是指不少外国人刚穿上色彩鲜艳的中式对襟密排扣“武侠服”学武时，确实兴致冲冲，但时间一长，虽也有部分人学的非常努力，却也有些人为自己的动作缺乏中国武术的特色与神韵而感信心不足。作为古老民族文化遗产一部分的中国武术是沉浸在中华民族文化的特殊气息中，允吸着独特的民族文化乳汁而产生与成长的。这种文化广延在武术中的血缘关系，不仅欧美人士一时难以理解，就是我们对武术乃至体育界本身，也并非人人都十分明确。在向世界展示与推出我们特有的武术的今天，有必要重新进行探索。本文试图就此做一粗浅的论析。

二、博大精深的中国武术是封闭的、滞郁的、深沉的中华文化板块上独特的文化客体。

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中，两千余年实在封建制度的专制统治中渡过的。我们生存的这一“中央大国”，不仅疆域辽阔，且资源丰富，足够全民族的自给自足。因此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文明历史带。直至西方的军舰火炮与西方文明，呼啸着跨越辽阔的太平洋，来敲我们大门的二十世纪初，我们还在上演五期屡变而人与人本质关系不变、专制制度不变、落后生产力不变的“普天下莫非皇土”的封建故剧。这一漫长、封建、沉郁的文化历史，保证了我们独特的传统民族文化的形成与熟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及西汉末年从印度传入而大盛于中国的佛教释家。这三家文化则是中华文化的主要代表，它们的学说体系，两千余年主宰与影响着这一文化版块上的各个方面。作为文化一个客体分支的武术，虽不直接受文化主体发展的指挥，却同样始终承受着三家文化的锻打，受着民族性格与道德观念的制约。从宏观上推查武术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可以清晰看到它通体上下所受的三家文化的深深烙印。

近年来，体育界对儒、道、佛三家的“体育思想”争论颇烈。有说三家轻武，反对体育；又说三家均重武术、体育。见仁见智，确实各有千秋。本文无力也无能参加这一争论。着重要谈的是三家文化对武术的影响。

1、儒家“武备”之说对动态型技击武术其推动作用

被中国统治者奉为正统的儒家学说，以“在家为孝，入国为忠”作为最高道德标准。孔子一再强调的“礼”，则是维持这一标准的秩序规范。但这套标准与秩序远非君王一言即定，仍要靠拳头、刀枪作为后盾。武术的本源正是于争权夺利的兵事中产生。所以孔圣人也只好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不教民战，是为弃之”，把“武备”与“教民习战”定位维护封建秩序的必要手段。他还告诫他的弟子们，要在社会吃得开，必须有“藏武仲之知，公倬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因而他众多弟子们即包括各种文武人才，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可见当时“武”绝非一般。当时的春秋、战国正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度的大动荡、大变革时代，战争连绵，征伐不已，诸侯各国无兵无“武备”就不能生存，民间普遍习武，并已出现“剑士”等一类“武术家”。孔子正是总结了诸家之大成，集而作为维持“仁、义、礼”等这一统治秩序之所需。显然当时的“武”主要是军事中的技击技巧，属于形体动态型的“外功”，因为这种“武备”对统治者有利，以后的各朝各代就把孔圣人的“武备”列入“讲武之礼”、“军礼”的范畴，对中国技击技巧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决定作用。

2、道家学说开拓静态武术之源

与儒家齐名的另一文化大家道家，主要哲学主张崇奉宇宙本体自然规律，万事要“依乎天理”“顺道”（自然规律）而回归自然。这一学说在中国有更远的渊源。早在西周初期的《洪范》与《周易》中，已有较明确的“法天”“法道”说。到春秋战国的老子、庄周等人时，形成深奥的道家洪流，有一整套信仰“道”、遵循“道”、效法“道”的学说，其中庄周为突出代表。他一意追寻宇宙本体，要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去求取精神的绝对自由，追求万事“动而以天行”。他攻击儒家礼教是万恶之源，大呼“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摘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似乎毁灭了封建文明，回归“同与禽兽居，族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的远古混鳎才是“至德之世”。

显然，这位被社会大变革害苦了的没落贵族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已不知所措。但他哲学中颇多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光彩以及他阐述自己观点时用的大量素材，有意无意地又违反了他反对封建武备的愿意，又为武术――养生――返归自然劈出另一跷经。如“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恢而无为，动而以天行”，以追求精神解脱的“入境”，却给后世开辟了以“神静”养生的先河。进一步较系统地阐明了“虚静以忘”的静态与路径循行的静态练功法。

传统文化论文 2

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喜欢矫枉过正，从清朝时的天朝上国思想到后来宠洋媚外，从新文化运动对旧道德、旧文化的改革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全盘鄙弃，再想想改革开放前后，英语在中国的地位居然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地位，以致于本来就被稀释的中国语言遭到史无前例的漠视。

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常常与文学混为一体，与西方相比，更注重人与社会的哲学关系，对修身治国、立身行事、倡导人格修养等方面有十分详备、成熟的理论，儒、道、释多种思想潜移默化地融入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中，儒家的中庸思想在处理解决某些疑难问题上已被国际上认可，而我们今日的国人很多对此类词语却一无所知，曾经辉煌几千年，传承不断的文化到今天居然断流了，其结果是当前文坛充斥着颓废、迷乱、感伤， 或许他们只有在金庸武侠中才能得到些传统文化的渗透，那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究其原因有三：

一是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字的颠覆。中国文化注重以文载道，而道都承载在文言文中，新文化运动一大成就就是将文言文颠覆，占据主流地位，这虽然使文学走入平民间，但无疑使传统文化受了致命的一刀，割断了文言文，同时也割断了文言文所蕴涵的前人哲学、文艺精髓。这一弊端在当时并不明显，因为发动新文化运动的人本身是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成长起来的，而在他们的下一代，直接接受成长起来的人，就像是断了母乳的人，找来替代的奶粉，先天就营养不良。文言文中虽然有些部分生涩古奥，但不能不说它是一种成熟而凝练的语言，充满韵律美与形式美，其中沉淀的精髓更使它成为千百年来中国汲取营养的源泉。而虽然易于接受，但它与生俱来的浅显和俚俗却不能不说是致命伤，像是兑了水的溶液显得淡而寡味。

二是建国初期对传统文化的破坏。那场全民族浩劫让人不堪回首，那个年代的人都经历过那场焚书坑儒似的浩劫。从名义上挖祖坟挖到批孔，从实际挖祖坟到将中国许多文化遗迹破坏殆尽，把各方面的人才通通下放到牛棚到田地，教师成了臭老九……反动派暴行逆施种种，使得中国文化出现了一个断层，导致了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脑中已少有传统道德文化的理念，而这些人如今正是为人父母的年龄，他们本身文化理念的缺乏，面对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只能盲从潮流，使得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家庭教育先天不足，对传统文化认识不够，以致整个社会思潮混乱，容易被外来事物清洗。

三是当前教育的弊端导致传统文化的流失严重。担负民族兴亡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而文化的兴亡中在教育。早在建国初期，就曾指出过教育的弊端，对学生管得太死、教学内容太单一。而这弊端丝毫没有解决。对理科的注重的确适应科技膨胀的时代，但是能够跻身于科学家行列的人太少，而大多数人则要在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他们所学的高数、理化知识在生活中毫无用处，而在社会中极需的为人哲学、道德导向、价值引导等问题，却一无所知，很多 有人说我们是用培养少数天才的方法去残害绝大多数的学生。曾炒得沸沸扬扬的“马加爵”事件让人叹息不已，首先是开始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其次是开始有人追问：我们的教育中缺乏什么？那就是人文性！他的悲剧不单是个人的悲剧，也是由环境造成的，而社会整个大环境正是缺乏人文气息、减少人文关怀。而这些都曾是古典文化着重论述的，而负责大学生审美熏陶与道德导向的大学语文课在各个高校却少得可怜，一减再减。反之英语却从小学到大学，重视到无以复加，在升学、就业、提职等过程中，我们很多人几乎一辈子都用不到的英语居然占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不能不说中国矫枉过正的一个例子！我们母语的地位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威胁，这真让人质疑！难道全民英语能力提高就是与国际接轨的一个表现么？过去是中国融合外族，今日是中国主动让外族来融合，本末倒置，更让人担忧中国的未来！

现象实在严重。发出此呼声的人不少，但多数停留在呼喊而已，能意识到问题的却往往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从小学到高中全国一致，惟有大学才稍有不同。武汉一些大学在大学语文方面做出许多努力，而在全国来看，仍是缺乏重视的一块。把改变当前现状的希望依靠在大学语文的教学上，只能是对成年的树进行修剪，要究其根源，必须从家庭、从社会抓起，更要从教育入手。

再翻初高中语文课本时，稍有宽慰，选篇越来越倾向于人文价值、审美熏陶等方面，然而小学语文却让人担忧，这正是根基阶段。我们把孩子记忆力最好的时段浪费在一些流水帐、儿歌上，简单的文字中所蕴涵的内容太少。尽管很多人反对古文背诵方法，但它却可以让一个人受益一生。我所提倡的传统文化教育，指得是其中适合人性、社会的理性部分，我们应该让下一代的人拥有对社会的关注、对人性的尊重、对家庭的责任，应有恻隐之心，应有忧患意识，应有赤子之心，应是一个立足于中国文化基石上有改造自然、改造世界能力的传人，以正直、睿智、勇于探索、仁和的形象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传统文化论文 3

2008年永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启动，对永康的民风、民俗、传统技艺、传统戏曲、传统医药等等十六类传统文化形式进行了摸底调查，获得传统项目线索1万多条，整理项目600多个。这些线索、项目全部来自永康市16个乡镇的各个村庄，这些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在城市里已难觅踪迹，极少数的项目如：传统手工艺“永康钉秤”、传统小吃“永康肉麦饼”，在永康城里偶尔有一点，但他们是从乡村出来谋生者。在城市由于西方文化潮流的冲击、影响，满城里都是流行音乐、西装服饰、西式餐厅，过节都是圣诞节、情人节、万圣节，而且非常的火爆，而往日的传统美食、传统服饰、传统戏曲现已不见，传统的“七夕节”“端午节”“中秋节”的浓郁气氛已日趋淡化，还有许多的传统文化项目，如省感戏、永康古词、铜钱棍、调花钹等，在城中已绝迹。由此可见，传统文化的仅存地在乡村。传统文化现阶段在农村仅存一些，可现状不可乐观，由于城市化建设不断发展，农村新一代过早地进入城市受到城市西方文化的影响，失去了本地传统文化熏陶的机会，他们以进城为荣，不愿返乡，更不愿去接触自己的乡土文化，传统技艺没人愿去学，传统节日没人愿去过，留守在乡村的老人面对前辈传下来传统而无人可授，这样的情形直接影响到我们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

二、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必要性

我们传统的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它蕴含着无可限量的能量，韩国“江南奇迹”的出现得以证实，我们古老的汉字与现代计算机对接更能证实一切，如何留住我们的传统文化，已是一个迫切而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进行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明智之举。乡村是传统文化的最基层，在最基层的地方建立文化礼堂有利于传统文化的恢复和传承。从文化遗产的普查中可以看出，在城市传统文化日益弱化之时，乡村成为了传统文化的保留地。在传统文化处在逐渐消亡的情况下，建立农村文化礼堂是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最佳方案。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基本框架概括为“二堂五廊”，具体表述为礼堂、讲堂、村史廊、民风廊、励志廊、成就廊、艺术廊等，这一基本的框架能对乡村的传统文化进行一次系统的整理。

（一）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有利于乡村传统文化的恢复从永康文化遗产普查的1万多条项目线索和整理出的600余项目中，大多数还只是在一些老人们的记忆里保留着，如“永康山歌”“永康古词”“铜钱棍”等，这些项目的曲目都只能从老人们的口中唱出，没有文字记载，有的曲目还多年未唱，会在老人们的记忆中逐渐遗失，一旦遗失将无法再生。许多乡村传统的民风、民俗、节庆、婚俗有的无人知道，有的简单得失去了原貌。例如，现在我们过端午节很多只知道吃粽子，过中秋节就知道吃月饼就这么简单，至于重阳节、七夕节就很少有人问津了。这些传统的节日包含有多少程序，过此节意义，给我们有哪些启迪，这些只能在文献中查到了。一个传统的节日千百年来而不衰，就在于它的文化传承作用，集文化娱乐、文化启迪、文化熏陶、文化传承于一体的传统节日，现在已变成简简单单的一个符号。那些用来庆典的场所礼堂、祠堂、寺庙有的被拆除，有的改建了，有的破旧荒废，余下的也失去了它应有的功能。这些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只有恢复，才能有效的传承下去。为了更好地恢复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因此构想了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就是针对在目前农村传统文化的现状来设想、构建的。有了文化礼堂的礼堂、讲堂，我们的山歌、铜钱棍就有了地方唱了，面临失传的“省感戏”就有地方恢复演出了，民风、民俗活动就有了领头羊。文化礼堂将承担起传统祠堂、礼堂、庙堂的综合功能，文化礼堂的“村史廊”“民风廊”旨在整理本村的特有文化脉络，挖掘村里的特有民风、民俗、传统文化项目，进行有序的存档、恢复，有着浓郁乡村气息的民风、民俗活动就能红红火火地恢复起来。

（二）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有利于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村落传统文化恢复后还需有效传承，传承之根在于言传身教和总体文化环境的熏陶，传统文化的传承就是我们的新一代对传统文化自觉的接受。文化礼堂的礼堂、讲堂不仅要再现本村的民风、民俗和特有的传统项目，而且还要邀请民俗专家走进文化礼堂，为村民讲解民俗文化的重要性，让村民知道如何运用、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根据村里的需求情况，举办各类培训班，提高村民的各项文化素质，在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重大传统节日来临之时，开展祭祖、庆典等传统活动，让村民喜闻乐见的传统民间艺术在节日的舞台上一展风采，引导村民在过传统节日之时，要充分了解过传统节日的意义，节日中传统文化的展现，传统节日对我们的启迪。如此一来调动了全村民参入的积极性，在潜移默化中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得到了传承。我们部级的传统文化项目“锡雕”的传承人应业根老人，常常担心自己的老手艺无人传承，儿子、孙子宁可外出做生意也不愿在家继承“锡雕”老手艺，2009年为庆祝国庆，应业根老人应邀参加了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老人精湛的锡艺展示，受到了国内外来宾的赞誉，锡雕产品销售一空，最后还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回乡后老人的一家对锡雕技艺信心百倍，儿子放弃了外出的机会，带领媳妇、儿子一起跟着应业根老人学做锡雕，应业根老人领头在村里的文化礼堂筹建了一个“芝英三宝”展示厅，来展示本村的传统文化项目，文化礼� 我们的农村文化礼堂建设集文化管理、文化传承、培训学习、教化熏陶于一体，全方位地服务于农村，成为农村传统文化的传承阵地。

（三）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有利于乡村传统文化的发展传统文化从恢复、传承到发展是一个良性的发展过程，传统文化的发展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的，它的发展不是单一自身的发展，它是在外来文化的影响、相互补充的情况下发展的。所以说，外来文化的影响、冲击是必然现象，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对待，决不能“邯郸学步”忘了我们的根本。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就是要做好导向、领好头，理顺外来文化的吸收和传统文化的发展关系。例如现在的健身舞、健身操很受中老年人的喜爱，我们的文化礼堂就可作出引导，请老师对健身音乐进行有效的编排，充分利用我们传统的音乐、诗词的资源，健身动作可融入我们传统的秧歌舞和太极健身的动作，使村民更容易接受。农村文化礼堂可以把外来文化的冲击变成一件好事，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为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输送营养。我们永康的传统文化项目“九狮图”就是在农村文化站和永康市文化馆的引导培植下，从民间的三狮到五狮改进到七狮，从七狮改进到九狮逐渐发展起来的，从农村娱乐到城市展示，从受北京之邀到参加法国文化节，一步一步走向了国际。“九狮图”成为了永康市知名的传统文化品牌，随着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不断完善，将会有更多的传统文化项目被培植起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分享我们灿烂的传统文化。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有利于传统文化的品牌建设，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相互交流，有利于提高本地传统文化的知名度。

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是传统文化传承的需要，新农村的建设和繁荣，必须坚守传统文化的文脉，农村文化礼堂将是传统文化传承的基地，它的建设定能让我们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绽放异彩。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4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以人为本；人文思维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以人文本

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早在西周时期，中国的典籍里就有“人为万物之最灵最贵者”这样一种思想。所谓最灵就是最有灵性的，最贵就是最重要的，万物中间哪一个东西最重要呢，就是人。所以在《尚书》中，就有这样的说法，“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1]，天地是万物之母，而人则是万物之灵。

不仅如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还被认为是直接参与到天地的变化中间去的。如果没有人参与的话，那么这个天地的万物也是无序的。所以天地跟人� 而且在天地人这三者中间，人是最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的。

人生下来就会有欲望，因此就要去追求，如果追求不到，就会发生争斗，一旦发生争斗这个社会就混乱了。所以君主们，为了避免社会的混乱，就不得不制定礼仪，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然后根据每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和对社会的需求来分配给他一定的物质，这样就使欲与物之间的这种需求和供给达到一种平衡。但是礼对人欲必然是一个约束，它必须靠制度和习俗来维护，如果人人都没有尊重伦理礼仪的自觉，那么这个群体肯定是不会稳定的。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把人的道德情操的自我提升和超越放在了首位，注重人的伦理精神的养成，而这一点正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精华之所在。对照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文一词的解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人文这个词，从现在能够查到的资料看，最初出现在《周易》里。《周易》的贲卦里是这样说的：“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后来很多的思想家和学者都对这句话做了解释。比如三国时候的王弼解释说“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文也。”再比如唐代的孔颖达的解释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很显然从他们的解释可以看出，人文就是不要以武力，而要以一种文明的办法，以诗书礼乐来教化人民，由此建立起一个人伦有序的文明社会，这就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两个十分显著的特点。一个特点是，高扬君权，重视师教而淡化神教：另一个特点是高扬明道正谊，强调人的道德的自我提升和完善。

概括的讲，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实际上包含了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这样一种现代的理性精神。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蕴含了天人合一思想

在中国的礼仪文化里，确实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思想，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合一，还是人与天命的合一中，都时时体现出一种人占主导地位的态度。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在天人合一的观念中，处处体现者中国传统文化里人文精神的精髓。

天人合一的思想起源于中国原始文化中的　自然崇拜或者说天地崇拜，就是以天地为生物之本这样一种思想。同时，它又与中国原始文化中的祖先崇拜相关联。所以天人合一中间的“天”，其实是自然之天和天命之天结合在一起的意思。后来人们又认为这个自然之天和天命之天都是密切相连的，因此就有了天人合一的概念。

在古代文化里，人跟自然之天的合一，它的中心就是顺自然。所谓顺自然不是顺自然界，而是顺从一切事物的本然状态，顺从它的本性。这一点在道家的思想中，表现得最明显。道家思想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强调顺其自然。比如说《老子》里面就有一句话，叫做“辅助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意思就是只能辅助万物的本性去发展，而不能随意去改变它。也就是“循里而举事”、“推自然之势”。其实儒家同样是非常强调因循自然的。对此孟子有段非常深刻的论述。他说“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2]。由此可见，无论道家还是儒家，都告诉我们天人合一的核心是要顺自然，顺万物的自然本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天人合一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人跟天命之天的合一，它的核心就是“疾敬德。"意思就是说要把提高自己的德行放在最重要的位子。因为古

可见，在中国的礼仪文化中，无论是人与自然之天的合一，还是人与天命之天的合一，都时时体现出一种人占主导地位的态度。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充满了人文思维方式

前两个方面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部来谈人文精神的，同时，这种人文精神还体现在人文的思维方式上。人文的思维方式跟科学的思维方式有很大不同，它们出发点上就不一样的，科学思维是从静态出发的，或者是从具体的物出发的，而中国的人文思维，则是从人出发的，或者是从人事出发的，是被动的。

科学的思维方法适用于实验室，在实验室里面，我们可以规定好一定的环境，比如恒温、恒湿，然后我们可以反方的去做实验。一次，二次……而人事的活动却不同，历史是从来不会重复的，只可能有相似之处。它一直是在变动之中向前推进的，而且绝对无法把它隔绝开来，不可能像在实验室里面一样有一个固定的工作环境，你很难防止任何偶然的因素参与进来。所以动态的思维方式和静态的思维方式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对于静态的，我们可以把它孤立起来，排除各种干扰，孤立的去看待这个问题；而在动态中我们不可能把它孤立起来，就必须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环境中加以考察。

人文的思维方式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就是说它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中的，可能现在是这个样子，突然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因此我们就要马上改变自己应对的方式。

中国文化的人文思维方式是一种强调个性的思维，因为它是动态的、整体的、联系的、随机的、综合的。我们知道科学的思维方式追求的是一种普遍适用性，只有普遍有效才是科学。可是人文是考察、人文的思维方式，会更多地注意个性、个性化的东西。这是我们在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时，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因为一种文化的思维方式，可以说决定了这种文化的发展方向。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文化，从某种角度来讲，现代西方的人文主义，或者人本主义正是吸收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发展起来的。众所周知，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高扬人本主义去冲破中世纪神本文化的牢笼，然而诚如当时那些主要思想家所言，他们倡导的人本主义，从中国儒、道哲学的人文精神中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鼓舞。而当今东西方思想家注目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恐怕主要是想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的人文精神来提升人的精神生活、道德境界，以抵御由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而带来的拜金主义和拜物教，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人类的自我失落和精神空虚。我想，这大概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为什么还值得人们在今日来认真研究一翻的理由吧！[3]

参考文献

[1]《孟子·泰誓上》

[2]《孟子·离娄下》

[3]楼宇烈。　中国的品格。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

孟季娟，女，（19769-），吉林省农安市人，吉林工商学院思政部　讲师，　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传统文化

李金宝，男，（1972-），黑龙江省明水县人，吉林工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研究

