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复杂性和阶段性，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自主创新力的大力提升、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发展、文化建设的全面推进，既要立足于把"蛋糕'做大，又要着眼于把"蛋糕'分好！
我国城乡基础教育质量差距探折的论文
〔摘要〕目前，我国城乡基础教育质量存在较大差距，主要原因是农村中小学办学经费的相对不足，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管理缺失，学生学习时间严重不足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可采取以下措施：加大经费投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不断完善管理体制等。
〔关键词〕城乡基础教育 农村中小学质量 差距
由于我国城乡经济长期存在二元结构，导致了城乡基础教育在质量上存在较大差距，即农村中小学的教育质量比城市中小学的教育质量要低。这种差异是一种教育不公平现象。这种不公平，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深受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因此，缩小城乡基础教育质量差距，解决好城乡教育不公平现象，对促进社会公平、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城乡基础教育质量差异现象
城乡基础教育质量差异可以从以下几个现象反映出来：一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全国一流大学中近10年来的学生人数的构成中，来自农村的学生人数远比来自城市的学生人数要少，尤其是文科专业更为突出；二是近几年来“211”、“985”高校自主招生录取的学生中，来自农村的学生所占的比例更少，显示农村学生不仅“全才”少，而且特长生也少；三是中小学舍近求远求学的越来越多，农村的家长将小孩送到县城里的学校就读，县城里的家长将小孩送到省会城市就读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事实上，城乡中小学教育质量确实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语文、英语、美术、艺术等学科成绩的差距更加明显。大学教师对城乡学生表现出来的差距深有体会，在校大学生中，农村学生学业成绩好的，往往突出在数理化方面，而综合素质比城市学生明显要弱，来自农村的学生参加文艺队、运动队以及各种文化社团的人数远比来自城市的学生要少。
二、城乡基础教育质量差距的原因分析
(一)农村中小学办学经费的相对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财政教育经费投入也得到了逐年增加，全国财政教育经费从1978年79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11975亿元，增长达到151.58倍，年均增长率达17.6%，并且明显高于同期财政支出14.6%的增幅。教育已成为我国第一公共财政支出。教育经费的逐年增加，大大改善了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特别是为了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对农村义务教育还采取了一些重要举措，对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改善农村贫困家庭学生的学习条件，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总的来看，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短缺的现象仍然十分突出，办公经费捉襟见肘。受经费限制，农村学校很少开展比较大型的教研活动，教师上课仍是传统的方式，大多数教师没有到县市以外学习的机会。农村学校普遍教学设施简陋，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图书、语言设备等与城市中小学相比有很大差距，大多数学校没有语音室，生物、物理、化学等学科实验室仪器比较简单，图书室的图书也较少，有些学校的图书还是城市学校捐献的。
(二)师资力量相对薄弱
到目前为止，农村中小学教师仍然存在几个方面的不足，影响教育质量：一是年龄偏大，知识老化。在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中，有许多是由民办教师转正补充的，这部分教师大多是20世纪70年代的初、高中毕业生，年龄已超过50岁，虽然有些通过教师进修学校进修取得了大专文凭，但知识老化现象依然突出，他们所积累的知识和教学经验与新课改的要求有较大差距。二是学习条件差。农村教师往往除了教科书和每一科一本教学参考书外，很少再有其他的学习资料；学校一般没有给教师配备计算机，因而很少上网查资料；由于经费的限制，教师外出学习和教研活动的机会很少。三是流动性大。农村中小学教师流动的主力军是有大学文凭的中青年教师，他们不满足于待遇低、工作条件差的工作环境而离开，从而造成教师队伍的不稳定。四是教师数量短缺，结构不合理。农村学校教师队伍中，除了年龄结构、职称结构不合理外，还有学科结构不合理。〔1〕虽然教师数量是按照师生比分配的，但由于农村学校学生基数少，因而按学科来分教师往往数量不够，一些教师甚至不得不包揽了一个班的全部课程。即使是学生规模较大的乡镇中学也往往缺英语、美术、音乐、计算机等学科教师。
农村教师队伍的薄弱，导致了城乡教育质量的差异，尤其是语文、英语、美术、音乐等学科以及综合素质的差距更加明显。
(三)管理缺失
2001年以来，各地在落实“ 它是在上世纪以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学区和学校三级管理体制的基础上改革的，改革后将减下来的管理人员充实到学校中去，并且缩短了管理到教学的距离，有利于管理效率的提高。但是，对乡镇数量过多、乡镇人数过少的县，又出现了一些新矛盾和新问题，即造成了乡(镇)中心校(总校)数量及管理人员过多的问题。由于编制紧缺，加上受人口限制，在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过程中，难以按照标准化学校的建设要求制定规划，更难以实现教师配备的学科专任化，使校际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并且大都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中心校的性质和定位不明确；二是乡镇中心校的带动、辐射能力不强。中心校的校长要身兼两职，既是中心校的校长，又是该乡镇所有学校即联校的校长，负责对该乡镇所有学校的管理工作。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联校校长主要精力放在中心校。这样导致的结果是，突出了中心校的地位，在上级扶持、师资配备方面，中心校都优先其他学校；在内部管理方面，中心校较其他学校规范、有序，而其他学校被边缘化，形成了新的中小学教育不平衡、不协调发展的状况。
(四)学生学习时间严重不足
随着农村小学生人数的逐年减少，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在不断地调整。这种调整主要是撤消学生数过少的学校，将教师、学生及办学资源相对集中，整合教育资源，提高其效率。由于农户居住十分分散，有些学生家庭离学校10多公里，这给学生上学造成了相当的不便。为了解决学生上学难的问题，上级管理部门要求学生寄宿。然而，由于许多学校在宿舍、伙食及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困难，一些学校至今学生只能走读，有些学校原来曾办过住宿，后来也改为了走读。因而总的来说，农村学生比城市学生的学习时间要短。农村学生本来基础就差，许多家长还要忙于生计而对孩子的学习疏于督促(特别是留守儿童更是如此)，于是学生放学后自觉学习的很少，对于家庭作业也是随便应付。因此，无论是在校时间，还是在家时间，农村学生比城市学生的学习时间要少许多。
以上各种因素，导致了农村中小学教育往往只能是应付式的，特别是一些小学只重视语文、数学两门学科，其他学科根本不重视，有些甚至没有开设，根本没有条件重视素质教育。
三、解决城乡基础教育差距的措施
(一)加大经费投入
要改变办学条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最根本的是解决经费的瓶颈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目标。要做到优先发展教育，就必须优先发展基础教育，特别要做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因此，在安排教育经费投入时，要优先考虑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对农村义务阶段教育的投入，应采取多途径。首先是要加大财政拨款，因为目前中小学教育相对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来说，其办学经费远比这两类学校更显不足。这是因为财政拨款是中小学办学经费的唯一来源，而普通高等院校和各类职业院校还可以通过收取学费、科技创收和企业赞助等多途径筹措教育经费。因此，国家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在现有基础上应该适当提高基础教育的比例；在基础教育内部的财政拨款方面，应向农村义务教育倾斜。二是继续加大推行希望工程力度，特别是鼓励企业和个人支持贫困地区农村教育，并扩大支持面，对于大力支持农村教育的企业，在政策上可重点扶持。各级电视报刊等媒体也要多举办支教活动，动员全社会力量关心和支持农村教育事业。
(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的目标应是努力建设一支数量、结构和改革・发展16等方面都适应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要求的教师队伍。
在数量方面，主要对学生数较少的山区学校适当多配教师，解决教师上合班课或一人包教一个班所有学科课程的现象。
在教师结构方面，要解决英语、美术、音乐、信息技术等学科教师不足的问题。在教师整体素质方面，应全面提高教师的专业化水平。
从外部因素来看：首先，要充分激发教师敬业爱岗的热情。教师的政治待遇、经济待遇和心理需求是激发工作热情的重要因素。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经济待遇、文化生活与城市同类教师相比还有差距，而经济待遇是影响农村中小学教师工作积极性和外流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政府要全面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经济待遇。可以进行分配制度改革，实行基本工资加绩效工资制，打破吃“大锅饭”的局面。业绩突出的教师尤其是工作条件艰苦的山区教师，其实际收入应比城市同类教师高出20%左右。其次，要创造有利于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条件和环境。要通过培养、培训、教研活动等形式促使农村教师整体水平以及教师个人全面素质的提高。要切实解决好农村中小学教育信息化问题，并给教师提供必要的学习资料和学习机会，创造有利于教师学习和成长的。条件。
从教师自身因素来看：首先，教师要增强专业发展的主体性意识。由于农村学校的教师学习条件较差，农村教师要实现专业发展，如果不在主体的自我规范和自我超越方面取得突破，就难以实现本质性发展和突破。其次，教师要善于利用学习机会，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利用网络学习是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法。一方面，农村教师可以查阅同行们的教育博客，学习同行们所撰写的教学体会、教学经验、教学反思等，了解全国各地中小学的教学情况，并与他们进行交流；另一方面，农村教师可以将自己的教学心得、教学经验、教学反思等贴于教育博客中。
通过广泛地与同行们交流，开阔眼界，激荡思维，取长补短，从而促进自己的专业发展。
近几年来，许多市县积极推行了支教活动，即城市和县城学校选派教师到农村学校任教。有些地方还规定城市和县城学校必须到农村支教一年以上才能晋升中级或高级职称。这一措施对加强农村学校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农村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有些学校只派年轻教师，有些教师在支教期间，只是随便应付，因而，其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要想使支教产生实际性的影响，必须选派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较强的教师，支教教师不仅承担一定的教课任务，更重要的是要对被支教学校的教师队伍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不断完善管理体制
目前，义务教育实行“ 由于县以下农村中小学数量多、地理分布广，由县教育局直接全面管理比较困难，因此，一般都设置了在县教育局领导下的分片管理的二级机构，即普遍实行了 由于我国一些农村乡(镇)规模过小，教师编制紧缺，再加上受人口限制，在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过程中，难以按照标准化学校的建设要求制定规划，更难以实现教师配备的学科专任化，使校际间的差距不断拉大。
特别是中心校管理层主要精力放在中心校，对其他中小学管理甚少，从而出现了管理缺失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对县域教育三级管理体制进行理顺和完善，可以将乡(镇)中心校(总校)转变为学区中心校的管理体制。即撤销乡镇中心学校，成立农村学区中心校，取消学区内其他义务教育学校的法人建制，并成立农村学区管理办公室，管理若干所学区中心校，形成新的县级教育部门―――农村学区管理办公室―――农村学区中心校三级农村教育管理体制。
学区中心校所管辖的区域为小学区，学区管理办公室所管辖的区域为大学区。只有中心校和县教育局直管的中小学为法人单位，其他中小学都为中心校的组成部分，这样，法人制学�
同时，要加强教育督导工作，确保农村教育各项政策和各项措施的落实。特别是要全面推行学前班制度，确保城乡小学入学起点的基本一致。
此外，还应进行课程改革。课程改革的原则，应根据农村学生实际接受新知识的能力而提出合理要求。要求过高，则会使大多数学生学习困难；要求过低，则不利于与高等教育衔接。教学内容应适当增加农村题材，以激发农村学生的学生兴趣。在课程改革的同时，高考内容也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即增加农村方面题材的内容，以引导课程改革对农村课程资源的开发。
从统计学角度分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整体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但同时也应看到，在社会收入分配方面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我国的各类收入差距显著地扩大，集中体现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地区间收入差距、行业间收入差距以及劳动和资本等要素收入差距等的不断扩大。其中，尤以城乡收入差距最引人关注，这已� 鉴于此，本文对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城乡收入差距成因
收入差距合理、合法、合度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目前不合理、不合法的，特别是群众深恶痛绝的按权力分配、按关系分配，甚至违法乱纪地大量分配造成过大的收入差距，不仅背离了社会公平和正义，而且直接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解决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意义重大。
一、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
为准确认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我们可以从城乡居民的`的平均每人年收入还有生活消费水品的差距等方面来深入了解。
1.人均年收入的差距
想要了解我国城乡收入的差距，当然首先要看我国城乡的收入情况。从我国历年的人均年收入来看，1990年，城镇和农村的人均全部年收入都很低，差距相对较小。从1990年至，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都在上涨，但是，城镇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明显迅速增长，而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的增长速度则十分缓慢，且二者差距越来越大。
2.从人们的消费水平了解城乡收入差距
恩格尔系数是用来衡量家庭富足程度的重要指标，一般随着居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下降，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恩格尔系数大小，来了解一个家庭收入水平的高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经由1978年的57.5%和67.7%下降到了20的37.89%和43.67%。然而，农村居民家庭和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的差距一直较大，且农村居民家庭在以后恩格尔系数才低于50%，开始进入小康阶段，与此同时，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低于40%，进入富裕阶段。从表中也可看出，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远远超过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并且差距也是越来越大。
二、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
库茨涅茨认为，一些工业部门的迅速发胀促进了经济增长，这些工业部门的从业者收入迅速提高，从而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是随着更多的劳动力从低收入的传统产业想现代产业部门转移，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平又会缩小。我国工业目前处于工业化阶段后期，是城乡收入不均等继续加剧的时期，继续加剧一段时期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将会趋于平稳，然后逐渐缩小。
1.政策
首先，国家对农村的财政投入远远低于城市，城乡财政投入差距较大。中央财政预算支出用于农业支出的比例一直在10%左右徘徊。其次，在固定资产的投资商，城乡的差额无论在绝对数额还是在相对数额上差别都很大
2.城乡人力资源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不高，素质普遍较低，农民的文化水平、专业技能越城镇居民相比都有较大差距。据调查资料显示，近90%的农民文化水平在初中及初中以下。在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时代，人人都要靠自身的文化素质就业，所以文化素质较高的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会明显高于农村居民。
3.收入来源
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而农村居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就工资收入而言，其主要来源于国有企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金融保险、私有企业等单位，这些单位总体来说比较稳定，与农村居民相比，城镇居民可以“旱涝保收”。而农业投资会有很大的风险，特别是会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农民的增收处于一种非常脆弱的状态。
三、调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
1.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重在经济发展
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在发展中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基本前提。调节收入分配和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发展，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发生什么问题，都要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不遗余力地发展生产力。
