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
目前国内有关农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的研究比较多，学者主要研究了农业的地位以及在具体国情下农业地位的相关变化。学者韦克甫( 1963) 从五个方面论证了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王亚军( 2001) 讨论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人创造农业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农业愈发展，一切事业就愈发展； 农业愈衰退，一切事业也就随之而衰退。［1］这些学者都充分肯定了农业的基础地位，看到了农业不可动摇的地位。也有学者认为要辩证地看待农业的地位，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农业的主导地位和基础地位相互分离，虽然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是工业占据了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 吴祥玉，1999) 。也有很多学者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论证了农业的重要性，陈永飞、孙波、( 2006) 用增长速度方程建模，论证了农业技术进步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并进一步论证了农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影响，从而提出要改进农业技术的政策建议。董舟、田千喜( 2011) 则进一步从农业技术进步的内涵和方式入手，运用Lewis 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从理论上推导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推动作用。［2］这些学者对农业作用的实证分析使得农业的作用和地位更加具体化及数量化，使得分析更加具体和直观。学者还对如何促进农业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学者郑良泽( 2007) 认为必须推动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并从促进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转变农村经营模式等角度论证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意义。本文将运用投入产出的分析方法，通过模型和数据具体分析农业的地位和作用，并试图提供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和扭转农业弱势地位的一些政策建议。
二、实证分析投入产出法是通过投入产出表分析行业的相互依存、制约关系
以及各个部门的不同影响力程度及诱发、依存结构。通过以上分析，基本能解释各个部门的重要性，以及其所处的行业地位，概括出整个经济的大致运行特征。对投入产出表进行分析的两个重要的方法是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用来分析各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现考察我国国民经济一共为 17 个部门，分别用 Xi表示，其中 i =1，2…17。
( 一) 影响力系数影响力系数是反映国民经济某一个部门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
对国民经济各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波及程度。［2］假设国民经济一共有 n 个部门，则影响力系数 Fj的计算公式为：Fj= ∑ni = 1bij/1n—∑nj = 1∑ni = 1bij其中，bij为第 j 部门对第 i 部门的需求总量，分子为列昂惕夫逆矩阵的第 j 列之和，分母为列昂惕夫逆矩阵列和的平均值。当 Fj大于 1 时，表示第 j部门的生产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超过社会平均影响水平( 即各部门波及影响的平均值) ; Fj等于 1 时，表示第 j 部门的生产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与社会平均影响水平持平；Fj小于 1 时，表示第 j 部门的生产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低于社会平均影响水平。对于影响力系数而言，侧重的是第 j 部门对各部门的拉动作用，这就需要用基于完全需要系数的公式进行计算。基于直接消耗系数计算的影响力系数仅反映了部门间的直接联系，而部门间广泛存在的间接联系被排除在外，所以在选取影响力系数的计算方法时应该从基于完全需要系数中进行选择。［3］因此，采取完全消耗系数比直接消耗系数更加合理、科学。完全消耗系数，是指第 j 产品部门每提供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对第 i 产品部门货物或服务的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之和。［4］计算影响力系数要借助里昂惕夫逆矩阵，矩阵里的元素为里昂惕夫逆系数，记为 bij( i，j =1，2，…，n) ，也即为完全消耗系数，它表明当第 i 产品部门的最终使用增加一个单位时，对第 i 产品部门的完全需求量。则有里昂惕夫逆矩阵中的逆系数用表格表示为： 上表第
( 二) 感应度系数
感应度系数是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均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某一部门由此而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也就是该部门为满足其他部门生产的需要而提供的产量。感应度系数越大，说明该部门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越大，感应度系数越大的部门就越具有基础产业和瓶颈产业的属性。［5］感应度系数公式式中，分子为完全需求系数矩阵的第 i 行之和，分母为完全需求矩阵各行和的平均值。当感应度系数大于 1 时，表示该部门的需求影响程度超过社会平均水平，说明该部门所提供的需求对其他部门的推动作用较大； 当感应度系数小于 1 时，表示该部门受其他部门所产生的影响程度低于社会平均水平，需要该部门所提供的需求越少，对其他部门的推动作用较小。由表 2 中的数据可以计算出农、林、牧、渔也的感应度系数，为 1. 09，大于 1。表明国民经济各部门均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农、林、牧、渔部门受到的感应程度较大，且大于社会的平均水平，表明其具有基础产业和瓶颈产业的属性。
( 三) 综合分析将所有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都计算出来
再对他们进行比较，我们得到如下表格： 可以看到，机械设备制造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都是排名第一，这与实际也是相符的，但是农、林、牧、渔业的影响力系数为 0.58758055，排名为第 15 名，感应度系数为 1. 09051，排名为第 6名。表明农、林、牧、渔业虽然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比较大，但是其对各部门的拉动作用比较小。
三、主要问题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对其他产业的拉动作用还有待提高，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先天不足，客观条件决定了其拉动作用的有限性，另一方面是后天缺失，我国对农业的投入不足导致其长期成为弱势产业。
( 一) 先天不足
1、我国农业生产率低
我国的国情是人多地少且多山地、丘陵，导致耕地面积少且分散，我国的小农经济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农业耕作形式，其他国家虽然有些 我国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是一个经济奇迹，维持了几千年且养活了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但是不可否认，农业一向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弱势产业，靠务农为生的农民只能够满足家人的温饱，并无多少积蓄，一旦面临突发性困难，农民通常是无力抵抗的。尽管从 2006 年免除农业税以来，农民的收入一直有所增加，但是农民的收入与投入相对城市居民而言明显是极不相称的。
2、抵御风险能力弱
农业是典型的“靠天吃饭”的行业，气候、光照、水源等对农产品的生产至关重要，而且光照、水源既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必须恰到好处。一旦光照、水源等不合适，或者是遇到恶劣的气候，也就是遇上农民通常所说的“凶年”，农民极有可能会颗粒无收。此外，农民种植的农产品是作为原材料的产品，收购的价格通常比较低，而且农产品作为生活必需品，需求弹性比较小，难以通过提高价格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即使收成较好，农民的收入也不可能大幅度增加。可见，农业是极度脆弱的行业，农民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
3、农业经营粗放、附加值低
我国的小农经济维持了几千年，但是农业的技术进步却很缓慢，普遍实行粗放式经营。从事农产品初级加工的比较多，从事深度加工的比较少，加工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不高，没有形成专门的农业产业链，农产品目前仍然扮演着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材料的角色。
( 二) 后天缺失
1、工业对农业的不断索取
虽然中央连续六年的“一号文件”都是三农问题，并且强调工业应该反哺农业，但是我国当前的城镇化，却仍然是对农业进行“掠夺”。城镇化需要增加建设面积，但土地数量既定，要增加建设面积就必须减少土地其他用途的使用，而耕地首当其冲。首先被侵占的是城市郊区的耕地，这些耕地大都是水利排灌设施齐全、交通便利的良田，郊区农田利用殆尽便向农村伸手，耕地面积不断减少，逐渐碰触着国家 18 亿亩耕地的红线。此外，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也使农村人口为城市工业发展提供廉价劳动力的过程中遭受不公平的待遇。
2、对农业支持保护水平低
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问题，但由于制约农业发展和竞争力提高的一些政策诸如农产品的征购价格的非市场化、传统的户籍制度、农地产权制度等政策没有完全取消，国内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度相当低，长期实行负保护。20世纪 80 年代政府通过定价政策、农业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村储蓄、利息倒挂等措施，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净转移出财政性资金约 1400 亿元； 进入 21 世纪后，尽管政府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并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民进行了直接补贴，取消了农业税，但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较大，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政府补贴政策的积极作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大大高于政府的直补。对农业保护政策的不完善，使投资过度向工业倾斜，农业部门投资严重不足，农田水利等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农业抗灾能力小，农业基础地位脆弱； 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和各种不合理负担，使农民收入降低，农业投入能力削弱； 最终影响了农民生活水平和农业生产能力水平的提高，从而加剧了中国农业的弱质程度。
四、政策建议
( 一) 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改进农业技术
首先要对农业的各个方面进行技术开发，以增加农产品的产量，重点集中在种子、节水灌溉以及农机方面。其次要做好农业技术的转化和推广工作。我国农业科技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某些地区农业的生产率得到了有效地提高，但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仍然偏低，因此，可以成立专门的科技推广小组和学习小组，将国内外各地的成功经验进行推广。此外，农民必须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农民拥有祖祖辈辈的经验，且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应该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提高自主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 二) 延长农业产业链，增加附加值
当前我国农产品的深度加工不足，导致农产品大都充当工业原材料，因此必须延长农业的产业链，增加附加值。首先，新建农产品加工企业，对农产品进行深度加工，增加农产品的产成品种类，如兴建面粉厂、牛奶厂、食品厂等。其次，要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我国目前大部分农民还是进行家庭经营，组织化程度很低，导致个别农民没有能力兴建加工企业，只能将初级加工后的农产品出卖给企业。发展农业合作经营，将农民联合起来，就可以解决单个农民的困境。此外，面向市场，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增加与其他产业的联系。农业不是独立于其他产业的，因此农业产业化经营必须与市场为导向，为市场提供优质的产品，从而加强农业对其他产业的拉动作用。
( 三) 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扶持力度
论文摘要：1992年起我国开始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3年，我国颁布实施《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宣告MPS退出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历史舞台。文章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模式的变迁进行分析。
一、供需框架
为了揭示制度变迁的规律，新制度经济学根据制度变迁主体的不同，把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类。在这一领域成� v·w·拉坦应用他对技术变迁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将舒尔茨和诺斯等的理论推进了一步。
二、主体博弈
一般来讲，SNA供给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官方)。供给结构单一、成本巨大、投资期长，风险远高于收益。官方供给SNA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求，因而SNA在此具有公共品的性质。相比而言，SNA需求主体则不同，它由政府、企业、个人所组成。需求主体多元化，因而需求的利益目标(动力)不同(注：在此所言的需求利益目标，类似诺斯的术语“外部利润”)：对政府而言，其需求目标基本为宏观经济管理和国际比较；对企业而言，其利益目标包括企业管理、经营的市场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以及企业家个人努力的社会实现；对个人而言，其对国民经济核算资料的需求是为了寻求完备信息，减少市场交易的环节和风险，即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增加其经济利益，实现其个人经济目标函数最大化。
SNA供给与SNA需求主体、目标既然存在上述差异，同时，SNA所具有的巨大信息含量和丰富的方法，使人们在考虑国民经济核算改革时，必须首先对SNA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引导机制加以重视。
三、基于需求缺口的变迁方式
由于需求主体多元化、需求目标函数多层次化，相对于供给主体的单一结构及目标函数的单层次化，就存在一个需求缺口，这反映在对SNA信息的总量及结构需求分布上。可以说，SNA进一步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消除这种需求缺口。
消除需求缺口，从理论上讲应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减少SNA供给，二是增加SNA需求。然而对于SNA来讲，显而易见的是，政府的供给如果是理性原则下的行为，一般是增加而不会减少。由于公共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因而最好由政府来承担，在此政府不妨进行“垄断生产”。客观地讲，消除SNA需求缺口最好由增加SNA需求着手。潜在需求主体、目标的显性化就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在SNA中的一种制度安排体现；并且，这种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古典经济学中萨伊定律(Say’sLaw)所描述的现象，即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政府可以通过特殊功能，扩大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及优势的宣传，以及安排相应配套的措施来进行SNA的强制性推扩，即强制性变迁。因此，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变迁，最主要的特点是强制性变迁。
四、为什么是强制性变迁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是维护宏观经济管理的有力工具，其作用就在于减少国家机器运行的交易费用。因此，以制度变迁为背景考察的这种制度，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强制性的特。
此外，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的认识，制度安排中“搭便车”的问题也是决定国民经济核算强制性变迁的原因。
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性质的认识：
(一)国民经济核算是公共产品
这一观点最早是由邱东教授提出的。因为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的两大属性，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在属性上就具有了公共产品最根本的特点。论文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变迁论文摘要：1992年起我国开始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3年，我国颁布实施《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宣告MPS退出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历史舞台。文章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模式的变迁进行分析。
这一论述可以归结为两个理论：一是信息的公共产品性质；二是国民经济核算作为制度安排的公共产品性质。作为第一个理论基础，来自信息经济学关于“信息作为一种商品”的研究，信息是商品的关键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在这方面有杰出贡献的有萨缪尔森、海德和阿罗。信息是公共产品，自然以信息库出现的国民核算体系也就具备了这种特点；第二个理论基础，来自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产品，而这个公共产品一般是由国家“生产”的。
两种理论基础，决定了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这一性质。所以，不管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还是单独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国民经济核算变迁就应该是强制性的。
(二)解决制度安排中“搭便车”问题
所谓“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的行为。“搭便车”是产权经济学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他们看来，公共产品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之一。“搭便车”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可以简单地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种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这样，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从而使创新者缺少激励。
五、较为一般的集体行动(注：此说法是为了区分统计与一般制度分析中的集体行动)
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诱致性安排，可能会是政府更看重的。因为，政府需要了解权力以外的变迁因素。在强调制度变迁主要力量的方面，国民经济核算变迁是强制性的；而在强调核算变迁的目标等方面时，这种诱致性变迁就更重要了。
诱致性变迁的主体一般是一群人或一个团体，通过诱致性安排所达成的变迁，其制度结构的稳定性也更高。这就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整个社会的市场应用结合更接近。而根据杨仲山的论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部本身是市场化的。
在改革初始阶段，政府的强制力是最突出的，其他经济主体的作用在这时是较难发挥的。因而，有关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各种利益团体、利益个人可能会感到，这种变迁的起始与他们无关。他们作为个人的、集体的行动并不会影响改革的发生，但接下来情况就会有变化。在目前情况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主要是为政府管理经济服务。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他经济主体会增加对国民经济核算的需要，他们需要通过这种工具(或制度)提供的相关服务，来帮助自身增强竞争的实力。因此，各经济主体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方法的需要会增加。而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对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来说，其实提出了国民经济核算的“宏观核算微观化要求”。
对核算信息与方法的大量需求，是目前核算体系的“外部利润”之一。由此，除政府以外的其他各经济主体会在国民经济核算改革中扮演一定的角色，起到相应的作用。而由各相关利益个人所组成的团体，就会形成有关核算改革方面的集体行动，以便使这项改革按照满足他们要求的方向去演进。他们会提出各种变革的具体措施，如变革现有的调查方式以得到更为准确的市场数据；对服务行业新的分类与核算；非正规部门活动进入核算范围；增加信息产业方面的新内容，等等。总之，集体行动会在国民经济核算改革中发挥作用。
论文论文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 环境经济核算体系 水资源核算体系 论文论文摘要：基于建立综合环境经济核算、完善现代水利统计体系和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的需要，我国应创建水资源核算体系。对环境卫星帐户的子系统水资源核算帐户进行了初步探讨，介绍了水资源核算体系的由来、基本构成和特点，并结合现状分析了在我国开展水资源核算面临的问题。 近30年来，世界人口激增，生态被破坏，环境恶化，经济发展受阻，使人们开始全面而深刻地反省自身的发展方式。在1992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大会”上发表的《21世纪议程》中就明确提出进行资源与环境核算是世界各国的迫切任务，并作为重大战略行动来实施。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中也明确提出：“研究并试行把自然资源和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使市场价格准确反映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代价”。 资源环境核算(亦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越来越受到国内外日益关注和急需建立的统计领域。水资源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经济资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在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抓紧研究和建立水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以下简称“水资源核算”)制度及体系框架，已成为当前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l水资源核算体系的由来 1．1国民核算中心框架及其局限性 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采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ofNationalAccounts(SNA))，这也是大多数西方国家所采用的。国民经济核算是对一个国家经济活动过程及其结果的核算，只有经济活动才能够纳入核算之中。 国民经济核算的内容以两个平衡关系为框架。第一是围绕国内生产总值(GDP)所形成的当期流量平衡，即： GDP=总产出一中间投入(1) GDP=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净出口(2) (1)式反映国内生产总值的形成过程；(2)式反映国内生产总值的使用去向。通过这一平衡，国民经济的生产与使用被连接起来。 第二是关于资产从期初到期末的动态平衡关系，即：期初资产存量+资本形成一固定资本消耗±其他物量变化±重估价引起的变化一期末资产存量(3) 基于上述基本框架，可以发现：第一，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核算没有体现环境因素的投入。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所扣除的中间投入仅限于产品投入，并不包括环境等自然因素的投入；相应地，所谓资本形成，仅限于产品对生产资本的积累，不体现生产造成的自然环境的变化。第二，围绕资产核算，主要限于经济资产，尤其偏重于生产资产，没有将自然环境完整地纳入核算范围，同时也没有直接反映经济过程对环境变化的影响]。这导致了两个严重缺陷：一是忽视了自然资源的耗减，遗将危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二是忽视了环境质量的下降，这将会影响人类的健康和福利 为了使人们能够看清楚隐藏在中心框架账户中及其表露出的局限性，并能更加深入地加以描述，联合国93’SNA(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出了针对某些重要领域建立与中心模式框架不完全统一的特殊框架(结构)即附属框架方法的建议。一方面附属账户与国民经济核算账户的中心框架发生联系，并通过它们与综合经济统计资料的主体发生联系；另一方面，由于附属账户是特定领域或特定专题所专有的，因而它们也专门与该领域或专题的信息系统相联系，它们也要求货币价值量数据与实物量数据能更好地结合。由于附属账户保持与中心账户的密切联系，所以，它们在宏观经济账户和分析的范围内加强了对专有领域的分析。此外，不同领域的附属账户还有助于将其中某些领域的分析联系起来。因此，附属账户一般具有双重作用：既作为分析工具，又作为统计协调的工具j。典型的例子当属环境卫星账户。 1．2环境卫星账户——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 环境经济核算缘起于两个相互联系的事实。事实之一是环境问题越来越深入地介入了人类的社会经济生� 在国际社会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处理好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与上述事实相联系的另一个事实是，为管理所必须的信息数据系统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管理之需要，尚没有一个数据系统能够较好地反映出经济与环境之间
1.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现状跟据中国房地产协会的相关信息，我国房地产市场近年来的发展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新的房地产项目开发面积增大与竣工面积的增长幅度减缓并存；二是各地房地产项目拆迁规格的增长放缓，但对土地使用的控制情况恶化。原因在于，一是在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之下，开发企业对土地囤积的空间越来越小，相应的土地利用效率在提高，促使项目开工的比例提高。但仍然有一些开发企业为了确保项目收益，控制项目的建设进度，延缓项目的开发时间，从而使得竣工面积的增长速度减缓。二是国家针对拆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出台了文件政策进行规范，使得拆迁增长速度减缓。但土地使用情况仍然需要进一步进行规范。从投资角度看，目前我国对房地产的投资热情仍然持续高涨，对房地产业的投资在整体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也较大。从投资构成角度看，主要的资金来源是国内民间资本，其投资占到国内房地产市场投资总份额的绝对比例。据2011年的统计，这个比例超过76%。在最近十年的统计数据中，除2008年存在回落之外，国内民间资本对房地产业的投入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状态。
2.我国房地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国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导致问题较多，从社会整体来看，目前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存在以下问题：
（1）对自然资源的浪费较为严重伴随着近年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土地资源、木材建材资源的浪费较为严重，政府有关部门及房地产开发企业对资源的合理利用工作不到位，房地产开发企业节能技术较低，节能材料及可再生材料使用率较低，管理措施不到位。
（2）对文化环境的破坏较为严重特别表现为在城市规划及具体拆迁过程中对具有文化、历史内涵，具有较高文化、艺术特色的老城区、老街区、老建筑物的保护不力，随着城市开发的程度加深，高层建筑数量不断增加，城市的文化氛围文化底蕴也越来越淡，各城市外貌在不断趋同。
（3）对生态环境破坏较为严重部分开发企业片面追逐经济利益，盲目增加开发项目的建筑密度和容积率，由于城市建筑密度的增加，住宅小区建筑物容积率的增大，从而致使城市的绿化空间变小，城市空气质量问题和气候问题突出，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4）商品房的空置率较高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城市的商品房空置率较高，甚至有些地方商品房开发的面积、数量已经超过了当地的人口规模，鬼城频现。高居不下的空置率给经济社会带来较多的问题。
二、房地产业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及重要作用
1.房地产业特征显著，一是与数量众多的行业的高关联性，二是创造财富的巨额性，三是产品的基础性，从而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平稳不变的，它的发展与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一样，也会受到资源、消费因素的影响而起伏。当受到资源、消费的约束时就会收缩，当受到资源、消费的刺激时就会扩张。