姜海涛：新疆博乐阿拉山口边境会谈会晤站翻译

传统文化论文 5

传统文化包含丰富的内容，不仅有儒家文化，还有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这些文化经过继承和发展，形成具有自身鲜明特征的文化，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而环境艺术设计是一项系统复杂、综合性很强的工作，包括环境与设施规划、造型设计、材料选择、使用功能与审美功能等等，其设计手法多种多样，通过设计工作，能够为人们现代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设计也不同程度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设计理念、设计艺术特征、设计水平等方面。(一)创新环境艺术设计理念。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作，集中了环境、空间于一体。在设计中，要综合考虑传统文化因素，结合时展特征和要求，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促进设计水平提高。有效传承优秀文化因素，设计中融入现代设计理念，传承优秀文化。开展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时，首先结合当地自然地理环境，做好景观设计、风格设计、材料选购等工作，然后结合传统文化因素，增强设计现代气息，实现设计工作的创新，促进设计水平提高。(二)增强人文环境艺术特征。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不仅要注重功能方面的因素，满足人们使用要求，还要注重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需要，为人们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通过合理利用传统文化因素，能够增强人文环境艺术特征，为人们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氛围。传统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设计水平提高，增强人文气息，提高环境文化氛围，为人们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三)提升环境艺术设计水平。设计过程中通过合理利用传统文化因素，并�

二、传统文化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具体运用

传统文化满足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需要，在设计中有着广泛的运用，渗透到设计工作的各个领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用形。传统文化对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图形有着重要影响。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是将传统图形直接运用到设计工作中。在设计过程中，通过将传统文化元素重新依附在一个新的载体上，为其重新设计视觉环境，发挥原图信息。通过这种直接使用，并结合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工作需要，对其进行设计创新，同时考虑周围环境、设计工艺、产品材质等内容。对这些因素进行合理组合，满足设计工作需要，展示其独特的设计韵味。例如，上海经贸大厦设计中，其结构独特，让人感到亲切，设计过程中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其造型受到唐代大雁塔的启发，因其独特的造型不仅使整座建筑显得美观，还为人们生活与工作设计出舒适的环境，得到人们的一致好评。(二)用意。在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和室内装潢中，人们习惯运用含蓄的手法传情表意，不仅注重外观设计工作，还注重通过外观设计来表达思想感情。因此，从建筑的外部形态设计到室内外空间布局，都注重考虑审美和功能要求，选择恰当的文化图案和陈设，注重引入传统文化元素，从而让这些环境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过程中，这种方法叫做隐喻。也就是在设计过程中，注重通过合理运用环境构成元素，来表达环境本体以外的内涵、意蕴和价值，从而体现设计者的设计思想。(三)形神并举。在设计过程中，需要运用现代审美观念去审视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合理融入设计过程中。同时还要在充分理解传统文化基础之上，感受其外形特征，并深刻领悟设计所表达的意蕴，让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入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并推动设计工作的创新发展。在中国传统环境艺术设计过程中，都十分注重对线条的运用，线条具有长度、宽度、方向、厚重感，还注重通过线条表现出速度和力量。其 例如，在苏州博物馆设计过程中，十分注重对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同时也在设计中注入现代设计理念和审美观念。从外形结构来看，苏州博物馆具有现代气息，而其内部组合包含传统文化元素，富有传统文化情调。例如，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结构设计是利用石板做成山水组合，不仅外形漂亮，还充满人文气息，赢得人们的一致好评，也为人们营造出舒适的环境。

三、促进传统文化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运用的策略

(一)环境艺术设计中注重吸收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对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具有重要影响，设计中不能忽视其重要作用，应该结合设计工作的需要，将传统文化元素恰当地融入设计工作中。我国传统文化内涵丰富，集中了儒家、道家、佛家等内容，对环境艺术设计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在设计过程中，要考虑传统文化的内涵，结合人们的审美观念、审美特点，吸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将其合理有效地运用到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工作中，从而促进设计水平提高。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具有浓厚民族精神、深邃意境的作品，更好满足人们需要，提高人们审美情趣。(二)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并推动设计创新。注重环境艺术设计的创新，传统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设计中运用需要� 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一方面要接受传统文化知识，另一方面要合理吸收和利用传统文化，促进设计工作不断优化与发展。环境艺术设计既要有传统文化特点，又要充满时代气息，在对传统文化进行继承的前提下，推动设计工作创新，促进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工作不断发展与进步。

四、结语

综上所述，传统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精髓，它对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今后在设计过程中，需要认识到这种重要影响，并根据具体工作需要，采取相应的策略，使传统文化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得到更好的运用，推动设计工作的创新与发展，促进设计水平提高。

传统文化论文 6

（一）运用传统文化中的漫画来丰富教学内容

漫画浅显易懂，也是学生感兴趣和喜欢的素材。漫画以社会各种事态为素材，与时事联系密切，通过夸张的寓意，讽刺、批判某些人和事。政治课堂中巧用漫画，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突破难点。

（二）引入传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来激发学生的共鸣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经久传扬的当属文学作品，众多的优秀文学作品，其思想性、艺术性完美统一。其中不乏与思想政治课知识点相结合的作品。在政治课堂上，要充分发挥文学作品的优势，有针对性地引入文学作品，营造课堂氛围，弘扬民族精神。例如，在学习“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时，教师适时地引入学生十分熟悉的梁启超的名作《少年中国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在学生朗朗的吟诵中，整个课堂气氛达到高潮，实现心灵的撞击，同时激发起学生对国家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

（三）运用传统文化中的名言名句

在政治课教学中，引用名言名句，发挥它的释疑解惑功能，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如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讲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用“劈柴不照纹，累死劈柴人”说明规律是客观的，发挥主观能动性，要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基础；用“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分析整体与部分，系统与要素的关系；用“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说明发展的实质和普遍性；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来分析正确价值观和价值观的实现等道理。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适当地运用一些传统文化，使某些深奥的理论简单化，使教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学生不仅记住了这些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真正掌握了所揭示的政治观点，大大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果。

二、政治课在运用传统文化资源时，要注意几个问题

（一）引用的传统文化资源要注意精选

所谓精选，是指注意选择适合初中学生年龄段、思维发展的素材。初中阶段的学生是处于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他们更习惯于那些形象、具体的知识作为解决问题的参照，所以我们在选材时，引用的资源能恰如其分地说明和揭示教材中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并富有启发性和教育性。这就要求教师在备课和授课过程中，不仅要准确把握教材基本原理的内涵和外延，而且必须使所引用的传统文化资源的内涵和外延与教材保持一致，否则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

（二）引用传统文化资源要注意适时

我们都清楚，现在教学要求我们要在教材的基础上对知识进行合理的扩展和延伸，来深化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和知识面的扩展。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可以融入传统文化，盲目地添加，一方面会增加课堂的内容，影响教学任务的完成，另一方面也可能引起学生的误解，导致在知识理解上出现问题。所以我们要在引用时注意时机。适时引用，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适时引用，可帮助学生突破重点难点，促成学生思维发展，培养学生独特的创造性思维；适时引用，抓住教育的最佳时机，可收到教育的最佳效果。

（三）引用传统文化资源要注意适度，防止喧宾夺主

中华文化论文 7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崛起都是通过文化道路的和平崛起，今天中国和平崛起的道路，必然也

是中华文化实现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华文化复兴不是复兴，是振兴，是创新，是突破。

改革开放30多年的今天，中国模式已� 但是，中国模式还主要是一种经济模式。如何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又广泛融合世界文化之精髓，向世界展示它的文化力量和文化价值、文化模式，这是中华文化在现代性的转型中面临的一个文化政治哲学问题。

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的最终标志是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被接受，以至被向往。目前，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出现了一种双重性，当我们对外国人讲自己的时候，我们讲孔子、讲儒家，当我们对自己讲的时候，我们讲马克思，这就是外国人发现的中国文化上的两重性。所以要把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结合起来，寻找到我们文化未来的前途和出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和中国的土地、山川结合，所以认真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题中之义。解决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中国才有出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可以实现。

文化的纽带是这个民族共同的价值观。那么我们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到底怎么样提炼？目前之所以叫作“核心价值体系”，是因为在这个体系当中包含着四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共同理想，一部分是道德，一部分是价值，一部分是时代精神，把这四个内容放在一起，要凝练一个简洁易行的核心东西的确是十分困难的。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北京推出了“北京精神”，上海随之也有自己的表述，据了解，全国已有部分省市自治区有了自己的表述。有人就提出，当我们31个省市自治区都有各自的表述时，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在哪里？共同的价值观实际就被割裂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就不再有共同的理念了。没有共识的社会必将是四分五裂的社会。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积累的很多社会矛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价值观认同上，全民没有达成共识。党的十八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底怎么样提炼民族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可以借鉴世界的经验。当法国倡导自由、平等、博爱时，你会发现它是从制度中提炼的。当美国把民主、人权作为核心价值观时，你也可以发现，它也是从制度中提炼的。所以只有从制度中提炼出来的东西，才是具有恒久性和共同性。道德也好，时代精神也好，共同理想也好，这些东西都是为制度服务的，所以提炼一个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应该从制度中寻找。

传统文化论文 8

一些小学语文教师本来有阅读优秀书刊的愿望，但苦于没有同伴。他们怕被校领导批评不务正业，也怕同行讥讽为不知天高地厚，忧心忡忡。我们不妨联系几个志趣相投的同行，组成或紧密或松散的学习小组，大家在一起制订学习计划，一起交流学习方法和心得。或许，领导不仅不会阻挠你的阅读，还会赞扬你；同事不仅不会讥讽你不合时宜，还会暗暗羡慕你。阅读小组人数可在4~6人，人数多少可考虑方便性、相似性、补偿性等因素。这样，志趣相投、心理相容、智能互补等良好阅读群体的心理原则可落实：教师个体内在的“群体感”“亲和感”“友谊感”等，能在阅读交流中得到较好体现。还能做到彼此倾听、共同讨论、相互借鉴吸收，达到利用集体的力量实现小组成员的智、情、意等方面的共同发展、提高，更重要的是通过小组学习，可以激发大家的阅读兴趣，遇到问题大家可以交流探讨。

二、挖掘整理具有地域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地域辽阔，很多地方都是产生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我们可以深入民间，去挖掘和整理个人所在地的优秀文化，既可以当作传统文化教育的乡土教材，同时也对弘扬地方优秀文化做出了贡献。我所在的西北小镇甘肃省武山县滩歌镇，就有丰富的人文资源。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搜集了红军长征经过滩歌镇的故事，讲给学生们听，学生的兴趣十分浓厚。我曾经去距离小镇十余公里的圈子阂，抄录了宋代摩崖石刻，讲给学生听，学生同样很感兴趣，对滩歌有这样厚重的历史感到惊喜。

三、读写结合，撰写中华传统文化的文章

在阅读过程中，文本与生活之间实现着多种视界的融通，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各自的认识偏见得以克服，产生新的视界；随着阅读的深入，往往会产生更加深邃的、新颖的、富有启发性和创造性的思维火花。但是这种思维常常只是混乱、粗疏、零碎而飘忽的，还不能算是阅读者自己的东西，必须经过自己的重新筛选、组织。这时，就需要我们由动脑到动手，开始书写自己的阅读心得了。写作是阅读的进一步深化，“用自己的语言叙述过──那种知识、思想方可算是你的了”。现实生活中，许多知识渊博、内涵丰富的人士无不是阅读和创作的典范，他们养成的不动笔墨不看书的习惯，成就了他们的非凡人生。许多小学同行都有一个顾虑，认为读读文章还可以，写文章哪是我们这些基层老师能做得了的。写文章是学者、作家才能做的。其实我们只要认真阅读了，就会有自己的感悟，然后不妨用笔写出来。这不仅有利于自己所学知识的巩固，而且能使自己的知识得到升华，使自己的思维得到扩展。

四、与名师交流学习心得，激发自己的学习动力

现在许多小学教师都有上网的条件，我们何不利用网络与名师进行交流，向他们请教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的方法？或许，名师们会给我们指点迷� 我知道甘肃省酒泉市的一个小学副校长，就与首都北京的几个小学名师有深度交流。这位叫李晓蓉的副校长不仅是远近闻名的教学能手，而且已经出版了自己的专著。事实证明，与名师交流，向名师学习，可以较快地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修养。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9

关键词：传统文化 教育 爱国主义 思想建设 校园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2-0050-02

传统文化是相对于现代文化而言的，是人类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并传递下来的文化。所谓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史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积累和流传下来，并且至今仍在影响当代文化‘活’的中国古代文化。它既以有关物化的经典文献、文化物品等客体形式存在和延续，又广泛地以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性格特征、审美趣味、知识结构、行为规范、风尚习俗等主体形式存在和延续。”历史悠久、灿烂辉煌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与振奋民族精神的力量。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历经了时代变迁、人间沧桑，在与时俱进、兼容并包容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和演变，成为了我们的民族瑰宝。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代大学生渐渐的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美德、传统文化价值等缺乏足够的认识，并且受到全球化经济和文化的冲击，尤其是受美国等发达国家价值观念的影响，使得大学生对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从而必须在大学生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提升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还可以丰富大学生的知识储备，有利于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创新。

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而深远持久的，将传统文化运用在大学生的教育中来，对于校园文化建设、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传统文化包含着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情操、礼仪制度等诸多内容，可以利用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几乎是每个人从接受教育以来就被灌输的思想，可以说每个人都对爱国有着与生俱来的认知。“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爱国主义具体表现为一种国家民族危难时深沉的忧患意识，一种以中华民族的兴盛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一种为中华民族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崇高奉献精神，一种作为中华儿女所具有的民族气节与民族自尊”。 但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与战争、民族存亡、革命这些词汇渐行渐远的当代大学生逐渐淡化了爱国主义的重要意义。爱国不仅是民族存亡时刻的献身报国，更是民族安定时期的奋发向上、繁荣建设。

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爱国主义传统资源。从春秋战国时期道家老子提出的“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到三国时期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从北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到清朝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奉献精神，爱国主义贯穿着我们民族发展的始终。在当代社会，这样的事例也不胜枚举：为了祖国建设毅然放弃外国优越条件回国的詹天佑、华罗庚、为祖国强大而默默工作的两弹元勋邓稼先、为解决祖国人民温饱而劳作的水稻之父袁隆平。 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的优秀品格，也是人们忠诚、热爱和报效祖国的一种集情感、思想和意志行为于一体的社会意识。大学生是祖国建设的中坚力量，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将爱国主义渗透在大学生教育中的方方面面，才能让他们更好的将感性的爱国情感转化为理性的爱国行动，通过努力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思想道德建设

英国的文学奖获得者莎士比亚曾说“生命短促，只有美德能将它留传到辽远的后世”，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也曾说“支配和统治一切的，在君主政府中是法律的力量，在专制政府中是永远高举着的君主的铁拳，但是在一个人民的国家中还要有一种推动的枢纽，这就是美德”。可见思想道德建设无论是从个人还是社会的角度来说都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受封建社会儒家主流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的完善，如：关于明志的“志存高远”、“有志者事竟成”，关于持节的“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出淤泥而不染”，关于自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关于仁厚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关于诚信的“失信不立”、“一诺千金”等等，可以说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涵盖了道德品质的方方面面。

我国开展了诸多的道德建设活动，如“道德模范”评选、“道德讲堂”巡讲、“感动中国”人物评选等，都旨在提高国民素质。高等教育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必将把道德建设作为重要的内容。“正确引导大学生接触、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扩展他们的知识面、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提升审美情趣、增强民族文化尊严都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培养学生人文素质，应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就是将优秀传统文化成果传授给学生，使其内化为相对稳定的气质、修养和人格”。

三、方法论教育

大学是树立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时期，与之相对，也是培养一个人方法论的重要时期。我国自古就有“授人鱼不如授人渔”的说法，这点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体现。例如《论语》中就提到了很多的学习和做人的方法：“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是说学习要温故而知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是说要注意点滴的积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则是指无论学者身份高低，都会积极的请教不懂得问题，体现了一种认真踏实的学习态度。这样的论述在古代文学著作中不胜枚举，特别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代表作“四书五经”，以详实的姿态记载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活跃时期的各方面的史实资料及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学思想，在社会规范、人际交流，社会文化等方面仍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另一方面，方法论教育也不单单是指教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更是传授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中国传统文化能在历史的长河中与时俱进、历久弥新，正是因为它能不断的顺应时代，融合具有先进意义的外来文化。同志1994年1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别指出：“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我们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要认真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善于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发展自己。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段话涉及到一系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方法论原则。在大学生中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时不仅要重视文化知识的传授，而且应特别重视方法论的指导；要教给大学生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更要教给学生正确地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

四、高校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文化象征，是在社会历史大背景下� 校园文化建设不仅能展示学校的办学宗旨、理念，也是维系学校团体的重要力量，影响着学校师生价值观的形成、工作思想、群体意识和行为的规范，可以说，一个学校质量的好坏与这个学校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综观世界一流大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活跃的校园文化和深邃的人文底蕴。我们在构建世界一流大学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时，也绝不能忽视这一点。因为办学特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学校办学过程中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结晶，是一种创造。大学校园应当是现代化的气息与厚重的历史人文精神的统一。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积淀，一经与现代文明、现代意识有机结合，就焕发出勃勃生机。”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标志，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建设校园文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的首要任务，树立新观念，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相结合，强调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结合，努力营造适合学生发展的良好校园氛围。

参考文献

[1]顾冠华 中国传统文化论略 扬州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9

[2]李宗桂等 中华民族精神概论广东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

[3]迟成勇 吴锦旗 论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8

中华文化论文 10

关键词：孙中山；中华传统文化；继承；创新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om61-1487-（2016）11-0039-04

要理解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思想，不能不探讨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历来的研究过多地注重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肯定与继承，不同程度上忽视了孙中山在继承创新上的独特性。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地转化与推陈出新，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甚至教训。

一、如何看待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偏爱”？

孙中山谈起中华文化来，充满了民族自豪，有时有自夸之嫌，甚至不惜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投以微辞。衣食住行，乃平常之事，孙中山以为中华之衣食住行，优越于世界各国。先就衣着来说，中国人的丝绸，远胜于他国，最受外国人推崇。中国人的饮食，喝清茶，吃淡饭，辅之以菜蔬、豆腐，有利于健康养生，合乎科学卫生；中国人的鱼翅、燕窝之� ”[1]250就连中国的房屋，在孙中山眼中也最合乎自然之理，中国人的吊桥也是极新的工程：“他们从前没有看见中国的吊桥，以为这是外国先发明的，及看见了中国的吊桥，便把这种发明归功到中国。”[2]188中国的科技发明更让他感觉到自豪：“外国现在最重要的东西，都是中国从前发明的。比如指南针，在今日航海业最发达的世界，几乎一时一刻都不能不用他。推究这种指南针的来源，还是中国人几千年以前发明的。”[2]188中国的工程建设技术和规模在古代举世无双：“中国最有名之陆地工程者，万里长城也。东起辽沈，西迄临洮，陵山越谷五千余里，工程之大，古无其� 运河南起杭州，贯江苏、山东、直隶三省，经长江、大河、白河而至通州，长三千余里，为世界第一长之运河，成南北交通之要道，其利于国计民生，有不可胜量也。”[2]188由此可见，孙中山谈起中华文化来，如数家珍，热爱之情溢于言表。孙中山对中华文化充满了“偏爱”。

孙中山的民族文化自豪感是骨子里的。孙中山的谈话讲演，中国传统的名言警句往往脱口而出，诸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使民以时”；“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等等。他的著作中，引用中华传统思想之处，比比皆是。其“天下为公”的题词就不下数十百次之多。这些文化传统，渗透在他的思想性格之中。

何以如此？为什么孙中山对中华文化如此“偏爱”？我们知道，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每一民族其实对自己的文化都有一种家园感，自然会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比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更为“偏爱”，有时甚至“护短”。有时过度地热爱本民族的文化，确是一种正常现象。这是人们生活中一种朴素的民族情感表达，本来无可厚非。不过，孙中山诉诸文字的并不是表达他的朴素感情，而是以此作为革命理论的重要背景。

仔细来看，孙中山的这一反应并非孤立现象，它是近代以来的革命志士常有的文化态度。且不说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就是生长于西洋的怪人辜鸿铭，竟将“蓄长辫”、“不洗澡”、“裹小脚”之类的落后现象视为所谓的“国粹”，其复古主义耸人听闻。许多人一笑了之，似乎这纯粹是一个笑话。如此极端，如此背谬，难道辜鸿铭在胡言乱语？但他竟然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见识过中西方的文化和生活，并非遗老遗少。这似乎很难解释。同样，孙中山从小接受英语教育，用英语接受中国的四书五经，为什么对中华传统文化偏爱至此？其实，与此相反的主张同样也很偏激，这就是陈序经等人的“全盘西化”主张。在当时的社会看来，这些人完全崇拜西洋，认为西方的月亮也比中国的亮，这虽是嘲讽，但也多少反映了当时一些人的极端心态。更让中华民族蒙羞的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状态，在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过程中，洋奴、买办、汉奸、叛徒之多，在世界各民族中极为罕见。这难道真如许多人所说，如此败类，全出于中华民族的劣根性？这显然是荒唐之言。遗老遗少与洋奴假洋鬼子，一则极端复古，一则全盘西化，复古主义与主义，似乎冰炭难容。但是，这两种极端倾向，却有一共同之处：这就是它们都走了极端，都对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偏激的反应。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是近代中国史上的常见事实。

深入理解这一独特现象，需要将其置入中国近、现代史的语境之中进行深入剖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落后，被动挨打，这对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形成了极大的打击。如果我们能正视近代史，正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与掠夺，就能理解这一文化现象。在强大的西方列强面前，古老的中华文明被摧毁得支离破碎，中华民族的信仰，受到蹂躏，中华文化所受打击之深之重，前所未有。主张“全盘西化”，一方面表明要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了民族自信心的不足；主张复古主义，也体现出其自信心的恐慌。早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口号中，就透露了这一民族文化自信不足的心理。试想：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的洋枪洋炮彻底征服之后，其自信心受到何等打击？这种失败，与其说是军事上的，不如说是心理上的；与其说是政治危机，不如说是精神危机。民族危亡的阴云，笼罩着近代以来的中国人，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之命运何在？这些问题甚至成了中国政府高层思考的主要问题。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有着悠久的民族传统，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民族� 但是，背负着失败危机的中国人，其救亡图存中的心态不是表现为自卑就是表现为自负，岂不是太正常了吗？中华民族受到的屈辱和打击如此之大，已深深地影响到中国人对中华文化的信念。换句话说，文化上的偏激和片面，是中华文化遭受危机而使自信心受到极大打击的过激反应。