2.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促进收入分配结果公平
当前，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尽快建立对困难群体的利益保障机制，实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和《失业保险条例》;加大对困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解决城市低保人员和农民难以享受医保的问题；充分发挥群众团体民间组织的作用，形成多层次的社会救助机制。
3.完善税收调节功能和作用，适当限制过高收入
一是要健全个人监测办法，强化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实行综合分类税制，合理确定点征收额和扣除额，以体现公平原则。加强对高收入行业和个人的个人所得税专项检查，以税收为杠杆调节好不同行业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二是改革和完善财产税。规范现行财产税税种，对个人收入进行多环节、多渠道调节。适时开征并不断完善遗产与赠与税，避免由于少数人收入畸高形成的两极分化。
4.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必须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一要加快我国城镇化步伐，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解决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的问题。二是要建立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积极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让农民“休养生息”;重视发展农村教育，增强农民“科教兴农”意识。三是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消除阻碍城乡劳动就业平等竞争的制度性障碍，赋予农民参与市场平等竞争的机会。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究竟是扩大还是缩小论文
摘要：
基于产出的资本所得由城镇人口所有的假设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构建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模型，分析表明：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倍数会逐渐缩小；经济中资本所得份额越大，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倍数就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将减少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随着劳动力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无论是理论模型及其推论还是实证检验结果都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并非扩大而是逐步缩小。
关键词：
城乡收入差距，资本所得，劳动力流动，城市化，剩余劳动力转移，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一、引言
收入不平等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最关心的话题之一。其中，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格外引人注目。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还会扩大到什么程度？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存在持续扩大的趋势，中国已从收入比较平等的国家，迅速成为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胡鞍钢，；陆铭等，2004；吴光炳，；郭剑雄等，2006）。经济观察家们认为，在中国的城镇和农村，已同时出现“穷人”阶层，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有可能危及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
国内外有关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更多的来自对中国国家统计数据的简单计算后而得出的直观结论，很少考虑到劳动力流动对中国乡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事实上，城乡收入差距与劳动力的流动密不可分。Braun（1993）构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表明，区域间劳动力流动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的收敛。Taylor等的局部均衡模型发现，劳动力转移是1870—19间OECD国家间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收敛的最重要因素。而Shioji（）的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会对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的确降低了劳动力流动导致的收敛性，但它的程度却很小，远远不能解释关于劳动力流动及地区收敛性在理论和经验研究上的差距。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规模日渐扩大，许多学者对中国的劳动力迁移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姚枝仲等（）利用Taylor等（1997）的方法，认为区域间劳动力流动除了能使地区间要素收入相等以外，还能削平地区间要素票赋差异，最终实现地区间人均收入均等。王德等（2003）估计了1985—中国人口流动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认为人口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王小鲁等（2004）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可以缩小地区差距，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中西部低收入地区的劳动力外流，会缓和这些地区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就业压力，由于劳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这些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会随劳动力数量的减少而提高，从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二是劳动力流动还为中西部地区带来了大量的汇款。刘传江等（）对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将各省1978—经济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对各种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其中采用同时期各省份人口净迁人数量的年均增长率作为劳动力流动的指标，得出人口迁入与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关系，并进一步分析认为人口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
林毅夫等（2004）对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的关系做了一个经验研究，通过估计流动者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反映弹性，认为劳动力流动是一种缩小差距的有效途径，但目前的'流动规模仍然不足以缩小现存的收入差距。蔡昉（2005）讨论了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几个因�
关于劳动力流动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国内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樊纲（1995）、崔传义等（）、庾德昌等（1999）、邓祖善（1999）、蔡昉等（，2002）、姚仲枝等（2003）、李国平等（2003）、王德等（2003）、王小鲁等（2004）、林毅夫等（2004）、蔡防（2005）、刘传江等（2005）认为，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扩大了地区差距。刘强（2001）认为，20世纪80年代劳动力在区域内部转移使区域经济出现收敛，但90年代后出现的劳动力跨区域转移却扩大了地区间的经济差距。钟笑寒（2005）认为，地区工资差距在1992年以后仍然是显著扩大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增长持续高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人的主要行业，如建筑业和制造业，工资的地区差距同样是扩大而非收敛的。谷书堂等（1994）认为，导致空间上两极分化的主要的、直接的原因是人口、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过度集中。范剑勇（2004）将这种观点向前推进了一�
不少学者还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陆铭等（2004）从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角度分析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刘文忻等（2006）着眼于要素积累与政府政策分析；郭剑雄等（2006）考察了内生增长要素；而张凌云（2006）则从制度性成因进行了讨论。
我们认为，这些研究中有关劳动力流动数量直接引用统计数据，而统计汇报的劳动力流动数据基本上仅为规模企业所雇佣来自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其规模仅为实际规模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进入城镇的农民工在城镇的唯一影响产出的要素只有劳动力，而劳动力所占整个产出的比例在我国是非常低的，基本上不到30%，这就意味着即使达到要素价格均等的状态，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至少会维持在3倍甚至更多。
本文将在产出中资本所得由城镇居民拥有的假设和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下构建了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模型，分析影响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扩大缩小的主要因素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动态变化，并与统计机构公布的城乡人均收入的相关指标进行对比，以期能更准确地刻画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动态变化。
二、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模型
本节在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模型，讨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以及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
1.基本假设
假设一：整个经济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乡村为农业部门，非农业部门在城镇。
假设二：农业部门的产出全部分配给乡村人口。有两种意见值得考虑：一是有文献表明，中国农村消费相当一部分（40%或以上）为农民自己生产而非由市场配置（王宏伟，；夏英，2002，许世卫，2002；李实，2003；李实等，）。二是农村产出在通过城镇消费而实现的价值增值的绝大部分并非由农村人口所得而是流入城镇居民。按粮食、蔬菜、水果、肉类等产品的收购价格来计算农村人口收入存在统计数据的缺失和实际操作上的困难，考虑到两种因素可以互相抵消以及计算上的简便，在下面的两部门模型中，我们假设农业部门的产出全部归农村人口所有。
假设三：非农业部门产出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进行分配，资本所得全部分配给城镇人口，劳动力所得按劳动人口的比例分配给农村和城镇。事实上，我国农村人口从城镇获取收入的唯一途经是向城镇提供非农业劳动力，虽然微薄的农村居民存款可以获得利息收入，但这种收入甚至难以抵消由于通货膨胀而带来的实际损失。资本所得全部归城镇居民的主要表现形式有：（1）城镇基础公共设施，如交通、能源、市政、公园、休闲场所和住房保障，其中很多面向市民低价甚至是免费提供；（2）城镇医疗、养老、工伤、失业等保险；（3）教育，无论是教学硬件设施或者人员投入，农村无法和城镇相比，农民工子女进入城镇开办的公立学
校更是难上加难。在考察城乡收入差距的时候，还没有文献把资本所得视为全部归城镇居民所有，本文尚属首次。这些面向城镇居民的专业化服务和保障体系，大大节约了城镇居民的时间成本，从而使城镇居民拥有比农村居民更多的闲暇或工作时间，其工作质量和效率远高于农村。不可否认，城镇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来自农村，但这部分人取得成功后非常容易获得城镇户口。
2.收入差距倍数模型Ⅰ：两部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模型
在本模型中，假设农业产出份额全部归乡村所有。设农业产出占整个经济产出的比例为δ，经济总产出为Y。非农业产出为C-D生产函数，生产要素为资本K和劳动力L。产出中资本所得的比例为α。乡村还提供一部分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城镇产出全部为非农业产出，其生产函数为：
Fcity=AF（K，L）=AKαL1-α=（1-δ）Y（1）
城乡收入差距的计量分析
本文通过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考察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些影响因素，从计量意义上得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城乡差距过大原因的结论，并根据结论提出了政策建议。
作 者：黎泉宏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刊 名：商情 英文刊名：SHANGQING 年，卷(期)： “”(8) 分类号：关键词：中国 城乡收入差距 原因摘要：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日益突显， 并且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乡人口迁移较为频繁， 逐渐形成了人口半城镇化现象， 分析人口半城镇化是如何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了我国人口半城镇化的发展进程， 特点及形成原因， 从理论上分析了人口半城镇化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并区分了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 得出结论：在短期， 人口半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城乡收入差距， 但在长期， 人口半城镇化却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 即人口半城镇化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现“U型”关系， 本文用系统GMM模型实证检验了“U型”关系。最后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逐步解决半城镇人口的购房落户问题； (2)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市场信息平台； (3) 提高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
关键词：人口半城镇化； 农村转移人口； 城乡收入差距； 系统GMM模型； 经济周期； 人口就业；
引言
近些年来，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一直是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古人云：“有国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自古以来， 国人对财富分配不均和财富差异过大都极不满意， 财富的不平等往往导致社会的不安定。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7倍。学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测量方法存在差异：有些学者使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 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人口迁移越来越频繁， 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 农村向城市迁移。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 截至底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总量就达到了2.8亿人。对于整个社会来说， 这种人口移动可以打破某种垄断， 可以有效调节地区间或部门间的经济不平衡状况。但这种人口的迁移也带来了半城镇化人口现象， 那么半城镇人口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文将对此进行研究。
1 我国半城镇化的发展进程、特点及原因
随着农村机械化生产的加快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农村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 形成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半城镇人口。本文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差来反映人口半城镇化率[6,7]。最近十几年随着大量农村转移人口进城务工， 我国人口半城镇化率一直在快速增长， 从表1中可知， 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开始就超过了50%, 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在20还不到40%, 户籍人口城镇化严重落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我国人口半城镇化率从2005~一直处在上升阶段， 从11%增长到了18.14%, 在20达到了极值点， 到了年人口半城镇化率略有下降。
表1 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人口半城镇化率