（1）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我国房地产经济发展存在周期性波动的特点和规律，与我国宏观经济周期具有较高对应性。研究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及影响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以便采取相关经济手段，并制定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对于房地产业可持续及保持我国国民经济协调健康发展意义重大。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房地产业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发展周期，目前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正处在第四个周期。第一个周期从1981年到1983年；第二个周期从1984年到1990年；第三个周期从1991年到1996年；第四个周期从1997年开始至今。通过对比我国房地产业的这四个发展周期，可以看出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存在以下两个特点：一是房地产经济周期的长度每经过一轮都在变长，波动的幅度在不断减小；二是房地产经济的衰退周期与扩张周期的比例是在不断减少的。
（2）影响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因素
①内在因素主要包括房地产投资和房地产市场供求房地产投资规模波动是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引擎。房地产企业在作投资决策时，必须考虑其投资回报率。房地产投资回报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房地产企业的投资增加或减少，这个对房地产业投资规模的周期波动会直接影响到房地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房地产市场供求波动对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影响巨大。因市场价格、居民收入、政府政策、对市场预期变化等因素影响，房地产需求总量会发生波动；因资金、技术、管理、人力资源等因素影响，房地产供给总量会发生波动。这些波动会对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产生巨大影响。只有在房地产供需总量保持平衡，同时供需结构保持平衡的情况下，房地产经济发展才能保持平衡；只要房地产供需总量失衡，或供需结构发生失衡，就不可避免的影响到房地产经济的周期波动。
②外在因素包括政策因素和社会经济与技术因素政策因素指国家制定的有关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等。这此宏观政策因素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对房地产经济的周期波动的影响是直接的、显著的。社会经济与技术因素。房地产经济发展与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率相关性极高，当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率高的时候，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发展速度也呈现快速发展势头；反之亦然。此外，我国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房地产业的技术变革、经济政治体制的变化等，都会对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影响，使得其发生周期性的波动。
③偶发因素是指自然灾害、社会突发事件，及其他不可预测的因素，比如技术的根本性变革等。这此因素对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是突然的直接的。房地产市场与我国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牛雨来（徐州市观音机场有限公司，江苏徐州221006）
2.房地产经济周期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具有关联性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具较大关联性。在对房地产业进行宏观调控时，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有效预防房地产经济大起大落，力求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对经济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
（1）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性与房地产经济周期差异性方面我国房地产业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各地区发展水平、程度有很大差异，这也导致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既有全国性的，又有区域性。这在客观上要求宏观经济政策对房地产业的市场调控要结合以上特点，采用科学的理念制定政策，避免一刀切。
（2）货币政策灵活性与经济形势的变化性方面货币政策对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影响显而易见，为预防房地产经济的大起大落，客观上要求货币政策要适应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并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进行灵活调整。要控制货币政策的调整幅度，控制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灵活调整利率，连续微调调控方式及松紧程度，以充分发挥房地产业的经济增长点作用，扩大内需，延缓波动的周期。
（3）财政政策的稳定性与房地产经济的波动性方面积极、稳定的财政政策对治理经济衰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有重要作用，要谨慎权衡制定紧缩财政政策、扩张财政政策和稳定财政政策，防止财政政策的调整引发房地产经济周期大幅的波动。根据目前的经济形势及房地产业现状，应当主动进行结构性的调整，采取中性、稳健的财政政策，适度紧缩由财政资金支持的房地产投资项目。
（4）政府引导的价格体系及市场需求多样性与供应市场相对单一性方面价格因素对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影响较为突出，政府应当引导制定合理的房地产产品的价格，避免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不稳定。对房地产供应市场与房地产需求市场严重失衡问题，要建立健全居民住房保障体系；保持合理的住房投资建设规模；调整住房的供给结构；适当引导市场形成一种梯级消费；促进住房建设和消费模式的合理化。
3.房地产业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1）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带动作用房地产业因其自身规模较大，因此，其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总体影响非常强，其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非常大。据有关资料显示，1998年-2011年，房地产业包括建筑开发对GDP的直接拉动作用呈上升趋势，从1998年的0.43%上升到2011年的0.65%，房地产业每年平均拉动我国经济增长0.64%。房地产业对GDP的间接拉动作用也越来越大，从1998年的0.81%上升到2011年的1.21%，年平均拉动经济增长1.19%。直接拉到与间接拉动合计，房地产业每年平均拉动我国GDP增长1.84%。同期我国平均经济增速为年9.86%，房地产业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超过19.7%。房地产业自身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9年起已经超过9%，2009年到2011年这个比例平均为9.6%。房地产业自身增加值加上间接带动产业的增加值一共占GDP的比重，从2010年起已超过30%，2009年到2011年这个比例平均为30.1%。
（2）对关联产业具有需求拉动作用据有关资料显示，抽样调查2002年、2005年和2007年这3年，房地产业对我国42个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之和分别是1.6339、1.7977和1.9526，这意味着房地产业每增加1个单位产值，2002年拉动关联产业增加1.6339个产值，20005年数据为1.7977，2007年数据为1.9526。证明房地产业对关联行业的需求拉动作用越来越大。从拉动的行业种类来看，主要受益的是物质及原材料型行业。这3年，受房地产业需求拉动影响最大的前10个产业中2002年有6个是物质及原材料型产业，2005年有8个，2007年有9个。2002年房地产业对这些关联产业的单位拉动作用占所有产业单位拉动作用的61.5%，2005年占63.2%，2007年占66.5%，呈逐步上升趋势。
（3）对关联产业价格的影响突出房价的变化对其关联产业产品价格的变化影响突出，根据有关资料对房价上升10%，其对关联产业产品价格的影响，及对物价指数的影响，排名前10的产业列表如下：从上表可以看出，价格上涨幅度最大的主要是服务业，在服务业的成本比重中房地产所占比较高，因此房价的变化对服务业的影响更大。
三、促进我国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与我国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1.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内涵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有丰富的内涵，它涵盖了社会、经济、文化、技术、环境等领域，总体来说，包括其一，要能够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二要能够保护环境，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及持续发展，其三是能够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也就是说，实现房地产经济可持续发展，既要能够满足目前人民的物质需求，并能给今后预留发展空间，还要能够使得房地产业与社会各产业协调发展。
2.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及对策
（1）加强对房地产业的市场监管力度政府要加大对房地产业的市场监管力度，理顺行政管理和企业自主经营的关系，管好政府的份内工作，引导房地产市场向规范化、市场化方向发展。要加强对房屋质量检测力度，确保开发项目的质量；要努力提高土地利用率，避免土地空置现象；加强管理监督的同时必须杜绝对项目的暗箱操作，减少并消灭对房地产业的不合理收费。此外，还要积极引导房地产企业适应市场需求，促使开发项目与当地的环境资源人口等相协调，控制房地产开发的投机行为和短期行为。
（2）重视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一是优化税收结构，除对增量房产进行征税外，对存量房产征税要进入议事日程；二是开发企业的观念创新、产品创新，房地产开发企业必须进行环境成本核算，改变过去片面追求环境、低容积率、人均居住用地超规范的做法；三是消费观念创新，考虑潜在需求如何转化为有效需求问题；四是服务创新，创新中介、经纪、物管的内容和形式，简化房贷、产权登记等事项繁琐的手续，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利于操作的流程。科技创新。要采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和方法，利用新能源，使用新材料，争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要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减少环境污染，改善人们的居住、办公条件，优化城市环境，从而增进人与自然的亲和力，使得房地产业的发展与人民居住文明协调发展。
（3）建立健全房地产业法律法规，规范和指导房地产市场积极推进房地产市场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对房地产业经济活动整个流程的各个环节，都要有规定明确具体、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法规和准则，从而引导和规范我国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对该流程中的买（拍）地环节、行政审批环节、企业融资环节、开发建设环节、质检环节、商品房预售环节、销售环节、售后环节、物管环节等几大重要环节的法律法规进行建立健全完善。特别要注意对法规准则的细化，如买（拍）地环节中对土地市场信息公开的法规准则，应细化说明规划结构、土地储备量、在拍土地、规划评估价格等；行政审批环节中审批程序和监督机制应细化；融资环节中指定金融机构、指定金融监控机构及金融秩序的监管制度应细化；开发建设环节中房地产税收的细则要细化；销售环节中对价格标准应细化。
（4）创立房地产金融二级市场，完善房地产金融体系据有关资料，其他国家居民个人住房的贷款占社会总贷款的比例大约为20%，而我国的比例仅为1.6%，这可以解释为我国房地产业有效需求不足，因此，有必要把房地产金融信贷更多的转移为房地产消费信贷，以实现我国房地产业生产-消费的良性循环。制约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瓶颈之一就是金融信贷问题，我国房地产业一直被资金来源、资金流动性、期限错配等等因素的制约，为确保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完善现有的房地产金融体系，打通房地产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系。具体讲就是建立和完善我国住房抵押贷款的二级市场，争取将抵押贷款实行证券化，把住房抵押贷款的一级及二级市场纳入到金融的整体大循环之中。
（5）做好房地产信贷风险的预防及管控工作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与房地产业的联系是如此紧密，房地产业的行业风险会传递到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成为它们的信贷风险，要做好预防及管控工作，一是，要抓紧做好自身信贷结构的调整，自身资料缺课大，规模小的开发企业，抗风险能力不强，必须严格控制信贷；二是控制好个人住房贷款的风险，重点支持自住房及改善型住房的贷款需求，同时还要严格执行贷款审查，坚决杜绝开发企业假按揭真贷款的风险做法；三是要加强贷后的管理，做好信贷资金的跟踪、调查工作。
（6）制定合理规划，提高资源有效利用率房地产业要改变过去那种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合理规划，提高对土地资源及其他各种资源的合理利用，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一是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土地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是我国房地产市场开发过程中必须加以合理利用的资源；土地资源也是我国实现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我们改善人居环境的的前提。要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必须首先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来开发利用；其次，对城乡结合地区的土地开发，要对土地征用许可证进行严格把关；再次，对已经转为建设用地的，政府有关部门必须要督促开发企业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最后，要对各类用地合理配置，以实现土地资源高效配置。二是抓好空置土地的处理工作首先要调整土地的存量，避免闲置，其次，需要从法规制度的角度妥善处理闲置的土地，对通过招拍挂手续以后超时限的土地，要通过回收、收购、兼并、拍卖的方式来使土地重新回到市场，从而使土地的利用率得以提高。
（7）抓好环保工作，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一是在房地产开发建设过程中必须注重对生态的保护，生态环境直接影响人们身心健康，是我们生活的重组成部分，是一直以来人类发展关注的重点，因此，房地产开发建设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开发建设过程中抓好对环境的保护工作。二是要发展低碳房地产，积极提倡使用节能材料、可再生能源。
关键词：绿色GDP核算 SNA 资源耗减 环境降级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5-046-02
当今世界，能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成为制约人类生存发展的全球化危机之一。然而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却没有立足于可持续发展视角，重经济增长，轻人类发展。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最核心的指标是GDP，然而“传统GDP对于经济发展中的社会的发展成本、经济增长方式和为此所付出的代价、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社会财富的积聚和社会分配、社会公正等问题无能为力”。因此能够将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涵盖其内，能代表国民经济增长净正效应的绿色GDP核算在国内外达成一致共识。对我国而言，基于绿色GDP的核算不仅可
一、绿色GDP核算的现实背景
1.我国经济“高速低质”的发展模式。中国GDP总量已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按照“可持续指数”排名，中国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据测算，中国经济增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超前透支获得的。之所以出现差异如此悬殊，与GDP构成有很大关系。消费、投资、出口净额等是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但我国长期以来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当2008年金融危机使外贸状况恶化时，投资成为保证经济增长的主因。由于缺乏资源环保机制和法规的有效监控约束，投资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加速了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当然这与“唯GDP至上”的政绩考核机制也关系密切。
2.我国社会目标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为关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我国GDP告诉增长主要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能”的粗放型经济作为支撑，不符合“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也违背了“代际公平”的原则。因此应当转变增长方式：由“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粗放式转为“资源1-产品1-资源2-产品2”集约式的循环经济模式。
3.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局限。GDP作为一个国家社会财富总量的参考系，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整体经济形势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然而它只考虑了经济活动的经济性属性却忽视了其社会性属性，未能体现出自然资源与环境对经济活动的贡献，将资源和环境视为游离于经济过程之外的自然因素。
如图1所示，现行GDP核算只考虑资源的开采成本，忽略了资源的使用成本和环境成本，导致资源环境价格偏离其内在价值，并虚增了GDP。经过图1所示传导机制，最终加速了资源耗竭和环境降级。
绿色GDP是指现有GDP扣除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后的余额，是将资源和环境纳入经济活动后对真实国民财富的科学计量和客观反映。正是基于上述背景，绿色GDP�
二、绿色GDP核算发展脉络
1.国外关于绿色GDP核算及应用的研究。国外关于资源环境经济核算的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各学者基于不同视角提出了相应核算指标，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提出可以采用“生态需求指标”（Index of ecological irement，ERI）来定量研究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压力的关系；1972年，托宾（James Tobin）和诺德豪斯（William Narwhals）在其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中考虑到经济发展的负外部性特征，指出应当将环境污染导致的福利损失从总福利中扣除，并以此对GDP进行调整修正；1990年戴利（Herman Daly）和科布（John B.Cobb）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利用“可持续收入”来测算福利，其实质已经接近绿色GDP的内涵。
从应用层面来看，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为绿色GDP核算体系确立提供了方向和原则；1993年联合国推出了改进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1993）及其附属账户体系（SEEE），该体系“既可以将核心账户中没有反映的资源环境内容在附属账户中给予充分反映，又可以使SNA核心账户的结构保持相对稳定，有利于历史对比，也有利于各国实践SNA的持续性”；2003年联合国、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正式出版《SEEE2003》，作为对1993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修正。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包括美、德、法、加、挪等在内的10余个国家初步建立并尝试编制绿色GDP核算体系。
2.国内关于绿色GDP核算及应用的研究。我国理论界对绿色GDP核算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基于国际比较视角的研究，为我国绿色GDP的应用提供借鉴参考，如周龙（2010）《资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与绿色GDP的建立》一文中对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菲律宾、哥伦比亚等国绿色GDP核算体系进行了论述；二是基于核算方法技术的探讨，如牛芳兵（2011）《绿色GDP与环境成本核算研究》一文主要内容即对环境成本核算方法的探讨；三是基于某区域的绿色GDP核算，为区域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如陈铁华（2007）《江苏省绿色GDP的核算及应用研究》和张婧、朱国伟、姚海燕（2007）《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绿色GDP核算―――以江苏省为例》。
从应用层面来看，2004年9月，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统计局在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论证会上论证通过《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和《基于环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这意味着中国绿色GDP核算体系框架已初步建立。
三、绿色GDP核算存在问题及注意事项
1.我国绿色GDP核算存在问题。绿色GDP核算是一个外延和内涵存有争议、横跨多个学科领域的世界性课题，就我国而言，对于资源环境经济核算研究还不成熟，大部分研究属于跟踪国际最新成果，然后联系我国现状进行分析；我国已经在部分地区开展绿色GDP核算试点，并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但距离形成一整套系统化、规范化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适性的体系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全国范围的资源环境信息数据库尚未建立起来，对特定资源核算的具体技术方法也未达成共识。另外，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生存权和发展权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将始终是第一位的。因此，可以预见中国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实施将是一个逐步探索、逐步规范的漫长过程。具体而言，我国绿色GDP核算存在如下问题：
（1）就市场层面而言，环境和资源的产权划分不明晰，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估价困难。当前我国资源环境产权多属于公共产权，资源环境消费的竞争性、排他性及有偿性较弱，一直以来资源环境的价格与其内在价值间存在着较大的背离。另外，由于污染具有“流动性”“全球性”的特征，对资源、环境损失的核算难以确定合适的归属范围，这使得产权界定变得困难。
（2）就制度层面而言，首先，唯GDP至上的政绩观，增加了绿色GDP核算的实施难度。单纯以GDP增长为业绩衡量指标，会使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相脱节，因此，一方面，要将绿色GDP纳入经济社会综合评价体系；另一方面，必须变革现有的干部绩效考核体系；其次，具体法规和制度建设还不健全，我国已经在战略层次（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两型”社会等）上做出了部署，但在战术、策略层次方面，与绿色GDP核算相关的资源环境统计规划、统计制度和统计标准还未到位。
（3）就核算数据及核算技术层面而言，问题包括：第一，我国缺乏核算基础资料的数据库，难以对基本资源价格和环境保护治理成本等进行科学准确的厘定；第二，环境要素、自然损耗量的估价方法和技术缺乏统一的标准，这影响结论的可比性和可操作性，也使得核算方式外部效用（普适性）方面欠佳；第三，我国现行核算体系“重实物量核算，轻价值量核算；重人造资本核算，轻自然资本核算”，要实现观念和行为的转变，还需一段较长过程。
（4）其它层面问题还包括：资源环境损失的滞后性问题；国际上没有成功经验可资借鉴；代际间的不公平等，在此不一一赘述。
2.绿色GDP核算的两点说明。
首先，绿色GDP核算体系是对现行 绿色GDP核算体系本质上是将资源、环境要素纳入到现行经济体系中，分析经济活动与资源环境的双向作用，目的是将资源、环境、经济综合考虑，正确客观的反映人类真实的经济活动成果。然而，GDP本身有着其内在的优良特性：基于真实的交易活动，具有客观性和可靠性；国际上统计口径一致，具有可比性；能为宏观经济决策提供足够的信息，具有相关性。因此，GDP在核算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很难动摇。在联合国SEEA2003中，绿色GDP核算也仅仅作为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卫星体系而存在。
其次，绿色GDP核算体系较SNA有所改进，但并非尽善尽美，还有很大改进余地。随着人类认知水平的提升和生存质量的恶化，人类开始反思其经济活动的后果，最终将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进行内部化处理，即将资源、环境纳入经济活动过程予以测算和衡量。然而，受数据获取、产权界定、货币化计量、统计口径等条件限制，人力资本投资、幸福感、满意度等并没有囊括在绿色GDP核算体系之中。
四、绿色GDP应用对策探究
针对上述问题，在整理分析前人研究基础上，归纳总结出如下对策。
1.市场层面：明晰资源、环境产权，建立健全资源的价格体系。建立一支由资深专家学者组成的资源、环境产权问题课题研究组，率先构建起我国资源环境产权状况的框架体系；通过建立试点，依据实际应用的经验教训不断修正，成立由政府官员、专家和企业家组成的论证委员会，论证通过后，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执行。
2.制度层面：首先，转变各级政府和官员干部的绩效考核机制，由追求“唯GDP至上”逐步转变为实现“资源-环境-经济综合可持续发展”，依此，促使其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内化为自觉加强污染治理、注重资源保护的切实行动；其次，宏观方面要加强环境资源的统计规章、制度建设，使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有法可依，微观方面“要建立企业环境会计制度，奠定绿色GDP核算的微观基础”。再次，要完善环境资源统计指标体系和环境资源核算的核算方法，力求正确地反映环境资源变动的客观实际，使国民经济核算更能反映环境、资源和社会经济活动的实际情况。
3.核算数据及核算技术层面：首先，依据我国资源的赋存条件和特点，建立土地、矿产、森林、水、海洋五大资源和污染治理、生态建设两大环境的基础性数据库，搭建绿色GDP核算的基础平台；其次，针对我国资源环境的特点，确定全国范围具体、可操作性的核算技术方法。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面临着重大的战略机遇，同时大量深层次的矛盾也不断突显，绿色GDP核算体� 虽然当前我国绿色GDP核算在经济、制度、数据和技术方法等层面还存在着诸多困难，但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实践应用范围的拓宽，可以预见绿色GDP核算终将会在我国不断确立完善。
参考文献：
1.王德发。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研究[J].财经研究，2004(5)
2.张赞。中国工业化发展水平与环境质量的关系[J].财经科学，2006（2）
3.陈铁华。江苏省绿色GDP的核算及应用研究[D].南京财经大学，2007（11）
4.周龙。资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与绿色GDP的建立[D].中国地质大学，2010(11)
5.张婧，朱国伟，姚海燕。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绿色GDP核算―――以江苏省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07（33）
6.周珊珊。浅谈绿色GDP[J].理论探讨，215期
【关键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 绿色GDP;可持续发展
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与绿色GDP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被人类的接受，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受到全世界的普遍关注。以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出发点，将自然资源与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化”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绿色国民经济经济核算、构建绿色国民经济分析方法体系就成为研究热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即是在现有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上，考虑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将经济活动中的自然资源耗减成本与环境污染代价予以扣除，进行资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描述经济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关� 为进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而确定的一整套理论方法即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又称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联合国有关文献使用的概念是System of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缩写为SEEA)。