在这一背景下理解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偏爱”，是有意义的。不同民族的衣食住行本来就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正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热爱是无可厚非的。当然，孙中山在这种时代大潮中并不是非常偏激，与“全盘西化”论者与复古主义者相比，他倒显得客观多了。孙中山从小接受英语教育，甚至用英语学习“四书”“五经”，但也同时培养了他热爱中华文化特别是中国历史的兴趣，用孙中山的话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新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尔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流览。”[3]48西学中学，进化论与四书五经，在他的教育中并行而不偏废。他的文化性格无疑是深深地扎在中华文化之中，他对中华文化有着自觉的崇拜和自信。非常有趣的是，辜鸿铭生长于异域的英语环境中，却成为一名中华文化的复古主义典型和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这也许是时代风气使然，当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华人愤而反击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孙中山虽受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但却能折衷于中西文化之间，使中西文化相互为用，左右逢源，既不会像辜鸿铭那样，将蓄长辫、不洗澡、裹小脚之类视为“国宝”，也不会像许多人那样自叹中国文化“万事不如人”。孙中山的身上体现着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豪感。

孙中山的历史任务是清楚的，在建立一个民主共和而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一重任下，任何思想在他的体系中都是可以结合的，而且这种结合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尽管这种融合充满着冲突，但是，这种融合式的冲突却是有意义的，它让孙中山的思想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如何看待孙中山对中华文化的创新？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开启者。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特别是三民主义，根本上是西方的，但却无处不透出中华文化的影子。借鉴中华传统文化以阐述民主理论，是孙中山思想的重要特征。

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受到西方思想的根本影响，他的三民主义思想，是以西方政治为基本模式设计的。孙中山本人从小接受英语文化的教育，游历欧美各国多年，对西方的民主政治及自由主义思想有着深刻的了解。不过，与西化论者不同的是，孙中山的民主理论，处处联系着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西方民主思想的“中国化”。

孙中山将民主革命的思想传统远溯至汤武革命。他说： “革命者乃圣人之事业也。孔子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其证也。”[3]441他还将黄老之学、《列子》所说的华胥之国，视为无政府主义，他甚至认为共产主义在外国只有言论，在中国的洪秀全时代便实行过了；民主共和也是“古已有之”，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可见，他将革命的正义性追溯至中国历史上的汤武革命。在他看来，《大学》中所说的“三纲领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一个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1]247他认为，欧美国家的进步自不必说，但其新文化则未必如我中华；中国有一个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外国的大政治家未曾见到。孙中山这种从中国古代的修齐治平传统到现代民主的跳跃，这中间显然缺乏必要的过渡。

孙中山将三民主义与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联系起来。他认为，《礼记》中的“大同”思想与他的民权、民生主义思想是基本一致的，因而经常赋予它们三民主义的新解释。他说：“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又说：“尧舜的政治……实际是在行民权。”因此， 不过当时只是见之于言论，没有行于事实”。孙中山所肯定的“天下为公”思想充其量是民本思想，从民本思想到现代民主，这只能是一种比附。

孙中山甚至能将他提出的五权宪法思想接到中华文化传统之上。行政、司法、立法的三权分立与制衡模式，是西方民主社会通行的权威体制。孙中山结合中华文化传统，进行了创造性改造，提出中国式的五权宪法。五权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监察权、考试权。后两权是孙中山借用中华传统对三权的丰富。孙中山说，监察、考试两权，为中国历史所独有。他进而认为：“至弹劾权，在历史上能弹劾皇帝……此制度实世界所未有，故中国实为世界进化最早之第一国……中国虽乞丐之子，凭考试取功名，实平等已极。此外人深以为然，奈何我国人不自知耶！” 我们知道，“三权分立”的本义在限制权力，以防腐败。孙中山加之以考试权、监察权，纯粹是出于制度运行的考虑。至于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政府监察，与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很难找到渊源关系。

孙中山重视道德的作用。在他看来，中国传统道德文明远比外国人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犹存，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的民族。他认为：“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1]249孙中山反对排斥中国传统道德的偏向，他说：“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1]243孙中山注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传统道德。他说：“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1]244至于仁爱，即古代所谓“爱民如子”、“仁民爱物”之说。他说，与他国相比，中国人更讲信义。孙中山指出：“惟中国数千年来，即知和� 人人均抱有此种思想，故数千年来之中国，纯向和平以进行。”[4]318总之，“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1]247可见，孙中山对传统的“偏爱”，到了非常的程度。他甚至用仁、智、勇这儒家的“三达德”来阐发现代军人精神。在他看来，军人明是非、明利害、识时势、知彼此者，谓之智；舍身救世，舍财救人，舍生救国者谓之仁；有主义、有目的、有知识者谓之勇。孙中山的解释虽然是现代的，但其思路有古代思想的特点。

民主革命是现代的事业，但孙中山仍能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找到渊源。这种对中华文化传统的依赖，近乎“恋旧”――他视中国古代文化为革命之源，认为一切现代的东西，不是来源于中国古代，就是“古已有之”。其实，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根本的不同，二者的相似，主要是一种“家族相似”，而且这种“相似”，许多还是来源于语言表述上的。就当代的研究成果而言，孙中山对传统的传承，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实用的；与其说是继承，不如说是“托古创新”。然而，孙中山的现代民主理念是清晰的，他在基本理论问题上并未让传统束缚住他的视角和思路，倒是更多地让传统为其理念增添上中国特色，使其理论更加“中国化”。但是，勿庸讳言，孙中山借用传统解释他的民主思想，与其说是继承创新，不如说是比附，这种痕迹还是非常明显的。借用更多的传统文化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与中国传统因素的联系。这多少体现了他思想中的保守主义成分。

三、如何看待孙中山对中华文化的态度？

孙中山是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和开创者，他批判了“三纲”“五常”以及忠孝信义道德中的落后内涵，而且能推陈出新，强调民主与民生，表现出鲜明的现代精神。可以肯定地说，孙中山已“摒弃了‘中体西用’的模式”，[5]而且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知难行易等学说，紧扣时代脉搏，“成为当时思想家中最成熟的现代化建设理论”，[6]398是创造性转化中华传统文化的先行者。

孙中山热爱传统但却并非保守主义者。他接受西方的系统教育，也酷爱中华文化，要“复三代之规”，“步泰西之法”，有着开放的文化创造胸怀和“拿来主义”精神。孙中山解释其“民族主义”时指出：“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世界主义实藏在民族主义之内。”[1]210正像蔡元培曾评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所说：“既谋本民族的独立，又谋各民族的平等，是为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折中。”[7]488融合中西文化而立足现实，孙中山的文化态度是开放的。

当然，孙中山对中华传统的“偏爱”，甚至到了“古已有之”的夸张程度。但客观来看，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并不准确，也缺乏自觉的历史意识。他将革命的渊源上溯至汤武革命，太过迂远，难免牵强附会；他理解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类，也只看到其正面价值；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往往围绕着政治革命的目的，带有很大的实用性，缺乏理性的、系统的、深层次的剖析。”[8]574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局限。

实际上，文化的复兴是分层次的。文化历来有雅俗的不同。就文化的实际传播来看，民间的文化传播其实更为广泛和深入，甚至在雅文化传统出现断裂的情况下，小传统仍然能够继承流传。不过，民间的文化传承难免出现对文化的“误读”，最容易结合现实的需要进行随意的解释与取舍，从而形成一种亚文化传统。在此意义上说，孙中山对传统文化的解读是超历史的，他抛开一种思想文化产生和演变的具体语境，更多地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理解和解释。这种忽视时间差异的“误读”，多少有些“穿越”的成分。

孙中山的文化态度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传统文化的不断传承，有来自知识分子的“正读”，也有大众的“误读”。无论是“正读”还是“误读”，二者根本上其实是相通的，二者皆立足现实进行阐释，很少会刻舟求剑，胶柱鼓瑟，除非个别的极端者要么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无知，要么是出于非正常的心理而刻意为之。因此，当对传统进行取舍时，他们早已在现实生活中对传统不断进行着过滤和筛选。另外，批评者不同，标准各异，但不同方面相互批评，既是一种言论自由，也是一种相互修正，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真理愈辩愈明而逐渐趋同。在此意义上说，这种传承、创新，类似于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既当代人对古代文化的继承，表面上是用相同的字句，但并非取其历史上的特殊意义，而是选取其抽象的意义，即历史与现实交汇的意义。因此，孙中山从其革命的需要出发，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限制性选择。他明确认识到：“孔孟所言有合于公理者，有不合于公理者。”他根据“公理”进行取舍，吸取了传统因素，实现了革命理论的创新，特别是他的三民主义思想，对现代的中国革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事实证明，孙中山思想中的中华传统文化因素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它对孙中山的思想创新及其革命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是值得总结的。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M].中华书局，2006.

[2]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M].中华书局，2006.

[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M].中华书局，2006.

[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M].中华书局，2006.

[5]张岂之。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1）.

[6]张丽珠。中国哲学史三十讲[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7]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5卷）[M].中华书局，1988.

传统文化论文 11

（一）传统媒体的接触情况不同，但影响仍然强大

在各种媒介中，电视的作用最为突出，已深深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中。电视成为最受村民欢迎的媒介，在调查问卷中，82.3%的村民把“看电视”当作休闲活动的首选。在我们调查和访谈的这些村民家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电视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茶余饭后，人们会聚集在电视机前边聊天边看电视。通过电视，村民们知道国内外发生的大事，收看最近最火爆的电视剧和娱乐节目。而报纸这一传统媒体则成为村民们接触最少的媒介，只有13.4%的村民选择报纸作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少数民族村落购买报纸的渠道并不多；另一方面因为村民整体的受教育水平较低，阅读报纸较为吃力。而听广播的村民则更少，只有5.3%的村民会收听广播，且大多数是老年人群体。

（二）互联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在畲民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中盛行

互联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介在中国的发展速度十分迅速。在中国农村，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的网络普及率越来越高。在调查的成人中，手机的拥有率为71%，网络的拥有率为24%，虽然手机的拥有率较高，但在成人中，人们更多用手机来打电话。手机作为一种新兴媒体的功能在闽东畲民中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用手机上网的成年人较少，占调查的总成人数的11.5%，年龄在25岁至35岁之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畲族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落后，他们手中的手机的价格相对比较低廉，手机的功能也相对简单。智能手机的拥有量并不多，另一方面是由于用手机上网，产生的流量还要另外计费，这就给畲民造成一定的经济负担。而且操作智能手机还需要一定的知识水平和技能，而畲族的成年中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操作智能手机对他们来说还具有一定的难度。这些都是手机在闽东畲村还更多是一种通讯工具的原因。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一个现象，虽然智能手机、互联网络在畲民中的普及率还不高，但是在青少年群体中却广受欢迎。在我们调查的青少年中，初中生48名，高中生20名，总共68名中学生。在这些人中，拥有手机的占58%，拥有电脑的占51%，用手机上网的人占31%，73%的人上网是为了获取信息，60%的人上网是为了娱乐需求。智能手机、互联网络在青少年群体中盛行一方面是因为青少年群体热衷于追求新生事物；另一方面是因为畲村的家长重视下一代的培养，只要是孩子学习和生活的必需品都尽量满足孩子的需求。

二、现代传媒与闽东畲族乡村传统文化的变革

（一）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

畲族自称“山哈”，“山哈”是指山里客人的意思，这说明畲族居住的地方大都为山区。山区交通落后，信息闭塞，正因如此畲家村寨大都比较落后，包括经济上和思想观念方面的落后。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它们成了畲族人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大众传媒所传递的信息大都包含着它所处的那个社会最先进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当这些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向落后地区传播时，必会对这一地区产生重大的影响。几十年以来，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闽东畲族人民的思想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次的闽东畲族媒介调查中，51%的被调查者认为，现代传媒对畲族的“民族文化、道德观念”产生的影响最大，52.3%的村民选择因为“接触媒介而改变思想价值观念”。“尊重科学、反对愚昧”、“帮助他人、快乐自己”等当今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88.7%的村民表示赞同。畲民中的那种“自给自足、 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仅需要现代化的经济结构，还需要现代化的价值观念，而在推动人们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方面，现代传媒具有重要的作用。在闽东畲族村民思想观念的变化过程中，大众传媒所传递的现代化的信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媒体所提供的信息环境是一种“拟态环境”，而村民在接触媒介时是身心放松的状态，这时对媒介符号的解读就会缺乏理性，而把“拟态环境”当成了真实的环境，把媒介当成了权威的意识形态工具，所以在他们接触媒介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接受了媒介的意识形态灌输计划，从而改变自身的价值观念。“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正以这样一种非强制性的方式改变着村民尤其是年轻人的价值观念、生存方式和人生关怀，不断地为村落中的‘越轨’行为构建话语优势和新的合法性。

（二）民族艺术与民族习俗的变化

千百年来，畲族人民在辛苦的生产实践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畲歌、畲服、畲拳、畲族工艺美术等组成了畲族特有的文化。畲族的生产习俗、节日庆典、婚恋习俗等都组成了畲族特有的民族习俗。这些民族习俗发挥着规范社会、维护民族传统道德的作用。然而随着现代传播媒介无孔不入的渗透，畲族的民间艺术和民族习俗也在逐步发生变化。在此次的闽东畲族媒介调查中，55.6%的村民认为“本民族的民间艺术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对于变化的原因，46.5%的村民认为是由于“受到大众传媒中现代流行艺术的影响”。以畲族民歌为例，畲族民歌产生于集体劳动的传统的乡土社会，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时代，唱畲歌成为山哈人民娱乐休闲活动的重要方式。而如今，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会唱畲歌的畲民已经是少之又少了。在笔者与村民的交流中得知，很多村民认为“畲歌太难听，太难学了”。村里大多数人都要忙于生计，也没有太多时间来学习畲歌。所以，在一个村子里会唱畲歌的人数很少，且大都以年纪较大者为主。各种媒体，如广播、电视、电脑、手机等随处可见的流行音乐，已深深影响了畲族的年轻一代。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于本民族歌而言知之甚少，可是对于流行音乐则是信手拈来，边干活边哼着流行音乐的情况随处可见。采访中年轻人认为“流行音乐好听、时尚，容易唱”，而且获取这些音乐的渠道也很多，“想唱什么歌，只要在手机中下载，即可搞定。”在现代传媒的影响之下，传统的民族习俗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75.4%的民众认为“节日习俗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变化的主要体现是“节日习俗的程序简化了、内容减少了、时间短了、内涵发生了变化”。79.6%的民众认为“婚恋习俗发生了较多的变化”，主要体现是“婚恋自由”，“内婚制被打破，畲汉通婚更加频繁”，“畲族传统的婚嫁礼仪形式逐渐简化”。

（三）民族服饰与民族语言的变迁

服饰，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传统的民族服装、传统民族服饰是区分汉族与少数民族外观上的标志。畲族的服装也颇具特色，沈作乾在其调查中这样描述“：男子布衣短揭……色尚蓝……妇女的衣服多系青色也有少数用蓝色的。”可见，畲族在服饰上以黑、蓝为主调，显得凝重深沉、庄严朴实。畲族服饰特色主要体现在妇女装扮上，被称为“凤凰装”。然而，随着社会发展与民族进步，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也在逐渐发生变化，甚至消失不见。如今，除了在隆重的节日和庆典，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已很少能够看到畲民们穿着本民族的服装。在被调查的畲民中，有52%的村民认为受到大众传媒中流行服饰文化的影响，本民族的服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笔者走访的畲族村庄来看，除了一些年纪较长者平时会穿畲族服装外，年轻一代大多不愿穿着本民族服饰，认为民族服饰“不流行”、“不方便穿着”。很多年轻人会模仿电视里人物的打扮，一身时尚的行头，丝毫不亚于城市里年轻人的装扮。与传统的民族服装逐渐消失相对应的是民族语言也面临着消失的危机。语言是区分“我族”与“他族”的文化特质之一。畲语是畲族特有的语言，是畲族母语逐渐融入了新居地的汉语方言而形成的。随着现代传媒的渗透、外出打工和求学人数的增多，畲语的消失就更加自然。在此次被调查的畲民中，在畲族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的闽东，使用畲语的人数约为29%，71%的被调查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这反映了在畲族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的闽东，畲语的使用情况不容乐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外出打工、外出求学、畲汉通婚等原因之外，现代传媒的影响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畲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就没有专门用畲语写作的报纸。就电视频道来看没有专门用畲语的频道，畲族人民只能收看用普通话的电视节目。畲族人民使用的手机上的文字也都是汉字。可以说，闽东畲族每日接收到大量的信息都是用汉字或普通话传递的。再加上外出打工、求学等因素的影响，畲民们弃畲语而用汉语的情况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三、现代传媒对闽东畲族乡村传统文化的重建

现代传媒所传递的信息都是当今社会最新的变动情况，包含着当代社会最新的物质成果、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在现代传媒的包围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化，不断地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和侵蚀，少数民族文化发展面临一定的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文化土崩瓦解。“我们现在生活在现代社会制度扩张的‘后传统社会’中，传统和现代将同时存在于这个社会，而现代性在消解传统的同时又在不断重构传统”。现代性在冲击传统的同时也为传统的保留提供了一定的机遇。传统民族文化在遭遇现代传媒带来冲击的同时，也迎来了发展的新的空间、新的机遇。在调查中笔者发现，闽东畲族的传统文化正依托现代传媒获得发展和延续。

（一）畲族歌舞的发展

畲族人民能歌善舞，畲族歌舞曾是畲族人民重要的休闲娱乐方式。以交友、祭祀、节庆等为内容的畲族歌舞在大众传媒发达之前，它的流行范围只是在畲族内部，知晓它的人群也大都是畲族群众。如今，通过现代媒体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畲族歌舞的繁荣。成立于1988年的宁德市畲族歌舞团是专业的文艺表演团体。宁德市畲族歌舞团成立之后，参加了各种市、省乃至全国的各种赛事，并获得众多奖项，大大提高了畲族歌舞的知名度。同时，宁德市畲族歌舞团还创办了自己的网站，在这个网站上，有畲族歌舞团演出的照片和视频。而在由政府或个人创办的有关闽东畲族的网站上也有众多的关于畲族歌舞的文字介绍、图片、视频。现代的传播技术为传统的少数民族乡土文化提供了新的传播和继承形式。通过报纸、电视、互联网络等媒体图文并茂的信息传播，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畲族歌舞、了解闽东畲族文化。现代传媒使闽东畲族歌舞由面对面的人际传播转变为受众面广大的大众传播，扩大了文化的传播范围。

（二）民俗节日的复兴

闽东畲家具有丰富的节日文化传统，如会亲节、牛歇节、祭祖节、乌饭节等。传统的民俗节日，具有绚丽的文化特色。通过现代传媒的传播，畲族的节俗文化传播范围更加广泛，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大大促进了闽东畲族旅游业的发展。例如，从2012年开始的“三月三”畲族文化节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吸引了海内外众多嘉宾游客到此参与。在“三月三”畲族文化节上还有畲族歌舞、畲族历史、畲族小吃、畲族银器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个项目的展示，可以说是热闹非凡。每次盛大的节日活动都伴随着大量的媒介报道，宁德当地的报纸、电视、网络媒体都对此做大量的报道。而这些报道内容又会被外地的媒体转载，进一步扩大它的传播范围。通过现代传媒的报道，提高了闽东畲族传统民俗节日的名气和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增加了人们对闽东畲族文化的了解。

（三）民间工艺繁荣

闽东畲族民间工艺不仅丰富，而且历史悠久。畲族刺绣、编织、剪纸、银饰等都是具有畲族特色的民间传统工艺。畲族民间工艺美术源于畲族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需要，具有自作、自用、自娱的性质。通过民间工艺可以很好地了解闽东畲族的社会发展历史和传统文化。而在文化被机械化复制的现代社会必然对传统的民间工艺造成巨大的冲击。传统在遭遇现代性冲击的同时也迎来了发展的机遇。伴随着现代传媒的发达和少数民族旅游的开展，闽东畲族的民间工艺正迎来新的繁荣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畲族的银器制作，2011年，福安畲族银器制作工艺的代表——“珍华堂”，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4年，福安“珍华堂”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是宁德市首个畲族文化产业的驰名商标。畲族服饰、刺绣、编织、银饰等民间工艺品成为游客争相购买的工艺品，成为闽东畲族的标志性物品。现代传媒的宣传报道，加强了外界对闽东畲族的熟悉和了解程度，促进了当地民族旅游业的发展。民间工艺借助这一契机，也获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

四、结语

闽东畲族乡村传统文化对于维护畲族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文化传播的媒介化日益显现，现代传媒不断地植入和渗透少数民族乡村社会，闽东畲族乡村的现代性日益凸显，畲族乡村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不断地变革与重建，形成有机的传承与发展。

传统文化论文 12

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精选25篇】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家文化结合的必要性研究

在阐明和分析二者关系的基础上，学者们针对其结合的必要性分别从历史的、现实的、发展的角度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

(一)从历史的角度看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传统文化的结合：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近代史是一部遭受侵略的屈辱历史，经过对“中、西、马”三种理论的应用对比选择，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实践证明被中国人民所接受的。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具有的强烈的批判精神与革命热情适应了中国变革图强的需要。三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传统文化具备开放性和兼容性的特性，这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环境。

(二)从现实社会治理角度看必然性

现代中国出现了诸如文化迷茫、信仰多元化、价值取向混乱等问题，同时现代西方社会也暴露出了理念与价值观存在着片面性、单向度性和“平面化”等弊病。针对这些问题必须在精神文化上进行新的构建，儒家传统文化则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案。如郭建宁认为儒学在维护社会良知、弘扬人文等精神方面，在遏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盛行方面，在缓解三大紧张关系方面，都能展现出其他学说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必然性

西方普世价值观等主流文化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构成了严峻的挑战［10］。对此我们要有文化自觉与文化安全意识，要着力弘扬和培育自己的民族精神，对儒家传统文化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多元开放的心态，对儒家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共建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三、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传统文化的契合点和不同点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传统文化有诸多相似、相容、相通之处，但这绝不意味着二者完全一致，而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

(一)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传统文化的契合点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需要内在的文化基因，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为此提供了很好的文化土壤和思想资源。张岱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似之处主要有七个方面，即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历史观中的唯物论因素、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和大同的社会理想。”［11］二者的契合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辩证法和唯物论等方面具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二是重视实践的作用。马克思� 中国古代的实践观念主要表现在对知行观及其关系的认识理解上。三是关注人。马克思主义重视人、突出人的主体价值和主体作用的精神，儒家学说视人为万物的中心。四是社会理想方面。大同世界是儒家传统文化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实现共产主义，它们都是社会民众的一种共同的理想追求。二者的契合处体现在高度理性的社会精神生活追求，实践至上的社会价值理念，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态度，人性层面的东西文化的互补。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传统文化的不同之处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时代精神和阶级利益上存在巨大的差别，体现着不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发挥着不同的价值导向作用，在性质上具有明显的相异性［12］。牟钟鉴则认为二者的相异性表现在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源头不同，肩负的社会目标和历史任务不同，实践的方式方法与在中国现代社会变革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不同［13］。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家传统文化的结合原则和途径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家传统文化的结合原则