我国半城镇化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就业在城镇， 户籍在农村。农村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 但没有城市户籍， 在购房、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不能享受城镇居民的同等待遇； (2) 自己在城镇， 家属在农村。农村中的青年劳动力迁移到城市中就业， 而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 (3) 收入在城镇， 积累在农村。农村转移人口在城市中获得了收入， 但大多数人不在城市购房或者大量消费， 而会把大部分工资寄回农村； (4) 生活在城镇， 根基在农村。迁移的农村劳动力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市度过， 但在城市中他们往往存在“过客”心态， 家庭根基以及乡土情怀会让他们最终回到农村[8]。
我国半城镇化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类：制度性因素和房价过高因素。制度性因素包括土地制度、财政制度、户籍制度等， 从土地制度来看， 农村转移人口想要取得城市户籍就需要放弃农村中的耕地和宅基地， 这极大地提高了农民获得城市户籍的经济成本， 许多农村转移人口因此主动放弃获得城市户籍的机会[9];从户籍制度来看， 户籍制度一直是我国城乡管理的基本制度之一， 上海， 深圳等特大城市为了控制城市人口， 纷纷采用购房指标在内的积分入户体系， 南京、武汉等大城市也在采用买房落户的方式控制城镇户籍人口， 目前想在小城镇拥有常住户口也要有稳定的工作和固定的住所， 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人口转移， 特别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中的落户问题， 形成了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从财政制度上来看， 我国在1994年实施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理顺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关系， 但也使得地方政府没有多余财力承担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 无法给农村转移人口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保障。
高房价是另一个阻碍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原因， 大城市商品房的价格远远高于农村转移人口的收入承受范围， 而且还呈现上涨趋势， 房价上涨的增加速度超过了农村转移人口的收入增长速度， 这些都增加了农村转移人口在城市的生活成本。而保障性住房和廉价房的对象是拥有城市户籍的低收入阶层， 尽管一些城市也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保障性住房， 但由于配套的生活设施不完善以及住房地理位置较差等原因而放弃居住[10]。
我国城乡教师单向流动分析论文
【摘要】 城乡教师单向流动是引起我国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的重要原因，是统筹我国城乡教育发展的严重阻碍，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本文基于外部因素评价矩阵分析方法，同时运用层次分析法、实地调研法与专家评分法，综合分析影响我国农村教师流向城市学校的关键外部因素，并提出改变影响我国城乡教师单向流动的外部因素策略。
【关键词】 外部因素评价矩阵 城乡教师流动 单向流动
城乡教师单向流动是指教师资源在城市与农村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之间单一方向的流动，以农村流向城市为主，严重缺乏城市到农村的逆向流动。主要表现为：农村流向城市、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教育水平低的地区流向教育水平高的地区等。城乡教师单向流动导致的最直接后果是农村优秀教师的大量流失，制约了农村教育的发展，城市教师资源却被大量浪费，拉大了城乡之间教师资源配置不公的鸿沟，制约了整个教育系统的均衡发展。因此，无论是从平衡城乡教育发展还是从协调城乡经济发展来说，改变当前我国城乡教师单向流动的局面都是必要且意义重大的。
一、我国城乡教师流动的现状
国家强盛在教育，教育发达在教师，因此，要想实现国家强盛的伟大目标，必须要实现教师队伍的壮大。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教师流动特别是城乡教师流动越来越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趋势，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国家和各地方政府都颁布了许多文件与规定，推动建立了一系列城乡教师双向流动机制。如国家教育部在12月31日颁布的《关于“九五”期间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积极进行教师定期交流，打破教师的地区所属性，促进中小学教师在不同地区与不同学校之间的交流。要建立教师流动的长效机制，建立教师双向流动的激励机制，鼓励教师从城市到农村，从经济发达地区到经济欠发达地区任教。”但我国当前教师流动更多地表现为由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了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据江汉大学高双桂教授等人在22个省区中选择了47个县进行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在所涉及的553个农村小学中，每年新补充的教师一共只有200多人，而在215所农村中学中，由高等学校毕业新补充的教师每年平均只有1人。在教育部组织的对艰苦地区的调查中，有74.6%的校长反映近三年内流失的教师主要是骨干教师，有92.5%的校长反映主要流失的是35岁及以下的青年教师。这种不合理的城乡教师单向流动使得农村学校缺乏大量教师，特别是优秀的中青年骨干教师，这也进一步扩大了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
二、基于外部因素评价矩阵的我国城乡教师单向流动分析
1、外部因素评价矩阵
（1）外部因素评价矩阵的含义。外部因素评价矩阵（External Factor Evaluation Matrix，EFE矩阵），是一种对外部环境进行分析的工具，找出在机会与挑战方面影响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然后确定各影响因素的权重大小，再按照企业对各个关键因素的反应程度进行评分，最后得出企业的总加权分数。
（2）外部因素评价矩阵的分析步骤。外部因素评价矩阵（EFE矩阵）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步骤来建立。
①列出企业在外部分析中所确认的关键因素。首先，列举的全部因素总数应保持在10―20个之间；其次，因素应包括影响企业的关键因素；最后，先列举机会，后列举挑战。
②对每个因素赋予权重。首先，权重在0（不重要）到1（非常重要）之间变动，所有因素权重之和等于1；其次，权重反映了该因素对企业在行业中取得成功影响的相对性大小。
③按当前企业对各关键因素的反应程度进行评分。首先，分值范围为1―4分，4分代表反应很好，1分代表反应很差，平均分为2.5分，高于2.5分说明企业对外部影响因素能做出有效反应，低于2.5分则说明企业对外部因素反应较差；其次，企业对关键因素的反应程度越好，评分越高，反之亦然；最后，分值是以公司本身为依据的。
④用每个因素的评分乘以权重，得出每个因素的加权分数，并把所有因素的加权分数相加，得出企业的总加权分数。
2、基于外部因素评价矩阵的我国城乡教师单向流动分析
虽然外部因素评价矩阵主要是针对企业而建立的分析模型，是为企业管理提供建议的分析方法，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影响当前我国城乡教师单向流动的因素之中，外部因素如工资、工作环境、保险、福利待遇、晋升机会等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但农村学校在这些关键因素上的反应是严重滞后的。
（1）我国城乡教师单向流动的关键外部因素分析――以农村学校为例。①机会（O）。第一，离家较近，便于帮扶家庭。这可能是吸引能够流向城市学校却没有选择流向城市学校教师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对于那些地处边疆贫困地区的教师来说更是如此。农村家庭、家族观念较浓，在当地教书可以就近帮扶家庭。第二，生活花费较少。这也是吸引农村教师选择留在农村的关键因素之一。相对于城市生活的高房价、高生活消费，农村生活则相对便宜很多。第三，压力较小。相对于在城市学校教书，在农村学校的教师压力相对较小。相关抽样调查显示，有55.1%的教师反映工作压力较大，有32.4%的教师反映工作压力过大，且城市比例高于农村；睡眠质量较差和非常差的教师为21.5%，经常感到精神疲惫的为28.4%，其中城市为36.5%，高出农村12个百分点。第四，地位相对较高。在城市，教师无论从工资水平还是社会地位来说仅仅处于社会的中下层，社会地位不高，但在农村，数量稀少的教师是当地教育的根本维系，奠定了教师在当地农民心中的崇高地位。
②挑战（T）。第一，工资水平低。这是城乡教师单向流动最主要的因素。据报载，全国农村小学、初中教职工人均年工资收入分别仅相当于城市教职工的68.8%和69.2%，其中广东省小学、初中农村教职工人均年工资收入仅为城市教职工的48.2%和55.2%。这种巨大的现实收入水平与对未来潜在的收入水平增长预测的差距，决定了城乡教师大规模的单向流动。第二，福利待遇差。福利待遇差主要表现在农村教师社会保障的缺失。城市教师不仅享有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保险种类，还享有各种福利津贴，但是农村教师在这些福利待遇方面则是一片空白。在教育部的相关调查中，63.7%的`农村教师反映“多年没有”或“从来没有”参加过学校统一组织的体检活动。第三，工作条件艰苦。在1985年以前，国家财政每年还有对农村每个中学生31.5元、小学生22.5元的教育拨款，但在1985年，这笔拨款取消了，改由农民自己办教育，农村学校改扩建也由农民自己集资，仅农民每年负担的教育经费就达到300―500亿元。农民自己办教育直接造成了农村学校教学条件差。，全国城市小学平均拥有计算机71台，而农村小学平均只有6台；全国城市初中平均拥有计算机102台，而农村初中平均只有38台。如此艰苦的条件造成了大量农村教师选择流向城市，追求更高的工作条件与生活条件。第四，精神生活匮乏。在城市生活，教师下班后可以选择和朋友吃饭、听音乐、看书、看电视、上网、进行体育锻炼，但在农村，因缺少这些基本生活设施，农村教师精神生活严重匮乏。第五，晋升空间较小。晋升是许多教师的追求，晋升不仅可以带来收入水平上的增加，更可以提高社会地位，但是，晋升大多数是建立在教学成果之上。由于农村学校大量优秀生源被更高一级的城市学校招去，加剧了农村学校生源不足的矛盾，没有了优秀生源作为支撑，要想得到好的教学成果无异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第六，住房条件差。在我国农村教师住房上存在着政策盲点，国家现行住房改革政策未能惠及农村中小学教师。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小学教师反映无自有住房的比例，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47.8%、48.0%、63.1%，在农村46岁及以上教师中没有自有住房的比例达到32%。
（2）外部因素权重的确定。本文主要通过层次分析法（AHP）来确定各外部因素的权重。
①层次分析法的含义。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是美国运筹学家匹茨堡大学教授萨蒂最早提出的，是将与决策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层次，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决策方法。
②建立层次结构。本文目标层是农村教师向城市学校单向流动分析，准则层是农村教师在农村学校所面临的机会与挑战，方案层是已经确定的各种外部关键因素。 ③建立判断矩阵。在判断矩阵中，用1―9标度法来表示重要性，通过对级别进行专家打分。1―9标度法是指把目标作成对比较，第i个目标对第j个目标的相对重要性的估计值记为aij，aij的取值方式按表1中的规定进行。取aij为目标i和j的权重wi和wj之比wi/wj，决策问题中n个目标成对比较结果可用判断矩阵A来表示，由此得出的结论如图1、表1所示。
④权重的计算方法。将判断矩阵A的各个列向量采用几何平均，然后将所有几何平均数相加，再分别用每一个因素的几何平均数除以总的几何平均数得到每个外部因素所对应的权重。
⑤确定各外部因素的权重。根据以上所描述的计算方式，我们可以得到各外部因素的权重，如表2、表3、表4所示。
（3）各因素评分的确定。为了确定各外部因素在影响教师从农村学校流向城市学校中所起的作用，我们运用了实地调查法与专家评分法相结合的方式，以对玉溪市易门县小街乡狮子山村小学教师的实地调查为口径，并结合专家评分，对分数进行处理，最终得出了各关键外部因素评分。
（4）建立农村学校外部因素评价矩阵。根据对农村学校面临的外部机会与挑战中的关键因素论述，并依据层次分析法、实地调查法和专家评分法，建立了农村学校外部因素评价矩阵。如表5所示。
通过对农村学校关键外部因素的加权分数加总，我们得到了农村学校外部因素评价矩阵的分数：2.1817分，小于平均分数2.5分。这说明农村学校在面临外部机会与挑战时反应不足，在工资水平、福利待遇、工作条件、住房条件等方面与城市学校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也就造成了农村教师大量流向城市学校，形成严重的城乡教师单向流动。
三、改变影响我国城乡教师单向流动的外部因素策略
要改变当前我国城乡教师单向流动的现状，就必须要改变当前影响我国城乡教师单向流动的外部因素，实现城乡教师双向流动。
1、增加工资收入
农村教师工资水平偏低、收入不高是大多数城市教师不愿意流向农村教书的最重要原因，要改变当前我国城乡教师单向流动的局面，首先必须要增加教师的工资收入。工资的增加不仅仅是增加了教师的经济能力，更能够提升教师的安全感、自信心、工作效率和社会地位。相应合理的工资制度的建立必须要借助于市场机制，利用价格信号建立起教师工资动态变化机制，不仅要使教师工资每年保持上升的趋势，更要使教师工资增长幅度大于通货膨胀的增长幅度，国家还要对欠发达地区的教师工资给予补助，使城乡教师工资保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水平上。但在农村教师内部必须建立一种激励工资制度，在不同等级之间拉开差距，改变分配方式，实行差别薪金制，根据教师自身的教育成本投入与教师的劳动量计酬。
2、完善与农村教师有关的社会保障制度
农村教师的社会保障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这种不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促使大量农村教师流向城市的同时，也阻碍了大量城市教师流向农村。完善与农村教师相关的社会保障主要是从住房、养老、医疗、生育等方面来改善农村教师的居住与工作条件，同时还要将农村教师的基本医疗、养老等保险费用及定期体检费用纳入财政预算之中。在住房条件方面，应当由政府出资建立较高标准的教师住宿楼，同时配以相关的生活服务区。在工作条件方面，建立教学楼与教师办公楼。同时，要想实现城乡教师真正的双向流动，就必须要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统筹，不至于使教师因为工作地的变换而失去部分保障制度，影响到他们退休后的生活。
3、建立城乡教师双向流动的激励机制
在制度经济学中我们知道一种制度可以依据外部强制力来建立，但要想很好地实施，达到制度设计者起初的目的，则需要制度真正成为一种人们愿意去履行的制度，通过履行这项制度，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好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激励机制。在城乡教师双向流动制度之中，也需要这样的一个激励机制，激励更多优秀的城市教师到农村学校教书。激励机制的建立主要包括人事管理制度与薪金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一方面要求城市学校给予那些到农村教书的教师更大的晋升空间，另一方面要求农村学校改革晋升制度，让更多做出过真正贡献的农村教师能得到晋升，在薪金管理制度上要求城市学校提高自愿到农村学校教书的教师工资。通过激励机制的建立，鼓励更多的教师到农村学校教书，使城乡教师双向流动制度成为一种在城乡教育公平方面发挥良好作用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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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懂中国贫富差距
[著] 徐滇庆 李昕
[出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定价] 39.90元
看懂中国贫富差距，虽是短短几字，但却包含了两个重要的关键词，一是“看懂”，二是“中国”。当下，几乎人人都在谈阶层分化、贫富差距，它们是社会的热点、焦点和难点。然而，会聊、谈得起兴并不代表真懂，即便真懂，也不一定能摸清解决问题的出路。正如作者之一的徐滇庆反复提醒的那样，“仅仅知道起点和终点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知道我们目前在哪里”。
例如，我们时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要尽快给低收入人群增加工资。其给出的理由也貌似充分，工资在GDP中所占比例大幅下滑，“GDP一大步，居民收入迈半步”。老实讲，在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的大环境下，这一论调极易获得一部分老百姓的欢迎，但是，徐滇庆通过翔实的数据和认真地分析，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对立观点：涨工资无益于社会公平。
尽管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很大，却在逐年缩小，鼓励农民工进城的方针是正确的。消费也并没有萎缩，等到应对外部金融危机的高投资结束，消费在GDP中的比重自然回归正常。另外退一步讲，如果要涨工资，谁来主导？政府该做些什么？政府固然可以给公务员们加工资，但市场经济下，又怎么来提高普通工人的工资呢？倘若是设置最低工资线，它有利有弊，利的是可以暂时赢得城市低收入家庭的掌声，弊的是堵塞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道路。可见，工资上涨慢是个“伪命题”。
所以，面对民粹主义的鼓吹，不能盲从，要保持头脑的冷静与清醒。为此在书中，徐滇庆特别写了一章“民粹主义与拉美实验”，无非是要警醒人们，要注意民粹主义浑水摸鱼，割裂社会，激化矛盾。
那么中国贫富差距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改革的良方又是什么？徐滇庆着重援引了王小鲁和樊纲的研究成果，提出居民收入差距主要由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阶层差距三方面组成，其中提到税制改革严重落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是加剧阶层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并指出农村劳动力未能实现充分就业，是造成并不断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推手。徐滇庆还分析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并未到来，仍然有大量农村劳动力受制于流动障碍未能解放出来，“民工荒”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只发生在沿海。
至于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徐滇庆在书的最后一章提出了10项政策建议，它们是：保持公平竞争、稳定宏观经济环境、抓紧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交流、加大教育投入、消除由于价格等因素对经济系统所造成的扭曲、建立和健全合理的税收制度、为企业和公众提供市场信息和咨询服务、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以及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系统等。其中，税收调整是促成社会公平的关键，努力实现穷人少缴税、富人多缴税。迄今为止，中国的税制体系还带有严重的计划经济色彩，已严重落后于经济发展。要彻底改革税制，必须大幅度削减企业税负，将消减下来的企业税收作为工资发给员工，再按照递进税制征收个人所得税。
中国存在贫富差距，这是不争的事实；贫富差距进一步恶化，这也是不容小觑的趋势。看到问题不难，难就难在问题背后的本质，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勇气。且不论徐滇庆与李昕合著的作品是否真“看懂”了贫富的全部，但有一点值得肯定，社会公正的实现不能靠口号，也不能靠激情，而是要靠科学。
《乔布斯的魔力演讲》
[著] (美)卡迈恩・加洛
[译] 葛志福