如同GDP是传统国民经济核算(SNA)的核心指标，绿色GDP则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绿色GDP是在对现行SNA中GDP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目前学术界对绿色GDP尚无一个权威的定义，但各种定义的根本原则是一致的，即它们都是在考虑了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损耗和环境的破坏的基础上对GDP进行修正来定义绿色GDP。目前，国内较为一致的观点是：绿色GDP是在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础上，扣除经济发展所引起的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后得到的一个总量指标，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考虑了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以后的经济活动之最终成果。绿色GDP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保护和谐度越高，反之亦然。
在人们对绿色GDP的种种争议中，有四种观点值得特别关注，即绿色GDP万能论、绿色GDP迫切论、绿色GDP简单易行论和绿色GDP无用论。绿色GDP万能论的持有者认为绿色GDP是完美的、是万能的，他们把目前经济建设中产生的问题，归结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欠缺，认为只要进行了绿色GDP核算，就可以解决环境问题，就可以转变目前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绿色GDP迫切论的持有者主张应尽快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并以其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首要指标，在短期内迅速以此来衡量经济运行情况和政府的能力。绿色GDP简单易行论的持有者认为绿色GDP这个指标能否计算只是资金投入的问题，只要政府肯投钱、研究人员肯出力，环境成本和资源损耗就能得到合理的量化。与绿色GDP万能论相反，绿色GDP无用论持有者认为绿色GDP没有什么用处，没有必要核算，根本不是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统计指标，对绿色GDP持有抵制的态度。
笔者认为，绿色GDP是在GDP的基础上考虑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是一种兼顾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保护的指标。其反映的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追求的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是效率与速度的协调发展。从全世界的角度看，对绿色GDP进行了近40年的不懈探索，我国对绿色GDP的关注与研究也有20多年的历史，这本身就说明绿色GDP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必要性。此外，不少人把绿色GDP核算等同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认为只要有了绿色GDP就可以反映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实际上，就像GDP是国民经济核算的产物一样，绿色GDP来自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色GDP核算离不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因此，应当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绿色GDP,即不能人为地夸大其作用，盲目崇拜，也不能消极地认为其无用甚至抵制，既不能轻言简单，也不能急于求成，应当充分认识到这是一个相当艰巨而又复杂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探索，不断完善其理论基础，积极稳妥地推进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状况
(一)国外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联合国、各国政府、著名国际研究机构和学者一直为构建以“绿色GDP”为核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着艰辛的探索。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首先提出了“生态需求指标(ERI)”,试图利用该指标定量测算与反映经济增长对于资源环境的压力之间的对应关系。1972年托宾(James Tobin)和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将家务劳动价值、地下经济创造价值、闲暇以及环境成本考虑到GDP核算中。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Net National Welfare),主要是将环境污染列入考虑之中。1989年卢佩托等(Rober Repetoo)提出国内生产净值(Net Domestic Product,简称NDP),重点考虑了自然资源的耗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990年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戴利(Herman Daly)和科布(John B. Cobb)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并于1994年进行修改，该指标考虑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因素所造成的成本损失。1995年9月，世界银行首次向全球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扩展的财富”由“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4大组要素构成。同年，世界银行提出了“真实储蓄率”(Genuine Saving)指标，真实储蓄率是从国内总储蓄中扣除人造资本、自然资源和环境折旧，它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财富与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评判依据。
近年来，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在许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西蒙等人(Simon,2000)的《绿色国民核算》就综合反映了绿色核算的最新成果。他从国民账户的历史出发，提出了绿色国民核算的方法、模型、构造与应用等。哈特维克(Hartwick,2000)的《国民经济核算与资本》分析了纳入环境资本后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账户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和经济方法的改进。巴特尔穆茨等人(Bartelmus,1998)的《环境核算的理论与实践》分析了国际收入与财富在资源环境方面的应用，提出了关于资源环境核算的框架、理论与方法。马肯亚等人(Markandya,1999)在《欧洲绿色国民核算――四国案例研究》中，根据荷兰、英国、德国、意大利四国绿色核算实践，对自然资源和污染物排放量的核算进行了研究。在上述理论推动和联合国、欧盟、世界银行、经合组织及多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下，目前已逐步形成若干重要的核算体系，包括：联合国等的《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缩写为SEEA)、美国亨利・佩斯金(Henry Peskin)教授的应用于菲律宾的《环境与自然核算项目》(缩写为ENRAP)、欧盟统计局的《欧洲环境的经济信息收集体系》(缩写为SERIEE )、荷兰统计局的《包括环境账户的国民核算矩阵体系》(缩写为NAMEA )。相比之下，当前比较权威的是SEEA核算体系。SEEA体系是惟一获得国际权威性机构认可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其统计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且其卫星账户与总量指标相协调，该体系的编制方法已被20多个国家或地区采用。目前SEEA已经有了1993- SEEA , 2000-SEEA和2003-SEEA共3个出版物，它们分别标志着SEEA发展的不同阶段。1993- SEEA提供的是理论框架，2000-SEEA提供的是操作指南，2003-SEEA则是实践经验的总结，SEEA已从理论走向实践。但就目前来看，SEEA仍然处于研究过程中，其中一些内容至今还存在争论，有待于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随着对环境与资源问题的日益重视和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核算方法研究的不断完善，一些国家在资源与环境核算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挪威、芬兰、德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澳大利亚、日本、前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菲律宾、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印尼海地、萨尔瓦多、泰国、巴西等20多个国家的政府或研究机构开展了自然资源核算或环境核算理论、方法的研究与实施方案的探索和试验，目前探索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国家的数量呈上升趋势。
(二)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
我国关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研究起步略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目前，中国的环境资源核算研究大多分为环境污染损失核算研究和资源核算研究两个方面。对中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最早也比较全面的研究是过孝民、张慧勤于1984年开始主持的《公元2000年中国环境预测与对策研究》。该项研究在计量方法、数据处理、结果表述方面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被冠以“过――张模型”,该模型重在对污染损失的计量。1988年由李金昌主持进行了《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侧重探索将自然资源环境核算纳入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与方法。20世纪90年代初由金鉴明主持的“中国典型生态区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研究，在生态损失的计量研究上取得了进展，使得人们对中国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有了一个大致的量化概念。
从国内的各学术研究机构来看，1988年受国际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首次尝试进行了关于自然资源核算的研究。1996-1999年，北京大学研究小组应用投入产出技术，提出可持续发展下的绿色核算，即对资源、环境、经济的综合核算，重点对核算模式、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讨。2000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设计了以绿色GDP为核心指标的核算体系，并以北京市为对象，系统地进行了1997年的环境质量和资源资产的经济价值和绿色GDP测算，得出在扣除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带来的损失后，北京市的绿色GDP为当年核算GDP的74.9% 。
在政府层面上，开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的部门主要是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做了大量的研究实践工作。2004年3月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启动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简称绿色CDP核算)研究》项目，开展环境污染核算研究工作，初步建立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并于2005年在北京、天津、重庆、河北、辽宁、浙江、安徽、广东、海南、四川10个省市启动了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是依据《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和《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而建立的。《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侧重于对资源的核算，同时兼顾了环保支出与环境成本，主要对资源耗减价值核算、环境退化价值核算和资源管理与环境保护支出核算进行研究。《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侧重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实物量与价值量核算以及环境保护成本的核算。基于环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是一份可以为全国及局部地区进行环境核算提供具体指导的框架性指南，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上述两个核算体系框架的基础上，完整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分为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核算和环境退化成本核算两部分，其中环境退化成本包括环境污染损失和生态破坏损失。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核算具体包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等五大类；环境污染损失具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污染等三大类。
2006年9月，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保总局联手首次正式了《中国绿色GDP核算报告2004》。报告指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 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该报告是第一份基于全国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的环境污染核算报告，是迄今为止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最新、最权威的研究结果，标志着中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不过，由于部门局限和技术限制，此次核算未包含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只是计算了部分环境污染损失，一个完整的绿色GDP还需要更为艰苦的工作。
考察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国外的研究起步较早，理论较为完善，国内的研究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有待在指标体系的构建和配套机制的完善上加强研究和规范。二是国外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成果尽管丰富，但相当多的指标体系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在具体的实施上需要有所发展。三是从指标构建来看，各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容虽不相同，但指标构建方向都是社会、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体系。四是核算方法总体上讲侧重于实物核算，价值核算由于涉及内容的复杂性，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核算方法的多种多样，导致了计算结果难以统一，相互间的可比性差。五是从目前国际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和效果看，虽然在具体核算项目选择、定价方法和评价有效性方面各有千秋，但普遍存在具体核算过程的实现和核算精度受数据资料基础约束的问题，而且往往编算范围越宽泛，这种影响越突出。总体来看，由于绿色GDP在数据获取和核算方法上存在很多困难，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形成一套国际公认的绿色GDP核算制度，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计算出完整的绿色GDP数据。目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仍然是一个充满探索、实验的研究领域。
三、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面临的问题
(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
目前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基本上处于对国际成果的跟踪状态，还不能全面、系统地把握整个SEEA(2003)所提供的理论与方法。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和《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初步构筑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框架与基础，但它们对实际数据测算工作的理论支持和指导程度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面临很多技术挑战
一是资源环境的产权划分难以实现。除了已探明、确定归属的自然资源，大量的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产权归属确定十分困难。二是资源环境的定价较为困难。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关键点就是资源和环境的价值计量，资源和环境大多数无法从市场价格中寻找参照，而目前所提出的各种估算方法还难以形成统一的、举世公认的标准。三是资源环境损失与经济发展缺乏同步性。通常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直接环境损失人们往往能够计算，但却很难预料到间接的后果和长期的损失。四是按地域扣减资源环境损失很难实现。由于环境污染具有“开放性”,当环境损耗跨地区时，无法确定该损耗的具体归属。
(三)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数据基础薄弱
资源和环境的统计指标体系和调查渠道还不健全，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的核算资料主要靠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广泛设立网络式检测站点直接进行测量来取得原始数据，这就使得有些资料难以全面采集，有些数据的采集成本非常昂贵，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存在很大的缺陷。
(四)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制度安排基本空白
一是环境法规、统计法规的不完善，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有关的环境统计规划、统计制度和统计标准还未出台，导致统计的不完整和不精确。二是评价标准的不完善，资源环境核算本身就极具复杂性，而我国还没有建立针对资源环境核算的工作规程、制定评价和评审的标准。
四、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完善和发展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研究和实践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合作与努力。
(一)加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完善资源环境成本的核算方法
加强对森林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等地上资源耗减的估价方法研究，实现宏观耗减核算与微观企业耗减核算工作一体化。目前对环境损失的估价方法都具有很强的个案性和特殊性，应进一步探讨模型化、标准化的评估方法。加强对生态成本计量和评估研究，使其研究成果能够应用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领域中。
(二)建立绿色会计制度，完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微观基础
会计核算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微观基础，借鉴国外经验，加速我国绿色会计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建立科学合理、系统完整并符合国情的企业绿色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建立完整的绿色会计信息系统和企业绿色报告信息披露制度，设计与制定具有操作性的绿色会计准则。
(三)建立环境资源核算指标体系和数据采集系统
从反映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环境污染等角度建立起一套科学、完整的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统一统计调查方法，完善统计报表制度，对核算口径、核算方法、数据质量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和标准，相关部门建立必要的数据信息交换机制，为后续研究和核算工作的开展提供技术和数据保证。
(四)加强合作与交流
搭建相关部门统一的工作平台，下设若干核算专题小组，在统一协调部署下，共同制定工作方案和目标，负责组织试点和实施工作。继续加强国际合作，从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统计能力等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国外的经验，采用适合我国实际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
综上所述，我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任重道远，应坚持科学性、理论性、前瞻性和适用性原则，以联合国SEEA2003为指南，加快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研究和制度建设，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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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揭示制度变迁的规律，新制度经济学根据制度变迁主体的不同，把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类。在这一领域成� v?w?拉坦应用他对技术变迁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将舒尔茨和诺斯等的理论推进了一步。
二、主体博弈
一般来讲，SNA供给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官方)。供给结构单一、成本巨大、投资期长，风险远高于收益。官方供给SNA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求，因而SNA在此具有公共品的性质。相比而言，SNA需求主体则不同，它由政府、企业、个人所组成。需求主体多元化，因而需求的利益目标(动力)不同(注：在此所言的需求利益目标，类似诺斯的术语“外部利润”):对政府而言，其需求目标基本为宏观经济管理和国际比较；对企业而言，其利益目标包括企业管理、经营的市场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以及企业家个人努力的社会实现；对个人而言，其对国民经济核算资料的需求是为了寻求完备信息，减少市场交易的环节和风险，即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增加其经济利益，实现其个人经济目标函数最大化。
SNA供给与SNA需求主体、目标既然存在上述差异，同时，SNA所具有的巨大信息含量和丰富的方法，使人们在考虑国民经济核算改革时，必须首先对SNA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引导机制加以重视。
三、基于需求缺口的变迁方式
由于需求主体多元化、需求目标函数多层次化，相对于供给主体的单一结构及目标函数的单层次化，就存在一个需求缺口，这反映在对SNA信息的总量及结构需求分布上。可以说，SNA进一步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消除这种需求缺口。
消除需求缺口，从理论上讲应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减少SNA供给，二是增加SNA需求。然而对于SNA来讲，显而易见的是，政府的供给如果是理性原则下的行为，一般是增加而不会减少。由于公共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因而最好由政府来承担，在此政府不妨进行“垄断生产”。客观地讲，消除SNA需求缺口最好由增加SNA需求着手。潜在需求主体、目标的显性化就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在SNA中的一种制度安排体现；并且，这种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古典经济学中萨伊定律(Say'sLaw)所描述的现象，即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政府可以通过特殊功能，扩大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及优势的宣传，以及安排相应配套的措施来进行SNA的强制性推扩，即强制性变迁。因此，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变迁，最主要的特点是强制性变迁。
四、为什么是强制性变迁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是维护宏观经济管理的有力工具，其作用就在于减少国家机器运行的交易费用。因此，以制度变迁为背景考察的这种制度，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强制性的特。
此外，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的认识，制度安排中“搭便车”的问题也是决定国民经济核算强制性变迁的原因。
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性质的认识：
(一)国民经济核算是公共产品
这一观点最早是由邱东教授提出的。因为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的两大属性，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在属性上就具有了公共产品最根本的特点。
这一论述可以归结为两个理论：一是信息的公共产品性质；二是国民经济核算作为制度安排的公共产品性质。作为第一个理论基础，来自信息经济学关于“信息作为一种商品”的研究，信息是商品的关键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在这方面有杰出贡献的有萨缪尔森、海德和阿罗。信息是公共产品，自然以信息库出现的国民核算体系也就具备了这种特点；第二个理论基础，来自制度经济学的研究。
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产品，而这个公共产品一般是由国家“生产”的。
两种理论基础，决定了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这一性质。所以，不管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还是单独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国民经济核算变迁就应该是强制性的。
(二)解决制度安排中“搭便车”问题
所谓“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的行为。“搭便车”是产权经济学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他们看来，公共产品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之一。“搭便车”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可以简单地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种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这样，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从而使创新者缺少激励。
五、较为一般的集体行动(注：此说法是为了区分统计与一般制度分析中的集体行动)
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诱致性安排，可能会是政府更看重的。因为，政府需要了解权力以外的变迁因素。在强调制度变迁主要力量的方面，国民经济核算变迁是强制性的；而在强调核算变迁的目标等方面时，这种诱致性变迁就更重要了。
诱致性变迁的主体一般是一群人或一个团体，通过诱致性安排所达成的变迁，其制度结构的稳定性也更高。这就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整个社会的市场应用结合更接近。而根据杨仲山的论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部本身是市场化的。
在改革初始阶段，政府的强制力是最突出的，其他经济主体的作用在这时是较难发挥的。因而，有关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各种利益团体、利益个人可能会感到，这种变迁的起始与他们无关。他们作为个人的、集体的行动并不会影响改革的发生，但接下来情况就会有变化。在目前情况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主要是为政府管理经济服务。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他经济主体会增加对国民经济核算的需要，他们需要通过这种工具(或制度)提供的相关服务，来帮助自身增强竞争的实力。因此，各经济主体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方法的需要会增加。而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对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来说，其实提出了国民经济核算的“宏观核算微观化要求”。
对核算信息与方法的大量需求，是目前核算体系的“外部利润”之一。由此，除政府以外的其他各经济主体会在国民经济核算改革中扮演一定的角色，起到相应的作用。而由各相关利益个人所组成的团体，就会形成有关核算改革方面的集体行动，以便使这项改革按照满足他们要求的方向去演进。他们会提出各种变革的具体措施，如变革现有的调查方式以得到更为准确的市场数据；对服务行业新的分类与核算；非正规部门活动进入核算范围；增加信息产业方面的新内容，等等。总之，集体行动会在国民经济核算改革中发挥作用。