目前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处理上还存在一些争执。在两者的融合过程中，要把握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明确大的方向。“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14］“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应立足于当代中国和现实世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并在实践基础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5］但是一些新儒家学者则提出“立儒教为国教，主张将儒学道统写入宪法，把儒学当作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企图以此对抗和取代现代中国的核心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16］。这些主张明显是与国家现代化建设背道而驰的，是不符合中国现实发展情况的，我们须加以警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家传统文化的结合途径

在二者结合途径的规划上，“直接拿� 并要从学理上对二者的理论框架及内容进行系统分析，把握好三个主旨：推进儒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培育开放兼容性的世界眼光［17］。要认真解读经典，注重传承传统的载体，对儒家优秀传统的现代转化，将儒家的优秀传统提炼出来，根据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挖掘出儒家传统中有价值的因素［18］。因此，推进二者的有机结合，既要立足中国实际情况又要面向世界，树立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宽阔视野，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

传统文化论文 13

“文化工业”（CultureIndustry），是法兰克福学派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媒的一个核心概念。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一文中回忆道：1937年，他和霍克海默在《启蒙时期辩证法》的草稿中，用的是“大众文化”（massculture）概念。“我们之所以用‘文化工业’取代‘大众文化’，是为了一开始就排除与它的鼓吹者相一致的那种解释：这里有点像从大众本身自发产生的文化问题，即现代大众艺术形式的问题。文化工业必定和后者有别。”③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具有两个突出的特征：（1）标准化。文化工业的标准化的结果，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被类型化，劳动大 （2）麻醉性。文化工业以娱乐的快感和享受满足大众的虚假需要，把在现实中不幸的人引向虚幻的美好世界中去，麻醉了大众的思考和反抗的神经。“文化工业是从上到下强加给大众，表面上看，把大众款待得仿佛专为他们量身制作，实际上是在灌输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标准化了的形式和情感。”④

在考察美国发达的传播产业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文化工业”（CultureIndustry），是一个批判性的概念。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大本营移回欧洲以后，这一概念的使用有一个逐渐被本土化（欧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一直伴随着欧洲传播产业的逐渐发达和私有化。而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工业”也逐渐消解了它的批判性本质，并逐渐进入欧洲各国政府的文化政策。80年代，欧洲委员会使用“内涵工业”一词来概括文化产业的本质特性。1997年，英国工党新政府上台后，随即举起文化产业的旗帜，英国文化传媒和体育部将其称为“创意产业”。在法国，虽然依然使用“文化工业”（CultureIndustry），随着法兰克福学派在欧洲影响的式微，其批判性已逐渐被人淡忘了。而在亚洲，目前的日本，文化产业被�

我们知道，上个世纪晚期，我国就有了“文化产业”（CultureIndustry）的说法。虽然一度出现过对与其相关的一些表述如“传媒产业”、“媒介产业化”等概念的质疑与争论（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但如今，“文化产业”已是众口铄金，� “文化工业”（CultureIndustry）概念随着批判学派的著作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时，并没有引起知识界的重视；到了90年代，它又是在对宣传体制和相应的意识形态的抗争中进入中国主流知识界的语境并被很快被消解、生成为为“文化产业”（CultureIndustry）的，顺应了当时的新闻改革和传媒市场化进程。“文化工业”进入中国，它的批判性被中国的语境收编了。到了本世纪初，“文化工业”的批判性随着“文化产业”的大发展而又显现出必要性来。因为，现实给了我们当头棒喝。而在“于丹现象”中，在电视中快餐式地解读经典的系列节目（《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等），不就是一种“文化工业”的标准化生产吗！?“于丹现象”中的“沙发土豆”，不就是标准化生产的“文化工业”中的被麻醉了的受众吗！?虽然“文化工业”概念产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但当下的中国，正处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实践着市场经济，传媒经受着市场化的改革，文化经历着市场化的转型，传媒的生产、文化的生产，其规模与方式，与上世纪中期前的美国的文化生产相比，“‘工业’化”的程度毫不逊色。在当下的中国，文化正在而且日益迅猛地“工业”着。不只是电视，还包括报纸、广播、网络等各类媒体，都在寻求着、实践着一种“文化‘工业’化”的模式，快乐的主题主打着传媒的生产与消费，娱乐风行，类型化的娱乐不断克隆。受众日益为这样的“文化工业”笼罩住了。

1964年，马尔库塞出版了一本很快引起轰动的著作——《单向度的人》。他认为，大众媒介“传播着必要的价值标准，它们提供了效率、意志、人格、愿望和冒险等方面的完整的训练”，⑤但却消灭了思想的丰富性和人的多样性，“单向度思想是由政策的制订者及其新闻信息的提供者系统地推进的。”⑥资本主义社会造就的人只有一个面向，没有第二个向度，即只有肯定、认同和顺从现状的面向，而没有否定、批判、超越现状和追求更美好生活的面向。

然而，当我们把视野落回到当下的中国受众时，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人也已经“单向度”了。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改革、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在文化产品和传媒产品的接受中，一部分受众终于完成了“单向度”的转型——更愿意在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喧嚣中不需要思考地接受文化产品，而这种接受，是在一种“我在‘文化着’”的心态中进行的。这一种“我在‘文化着’”的心态，在最近的“国学热”的涌动中，体现为对文化经典的碎片式的解读与接受。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工业”笼罩中的“单向度”受众，其文化接受行为呈现为一种懵然的行为。

二、“偏好式解读”中的“生产性”受众：快乐的接受行为

斯图亚特·霍尔在《电视话语中的编码/解码》（简称《编码/解码》）中提出了著名的“霍尔模式”。他认为，受众在解读电视文本时有三种假设的解码立场：（1）主导/霸权立场(dominant-hegemonicposition)，即解码者认同编码者的权威，采取与编码者完全一致的立场。（2）协商立场(negotiatedposition)，即观众既承认支配意识形态的权威，又强调自身的利益，采取的是既不完全同意，也不完全否定的立场。（3）反对立场(oppositionalposition)，即解码者采取与支配意识形态相对抗的立场。相对应的，受众有三种对文本的解读方式：第一种是偏好式解读(preferredreading)，那些接受主导意识形态的观众，他们使用主导意识形态的符码进行解读。在这种方式中，观众直接从文本中获取传播者想要传播的意义，即根据编码的规则来解码讯息。第二种解读方式是协商式解读(negotiatedreading)，即原则上接受主导意识形态的解释，但同时也觉得这一解释不能完全符合自身的社会经验，于是协商，最后得出一种既部分接受主导意识形态的解释，又部分满足自己需要的解释。第三种则是对抗式解读(oppositionalreading)，因其社会情境与主导意识形态相悖，解码者并不以编码者的规则来解读，而是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霍尔模式”揭示出了意义不是传送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传播者制造的文本不过是接受者“生产”意义的原料而已。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行，传媒的市场化进程让“受众”变成了传媒相争取的对象，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受众。受众的主体意识觉醒了。拥有了“小我”意识的受众在单向传播面前便有了“协商式解读”，甚至有时有了“对抗式解读”。

我们可能始料不及的是：市场化改革导致了另一个副产品——价值观念多元化。但是，积淀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深深沉积在民族的灵魂中。即便是不识字，不读书，也俨然有儒家文化的浸染。哥伦比亚大学“丁龙汉学讲座”纪念的那位丁龙，就是一个目不识丁而集中国伦理道德于一身的中国劳工。⑦对于传统文化，中国人自有一种当然的亲近情节。在价值观多方面陷入一种迷茫式困顿时，传统的意识形态便悄然登堂入室。于是，国人通过传媒对传统经典的接受，竟然暗合了霍尔的第一种解码方式——偏好式解读。但此类“生产性”受众在对于丹系列《心得》的第一种解读中，解读出的意义与于丹如出一辙。于是，于丹对经典的解读，不红都不行了！正是这种契合，使受众的阅读与解码变得快乐起来。而这种快乐，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是多么地不可多得而又带有“文化着”的气息。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也许还得加上一个状语，我们“体面地”“娱乐至死”！

三、结语

于丹的走红是因时而致，因当下的受众接受心态和趣味而致。而当下的受众，既懵然而又快乐着。当然，这个说法，不是针对所有受众的，不针对那些对大众文化还保留着一份警惕的人。而快餐化的传统文化的风行，受众的懵然和快乐的接受行为是一个重要的动因。

注释

马克·波斯特编：《让·波德里亚文选》，转引自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6页。

霍尔提出的三种受众解码立场之一。参见樊昌志、王勇、唐晓玲编著：《传播学应用教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9页。

阿多诺：《文化工业的再思考》，转引自马丁·杰伊：《阿多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183页。

陆杨、著：《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51页。

马尔库塞著：《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68页。

马尔库塞著：《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闵良臣：《面对“于丹现象”》，《民主与科学》2007年第2期，第52页。

传统文化论文 14

1.1自身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消失、传承后继无人和文化遭到歪曲

农村传统文化是原生态的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是现代文化的魂，而其承载的主体是农民，随着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农村城镇化建设加快，农村呈现明显的“中空化”，农村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日益减少，据2013年6月统计，秭归县摸底普查民间艺人1418人，其中省级非遗传承人11名，市级65人，县级386人，这些人中55岁以上的占到近8成，老龄化严重，传承形势十分严峻。秭归县也对有的农村传统文化进行了一些保护，但由于忽略了传统文化产生的土壤和社会生产，传承的更多的是表面的做法，而缺少对其渊源、缘由、变化过程的理解，有形而无神，存在而无价值，这更体现出农村传统文化保护的紧迫感。

1.2一些传统文化被作为不良风气遭摒弃、批判

文化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它所有的只是反映当时的历史现状及诉求、不同人群的精神需求和状态。一段时期以来，农村传统文化被放到了城市现代文化甚至是现代文明的对立面，被看成迷信、落后、野蛮而加以改造，一些农村传统文化被作为不良风气遭到摒弃、批判。改造否定农村传统文化、文化西化是一个不争的现实，导致了农村传统文化与其根基断裂和文化认同的危机，不及时进行农村传统文化的发掘和保护，一些传统文化将成为历史。

1.3一些历史见证、老街旧巷、文化象征等被遗弃

在新农村建设、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为追求居民点村居整体效果而统一提供房屋构造图纸规范建筑，缺乏本土的传统建筑风格，使传统建筑文化遭到遗弃；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一些历史见证、文化遗迹遭到破坏或拆损；在旧城改造中，重开发、轻保护，对老街旧巷、文化象征肆意改扩建，制造假古董，假文物，愚弄游客；在文化打造中追求眼前利益，将一些民俗活动脱离原有的发生情境和空间，强行植入、拆解。凡此种种，致使一些文化遗产被毁坏，被歪曲，失去了原有的价值。

1.4一些传统工艺、加工技法因商品化而发生异化，失去了传统本色

一些传统工艺、加工技法是劳动人民在漫长的生产中提炼出来的精华，具有其独特的文化底蕴。消费者对传统工艺的的消费往往情有独钟，在利益的驱动下，生产者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替代传统的生产、制作工艺，甚至违背原义，使传统工艺发生异化、丧失本色，失去了个性；一些传统工艺品因商品迅速化而趋同化，产品粗制滥造，甚至假冒伪劣，最终失去了吸引力；传统工艺和加工技法因商品率低、缺乏现代气息、加工过程枯燥单调致后继无人。

2农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几点措施

2.1政府为农村传统文化保护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

政府引导，基层负责制订相应的农村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将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城乡规划，将传统文化保护费用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保障传统文化保护工作与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协调发展；安排相应的专项资金进行传统文化的发掘、保护和传承，加大传统文化的宣传和展示力度，对各级在传统文化方面有一定造诣、在保护传承传统文化上卓有成就的人员给予一定的补助，从而提高传承农村传统文化的热情与积极性，使抢救、保护、传承、弘扬传统文化成为社会各界和群众的共识。

2.2农村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要从基础抓起

培养立志于农村传统文化保护的工作者，可根据实际情况鼓励在中小学增设农村传统文化兴趣班，将传统艺术、传统工艺、传统体育等融入到课堂教学中，让传统文化在校园生根发芽，培养传统文化的接班人；充分发挥乡镇文体工作人员的作用，组建原生态艺术团、安排民俗风情聚会、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征集、整理，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农民展示，切不可为卖座而“标新立异”。

2.3要充分尊重和保护仅存的文化遗迹

对各地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习俗、传统艺术、传统建筑、传统工艺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保护和传承，确保有原汁原味的影像资料记录，地方文化产业机构必须从根本上重视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不能简单地以精华和糟粕进行扬弃，存在就有其合理性，

2.4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

传统文化论文 15

【摘要题】民国史研究

【关键词】军阀政治/传统文化/威权主义

【正文】

阀，根据《说文解字》解释，即阀阅，仕宦人家自序功状而树立在门外的柱子，在左曰阀，在右曰阅。也指自己的功绩仕履。义与攻伐的伐相通，当通作伐。（注：李恩江、贾玉民主编：《说文解字》，喀什维吾尔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109页。）可见军阀者，是以军之武力攻伐他人，而获得自身利益的主体。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军阀”一词最早载于《新唐书·郭虔瓘传》所记：“郭虔瓘，齐州历城人，开元初，录军阀，累迁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护、金山道副大总管。”（注：《新唐书》卷一三三。）遍观中国历史，社会总是在乱与治的交替中螺旋式上升发展，统一与割据互为因果。军阀政治既是统一的中央专制集权制度的对立面，又是它的派生物。（注：赵学聪著：《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形成及其影响》，载《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3期。）在政权更迭的过渡阶段，总会产生不同于传统政治力量的政权形式，即军阀政治。它一般是指，一个武装力量或武装力量集团掌握政权，用武力维持自己的统治的政治形式。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论述了军阀政治的特征，他认为：“军阀之为政，以刚强自喜，而结果也，必陷于优柔而自亡，外强中干，上刚而下柔，是其征也。”（注：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五册，第23卷，民国印本。）陈志让在其所撰写的《中国军阀派系诠释》一文中比较全面地提出了军阀的定义及其特征：“他们 他们那种自私自利不顾他人的心理往往是胜过他们对国家或王室的忠心。这是现代中国的军阀在历史上的特质。从逐渐衰退的儒家文化观点来看，军阀是无节操、无耻之徒，从不断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观点来看，他们是落伍的。因为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之中许多人的行为都是毫无操守可言，而且每每不合时宜，因而易被认为是军阀。”（注：陈志让著：《中国近代史论集》第五辑，载《中国军阀派系诠释》，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3-24页。）

综观这些论述，从传统文化核心内容的“忠”、“孝”角度来说，军阀的确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因为一个政权、一个王朝的覆灭，不是毁于下层人民的起义就是遭到军阀们的夺权而被逼让位。在这种儒家传统伦理思想根深蒂固的观念影响下，军阀政治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拥兵、割据和武治。但是仅仅从割据状态下的表面特征去分析军阀政治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够深刻的。

军阀产生——军阀混战——催生新政权，成为军阀政治登上历史舞台的一般顺序表，在这样一种顺序下所隐藏的因素并不只是军阀们自私自利和“不忠不孝”那么简单。应该说，军阀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本身就是伴随着中央专制集权而产生的，军阀政治是中央专制集权的派生物，二者属于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否则，在集权衰微之际，军阀们燃起遍地狼烟的现象就无法解释了。传统中央集权主义是一种权力分配模式，在模式下的分权规则就是单一的效忠体系，当中央权威不再时，军阀们便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以下将从探寻中国传统文化根源的角度，分析军阀政治的产生与发展，并揭示其迅速被统一所取代的发展必然性。

一、大一统专制的文化中心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源于中原文化，其密集型耕种农业极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尤其是黄河的泛滥客观上需要整个流域的合作治理，而诞生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传统文化在一开始就朝着大一统的方向演进。

在远古时代，为了保证本氏族在竞争中的生存地位，各氏族不得不扩展自己的地域、增加人口数量以保证在一处或一时生计困难时，不至于全部遭受灭顶之灾。当遭遇外来利益集团的威胁时，分散的部落就被组织起来，形成部落联盟以对抗外敌。自周以降，松散的诸侯国之间的联合已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北方游牧部族的入侵威胁最终导致秦王朝的统一。这些是形成大一统专制文化的客观因素。此外，中国位于东亚大陆，其西部是雄伟的青藏高原，北部则是不适合农耕劳作的荒漠和草原。这些地理条件的限制，导致了农耕文明在相对独立的空间里发展，兼并与反兼并，统一与反统一一直是发展的主线。中央集权成为保证国家机器运转，权力分配模式的最佳选择。

中国式的一元化权力结构要求政权与意识都归于一元，《墨子》中《尚同》篇这样论述归于一元的必要性：

子墨子言曰：“古言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其意思是说，如果没有一个政权统一的思想，人与人之间就会“离散不能相和合”。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就必须设立一个以一人为首脑的官僚体系，通过上下有序的大一统政权结构来治理国家。而上本身是代表绝对真理的，下层百姓除了服从中央权威以外别无选择，否则将会有灾难。

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菑(灾)犹未去也。今若天飘风苦雨，凑凑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

这里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功能讲得再清楚不过了，不过这种理想状态却难以实现。中央的政令只能通过官僚集团去实施，受管理的老百姓也就只能服从这些具体实施者们。大一统并没有带来管理的全面与直接，而是滋长了地方威权主义。

另一方面，在大一统模式下，各中央政权的取得和巩固缺乏合法性证明，其表现为政权合法性的根据是不能实证的，而且更多地来源于祥瑞等事件来对政权的合法性进行合法性评价。政权更迭被“阴阳五行说”解释成为相生相克，（注：周朝被认为是火德治天下，而秦则是以水德而克之。）但是这种解释一般经不起推敲。当新旧政权交替时，新政权总是以“天命所归”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夏商之世，统治者正是用“天用剿绝其命”、“恭行天之罚”（注：《尚书·甘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注：《尚书·汤誓》。）等“天意”� 西周建立以后，运用“天道”观念来论证其统治的合理性，利用神权观念来增强统治的效能。（注：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36页。）

在这样一种缺乏合法性证明的不稳定的政权体系下，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上下层之间必然出现人身依附关系，各种政治力量也基于此发展自己的派系力量。从个体角度来说，中央的力量并不能有效保护自身的安全与利益，当中央政权失去权威时，各种政治力量就必然依靠自身的实力来维系自己的地位。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构建政权体系必须建立在各种政治力量的拥护之上，这种上下之间的关系是十分脆弱和不稳定的。例如，东汉末年以镇压黄巾起义起家的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本为朝廷重臣的李世民、唐末藩镇镇守的安禄山；以及清末民初的大小军阀，他们无一不是靠人身依附关系发展自己的力量。从军阀内部的角度来说，效忠只是在军阀集团内部进行，而军人并不对中央集权的最高统治者效忠。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导致了特殊的权力结构。大一统的文化在造就统一的同时，也孕育着分裂割据的不稳定因素。

中国的农耕文明造就了有序的家庭协作和稳定的社会结构，它在一开始就走在了其他东亚文明的前列，社会结构在一种良好有序的状态下简单地循环发展，它将社会矛盾巧妙地在社会底层加以消融。

因此这种先进文明给这一区域中的居住者带来了优越的生活，也带来了一种天然的自我封闭情绪，不大愿意去用新的方式改造社会结构，也没有契机让外来文化取代本土文化。在这些极具韧性的文化根源的作用下，加上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上，中华文化圈向外辐射文明的特点，使它逐渐成为整个中原民族的文化中心主义。进而导致每个政治力量都把统一和强权专制作为终极目标，认为只有在大一统的状态下，才能有效地分配和使用权力，那些“大盗窃国”者不过是由单个的权力追求者转化而来。

鲁迅先生对这种民族性格做了深刻的阐述：“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自大’，都是‘合群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后，不能再见振技改进的原因。”（注：《青年杂志》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9页。）儒家理论在吸收了其他学派观点之后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理论观念，让社会的各个因素都能良好有序地运作，不愿意轻易去打破它，因循守旧的传统让自己无法容忍其他文化的冲击。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对中原的统治历来被视之为非正统，这就意味着非中原华夏正统的文化在国人看来都是外来的蛮夷文化，自然更没有理由去加以正确对待，并与之交流了。

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十分坚韧的特性，那就是不论统治阶层自己起源于何处，最终不得不被中国固有的传统所同化，用传统的方式去管理国家。

众所周知，中华文化圈是一个包含有多种文化因素的复杂综合体，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它的形成与发展就不难看出其在实质上具有强烈的排它性。北方的游牧文明与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始终难以融合，几千年的资源争夺导致文明冲突不断，但冲突的结果却无一例外地被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所同化，因为不论是谁来管理这个国家就必须采取诞生于农耕文明的儒家传统治国方式。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表明了在这个国家只能由某一个权力代表来统治，如同前面论述的道理一样，一旦这个权力代表无法行使其权威来有效地管理国家，那么军阀们就要粉墨登场了。他们不断地利用自己的实力巩固地盘，提高自己在军阀政治游戏中的竞争筹码，到了一定的时候必然发展到相互兼并，最终由一个新的强势群体来完成统一。这样一个割据到统一的循环就形成了，而在完成这个过程的同时又在酝酿下一个新的循环，发展到一定阶段又将出现统一走向割据的状态。

二、传统伦理道德观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伦理道德观，它在中国历史上从未间断，保持着两千多年的延续。儒家所提倡的纲常学说，其核心在于不同地位之间要保持绝对的不对等关系。子对父，妻对夫，臣对君，均要树立牢固的服从理念，中国人以家国天下为己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家庭为纽带的，从而使家长制管理模式从单个家庭扩展到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领域。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中国的家庭模式很容易产生专制主义。……有些学者指出，为了治理黄河，修建排水和灌溉系统，需要大量人力的协作，这也是中国产生集权政体的一个原因。（注：费正清著：《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33、34页。）国家有一个受之于“天命”的家长，其他人是这个大家庭中的成员，森严的等级制度保证家长的意志能够向下传达并加以实行，自皇帝以下的各级官僚有个颇为好听的名字——父母官，但是“父母”之意的真正内涵是下对上负责，百姓要像服从自己的家长一样绝对服从地方官员，而各级官员又绝对效忠于君主的统治，这就是“君父”一词的由来。但是高高在上的家长在拥有极大的主宰权的同时，对下不过是体恤下情，施舍一点“恩典”罢了。