[出版] 中信出版社
[定价] 36.00元
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是世界舞台上最具沟通魅力的大师级人物，也是全世界最擅长掳获人心的演讲者，任何人与他相比都是望尘莫及。另一位著名沟通传播大师卡迈恩・加洛以乔布斯的传奇演讲为蓝本，挖掘他用什么本领让观众如痴如醉，通过三幕剧的形式，展现乔布斯的舞台表演魅力。事实上，“演讲，已� ”本书不仅揭示了乔布斯向世界展示其惊世作品iPhone、iMac和iPod之时所使用的简报以及表达技巧，还收录并分析了过去25年间，乔布斯最为经典的几场重要演讲。这也从另一方面揭示了“苹果”神秘莫测的原因：一场策划完美的展示舞台对于品牌建立是何等重要！作者在展示乔布斯舞台魅力的同时，描述了其对于策划整个演讲舞台的幕后细节。
这本书会让你全身心体验乔布斯的演讲过程。或许他很难被模仿，但是试试看，这会让你的聆听者保持高度的热情和关注，每次开口，让它注定成就一场激动人心的体验之旅。
《美联储的秘密》
[著] (美)穆林斯
[译] 肖艳丽
[出版] 吉林出版集团
[定价] 35.00元
涉及到美国经济的所有外延似乎都无法回避一个名字，那就是美联储。这个既权威而又稍显神秘的机构终究不是一个神话，它身上包裹的重重面纱是时候该揭开了。20世纪的美国历史记录了美联储银行家们种种令人惊诧的作为。首先，由于美国这一新的中央银行的资金赞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成为可能；其次，1920年的农业危机；第三，1929年10月华尔街的“黑色星期五股市暴跌”以及紧随其后的大萧条；第四，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五，自1945年至今，美国的资产从真正的财富转化为纸上资产，从而使一个春风得意的美国及1945年最主要的世界强国沦陷为1990年世界上最大的负债国。自从1910年11月那些阴谋家们在乔治亚州的杰基尔岛碰面起直到现在，那些联邦银行家的阴谋就一直被一种神秘的色彩笼罩着。今日这种秘密使美国人背负了3万亿美元的巨额债务，而美国公民每年需向这些银行家支付的利息也高达3000亿美元，这个数字简直超乎想象，而且最终靠自身也支付不起。全书披露的历史内幕绝不仅仅是以上这些内容，还有许多值得读者去发掘玩味。
《郎咸平说： 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这么无奈》
[著] 郎咸平
[出版] 东方出版社
[定价] 32.00元
2011年，中国的经济依然复杂，但老百姓表现得似乎很“淡定”。在我们的国民经济生活大调查中，觉得自己不幸福和很不幸福的有38%，觉得一般的有40%，而对于觉得自己很幸福的，竟然不到4%。一个是“淡定”，一个是“不幸福”，照常理讲，感受“不幸福”的人，更喜欢的应该是抱怨，而不是“淡定”。那为什么这两个看似不怎么搭边的词会同时出现在中国老百姓的身上？这种现象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是一种“冷漠”，更是一种“无奈”。其实，中国的老百姓是懂得知足的，要求的并不过分，只要希望收入多一点，物价稳一点，房价涨得慢一点。面对如此疯狂的通货膨胀，老百姓在银行的那点存款一点点被蒸发掉了。老百姓无法“淡定”了，开始琢磨着炒房、炒股，但是，频频爆料出的信息是，房地产开发商囤地捂盘，股市内幕重重，让老百姓望而却步。老百姓“幡然醒悟”后，想去享受一下生活的时候，却发现买车竟然也要摇号了，而对于摇到车牌号的老百姓来说，感受到的竟然不是“幸福”，而是“幸运”，虽是一字之差，背后反应的确实老百姓的心酸与无奈。
3.1 农村“空心化”现象和城乡“新二元结构”
从长期来看， 半城镇化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农村人口不断往城市转移， 大部分农村年轻劳动力纷纷转移到城市中， 农村里的留守老人和儿童问题日益突出， 造成了农村地区“空心化”现象[12], 据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 我国农村中留守老人的数量约为5000万， 留守妇女的数量约为5000万， 而留守儿童的数量在6100万以上， 而且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现象在加剧。这不仅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还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违背了城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由于农民主要以农业收入为主， 收入结构较为单一， 相比较而言， 城镇居民的收入结构具有多样性。年轻劳动力迁移出去后， 参与农业生产活动的主力军变成了留守老人， 但这部分人群会受到体力和劳动技能等因素的影响， 严重制约了农村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 直接影响到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 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且随着半城镇化的发展， 在城市中逐渐出现了“新二元结构”[13,14], 即农村转移人口与拥有城镇户籍的居民的组合， 但农村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镇生活， 无法享受市民化待遇， 得不到城镇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保险等公共服务保障， 非户籍农村转移人口的社保问题目前还没有明显改善， 农民工依然处在低收入、低权利、无保障阶段[11,15]。而这种公共服务保障可以说是增加了城市居民的长期“隐形的收入”, 让他们享受到了城市户籍的福利， 而非户籍的`农村转移人口则无法享受到。
3.2 经济周期波动
半城镇人口特别是其中的农民工人群在城市就业中处在不利地位， 大部分农民工都没有和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农民工普遍缺乏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和市场意识， 雇主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屡屡发生， 农民工自身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这些人群的就业容易受到我国经济周期和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 在出现工厂倒闭潮的情况下， 他们的就业呈现出不稳定状态。例如在全球经济危机和欧洲金融危机时期， 美、欧等地区经济发展出现疲软现象， 进口需求下降， 直接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沿海城市的中小型企业纷纷出现倒闭潮， 导致大量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失业， 不得不被迫返乡。在长期， 农村转移人口这种工作的不稳定性或者说是收入的不稳定性会对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带来不利影响。
3.3 人力资本差距
从人力资本角度看， 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与城市居民相比存在差距， 其中农民工的学历大多以小学和初中为主， 少数为高中以上学历， 而城镇劳动力大多数是高中以上学历。根据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在农民工中初中学历者占了近60%。农民工在城市中寻找工作的机会以及工资水平相比城市居民来说偏低， 并且劳动者教育水平的程度往往影响他们正规教育之外的技能积累以及干中学， 长期来看并不能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动力。在中国， 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重视在教育上的投入， 人力资本投资被视为减少贫困、获得高收入的有效手段。但城乡或者是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在人力资本投入方面差异明显。农村的留守儿童问题也造成了下一代城乡人口教育水平的差距， 农村地区儿童的失学比例远高于城市， 教育的差距将加大城乡收入差距。
通过上文人口半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短期和长期分析后， 本文提出了一个假设：人口半城镇化与城乡收入之间呈“U型”关系， 在短期， 人口半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城乡收入差距， 但在长期， 人口半城镇化却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下文将通过实证回归对这一假设进行验证。
4 实证检验
4.1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1)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城乡收入差距 (SRCJ) , 选择的指标为城镇人口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口纯收入的绝对值之比， 这一比例反映了城乡收入的相对水平，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 本文的核心变量为人口半城镇化 (BC-ZH) , 在理论上， 半城镇人口是本地城镇常住人口与本地城镇户籍人口之差，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差表示 (李爱民， ;张腾飞， 2016) [6,7]。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3) 本文的调节变量为人力资本 (RLZB) , 文献中通常用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指标。本文中各省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方法和权重设定参照了彭国华 的研究结果[17],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4) 本文的控制变量为经济增长 (GDP) 、政府的财政支出 (ZFZC) 、产业结构升级 (CYSJ) 、对外开放度 (DWKF) 以及市场化程度 (SCH) 。本文中经济增长的指标为各省份的GDP总量， 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 本文以为基期对各年的名义GDP进行平减处理， 消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政府的财政支出的指标为各省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 各级地方政府往往会采用转移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等财政手段调节城乡收入差距，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对外开放度的指标为各省份外商企业投资占GDP的比例， 反映了各省份的对外开放水平，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本文中市场化程度的指标采用各省份非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18],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4.2 模型设定及计量方法说明
本文利用2005~全国30个省份的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由于被解释变量存在一阶滞后项与随机干扰项有相关性， 传统的估计方法会使参数有偏并导致非一致性， 本文使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同时， 有些解释变量也存在内生性， 本文将经济增长、人口半城镇化率与人口半城镇化率的平方项设为内生变量， 因为经济增长和人口半城镇化与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存在互为因果关系， 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对经济增长和半城镇化也会产生影响。本文为了降低异方差性， 将所有变量取对数处理。本文采用系统GMM的二阶段估计方法， 并检验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包括过渡识别检验和序列相关性检验。作为参考， 在下文实证分析中同时也报告了混合OLS、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其中系统GMM的模型设置如下：
其中， 各变量均取其对数， i为个体下标， t为时间下标。SRCJ表示城乡收入差距， BCZH为人口半城镇化率， D包含了所有控制变量的对数形式， 包括经济增长 (ln GDP) 、政府的财政支出 (ln ZFZC) 、产业结构升级 (ln CYSJ) 、对外开放度 (ln DWKF) 、市场化程度 (ln SCH) 和人力资本 (lnRLZB) , φi为个体效应， εi, t为随机干扰项。
4.3 实证结果分析
从表2中的回归结果可知， 无论在混合OLS模型、固定效应模型还是系统GMM模型中， 城乡收入差距的一阶滞后项在1%水平上显着为正， 说明前期城乡收入差距对本期具有正向影响。在系统GMM模型中， 人口半城镇率的一次项和二次项都通过了显着性检验， 人口半城镇化率的一次项系数符号为负， 而人口半城镇化率的二次项系数符号为正， 验证了上文提到的“U型”假设， 即人口半城镇化在短期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抑制作用， 在长期却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同样， 在混合OLS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中， 人口半城镇化率的一次项系数符号为负， 二次项系数符号为正， 但二次项的系数不显着， 从侧面说明本文选择考虑到内生性问题的系统GMM模型是合理的。从Sargan检验上看， 本文所有的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在序列相关性检验中， 在5%的显着性水平下二阶序列P值没有拒绝原假设， 说明两模型中的扰动项都不存在自相关。
表2 动态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
5 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文的理论分析发现， 我国人口半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U型”关系， 即在短期内， 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 在许多行业与城镇人口间产生了就业竞争， 降低了企业的用工成本， 人口半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对城乡收入差距起到了抑制作用， 但在长期， 由于经济周期性波动、农村劳动生产率低、城乡人口人力资本差距等原因， 人口半城镇化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并且， 本文通过实证检验验证了我国人口半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U型”关系， 提出了三点建议。
5.1 逐步解决半城镇人口的购房落户问题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快， 人口红利衰退之际， 半城镇人口是对城镇劳动力的一种补充， 增加了城镇的劳动力资源，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工资成本的过快上涨。但半城镇人口往往处在不稳定状态， 同时也会带来一些社会经济问题， 如农村地区“空心化”, 农民工及子女的福利问题， 消费、投资等有效需求不足， 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经济发展[16]。我国目前常住居民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存在较大差距， 在2016年两者分别为57.35%和41.2%, 相差了16.15%。这需要政府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地方政府应专门设立针对半城镇人口的积分 (购房) 落户政策， 可以就农村转移人口分批、分工作性质、分工资水平等进行落户， 让农村转移人口除了享受身份上的变化， 还应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保障， 这样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体制。
5.2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市场信息平台
为了提高农村地区的收入水平， 政府需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市场信息服务平台， 信息在现代经济中越来越重要， 能使劳动力和各种生产要素达到最有效配置， 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农业盲目扩大生产。农产品贱卖事件让农民亏损， 收入变得不稳定， 严重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政府需要对信息平台加强监督和管理， 让农民掌握市场对农产品需求的有效信息， 让农产品销售更加顺畅。政府应积极探索农业发展的新模式， 鼓励农民工回乡发展农业， 引导农民工回流农村， 运用先进技术改造农业， 为农村创造更多财富。
5.3 提高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
人力资本的提高不仅对我国经济发展转型至关重要， 还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起到积极作用。教育水平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对劳动生产者的普通教育、职业劳动技能培训等， 特别需要加强农村转移人口的普通教育和职业培训， 可以把人口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源， 提升我国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但目前我国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 教育财政支出占GDP的水平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 职业培训也相当匮乏， 这都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医疗健康也是劳动者人力资本的组成部分， 农民的收入更依赖于自身身体健康状况， 农村人口的健康经济回报往往高于城市人口。在长期， 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和改善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具有溢出效应。农村中的人力资本的提高， 不仅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科学技术水平， 提高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 改变农村地区劳动生产落户的状态， 还可以使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后寻找到更多就业机会， 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 通过这两点都可以增加农村人口收入。城镇中人力资本的提高可以促进其产业结构升级，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给户籍城镇人口和半城镇人口， 特别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能吸收大量的半城镇人口就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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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Melander A.Reform of the Hukou System:A Litmus Test of the New Leadership[J].ECFIN Economic Brief, 2013, (26) :1~16.