为此，需解决制度供给与激励安排的问题。这体现在：一是SNA改革不仅需要持续的制度供给，以提供SNA体系发展的稳定外在环境，而且就SNA体系内部也需要持续的制度供给，特别是加大开发核算与实际经济联系的力度，拓宽核算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范围，而不仅仅是满足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这有助于SNA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从而体现联合国1993年版SNA所倡导的主旨：更新、澄清、简化、协调。无论是在理论体系上还是在实践中，SNA都须达到理论与实践的充分结合，这需要 通过制度来安排一种有效的激励结构。例如，SNA的持续修订就是制度化的原始体现。二是由于制度能够规避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这种激励结构使得SNA所提供的信息流在流量和流向上与市场的信息流相适应。这不仅反映在SNA不同需求主体与SNA供给主体对SNA信息流的要求上，而且还体现在市场自身对信息流分割的程度与SNA所能提供的信息流相吻合的程度上。衡量一个激励结构的安排是否更为有效，这取决于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是否能够对现实SNA改革在方向上的锁定程度。由于SNA各种主体一般都具有经济理性，他们都期望自身经济效用最大化，因而信息博弈显然呈多元化，并出现多态均衡，这使得SNA进一步的改革也必须要持续而稳定地供给。
论文提要：本文回顾了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对我国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从理论与实践上总结国民经济核算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并提出开发一系列卫星账户、构建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进行国民经济核算的改革与创新。
一、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贡献
从1953年SNA到1968年SNA、再到1993年SNA，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不断发展和完善。现行国民经济核算是以整个国民经济或社会再生产为对象的宏观核算，是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有效工具：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对国民经济运行或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计算、测定和描述的宏观经济信息系统，是整个经济信息系统的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在理论与方法研究、制度建设、数据提供上取得了许多业绩，为社会繁荣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宏观经济方面，国民经济核算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核算原则、核算方法、核算指标来描述国民经济运行过程，提供了关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系统、详细的数据，为党和政府提供了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和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国际关系方面，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是裁定我国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和应享受的优惠待遇的重要参考标准；在企业决策方面，国民经济�
虽然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取得了较好的业绩，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不可否认，随着现实经济社会生活的演进，现行国民经济核算还存在着许多新问题，有些地方仍然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面临诸多挑战，必须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发展、完善和创新，充分发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缺陷
朱之鑫曾在全国统计局长会议上用“三个不适应”来概括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局限：一是不适应党政领导部门的决策需要；二是不适应社会公众了解国情、认识形势的需要；三是不适应对外交流的需要。这些不适应是由于国民经济核算的局限性造成的，具体表现在：
第一，国民经济核算的全面性日益受到挑战
1、忽视对环境和自然资源因素的核算。传统国民经济核算是 一是夸大了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代表的经济增长率：二是没有测算作为未来生产潜力的自然资本的耗损贬值和环境退化所造成的损失，未能将环境和自然资源真正纳入国民资产负债核算中；三是因过度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而损毁了经济社会赖以发展的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条件，使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难以为继。
2、忽视对人力资本的核算。人力资本是指凝结在人体中的知识与技能的存量总和。人是生产力中最能动、最本质的因素，人力资源构成一国可利用的人力生产力的总体，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源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它具有资本的基本属性，是投资的结果，能够带来收益。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而且对于现代经济来说，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但现行国民经济核算只将教育支出中用于校舍等固定资产的部分作为投资，而将用在教师工资、图书购置等方面的开支不作资本处理；此外，人们用于健康等方面的支出，也未计为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在有关经济增长因素的核算与分析中，人力资本作用与贡献的核算，也就成为未来国民核算领域有待进一步加强的新内容。
3、忽视对科技因素的核算。全社会科技投入是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科技活动状况的重要标志，是制定国家和地方科技政策和发展规划、进行宏观管理的基本依据，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正与日俱增，对我国科技投入与产出进行科学、准确的测定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具有紧迫性和新颖性。但传统国民经济核算除了在R&D核算及科技成果产出的直接核算方面取得进展外，在诸如如何深入描述科技活动与经济活动问的内在关系与规律，以及如何准确测度知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方面难以满足政府决策分析的需要。
4、忽视对地下经济的核算。地下经济又称隐性经济，目前经济学界尚未对其概念及核算范围形成公认的解释，一般认为地下经济是指以盈利为目的的、非法的、逃避纳税和政府监督的经济行为。联合于1993年推出新SNA时，正式提出各国应尽可能将地下经济活动纳入国民经济核算范围之内。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地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成分已在逐渐上升，地下经济已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成为我国较为棘手的经济问题之一，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将逐渐扩大，虽然近几年我国一些经济和统计工作者已经开始涉足于这一领域，但还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地下经济核算领域尚属空白。
在资金流量核算方面，忽视对金融虚拟经济的核算。虚拟经济的概念至今没有统一的认识，较权威的观点是将虚拟经济看作是一种经济的运行方式和运行模式如成思危认为，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活动模式，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货币资本不经过实体经济循环就可以取得盈利，即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刘骏民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运动有关的金融活动，经济系统是一个价值体系，由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组成，虚拟经济是心理支撑的价格系统，实体经济是成本支撑的价格系统。我国虚拟经济发展目前还仅仅处于初级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非常欠缺驾驭虚拟经济的经验。研究虚拟经济非常需要规范虚拟经济的内涵，界定统计范围，但目前国际上通行的SNA统计核算体系中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仍然是一片空白因此，构建我国与国际统计核算体系一致、遵循国际统计核算原则、与SNA衔接的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迫在眉睫。
第二，国民经济核算的及时性、可比性较差。
及时性是指统计核算工作要讲求时效，在规定的时间完成统计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和上报的任务，及时满足各部门对统计资料的要求。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坚持及时性，一是要求及时收集核算信息：二是要求对核算信息及时进行加工处理，及时编制报表；三是要求及时传递核算信息，将编制的报表传递给使用者。在时效性方面，由于我国尚未建立分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因而不能提供有关每一个季度当季的国民经济变动趋势的数据，不能适应政府和社会公众及时了解经济运行情况的需求，而且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对外也不够及时，核算数据的收集、整理、周期长，不能满足各方面研究的需要。
可比性是指统计核算必须符合国家或国际的统一规定，提供相关可比的统计核算资料。可比性要求统计核算按照国家统一的核算方法、统一的核算原则、统一的指标口径进行核算，使所有核算单位的统计核算都建立在相应可比的基础上，从而使所有核算单位提供的统计核算资料能够相互比较，便于分析、汇总。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可比性较差表现在：其一，由于我国的不变价核算方法尚不完善，还没有提供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产业部门和最终使用结构数据，因而不能很好地适应党和政府具体地了解不同年度之间可比的经济总量规模和结构变动情况以及国民经济价格总水平的变动情况；其二，由于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数据的准确程度不同，地区汇总数据与国家数据之间的差距较大，因而不能很好地适应党和政府准确地了解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的差距；其三，核算体系中指标的不完全可对比性，不能很好地适应对外交流工作的需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分类较粗、指标体系不健全、某些计算方法存在不可比性，因而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供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要求。
第三，国民经济核算的服务意识淡薄。
受传统服务观念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部门对社会公众服务的意识很差。比如，国民经济核算各种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较复杂，除非是核算界专业人士，普通民众很难理解，这给国民经济核算知识普及和工作实践带来障碍；对社会数据的时效性和完整性重视不够，对国民经济核算概念、方法、指标口径及其调整、变化宣传解释不够，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公众对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和准确理解这些数据的需要；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社会也需要了解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在这方面我们重视不够。
三、构建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以应对挑战
面对上述挑战，国民经济核算有必要进行变革，在理论、方法和实践上做进一步的改革与创新而建立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就是要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按照统一规范的概念和标准，把原本属于不同领域的核算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内容更为丰富、具有更高层次、可以为可持续发展服务的核算体系，它涉及到国民经济核算、社会人口核算、科学技术核算以及环境生态核算等众多领域。
第一，开发一系列卫星账户，解决国民经济核算的全面性问题。设置环境、经济和生态卫星账户，向环境、经济与生态综合核算方向扩展，大力推行绿色GDP核算体系，提供关于可持续发展描述、评价的数据信息：设置知识经济卫星账户，向人力资源、科技信息和知识产权综合核算方向扩展，提供关于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知识经济和无形资产价值评估的数据信息；设置金融卫星账户，向隐性经济、虚拟经济、跨国经济及衍生金融工具综合核算方向扩展，提供关于实体经济规模与虚拟经济测算的金融数据。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领域的核算不仅内容繁杂、指标众多、计量单位各异，而且自成系统，缺乏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的建立要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按照统一规范的概念和标准，把不同领域的核算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核算体系。
第二，逐步建立分季度和分地区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解决国民经济核算的及时性问题。从实际情况出发，研究改进和完善地区核算方法，进一步搞好地区与国家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之间的相互衔接，实事求是地确定地区经济核算范围；及时地进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和宣传，加强国民经济核算知识的普及教育。
国民经济相关论文范文一：国民经济中通信工程技术研究
通信工程的技术属于通信业中的一种重要技术，也是电子工程中运用的一种核心技术。尤其在信息化的时代，国内通信技术发展越来越好，逐渐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与建设的重要技术。现阶段通信工程的技术对国民经济的结构有重要作用，各个行业的很多环节中都融入了通信工程的技术，这样不仅可以拓展通信工程的技术应用领域，而且能够促进国民经济建设。本文分析了通信工程的技术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探讨了通信工程的技术发展情景，以期充分发挥通信工程的技术对于国民经济建设的作用。
【关键词】通信工程；国民经济；应用价值
通信工程的技术属于电子工程中一个分支，也是通信过程中，信号与传输应用与原理，可以用在信号交换处理、产生与信息传输研究中，同时在数据程控的交换、计算机的通信、微信通信以及光纤通信方面均会应用通信工程的技术。近年来，通信工程的技术飞速发展，并且在各个领域都随处可见，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1概述通信工程
通信工程也叫作弱电工程、电信工程与远距离的通信工程，属于电子工程中的重要分支之一，其中的一个基础性学科就是电子信息的专业。电子信息主要涵盖通信过程信号处理以及信息传输应用以及原理。电子信息专业通过对通信网、通信技术与通信系统知识进行学习，可在通信的领域里做营运、设计以及制造等工作。
2通信工程技术在国民经济中的具体应用分析
2.1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
在日常生活中应用通信工程技术可以对人民生活状况进行改变，并且通过应用通信工程的技术与使得远距离的沟通与即时通讯变成可能，人们只需要通过手机就能够实现各种功能，不仅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而且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现阶段，大部分日常生活的环节中均融入了通信工程的技术，例如：平时通过卫星电视观看视频，应用计算机的网络等，甚至于和人们社会密切相关的一些物流运输中也广泛应用通信工程的技术，使得人们生活发生极大的变化。当下市场中销售通信的终端产品主要包含Ipad、电脑与手机等，并且大多数都安装了摄像头与上网设备，而在通信的网络支持下，各种终端产品都能实现远距离沟通交流，从而拉近亲人朋友之间的距离。
2.2在生产工作中的运用
在生产的工作中应用通信工程的技术，能够实现办公的自动化，这样不仅可以将生产效率提高，而且能够提高生产质量。近年来，e-mail联系方式逐渐退出大众视野，群众越来越喜欢通过微信、微博、facebook与QQ等社交软件来互致问候以及实时联系。此外，在传统企业的办公会议中应用通信工程的技术，可以在网络上召开会议，不仅可以降低企业办公的成本，而且能够提高企业办公的效益，从而促进企业可持续地发展。
2.3在导航领域中的运用
在导航的领域中应用通信工程的技术，尤其是在远程监控的领域中以及空间导航中应用通信技术，可以保证导航的准确性。在导航的领域中的一个代表性通信工程的技术就是GPS的系统，主要是通过通信技术以及卫星完成各种综合性应用。充分结合通信工程和卫星技术，能够获取准确而清晰的地理信息，给控制、导航与测量等相关工作提供一些基础性的数据，经加工卫星通信的数据以及GPS的数据，能够将逼真立体画面呈现出来，以便人们全面认识各地区城市景观、风貌、河流与高山等。近年来国内逐渐开始应用北斗导航的卫星系统，对各个行业飞速发展与进步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持。
2.4在航天领域中的运用
要想航天设备可以高速的运行，需要应用通信工程的技术来保证飞船与火箭的正常操作，现阶段在航天的领域中，通信工程的技术应用层次相对较高，并且实用性也比较强，可以确保航天安全性与可靠性。在空间探测、载人航天以及卫星任务中对于通信工程的技术应用，主要是为了实时监测飞船与火箭工作状态以及飞行轨道，以便对方向、轨道与姿态等进行控制和调整，对飞船与火箭的飞行情况进行控制，尽可能将其工作控制在精确空间和范围内。同时，应用通信工程的技术，可以在地面站中准确拍摄录制飞行的实际情况，从而达到实现跟踪测量飞船轨道与运载火箭轨道的目的，便于及时地对其姿态功能进行捕捉。此外，通信技术还能够对飞船、运载火箭相关信息进行接收和发送，以便相关人员获取科学的数据，充分了解空间环境、零重力以及高速度等信息。而且迄今为止，通信工程的技术是国内航天历史上应用前景比较广、规模比较大、时间的同步精读比较高、技术较为先进、涵盖领域比较广、可靠性相对较好、实用性比较强以及效益比较好的一种技术，通信工程的技术是唯一一种成功覆盖三大洋、涵盖全部国土的技术，在互联网中应用光纤传输的电路以及卫星通信等各种方式，能够提供多种通信方式，确保通信工程的技术运行效益与技术的先进性达到最好。近几年来，新型航天技术将会得到不断应用与完善，同时相关人员应该坚持不断实践、与时俱进以及开拓创新的方针，进而满足今后卫星工程和载人航天的需要。而且通信工程的技术广泛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中，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传统产业技术进步与技术改造。
2.5在国家安全中的运用
在国家安全中应用通信工程的技术，可以通过卫星监测形式来实时监测我国领空、领土与领海等一些要害防区；通过摄像视频监控方式对国内涉密类的公司、城市的主干道、居民区以及重点路口进行监控，如果发现异常的情况，可以应用各种通信传媒实现全民的通告。可见，在国家安全保护中应用通信工程的技术，不仅可以严密监测各地区的实际情况，还可以有效保证各个地区的安全。
3通信工程行业的未来展望
3.1通信工程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从相关研究资料中可以看出，在今后的发展中，国内通信工程一方面将会应用无线宽带的网络技术、光纤通信的技术以及云电技术实现全城全国无线覆盖的战略，彻底突破空间距离对于交流沟通的限制，对人们通信方式进行改变。另一个方面将会充分结合生态环保的理念，有效降低在通信工程消费以及生产方面环境保护的成本，有机结合生态环保的科研成果和通信工程的技术成果，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行业发展实际情况相结合，建立综合通信工程的技术类项目，并且把生态通信的理念作为主导，确保通信工程可以为当今社会服务的同时，还可以为子孙后代造福。
3.2通信工程业的未来发展离不开人才资源
由于通信工程的行业具有较强的综合性，是一种宽口径、服务面比较广以及跨学科的门类。所以在培养人才的标准方面，首先要高度重视培养一些学术类的人才，强化这类人才对于通信系统以及通信网络理论知识、技术的创新；其次，要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着手，不断设计、研发与制造各种与国民经济相关的通信工程产品，尽可能满足国内通信工程的行业发展对于综合性人才的需求。
4结语
总而言之，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与发展的背景下，国内通信行业也取得较好发展，通信技术与传输技术也不断地得到完善。①通信工程技术发展给传输技术应用创造很多机遇；②随着传输技术进步同时推动通信工程行业进步。近年来，人们开始全面分析通信工程之中对于传输技术的应用，了解通信工程传输产品特点，从中可以看出应用通信工程的技术以及传输技术对于国民经济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同时还要对网络建设进行完善，提高各运营商的市场竞争力。此外，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与人们生活节奏不断加快，逐渐在各个领域中应用通信工程的技术，尤其在日常生活、国家安全保护以及航天领域等方面应用较为普遍，并且应用效果比较好，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创造了快捷与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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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韩晶。通信工程项目管理组织结构调整与创新的研究[D].北京邮电大学，2011.
国民经济相关论文范文二：汽车产业对增强国民经济实力的作用
关键词：汽车产业；国民经济
导言
汽车产业的实力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整体实力，是其综合国力的直接体现，同时，汽车产业也被许多国家当作经济发展的支柱朝阳产业，甚至代表着一个国家制造业的整体水平和科研创新能力。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就出台各种措施和政策，最大力度地鼓励和扶持汽车业的发展，这几十年以来，汽车产业经历了从小量生产到大规模生产，从简单模仿到自主创新，也为我国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们经济正处于转型平稳期，而汽车产业更应该发挥其稳定经济、增强国力的重要战略作用。
1.发达国家汽车产业对于国民经济的作用
就全球来说，不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汽车产业的作用都是难以忽略和无视的。可以明显发现，许多汽车产业强大的国家，往往也是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例如美国、德国、日本等。比如德国，凭借强大的汽车产业和制造业水平，在二战后以惊人的速度快速崛起和恢复，而在全球经济遭遇金融危机，陷入经济低谷后，德国仍然凭借强大的制造业保持国内经济和就业稳定。比如日本，同样是经历了战争摧毁和经济低迷，在国外汽车市场牢牢封锁的前提下，创新生产方式，借着汽油涨价的时机，凭借省油小型汽车打入国际市场，并带领日本经济飞速增长；汽车产业为什么能够发挥如此的重要作用？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汽车产业能够调整产业结构的转型，并提高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水平。
2.汽车产业具有的战略作用
总体来说，汽车产业能够调整产业结构的转型，并提高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水平，具体来说，汽车产业的战略作用分为以下几点：
2.1调整产业结构，促进转型升级
从美国1880年到1948年的经济数据来看，可以发现汽车产业，特别是轿车产业，对于美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促进其产业结构良性发展。由于汽车属于高价值物品，在大批量生产的基础上，汽车产业就能够创造大量的财富，并促使社会的资本与资源进一步向汽车产业转移。
2.2提高制造业生产力与生产水平
汽车的发明和普及，为许多相关产业带来了强大的动力和优秀典范，通过对汽车产业优秀生产方式的借鉴，使得国家整体制造业水平也得到突破式的提高。就汽车发展历史来说，汽车产业为现代制造业示范了两种优秀的生产模式，第一种是美国福特汽车发明的大批量生产方式，这种方式极大地提高了汽车产量，通过流水式的作业，也为汽车业建立了标准；第二种是日本丰田汽车发明的精益求精生产方式，该种方式极大地提高了汽车产业的竞争力。由于汽车产业所包含的各种先进技术和高产值，使得汽车产业的整体水平代表一国的制造业水平。当前我国的汽车产业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逐渐被国内消费者认可，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汽车产业无论是在生产规模、创新能力，或者是消费者服务、经营管理、售后服务等方面，还与世界汽车巨头公司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些差距也是很难一步到位的，需要经过不断的改进和创新。
2.3提高就业率，促进社会稳定
汽车产业属于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对于其他产业来说，汽车产业能够提高大量的就业机会，并连锁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随着汽车产量和保有量的增加，以及汽车生产方式的更新和高新技术的应用，汽车产业将会进一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从基础装配工人到高端技术人才，都能在汽车公司得到就业机会，进而降低社会失业率，促进社会保持稳定。
3.汽车产业对增强我国国民经济实力的战略作用
3.1我国当前所处的经济和工业阶段
判断一个国家所处的工业阶段，主要采用两个标：一是人均GNP量，而是经济结构。结合这两个标准来对我国所处阶段进行判断，可以很明显地发现，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尽管个别指�
3.2我国汽车产业具有的战略作用
根据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当一个国家处于工业化中期时，汽车产业应� 根据理论研究，人均收入水平和汽车保有量和普及率之间有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而我国尽管为汽车生产和销售大国，但汽车人均保有量比之发达国家水平仍然偏低，这也阻碍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3.3汽车产业增加国民经济实力的主要方式
根据美、日、德等汽车强国的经验可以发现，经济的发展往往会经历三次消费革命和相关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分别为耐用消费品革命(电视、冰箱等大型家电)、住行革命(旅游、酒店)、信息网络革命，而每次消费革命，都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并将国民经济推向更高的层次。如果不能很好地抓住这些革命机会，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就很难健康全面的发展，甚至会在世界经济舞台失去话语权。对于我国来说，改革开放和加入WTO，世界产业开始转移到我国，家用电器的消费革命也开始进行，这使得我国经济开始持续高速发展，但对于我国汽车产业来说，还是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
例如，我国尽管是汽车产销量大国，同时拥有大量的自主创新品牌，但这些品牌大多为低端品牌，稍微高端一些的则是依靠合资。虽然理论上来说，通过合资合作方式具有很多好处，例如学习合资公司的优秀管理经验和核心技术，降低风险等。但从事实上来看，正是依靠合资合作的方式，使得中国自主汽车品牌缺乏技术开发能力和创新能力，只能进行低端山寨的模仿，至于学习核心技术，更是难以实现，几乎所有的关键零件都来自于进口。从数据来说，中国汽车市场具有很大的利润空间，但自主汽车品牌所占利润不过5%，甚至不到丰田、大众等汽车公司的零头，这些经验教训都高速我们，必须要发展中国自己的汽车产业，以市场换技术走不通。当然，自主开发并不是意味着闭门造车，自我封闭式的技术开发，也不能要求自主品牌自行开发和生产所有的零部件，面面俱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分工的今天，每个国家及其企业都应该发挥自身的比较竞争优势，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重要的一环。因此，我国汽车产业应该着力实现的是，在某些方面实现自主创新，形成核心竞争力。因此，对于我国汽车企业来说，在研发创新方面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资和投入，技术研发需要雄厚资金的支撑，同时也具有很强的风险性。但倘若不能思虑长远，只看到眼前的利润，忽略对于研发的支持，就很难突破国外汽车公司对于我国汽车的技术限制和垄断，同样，只有自己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形成核心竞争力和核心比较优势。二是构建完整合理的研发结构，同时加强研发部门和市场部门的沟通，在研发过程中始终将消费者需求放在首位，避免花大价钱研发的技术没有市场，使得企业利润白白受损。三是根据自身资源和优势，确定研发技术。
汽车产业发展到今天，产业分工已经十分详细，几乎没有空白的细分市场，汽车企业不可能面面俱到，我国自主品牌汽车只需要掌握关键技术就行，而不需要开发所有的技术，不必要的技术可以交给专业的服务公司来开发，这也就是所谓的核心自主创新，或者不完全自主创新。在经济发展的今天，倘若国内的汽车品牌还希望依靠傍大款的方式来发展，以市场来换取技术，而不是自主研发，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那中国数十年高速的经济增长将很难维系，同时中国的汽车市场也将完全被国外汽车公司占领，我国自主品牌汽车再难有做大做强的机会。而当前全球汽车市场低迷，这对于我国自主品牌汽车来说，或许是一次更好的重新洗牌的机会，只有把握机会，加大技术创新和研发力度，打造难以模仿和超越的优势，才有机会重新制定行业标准，才有机会繁荣中国制造业，进而振兴民族汽车业。
（一）国民经济核算的经济形势分析价值
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对国民消费支出的贡献作用。反映国民消费支出的指标有很多，如居民最终消费占GDP中的比重、劳务支出指标等。这些指标数据可以有效的作为国民消费支出核算的原始数据，有很强的参考价值，能够很好的反映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另外，消费核算信息可以很好的反映居民消费中的构成比例，如食品以及通信类的支出份额。有了这种信息，就可以更好的倡导居民进行适当的消费支出，从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步增长。国民经济核算信息的详实科学，能够促进我国的税务改革，了解当下消费热点，树立居民理性科学的消费观。核算信息对宏观经济管理中居民的储蓄与投资有很大的贡献作用。在国民经济中，投资储蓄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库存增加等指标，可以很好的分析当前的各种货币供给与需求状况，了解我国的居民储蓄在国内储蓄中的地位，以及储蓄对投资的贡献率。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很直观的了解政府投资与居民投资的比例关系，更科学的实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实际上，储蓄、投资、税收是联系很密切的三个环节，对储蓄与投资信息的严格审读，有助于税务部门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除此之外，储蓄的变化状况还可以反映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相关的住房制度和医疗制度的改革成果。比如，在1991-1999年短短的9年间，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倾向增长超过40％、农村居民的储蓄倾向增长超过120％。