严格的等级制度犹如家庭中父亲与子女的关系，不可擅自变更与破坏，更加谈不上背叛了，这样整个国家自上而下进行着良好有序的管理和运行。对上级命令的遵从表面上是依靠制度的约束，但究其根源则是源于对个人的敬畏和服从，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制度遭到破坏的时候，统治者还能拥有权威。

在等级制度下，传统道德中忠君关系的具体体现在上下级之间的服从上。一般认为，战国时代为官僚政治制度的产生时期。由军功逐渐取代世袭身份，政治体制也由贵族制向官僚制转化。皇权始终依托于当时最有势力的集团或阶层，总是依靠他们来进行统治，让他们担任宰相和高官。（注：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2页。）因此，官僚集团内部以及官僚和受管理的百姓之间是一种具体而直接的服从关系，而官僚与皇权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一个信念，一个传统的忠诚理念在维系，这种效忠关系是间接的和非具体的。向上尽忠的传统伦理规则远不如直接的上下级服从关系来得有效，在皇权强大时，中央的威慑足以保持国家的正常运转。同时应当注意到，这种伦理规则在政权建立和巩固阶段，主要依赖于对军事实力的巩固，依赖于军队对国家的效忠。问题在于，军队首先是效忠和服从长官，然后才是向国家效忠。军权成为掌握政权的柱石，成为各个政权力量依靠的对象，军事集团的首领也就

“军而成阀，总是成串成团，单独存在不能称阀，它上有源，下有根，上上下下自成系统。系统内下级要服从效忠上级”。（注：来新夏著：《关于军阀史研究》，载《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三)，第4页。）在古代军队中讲求“爱兵如子”的上下级关系，只有这样才可以“将士用命”发挥战斗力。近代军阀政治的鼻祖曾国藩就是深晓个中道理的人物。曾国藩在对士兵训练方面特别注重把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融合在一起，将军法与家规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用父子、兄弟、师生、友朋、同乡等亲谊关系掩饰、调剂以至弥补上下尊卑之间的关系，极大地减少了湘军内部将帅之间、士兵之间的摩擦和抵触情绪，使士兵或下级易于尊敬官长、服从官长、维护官长，为官长出生入死、卖命捐躯也在所不惜。（注：刘江船著：《论民初军阀割据的文化原因》，载《民国档案》1994年第3期。）由此可见，在传统文化模式下要获得军队的效忠，就必须用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去影响和束缚军队。同样的道理，一旦军阀成为了政权的掌握者，它也必然用这种传统的模式去构建政权体系。由军而成阀，进而主宰政局形成军阀政治就顺势而成了。

三、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存在

中国所处东亚大陆的气候条件适合农业文明的产生，以家庭协作为生产方式的小农经济成为在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形式的存在直接影响着社会结构和国家组成。

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各组织，对那些与土地相联系的村落组织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传统农业在组织经济活动时，一般以村或族为单位组成经济活动团体，这些团体逐渐发展成行会、行帮，这些组织主要是基于宗法血缘关系组成，如父子、夫妻、兄弟、师徒、乡邻等，其他组织在组成结构和管理模式上也大致 奉系军阀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军人，他起于草莽、啸聚狂徒，或称之为“东北王”，或称之为“枭雄”。想当年少年无赖，食不果腹，后来却统治整个东北，并曾一度把持北京中央政权。成功之道何在？善于钻营机巧，善于结拜笼络。在张做土匪时，与许多绿林兄弟结成患难之交，如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冯德至、孙大虎、汲金纯等。张正是在不断地结拜兄弟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势力得到充实。因为他们是结拜兄弟，所以在创业时是同生死共患难。及至后来办军事学校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如姜登选、韩春霖、杨宇霆、许兰州、郭松龄等，张对他们是私授以军政职权，使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对内、对外，张还用结秦晋之好、受义子等方式来缓和内外矛盾，招揽人才。（注：《论民初军阀割据的文化原因》，刘江船文。）一个严密的宗社集团建立起来了。

反过来，军事集团以宗法组织 这种天然的血缘关系导致皇权不过是一个遥远的利益主体，中央政权稳固时尚且如此，到了中央政权衰微之时就更加脆弱了。这些村落组织自然而然地成为军阀们财力与人力资源的重要来源，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军阀也利用了小农经济下的传统组织体系。

对于国家来说，好比是由许多小村庄组成的庞大村落，在一般状况下这些村庄可以“老死不相往来”，但到了单个村庄无法完成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就必须有国家来组织，例如：战争、洪水、干旱等。国家不需要这些老百姓平时自己组织成一个个的团体，相反是严格禁止这样做的，因为民间团体的存在必然会威胁到政权的巩固。“连伍制度”自商君相秦以来就成为巩固基层政权的有效政策，统治者们希望能最大化地使用农民的力量，同时又能有效防范农民的反抗。千百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正因为农民依附于这种脆弱的小农经济，这种局面一旦被破坏，同时国家又没有救济的功能，国家便无法有效控制基层农民，广大农民在失去生存基础之后唯一所能做的就是“铤而走险”了。他们加入军队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生存。齐锡生先生在考察了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状况之后分析，“无家可归的农民和城市失业工人，一般都乐于当兵，因为它不需要特殊的技术。愈来愈严重的人口——土地比率失调，农村耕作缺乏技术革命，贫乏的市场和极不健全的信用系统，以及运输工具的原始，都造成了有70％-80％人口居住在中国严重贫困的农业地区，大量的失业和半失业状况，遍及农村。农业中国的贫穷和社会萧条，使军队比其他职业对农民更有吸引力。”（注：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页。）

另一方面，在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闭式模式下，以家庭为单元的生产单位保持了它的稳定性，同时也不需要与社会其他阶层发生更多的关系。作为单个的农民来说，他只会服从家长的管理，上升到整个村落，则服从宗法制的管理。族长的权力是由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所赋予的，因此当社会动荡，安逸的田园生活被打破的时候，农民所畏惧和服从的只有能保证他们安全的强权了。军阀在形成割据政权的同时，往往又成为封建大地主，或者依赖封建大地主。这块土地上的农民自然成为了他们的经济来源和兵源，而农民为了生存下去，也不得不依靠这些地方强权，这就是产生威权主义的根源。

那么位于统治地位顶层的君主呢？状态也好不到哪里去。各代的政权将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天命”之上，那么这样一种理由同样可以为取而代之者使用。握有军事实力的军阀，设计设法证明自己也获“天命”，那么这种不可证实的“天命”就随着实力的扩充而变迁了。

事实上真正的政权基础是建立在那些中下层土地所有者的效忠之上，他们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可以根据自己向国家申报土地的多少来缴纳赋税，而国家最高统治者根本就无从具体知晓自己究竟掌握多少经济资源，因为在历史上全面丈量国家土地的活动从未真正彻底地进行过，那么中央对于地方的管辖能力就是十分有限的了。

再来看看这些中间阶层。他们需要将自己的意愿上升为国家意志，而这种企图又被“门第”、“出身”等等因素限制了，因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无法成为权力金字塔的顶层人士。隋唐以后一条新通道便逐渐成为社会上下沟通的主流途径，这便是惹得天下俊杰尽折腰的“科举取士”。这是一条中下层人士通向权力顶峰的艰辛之路，国家太平时期少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只有通过层层选拔出来的，受到儒家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熏陶的人才，才能胜任管理百姓的工作。他们来自于基层，和底层的各种社会力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仅仅是代表君主的管理者，更是国家和百姓之间的调和剂。此外，出于对地方利益的维护，士大夫乡绅阶层在国家的允许下建立私人武装。在中央权力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和威慑之时，这些地方武装在名义上是保卫中央政权，而实质上只是保障自身的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二分法在他们的脑海中既然是不存在的，而后者的明朗化又在军事化的局面下出现，于是造就了两种可能性：退守则为武装割据，进取则逐鹿中原，问鼎天下。

因此，对造成“天下大治”的局面的瓦解来说，地方乡绅势力的军事化与农民的军事化所扮演的角色是平行的。（注：[美]孙隆基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327页。）军权在农民起义的压力下不得不逐渐下移，地方势力因掌握军权而不断去中央化。清末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席卷长江、黄河流域，作为经制武装的八旗、绿营却一击而溃，清廷只得听任曾国藩等地方督抚各募勇营，湘军、淮军等地方性武装乘势而起。……就地筹饷，使兵权和饷权都掌握在带兵统帅手中，饷源的转变引起军权的转移，（注：久玉林著：《中国近代军阀政治探源》，载《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1期。）军队开始由地方供给和掌握。光绪年间担任兵部尚书的徐寿衡说：“我兵部惟知绿营兵数，若其勇营练军，各督抚自为之，吾兵部安得之。”康有为感叹道：“夫以兵部尚书而无知全国兵数，况于调遣训练乎？”（注：康有为：《康南海文集》，第4册。）

到了中央政权无法用财政税收和军事控制来保持国家稳定的时候，这些良好的秩序就被彻底打乱了。小农经济的特点导致各地方为维护自己区域的利益而各自为政，地方主义的分离倾向显现，通过科举考试达到权力顶层的努力变得没有任何意义。1905年清廷废除实行了几千年的科举制度，它彻底中断了这些中间阶层的传统仕途之路。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A·柯拜所说：“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极为重要，因为从此切断了传统教育同做官发迹之间的纽带，多少世纪以来人们正是依靠这一纽带才取得高官厚禄的，科举考试废除了，但是一时却没有新的现成的做官发迹的途径来填补这个空白。”（注：《他曾经是的亲信——郭汝瑰回忆录摘录》，载《人物》1987年第1期，第35页。）既然无法找到代表自身利益的中央权力的代表，那么这些中小地主阶层的利益就不得不靠自己来维护。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就是导致东汉末年豪强纷起、军阀林立的主要原因。“百姓流亡，盗贼并起”，（注：《后汉书·陈宠传子忠附传》。）这样一种混乱的局面使得中央政权无法继续对国家进行有效控制，不得不“诏令天下”由各地豪强地主自己组建军队镇压黄巾起义。曹操便是利用镇压起义的契机扩充自己的实力，如被其收至麾下的“收宗族宾客，家兵数百人”的任峻；“宗族、部曲三千余家……万三千口”的李典等。中小地主阶级采用割据自保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最终导致了东汉末年军阀政治的形成。

社会中下层组织与国家决策层之间的联系，还与治国方略有密切联系。“德主刑辅”是历代的主要国策，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主张用“教化”来消除，认为用刑罚的手段来解决纠纷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这显然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里最深刻的性格。在这种背景下，中间阶层将上层的意志传达给下层，在监督老百姓的同时他们也会让上层知道政策的执行情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上》)；“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这些儒家名言，也就是“民为国本”的思想其实就是中间阶层为巩固社会秩序而提醒上层统治者的。但是仅仅依靠上层统治阶级自身的约束只能是空想，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只会扩充中间阶层的势力。国家可以掌握的税收在不断减少，而投靠地方豪强以求自保的农民在不断增加。反过来，国家的赋税收入在逐年减少，土地兼并现象不能遏止。针对各种弊端进行的改革往往会遭到来自这些中间阶层的抵制，而如果不改革国家就无法维持运转。“由于当时人口过多，农民的人均耕地已大大低于从前。此外，相当多的农民托籍大户巨族而无需交纳赋税，因此其他农民的赋税负担就大大加重了。国库收入减少了，朝廷制度亦开始随之败坏。从公元前22年起各地便爆发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注：《中国：传统与变迁》，费正清书，第85页。）最终新的秩序在中央与地方的尖锐对立下，在旧有的秩序上重新构建。

总而言之，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权稳定时期和更迭时期，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封闭式生产模式始终占主导地位，相对独立的生产单元造成个体的分散，下层农民容易受到地方势力的左右。适应这种模式的生产关系导致了社会阶层的相对孤立和分化，这在客观上为军阀政治的产生提供了天然的滋生土壤。地方分离主义来源于宗法体制的相对独立性，威权主义思想使得法律成为维持社会正常秩序的工具，广大农民所关心的切身利益在社会动荡之际只能依靠地方势力的保护，他们提供的资源自然成为军阀们的战略资源。军阀政�

四、总结

传统文化论文 16

关键词：粱启超；民族主义；传统文化；回归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但研究者多困惑于其早期思想之激进与晚期思想之保守的矛盾。实际上，这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也与早期他以文化作为其民族主义的工具这一思想特征有关。

一、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倾向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由带有文化和种族主义色彩的传统民族主义，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

失败前的梁启超，在民族主义问题上表现出两个层面的追求：在理想层面上，他服膺于康有为的今文学派，以公羊三世说为理论核心构筑自己的历史观，以世界大同为自己的理想；在现实的层面上，由于亲身感受到帝国主义的实际威胁，他已经不能秉持原来的世界主义理想。1897年梁氏在《变法通义》中提出的“泛黄种主义”，表明他清楚地认识到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东方民族的侵略和压迫，同时也意识到了这种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已经超出了过去两百年来满汉之间的种族斗争。此时梁启超的思想仍然未脱出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所形成的华夷之辨的思维模式。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亲眼看到这个国家在近代民族主义的冲击下所产生的巨大潜力。在研究日本的历史与现状并与中国进行对比后，梁启超认为日本强于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民族知耻感和民众的爱国心。

进入20世纪后，梁启超到美国和加拿大，重点考察了两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状。在美国，他亲身体会到现代工业对帝国主义扩张的影响，从罗斯福巡行全国时所发表的“欲进吾美于强盛之域，为我子孙百年大计，舍帝国主义未由也”的讲演中，梁启超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殖民野心，指出这“足以使国人猛醒”。旅美期间，梁启超对在日本时就已经接触到的德国政治学家波伦哈特和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作了进一步研究，对加拿大实行的君主立宪制与美国实行的民主共和制进行了认真的对比。他认为，从中国的具体现状出发，实行加拿大的君主立宪制更为合适。

1903年12月11日，梁氏抵日本横滨。访美归来后，他“言论大变”，表明决不再言排满，决不再言种族革命。从此时及后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看，梁启超在民族问题上的运思理路应该说十分清楚：利用改良主义增加国家权力，进而实现民族主义的目标。经过对上层的改革和对下层的改造，不论是在文化层面上还是政治层面上，都避免使用激烈的手段，尽量以和平的方法达成秩序，使国家强大。这就标志着梁启超终于冲破了种族主义观念的束缚，确立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以反对帝国主义为目的的近代民族主义观念，成为一个清醒的民族主义者。

当梁启超从种族主义的观念转变为现代民族主义时，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应该摆脱传统的天下观念，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政治上拥有主权，地域上拥有国界，包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所有人民的真正民族国家。为此他做出了以下两点努力：

第一，破除天下观念，树立国家思想。

随着梁启超关于世界知识的不断丰富，“中国”的概念在他头脑中渐渐改变。他冷静地分析了中国人夸张地把中国看作世界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原因后指出，时代变化了，交通打开了，中国人在1840年以后所要面对的世界，决不是一个低等文化的世界，而是要比中国强大的西方国家。几乎就是在***战争之后，天下无敌的中国突然变得虚弱不堪。梁启超提醒民众，假如一味坚持中国文明就是世界上的全部文明的观念，就不可能理智地认识到自己国家的落后，就不可能意识到所面临的危机。他认为：“我国人爱国心久不发达，则世界主义为之梗也。”他急切地呼吁去除中国仍然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的蒙昧思想，认识到中国只不过是众多世界国家中的一个国家而已。人们应该认识到，天下观念之所以在哲学上濒临灭亡，是由于“中国”在政治上正在遭受灭顶之灾。

在近代世界民族竞争中，破除了传统天下观念的中国人应当如何去面对世界、面对西方呢？梁启超提出“以国家对国家”的方法：“今日欲求救中国别无它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国家而已。”为了使国人对建立近代民族国家有更深刻的认识，并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民族国家观念，梁启超批判了传统国家观的谬误，提出了新的“国家思想”。他指出，旧的国家观“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由此造成的弊端有二：其一是“不知有国也，故其视朝廷不以为国民之代表，而以为天帝之代表”，结果将忠君与爱国混为一谈。但是，国家与朝廷并不是一回事，如果朝廷能够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即“朝廷为国家之代表”时，爱国与忠于朝廷就是一回事。反之，如果朝廷背叛国家利益时，即“朝廷为国家蟊贼”之时，爱国与忠于朝廷就不能统一了。由此可见，忠君与爱国，是新旧国家观念的分水岭。

弊端之二是，因为国人不知有国，故国人“独善其身，乡党自好，畏国之为己累，而逃亡也”。梁启超认为，无近代国家思想的民众仅仅将自己停留在“部民”和“族民”的资格上。他说：

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

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

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

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

因此，一个国家要强盛，它的国民必须要有国家思想。为了使人民树立“国家至上”的观念，他在自己的国家学说中，将他所知道的西方学者的观点进行了改动。将“国家者由人人各求其安宁求其自由，相议和意而结成者”改成了当民族生存受到威胁的“危难之际”，需要人们“群策群力，捍城御侮”。作为一个中国人，一定要知道在自己一身之上，还有“更大更要存者”，也就是国家。身处这 梁启超将古代的“帝国主义”与现代的帝国主义进行了比较。他说，今日中国遇到的帝国主义与古代的帝国主义不同，昔日亚历山大、查里曼、拿破仑等，虽然也是“抱雄图，务远略”，欲“蹂躏大地，吞并诸国”，但那时是出自个人的野心。那时被侵略国“恃一二英雄”就可以与之匹敌。今天则不一样了，侵略者表现出的是“全民族的野心”。对付今天的帝国主义，必须依仗全民族的努力，因此“惟有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他呼吁铸造此等意义上的“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

对于“新民”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树立“国家思想”了。梁启超解释说：想归结为五点：

1孔教哲学为二元的……与希腊思想比较，则大相径庭……

2孔教哲学为人本主义的……所谓万事皆备于我，即此义也……最近哲学大家法人白葛孙(伯格森——引者注)曰：吾人之知识，自狭义观之，专为保护吾人身体之适应外境而已。此近世人本主义之根据。孔子之说，其精确虽远不及此，然孔子之精神，未尝不在此……

3孔教为实用主义的……乾毋斯(即詹姆斯——引者注)曰：真者，不过善之形式耳……《中庸》所述，无一语不足证此。中者，折中之谓，庸者，致用之意。孔子之教，一切以有用为宗旨……

4孔教哲学为进化的……《易经》一书，即论此进化之道也……

5孔教哲学为社会本位的。

现在看起来，《庸言》杂志的一班人对孔子思想所作的修改和调和，十分牵强，具有非常明显的功利目的。

在尊孔的前提下，梁启超等人认为，立国的基础就在于发扬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只有这样才是民族自救的根本途径。在梁启超看来，一个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其长期积淀的民族道德伦理教条。他说：

信条之为物，内发于心，而非可以假之于外……征引外铄之新说，以欲挽内陷之人心，即云补救，为力已微，而徒煽怀疑之焰，益增歧路之亡，甚非所以清本源而植基于不坏也。

由于人的信念是内在的，而非外铄，因此儒家的道德良知良能之说仍然适应于今天的社会。所以道德这个东西就无所谓新与旧：“德必有本，何新非旧；德贵时中，何旧非新。”

在这里，梁启超似乎是将传统道德伦理看作是一种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认为道德伦理是不可改变的。梁启超只是站在社会大众的水平上来理智地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像那些理想的自由主义的道德家只是在谈论应该如何的事情。梁启超非常实际地说：

要之，凡一个社会，必有其公认之道德信条，由先天的遗传，与后天的熏染，深入手人人之脑海而与之俱化。如是，然后分子与分子之间，连锁巩固，而社会之生命，得以永续，一旧信条失其效力，而别有一新信条与之代兴，则社会现象生一大变化焉。……若新信条涵养未熟广被未周，而旧信条先已破弃，则社会泯棼之象立见……在梁启超看来，以道德伦理信条为主要内容的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是靠着它才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存在当然要靠道德伦理教条的维系，就是发展也要以它的变动作为社会变化的中枢。当一种早已根深蒂固的伦理信条受到新的外来文化冲击的时候，它是完全有可能崩溃的。但是这应当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新的信条逐渐代替旧的信条的改良过程，而不应当是一场急风暴雨的革命。

梁启超列出三种道德伦理观念，作为中国社会赖以维系不堕的本源和支持社会得以前进的动力。这三种观念是“报恩”、“明分”和“虑后”。

所谓“报恩”，即是义务思想的来源。他说：“所谓伦常，所谓名教，皆本于是。”这种报恩的思想，是中国人以义务思想对抗西方文化中权利思想的重要一点。

“明分”则是社会秩序的很好的维系纽带。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是“一国中常有秩序的伦脊”。每个人都明确知道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并且安于自己的这个地位，这个社会才不会乱，才可以继续统治下去，才可以进行逐渐的改良。

“虑后”所考虑的是中国人的祖先崇拜等自己的宗教观念。梁启超解释说，“虑后”的观念是为了使“天道因果之义，深入人心”，也就是说，中国人没有西方文化中那种此岸和彼岸分割的宗教，只是靠以家庭为中心的祭祖与传宗接代来寻求永恒。因此有无后代的问题，如孔子所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生命延续的问题，而成了一个宗教性质的问题，它关系着人生的重大意义。既然成了宗教问题，具有宗教的意义，那当然就有宗教的惩恶扬善的作用。

以上这些内容，梁启超将其称之为“国性”，认为这是一个民族国家得以维系的根本。梁启超关于“国性”的说法，类似现代文化类型说所谓的“民族精神”的概念，是民族国家得以在世界上存在的根据。

于是就联系到梁启超等人所说的第三个问题，即中国文化的独特性问题。

在民国成立以后，梁启超虽然也表示赞成新诞生的共和制度，但是实际上他仍然倾向在中国实行“虚君共和”，或者是有一个靠着个人魅力与手腕进行统治的所谓“奇理斯玛”型的统治者来管理这个混乱的社会。这表明，梁启超仍然倾向于“开明专制”的原有模式。这种政治理想使他在文化问题上选择了保守主义的路线。而中国文化特殊论，就是这一路线的一种十分坚实的理论基础。