城乡收入的差距分析论文
一、文献综述
由于中国的农村问题越来越受到中国政府和学者的重视，近年来我国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多。王小鲁、樊纲考察了与经济增长有关的因素，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的提供，制度因素等方面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经济增长并不带来收入差距先升后降的结果，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将减少收入差距，财政转移支付虽然有助减少收入差距，但作用不大，而且市场化本身并不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1994年）通过计量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王韧考察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开放度，城镇化程度，相关制度因素（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某些制度性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的影响。最终发现，经济开放对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有影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帮助，用于支援农村的农业财政性支出并没有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影响，而长期以来我国通过实行工农业剪刀差的赶超战略对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有明显的影响。
二、城乡收入差距待考察的原因
由于我们获取数据的渠道有限，我们考察下面几个因素：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投入，二元经济体制和农村的金融支持。这几个因素从政府投入、经济体制等方面来探讨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
三、模型建立和统计检验
LOG(GAPt)=a(1)+a(2)LOG(ROADt)+a(3)LOG(EDUt)+a(4)LOG(TOWNt)+a(5)LOG(LOANt)+et.
其中GAPt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ROADt是当年的公路通车里程（单位：万公里）。EDUt是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TOWNt是城镇化率，用城镇人口数占总人数的比例表示，LOANt是农业贷款占金融机构总贷款的比例。a(i)是待定系数，et是随机扰动项。
我们在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统计数据库上找到1990年至的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统计检验后得出下面结果。
四、结果分析
在上面的回归过程中，农业贷款占金融机构总贷款的`比例的回归系数是不显著的，所以回归的结果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我们再来考虑三个显著的解释变量。公路的通车里程的� 这似乎与预期有出入，但这恰好说明了在1993年至20的时间政府对城市的基础设施的投入远远大于对农村的投入，由于两者基础设施建设的差距极大的影响了城乡的协调发展，使得农村缺乏实现跳跃式发展，享受技术进步和增加收入的物质基础。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的系数是正的，这说明加大教育投入会拉大城乡收入的差距。看似不合常理，但我们仔细想想看，政府和其他团体个人对教育的投入主要投到哪里去了？我想主要还是高等院校和城市里中小学教育。从农村里进入大学的孩子与从城市里进入大学的孩子相比比例要小得多。而农村里的孩子也不可能更多的进入城市里接受中小学教育。因此，农村里的孩子所接受到的教育的投入占很小的一部分，从而与城里的孩子相比他们不管是从考试还是从其他方面，都会吃亏。他们没有得到更好的进入大学的机会，大多数会留在家里务农。但由于自身的知识水平有限，他们又不可能接受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创造更多的财富，由此与城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城镇人口数占总人数的比例的系数是负的，说明提高城镇化率有助于减小城乡的收入差距。这与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相一致。中国存在着上亿的剩余劳动力，在改革开放后，这些劳动力逐渐流入城市，并与城市的居民融合，同时也可以将城市的财富转移至农村。这确实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在看到收入差距缩小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进城农民工的生存问题。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农民工在城市里受到了与城市人不同的待遇。他们处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有着最简陋的食宿，并处处受人奚落，并在劳资关系中处在不利的地位。农民工的后代的生存状况也是现在社会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他们的教育，饮食，心理等许多方面，应该受到政府和社会团体与个人的关注和帮助。
五、政策建议
通过上面的计量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政策建议：
1.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 最近几年，政府在农业方面做了很大的工作。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2.加大对农村的教育经费的投入，尤其对乡镇的小学和中学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让农村的孩子能接受到和城里的孩子同样水平的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给他们更好的机会走入大学。
3.加快城镇化改革，让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在城市里，要给予农民工与其他城里人同样的待遇，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关注农民工后代的教育抚养问题。要确保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经济研究，1994，（12）.
[2]王小鲁，樊纲。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研究，，（10）.
[3]王培刚，周长城。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实证分析与动态研究。管理世界，2005，（11）.
[4]王韧。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成因分析——兼论“倒U”假说的适用性。统计研究，，（4）.
【摘要】本文通过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考察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些影响因素，从计量意义上得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城乡差距过大原因的结论，并根据结论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原因
浅谈当今中国贫富差距
摘要：贫富差距不可能消除，自古以来差距就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让大多数人生活富足，构建一个新的合理的贫富秩序体系；贫富差距导致社会秩序的不和谐，根源在物质领域，而精神领域则是最后的***；社会情绪疏导机制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促进社会心态良性发展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贫富差距 重构贫富秩序体系 社会情绪疏导机制 群体剥夺感
中图分类号：F12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1
古人云：“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不绝对，但它的的确确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写照，自古皆是如此。不仅对于人如此，对于一个国家同样是这样。穷人犹如穷国，人弱被人弃，国弱遭人欺。听起来残忍、冷漠，但贫与富便是这样一种差距，这样一种距离。
一、历史地看贫与富
从古至今，不管世界如何发展，王朝怎样更替，人们关于贫者与富者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人们企图能够找到一个人人皆富贵，人人皆手足的理想王国，而一次次的向历史发出最有力量的一击。从商鞅变法到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短短一百多年，便是最好的明证。商鞅变法为的是国家之强之富，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的是个人生命权利的抗争，或者说为的就是生活。不管是一个国家在列国强权之下的运筹帷幄、韬光养晦，还是这个国家的 而这种挑战在很多时候都是通过暴力完成的，即便是改革也总伴有流血与冲突。但历史告诉我们，暴力可以换来一个新的王朝，改革可以开创一个新的局面，但“贫与富”的生活秩序从根本上依旧往常，难以改变。难以改变，并不是不可以改变，什么困难也阻挡不住历史车轮前进的力量，也许只是条件不够，也许是动力不足，或者也许是方法不对。
通过对历史的再审视，我们会发现，古代先人们不乏有追求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的旷达之士，也有诸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运动的来自民间的“请缨者”，他们并没有像今天的人们那样，将实现百姓的富足生活上升到国家意志的境地。他们更多的是为了实现个人抱负来实现国家富强，维护阶级的统治与利益，抑或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历史选择了他们，揭竿而起。他们的努力，要么建立一个从本质上和过去王朝没有任何区别的政体，要么干脆迷失方向，不知何去何从。但不能否认，他们的努力在一定时期内缓解了贫者与富者的矛盾，成为社会的“减压阀”、“出气口”。
我们无法回到过去，因此更不得而知历史的真假，但我们听惯了历史的残酷与血腥。每一次看似小小的波折从书页间一翻而过，但却曾经使我们的祖辈和国家遍体鳞伤。一出生便是和平，没有经历过动荡的我们并不怕任何流血牺牲，我们相信我们一定继承了祖先的英勇与豪气，但历史教会我们的并不是，也不应该是“鲁莽的豪气”，而更多是沉思，是自省，是如何让历史覆辙不在重演，珍惜住先人们为我们开创的太平。
我们很清晰，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在拉大，人与人之间的群体剥夺感在加深。以史为鉴，我们得出以下启示：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贫富距离的客观存在，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其次，我们必须明确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让大多数人生活富足，结果是要构建一个新的合理的贫富秩序体系，主动从人民的角度探寻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为了维护一个政权的存在，或尔虞我诈于利益群体的得失；最后，我们必须有壮士断腕的魄力和勇气，但这绝不意味着要用暴力。
二、现实地看贫与富
笔者对当今社会存在的贫富差距有着浅薄的一点体会：具体来说，贫富差距主要是指生活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社会成员，由于出生、成长、生存过程中，所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不同，而出现的少部分人跟多部分人在物质、精神上差距越来越大的现象，并且这个差距已经超出了大部分社会成员能够接受的范围，从而使社会成员普遍性产生焦虑与不安，怀疑与否定。贫富差距不可能消除，自古以来差距就是客观存在的，差距一旦过大，难以控制，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秩序的失控。我们所追求的是如何将这种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以避免失控。所谓合理范围，其主要根据是大部分社会成员对于当前生存环境的主观感受，这种感受主要来自于社会成员自己与周遭人与物的对比。现如今，我们谈起贫富差距，首先想到的是收入的差距，是物质生活能否得到满足，人们谈论研究较多的也是收入领域的改革与调控。如果说因为分配不公、权力腐败等造成人与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是一种伤害，那么这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后的次生危害同样不容小觑，这种次生危害包括自我否定、悲观厌世、消极报复等。所以，笔者以为，贫富差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差距在拉大，精神领域的迫害同样在加深。从贫富差距到社会秩序失控，这种不和谐，根源在物质领域，而精神领域则是最后的***。
三、贫富差距的制度思考
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要想取得实质性成果，必须打破固有利益的藩篱，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缩小贫富差距，首先必须加强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改革，这是治理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本手段。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是单一的公有制，社会面临普遍性贫穷，并不存在贫富差距的问题，人们在观念上将这种贫穷打上了合理的烙印。因此，那时贫穷不仅没有引起社会不安，相反，无产者反而光荣。这种单一的所有制结构虽然保证了社会主义的绝对纯洁性，但并不利于激发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结构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所有制结构各个要素应该占据怎样的地位，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激发和吸收新的要素，就成为所有制结构保持生命力，发挥自身优势的关键。所有制结构处理不好，就会导致社会成员利益失衡。为了防止贫富差距扩大，避免两级分化，我们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断完善所有制结构，发挥其优越性。其次，对于已经产生的差距，必须改革初次分配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通过税收的调节作用，调节过高收入，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比重，减轻中低收入者的负担；通过转移支付手段，加强民生建设与投入，让利于民，提高人民生活的保障水平；通过打击与惩治腐败，防止因权力寻租、权色交易等滋生非法所得。除此外，还必须保证政策的合理性，切忌一蹴而就，急功近利。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型期，正是各种矛盾多发、频发之时，针对贫富差距给人们带来的不安和焦躁，社会需要有能够缓解这种情绪的“减压器”和“出气口”，这种情绪的缓解可以通过建立社会情绪的疏导机制作为突破口。构建社会情绪的疏导机制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促进社会心态良性发展的内在要求。[1]面临复杂的社会环境，疏导国民情绪必须接地气，善于倾听百姓心声，了解症结所在，关注百姓诉求，切忌空洞理论，教条化疏导，政府机构可以和高校合作，培养社会情绪疏导的专业性人才，加强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定期召集高校志愿者，深入社区，遍访民宅，使社会工作人才在踏入社会之前就克服面对群众的羞涩，喜于接触群众，爱于通过调查研究解决问题，这样才能逐步形成防范与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长效机制，才能将工作做到群众心里去，将对自身、他人和社会产生的破坏性行为遏制在萌芽状态。
四、结论
穿越“历史的三峡”，[2]每个人都要经历阵痛，都要面临两难甚至多难境地，这是社会转型期不可调和的矛盾，解决贫与富的问题，需要时间，需要实践，更需要耐心，方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参考文献
[1]郭兴华。《城市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3).
[2]唐德刚。《晚清七十年》[M]，岳麓出版社，1999.