预期心理对消费需求的制约作用是显而易见，分析其深层次原因：工人就业状况糟糕、医疗制度以及住房制度不够完善导致居民对未来隐忧加剧而让银行储蓄增加。对此，相关的部门对我国的各个体制进行了适度的改革，让居民放心消费。虽然，我国的社保制度不够完善，这种局面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毕竟居民的消费心理需求有了适当的提高。国民经济的核算，可以让统计部门与政府部门有很好的参考依据，各个职能部门也据此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从而促进我国居民储蓄与投资的良性发展。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可以让收入分配更加的科学合理。国民经济的循环是一个系统而长期的过程，生产只是一个阶段，对于最终成果的消费才是目的。不过，成果的消费并不是生产者一个人“享有”，而是要经过“分配与交换”的多个环节，才到达消费者手中。而国民经济的核算就是要对消费品在“分配与交换”的各个环节进行统计与核算，这其中也包括对最终产品的使用情况。国民经济的核算可以让收入的分配更加的高效与科学，提升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收入分配与国民经济核算的框架要清晰合理，收入的分配要分层展开，有次序的进行。为了让收入的分配更加的科学合理，核算的信息应该包含更多的机构部门，应用SNA在核算整个收入分配时，就应该按照“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两个阶段进行。在收入分配增长动态分析的基础上，可以让宏观收入分配的结构更好的得到调整，初次分配可以让收入结构得到很好的转移，调整个人可支配收入的结构状况。国民经济核算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外与对内经济政策的制定。国民经济核算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国在世界上享有的经济待遇与政治待遇，也就间接的影响到了我国对内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例如，联合国根据连续六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的会费；世界银行业根据相应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能否享受到相应的优惠待遇。所以，国民经济核算还深层次的影响到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也间接影响到了我国与外国的经济往来。
（二）国民经济核算的投入产出分析价值
国民经济核算对投入产出分析的贡献很大。也有相应的投入产出方法，用于国民经济的核算。投入产出方法又称为投入产出分析，以一定的国民经济产业分类为基础，结合比例系数与结构分析，从数量上研究经济系统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最后利用相关的经济模型来分析国民经济结构以及原因和影响。投入产出的方法在国民经济的核算中有一个漫长的历史。1950年，投入产出分析第一次被建议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1968年，SNA就吸纳了投入产出分析法。1993年，SNA就把投入产出纳入到了整个核算体系。实际上，我国的投入产出分析研究有五十余年的历史了。1974年，我国就编制出了第一张实物性的投入产出表，涵盖了61种产品。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更是编制出了大型的“1987年投入产出表”。2004年，“2002年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更是让投入产出的核算方法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投入产出表考虑了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投入来源”与“使用去向”，是一种棋盘式的平衡表。它可以很好的反映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投入”与“产出”，同时能够很准确的表明“投入的来源”与“产出的去向”。另外，对于各个部门之间很复杂的技术经济关系，投入产出表也能够很好的把握。投入产出表的样式多样，分类齐全，结构清晰明了。如“实物性”与“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就充分考虑了计量单位的特点，便于审核统计工作。另外，也有根据地域划分的投入产出表，如“全国投入产出表”与“地方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数据结构表”，可以直观地反应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中。“对称性投入产出表”用于预测和制定计划。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三）国民经济核算对宏观经济效益分析的贡献价值
宏观经济效益能够很好的反映各个产业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受到行业的高度关注。在当今的经济发展状况下，很多人片面的追求经济的增长，一味追求GDP的量与速度，却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因为，在宏观经济的背景下，国内生产总值GDP可以很好的衡量社会总产出。一定的情况下，GDP的数字越大，就代表这个国家的产品以及服务的增加值就越大。目前，在国民经济的核算中，很多的人意识到了不能一味的以财富数字的增长来衡量GDP。如果牺牲了环境与浪费掉了大量的资源，虽然换取了经济财富的增长，GDP指数的上升。但是，GDP并不体现资源的掠夺以及对环境的破坏。实际上，这种GDP的数字是一个虚假的数字，过度的夸大了“财富”，却忽视了对成本的折算。鉴于此，一味的追求财富GDP的增长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办法，要考虑环境与资源的因素，减去相应的成本。很多年前，就有学者提出了绿色GDP这样一个概念，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也是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这一个“绿色GDP”概念的产生，是人们思想观念转变的结果，也是人们在权衡了环保与经济发展两者关系以及利弊后的一个结果。
二、国民经济核算是宏观经济分析及宏观经济模型建立的基础
在宏观的经济管理中，涉及到很多的统计数据以及模型，而国民经济核算就可以为这种数理统计以及模型的搭建提供范本和奠定基础。作为基本框架，国民经济核算确定了很多宏观经济统计的基本概念、指标设置以及基本分类。这样的功能让经济统计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大大的提高了宏观经济分析的效率，增强了其应用功能。
三、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科学的制定与检验国民经济的方法
国民经济计划涉及到很多的宏观经济指标，这些经济指标所反映的现象，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是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经济联系。为了更好的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计划与规划的指标数量也必须满足这种经济联系。国民经济核算的手段非常科学，也正反应了这种内在的经济关系。因而，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科学的制定与检验国民经济的方法。
四、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存在的问题及改善方法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影子银行”首次由美国的麦卡利提出，包括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公司、结构性投资工具等非银行金融机构。2011年，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指出影子银行是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但在我国关于影子银行体系的界定还未有统一的口径，本文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认为我国的影子银行体系主要包括商业银行表外理财业务、证券和基金公司的理财业务、证券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小额贷款公司、票据公司以及民间借贷等。从宏观角度分析，由于影子银行开展的业务与传统银行类似，而且其受到的约束较少，经营方式比较灵活，加快了资金的流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效率。再者，影子银行的资金游离于传统的货币供给创造机制之外，而且其规模巨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从微观角度来看，影子银行可以弥补传统银行在产品和服务上的不足，这样与传统银行形成竞争机制，提高银行业的运行效率。
二、实证分析结果
（一）模型的选取
1980年，由西姆斯提出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将VAR模型引入到经济学中，推动了经济系统动态分析的广泛应用。
（二）变量选取
我国影子银行体系主要以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理财业务为主，并且其中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占比很大，所以本文采用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总规模的环比增长率来衡量影子银行，考虑到本文数据频率为月度数据，本文选取PPI作为国民经济的衡量指标。通过构建VAR模型来研究我国影子银行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并得出结论。本文样本区间从2007年1月到2013年12月的月度数据，数据均来自万德数据库。
（三）回归方程及结果分析
1.单位根检验。首先对各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由于两变量的数量级差距太大，为避免由此产生的误差，对PPI的数据进行取对数，表示为LNGMJJ。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单位根，都是平稳的。2.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变量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故可以作为VAR模型变量。3.模型的定阶。由结果可知，AIC的最小值是－7.052248，对应的阶数是3阶，而SC的最小值是－6,806336，对应的阶数是2阶，综合考虑LR、FPE和HQ的统计值后，选择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4.Var模型的平稳性。稳定性要求特征多项式的特征根的模均小于1，为了方便观察，特征多项式的特征根的模全部落在单位圆之内，模型即平稳。由结果可知，所有的单位根均落在单位圆以内，所以VAR模型稳定。5.脉冲响应。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ResponseFunction）是用来衡量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其他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轨迹。本文利用一个标准差大小分别冲击LNGMJJ和YZYH两个变量，得到YZYY对LNGMJJ脉冲响应函数图，如图所示。结果表明，影子银行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
三、政策建议
关键词：科学文化；国民经济；关系；实证
理论界关于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的关系问题的探讨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笔者通过维普数据库查询，在1989-2010年6月期间，与“科学文化”相关的文章有3578篇，探讨“科学文化”与“经济发展”或“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之间关系的文章有102篇，而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文章则没有发现。笔者试图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皮尔逊相关分析法等现代统计理论，就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联性进行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选定
国民经济数据选取我国1995-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单位：亿元)。科学文化数据共选取10个指标：投入选取2个指标：1995-2009年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WT),同期每年研究与开发经费(RD);科学文化产出选取5个指标：同期每年出版报纸的份数(BZ),同期年广播人口覆盖率(GB),同期年电视人口覆盖率(DS),同期年专利授权量(ZL),同期年技术成交额(JS);劳动者及素质选取3个指标：同期每年文化从业人员数(WY),同期每年科技活动人员数(KY),同期每年每万人中大学生数量(DX)(见表1)。
从上述原始数据来看，科学文化各项指标除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和文化从业人员数据有些波动外，其余基本上呈现增长的趋势。
二、分析
(一)主成分分析
根据表1提供的全国1995-2009年科学文化各项主要指标数据，利用统计软件SPSS17.0做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法是根据降维的思想，将相关性很高的多变量转变为彼此相互独立且不相关的少数变量，从而达到用较少的变量去解释原来资料中的大部分变量的目的。通常是选出比原始变量个数少，能解释大部分资料中的变量的几个新变量，即所谓主成分，用以解释资料的综合性指标。
通过对表1中的科学文化10个指标的相关性分析，得出科学文化各项指标的相关矩阵(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大多在0.6以上，没有0.3以下的。同时还通过了KMO检验和Bartlett的球形检验。本案的KMO值为0.588(大于0.5的最低要求),表示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另外，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397.571(自由度为45)达显著，代表母群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成分存在。因此，上述数据适合于主成分分析和进一步分析。通过分析，得到1个主成分，这个主成分的贡献率达到86.922%,超过了85%的要求，它解释了科学文化10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对应的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见表3)。
根据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得到该主成分的计算模型：
F=0.113BZ+0.100GB+0.103DS+0.112WT+0.086WY+0.113DX+0.111ZL+0.112JS+0.110JS+0.110RD+0.110KY
F为主成分得分。相对应的主成分得分用于后面的分析。
(二)关联性分析
全国1995-2009年GDP及科学文化综合指标得分(即科学文化主成分得分)(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全国GDP发展指标的趋势与科学文化主成分得分的趋势基本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假定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正向关系。因此，我们选用皮尔逊(Pearson)相关分析方法和双尾检验法(2-tailed)对表4GDP指标和科学文化主成分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拒绝了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的相关性为零的原假设，科学文化主成分与GDP发展的相关性达到0.969,呈高度相关。这说明科学文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确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一种先进的文化也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毫无疑问，国民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也会推动科学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表5出了国民经济与科学文化各项指标的相关性。全国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和研究与开发经费两个资金投入指标与GDP的相关性分别高达0.961和0.998,呈高度相关，这显示了资金投入的重要性，“一投就灵”非常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
从科学文化产出的5个指标来看，除广播、电视两个指标与GDP的相关性数据分别为0.736和0.776,属于有较高的相关性外，其余报纸出版份数、专利授权量、技术成交额3个指标分别高达0.918、0.994、0.998,呈高度相关。报纸数量增多了，说明看报的人多了，这从侧面反映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正向的影响。专利授权量和技术成交额的增长，并与经济发展高度相关，正是科学技术物化为生产力的最佳佐证。
从人员的3个指标来看，文化从业人员、科技活动人员和大学生数量与GDP的相关性分别达到0.637、0.995和0.962,文化从业人员与经济发展相关性不高，主要是因为文化从业人员的增长出现多次波动，如2000年、2001年文化从业人员出现下降，是因为同期国家对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减少，期间时值文化部门进行体制改革，实行人员分流造成。从2002年起，文化从业人员又开始增长，这与当时文化基本建设投资又开始增长是相吻合的。科技活动人员、大学生拥有量与国民经济发展高度相关，这反映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三、结论和建议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科学文化各项指标相关度很高，适合采取主成分分析法对各项指标进行降维。通过分析得出了一个主成分，这个主成分在科学文化的10个指标上的载荷均在70%以上。
第二，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因此，加大对科学文化的投入，提高科学文化的产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努力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发展和繁荣我国科学文化，是提高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必由之路。因此，加大科学文化的发展力度应作为十二・五期间各级党委、政府做好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任志安，景治中。经济分析实验教程[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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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证券市场；自律监管；行政监管
证券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及其重要的推动作用。证券市场特有的筹集资金、资产重组、公司价值发现及风险提示等功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健康、稳定运行的必要条件。由于证券市场运作机制复杂、资本虚拟性等原因，产生风险的可能性极大。实践表明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可以提高运行效率，防范和化解风险，使证券市场更�
一、公共利益论简述
公共利益论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之后提出的。这种理论认为，监管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而公众利益涉及千家万户、各行各业，维护公众利益只能由国家法律授权的机构来行使。市场难免存在缺陷，纯粹的自由市场必然会导致自然垄断与社会福利的损失，并且还存在外部效应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公平问题。在现实经济中通常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市场失灵：自然垄断。假设在社会理想的产出水平下，只有一个厂商从事生产，该产业的生产成本最小化，那么此时的市场就是自然垄断市场。处于该行业中的每个公司都会在利益驱动下争相兼并扩张，之后形成垄断市场而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垄断者通过限制产量、抬高价格，使商品价格超过边际成本而获取超额利润，必然带来导致市场效率的丧失。"外部效应。外部效应是指未被交易双方包括在内的额外成本或额外收益。在提供商品及服务时，如果社会利益或成本与私人利益或成本之间存在差异，那么自由竞争就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尽管私人之间可能通过协议来解决外部效应问题，但达成协议的交易费用往往过高，而市场监管却能有效地消除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在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信息分布往往不对称，一般而言生产者比消费者拥有更多的信息。生产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不是按优质优价的原则来出售商品。这样在相同的价格水平下，销售质量更好的生产者被迫退出市场以逃避损失，而质量较差的生产者则乘机占领市场，出现“劣货驱逐良货”的现象。信息不对称要求更多的信息披露，使消费者能够据此区分产品质量的高下，监管正是消除信息不对称的有效方法。由于市场存在上述缺陷，公共利益论认为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对其实施监管能提高公共利益。
二、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以前，证券市场监管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主管，体改委、国家工商局等其他政府机构及上海、深圳两地地方政府参与管理的形式。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以后，证券监管由国务院证券委负责，中国证监会作为证券委的执行机构，承担起对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任务。国务院撤销了证券委，同年确认中国证监会为证券监管的主管机关。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我国证券法律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如《公司法》、《国库券条例》、《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证券市场禁入制度》等一系列证券法律法规均已颁布执行。作为根本大法的《证券法》的出台，进一步确立了中国证券市场法律规范的框架。以沪深交易所设立为标志，中国证券市场短短十几年走过了国外证券市场上百年的自然演进的发展过程，应当说政府的积极推进功不可没，然而毋庸讳言，年轻的中国证券市场在快速成长的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监管制度缺乏长远规划。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发展到现在的规模，成绩斐然。然而，由于市场发展迅猛，政府监管部门疲于应付大量繁杂的日常事务性工作，不经意忽略了对市场发展急待解决的根本的监管制度建设。为了尽快解决一些短期凸#显的问题，往往采取急救办法，甚至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行调控市场，虽然暂时缓和了事态，但是很可能为日后的市场发展和监管工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隐患。监管存在滞后性和弱效性。尽管我国证券监管机构近年来加大了对欺诈与操纵的打击力度，但行政监管往往是事后监管，监管存在显著的滞后性和弱效性。
滞后性。从违规行为的发生到监管机构做出处罚，往往历时弥久，监管行为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如“中科创业”、“亿安科技”操纵股价行为在发生数年以后才被发现，而“琼民源”事件的查处过程竟长达两年。另一方面，监管力量相对有限，调查费用不菲，一些市场欺诈行为未被处理，成为漏网之鱼，使违法者产生侥幸心理，铤而走险。(’弱效性。对违规行为处罚显得过轻。如民源海南公司动用银行贷款和透支操纵“琼民源”股价非法获利))万元，查处后除了没收非法所得以外，仅处以警告和罚款了事。实际上，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处罚却转嫁到公司股东身上，并无过错的中小股东往往受害最深。对应承担直接责任的违规公司的高管人员处罚过轻，弱化了监管效果。"证券监管决策缺乏科学性。目前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决定了中国证监会是证券市场的唯一监管机构，一方面提高了证券监管决策实施的权威性，但另一方面却可能有损决策的科学性。我国的证券监管机构作为政府代表，除了承担监管职责以外，还担负着培育和完善证券市场的职能，而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焦点问题———金融体系的创新与改革———是一项牵涉到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这些背景决定了不同领域的金融法规政策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和制约性。比如，证监会的某项措施可能符合单一证券监管目标的最优化，但由于与其他金融管理机构处于分割状态，其监管决策未必能达到国家整体金融及经济发展的最佳效果，因此证券监管决策缺乏科学性在所难免。对投资者的保护机制不够完善。海外成熟的证券市场对投资者的保护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
投资者教育机制。对投资者在证券市场基础知识、证券法律法规等方面加强教育，尤其是加强市场风险教育，有利于投资者熟悉市场、认识市场运作的客观规律，就像对适龄儿童进行系统的免疫接种一样，打预防针对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大有好处。投资者诉讼机制。投资者可以通过集团诉讼等方式，对作出虚假信息披露的公司提起诉讼，并且比较容易获得相应的赔偿。投资者赔偿机制。国外的证券市场通常设有赔偿基金：一方面，可以提高投资者入市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构建防范系统风险的缓冲机制，由市场风险引起的损失可以得到有效的赔偿。目前，我国的投资者教育机制刚刚起步，投资者诉讼机制和赔偿机制还未真正建立并发挥作用。
三、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对策建议
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可以预见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监管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的高效率的证券监管是保障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以下从监管法律制度建设、上市公司监管、独立董事制度、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等四个方面提出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对策和建议：对证券市场监管法律制度建设问题，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确立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进一步明确证券监管机构法律地位的条款和细则；加强立法建设，增强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备性和配套性，提高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增强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强化法制内容的实效性；-’建立健全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实施机制，杜绝有法不依的现象，加大执法力度；适应证券网络化和市场开放的发展趋势，尽快制订适宜的相关监管规章制度。!从规范和发展两方面抓好上市公司的监管工作。在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同时，努力为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监管激励上市公司持续发展。加强证监会派出机构监管职能，建立健全派出机构监管绩效考评机制。重点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增强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制度建设，切实搞好上市公司监管工作。"独立董事制度。首先，确立独立董事应有的社会地位，提高独立董事参与上市公司最大决策的程度，培育并建立独立董事人才库；其次，明确区分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不同职责，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的作用；最后，加强关于独立董事的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落实的监督，完善独立董事制度运行的外部环境。#建立一个主体多元化，结构多层次，相互协调又相互制衡的高效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逐步改变目前仅由证监会单方面垄断监管规则制订的局面，缩小行政监管直接作用于市场的范围。让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自律监管主体来填补行政监管收缩后留下的空白，强化自律监管对行政监管的制衡，多方面约束并尽可能减少政府机构执法中腐败现象的发生。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以外，值得一提的是，对监管者的监督在我国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因此要努力推动监管的法制化和市场化，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包括内部制衡机制和外部制衡机制，保障公众及媒体的监督权力，强化社会舆论监督。
参考文献：
曹凤岐等，证券投资学（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郑燕洪，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与市场纪律———国际金融监管新趋势的模型解析特区经济
（一）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认识不到位