梁启超等人这种中国文化特殊论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首先，他 在他们看来，一般 由于经济状况的变化，打破了传统的封建制度，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与此相适应，个人主义与民权思想发展起来。因此“民权则不过是此经济革命之表面的旗帜而已”。但是他们认为，在经济政治的影响之外，一种文化思想的出现，还有着深厚的民族特性的基础。所以张东荪又说：“民权之思想，非近世之产物，乃日耳曼人种之根本思想；此思想发源于个人主义，盖个人主义，实日耳曼人种之特有物也。”在张东荪看来，经济发展，不能产生出与传统相违背的东西，而只能促进符合民族特性的事物和思想的发展。

因此，《庸言》杂志的一些人，认为民权思想在中国是不能实行的。这是因为中国根本不存在实行西方民权思想的社会经济条件。严复在《民约平议》一文中说：“今若取卢梭之说而施之神州，云以救封建之弊，则为既往；将以弭资本之患，则犹未来。”庄严复看来，中国当时正处于一个旧的政治经济制度已经崩溃，而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尚未建立的时代。如果此时将西方的民权共和制度强行搬到中国并加以实行的话，必然会落空。

其次，他们还认为，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与西方国家是不同的，不具有西方民族国家的封建制度的等级或阶级制度特征。他们认为：“自秦汉以降，已成布衣卿相之局，公辅之选，类皆起自平民。”在这些人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有自己的民主政治，而这是一种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政治形式，因此不论从“早已有之”的角度，还是从特殊的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实行西方的民主政治都是多余的。

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具体差别，《庸言》杂志一些人将其定义为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差别。张东荪认为，中国文化或者东方文化的特点，就是所谓“社会本位”的思想。他说，社会本位思想，为东方人种之特色，也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之真髓，这是他研究中国数年所发现的。张东荪认为，中国社会的特点，在古代哲学思想之中就已有体现。比如：“如孔子之教，得以一仁字包括之，仁者以字形论为二人，二人言中也，此即社会本位思想之中心。”

这种认为中国文化是“以社会为本位”的观点，与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化相对立，以此建立中国文化特殊论的观点，是现代哲学史、思想史上的早期中西文化比较的典型论点之一。这种看法在后来的新文化运动的论战中也曾大量出现。比如，持西化观点的人士、陈独秀等人也曾以此来描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立。但是梁启超等人与持全盘西化观点的人士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就是他们企图以此论证，中国文化是与西方文化根本不同的两种文化，而非像胡适等

梁启超在《庸言》杂志的首卷开篇，就是一篇题为《国性》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改变了他过去在提出“新民说”时提倡的，社会进步的关键在于一个民族所具有的健进的有活力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与传统的道德本体有着直接的关联，是儒家道德本体的直接体现。但是到了《庸言》杂志时代，梁启超的观点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再强调儒家传统道德实体的绝对价值，而以“国性”的概念将那种绝对的精神变成了一个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概念。

梁启超认为，一个国家就如同一个人一样，具有它自己的本质，也就是“性”。而一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就有赖于这个难以琢磨，但是又存在于历史和现在的一切事物之中的本质。梁启超的“国性”概念，大概有这样几种性质：

第一，与传统的一成不变的“天道”不同，“国性”是一个可以变化的概念。在梁启超那里，“国性”是一个具有适应性的概念。也就是说，“国性”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变化。与那些前朝遗老相区别，梁启超认为，即使是传统儒家的基本道德伦理规范，也应当超越过去数千年来被绝对化了的道德伦理教条，比如传统的“五伦”观念，而要与时代相合。例如梁启超在对传统的“忠恕”观念进行发挥时，采用了温和的自由主义的原则来处理这些伦理关系。强调在维系基本的秩序的前提下，提倡注意双方的道德要求而不是单方面的义务。第二，虽然“国性”是一个变化的概念，但是它只能是渐变，而非剧变。梁启超举例说，如同一个有机体可以改变其中的某些部分，但是如果将其大卸八块却一定会使其死亡。“如场师之艺术，虽剪弃枯枝败叶，而断不肯损其根干”。

第三，“国性”必须具有神圣的意义存在：广大众心中。他认为，如果一个民族的传统国民精神丧失了神圣的意味，那么这个国家的“性”，也就是其本质也就死去了。之所以他们这些人赞同康有为等人的“孔教运动”，也就是为了起到一种为神道设教的作用。

关于“国性”的内容，梁启超前面已提到“报恩”、“名分”和“虑后”三项传统的德行。之所以列出此三项内容，是由于他认为，这些内容对民族主义精神的培养非常重要。尤其是“名分”和“虑后”两项，将可以激励起众志成城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17

种观点：中国传统文化有绵延数千年独立、封闭发展的过程，对外来文

化具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排拒性，很难容纳外来文化的渗入。笔者认为这

种看法是失之偏频的。作为一种古老悠久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

确具有保守和封闭的一面，但决不能把它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中国传

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积极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

过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展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和兼容并蓄的特质，当然，

我们对这一文化在某些时期特别是近代表现的封闭性、保守性，也应有

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

中国一开始便以富饶的东方农业大国的面目出现。自秦始皇建立大

一统的封建帝国以来，在经济上形成了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结

构；在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结构和宗法等级结构构成了封建大

厦的核心；在思想文化领域，儒家学说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占据着封建意

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并和中国原有的道家、法家思想等以及后来传入中

国的佛教文化等相互吸收而浑然一体，它们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华夏文

化）的主体又和各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相互交融，逐渐融合成为恢宏磅

礴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凝结、沉积为共同的

民族社会心理和文化心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遵行的道德准则、价值观

念和行为规范。加上中国地处东亚大陆，东部和南部濒临茫茫沧海，西

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在这块广袤

土地上孕育、成熟的中国文化远比周边的所谓“四夷”先进，在相当长

时期内保持着传统的文化优势，整个东亚地区基本上处于中国文化的影

响之下（即所谓的“儒家文化圈”），故而中国素有“天朝胜国，礼义

之邦”的美称。即使与当时的世界其他大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也毫不逊

色，甚至还更为先进些，从而形成较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

这无疑会使中国传统文化带有保守和封闭的倾向。但是，只要这种文化

自身的优势及其所赖以建立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尚未衰微，它在受到外来

文化的挑战时，就不仅不会盲目排斥或穷于应付，反而敢于迎接外来文

化，并积极吸纳和融合外来文化。一方面，它总是居高临下地把外来的

文化因素认同于自身体系，要求外来文化因素俯我就范，用自己原有的

思想、观念和心理定势为框架，来解释、消融、改造外来文化因素，在

对外来文化的涵濡蕴育中模糊了对方的本来面目，最终使其失去原质；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在改变、消融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又尽量吸收

和消化外来文化的养料，来补充自己，丰富自己，使自己获得新的发展

生机和活力。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曾与中亚、西亚的草原文

化（即西域文化、契丹、蒙古和阿拉伯文化）以及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等

异土文化进行过长期的冲突和交流，但中国原土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

基本风范和稳定的精神结构，并吸收和改造了异质文化的一些因素，故

从未出现过类似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中断，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

帝国侵占而希腊化那样的情况。一些外族入侵中原之后，固然可以在一

定时期内取得一定的军事优势乃至政治优势，但在文化上却总是被消融。

从北魏到其后的辽、金、元、清，若干强悍的少数民族曾先后在不同程

度上统一过中原，甚至建立起象元朝和清朝那样的庞大强盛且持续时间

较长的中华帝国，但他们在文化上却往往被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

化所改造，把儒家学说奉为正统。因为这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

治者，同汉族封建统治者一样深知，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巩

固自己的政治统治，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是极为重要的，正所谓“儒

者其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笃父子，以正君臣，开政化之本原，

凿生灵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1]因此，这些少数民族的游牧

文化一旦与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土壤中的汉族儒家文化相

撞击时，就往往被后者改造和消融，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

部分。也只有这样，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才能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对中原的

统治，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的中原文化也就不会因汉族政权的倾

覆而出现历史的断层。

犹太文化的凝聚力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罕有匹敌。犹太人很长时间没

有自己的国家，在寄人篱下、被异邦文化包围的条件下，仍能保持着自

己文化的特质，使没有祖国庇护的犹太文化顽强地生存和延续下来。但

就是这个犹太文化，在传入中国后却被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

化消弥于无形。宋朝时，开封曾有过很多犹太人，但现在他们后代的身

上再也没有什么犹太文化的痕迹了。即使有些人明知自己是犹太后裔，

也不愿承认。在开封现存的犹太教寺院里，竟然高悬“识得天地君亲师，

不远道德正途；修在仁义礼智信，便是至贤源头”这样的对联，俨然儒

家正宗，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个中三味。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曾

在世界上显赫一时，所向披靡，进入罗马帝国，促成了罗马家族制度的

崩溃。但是它于明末清初进入中国时，一方面未能撼动中国的宗法家族

制度和原有文化体系，相反地，基督徒不得不服从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儒

家的纲常伦理；另一方面，中国的某些士大夫乃至皇帝也从欧洲传教士

那里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化，但主要限于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而

基本不涉及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层面。这是因为此时的中国封建社会已

走向衰落，面对“西学东渐”，中国文化也相应失去了以往的优势，因

此，它对西方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消极的排斥心理，而不象唐宋以前

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开放性的积极吸纳的姿态。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这种封闭保守的倾向愈来愈突出。

二

古代中外文化最为壮观的一次冲撞和交汇是佛教传入中国。自公元

148年（两汉之际），安世高东来译经，佛教便开始传到中国，以后逐

渐流行，乃至南北朝隋唐时代达到鼎盛状态，最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部分。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文化具有排斥

抵制的一面，但更主要表现为对佛教文化的积极改造和吸收。

（一）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的影响和改造，即佛教的中国化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历史过程。

佛教传入中国后，初期直接地受到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汉时的佛

教多用黄老道术来解释佛典，如用“黄老”来表达“浮屠”，用道家的

“道”来表达“菩提”，甚至把佛教看作是“道术”的一种。那时的佛

教宣扬的主要内容是“灵魂不灭”、“精神不死”之类，这改变了印度

佛教中的“无我”的原义，而与中国道教所倡导的“长生不死”、“得

道成仙”相与贯通。汉末魏初，佛教在中国开始分为重禅法的小乘佛教

和讲般若学的大乘佛教两支。前者讲呼吸守意，和中国道教的呼吸吐呐

之术相近，并把佛教的“色、受、想、行、识”说成是“元气（即道家

的“五行”）的作用；后者认为人生的根本道理是使“神返本质”，而

与“道合”，显然是深受道术影响所致。

魏晋时期，脱胎于老庄思想的玄学本体论最为盛行，佛教又依托玄

学而受玄学影响，如用玄学的本来思维方式来理解佛教般若学，把破除

本体实有的般若学� 但是，本土文化并没

有一味拒绝佛教文化，而是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不断影响和改造佛教，

这促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在隋唐时期的产生。它

们都是佛教为适应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以中国原有思想文化为主结合

印度佛教的某些信仰而创立的。天台宗引进儒家的人性善恶观，宣扬去

恶从善，把佛教修持与儒家的道德实践等量齐观。它还吸取道教的炼气

术，提倡先成神仙后成佛陀，从而与道教信仰直接相通。华严宗认为“

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又与魏晋玄学的“体用如一”的观点有渊源关

系。而且，它还直接地把儒家和道家（道教）思想纳入佛教文化体系，

并在一定程度上把儒、道、佛三家的人生理想境界和儒、佛两家的道德

规范相沟通。[2]禅宗更堪称纯粹的中国式的佛教宗派，它将繁琐的印

度佛教教义化为简易，且大量吸收了儒道的思想，例如引进了儒家的概

念来解释佛理，如《证心论》中的“道心”，《坛经》中的“常行于敬，

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特别是禅宗认为，佛心本有，不必念经拜

佛，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见性自悟，顿悟成佛，即“挑水砍柴，无非妙

道”，“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3]我们知道，作为中国

固有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和作为一种宗教的印度佛教，两者最显著的差

别就在于，前者积极提倡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内圣外王之道，故具有浓厚的“入世”色彩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后者

则根本否定现实的人生和世界，追求与现实隔绝的彼岸世界，因而是一

种消极的“出世”的哲学。但是，禅宗却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现实生活，

这样就破坏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的特性，消除了印度佛教所设定的“出

世”与“入世”间的不可逾越的界限。正因为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

宗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因此它们在中国的影响最大，流行最广，而另外

一些主要依据印度佛典，却未能与中国原有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佛教宗派，

如三论宗、唯识宗、密宗等则未能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

转贴于 在中国原有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由浅入深地影响和渗透的过程中，

后者的本来面目逐渐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一些在印度原为凶神恶煞的

佛像，经过中国儒家伦理型文化的改造竟也慢慢地变成了中国人的面孔，

看起来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佛教本来主张“沙门（佛教徒）不敬王者，

不拜父母”，不受世俗羁绊，宣扬善男信女脱离君臣、父子、夫妇等关

系之网，在红尘之外得到精神的解脱，但在儒家思想的浸濡和改造下，

却逐渐变得礼事君王，孝顺双亲，遵守世俗秩序的管制。早在北魏时，

就有位名叫法果的佛教徒不仅向皇帝行跪拜礼，而且声称“太祖明睿好

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当尽礼”。[4]隋唐以后，许多佛教寺院采

取儒家倡导的家庭礼仪来祭拜已故的祖师，建立如父子相传一样的传法

体系。为了更好地与儒家思想相协调，一些佛教理论家还直接删去了印

度佛典中论述父子、夫妇、主仆平等的原文，而对其中一些与中国原有

文化精神似是而非的东西则刻意发挥和大加渲染，例如佛经中一些讲孝

的文字就被发展成《父母恩重经》、《目莲冥间救母变文》等作品。佛

典教义如五戒等，也被证明与儒学的五伦相同，佛心成了孝心的同义词，

孝道和佛门的善行趋于一致，以至出现了许多孝僧、儒僧。明末四大高

僧之一的莲池大师（云栖＠①宏）就曾大力提倡孝道：“戒虽万行，

以孝为宗”，[5]“家有父母，孝顺念佛可也，不必外驰听讲，家有经

书，依经念佛也，不必惟施空门！”[6]他要求僧众事父母致敬尽善，

事君王竭思效力，敬奉师长，尊兄爱弟。这样的佛教教义实际上已背离

了印度佛教的本来内涵，而充满着儒家纲常伦理观念和人生态度。

（二）中国原有文化消融佛教文化为自身的一部分

中国原有文化在影响和改造佛教文化的同时，也从佛教思想中吸取

了大量养料。因为，佛教具有儒道两家所缺乏的宏远精深的本体论和认

识论体系，从而蕴涵着值得儒、道两家吸收和利用的“宝藏”。于是，

佛教“空有合一”的本体观，“渐修”与“顿悟”合一的养身功夫，“

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心性观等等都同道家思想一起渗透到儒家

文化的深层。宋以后，正是在吸收和融合佛教和道家（道教）思想的基

础上，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宋儒们才建构起庞大精深的哲理化的新儒

学体系，即理学。如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的“理一分殊”、“月印

万川”这一重要命题，便是从佛典中的“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

月摄”及禅宗的“一在遍含一切法”而来。理学的基本格局是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三者互补，三教合一。可见，经过中国原有文化的

长期改造、吸收和消融，完全是异域、异质文化的佛教最�

三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这种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能力，保证了中国

历史的延续性和民族心理结构的稳定，使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仁政思想、

民本思想、先忧后乐的责任感，积极进取精神，爱国主义等优秀成分得

以延续和发扬光大，� 同时，中国传统

文化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吸收和融合，不断地补充和丰富自身，在

古代的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着世界文化系统中的领先地位，并使中国文

化成为举世唯一的虽历数千年行程而亘绵不绝的悠久文化，创造了世界

文化史上的奇迹。因此，我们在体认和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不应

妄自菲薄，不能硬性割断历史，把传统视作一堆历史的垃圾而全盘否定。

事实上，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若没有合理的和

积极的因素，绝不会在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有那么持久的生命力，会

造成那么深远的影响！

但是，也应该看到，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的文化体系一样，中国传

统文化既有它积极开放的一面，也有它封闭保守的一面。问题在于，在

某些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条件下，传统文化中积极开放的一面占主

要地位，而在另一种社会经济的政治条件下，消极保守一面又会突出出

来，如果说秦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吸纳和改造外来

文化的开放性精神，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优势已逐渐消失，以及它

所赖以建立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基础走向没落的条件下，这一文

化原有的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就会受到抑制，甚至转变为一种强

大的历史惰性。

明清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成长的

维持封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传统文化也开始走向停滞、僵化、没落，特别

是近代以后面对大量涌进的先进的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已失去吞吐

百家的能力和兼容并纳的胸襟，乃至陷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封闭保守

状态，成为民族的沉重历史负担。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

越来越积极地向西方寻求真理，力图振兴民族文化，救国救民，但大多

归于失败。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在

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古老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才重新

走上人类文化发展的大道，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

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表明，我们的国家

和民族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已经用开放的眼光，积极的态度加入世界

规模的文化交流与竞争中，已经能够自觉地、有选择地吸取利用当代西

传统文化论文 18

一、弘扬传统文化乃真语文题中应有之义

专栏配发的四篇文章，虽然有的取国学角度，有的以传统文化立论，但传递的信息都是将传统文化融入中小学语文教育。他们所谈的国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载体；他们所谈的传统文化，则是蕴含国学的中国传统文化。这四篇文章，对当下方兴未艾的蕴含国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做了较为全面的观照。执笔者均为国内著名高校资深学者，论述各有侧重，既有正本清源的内功，又不乏客观冷静的理性分析，篇篇深中肯綮，富有见地，信可借鉴。张辛的《时代需要国学，民族需要国学》，以鲜活翔实的史料、缜密雄辩的思维向我们论证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在当今时代于全人类的重大意义，指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乃是时代的必然选择。应当说，以孔子智慧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价值所在，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要义所在。为此，文章为我们指明了实施传统文化教育的两条路径：读国学经典和德性实践，即通过重新启蒙来传承并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当是一种很有识见的呼吁。如果说张辛是从宏观上呈现以国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和践行方法，那么郭齐勇的《试谈中小学国学教育》则从微观上为我们解答了国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提供了实施国学教育的具体策略。文章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剥茧抽丝，层层深入，条分缕析，观点明晰，使读者对国学、国学教育乃至传统文化教育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我们十分赞同文章的观点：“国民需要通过庄严的学习，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小学教育乃至高等学校的通识教育对一代代国民基本素养的形成与提高最为关键。”这无疑是一种精辟的见解。郭文还以教材为依托论述了我国国学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指出“教育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信念、价值观念与人格情操”，“四书”是首选载体。鉴于目前中小学包含国学在内的传统文化教育仍处于自发状态，现有教材良莠不齐，郭文还提出了教材选用建议。漆永祥的《中小学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几点建议》则进一步指出，百年来的西学东渐使我国传统文化教育日趋式微，由此导致的中小学生高智商低情怀现状令人担忧。相较前两篇文章，漆文更具体而微，从古代传统文化教育的典例中寻求解决当今中小学生“在心理健康、出入孝悌、基本礼仪、生活百科、知书达理、学会感恩等方面”严重“跛足”的对策：客观看待“死记硬背”、咬定一部经典读懂读透、增加日常礼仪与规范教育的内容、重视乡土意识与家国情怀的培植。国学热持续有年，教育方式五花八门，薰莸同器，一时莫辨真伪。谭汝为和奚咏梅的《中小学国学教育漫议》指出，传统文化教育须注意“去粗取精”，态度须审慎。文章还提出了中小学语文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相融合的具体建议，包括教育应着眼于整体素质与综合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培养一批人文学科薪火相传的“读书种子”；根据学生年龄特点设置相应的课程，如小学可设经典诵读课，中学可将传统文化教育渗透在语文教学中；教材的编写应遵循“取精用弘、古为今用、学以致用、循序渐进”的原则；教育中“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要使学生在传统文化精神家园里慢慢体味、逐渐成长。这些观点，对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警示作用，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需要避免误区

受这些文章的启示，我们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母语都是这一民族传统文化的产物，所谓真语文，一旦离开传统文化这一土壤，就将立即失真，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毫无疑问，传统文化本来就是语文应有之义。可见，真语文离不开传统文化，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入中国的语文教育乃是常识。因此，我们赞成“融入”，但应明了“融入”切忌浮躁，“融入”也绝非替代。

1．“融入”切忌浮躁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始，承载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国学已引起普遍重视，从民间机构的自发行为到政府的规范引领，从高校为国学“落户”到中小学兴起的经典诵读热潮，从学校国学课程的次第开设到社会上国学培训班的如潮涌现，国学热一时蔚为壮观。在如此热闹的场面中，有的确实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做了不少切实的工作，但有的只营造了一种表面的热闹，令我们欣喜的同时未免心怀隐忧。真语文虽然离不开传统文化，但融入传统文化切忌浮躁。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不能搞运动，一阵风。任何学习绝非一朝一夕可以速成，也不是心血来潮就能奏效，传统文化的学习更是如此。既然文明古国的深厚情结已经唤起国人对悠久历史文化的自信和自豪，那么，学习、传承和发扬这种宝贵的传统文化，就更需要脚踏实地，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讲求实效。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也不可赶时髦，当点缀。传统文化是真语文的题中应有之义，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在当前的传统文化教育中，现代传播手段如影视、网络、名家讲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当学校把这些现代传播方式引入课堂后，以画面、音响、服饰、故事为主要载体的传统文化教育以其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学生所欢迎，但这可能导致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停留在视听感官的享受上，大多无法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核。更何况，如果学生在时髦中跟风学样，传统文化教育就有可能沦为文化快餐，异化为一碗碗心灵鸡汤，若如此，承载传统文化的国学也遂成为一种时尚的佩饰，肤浅化、娱乐化、商业化、庸俗化的倾向也必然应运而生，乃至逐渐泛滥。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更不能舍本逐末，功利化。传统文化是国民的文化基石和精神支柱，将它融入语文教育的目的是引领学生通过学习经典，感受先哲的思想并完成品格塑造和精神构建。在具体操作时，如果指导思想不明，往往就会产生偏差。例如，当有些地方公布高考降低英语分数并调整给语文等科、高考语文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考查的改革方案后，在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热议的同时，不少学生家长纷纷急切地将孩子送往各类国学培训机构学 这种试图让孩子通过短期突击提高学习成绩的功利化行为，一方面违背了教育的规律而使孩子产生抵触情绪，另一方面也忽视了传统文化的性质和意义，背离了教育的初衷。