看了“贫富差距学术论文”的人还看：
要分析半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社会经济效应， 须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入手。
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快，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劳动力资源出现了短缺趋势， 特别是劳动力资源的结构性短缺问题严重， 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活动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用工荒”现象时有发生， 用工成本大幅度上升， 企业利润大幅下降， 此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显得尤为重要。在短期内， 半城镇人口特别是农民工从农村迁移到城市， 在城市中务工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 缓解了许多城市的劳动力需求问题。但同时由于农村转移人口的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与城市居民相比偏低， 导致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可以选择的工作行业和工作机会相对缺乏， 也造成其工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并且， 在许多行业农村转移人口与城镇户籍居民产生了就业竞争， 实际上是给城市带来了较低的用工成本和生产成本，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镇人口工资的快速上涨， 即抑制了城镇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过快增加。
半城镇人口享受不到户籍人口的教育、医疗等公共保障福利， 并且由于收入水平不高也难以在城市中购房落户。根据2015年农民工调查报告， 大部分农民工住的是单位宿舍、合租房、工地工棚等， 只有不到2%的农民工在务工地购置房屋[11], 但是半城镇人口之所以选择留在城市或者徘徊在城市和农村之间， 很大程度是为了在城市中获得更高的收入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但在户籍管理上， 他们仍被视为农村人口， 但这部分人群在城市中的收入普遍高于他们在农村时的收入， 也高于农村地区的平均收入， 根据20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指出2015年和年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分别为3072元和3275元， 均高于农民的月平均收入， 其中最高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收入分别达到了3553元和3775元， 其次是建筑行业， 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分别为3508元和3687元。工资增长速度最快的行业是制造业， 2015年和2016年的工资收入分别为2970元和3233元， 增长速度为8.9%。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人口的平均收入， 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摘要：制度是关于人或组织的行为规范、规则和惯例的总和，它规定并塑造着个人或组织的行为。不合理的制度能够加剧贫富悬殊，而合理的制度则可以控制并缩小贫富悬殊。当前中国贫富悬殊现象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并且多项研究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存在继续扩大的趋势。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制度的不完善和不合理是造成贫富悬殊的重要原因，因此，从制度层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来遏制贫富悬殊的进一步扩大至关重要。当前，应理顺收入分配体制，利用税收杠杆调节过高收入，缩小居民个人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平衡发展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关键词：贫富悬殊；制度；制度转型
贫富悬殊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这些因素可能得到放大，并使贫富悬殊存在扩大的趋势。贫富悬殊的存在应该说是一种正常现象，如果贫富悬殊控制在一定程度内，它甚至可以构成社会前进的动力。然而，如果贫富悬殊过大，就会损害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失范现象肆意蔓延，从而破坏社会秩序，危及社会稳定。因此，要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发展，就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形式，对贫富悬殊进行调控，使之保持在一定的程度之内。当前中国严重的贫富悬殊有着重要的制度性成因，从制度层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来遏制贫富悬殊非常重要。
一、制度与贫富悬殊
贫富悬殊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因素、环境因素、行业因素和个人因素。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贫富差距的产生具有很强的必然性，甚至可以说，贫富过度悬殊、甚至两极分化，都是市场经济的发展逻辑。在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富差距的产生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不容忽视的是：就中国目前的情况看，现有竞争格局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和传统体制基础上形成的，并以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不平衡的区域经济条件为基础，竞争的初始条件就有很大的不同。由于历史背景、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以及各种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城乡之间、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方面，从一开始就存在很大差异。就个人因素而言，在以下两个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一是“先赋因素”，就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不经后天努力就具有的因素，比如家庭背景、身体状况、智力水平等；二是“自致因素”，就是一个人通过后天努力而获得的因素，比如教育程度、兴趣爱好、意志品质等。显然，由于个体在这两方面存在差异，个体之间产生贫富差距也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也应当充分注意到，制度对于贫富悬殊的形成也能产生重大的影响。所谓制度，就是关于人或组织的行为规范、规则和惯例的总和，它规定并塑造着个人或组织的行为。制度不仅提供了个人或组织的行为准则，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或组织的社会地位、社会机会以及对于社会资源的占有状况，这样，自然就会对个人收入水平产生重要影响， 可以说，不合理的制度能够增强贫富悬殊，而合理的制度则可以控制贫富悬殊、缩小贫富差距。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不同个体、不同群体、不同行业或者不同区域以不同的发展机会、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有机会、有地位、有条件的个体或群体，当然更容易获得更高的收入；而缺乏机会、没有地位和条件的个体或群体，肯定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获得较高的收入。因此，制度对于贫富悬殊会产生重要影响。
同时，尽管制度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制度变迁总是或快或慢地发生着。简单地说，制度变迁就是新制度替代旧制度的过程。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往往会形成制度缝隙；在制度尚未达到均衡和稳定的时期内，也会存在不完善和不合理的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产生逆向激励、负面激励或者激励失当，在贫富不均方面，就会导致贫富过度悬殊，或者贫富差距过大。事实上，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认识到了制度变革对贫富差距可能产生的影响。他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1]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制度对于贫富悬殊和收入差距究竟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效率问题却无法解决公平问题，如何解决社会对公平的价值追求与市场经济造成的不平等这两者之间的两难困境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的制度可能缺乏公平性和正义性，但是作为社会博弈达致均衡状态的制度，它必然表现出一定的公平性和正义性。这就是所谓的制度正义性之所在。从这一角度而言，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当逐步建构或者也可能形成良好的具有正义性的一系列制度，以缓和或者控制贫富悬殊过大的问题，从而维持社会的有序运行和长远发展。
二、中国贫富悬殊的成因：制度层面的分析
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并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国际警戒线。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基尼系数呈现不断上升态势，2000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12，冲破了国际警戒线。此后，中国官方就再没有发布基尼系数了。但是，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却是不争的事实，有学者和国际组织的研究表明，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超过了0.5。在短短的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国家转变为贫富悬殊十分严重的国家，并且现阶段中国贫富悬殊仍然存在扩大的趋势，这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必然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那么，从制度层面分析，中国贫富悬殊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
1.制度安排的失当造成收入差距扩大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是要变革计划经济体制，走市场化的道路，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之前，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既是社会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也是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经济体制变革在激励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引起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显著变化。由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强大推动力，原先被压抑的强大生产力释放出来，由社会背景和工作岗位的差异而引起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同时，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可能会强制性地改变产权界定或利益格局，从而加剧了利益分化。无可质疑地，制度安排对于个人收入能够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目前，个人收入居于前列的地区、行业、群体无不受惠于制度安排。
同时，在中国制度转型和社会转轨这一时期，市场的力量显得过于强大，而社会的再分配能力明显不足，因此，难以对个人收入差距形成有效的调节，从而导致了非常严重的贫富悬殊现象。首先，没有有效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近30年来，政府一直缺乏对个人收入的监控能力，利用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者收入进行调节的效果非常有限，高收入者偷税漏税现象非常严重。其次，没有有效保护低收入群体。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尽管当前已经初步建立了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最低工资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但是，这些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很多需要救济的低收入者并不能获得有效救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出现贫富悬殊扩大的趋势就不难理解了。
另外，在整个国民收入的分配当中，通过劳动报酬分配的比重过小，导致那些主要通过劳动获取报酬的人大都处于低收入状况。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政府和企业集中，财政收入、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都在上升，而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则呈现下降趋势。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张车伟研究员估算，目前，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为30%左右，而发达国家为60%左右，差距很大。[2] 劳动报酬所占比例很小，而其他收入所占比例过大，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就处于一种失衡状态。在再分配环节或第二次分配中，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不大，再分配手段即社会保障在国家财政中所占比重严重偏低。并且，中国社会基本上没有第三次分配。在这种情况下，财富自然不断向少数人手中积聚，并使得其他社会成员受到相对或绝对剥夺，从而拉大了贫富差距。
2.行业垄断严重影响着社会财富的流向
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突出表现在垄断性行业与非垄断性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职工平均工资排在前列的是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讯业和房地产业等垄断性行业；排在后列的是农林牧渔业、采掘业、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这种差距虽说包含着部分劳动能力、价值创造和职业风险方面的差别，但是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非常之大，是同垄断行业的高额垄断利润直接关联的。垄断行业通过垄断生产、垄断市场、垄断价格取得高额垄断利润，是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并严重扭曲了市场价格和市场秩序。
可以说，中国垄断行业的高利润和高收入，纯粹是由体制和政策造成的。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说：“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更多是靠权力结构来形成的。中国存在太多资源配置、收入配置，不符合公平的原则，也不符合效率的原则，只是符合权力的原则。”[3] 特别突出的问题是，一些部门、行业甚至极少数个人，能够通过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垄断利润，造成了部门、行业和个人之间很严重的贫富差距。首先，部分垄断行业垄断程度很高，行业内部缺乏或几乎不存在竞争机制。其次，垄断行业的产品或服务价格的形成机制不合理，政府和企业对价格起着决定性作用，消费者缺乏参与互动和决定价格的权力。再次，各级政府都存在通过行政性垄断取得更多财政收入的偏好，只要有利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对垄断行业就会听之任之，甚至加以保护。如果不消除大大高于平均利润的垄断利润，不对这些行业职工的高收入进行有力的限制，不仅会进一步加剧贫富悬殊，也会进一步扭曲市场秩序，对经济发展形成严重阻碍。
3.制度不完善造成的非法敛财和腐败因素加剧了收入差距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初步开放和形成，财富聚集的过程迅速展开。一些有权力或者与权力者比较近的人利用价格“双轨制”，在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进行倒买倒卖，获取了大量财富，他们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官倒”。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一些腐败分子开始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这一时期，大量国有资产流失，这又导致一些人迅速致富。有数据显示，国有资产流失的相对比例大约是国有资产总量的5%~10%之间。国有企业财产权益损失占净资产的比重，大型企业为15.2%，中型企业为59.4%，小型企业为82.8%[4]。改革开放以来，有数十万亿的国有资产改换了门庭，大量的国有资产被侵占，许多国有资产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批巨富正是由此产生的。
此外，腐败也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腐败问题开始蔓延，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极端严重。近年来，腐败蔓延的势头有所遏制，但腐败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当前，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教育体制等改革的过程中，一部分旧的制度规范需要改革和调整，新的制度规范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在新旧体制的交替和转换过程中，旧的体制可能已经破除，而新的体制没有建立起来，并且新的体制可能存在漏洞或短板，它的完善也需要时间。这样，在制度与制度之间不衔接、不配套的地方就会出现大量的体制缝隙和漏洞。
三、缩小贫富悬殊的对策：制度层面的探索
贫富差距过大就会危及社会稳定，破坏经济增长，并导致社会失范。对于中国而言，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遏制贫富悬殊扩大的势头，由此产生的灾难可能使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全部付之东流，所以应从制度层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来解决贫富悬殊问题。
1.理顺收入分配体制，缩小居民个人收入差距
在收入分配过程中，要注重社会公平和公正，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中等收入阶层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要采取有力措施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社会比例，促进社会结构向“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转变。要完善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有效机制，使各种生产要素能够根据市场经济规则，按照贡献大小，获得相应的收益。同时，也要完善相关收入制度，取缔不合理收入、灰色收入或非法收入，并使高收入者的收入得到有效调节，低收入者能够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
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当前要注重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水平，这样，才有可能缩小居民个人收入差距。中国目前实行的劳动报酬制度仍然与低工资制有一定的关联，只是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这一制度表现出来的就是低工资收入，而与低工资制度配套的福利措施则已经不存在了。温家宝曾强调指出：“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我国应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国家应该少拿一点，从“与民争利”转向“藏富于民”，通过减税让利使企业获得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的空间。从企业与劳动者关系层面来说，应提高普通劳动者集体行动能力，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最终落脚点还是重在企业层面，但是普通劳动者不仅在国家面前是弱者，在企业和企业管理者面前也是弱者。在这种局面下，当务之急是要全面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增强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特别是要使工会能够真正代表工人利益并反映工人诉求。这样，由代表普通劳动者利益的工会和代表资方利益的企业就工资水平上进行集体谈判和协商，以便确定比较合理的工资水平。[6]
2.利用税收杠杆调节过高收入，缩小居民个人收入差距
由于社会资源占有结构失衡、社会背景和个人素质等因素的存在，初次分配中就可能出现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国家有必要也有责任进行初次分配后的社会调节。社会调节要立足社会的整体利益，力图通过对初次分配的调整，降低不平等状况，使社会成员在社会发展中能够普遍受益，从而促进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由于目前中国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这种社会调节机制没有建立健全，导致市场在加剧贫富差距方面的作用表现得十分明显。有统计表明，2008年底，占全国总人口45.7%的城镇人口拥有80.8%的储蓄存款。在城市内部，居民家庭之间金融资产数量的分布也呈不平均状态。按照调查样本户金融资产由低到高五等分排序，户均储蓄存款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值的比例分别为64.4%和88.1%，而户均金融资产最少的20%家庭拥有城市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值的比例分别仅为1.3%和0.3%，金融资产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日益明显[7]。这就要求国家建立和完善社会调剂机制，以遏制和缓和由市场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
国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可以通过税收手段来进行。税收是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社会进行必要调剂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和基础。当前，要不断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体系，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水平，促进个人收入水平的合理化。特别是要采取有力措施制止偷税漏税行为，对高收入者在收入、财产、消费诸环节进行全面有效的税收调节，并可考虑开征房产税、遗产税、赠予税等等。这样，就可以有效缓解过大的贫富差距，确保社会稳定有序发展。
3.促进城乡平衡发展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
从城乡差距来看，城市比农村富裕，城乡间贫富差距十分悬殊。中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产生和发展而逐步形成的，这种二元社会结构产生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两类社会的不平等和对立分割明显存在，遗留下了许多结构性矛盾。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当前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之比是大约3：1。但实际上，这一数据不足以表明中国社会城乡居民的真实差距。 如果考虑城市居民在住房、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的国家补贴，以及农民用作生产资料的资金投入，实际差距约为5∶1~6∶1。实行城乡平衡发展战略，是有效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途径，必须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要保证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增加国家对农业的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从而不断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距。
从地区差距来看，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十分明显的。正确处理东部和中西部的关系，努力实现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对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区域间收入差距显然是非常重要的。近年� 应进一步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发展经济来带动西部居民收入的增长，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加快中部地区发展是东西融合、南北对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要明确中部发展的战略定位，实现中部社会经济的振兴，这对于控制和扭转区域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有重要意义。
4.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推进器，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网和减震器。社会保障的目标就是，立足于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的角度，通过社会救助、社会养老保险、医疗社会保险、生育社会保险、工伤社会保险、失业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优抚等多个方面来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比较合理的生活水准。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过程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既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保持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措施。
同时，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对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提供保障的一种制度体系，有利于使社会收入分配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和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一些基本保障制度覆盖面还比较窄，基本统筹层次低，保障水平不高。针对中国社会保障领域存在的问题，政府及相关部门应有清醒的认识，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和手段逐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这既是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并尽可能地使城乡居民免于贫困的基本保障，也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赐稿，本文发表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1.