虽然绿色国民经济得到了广泛的赞同和认可，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专家、学者没有正确认识和理解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贯彻落实不够到位。由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要求把环境保护纳入到核算体系中，而以往大部分领导和官员只关注经济增长，还没有树立正确的资源环境价值观，在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重视程度不够。由于绿色GDP力求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统一起来，综合性地反映国民的经济活动的成果与代价，一旦实施绿色GDP，必将带来干部考核体系的重大变革。过去各地区干部的政绩观，皆以单纯的GDP增长为业绩衡量标准，现在要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放在一起综合考评，这会使很多干部想不通，从而形成诸多阻力。除此之外，由于绿色国民经济的范围比较广，核算涉及到的资源环境比较复杂，但是在目前的核算过程中，只是对急需解决的环境问题进行核算，还有许多方面的内容被忽视。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技术不完善
当前实行绿色GDP核算存在许多重大技术难题，其中主要体现在环境成本的计量上。环境成本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为治理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等消耗的资本总和，由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经济发展是不同步的，所以在计算环境成本时会遇到许多的困难，很难明确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因素。
（三）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
尽管有关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研究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成果，但从整体上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而且不同国家、地区的核算制度、规范等也有所区别，很难找到一个具有权威性的理论体系，在进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工作时，核算不全面，结果不真实的现象就会时有发生，对于明确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了解环境问题产生了很大的阻碍。
二、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构建
（一）树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理念
为切实的落实、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首要工作就要树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理念，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明确环境核算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使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观念深入人心，促进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工作顺利开展。树立正确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念，加强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实现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相协调，转变以往片面发展经济，忽视环境保护的做法，真正构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二）建立健全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采用实物方法和货币方法进行核算，实物核算方法主要注重实物的计量，它是表示资源的流量与存量，可以提前预测出资源使用的数量以及污染的程度，提前采取解决措施。货币方法就是利用货币的形式对资源进行核算，它主要是对资源的外部成本进行研究。为了降低自然资源的消耗情况，利用货币方法对来评估恢复环境的所需的费用。虽然这种货币方法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它对国民经济的核算具有现实意义。
（三）完善环境统计的标准
为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构建完善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就要有完善的环境统计标准，来实现高效的环境问题统计。首先应对自然资源进行统计，自然资源主要有地下资源：土地、石油、煤等，生物资源：野生动物、森林等，以及水资源。其次是生态环境的统计，主要有土地、森林以及水，对生态环境进行核算时，应考虑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生态效益，二是环境的耗损，以森林生态环境为例，生态环境带来的效益主要有防治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等等，而耗损主要有对森林的砍伐、破坏等造成的损失。最后要对环境的污染情况进行统计，对环境进行有效的检测和防治，明确空气中的污染物质以及对人类健康、各种生产活动的影响，明确防治环境污染的费用。
（四）构建完善的评价标准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比较复杂，为提高核算效果，应加强评价体系的建立，对核算的内容、范围以及相关的法律规章进行科学的评价。目前我国还没有完善的经济核算评价体系，因此要努力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根据我国经济核算的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使评价结果真实准确，能够集中的反映核算的结果和问题。
（五）完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相应制度
要使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取得良好的效果，就要建立完善的核算管理制度，制定明确的政策、法规，为实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提供有力的保障。例如在领导干部的考核工作中加入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定环境的审计制度，完善绿色国民经济的协调机制，对经济核算的方法、范围以及环境核算的相关问题进行详细的规定，使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结果更加真实、科学，准确的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四、结束语构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要努力完善各方面的措施和认识，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建立完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论文摘要：绿色国民经济�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意义表现在：完善和发展经济核算的理论与方法建立与可持续发展模式相适应的经济核算与分析体系；推动经济学的发展；改革与完善经济核算制度，建立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具有国际可比性的经济核算制度；明确各部门之间的资源资产的产权关系，建立自然资源高效使用、合理补偿和法制化管理制度；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长期以来，环境问题没有受到国民经济核算部门的重视，绝大多数与环境问题相关的经济信息没有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反映出来，如为减少和防治环境污染以及恢复生态环境而发生的成本与费用没有在生产成本中体现出来，因环境污染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或因治理环境对社会的贡献没有确切的计算和评价，忽视了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从而就造成了人们对经济指标的片面追求，再加之人口的膨胀，社会需求的膨胀，使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作为解决可持续发展的良方，一旦建立起来，将会在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质量的提高等方面发挥巨大的促进作用。
1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基本理论
资源与环境价格的确定，是资源环境经济一体化核算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自然资源与环境定价，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学问题，而且涉及经济体制、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问题，被众多学者称之为“两难的选择”。国内外学者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和方法，但是，迄今为止尚未达成共识。
1．1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
马克思曾高度抽象地把社会再生产过程划分为四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并且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生产决定分配、消费和交换，而分配和交换、消费反作用于生产。再生产四环节的活动构成了国民经济活动的基本内容，并把它看成是揭示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作为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指导思想。
对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来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认为自然资源是没有价值的，是无限的。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随意地使用资源并且不用考虑它的价值损失。因此，以前国民经济核算基于这种理论大多数没有考虑环境与资源给国民生产总值带来的损失。
1．2价值补偿理论
价值补偿理论的提出是与社会经济发展，资源加速消耗，生态环境恶化相伴而生的。经济发展依赖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支撑，同时又对资源存量和环境质量产生严重影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感到资源短缺和环境问题已经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经济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获得了持续高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前列，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大大增强了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然而在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即资源的加速消耗，生态环境趋于恶化。
长期以来，中国的资源全部归国家所有，许多自然资源低价，甚至是无价开采使用，致使财源流失现象十分严重。按照传统财政理论，财政分配只局限于国民收入分配领域，对于自然资源配置，资源耗费一直是被忽视的。资源的乱采滥伐，国有资源价值的流失，必然导致国家财政困难和生态环境的恶化。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仍是一个价值补偿问题，只有对资源进行合理的价值补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
1．3效用价值论
资源价值核算的理论基础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主观价值论，即效用价值论。资源价值效益可以通过支付意愿、消费者剩余和影子价格来表达。
1)支付意愿。支付意愿是指消费者为获得一种商品、一次机会或一种享受而愿意支付的货币资金。它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用以表达一切商品、效用或服务的价格，是资源效益核算的根本。目前，支付意愿已被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法规和标准规定为资源及环境效益核算的标准指标，并用来核算各种资源和环境的效益。
2)消费者剩余。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为获得一种商品、一次机会或一种享受而愿意支付的资金与实际支出资金之差。在西方经济学中，私有商品的消费者剩余可以通过其价格资料求得，而公共商品的消费者剩余主要通过两种方法求得：①利用“影子价格”，与私有商品类似，可以根据公共商品“影子价格”来求其消费者剩余。②利用支付意愿，询问人们对某商品的支付意愿和实际支出的费用，从而求出消费者剩余。
3)影子价格。由于资源效益属公共商品，没有市场交换和市场价格，但可以利用替代市场技术，先寻找替代市场，再以其“影子价格”来表达资源的效益。例如，计算森林产生氧气的价值，可先计算森林每年产生氧气的总量，并假设这些氧气可用于市场交换，再以氧气的市场价格作“影子价格”来计算森林产生氧气的价值。
1．4可持续发展理论
近年来，可持续发展的几种观点可表述为：①不重视可持续性：追求资源开发与纯经济增长；②重视可持续性：注重资源节约与管理；③强调可持续性：强调资源保护；④极端强调可持续性：极端强调资源保护。目前，中国实行的可持续发展属于重视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主张在生产和消费活动中发展循环经济，以解决当前的人口膨胀、资源枯竭、环境退化等危机。
2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基本方法
作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方法应该与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方法相一致，包括数据来源的调查方法，整理汇总方法和分析研究方法。这里所说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是指分析研究方法并为此建立了一套指标体系(表1)。
2．1自然资源核算基本方法
自然资源价值核算方法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自然资源的核算，是在自然资源成本定价的基础上进行的核算，既包括存量的核算，又包括流量的核算；既要有实物形态的核算，又要有价值形态的核算；既要对各类自然资源分别进行分类核算，又要进行综合核算。由于核算的内容与要求不同，其核算的计算方法也各不相同，一般可采用供求定价模型法J。同时，要把自然资源核算同国民经济增长变化核算以及国民经济运行中的投入、产出核算联系起来。自然资源的核算可分3个层次进行：第一，对每一种自然资源进行核算，包括自然资源的存量价值核算和耗竭损失价值核算，反映其增减变化；第二，对自然资源进行综合核算，反映自然资源总量的变化；第三，把自然资源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全面地反映国民经济的增减变化，资本形成的规模以及国民生产总值(GNP)与净值(NNP)的实际状况。这3个层次的核算相互联系，相辅相成。
2．2环境保护基本核算方法
2．2．1环境保护与治理支出核算
环境保护与治理支出包括企业投入、政府投入、居民投入和各种环境保护治理设施捐助，这部分投资支出以实际发生额为准。环境保护与治理支出主要用于：①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投资，如污水处理厂、集中供热工程、气化工程、生活垃圾处理工程等；②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③环境管理服务支出；④基本建设“三同时”环保投资；⑤居民环保支出等。环境污染治理的费用和投资按实际费用支出和投资的性质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为治理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它将形成固定资产，是治理环境污染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它的支出具有资本性质，因此，应按照固定资产折旧率计算的折旧额作为当期的经济损失。第二部分是当年为维护环保设施、环境费用的支出和为监测管理污染治理情况和科研费用的支出。这部分应当作为当年的经济损失。第三部分是当年治理污染时的费用支出，它是对污染物排放的直接治理费，应作为当期的经济损失。计算公式为：污染治理总费用=已治理费用+虚拟治理费用=实际污染治理投资额／已达标率或实际污染处理率。
2．2．2环境质量降级核算
环境质量降级主要是由生产中所产生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以及环境噪声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一方面生产中的原材料使用量越大，生产规模越大，自然资源的消耗也越多，排放的污染物也越多，造成的环境质量降级也越快，如水体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等。环境质量降级核算可采用恢复法进行，如大气环境质量由二级降到三级，水环境由Ⅲ类水体降到Ⅳ类水体等。治理大气环境质量由三级升二级，进行污水处理使水环境质量由Ⅳ类水体升到Ⅲ类水体的费用即为环境质量降级的损失。
2．2．3环境污染损失核算
环境污染损失可分为以下及部分：
(1)环境污染造成的生产损失：环境污染造成的生产损失包括对工业、农业、畜牧业、养殖业及其他行业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表现在2个方面：一是环境污染使产品减产，二是环境污染使产品质量下降。可以用市场法对这部分损失进行核算。
(2)环境污染对固定资产造成的损失：固定资产主要是指各类机械、仪器、厂房及其他公共建筑物和设施等。环境污染对固定资产造成的损失主要是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缩短使用寿命，以及增加维修保养等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用市场法对环境污染造成的固定资产损失进行核算。
(3)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的损失：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经济损失的核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可考虑环境污染造成的医疗费增加、直接劳动力和间接劳动力损失等几部分，可采用人力资本法进行核算。
(4)水污染损失核算：根据环境规划最终目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应为100％，生活污水处理后应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级排放标准，把此目标作为理想状况，对比现阶段与目标值的差值，算出应处理的污水量，并根据一定的处理费用，核算出水污染损失的价值。计算公式为：水污染损失价值=(生活污水排放量+工业废水未达标排放量)×污水处理费。
(5)大气污染损失核算：污染物的排放是造成大气环境质量退化的主要原因。排污收费为对环境外部影响附加一个真实的价格提供了一种机制，从而确保环境影响被纳入到污染者的决策框架之中。理论上，理想的收费水平应该反映与污染物有关的边际损失成本。但实际上，目前各省都用征收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污费来弥补对大气环境造成的污染损失，实际征收的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污费都远远低于大气污染环境损失成本。
(6)固体废物堆放污染损失核算：工业固体废物的污染损失，主要为工业固体废物的堆存费用堆存费用是指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或堆存直接造成的人、财、物等方面的额外费用，估算方法采用“工程费用法”。计算公式为：堆存费用=堆存量×堆存系数。
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变迁
一、供需框架
为了揭示制度变迁的规律，新制度经济学根据制度变迁主体的不同，把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类。在这一领域成� v?w?拉坦应用他对技术变迁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将舒尔茨和诺斯等的理论推进了一步。
二、主体博弈
一般来讲，SNA供给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官方)。供给结构单一、成本巨大、投资期长，风险远高于收益。官方供给SNA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求，因而SNA在此具有公共品的性质。相比而言，SNA需求主体则不同，它由政府、企业、个人所组成。需求主体多元化，因而需求的利益目标(动力)不同(注：在此所言的需求利益目标，类似诺斯的术语“外部利润”)：对政府而言，其需求目标基本为宏观经济管理和国际比较；对企业而言，其利益目标包括企业管理、经营的市场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以及企业家个人努力的社会实现；对个人而言，其对国民经济核算资料的需求是为了寻求完备信息，减少市场交易的环节和风险，即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增加其经济利益，实现其个人经济目标函数最大化。
SNA供给与SNA需求主体、目标既然存在上述差异，同时，SNA所具有的巨大信息含量和丰富的方法，使人们在考虑国民经济核算改革时，必须首先对SNA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引导机制加以重视。
三、基于需求缺口的变迁方式
由于需求主体多元化、需求目标函数多层次化，相对于供给主体的单一结构及目标函数的单层次化，就存在一个需求缺口，这反映在对SNA信息的总量及结构需求分布上。可以说，SNA进一步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消除这种需求缺口。
消除需求缺口，从理论上讲应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减少SNA供给，二是增加SNA需求。然而对于SNA来讲，显而易见的是，政府的供给如果是理性原则下的行为，一般是增加而不会减少。由于公共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因而最好由政府来承担，在此政府不妨进行“垄断生产”。客观地讲，消除SNA需求缺口最好由增加SNA需求着手。潜在需求主体、目标的显性化就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在SNA中的一种制度安排体现；并且，这种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古典经济学中萨伊定律(Say’sLaw)所描述的现象，即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政府可以通过特殊功能，扩大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及优势的宣传，以及安排相应配套的措施来进行SNA的强制性推扩，即强制性变迁。因此，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变迁，最主要的特点是强制性变迁。
四、为什么是强制性变迁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是维护宏观经济管理的有力工具，其作用就在于减少国家机器运行的交易费用。因此，以制度变迁为背景考察的这种制度，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强制性的特。
此外，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的认识，制度安排中“搭便车”的问题也是决定国民经济核算强制性变迁的原因。
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性质的认识：
(一)国民经济核算是公共产品
这一观点最早是由邱东教授提出的。因为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的两大属性，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在属性上就具有了公共产品最根本的特点。
这一论述可以归结为两个理论：一是信息的公共产品性质；二是国民经济核算作为制度安排的公共产品性质。作为第一个理论基础，来自信息经济学关于“信息作为一种商品”的研究，信息是商品的关键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在这方面有杰出贡献的有萨缪尔森、海德和阿罗。信息是公共产品，自然以信息库出现的国民核算体系也就具备了这种特点；第二个理论基础，来自制度经济学的研究。
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产品，而这个公共产品一般是由国家“生产”的。
两种理论基础，决定了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这一性质。所以，不管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还是单独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国民经济核算变迁就应该是强制性的。
(二)解决制度安排中“搭便车”问题
所谓“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的行为。“搭便车”是产权经济学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他们看来，公共产品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之一。“搭便车”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可以简单地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种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这样，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从而使创新者缺少激励。
五、较为一般的集体行动(注：此说法是为了区分统计与一般制度分析中的集体行动)
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诱致性安排，可能会是政府更看重的。因为，政府需要了解权力以外的变迁因素。在强调制度变迁主要力量的方面，国民经济核算变迁是强制性的；而在强调核算变迁的目标等方面时，这种诱致性变迁就更重要了。
诱致性变迁的主体一般是一群人或一个团体，通过诱致性安排所达成的变迁，其制度结构的稳定性也更高。这就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整个社会的市场应用结合更接近。而根据杨仲山的论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部本身是市场化的。
在改革初始阶段，政府的强制力是最突出的，其他经济主体的作用在这时是较难发挥的。因而，有关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各种利益团体、利益个人可能会感到，这种变迁的起始与他们无关。他们作为个人的、集体的行动并不会影响改革的发生，但接下来情况就会有变化。在目前情况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主要是为政府管理经济服务。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他经济主体会增加对国民经济核算的需要，他们需要通过这种工具(或制度)提供的相关服务，来帮助自身增强竞争的实力。因此，各经济主体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方法的需要会增加。而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对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来说，其实提出了国民经济核算的“宏观核算微观化要求”。
对核算信息与方法的大量需求，是目前核算体系的“外部利润”之一。由此，除政府以外的其他各经济主体会在国民经济核算改革中扮演一定的角色，起到相应的作用。而由各相关利益个人所组成的团体，就会形成有关核算改革方面的集体行动，以便使这项改革按照满足他们要求的方向去演进。他们会提出各种变革的具体措施，如变革现有的调查方式以得到更为准确的市场数据；对服务行业新的分类与核算；非正规部门活动进入核算范围；增加信息产业方面的新内容，等等。总之，集体行动会在国民经济核算改革中发挥作用。
为此，需解决制度供给与激励安排的问题。这体现在：一是SNA改革不仅需要持续的制度供给，以提供SNA体系发展的稳定外在环境，而且就SNA体系内部也需要持续的制度供给，特别是加大开发核算与实际经济联系的力度，拓宽核算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范围，而不仅仅是满足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这有助于SNA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从而体现联合国1993年版SNA所倡导的主旨：更新、澄清、简化、协调。无论是在理论体系上还是在实践中，SNA都须达到理论与实践的充分结合，这需要通过制度来安排一种有效的激励结构。例如，SNA的持续修订就是制度化的原始体现。二是由于制度能够规避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这种激励结构使得SNA所提供的信息流在流量和流向上与市场的信息流相适应。这不仅反映在SNA不同需求主体与SNA供给主体对SNA信息流的要求上，而且还体现在市场自身对信息流分割的程度与SNA所能提供的信息流相吻合的程度上。衡量一个激励结构的安排是否更为有效，这取决于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是否能够对现实SNA改革在方向上的锁定程度。由于SNA各种主体一般都具有经济理性，他们都期望自身经济效用最大化，因而信息博弈显然呈多元化，并出现多态均衡，这使得SNA进一步的改革也必须要持续而稳定地供给。
利润是他人的成本
让我从一般的道理下笔：天下所有的“利润”——不论来自什么行业、什么部门——统统构成他人的成本。这个论点不容易反对。不是吗？你在报摊上买的这份《21世纪经济报道》，市价2元，是你获得阅读满足的“成本”；这2元钱进了卖家的口袋就是“收入”，减去开支，就是报社的“利润”。很清楚，报社的利润构成读者的成本。
买报如此，买其他产品和服务也如此。燃油公司购买油轮的运输服务，所付费用当中，含有后者的利润。航空公司购买燃油，燃油公司的利润因此打进航空服务的成本。电力公司的老总乘飞机出差公干，他的机票费用是电力成本的一部分。电力公司再向燃油公司卖电，顺手把电力利润又“装进”了燃油成本。
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市场里，上述游戏日复一日地进行着。节日期间外出旅行度假吗？车马费用、住店开支、饮食购物等等，就是我们获得闲暇的代价。不要说休闲不是生产就谈不到成本：上班时间一到，你我要工作就不得不放弃闲暇。因此，闲暇为工作之“成本”，其中包括了旅行社、交通运输公司、饭馆商店等等机构和个人赚取的利润。
卖家利润 不但利润为零，最好他们的成本也为零，买家可以免费得到产品和服务！两年前“免费经济”大行其道，欢呼者众，是有道理的。
遗憾的是现实世界不是理想国，免费经济不能普遍而持久——盖“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使然。退而求其次，我们希望卖家的成本和利润小一点、再小一点。要是你象我一样对减少卖家利润念念不忘，靠什么可助我们如愿以偿？
市场拉低利润
中外经验的答案是一致的。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卖家要谋得利润——全部经营收入比开支多一点——殊为不易。好不容易争得了利润，要保住更是难上加难。合并起来，市场竞争好象是优先保佑买家的。
先说市场竞争中卖方的利润来自不易。试想诸多卖家彼此竞争，物买价廉的供应商为胜，哪里轻易就要得一个好价钱？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当年的掌门人斯隆先生有言在先：在商业世界里要创造滚滚财源，首要的法门是“与众不同”。这就是现在大家朗朗上口的“创新”。不错，创新可能获取特别的报酬——所谓“创新利润”是也。但是商场很无情：标新立异固然不难，但在市场上要人买帐的创新就绝不容易。