2．“融入”绝非替代除非是正式开设的传统文化课，在学校语文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就绝对不是以传统文化替代语文教育，以致将语文课上成文化课。在语文课中，传统文化的融入和渗透不能喧宾夺主。真语文离不开传统文化，但理所当然地杜绝忽视语言文字的倾向。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更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学语文，语言文字最重要，其他相关的一切，包括传统文化，均蕴含其中。在语文课上，传统文化只能在语言文字中融入和渗透，而不能取而代之。即使语文课上教读的是传统文化经典名篇，也不能脱离语言文字，光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引导感受和赏析，以致忽视了语言文字那令人怦然心动的妙用。若有意无意地将语文课文异化成敲门砖，引出传统文化内容就借题发挥，远离语文而过度延伸，海阔天空地大谈文化，语文就会随之失真。这种课由于本末倒置，缺乏对语言文字学习的点化，语文因素难免会被淡化、虚化，最终与真语文失之交臂。在语文中，语言文字作为工具和载体，表现为语文的形式；传统文化作为产物和载物，蕴涵为语文的内容。语言文字的形式和传统文化的内容就像一叶花瓣的两面，谁也离不开谁。因此，要在语文教育中正确地融入传统文化，就必须是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两者兼容，做到“兼之有度、容而无痕”［3］。就量而言要“兼之有度”。尽管语文离不开传统文化，但若脱离语言文字过度渲染传统文化内容，就会使语文课发生质的变化，渐渐远离真语文。过犹不及，万勿过度。那么何以为度？切合实际的“三维目标”便是参照系。凡是超越或影响整体目标、喧宾夺主的内容，就应忍痛割爱、断然芟除。就质而言要“容而无痕”。尽管把握了度，但若语言文字与传统文化机械相叠、生硬割裂，或牵强凑合、貌合神离，也仍是各自为政的两张皮，而不是容而无痕。所谓蕴藉不露、涵泳感悟、渗透熏染、潜移默化，才是容而无痕的真语文教学功夫和育人艺术。

三、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尚待解决的问题

将传统文化融入中小学语文教育，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教育的直接践行者——语文教师。己之昏昏，不能使人昭昭，融入传统文化的语文课须有传统文化底蕴的语文教师才能胜任。诚然，要求语文教师都成为国学大师或传统文化研究专家是不切实际的，但要求语文教师具有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是不为过的。《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黛玉教香菱学诗的故事曾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黛玉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玚、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你又是一个极聪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的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想成为诗人要先打底子，想成为合格乃至优秀的语文教师更要打好底子。这中间，阅读和掌握一流的、经典的、相当数量的作品是何等重要！本文开头说到的胡世庆，幼时师长和众多名家的熏染给了他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他自己博览群书、潜心治学更是成就毕生事业的关键。那么，语文教师该如何打好传统文化底子、提升自己的传统文化素养呢？笔者认为如能从主客观两方面入手，假以时日，就必有所成。一是继续教育，启传统文化之蒙。可以说，在现行教育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中小学语文教师，即便中文专业科班出身，传统文化底子也普遍薄弱，他们此前大都没有系统学习传统文化的经历，走上工作岗位后就无法胜任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教学工作，即使勉强接任也会力不从心。对此，有关教育部门可以定期组织传统文化教育培训，邀请传统文化研究专家担纲授课。学校也应为语文教师提供进修深造的机会，使之及时更新并完善知识结构。教师则可自选学习内容，或专攻传统文化的某一领域，或览其大略。此外，举行一些与传统文化研修有关的活动也可以营造更好的学习氛围。学习传统文化要力避复古倾向，不但要去粗取精，也需要循着时代前进的步伐融入新的内涵，同时借鉴国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与世界现代科学精神接轨，以发展和完善自身。通过继续教育，可以使广大语文教师既能继承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又能跟上现代世界的进步潮流。二是勤勉自学，得传统文化之真。要想获得传统文化的真谛，除却勤勉苦学，别无良途和捷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力量，刘梦溪先生称之为“自性的庄严”，它是个体生命的价值信仰。传统文化内容浩繁，攻习不易，非信仰不能坚持。“一代儒宗”“千年国粹”马一浮先生十分重视六艺，谓“有六艺之教，斯有六艺之人”。“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内容广博，精深幽微，蕴含了生而为人应具备的各种修养和品德，展示了古代“成人”的教育理想，包含着国人精神重建的深刻启示。当然“六经”原典的阅读难度较大，语文教师不妨从《论语》《孟子》切入，旁及其余。研习六经，还需有一定的“小学”功底，即文字、音韵和训诂。语文教师唯有从内心萌发亲近并走进传统文化的愿望，坚持不懈，才能真正提升自己的传统文化素养。有位语文教师说得好：“补足国学素养而读书，什么时候都不迟，在教书生涯中，语文教师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任务，是备文化素养这个大课，读国学经典，是语文教师一生的必修课，看是读古典，实则是滋养文化情怀。”她说的是国学，本质却是传统文化。语文教师若能博览群书，就会满腹经纶；若能熟读成诵，就会“腹有诗书气自华”，谈吐高雅，出口成章；若能琴棋书画，就会多才多艺；若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就会下笔千言，文如其人。唯其如此，语文教师才能从传统文化中得学养，从传统文化中获教艺，从传统文化中萌创见；也才能做有传统文化底蕴的语文教师，更好地运用有传统文化底蕴的言语和艺术，教成有传统文化底蕴的真语文。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19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民族传统体育 影响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3）04-0092-03

前言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如在《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影响》一文中从积极与消极的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影响；姜明，文格西则着重从消极的方面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并提出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策略；朱晋元从儒家、道家、佛家等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角度论述了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有关传统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还有很多此不在赘述，这些研究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按照佛教的理论“事物依因缘而生，依因缘而灭。事物的产生并不依仗于一个因缘，而是依仗于众多的因缘，其中直接的因缘或许是可以计数的，而间接的因缘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是全方位、多角度的，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探察可以得出不一样的结果。因此，本研究的进行是另辟溪径，运用系统学理论，把民族传统体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纳入到一个系统中进行论述，进而从另一个侧面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以充实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建设。

1 研究路径

要弄明白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就要把二者放入一个逻辑结构中，把二者及二者的相互关系放入一个系统中进行分析，从繁琐复杂的点滴信息中理出一个线路来，进而进行论述，得出研究结果。概念反映了事物的本质特征，是判断、推理和论证的基础，是关于某一事物思维的起点，是进行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所以，要进行这样的研究，首先必须对核心概念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也即要弄清楚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什么是民族传统体育？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产生了哪些影响？

2 核心概念的厘定

2.1 中国传统文化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视角、研究目的、研究动机、研究方向不同，所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总有一些特别关键的点是所有的研究学者都没有、也不能丢弃和省略的部分。首先，在时间意义上来讲，一般是指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在1840年以前。中国处于地理上的封闭状态，其文化形态一直处于天朝上国的民族情怀之中；其次，是指中国社会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农耕经济。中国的地理环境、政治制度与文化的发展脉络，决定了中国社会自夏商以来直到近代都是以田亩农桑为主的小农经济体系；再次，中国的社会制度是以伦理宗法观念为主的皇权氏族承袭制度，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大一统的帝国思想。商朝后期诸侯争霸，列国纷争，又被称为春秋战国时代，经过几百年的起起落落最后由秦朝统一了中国，确立了中国的大统一国家观念，秦朝以法家的严密律令管理人民，最终秦朝传二世而亡，最后由刘邦统一中国，中国社会进入到了汉氏王朝，刘氏以儒家的伦理宗法观念结合法家的律令来管理国家，被称为外儒内法思想，经过汉朝四百年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强化，与稳定的社会制度，从此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和宗法观念；最后，在具体的文化上，中国文化在它的发展中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道家、佛家思想为主体，以法、兵、阴阳等家为互补的传统文化形态，其中，儒、道、佛常被称为中国的主流文化。

这样我们基本上可以给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基本的定义。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1840年以前的、以中原地域为核心，包括流传至现今及历史中国版图上的所有的中国文化，主要是以儒、道、佛思想为主流，以兵、法、阴阳等家为互补，包括伦理观念、道德价值、人生理想、文学艺术、生活习惯、科学技术等等包罗万象的非自然内容。

2.2 民族传统体育

同理，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学者们的研究视角、研究目的、研究动机、研究方向不同所下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也不尽相同。可以肯定学者们给予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但是观念的立体性、时间、空间的不同性，总能发现民族传统体育的不同特征，进而给予不同的概念，赋予它不一样的价值和特性。

中华文化论文 20

关键词：度；和谐；物极必反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8-0041-02

一、中庸思想的内涵

中庸思想是儒家文化体系的核心思想之一，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大力促进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为中华民族蓬勃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

孔子的“中庸”思想影响中国几千年。可以说，中庸是孔子哲学的基础和最高的道德准则。强调为人处世的普遍原则，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在实践中做到恰当合适，《中庸》对此称之为“合内外之道”。我们做事的时候，应该从自己内心深处、最诚挚的角度出发，使自己的行为和心灵的想法一致，并且顺应大自然的规律和节奏，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内心的“中”与外部行为的“中道”统一，即不偏是“中”，不变是“庸”，合二为一方可称为“中庸之道”。

二、中庸思想的误读误解

有人会说“中庸”看来也就是不讲原则的折中主义。其实不然，孔子曾说：“乡原，德之贼也”。这里对乡原的解释是不讲原则，四面玲珑，自私伪善的意思。所以对中庸的偏见实在是后人理解有误，同样也是和中庸的某些观念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偏离有关，之后慢慢演变、误解为讲尽心、知性、知天的心性天合一的学说；再者，很多人都认为中庸是圆滑，是世故，是没有原则，没有进取，是追求平庸；更甚的是，许多以爱国自居的人，往往以为恰是中庸，才害得中国人失了锐气，失了进取，结果让国家积贫积弱，在近代备受欺凌。照此看来，中庸乃是祸国之邪说，不但敬而远之，实在应该把它打倒在地，让它永远不得翻身才解恨等等如此，这也是很多人对其藐视的根本原因。

还有就是一种守旧的边际平衡论。在他们看来，“中庸”反对“过”与“不及”是以稳定旧质为其前提的，是反对质变的，因为新事物的规定性是在取代旧事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在旧事物的“中正”和“过”与“不及”的矛盾中形成的，因此在新事物的成长过程中，一时难于确定它的质。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本

今天许多人重视未来而鄙弃过去，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概斥之曰封建专制文化，特别推崇西方之“自由”与“民主”，幻想未来中国全盘西化，并以此迈入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这种全盘西化的主张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三、中庸思想的历史意义

孔子说“过犹不及”，又具体说明了“文质彬彬”，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意思是，质朴多于文采，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择取文之华和质之实，去掉文之史和质之野，使文采和朴实搭配适当，才是理想的君子风度。如果从深层次去解读，“中”就是恰当的意思。恰当合适就行。其实这样对“中”的解释还不够。“庸”是怎么解释的呢？庄子给出这样的解释：“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庄子解“庸”就是使用，贯通一切的使用，用在哪里都得当。不过这是庄子思想要结合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去解读，则可以推测出，“庸”是指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的实践使用。没有进入到实践，只是纸上谈兵的用就叫作“用”，进入到实践，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运用的才叫作“庸”。所以，从字面上解读，“中庸”就是在实践中做到恰当合适刚刚好。

凡事物皆有度，“度”是该事物之为该事物的内在规定性。而“两端”从哲学上可被视为事物成其自身而非他物的“临界点”，超过了“临界点”，即超过了度，从而使事物的性质发生变化。“两端”也就是度的范围的限制。在两端之间，有着较大的活动空间，但是，一旦超出了“两端”的限制，此质就非彼质了。要想维持事物并且达到最佳状态，就需要一种节制。这里的中庸又体现了一种节制的思想，正如中国古谚所云，“物极必反”、“过犹不及”等等。

“用中”的升华为孔子的中庸思想奠定了基础。对于如何用好“中”，孔子提出万物存在着两端，“叩其两端”才能更好地“用中”。如何才能把握好事物的“两端”呢？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孔子认为，最可怕的不是无知，而是没有认知如何掌握事物本质的方法――“叩其两端”，深入发现相互对立事物的特点及内在的联系。孔子说过：“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论语・为政》）。

在此，孔子虽然教导的是认识的方式方法，也可当作一种认识事物的途径。只有发现了事物的内在因果联系，才能对事物全貌和本质做详细的了解。对事物本质的明晰后，对事物“两端”也就更简单明了。不过也有学者对中庸的“过犹不及”、“恰如其分”的状态所产生的影响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张岱年先生肯定中庸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又认为“不能把‘中庸’看作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因为中庸观念包含着一种“度”的理念，很多事情如果一旦超过了这个“度”就过犹不及了，其实许多事情的“度”是随时代的演进而改变的。比如在几次的工业革命时代前期，机械大规模地使用和劳动工具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就是超越了我们所谓的“度”，在一定的范围内，超越传统的限度，最终实现了巨大的工业时代变革飞跃。如果依旧固守过犹不及的中道，那就不可能有开拓创新了。

四、中庸思想的自我体会

中庸作为做事的一种方法，它要求人们准确地把握事物、协调对立双方之间的矛盾，达到一种平衡、稳定、恰当最佳的和谐状态。因此，中庸思想强调做事要有分寸，不走极端，保持事物的最佳状态。不偏不倚、不离不弃、不轻不重、不温不火，于此事不藏而藏机，不露而露锋之为最佳。在做事的方法上，万事采取中间策略，不刚不柔，不多不少，不偏不正，不上不下。以至游刃有余，进退得当，能进能退，能上能下，把事情做得不到位不行，但是把事情做得过了头也不行。再说守旧的边际平衡论，首先，批判者眼中的质变是事物内部矛盾性所引起的孤立的、不可知的质变，这样的质变是根本不存在的。中庸思想认为，不但旧事物的质已凝固化，在它面前“过”与“不及”明若观火，就是新事物的质也是事物与外部环境的联系中形成的，也是可以认识的，“过”与“不及”也是可以确定的。

对于中庸的态度应该是把过去、现在与未来结合起来，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吸收世界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创造出既具有民族特色、又适应现代需要，既不偏在东方，也不偏在西方的崭新文明。这就需要我们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外来文化。我们不要以偏概全，也不能全盘否定，更不能全盘肯定，一分为二地看待并结合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中体为本，西学为用，使之适应人民日益发展的物质文化需要。现在正在进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族的命运将在年轻人手中发生深刻的变化，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这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大道。

五、中庸思想的现实作用

中庸思想对现实社会指导意义对整个社会以及世界都有很大影响。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发展起了极大的影响作用，使得中华民族养成宽宏博大的胸怀善待他人、团结他人，使我们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在“洪水”“地震”“非典”等天灾人祸面前，我们伟大的党和国家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放弃，而是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战胜艰难困苦，帮助人民渡过艰难时期。“多难兴邦”复兴路上伴着风雨坎坷，古老的中华民族如同一株顽强的常青藤，历尽劫难，青葱依旧。她从这历史的废墟上从容站起，挺立在历史的关口，以自信的姿态求索崛起之路。

现代社会在科技的带动下高速发展，经济物质飞速发展的同时给大自然环境带来不可逆转的破坏，以及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现的发展，现代人面对海量信息容易迷失自己，造成思想混乱、心理负担增加及诸多现代社会面临的问题，其实都是关系的失衡问题，中庸思想作为一种手段能有效地调节各种关系，构建有条不紊的机制，创造新方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它一方面要求社会、团体、个人和谐平衡，另一方面要求人们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进行修行发展，并根据客观实际情况来适当处事，不会触犯别人的利益而维护自身利益，维持事物的平衡和包容状态，促进世界各民族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方面具有启迪意义，对和谐社会及文化多元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庸是儒家的道德准则，是儒家所追求的为人处世的最高规范，在中国思想文化的长河中有着特殊的位置。天人合一理论、普遍和谐、持节而中思想，对于改善生存环境、提高人类素质、构建和谐生态社会、保护人类生存的家园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

参考文献：

[1]张岂之。中国儒学思想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2]冯友兰。新原道[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传统文化论文 21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又如何理解何谓传统文化呢？

“文化”的定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统计，世界各地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从词源上说，在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e，原意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所著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的表述：“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凡是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习性的复合整体，�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谈到“在一个理性生物中，一种对任意选顶的目的（因而也就是按照他的自由选定的目的）的有效性的产生，就是文化。”黑格尔“文化是绝对精神对自我外化出的人的教化过程，也即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过程。”日本小学馆《万有大百科事典》（1974年版）表述：“日语的文化即文明开化”。《法国大百科全书》（1981年版）表述：“文化是一个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

在我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其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化”本义为变易、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易·系辞下》），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文与化并联使用，则最早见于《周易·贲卦》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最先将“文化”合为一词而用的是西汉的刘向，他在《说苑·指武》中写道：“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皙《补亡诗·由仪》称：“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云：“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中国古代的这些“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往往与“武力”、“武功”、“野蛮”相对应，它本身包含着一种正面的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治国方略中“阴”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内容，又有伦理意义。其次，古代很大程度上是将此词作为一个动词在使用，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方法和主张，它既与武力征服相对立，但又与之相联系，相辅相成，所谓“先礼后兵”，文治武功。有必要说明的是，“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不很流行，现代意义的“文化”一词源于日本。近代以来，人们对文化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之共业也。”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庞朴主张从物质、制度和心理三个层面去把握文化概念的内涵，其中“文化的物质层面，是最表层的；而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属于最深层；介乎二者之间的，是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20世纪40年代初，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提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式上的反映。”《现代汉语词典》则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从以上关于“文化”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文化”内涵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总和，或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它包括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极其广泛的方面。狭义而言，文化就是人的全部精神创造活动，是意识、观念、心态和习俗的总和。一般而言，我们更多的是在狭义文化的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个概念。

以把握不同文化形态的特征。如根据文化的不同功能，可以分为礼仪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等；根据文化的不同形态，又可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还可分为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美国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等等；也可从文化的历史演变，将其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等等。

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与鲜明的民族特点。探究传统文化，首先应该全面考察中国文化生成与演进的环境。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西北深入亚洲内陆，是一个海路兼备的国家。中国传统观念上的“天下”是由四海之内的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传统的“四海”范围内具有多民族内向凝聚力，并且奠定了中国文化独立发展的格局。《诗经·小雅·北山》中就写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清史稿·陶彝传》中：“普天率土，欢欣鼓舞。”中国古代历史上由于历代王朝总是以大国自居，并不重视在海洋的发展，在清朝时更是实施闭关自守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半封闭型的大河内陆文化。中国古代社会东部为农业区，西北部主要是游牧区，也由此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并存又相互补充。东部的农耕经济又占优势，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在宏观上主要强调“

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儒家文化，也不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中华民族各种思想文化的总和，包括了各种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在其久远博大之中，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若由著述载籍而论，经史子集、万亿卷帙，概以“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为其渊薮；如由学术统绪而言，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则以儒、道二家为其归致。东晋以后，历南北朝隋唐，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释氏之典籍〔1〕与统绪因而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构成了唐宋以降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皇帝语，转引自元刘谧著《三教平心论》），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基本结构特征。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儒家何以被称为“儒”？据《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就是说“儒”是旧时对学者、读书人的称呼。《后汉书·杜林传》也曾说道：“博洽多闻，时称通儒。”

儒家创始人为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今山东曲阜）。孔子思想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礼”。所谓的“礼”只是纲常名教化的政治、社会秩序。《论语·子路》中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在孔子思想里，“礼”是与“德政”相结合的。在《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主张礼治德化与政令刑罚相辅而行。另一重要内容即是“仁”。如《论语》中的“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仁”既是孔子修己治人的根本原理，又是孔子实践道德的最高原理。“仁”作为一种精神品质，包含了多方面的伦理道德原则。除了是一种使人们自觉、主动地遵循礼的道德素养之外，还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准则。天命观，把天视为主宰一切的权威，并把它作为思想体系的终极依据，“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但另一方面，他也表现出一些理性精神，主张天人可以互相感通，强调在人事活动中去体认天命，强调人事有为。“不怨人，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学习方法与认识论上也总结了不少经验。但其中有些糟粕，如知识来源，他肯定有些人“生而知之”。真正精华的是关于学习的问题，孔子认为学习本身是不断实践的过程，强调要反复地学习实践才能巩固所掌握所学的知识要“学而时习之”（《学而》）“温故而知新”（《为政》）。他还主张学与思并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还有就是其的“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他在称赞舜“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子思，名伋，是孔子的孙子，他继承和发挥孔子的中庸之道，提出以“诚”为核心的人生哲学。孟子，名轲，子思的学生，提出了“性善”和“仁政”说。仁政里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朴素的民本主义观点。还有就是他的关于人的浩然之气即“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荀子，名况字卿，他提出的是“性恶论”，人为人性本恶。主张隆礼重法。到了汉代的董仲舒，他有以儒家为中心，吸取黄老之学以及阴阳、名、法各家。提出了“天人感应”说，还根据他的神学的人性论，建立起“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他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他所提出的这个思想文化专制方针，确立了儒家在我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地位。朱熹，字元晦，南宋徽州人。他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理学系统。首先是“理本气末”的理本体论。“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其次，是“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即格物致知，要知道抽象的理必要通过具体的物。他在知行关系上主张力行致知，“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还有学而知新的创新理论，“新市之事，故是旧时底，温起来以尊德性，然后就里面讨得新意，乃为道问学。”朱熹特别强调“天理人欲之辨”，认为人性有两重性，一方面人具有仁义礼智的天命之性，这是天理，即孟子所谓性善；另一方面，人又具有饮食男女的气质之性，这是人欲，即荀子所谓性恶。二者是对立冲突的，主张“革欲复理”。

概括而言，儒家思想体系充分体现在《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中，总的说起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即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宇宙，以伦理准则规范人生，落实到治国平天下，最终实现天人和谐。

道家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主要流派之一，它是中国哲学抽象思辨的奇葩，逍遥洒脱人生的精神资源。道家特别是《老子》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思想外化发展影响极大，可以说，《老子》五千言，上呈古代文化，下启白代之学，中国历史上各家学派，无不从其汲取学术思想养分。例如，它的天地观，经过孔子的发挥，成为魏晋玄学，又影响到宋明理学；它的无为观，应用于西汉政�

什么是道家？所谓道家，最初见于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司马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知变，因变，应变”可谓道家之特长。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关于老子的姓氏与生活年代，历来说法不一，一般认为老聃即是老子，大约生活在春秋末年。“道”是老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关于“道”，《老子》二十五章中有简明的概括：“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道”的本位论，“道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谓“道法自然”，是说“道”是按自己的样子为法则的。老子还有其朴素的辨证思想。关于对立统一方面，“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关于量变质变，“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关于否定之否定方面，“曲则全，枉则直、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感”。以“静观”、“玄鉴”为特征的直觉认识论。还有其特有的政治哲学，包括无为而治，所谓“小国寡民”，“不得已”而用兵。“无为而治”就是统治者应该少一点欲望，少一点作为，对人民听其自然，这样，统治才能稳固。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生根、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佛教是一种伦理道德色彩相当浓厚的宗教。佛教以人生为苦，因而它就把追求人生的解脱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为了实现理想便提出了一套去恶从善的理论学说和伦理道德准则，形成了有关宗教伦理道德的思想体系。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它的道德伦理思想，尤其是它的众生平等、出离家庭和超越当前社会秩序的观念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及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引发了不断的摩擦斗争。佛教由于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制约和决定，也受到儒家传统观念的抵制和左右，从而沿着适应中国文化特点的轨迹演变和发展，形成了调和儒家思想、宣传忠孝观念的中国佛教伦理道德学说。佛教的一套心性修养途径也为唐以来儒家学者所吸取，并熔铸为儒家的道德修养方法。佛教从出世的角度论述了孝的极端重要性，从人生解脱角度阐发了禁欲主义思想，还从认识论和人性论相联系的角度提出了知、智慧是人心之体、人的本性以及一整套的修行方法。佛教以大慈大悲、利己利他作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这种道德训条和儒家的“恻隐之心”、性善论相通，和我国的国家本位与民本思想的文化传统相近，因而在历史上影响颇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

参考书目：

陈书禄《中国文化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王炯华、盛瑞裕、李思孟、何锡章《中国传统文化十二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

曹德本《中国传统文化学》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马敏《中国文化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传统文化论文 22

（一）中国传统色彩

中国传统美术色彩有五色，因此在招贴广告中，可以运用五色的象征性，如黄色带来的高贵，红色带来的祥瑞，黑白两色带来的简约典雅，以及五色相互之间的调和所获得的其他或冷色或暖色的色彩，通过强烈对比带来的绚丽视觉感等。这样可以通过色彩来赋予不同的广告招贴设计作品不同的含义，让欣赏者能够获得别样的心理体验和美观感受。除此之外，在作品中运用这些色彩的象征含义还可以反映作者的思想感情。古代人民赋予色彩的含义和千百年来形成的色觉感受，是我们在广告招贴设计里面可以传达的中国文化气息。

（二）中国传统文字

中国传统文字对于线条的勾勒有着一定的艺术，不管是意形字还是音形字，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因此，利用中国传统文字来设计广告招贴不失为一个创新点，这样也能够更加便利地传递中国文化。设计者可以通过对水墨、书法等中华艺术的理解来设计广告招贴，从而形成东方文化独具特色的表现风格。另外，在对字体质感和形态的把握上，可以在传统文字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和创新，从而形成新的广告特色，既不失传统，也能跟紧时代的步伐。《家国梦圆》这件作品就是应用传统文字方面的一个完美诠释。

（三）中国传统文化图形

在文字出现之前，先民就用图形来记载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中国的图形艺术发源早，而且是不断地在发展。如古代五色龙的描绘，每种龙的刻画都有着不同的姿态，并且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有的龙刻画得威武，一般在皇宫大门前做成石雕，来守卫位高权重或者是有重要社会地位的人。中国传统图形一般在陶器、石壁以及成形的石雕图像上得以留存下来，都很容易搜索到。这些图形一般都是先民对大自然各事物千姿百态的叙述和描摹，里面传递了人与大自然之间的深厚感情。另外先民对动物形状的描述居多，从而衍生出寄托先民信仰和希望的神化之物的图像。将这些元素应用到广告招贴设计中，可以体现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

（四）中国传统表现手法

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手法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状态。而表现手法的体现主要是在文字和图形两个方面。文字上，就是我们语文学习中常常可以接触到的一些语言的表达手法，这些表达手法能够增加语言表述的魅力，从而吸引顾客的注意。广告招贴一般是外面的户外广告，要吸引匆匆过路的行人的注意，就要在表现手法上面下功夫，不仅要在语言上散发独特的魅力，在图形上也要注意它的表现手法，要使招贴广告瞬间就能进入行人的视野，造成一种意料之外的感觉，并使读者吸收到广告中所要传达的信息。如图形的运用，可以使用替代的表现手法，利用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进行特殊组合，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奇特的图形，以这样一种怪诞的感觉来吸引行人的目光，达到广告招贴的目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对于广告招贴设计的作用

（一）加入传统文化元素会让广告招贴更有吸引力

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人看来本就具有奇特和美观的特点。在广告招贴设计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会让广告招贴更具个性化，从而凸显每个广告内容的独特性，使得传达的信息更加完美地得到发挥和传递。它也能快速地吸引人们的眼球，让人们阅读和欣赏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从而更加容易取得人们的青睐，使得公司在各大广告招贴中脱颖而出，这样就为宣传公司文化精神和产品信息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和便利的平台。

（二）加入传统文化元素更能够发扬和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广告招贴本就是面向社会和面向世界的，在广告招贴中加入传统文化元素就能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展现给社会和世界，让中国和世界的人民感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中国人民更加拥有自信。现代广告招贴对于传统文化元素的巧妙运用，也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水平，从而反映现代人对美和个性的追求，在内在精神层次上面也获得了很好的提升。

三、结语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在如此浑厚的历史文化中，现代艺术发展可借鉴和吸收的地方很多。它拥有足够的文化精神和艺术底蕴让我们去探索和深刻理会，并且加以运用。在广告招贴设计中加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无疑是对中华人文精神的延续，对文化遗产精华的吸收与运用。因此，在继承的基础上，广告招贴设计还要融入现代时尚因素，让时代与传统相得益彰。

传统文化论文 23

论文摘要：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成果的总和，包括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狭义的文化指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是我党文化建设的基本核心。坚持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为文化工作的主题，要激发人民的创造力，提高人民的文化素养，注重文化的传承，同时注重文化的创新。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而社区作为现代城市社会的重要组成细胞，社区文化是城市文化的核心与灵魂，对推进城市乃至国家的先进文化发展，起着中流抵柱的作用。

一社区文化的概念

社区，是指固定的地理区域范围内的社会成员以居住环境为主体，行使社会功能、创造社会规范物，在中国主要是指城市社会行政管理的基层单元或各成片商住小区。

社区文化则是在特定的社区内，人们或传承或创造而形成的风俗习惯、审美方式、道德情操等精神生活，也包括社区内图书馆、文化室、人文景观等系列物质总和。由此可以看出：从空间上来说，社区文化包含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风貌。从时间上来说，社区文化则包括居民长期以来对传统习俗、民族风情的保留与传承，还有居民聚居到一定时间后，相互融合，创造出与时俱进的艺术财富。

二社区文化的历史演变

(1)原始社会以物质文化为主

在远古的游牧社会中，部落逐水草而居，并无固定的住地。那时的游牧部落只是具有生活共同体性质的一种社会群体，并不是今天所说的社区。此时的原始文化主要是物质文化，从制造各种工具、使用和发明火、采猎生活到动植物的驯化。

(2)自然崇拜是文化最初的表现形式

耕种的兴起，促使人类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劳动效率也大大提高，满足基本生活之余，还能提供剩余的价值，剩余价值的出现，导致财产集中在人手中的不均衡，于是出现了财产私有制，直接引起了上层建筑的出现。村落这样一种原始社区也随之成型。此时，文明出现。在文明初期。人类最初自然知识的贫乏与蒙昧，精神文化比例很小，仍以物质文化为主，且文化文明一般都与白然崇拜(此时还没形成宗教)有关。以村落、部落为结构，逐渐形成属于自己村落、部落的图腾、祭祀等类似宗教形式与活动。

(3)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广大村落社区之间出现了城镇社区。文化的形式越加丰富多样。思想观念的形成，如佛教、基督教等，文化传播载体的出现，如文字、语言的产生，还有各种艺术形式的创造，如舞蹈、书画等，文化具有极强的地域性，都是以地域为根基，同种文化形式在不同地域中，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在人的长期交往中，逐步传播、融合、流传。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城镇社区的都市化、现代化，城市社区的数量不断增多，其规模日益扩大，出现了许多大城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随着人类第三次文明浪潮—偿息革命的来临，城市群、经济圈等大都会社区已渐渐形成。目前，发达国家的城市率平均在80%以上，而中国2009年的城市化率达到46.59%。城市的飞速发展，也形成了庞大的社区体系，社区逐渐形成了中国市民联系最紧密的团体。如今的社区文化更是在中国丰富传统文化的沉淀下，赋予了时代的积极意义。

三传统文化丰富社区文化，社区文化传承传统文化

中国从黄帝时代算起有着5000年的悠久历史，中国是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历经数个朝代，多次民族大融合。中华文明是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交流、融合、升华的果实，包含了物质文化与精华文化的总和。

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传统文化的薪火相传，让炎黄民族有自己的精神依托，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刻独有的价值取向，为华夏民族历经磨难依然却依然腾飞于世界东方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1)传统文化丰富社区文化

如今，中国的传统文化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下，已渐渐被人所忽视，有的已经濒临消失或者甚至毁灭。如今，在强调社区文化建设的背景下，为保留、传承传统文化提供了基层土壤。以社区为核心，提高人们群众的文化水平，对传统文化进行抢救性的保护，以社区为平台，利用社区凝聚优势，将本地传统民俗文化完整的保留、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例如广东的岭南客家文化，北京独特的胡同文化，也具有很有很强的民族性，例如藏族、蒙古族，他们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习俗、礼仪等。

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赋予了他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些传统文化都以社区为载体，在一定范围内有组织、定期或不定期地以固定的模式来表现。经过历史的沉淀，它们已经被代代相传的人们赋予了独特的象征意义和深刻的内涵，它们不仅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幸福追求，对自我愿望的诉求，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传统文化 它们极大的丰富和充实了社区文化，不断增强社区文化力，为社区形象的塑造提供内在的支撑。

比如广东深圳吃“大盆菜”的传统。盆菜起源自宋代，由宋帝口年间留传，南宋末年，宋帝为逃离金兵追赶，落难到如今的香港元朗，当地村民得知皇帝驾临。匆忙之间没有食器，只能拿大盆将所有食材堆置盆中，炊熟食用，这也成就了盆菜一向把最贵重的食材摆在最上层的方式。春节期间，深圳下沙、上沙、沙嘴、沙尾、新洲、石厦等许多社区都开展“大盆菜”民间文化系列活动，这些活动只要是发诸人们的内心，其意味就将更加深长，并浸润开�

(2)社区文化建设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

文化是人类精神的延伸，也是一种艺术的传承。传统文化在丰富社区文化的同时，也以社区文化为依托，依靠社区的物质基础、组织等优势为传统艺术的传承提供了条件。现代社会越来越注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这种保护需要从基层做起，需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得到最大化的实现。公务员之家

以广东岭南客家文化为例，开丁节是深月市南山区蛇口渔二村的一个传统民间节令。渔二村的居民均是祖籍广东海丰的移民，过开丁节则是源于潮汕、海陆丰的旧俗，从元代流传至今。按当时民俗，家里添男丁后要到宗族祠堂点一盏灯，俗称挂灯、上灯。还要邀请同宗长辈家长，亲朋好友到家中吃开丁茶《当地又称菜茶》，以祝贺添丁。后来，逐渐形成了正月十三过开丁节，吃开丁茶的习俗。二村的先辈100多年前移民至蛇口以后，早年生活艰辛，更希望多子多孙，家丁兴旺。同时，过开丁节也成了人在他乡相聚祝福，增强团结的好办法，因此，这一习俗便沿袭至今。现在，每逢开丁节，在外地深圳海外的老渔二人都会赶来庆祝，热闹非凡。如今，开丁节这一传统节日文化，已成为渔二社区的独有的社区文化组成部分。

四社区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创新

时代是不断发展的。社区文化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产生新的内容，立足于传统文化的社区文化，必然会对传统文化产生新的解读。

还是以开丁节为例。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开丁节”所包含的文化元素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是相抵触的。蛇口街道渔二社区的居民大部分是来自广东海陆丰的渔民和部分具有香港深圳双重户籍的流动渔民。其传统的生育观念很强，认为多子多福，生了男孩才可以传后，生了女孩就会断香火，以前存在着非要生个“男丁”才罢休的习俗。

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每逢“开丁节”，村民都不让计生工作者参与，很多人认为“开丁”是要人丁兴旺，而计划生育明摆着是不让他们“开丁”。因此，违反计划生育、超生现象非常普遍。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24

【关键词】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现代价值

1.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精选25篇】

实现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便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保持与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目标相一致。通过对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及其实现途径进行探讨和研究，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传统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对推进中国大学教育民族化、重塑中国现代大学精神以及推进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意义。

2.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英国学者泰勒在他1871年发表的《原始文化》一书中给文化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所谓文化，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个综合体。”？我国的学者一般都采用《辞海》对文化的界定：“从广义上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需要指出的是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总是处于流变与整合过程中。而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

3.传统文化概念简析

所谓传统文化，它是由“传统”和“文化”两个小概念组合而成的。“传统”从文化学角度i全释，是指世代传承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社会历史因素，如逐代延续的思想道德、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制度规范等。而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汇集了中华民族特质和风貌，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民族特色，以其历史悠久为世人所公认，以其博大精深的内涵举世瞩目，除了儒、道、佛、法、墨等家学说之外，还包括天文、地理、农学、医学、文物、服饰、书法、绘画、风水等等。“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浓厚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制约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历史的结晶，而且是有着几千年生命的鲜活体系，它不仅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起着巨大推动作用，而且对整个世界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重大影响。在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中，也一定能发挥其强大的推动作用。

4.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4.1有利于培养大学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动力，是维系一个民族团结的纽带，对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育是一件功在千秋的事情。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培养当代大学生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弘扬民族精神，应当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如果我们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就等于剥离了民族精神所依赖的土壤，就会导致大学生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的失落、民族凝聚力的下降以及民族认同感的危机。在中国历史上，曾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身上所折射出来的民族精神令人鼓舞和振奋。

4.2有利干培养大学生具备良好的人文道德精神

在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日益膨胀的今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人文道德精神教育显得是如此的单薄，以至于无法表现出强大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目标。人文精神的失落，无可争辩的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迷失和乏力提供价值基础。“高等教育办学的思想各国虽有不同， 这就是科学精神和人文道德精神的结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给予学生正确的人文教育。“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高等教育要以理性和价值判断为基础，这样才不至于犯荒唐的乃至灾难性的错误，这是高等教育对学术道德和社会道德的恪守。“社会是大学的根基，大学不能负于社会，也就不能抛弃社会公德的趋善精神”。当前，高校集中着一大批的优秀的学者和纯洁、善良的学生，他们以其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感体现着人文道德精神。

5.结语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离幵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就丢掉了文化之魂，淡化了民族特色，并将沦为外国文化的附庸。中国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无数代人的文化积淀，是无数先祖智慧的结晶，更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高校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途径，不能仅依赖传统的教学模式，内容和形式上更不能停滞不前，而是应该吸收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更多的融入传统文化因素，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通过对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查找不足，确定目标和方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更要承担起历史重 同时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参考与借鉴。 [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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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25

ス丶词：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大同理想；人学思想；唯物论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4-0113-04

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下，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不断追求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策划和尝试过多种途径。在长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 地主阶级开明派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发起洋务运动；农民阶级提出空想农业社会主义理想，发动了太平天国起义；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君主立宪制度，进行戊戌维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民主共和制，进行了辛亥革命。由于封建政治思想文化的落后，由于新兴资产阶级的脆弱，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的勾结，这些运动和革命均以失败告终。经过惨痛失败和教训后，中国知识精英开始了对西方知识文化的重新审视。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过程中，先进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选择新理论的共同标准：在价值层面上，则必须是代表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在实践层面上，则必须适合中国现实国情的需要和满足社会变革的需要。因此，中国在对当时各种流行的政治主张和文化思潮进行比较和实验后，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サつ岫•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里说：“ 社会群体鉴别一个政治制度是否合法的依据，是看它的价值取向如何和它们相吻合。”［1］中国人民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需要在民族文化心理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认同。程宜山先生在谈到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时讲：“ 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2］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思想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观念上存在一定的相通之处，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认知障碍，从而奠定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

オヒ弧⒋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为吸收和借鉴科学社会主义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基础

オブ泄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愤世性和反剥削、反压迫色彩的社会公平思想，这种社会理想包含着一种弘大的精神追求，这在《诗经》、《老子》和《论语》等传统文化典籍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为历代农民起义求大同、争太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直到以“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为旗帜的太平天国运动将这种追求推到了顶点。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都是指向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早在《诗经》中，人们就发出追求公平、幸福的“乐土”、“乐国”、“乐郊”的呼号；在《春秋公羊传》里也有“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说；孔子则设计了一个财富均平的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3］传统文化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一是追求平等。这在传统典籍和历史发展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墨子》中讲的“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孔子在《论语》中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4］，以及无数次农民起义“等贵贱、均贫富”的呐喊，都体现着“公平、公正、天下为公”的大同传统和追求平等的要求。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自勉，要求“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有不均”［5］。二是追求和平。《墨子•兼爱》中说：“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主张“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6］。三是没有剥削。康有为在 《大同书》中提出的“废除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实行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消灭阶级，人人平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等主张，构思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刘光复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同作同食，无主无奴，各取所需，各尽所能”［7］的社会。

ァ按笸理想”是中华民族从古到今的执着追求，经过几千年来积淀和强化，历代人民追求“公正、公平、和平”的大同传统，已经作为一种高尚的道德价值取向内化为传统国民的精神素养，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孙中山先生在传播和接受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传统大同理想对他影响甚深， ’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实现，然后不见可欲，则民不争，甲兵亦可以不用矣。今日惟俄罗斯新创设之政府，颇与此相似”［8］，后来，他还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9］。在论及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希望人们“一步一步地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10］。1917年，大声疾呼：“大同者，吾人之鹄也。”［1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博大精深，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找到一条通往大同的正确道路，但这种追求始终活跃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因此，当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许多

オザ、传统文化中的人学思想为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积蓄了丰富的文化基础

オゴ统人学思想作为影响中国治国安邦大业达几千年之久的政治思想，源远流长，影响深远， 深深地积淀在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之中，成为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本”思想得以在中国传播不可回避的文化背景。孔子历来主张重民、富民、教民，在“民、食、丧、祭”这些世间大事中，将“民”列为首位。荀子亦主张民为邦本，他的君舟民水理论至今仍震耳发聩。不仅儒家提倡民为邦本，道、法、墨等家也有鲜明的重民和爱民思想。传统的人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点的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人民是社稷的基础。《管子•牧民篇》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12］，《战国策•齐策四》中的“君为舟，民为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13］，《左传•桓公六年》称：“夫民， 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14］，《庄公三十二年》载：“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15］，《国语•鲁语》中也有“民和而后神降之福”的说法，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16］， 汉代贾谊曾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李世民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18］。第二，要爱护和体恤人民。《孟子•尽心下》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9］，朱熹则认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20］。第三，要尊重人民的意愿。《左传》中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21］，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22］，韩非认为：“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23］，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一重民贵民的精神不断得到丰富和强化。第四，要使人民富裕。《管子•治国》中讲“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24］，“善为国者，壤辟举，则民留之，仓廪实，则知礼节”［25］，“务王谷，则食足，养桑麻久畜，则民留”［26］，同时强调财富的分配，认为“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27］、“贫富无度则失”［28］。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则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推到顶峰。

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精选25篇】

オト、传统文化中的朴素唯物论思想为吸收和借鉴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基础

オヂ砜怂贾饕宓奈ㄎ锸饭勰芄辉谥泄传播并开花结果，除其理论自身的生命力外，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朴素唯物论思想存在着许多契合之处。其一，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强调物质生产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强调人的实践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儒学强调“经世致用”，常常从经济、地理、人口等物质条件与民心向背去思考历史的更替，从人民的物质生活出发去研究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管子•牧民篇》讲“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32］，认为社会物质条件是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基础或前提。孔子在《论语》中说：“庶之、富之、教之”［33］，认为人口的繁衍是社会财富增加的前提，说明他强调人的实践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认为人民生活富足是道德教化的前提，说明他强调物质生活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基础作用。《孟子•梁惠王上》也说：“今世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为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34］承认物质生活是礼义道德的前提，这些都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存在一定暗合。其二，中国传统文化同样蕴涵着丰富的辩证思维。殷商时代的阴阳五行说是我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萌芽，这种辩证思维在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周易》认为“一阴一阳谓之道”,强调阴阳对立面对事物发展的推动作用。《老子》强调“反者道之动”、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35］,认为事物都是由阴阳、美丑、高下、前后等一系列相反的对立面组成的， “对立”是一切事物变化的动力、根源。中国古代这些朴素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存在着一定的契合。其三，在认识论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对“名实”、“形神”、“言意”、“能所”、“知行”等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推进了世人认识事物的思维发展。从先秦时代到明清时期，“无神论”的传统和革命的战斗精神，为人们在思想深处留下了存在决定意识的认识概念，这也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奠定了认识论上的基础。

ブ泄朴素唯物论的发展历经了三千多年，集中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是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探索人生和研究古今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进行批判吸收。批判地接受了传统文化中朴素的辩证思维，对老子“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36］的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积极斗争的思想补充了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不足，并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紧密结合，从而形成了哲学中独特的矛盾论思想。邓小平秉承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37］，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38］，用马克思主义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分析了世界的发展态势和中国国情， 认为“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39］，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40］，并将它运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志深谙“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41］和“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42］的通变思维，吸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与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合理本质，在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两个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不断推进“人的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ヂ砜怂贾饕宀生于西方，又超越“西方”，对人类有着普适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同样既有时代性、民族性的一面，又有超时代性、超民族性的一面。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物质、制度、精神及行为各个层面上所具有的相通价值取向，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了文化素质和文化心态上的准备。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东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放眼世界，结合实际，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推向新的境界。

オゲ慰嘉南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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