[2]张车伟。非正规就业占比高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偏低[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5-14.
[3]陈志武。中国贫富差距是权力分配的结果[J].IT时代周刊，2012，(11)：17.
[4]颜鹏飞，等。论治理国有资产流失的战略性抉择[J].经济评论，2001，(4)：41-44.
[5]熊光清。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与反腐败策略[J].社会科学研究，2011，(5)：53-58.
[6]熊光清。靠什么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N].证券时报，2012-07-12.
[7]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贫富差距真相[J].新理财(政府理财)，2011，(1)：40-43.
摘要：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那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这是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的观点。目前我国所出现的一定程度上比较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不是改革开放的本质内容，而只是阶段性的阵痛。对此，我们既不能麻痹大意，也不能惊慌失措。正确的态度是继续坚持改革发展的大政方针，坚持科学发展的思路，把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环境美好、人伦和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关键词：贫富分化 现代化 改革 科学发展
2007年美国波士顿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0.4%的中国家庭拥有了70%的国民财富。国内有学者认为，从1988年到2007年，中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的人群的收入差距由7.3倍上升到23倍；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在2004年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465，大大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根据国内权威调查机构的调查，收入差距一直是中国百姓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中国有没有贫富分化？中国的贫富分化严重吗？中国政府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吗？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一、理性认识衡量中国贫富分化状况的基尼系数
对于中国有无贫富分化，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普通百姓，应该说是具有共识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是，对于中国的贫富分化到底到了什么程度，人们的认识就有很大的差异了。有
为何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具有如此大的差距？我们不排除利益因素对于人们认识所起的作用，但从根本上来看还是人们对于衡量贫富分化缺乏一个非常严格、科学、可靠的标准、依据，普通的民众又习惯于从感性的角度甚至平均主义的惯性来看待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采取这样的态度和方法很难正确地认识我国的贫富分化状况。
目前国际经济学界比较权威的衡量国民收入差距的标准主要有五等分法和基尼系数法两种。所谓五等分法(或称为“不良指数”)，就是用20%的最高收入家庭与20%的最低收入家庭进行比较。 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其数值在0—1之间，0表示绝对的公平，1意味着绝对的不公平，基尼系数在0.3左右意味着国民收入比较公平，如果超过0.4则意味着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已经达到了警戒线，0.5以上则意味着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社会问题严重滋生，后果将会十分严重。但是这个国际通行的定量计算方法却不能准确地反映我国实际的收入差距情况。原因何在？经济学界人士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缺乏用以计算基尼系数的准确的国民收入数据。
有学者认为，用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分布的均匀程度，甚至用它反映公平程度，必须有一个重要前提，收入必须是指全部实际收入，必须是真实统计。但我国目前的情况，可以说基本上无法满足这一条件。由于基尼系数中的收入数据存在口径不完全统一问题，严重影响了对于当前中国收入差距真实水平的衡量，这说明，不首先解决计算基尼系数的前提，即收入口径与样本代表性问题，而匆忙计算基尼系数是不科学的。[1]
目前影响中国基尼系数计算的准确性因素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城乡、地区之间的货币购买力以及生活成本差异较大，乡村的一元钱购买力远远大于城市，乡村的生活成本要远远低于城市，仅仅依据货币收入而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是不能准确地反映实际的贫富差距的。第二，计算基尼系数所依据的调查样本的准确性是有限的。目前学界、政府关于中国基尼系数的计算都是根据一定的样本调查而进行的，而任何调查样本都是有限的，具体到目前中国的收入调查，其难度更大一些。具体说来，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因素是，调查样本里存在一个高收入群体样本偏低的问题……一是高收入者不愿意参与调� 比如中国的调查采取住户记账的方式，要求每个住户把每天收支的流水账都记下来，如今天花了多少钱、买了什么东西、发了多少工资、拿了多少稿费、有多少灰色收入等(当然受访者不会提)，都要一一记录下来。也就是说，由于高收入者认为参加调查的机会成本高而调查补贴少，因此不愿意参与调查。在此情况下，调查样本中高收入群体的样本就明显偏低，从而整个样本的平均收入就会被低估。第二个因素是，即使是愿意参与调查的人群，基本都有一个倾向，就是不愿说出真实的收入，特别是收入偏高和收入来源不正当的人。一般高报收入的人较少，也许穷人考虑到面子问题会高报收入，而富人通常都低报收入，这样获得的收入信息用于收入差距估算时，就面临低估的问题。”[2]真正的国民收入搞不清楚，基尼系数的准确性当然就大打折扣了。
上述情况告诉我们，目前国内外各种研究机构所发布的有关中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都无法保证自己数值的准确性，只能给人们衡量我国贫富分化状况提供一定的参考。
2012年3月7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全国政协经济界委员分组讨论时说，中国居民收入的调查是分开搞的，对城镇居民调查可支配收入，对农村居民调查纯收入，指标不完全一样，基础数据是分开的，所以现在没有办法计算全国统一的基尼系数。农村基尼系数2011年是0.3897，城市基尼系数只有0.33，实事求是地讲，肯定偏低。偏低是因为住户调查是分层抽取记账户，城市高收入阶层不愿意记账，即便记了恐怕有些收入也不记进去。由于城乡差距较大，全国基尼系数会既高于城市基尼系数，也高于农村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此前已制定了规划，到2013年要将分开开展的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这样就会为计算全国居民统一的基尼系数提供资料基础。[3]
既然国家统计局目前对于中国准确的基尼系数都缺乏精确的计算方法和依据，那么我们就不能轻易地相信那些各种研究机构所发布的基尼系数了，更不能以此而危言耸听，以为中国行将崩溃。
当然，这样说不是要排斥这个研究方法，更不是否认我国现实的贫富分化的事实。朱？基在2001年3月曾指出，中国1999年的基尼系数是0.39，也就是说，接近于国际警戒线水平。十几年过去了，我国的经济总量增长了数倍，但在整个收入分配体制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超过0.4是肯定的，马建堂的说法(全国基尼系数肯定高于城市的0.3897)事实上也承认了贫富差距不小。
二、从世界现代化进程审视贫富分化问题
贫富分化违背了人类追求平等、正义的价值原则但却一直与人类文明史相伴随。它不仅在古代社会普遍存在，在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也如影随形地存在，无论是北欧、西欧、北美这些当今社会平等度较高的国家，还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出现过不同程度的贫富分化问题。
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假说”认为，一国在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收入差距会迅速扩大，尔后是暂时稳定，再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到工业化后期阶段，收入差距会逐渐缩小。[4]简言之，就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存在着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小的倒U型变化趋势。从已有的人类现代化进程来看，这个假说颇有见地。
19世纪中期机器大工业生产时期，虽然生产力获得了极大进步，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分化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财富分配就极不合理。1801年，1.1%最富有的人占有国民总收入的25%，到1812年，1.2%最富有的人就取得35%的国民总收入。1867年，2%最富有的人所聚敛的财富占国民总收入的40%，相比之下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却从1803年的42%下降到1867年的39%。对此，迪斯雷利曾说：“英国可以分为两个民族——穷人和富人，他们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5]有学者研究表明：1809—1818年，英国工人阶级的平均工资比1759—1768年降低35%。[6]
法国在19世纪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仅1850—1914年社会财富就翻了一番，但贫富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根据遗产申报的记录，1902—1913年，37%的法国成年人在死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在拥有财产的人中，最穷群体拥有财产的平均值与百万富翁们的比值为1∶10000，同19世纪前期差不多。20世纪初，财富集中的趋势明显，1911年在巴黎最富裕的人拥有67%的财产，中等财富拥有者的财产占总财产的30%，比1847年的45%还低。[7]
美国在1861年成年男性中的穷人(标准是拥有财产不到100美元)总数有271万，占成年人总数的57%(当时美国总人口3144万)，占全国总人口约9%。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警戒线。
其他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贫富分化阶段，很多直到今天还没有解决，甚至愈演愈烈，这突出地表现在非洲和拉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巴西经济的起飞阶段，但是在这个阶段，它的基尼系数也不断增长：1960年为0.500，1970年为0.565，1980年为0.588，1990年为0.604，2001年为0.5860。1960年，该国5%最富有的人的收入相当于50%最贫穷的人的17倍，而在1976年是33倍。[8]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现在已经居于发达水平的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贫富分化的阶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定的贫富分化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很难逾越的阶段，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理性的认识，千万不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希图既有社会的快速发展，又能保证时时刻刻的绝对公平，这样的一帆风顺的发展方式在世界现代化发展史上还没有出现过。
当然，这样说，不是让我们不重视贫富分化问题的解决，而是一定要立足在发展的基础上解决。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经验。1911年，英国最富裕的1%的人口拥有国家财富的69%，1946年已减少到50%，1951年再减少到42%，1977年只剩下24%。1938年，10万收入最高的人得到国民收入总数的11.7%，到1955年只得到5.3%。1938年，100万收入最高的人收入总数占国民总收入的21.5%，到1955年只剩下12.3%。1938年，2200万在职人员中，有1200万人收入在123英镑以下，1955年已提高到510英镑，尽管当时的币值大约只有1938年的一半。1953—1973年，最贫穷的5%及10%的人实际收入都提高了75%;而在1953年最底层1/5人口所过的那种生活，到1973年只剩下1/40的人仍停留在那个水平上。[9]加拿大、北欧诸国在解决贫富分化问题上成效更加显著。但所有这些将贫富分化问题解决得好的国家都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实现的，在贫穷落后的生产力水平里多数是两极分化严重，最多只能实现均贫。
三、世界各国目前的贫富分化状况
目前世界上有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130多个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水平总体较低，但贫富分化问题也不少，尤其是非洲和拉美以及若干亚洲国家。倒是发达国家的贫富分化问题普遍解决得较好，尤其是西欧、北欧、加拿大。
美国作为目前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领域均具有超强的实力，社会福利措施也很丰富，但其贫富分化问题在发达国家里却解决得不够好，存在不少问题。
从1968年到1997年近30年间，美国的基尼系数上升了6.8个百分点(1968年为0.387，1997年为0.455)，平均每年上升0.234个百分点； 1998—2004年，美国的基尼系数继续上升，从1998年的0.453上升到2004年的0.464，仅六年的时间基尼系数上升就超过1个百分点。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公司主管的平均收入是整个美国经济中普通全职工人平均工资的40倍，而进入21世纪，这个数字变成367倍。2004年美国最贫困的20%的人口所占收入份额仅3.4%，而最富裕的20%的人口所占收入份额高达50.1%，美国目前是发达国家里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基本上都在0.35以下。如英国、德国、日本、加拿大、希腊等国家的基尼系数均在0.3—0.35之间，而荷兰、瑞典、芬兰等国家的基尼系数更是在0.3以下。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2007年加拿大的基尼系数为0.32，英国和意大利为0.36，瑞士为0.33，希腊为0.34;北欧国家最低，芬兰0.26，丹麦0.24，瑞典、挪威0.25。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主要分布在拉美、非洲地区——委内瑞拉为0.48，阿根廷0.51，秘鲁、萨尔瓦多0.52，厄瓜多尔、洪都拉斯0.53，智利0.54，危地马拉0.55，巴拿马0.56，巴西0.57，巴拉圭、哥伦比亚0.58，海地0.59，南非0.57，博茨瓦纳0.6，塞拉利昂0.62，莱索托0.63，纳米比亚0.74。
从总体上看，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较低，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高。但这不是绝对的，有的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也较低，如埃塞俄比亚为0.30，坦桑尼亚为0.34，远远低于某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为0.42、中国香港为0.43。
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基尼系数从总体上可以反映出一国财富分配的情况，具有很高的衡量贫富分化的准确性。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从世界范围来看，贫富分化问题解决得好坏与该国整体的发达程度具有正向的比例关系，越是发达的国家总体上贫富分化程度越低，越是落后的国家贫富分化程度越高。当然，也有发达国家贫富分化问题解决得不够好的，但比起落后国家来说，程度要轻微得多了。
贫富分化是动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但发生在那些落后国家由不平均向平均的转化过程中，也会发生在那些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近年来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财富分配差距就出现了越拉越大的趋势。
按照欧盟的标准，德国的贫困人口占居民总数的比例或称为贫困率，由1998年的12.1%上升到了2003年的13.5%;同期，陷于贫困的家庭比例由12.6%上升到13.9%;50%的家庭占有的社会财富由1998年的4.4%降至2003年的4.0%;而10%的家庭拥有的社会财富由45%扩大到47%。按照欧盟的标准，等于或低于当地中等收入的60%即为贫困。2003年，德国大约1/7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999年过度举债的家庭只有277万户，2002年已达到313万户，三年增加了36万户。2003年，领取社会救济金的居民占德国居民总数的比重为3.4%，其中绝大多数属于18岁以下的少年和儿童。[10]