让市场买单的创新可遇而不可求。世人英雄惜英雄，所以总把眼光盯着商场上最成功的企业家。可是，怎么可以忘记“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教训？每一个成功的商界故事背后，有多少雄心勃勃、富有新意的商务计划泡了汤——血本无归，到哪里去谈利润？打平了算，市场给“独到”付报酬的时候，吝啬得很。
更多的情况，还是我们山西前辈商人讲的“省下的、就是挣下的”——通过不断降低成本获取赢余。不要以为这一套很“土”，它与斯隆先生另外一个现代赢利策略——成本优势——暗合。也不要以为“不断降低成本”很容易，在保证产品和服务品质的前提下，成本领先是大学问。无论如何，卖家争相节约成本来图利，对买家是好事。如果下周每份报纸的利润提高5毛、但成本降低1元，你不会不赞成吧？
最重要的是，无论因为独到、还是成本优势取得赢利，市场总会把信息透露出去。由于市场是开放的，利润信息就刺激别人进入市场争利。就是说，竞争把卖家的利润不断往下拉，直到“平均利润趋近于零”。1985年前，在北京随便开一间小饭馆的毛利率总在50%以上，现在这样的好事哪里去找？
另类“利润”拖累经济
但是，政府垄断行业产生的“利润”是另外一回事。利润在这里被打上引号，不是说它就不是经营赢余。而是说，行政垄断下收入大于支出的的赢余，产生的根据及其变动的逻辑，自成一家。严格一点，这不是什么利润，而是“行政垄断市场权力的租金”——实在过于拗口，我们还是叫“行政垄断利润”吧。
“行政垄断利润”是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实施市场禁入或限入的产物。在政府垄断市场的条件下，在位卖家的地位非常特殊——远离价格竞争压力，无须不断节约成本，也可以将“平均利润趋向于零”的市场威胁屏蔽在经营活动之外。在这些约束下，希图卖家利润小而又小，等于与虎谋皮。市场的禁入和限入削弱了竞争的压力，行政垄断利润哪里会有“趋向于零”之理？
拖累国民经济的“利润”
这不是说行政垄断改变了市场供求规律。只要买家拒绝购买——因为买不起、或者买得起也不买——行政垄断利润是无法找消费者报帐的。几年前我在中部地区农村看到拉上了电线的村子不点电灯，知道当地农民对付高电价使的就是“不买”这一招。问题是，“不买”意味着放弃消费——进而就无法从事相应的生产，对经济的损害很大。
消费者也可以买替代品。广东、福建沿海的乡镇企业，家家有自用柴油发电机——高价电的替代品是也。不料许多电厂并不好惹，他们要政府发文、以环保名义禁用柴油发电机。类似的戏文——行政垄断部门“打击”替代品——在许多地方时有所闻。要是替代竞争的大门不能洞开，可选的替代品质过于低下，对经济还是有损害。
关键词：绿色GDP;资源和环境；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人类的经济活动包括两方面的活动。一方面在为社会创造着财富，即所谓“正面效应”;另一方面又在以种种形式和手段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即所谓“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休止地向生态环境索取资源，使生态资源从绝对量上逐年减少；二是人类通过各种生产活动向生态环境排泄废弃物或砍伐资源使生态环境从质量上日益恶化。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靠拼资源、拼环境、拼投资，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的污染及破坏前所未有，这样的基本国情与国外许多国家是不同的。我国现行的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只反映了经济活动的正面效应，而没有反映负面效应的影响。为此，应充分认识现行核算体系的弊端，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
一、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主要缺陷
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主要核心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是以市场化的产出来衡量经济增长和进步程度的。从现行的GDP中，只能看出经济产出总量或经济总收入的情况，核算只反映了经济运行的过程与结果，未体现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生态造成污染的代价。自然资源、环境和生态是一个国家综合经济的一部分，由于没有将环境和生态因素纳入其中，GDP核算法的数据就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情况。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中，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都是“免费商品”,自然资源耗减和环境质量的下降不但不会减少GDP,治理污染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收益反而还计入GDP,即污染 总之，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未考虑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损耗。GDP的生产法计算公式为GDP=各部门(总产出中间消耗)之和，即GDP=各部门增加值之和。经济活动要开发利用自然资源，GDP只核算了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成本，却没有计算自然资源本身的价值，即自然资源耗减成本，造成自然资源无价或低价，其结果高估了当期经济生产活动新创造的价值。
2、未考虑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降级成本。经济活动往往造成环境污染，引起环境质量的下降(亦称环境降级成本),包括环境退化成本和环境保护支出。GDP核算一方面没有扣减环境退化成本，即环境污染的代价；另一方面将环境保护支出作为生产活动来反映。从两个方面增加了GDP。结果是污染物排放越多，GDP越大；环境保护支出越多，GDP也越大。高估的GDP将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对环境的严重污染，导致自然资源与环境状况恶化，人类的生存条件受到威胁，经济发展不可持续。
二、绿色GDP的内涵及核算体系主要构成
绿色国内生产总值简称绿色GDP,它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核心指标。绿色GDP核算，又称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 绿色GDP的计算公式为：
绿色GDP=GDP-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退化损失-资源、环境恢复费用开支-环境损害预防费用支出-由于非优化利用资源而进行调整计算的部分
根据联合国提出的联合国《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2003》的基本思路与框架，绿色GDP核算体系主要由四个方面组成：1、�
三、发达国家在绿色GDP方面的实践情况
绿色GDP的环境核算虽然困难，但在发达国家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
挪威1978年就开始了资源环境的核算。重点是矿物资源、生物资源、流动性资源(水力)、环境资源，还有土地、空气污染以及两类水污染物(氮和磷)。为此，挪威建立起了包括能源核算、鱼类存量核算、森林存量核算以及空气排放、水排泄物(主要人口和农业的排泄物)、废旧物品再生利用、环境费用支出等项目的详尽统计制度，为绿色GDP核算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1987年在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任主席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定义得到广泛的认同，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取得共识，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为了量化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指标，1993年联合国有关统计机构正式出版的《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手册》SEEA中，提出了生态国内产出EDP的概念，EDP就是“绿色GDP”,即从现行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绿色GDP(EDP)的理论核算公式为：
绿色GDP(EDP)=传统GDP-资源环境损害+环保部门新创造价值
芬兰也建立起了自然资源核算框架体系。其资源环境核算的内容有三项：森林资源核算、环境保护支出费用统计和空气排放调查，其中最重要的是森林资源核算。森林资源和空气排放的核算采用实物量核算法；而环境保护支出费用的核算则采用价值量核算法。
实施绿色GDP的国家还有很多，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如法国、美国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墨西哥。墨西哥是发展中国家，居然也率先实行了绿色GDP。1990年在联合国支持下，墨西哥将石油、各种用地、水、空气、土壤和森林列入环境经济核算范围，再将这些自然资产及其变化编制成实物指标数据，最后通过估价将各种自然资产的实物量数据转化为货币数据。这便在传统国内生产净产出(NDP)基础上，得出了石油、木材、地下水的耗减成本利用土地转移引起的损失成本。然后，又进一步得出了环境退化成本。与此同时，在资本形成概念基础上还产生了两个净积累概念，即经济资产净积累和环境资产净积累。
四、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主要工作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各方面的合作与努力。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应该做好以下工作：
1、加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研究。由于对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损耗的核算工作难度非常大，因此在推行绿色GDP核算体系之前，必须开展深入的研究工作，以联合国《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2003》为指南，借鉴国际上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系统、全面地研究我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推动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创新，应在各相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总结绿色GDP试点地区的经验，为研究和制定全国的绿色GDP核算体系提供重要依据。
2、完善绿色GDP核算的基础工作。如前所述，绿色GDP就是在GDP的基础上减掉创造GDP所消耗的资源的价值，然后再减掉创造GDP所造成的污染的治理成本。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绿色GDP实际上是 因此，首先必须做好GDP核算的基础工作。各地区和相关部门要严格规范和使用现有GDP的核算方法，保证GDP核算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完善现有的GDP联审制度，严格实行下管一级的制度，加强对GDP核算的监督和管理。
3、建立良好的资源环境损耗核算基础。首先要使对环境的调查制度化，通过对环境污染损失的调查，建立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估算模式和计算方法；其次要按照国家技术组提供的调查表收集数据，完成大气污染损失、水污染损失、固体废物污染损失以及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经济损失核算；再次要按照国家技术组提供的企事业单位环保支出调查表，进行企事业单位环保支出项目调查，确定内部环境污染治理成本等。绿色GDP核算是一个系统工程，相关数据的收集、整理需要环保、统计、卫生、农业、城建等多个相关部门之间的通力合作。
4、建立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涉及面十分广泛，要保证其制度化、连续性，提供数据的真实性，需要各行各业的核算资料，包括绿色会计核算、绿色环境核算、绿色统计核算等资料，这就需要建立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相配套的一系列法律和法规，主要包括：有关绿色GDP核算的会计法规、资源环境法规、统计法规、审计法规、政策和评价标准、资源环境信息共享等制度，唯有如此，才能保障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正常运行。
虽然绿色GDP核算体系较为复杂，但它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循环经济背景下的国民经济核算的一个重要指标，其核算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全面推行绿色GDP,首先应注意把握绿色GDP的概念，同时谨慎选择资源与环境的估价方法，为绿色GDP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创造良好的条件；然后再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绿色GDP核算实践工作，逐步积累经验，不断完善绿色GDP核算体�
(作者单位：大连广播电视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文章从国民经济核算的公共产品属性入手，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作为核算手段和结果都是一种公共产品，并以GDP数据为例分析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产品“缺陷”，即质量问题，最后讨论了把产品质量控制(TQC)理念引入到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中。
从20世纪50年代到1981年，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采用苏联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1992年开始，中国实施了以GDP作为核心指标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国际上通行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SNA)作为改革目标。针对中国的GDP统计数据，在国内外的研究机构和学者中，有
本文主要从国民经济核算的公共产品属性人手，以GDP数据为例分析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质量问题，最后讨论把产品质量控制(TQC)的理念引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中。
一、国民经济核算的公共产品属性
相对于私人产品，公共产品是因私人不愿意生产或无法生产而由政府提供的产品和劳务，包括国防、公务员、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有两个显著的特性：一是非竞争性，二是非排他性。前者是指一个人对某种产品的消费不减少或不影响其他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若增加一个人消费，该公共产品的边际社会成本等于零。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即无法排除其他人从公共产品中获得利益，意味着消费者可能做一个“免费乘车者”，免费享用公共产品。
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的两大属性，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而属于公共产品。同时，从使用范围上看，国民经济核算是世界性的或部级的；从形态上看，国民经济核算又是一种非实物性的知识型、信息型的公共产品；从使用者数量上看，国民经济核算对使用者数量没有上限-1J。以上三点构成了国民经济核算作为公共产品的特殊性。邱东(2004)提出SNA本质上属于全球通用的制度性知识，属于全球公共品。
总之，从核算的制度、方法上讲，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手段性的公共产品，它为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的核算提供了基本的核算类别、方法、规则等。从核算的结果上讲，国民经济核算向各级政府、社会公众和研究机构提供了一系列的统计信息产品，如GDP及其增长率数据等。
就现状而言，作为公共产品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供给属于“政府生产”，即通过各级统计局来核算并提供国家和地方的核算数据；从公共产品的需求来看，一部分核算数据作为“最终产品”直接提供给社会公众，以满足社会公众对于统计信息的需求，另一部分则提供给各级政府部门，服务于各级政府部门的各种决策需求；从统计信息产品的所有权上看，GDP核算数据是政府利用纳税人的钱生产(调查、收集、整理、计算、分析)出来的信息，属于全体公民所有，除少数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信息外，政府有义务向全体公民提供；从外部性理论上分析，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具有外部经济性或外部不经济性，当核算数据被准确、及时地提供时，它能够向各级政府和企业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产生较大的社会收益；否则，会误导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决策，造成全社会的损失。
二、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质量问题—— 而统计体制上的欠缺与方法上的不足是国民经济核算质量问题的两大原因l3_。以经济核心指标GDP为例，其质量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GDP地区核算汇总数与国家核算数之间的统计误差
1．“生产法”下国家核算GDP与地方核算GDP
汇总数之间的差异
(1)GDP总量上的差异
表1地区GDPr-总数与国家核算数的差异表
表1给出了生产法下1998～2002年地区GDP汇总数与国家核算数【J之间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在这5年中，GDP的地区汇总数都超过了国家核算数，无论是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都有逐年扩大的趋势，1998年的差率是5．66％，超过了一般统计上允许的5％的差异，到了2002年，差率已经扩大到12．63％，是1998年的两倍多。
(2)GDP增长率上的差异
表2国家核算GDP增长率与地方
从表2可以发现，1999年生产法下国家核算的GDP增长率高于地区汇总的GDP增长率；在以后的连续三年中，国家核算的GDP增长率都低于地区汇总的GDP增长率两个百分点左右。
(3)GDP三大产业构成上的差异
从表3中可以发现：第一、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在地区核算数与国家核算数之间的差异逐年扩大，地区核算的第一、二产业占GDP比重小于国家核算的第一、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且差异也是逐年扩大，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地区核算数一直都高于国家核算数，且差异也是逐年扩大。
2．“支出法”下国家核算GDP与地方核算GDP汇总数之间的差异
(1)GDP总量上的差异
表4给出了支出法下1998年到2002年地区GDP汇总数与国家核算数之间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在这5年中，GDP的地区汇总数都超过了国家核算数，且无论是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都有逐年扩大的趋势，1998年的差率是4．64％，到了2002年，绝对差异达到了10376．58亿元，差率已经扩大到9．65％，是1998年的两倍多。。
(2)GDP增长率上的差异
在1999-2002年中，2001年的GDP增长率国家核算数略大于地区汇总数，1999、2000、2002年都是国家核算的GDP增长率低于地区汇总的GDP增长率1～2个百分点(详见表5)。
(3)GDP支出构成上的差异
表6列出了各项支出占GDP的比重在地区核算数和国家核算数之间的差异。可以发现净出口比重的差异并不大，但是最终消费比重的差异和资本形成总额比重的差异比较大，其中在最终消费比重上，地区核算数小于国家核算数，而在资本形成总额比重上，地区核算数大于国家核算数，其差异的程度从1998年以来有逐年减小的趋势。
(二)国家核算GDP“生产法”与“支出法”之间的统计误差
从表7中可以发现，在国家核算GDP的前提下，2000年用生产法核算的GDP高于用支出法核算的GDP，而在其它年份则是用生产法核算的GDP低于用支出法核算的GDP。从两种方法的差异程度上看，其有逐年扩大的趋势，从1998年的相差不到1个百分点扩大到了2002年的2．53个百分点。
(三)地方核算GDP“生产法”与“支出法”之间的统计误差
从表8可以看出：将全国各省的GDP汇总的前提下，GDP数据无论是用生产法核算还是用支出法核算，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大。
(四)对于我国GDP数据真实性的讨论
国内外学者一直都关注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真实性，作为反映一个国家经济整体指标的GDP自然成了关注的焦点L5J。罗斯基认为：中国官方公布的1997～2001年的GDP增长率被普遍高估，每年平均高估2-3个百分点[6I。国内经济学家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出发，认为中国统计数字有一定的水分。例如，1998年中国遭遇了百年难遇的大洪水，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但令人费解的是除了一个省以外，所有省份的农业产值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再者，由于中国官员政绩考核与激励方面的原因，人为统计造假时有发生，也增加了人们对中国官方GDP的数字的怀疑。任若恩(2002)针对罗斯基关于中国官方GDP的置疑进行了分析与评论，认为“罗斯基采用了错误的方法，错误地推算了中国的GDP”。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一枝独秀靠的是经济发展的支撑，而不是虚假数字。”吴敬琏在《人世后的中国经济》演讲时也明确表示：“海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些质疑并无太大根据。”另一方面，有学者从电力消耗或投资的一致性计算，认为国家统计局的GDP数据存在低报的可能。且从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的统计上看，绝对水平的低估是服务业增加值估计中的最大问题。
三、产品质量控制下的国民经济核算
虽然国家统计部门为提高和改进核算质量，已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国外统计数据质量管理工作方面的经验有：
(一)建立完善的数据质量综合管理体系
在统一的组织框架下，对整个统计机构的数据进行全面的质量评价，如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统计机构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数据质量评价和管理机制。
(二)建立单项统计数据质量管理机制
对某一具体统计项目如国民核算、消费价格指数等数据的质量进行评价和管理，如，美国的波斯金(BOSKIN)学术委员会，专门对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数据质量进行评估，美国商务部分析局定期评估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质量。
(三)建立专门的统计数据质量管理机构，定期进行质量检查
美国的BOSKIN委员会，专f-Ixcom费者物价指数(CPI)的准确程度进行评价。英国皇家统计学会的统计数据质量评估工作组，每年对官方统计数据的质量情况进行独立评估，并对外公布评估报告。加拿大是由国家审计总长负责统计局的数据质量评审工作。
(四)应用不同的方法开展质量评估和管理
论文摘要：为适应新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中国国民经济管理的制度理念需要系统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职能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特征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视野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理念的创新。
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信息经济、知识经济转型，产业结构正在从第二产业为主导向第三产业为主导转型，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正在从高成本、低产出的粗放型经营向低成本、高产出的集约型经营转型，科学发展、民主发展、和谐发展，尽快建成创新型国家已经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新的发展阶段、新的产业结构、新的发展模式需要有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作保障。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是适应传统工业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适应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要求、适应粗放型发展模式的要求建立的。既然现在发展转型了，制度也需要转型，转型意味着创新。
虽然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已经运行了几十年，形成了一种制度的惯性，它的创新必定是一个需要持之以恒的长期系统的工程。从目前的创新起点看，为了顺利启动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理念作为必要的思想前提必须先行创新，在旧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改变，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确立之前，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系统创新难以起步。
一、从本质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理念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理念的创新。在传统工业经济发展中，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是促使微观主体创造出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财富，达到宏观层面物质财富供给与物质财富需求的均衡。为了达到这种均衡，国民经济管理在劳动力供求均衡、生产资料供求均衡、消费资料供求均衡、进出口供求均衡等要素均衡中进行宏观调控。这种以社会物质财富供给满足物质财富需求为职能的国民经济管理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会造成严重的管理缺位，因为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生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的形成，表明人们的经济需求已经从单纯的物质需求层次上升到了社会和精神需求层次。合格的国民经济管理，就不能只是关注人们的物质需求，更要关注人们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在物质产品供给与物质产品需求均衡公式的基础上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去建立社会与精神产品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公式，要像了解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了解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像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需求管理比传统工业经济时期具有更多的社会和文化嵌入性。
从供给角度看，因为要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将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理念转化为现代经济产业和产品成为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重要职能。在传统工业经济时期不被列入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闲暇、娱乐、学习、健康、运动、咨询、时尚、创意、安全、满意、幸福、和谐等社会和精神产业逐渐被国民经济供给管理所关注。主动而有序地创造满足新的需求的新产业、新产品，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更多地具有了社会和文化内涵，甚至文化创意本身就成为主导产业。当然，在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中除了满足人们社会和精神需求的产业外，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农业、制造业以及传统服务业还是大量存在，还要提供大量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但是，即便是农业和制造业等各种传统产业，也必定通过信息化、知识化、生态化、自动化改造，被新型产业主导、连接、提升到一个新的运作水平，传统产业因此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传统产业想固守在传统产业结构中止步不前就会失去生存的可能。在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国际化的今天，我们不可能以目前中国传统产业依然存在、依然落后为理由，否认我国国民经济管理制度职能创新的必要性。产品从原材料和资金的投入到物质产品的生产，其最钟情的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DP，为了GDP的增长，各级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致力于抓投资，搞引资，上项目，扩规模，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绩以GDP的多少来衡量，GDP增长得快，得到上级政府的表扬，干部的提升也快；GDP增长得慢，受到上级政府的批评，干部的升迁也慢。这种国民经济管理评价理念必须创新。
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特征理念的创新。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具有非常鲜明的行政特征，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行政等级管理系统。宏观行政主体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主体，行政上下级关系构成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主要关系，国民经济管理多半是上级对下级的行政调控，行政指 这种行政惯性在我国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既和我国传统的工业经济基础上的粗放式经营相吻合，又与我国原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知识经济转型，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惯性特征。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集约经营模式，现代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需要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等级型特征转变到法治契约型特征。新的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特征不是行政管理而是法治管理，不是等级管理而是契约管理，这并不是说新的国民经济管理没有行政管理，而是指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管理只能是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是依法行政管理。所以在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立法、执法、司法共同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宏观主体。在宏观管理特征变化的同时，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的关系也发生根本的变化，宏观管理主体不再简单地用上级的行政权威控制下级的经济行为，而是在尊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权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谈判协商程序，微观主体权利与宏观主体意图在协商谈判中达成统一，形成契约，用法律规范微观主体行为。也就是说，宏观主体对于微观主体的权威首先来自于法律而不是来自于行政，法律权威先于行政权威，法律权威导致行政权威。过去基本上靠行政权威进行的宏观调控不再简单地是行政调控，而是依法调控，所谓依法调控，指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调控行为一定是通过立法原则和立法程序进行，是以法治为依据的调控，即便是紧急情况下的行政干预，也一定是通过立法特别授权的。
国民经济管理的法治特征的更深层的含义是，宏观管理主体的权力是微观主体宪法意义上的授权，微观主体当然是宏观主体的管理对象，但是由于宏观主体是国家机构工作人员，根据国家是受人民委托的人的宪法内容，微观主体与宏观主体的关系从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角度看，有一个委托人与人的法律授权关系，微观主体作为社会民众对宏观主体具有委托人意义上的监控权利。过去以为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关系只是行政等级关系，现在则要在行政层面上再进一步看到宪法层面上的关系，宏观主体是为全体人民进行宏观管理。这样一来，宏观管理包括政府行政管理在内本质上是宪法意义上的服务型管理，是市场经济平等竞争条件下的有限管理，是社会自治合作基础上的和谐管理。鉴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集权特性，我国当前阶段尤其要强调微观主体可以监控宏观主体，宏观主体的行为首先受到法律的约束，微观主体对宏观主体有监督的权利。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之间的关系从单纯的行政单向关系变成法治双向关系。宏观主体必须依法办事，宏观主体违法必究，这样一来，国民经济管理自然构成新时期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体制的改革实践也证明，如果只强调宏观管理主体的绝对权力，忽视微观主体的权利，极有可能出现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侵权，过多的行政审批、过多的收费罚款扰乱微观主体正常的经济活动。更严重的是，在有利可图时，宏观主体直接把持经济领域形成的行政垄断，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等竞争形成阻碍。目前中国出现的房地产热、投资热，垄断中体现的，以及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些政府部门已经直接或间� 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如此普遍的政府谋利行为呢？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只把国民经济管理当作行政问题看待，严重忽视了法治层面的特征，忽视了全体人民对于政府职能、政府行为的监控，造成目前的调控困境。既然问题的根源出在法治层面，光靠中央政府用行政强制控制地方政府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国民经济管理是全体人民都依法参与的管理，是全体人民授权政府的管理，人民有权管官，有具体的组织结构和组织程序保障人民及时校正政府行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这是目前将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化特征转到法治化特征的关键。
二、从管理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理念的创新。我们习以为常的国民经济管理内容，以物质资本与货币资本的投入产出为主线，从宏观上掌握全国自然资源的存量与开采，全国物质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全国货币资金的存贷总量与结构、全国资本市场的流量与存量，致力于如何调动物质资源，如何进行货币投放。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一般是围绕物质资源和货币资金的投入产出而配置，劳动力是作为与物质资源和货币资源同样的生产要素对待的。这种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以物流和资金流为主线。在传统产业结构运作中，在粗放经营的发展模式中，满足人们物质需求为主的物质财富生产中，这种国民经济管理内容无可厚非。但是，在以知识和信息的投入产出为主线的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中，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不再是主要的生产要素，主要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过去考虑的是如何开采自然资源，将现有的物质资源、货币资源转化为产品，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开采人们的思想，开采人们的知识和潜能，如何将人们的创意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用符合人力资本投入产出要求的制度最大限度地将人力资本的潜能转化为现实能量，围绕人力资本的创造潜能配置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主线。国民经济管理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我国有多少物质资源，多少货币资源，而是我国有多少人才资源，有多少具有创新潜能的知识资源，从这条主线出发，对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的运作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
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需要把国民经济管理的着力点从物资流、货币流转变到知识流、信息流。围绕知识流、信息流组织物资流、货币流，必须从宏观上改变产业结构的原有排序。从物质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医疗并不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是属于社会管理的内容。但是从人力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应该列入国民经济管理的范围。因为教育是否能够生产出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运行的起点，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前提，所以教育构成知识经济的基础产业，是知识型国民经济的基本建设；同样，从物质资源的管理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也不是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内� 过去我们只是把科技转化当作科技部门的事情，在知识经济的运行中，通过科技研发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成果本身就是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的内在工序，所以科技研发和转化中介 此外，直接用社会和文化元素生产服务以满足人的社会和精神需求的软产业构成新的主导产业，如创意产业、广告业、休闲业等。所以，看一个产业是否具有主导性，不再看它投入的物质和资金的多少，而是看它投入的人力资本的知识的多少，人力资本投入越多从而创造价值越多的产业，越能成为主导产业。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从根本上改变了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排序。
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区别在于，人力资本是依附在人身上的生产要素，进行人力资本为内容的国民经济管理，就是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的管理，如何用高效的制度系统，将人身上处于潜在状态的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状态的人力资本，就是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的核心层面。那种把钱看得比人重的国民经济管理观念必须抛弃。国民经济管理用制度保障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包括人力资本的财产权、人力资本的竞争权、人力资本的交易权、人力资本的组织权、人力资本的创业权、人力资本的创新权、人力资本的流动权。国民经济管理从本质上看就是人的权利的管理。围绕人尽其才，关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财产权落实没有，是否有平等竞争的机会，是否可以与货币资本所有者谈判交易，是否可以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否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创业创新，是否有与人力资本能力相匹配的利益分配格局，经济效率与公平是否统一，收入增长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否统一，那种单纯以GDP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管理转变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发展目标的管理，以人力资本投入产出为主线的国民经济管理，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本管理。国民经济管理视野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视野包括国民经济管理的空间视野和国民经济管理的时间视野。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视野从空间状态看，是以国内范围为主；从时间状态看，是以现在时态为主，视野还是比较狭窄的。从空间状态看，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虽然也有进出口贸易，但在加入WTO之前，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还大多在国内从事经济活动，主要是在国内自我循环的生产销售运作。传统计划经济的体制中虽然也有国际关系，但高度集权的行政指令性计划主要是国内的制度运作。但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外国企业和外国公民大批进入中国，而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也大批走出国境。经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实力大为提高，初步具备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中国完全融入了全球经济网络中。中国进行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也使中国的经济制度运作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进入了国际市场体系。产业的开放度和体制的开放度决定了国民经济管理的开放度。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本身就是国与国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创新能力的较量，从事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管理的国民经济管理必须从单纯的国内视野扩展到国际视野，将国民经济的运作放在全球背景综合规划，目标定位在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国际创新力的高度。从这个高度思考国民经济的管理，如何提高科学技术的原创性，如何创建国际品牌，如何打造胜任国际竞争的企业，如何与世界各国形成和谐的具有民族自尊的国际经济关系。
从时间状态看，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是对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的管理，传统产业结构的技术条件相对落后，传统产业结构的体制运作效率也落后于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管理或者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的物质货币循环，或者是技术引进基础上的模仿改良，在国民经济管理的时态模式上处于跟进式、引进式。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在具有了空间状态的全球化视野后，在时间状态上应具有未来时态视野。就是国民经济管理不是仅仅着眼于现在的技术状态，现在的资源状态，现在的品质状态，现在的制度状态，而是着眼于开发未来的技术状态，在引进技术的同时进行原始性创新，争取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寻找未来的资源状态，就是不单纯地看到现有的自然资源、物质资源，更要通过人力资本的创新活动再生出新型的经济资源，更要将人力资本的知识和潜能当作财富生产的首要经济资源，从而创造在传统模式中不可思议的生产力；创造未来的品质状态，改变给外国品牌打工、贴牌生产的状态，努力创造具有中国知识产权的世界品牌，用自有品牌去占领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探索未来的制度状态，着眼于 不是简单地用战略规划，用长期计划，框住微观主体的活动，而是规划计划本身对于微观主体的创新具有弹性和包容性，承认规划本身的非规划性、非预见性。微观主体的创新能够不断被宏观主体认可扶持，宏观主体的规划计划本身就包括对创新的预见、对创新的激励，宏观主体能够在微观主体充分参与基础上创新战略，这是新国民经济管理的特点。
三、从运行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一是政府组织的变革。组织结构的另一种特点是政企分开，政经分开。政府组织与企业组织、与经济组织的适度分离，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结构要退位、正位、到位。退位，就是政府组织从直接经济活动领域退出，让民营企业最大限度进入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竞争，为民众创业、创新在组织上扫除障碍，提供方便。特别是政府组织的一把手通过组织结构退出经济领域，打破行政垄断。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结构改革的另一方面是政府组织到位。当政府过多地在经济领域活动，甚至与民争利时，国民经济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职能没法尽到，退出民众可自由竞争的经济领域，进入需要政府直接扶持的经济领域，创建政府的社会公共经济组织，比如扶持公共消费的公立组织如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公园，扶持公共创业平台的公立生产组织，例如，中小企业扶持基金、基本建设的引导投资、战略产业的前期起步投资。
第三产业，是指除农业、工业、建筑业以外的其他各行业，诸如商业、金融、旅游、运输、通信、房地产、贸易、饮食、卫生、文化、教育、信息咨询服务业及各类技术服务业等)［2］，是满足人类除物质需要以外的更高级的需要，如生活中的便利、娱乐等各种精神上的需要。
2．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的测度技术
2．1贡献测度技术的提出
2．1．1概念所谓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在下文中简称第三产业经济贡献的测度)，是指基于第三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决策引起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总量和结构等要素的变化，从而引起对国民经济的正面影响。然而变化并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即如决策者要大力发展文化软实力，决定提高文化行业的就业率，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化工作者的就业政策，这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则不仅仅体现在国民经济就业形势的改善。优秀的文化实力能提高国民的精神力量，文化行业的发展必然会提高人民的精神状态，使之更加积极地投入生产生活中，其必然波及各行各业，从而大大提高了国民经济，这就是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的典型案例。
2．2模型的建立
2．2．1第三产业对于国民经济的总量贡献测度技术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最直接的测量方式就是观察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这也是最常见、最有效的方式。假设，Yt表示国民生产总值GDP，Y''''表示第三产业的增加值，那么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总量贡献率则为：A=Y''''Y式(2．1)2．2．2第三产业对于国民经济的速度贡献测度技术本部分的测度技术设计灵感来源于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模型和索洛的增长方程，古典增长理论是把经济增长因素分解为资本、劳动、技术等，而本文的速度贡献测度模型则将用于第三产业的资本和劳动作为独立的变量从模型的资本投入变量与劳动投入变量分离出来，以测度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假设生产函数为：Yt=At•f(L，K，Y'''')式(2．2)其中，Yt表示经济总量，At表示随着时间t变化的社会技术进步，L表示第三产业的劳动投入量，K表示第三产业的资本投入量，Y''''表示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对式(2．2)两边求全导数，可得：dYtdt=f(L，K，Y'''')•dAtdt+(YtL)•(dLdt)+(dYtdK)•(dKdt)+(dYtdY'''')•(dY''''dt)式(2．2)两边同时除以YtdYtdt•(1Yt)=f(L，K，Y'''')•dAtdt•(1Yt)+(YtL)•(dLdt)•(1Yt)+(dYtdK)•(dKdt)•(1Yt)+(dYtdY'''')•(dY''''dt)•(1Yt)式(2．4)dYtdt•(1Yt)=dAtdt•(1At)+(YtL)•(1Yt)•(dLdt)•(1L)+(dYtdK)•(KYt)•(dKdt)•(1K)+(dYtdY'''')•(Y''''Yt)•(dY''''dt)•(1Yt)式(2．5)符号替换y=a+α•1+β•k+γ•y''''式(2．6)其中，y=dYtdt•(1Yt)表示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a=dAtdt•(1At)表示全社会的技术进步的速度，α=(YtL)•(LYt)表示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投入量对国民经济总量的弹性，1=(dLdt)•(1L)表示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投入量的速度，β=(dYtdK)•(KYt)表示第三产业的资本投入量对国民经济总量的弹性，k=(dkdt)•(1K)表示第三产业的资本投入的速度，γ=(dYtdY'''')•(Y''''Yt)表示第三产业的对国民经济的弹性，y''''=(dY''''dt)•(1Y'''')表示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式(2．6)表达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由全社会的技术进步速度、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投入速度和资本投入的速度，以及第三产业的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四大部分组成。那么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对国民经济增速的影响则是由式(2．6)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的系数，即其弹性指标来衡量，即γ=(dYtdY'''')•Y''''Yt。
3．结论与展望
[论文摘要]虽然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即初步构建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但该体系主要是对市场进行的核算，忽视了非市场核算。200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超越市场：美国非市场核算的设计》一书，对非市场核算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它既是美国诸多经济学家在该领域几十年研究成果的总结，也代表了美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的最新进展。本文将参照这一报告的内容对美国非市场核算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非市场核算的产生背景，非市场核算的范围和重点，非市场核算的概念问题，非市场核算的数据问题。
虽然早在上个世纪3O年代美国即初步构建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但该体系主要是对市场进行的核算，忽视了非市场核算。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Kendrick、Eisner、Juster等经济学家才开始关注这一方面的核算。在此后长达几十年里，非市场核算研究总体来看是零散的，进展缓慢。这种状况直到进入21世纪后才有所改观，特别是200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超越市场：美国非市场核算的设计》一书，对非市场核算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这一著作是美国国家科学院(TheNationlaAcademyofSciences)下设国家统计委员会“非市场核算研究专家小组”的研究报告。它既是美国诸多经济学家在该领域几十年研究成果的总结，也代表了美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的最新进展。本文将参照这一报告的内容对美国非市场核算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一、非市场核算的产生背景
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NationalIncmeandProductAccounts，缩写为Ns)是对一国整体经济活动最有影响的测定，来自这一核算体系的最著名的国内生产总值(GrossDomesticProduct，缩写为GDP)指标与其他经济数据如价格和就业统计一起，构成对一国国民经济运行描述的数据基础。不过，由于这一核算体系构建于上个世纪30年代，其核算对象主要是市场交易，。而国民经济中除市场交易外还存在着大量的非市场活动，所以该体系有许多方面是不完整的。尽管NIPAs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其仍然遗漏了一国中大量的非市场产出。由于该体系的重点放在市场交易上而很少关注家庭和其他非市场活动的生产，因此非市场核算对NIPAs提出了挑战。
非市场核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经济成长的来源。要更好地对经济成长的来源做出测定，研究者必须对现行国民经济核算的若干数据做出补充，如对研究与发展、自然资源、人力资本投资等的估计。现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之所以存在这些局限性，是由于经济生产和社会福利并非仅仅发生在市场领域而是拓展到了许多非市场活动。
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了NIPAs的这些局限性，为什么现在才提出这一报告？人们很少反对非市场投入与产出存在经济上的价值，这样的例子很容易发现：户主在居住方面做出改善后其住宅可以卖出更高的价钱，居住环境的改善会提高住宅的价值。当然，我们并不知道如何测定这些非市场生产到底有多大。非市场核算在概念、测定及数据搜集方面的困难导致了其研究进展的缓慢。
二、非市场核算的范围和重点
非市场核算设计的中心问题是核算范围如何确定，即应对哪些相关的活动进行核算。专家小组建议已开发的卫星账户(SatelliteAccounts)应包括未经市场交易的生产性投入和可估价的产出。对于那些没有包括或者在NIPAs中进行了不适当处理的活动，这些账户提供了一个框架。尽管非市场核算的的之一足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经济活动总量的测定，但账户并不试图取代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也并不想改变GDP目前所处的主要地位。
必须承认不同的使用者需要不同的数据和方法。该专家小组试图开发一套更加完整的对人类生产活动测定而非对于幸福或福利测定的账户。因此，在报告该专家小组无论在实际测定还是概念上始终站在这一立场上。由于改进产出及投入的测定是任何一个扩展的核算体系的前提，所以该专家小组把力量集中在了这一方面。
虽然有多种生产活动可能包括在扩展的核算体系中，但根据现有的概念知识和数据取得状况，非市场核算把重点应放在以下5个领域：住户生产，正规教育的投资，健康的投资，非盈利和政府部门的活动及环境资产和服务。
(1)住户生产。住户生产的供自己消费的货物与服务的价值在数量上相当大，因此，对于一国总体经济活动水平的估计它的测定是必不可少的。很明显，若一国的产出将住户生产包括在内能够改变其测定的增长率趋势及商业循环的波动。根据现有的知识和数据，完全可以构建这样一个家庭生产账户。特别是家庭时间利用调查的开发更是促进了这一账户的构建，因为这一调查可以对人们在家中所做工作做出有效的估计。
(2)用于正规教育的投资及形成的技术资本存量。尽管GDP包括了教育支出，但是其对未来经济成长及人们福利的贡献仍然缺乏了解。由于人力资本特别是教育引起的增长，大量存在于资本存量之中，所以一个独立的教育账户将能涵盖传统核算中对于投资、资本和最终经济增长测定研究改进的数据。教育卫星账户既包括了市场要素，也引入了对非市场投入与产出的试验性测定。要成功地开发一套教育账户还需要改进学生和父母对教育投入的时间信息及教育对人们影响的估价。
(3)用于健康的投资及形成的健康资本存量。一个充分开发的健康账户能够使研究者估计一系列投入对健康存量的影响及健康存量的相应变化。对于改进医疗保健中的劳动生产率估计健康测定是一个重要前提。在健康的生产中至少有6个方面的投入：市场背景下提供的医疗保健，提供的未经支付的保健服务，个人花费在自身健康中的时间，其他货物与服务的消费及非医疗技术和安全方法，研究和发展，环境和“疾病状况”因素。健康部门有两种产出：
一是健康资本的价值，它可以定义为随个人生命的继续存在而期望的健康消费流量；另一个是由健康人口而产生的收入增加。
(4)挑选的政府非盈利部门的活动。最初的非盈利部门的核算是开发一套对免税组织所提供的公共和慈善货物与服务的账户。非盈利生产中在数量上最重要的非市场投入就是时间，特别是志愿劳动，因此，构建这一账户需要志愿者人数和工作小时的数据。事实上，对于政府和经济中的非盈利机构的综合性核算，全面和独立地估价货物与服务是重要的目标，要完成这一目标还需要更基础性的研究。
(5)环境资产与服务。环境核算已有较长的历史。该专家小组同意《自然的数据：扩展国民经济核算以包括环境》研究报告中的建议：国会应授权和资助有关部门开发一套综合性市场和非市场的环境账户。这一账户将集中于国内自然资源存量价值的变化上，或许更重要的是在消除与空气及水污染的相关非市场价值上。专家小组建议：统计机构应开发对住户生产、政府和非盈利机构、教育、健康和环境的一整套卫星账户。这些账户能够对一国的生产活动提供更综合性的描述。
除了建议的上述5个非市场活动领域，该报告还专设一章“关于人力资本开发中家庭的作用”。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家庭投入对人力资本产生的重要价值，但专家小组认为，根据目前的知识现状和数据，开发一套综合性的人力资本投资账户是不可能的，不过保留这样一套人力资本账户是有价值的，虽然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
尽管专家小组也考虑了其他种类的活动，我们并不主� 在本报告中某些重要的领域如安全与保障、闲暇活动和地下经济并未受到过多的关注。
目前，住户生产和环境核算具备，较为牢固的基础，经济分析局(BureauofEconomicAnalysis)和其他统计机构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其他领域如政府和非盈利部门、教育和健康对概念的进一步思考和新的数据搜集则是必须的，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三、非市场核算的概念问题
基于多种原因，该专家小组相信对非市场核算试验性的卫星账户是最合适的，特别是其结构尽可能与NIPAs一致时。由于国民经济核算经历了人们全面而详尽的研究，反映了研究和政策运用的长期历史，其基础性原理经实践证明是可以得到贯彻的。此外，研究者致力于开发的扩展的产出测定将与GDP一起和谐共存。这些考虑为实行以货币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的方法提供了理由，无论什么情况下在估价投入与产出时要尽可能使用可观察到的市场交易。或许最重要的是非市场核算将保留复式记账的结构。
专家小组建议：非市场核算将分别独立地测定产出的数量、价值与投入的数量和价值。只有这种从两方面独立做出的测定，才能保证非市场核算是最有价值的。
一个核心问题是当市场价格不存在时怎样来估计投入与产出的价值。从数量上来说，人们的时间是非市场生产中最重要的未经测定的投人，那么如何测定用于非市场生产中未付酬的时间价值呢？一种方法是按照市场的替代价格——即雇人来完成这一工作应付的酬金来估价。另一种方法是按一个人从事这一非市场活动的机会成本来估价。该报告详细展示了各种投入估价方法的内容。
假如非市场产品与服务在市场上生产和消费，非市场产出的估价便可按市场的原理进行。根据这一方法，对于接近市场的情况，尽管有些货物在市场中存在的可比替代物并不十分明确，非市场货物与服务的价格可根据市场中的摹本推算。更困难的是非市场货物没有直接的市场摹本或从未销售的情况，而这种类型的产出在教育和健康领域是很普遍的，这需要运用创造性的估计方法。
四、非市场核算的数据问题
构建非市场卫星账户，除了来自概念方面的挑战外，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估价非市场活动时如何取得合适的、高质量的数据。幸运的是，最近这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一项新的美国人时间利用调查(AmericanTimeUseSurvey。缩写为ATUS)将提供关于非市场生产最重要的投入——人们的时间的丰富信息。
专家小组建议：由于可以使用时间投入来量化生产性的非市场活动，ATUS能够为构建和补充美国的国民经济核算提供支持。为了有效地完成这一任务，该项调查需要继续进行下去。
ATUS对于非市场核算的创建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可以提供人们时间利用的年度信息。人口统计数据将与时间利用调查数据一起构成非市场核算的基础。时间利用调查数据用于回答个人的具体特征的问题，即花时问所做的事情；人口统计数据则描述了人口特征的分布。我们已经认识到，要更好地协调人口统计的数据，还需要统计机构和其他数据提供者做出积极的努力。
专家小组建议：协调和定期修订人口统计数据库将作为一项对非市场核算的投入。数据库将包括这样一些信息．如人们的年龄、性别、学校注册、教育年限、学位完成、职业、住宅、移民状况及其他方面。事实上，普查局(CensusBureau)已经搜集了一套高质量的人口统计数据，美国的社区调查也可以在人口统计的描述方面提供有效的帮助。由于统计机构预算的限制，人口统计数据库的建立，将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