2007—2008年，英国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缓慢，而通货膨胀侵蚀了他们所享有国家福利和税收优惠的实际价值。这期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成年劳动人口增加了30万，达到1100万。2005—2008年，英国最贫穷的20%的家庭实际收入减少了2.6%，最富裕的20%的家庭实际收入增加了3.3%。
四、中国政府为消除贫富分化所做的努力
实现社会公正、平等，让人民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我们选择社会主义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就是因为社会主义能够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在1978年后之所以搞改革开放，就是因为过去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做法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人民长期处于均贫的困境。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并反复强调，不能搞两极分化，如果出现两极分化，那么改革就失败了。2000年前后，我国在胜利实现了翻两番的战略目标、达到了小康水平之后，两极分化问题日益凸显，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此也日益予以关注，不断地采取各种措施缩小地区、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以日益减少贫富分化。具体说来，我们党和政府在消除贫富分化上做了以下几个方面重大的工作：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我国经济的发展在地区差异上侧重表现在东西部发展的严重不均衡上，这种不均衡事实上就是贫富分化的一种根源。西部大开发，就是缩短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力图通过西部的发展而拉平地区贫富差距。从2000年西部大开发开始至2009年，西部地区GDP年均增长11.9%，高于全国同期增速，占各地区GDP加总数比重从17.1%上升至18.5%。西部地区的生态、社会结构、文化教育、基础设施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减少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异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城乡差距是影响我国整体收入公平的重要瓶颈，农村发展不起来，我国就不可能真正解决贫富差距问题。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决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全面进步。新农村建设推行以来，农村各项事业进步明显。
中央不断加大对农村的投资。仅2009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达7161.4亿元，比上年增长20.2%。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十一五”时期，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先后跨越4000元、5000元大关，2009年达到5153元，年均实际增长 8.3%;2010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3078元，实际增长9.5%。“十一五”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
社会福利大幅度提升。2006年起，在全国范围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和牲畜屠宰税，延续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就此终结。2007年，农村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上学不用交纳学杂费。2008年，全国农村基本建立起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2009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正式启动，农民看病贵、养老难的负担也大大减轻。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自2006年以来，国家累计安排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中央投资590亿元，解决全国2.15亿农村居民及农村学校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超额完成“十一五”规划任务。“十一五”前四年，新改建农村公路156万公里，比“十五”末新增28万公里，农村公路通达水平和通畅程度大幅提高。大电网对农村人口的覆盖率超过了95%，基本实现了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同网同价。国家大力扶持农村发展清洁能源，“十一五”末全国户用沼气将达到 4000万户。农村危房改造项目已经启动，截至2009年11月30日，全国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任务开工率91.1%、竣工率64.9%。
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取得全面进步。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免费教育开始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现全面覆盖，参合人数达8.33亿人。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全面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成功推进。农村文化事业快速发展，一系列文化下乡工程顺利实施。
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形成。从2002年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医疗救助、城市医疗救助、城镇居民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农村低保、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农村五保供养等制度建设，并开展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等工作，如今已经基本形成了覆盖全国、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到2011年末，我国居民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2.84亿，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达到4.73亿。全国有8.32亿农民参加新农合，1300多万被征地农民纳入基本保障制度。
此外，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实施、控制房价政策的实行都是有效解决贫富差距的措施。应该说，我们党和政府在解决全国的贫富分化问题上做了很多的工作，也收到了很大实效。更重要的是党中央、国务院充分认识到了现阶段贫富差距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反复强调要采取措施，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在这方面党和政府显示了坚定的信心和毫不动摇的决心。
五、积极化解“仇富”心理
中国向来具有平均主义的传统，“不患寡而患不均”，“等贵贱、均贫富”是中国几千年政治文化心理的一种集中体现。有着这样的文化心理作基础，再加上我国现实的贫富差距，使得一些人尤其是城乡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仇富心理，这种仇富心理表现在许多方面：
第一，对于富者生命等合法权益的漠视。当富者或者其家属遭受各种非法打击甚至被剥夺生命时，不少人连声叫好，以一种幸灾乐祸的方式表示庆贺；更有一些网络“愤青”在网上散布各种真假难辨、道听途说的不利于受害富人的消息，公开表达自己的泄愤情绪。
第二，对于富人的一切表示怀疑。不仅富人致富的方式和手段被怀疑，富人的道德品质也被视为可疑；富人的能力、知识、勤劳，在某些人的眼里是子虚乌有的，似乎富人致富靠的就是权力、贿赂、欺骗、奸诈；富人没有什么可以让人信任的；富豪们应该有原罪。
第三，公开或潜意识地有一种“劫富济贫”的主张和诉求。个别 公开主张这种想法的人很少，但潜意识里具有“劫富济贫”想法的大有人在。
应该说，弱势群体痛恨富豪包括权贵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在强烈的对比之下感受的不公平在没有深思熟虑的前提下产生了这样一种情绪化的反应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将之付诸行动就很危险了。而且，即使是这种情绪，也是一种极端非理性的意识，对于社会的危害极大。对于贫富分化，我们的确不能听之任之，正确的方式方法应该是靠新的制度和体制，靠政策和措施，而不能简单地仇富。仇富产生的后果会是严重的，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撕裂社会，制造社会对立，制造社会冲突和断裂，引起社会动荡。“仇富”心理不仅使得富人和穷人之间形成了天然的隔膜，而且使得两者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情绪。这种情绪一旦在合适的时机爆发，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阶层的分化，很容易把本来只是社会角色的差异和收入的差异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最终把社会的统一体彻底地加以撕裂。这样的后果就只能是社会动荡，危机四起，国家的发展进程被严重地耽误。
第二，弱化了正当致富动力，严重阻遏了社会进步。“仇富”的恶性发展会使人们不敢正大光明地发财致富，致富将会变成一个牟利不公的代名词，富人将
第三，煽动暴民情绪，违反现代民主。“仇富”心理与“妒富”心理不一样，它具有强烈的报复性，他会把自己现实生活中的苦难简单归咎于富人的存在，这种心理一旦获得普遍的认同，或者有部分的同情人士给予他们暗示或者慰藉，都可能激发他们内心报复情绪的放射性释放，继而引起整个弱势群体的共鸣，使得个体的怨恨情绪转换为集体的报复行动。这事实上是在鼓动暴民倾向，把社会上潜藏的暴民倾向一览无余地加以彻底地释放，这在前现代社会里弱势的下层民众没有表达自己诉求的途径和不可能通过正常程序来迫使统治当局改弦易辙的背景下是不得已的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可是在现代民主社会里，人们表达自己的诉求、愿望、利益的途径很多，现代政府的政策可塑性很强，在这个时候完全可以通过民主的程序表达意见，通过制度更新甚至民主政府工作人员的更替来达到目的。如果任由这种仇富的情绪蔓延，其结果只能践踏民主，引起社会倒退。
第四，无视法律制度，任凭主观好恶行事。“仇富”情绪仗着以广泛的道义同情为基础，以传统的法不责众�
那么，面对“仇富”情绪，我们的政府、社会、个人究竟应如何应对呢？
首先，第一位需要回应的是政府。政府对于这种情绪和持有这种情绪的人群不能简单地加以鞭笞和谩骂，只能理性地分析和积极地应对。应该找出形成这种贫富分化的原因，采取有效治理贫富分化问题的多方面的措施和手段，不能拖延，更不能粗暴地压制弱势群体。一是要正视问题，二是要了解原因，三是要积极解决。在这三个环节上，政府要坚定不移，决不松懈，决不拖延，其中心目标就是不要让这种情绪继续恶化。
第二位需要作出回应的就是富人。富人要时时提醒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公民，要遵纪守法，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位社会成员，决不可因为自己的富裕身份而表现出高人一等，更不能以此来祈求特殊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不能歧视、鄙视弱势群体。同时，富人作为社会既得利益者，一定要对社会负有感恩之心，积极主动地回报社会，关爱弱势群体，注意道德形象，这样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仇富”滋生的因素。
第三位需要回应的是我们每个普通社会成员。面对“仇富”，我们既不能哗众取宠、曲意逢迎，也不能过度理性、漠不关心。我们要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要积极缓解人们的这种情绪，要告诉他们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只能用经济的、社会的手段来加以解决，而不能诉诸极端的方式。同时，我们要和党、政府一道积极地克服困难、寻找途径，解决贫富分化问题。
六、致力改革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这是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的观点。目前我国所出现的一定程度上比较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不是改革开放的本质内容，只是阶段性的阵痛而已。对此，我们既不能麻痹大意，也不能惊慌失措，以为即将天下大乱。正确的态度是继续坚持改革发展的大政方针，坚持科学发展的思路，把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环境美好、人伦和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历史告诉我们，不改革开放，不坚持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只注重生产关系的调整，太关注于分配，在生产力低下的前提下再公平的分配政策最多也只能实现均贫。这条道路证明是不符合现代化发展趋势的，已经被我们抛弃了，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只能是继续改革发展，通过发展把我们社会的整体实力增强，通过改革把 目前我国的经济实力较过去虽有了巨大的增加，但就人均GDP来看，我们还处于发达国家四五十年前的水平，在这样的基础上无论作怎样的公平分配，都不能实现共富。况且，发达国家的经验也告诉我们，贫富分化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通病，不是中国独有的怪物；贫富分化也不是现代化发展的癌症，它是完全可以治愈的，治愈的药方就是：生产力更加发展、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公平合理。
从战略上来看，发展问题决不能放松，这是多数中国人的共识。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发展、怎么发展、为谁发展？毫无疑问，我们的发展一定要围绕共同富裕这个大目标、大战略来进行。为了实现这个大目标、大战略，我们需要在发展中注意一些问题。
第一，要注意城乡协调发展，要把农村发展放到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来。改革开放以来，除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的农村改革成效显著、农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外，农村发展远远滞后于城市，这就在客观上加大了城乡发展的差距，加大了全国的贫富分化程度。如果我们不把更多的精力和智慧放在农村发展上，80%的中国人口就无法富裕，这会极大地拉大全国的贫富差距。如果这80%的人口收入不断提高，不断缩小与城市人口的贫富差距，将给全国贫富差距的缩小带来巨大贡献。
第二，要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努力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巨大的地区差异是中国国情的一大特点，也是造成全国贫富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因素。要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不把广大的西部地区落后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加以彻底的改变是不可能实现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在各种政策上对西部地区实行倾斜、照顾，逐步增强西部地区的造血功能，西部大开发战略恰恰是加快西部现代化进程的最全面系统的工程，成绩异常显著，继续实施下去对西部地区的发展会起到更大的作用。
第三，坚持科学发展，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在发展问题上，我们要站在制高点上着手我们的计划，不能是低起点、低要求、低标准；要把发展放在一个广阔的视野中进行，不能只看到三年、五年、十年的发展前景，要考虑到30年、50年、100年的发展前景，使得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稳定。否则，发展的不可持续直接会影响到贫富的波动。
第四，坚持全面发展，把增强硬实力和软实力有机结合在一起。在发展中，一般意义上都是把经济放在核心的位置上，这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的确很重要，但不是全部，而且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经济实力的重要性越来越弱，文化、外交、政治等软实力的作用在整个国家国力中的位置会越来越重要。解决贫富分化问题，既涉及到经济实力，也涉及到政治文化、消费文化、社会管理等软实力。只有将硬实力和软实力有机结合，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解决贫富分化问题。
在改革问题上，我们也要毫不动摇。我们的社会变动是如此迅速，当今国际社会的融合又是如此的密切，一切过去行之有效的制度、方案、措施在这个时代里实现的时间越来越短了。不改革，我们就会延误时机，就会耽误发展。改革需要因时因地加以及时灵活的变动，没有陈规可循，只有大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具有长久指导意义。在围绕共同富裕问题上，目前我们的改革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政治体制改革，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是有问题的，中心是民主监督的机制缺乏，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一旦这个集团形成，涉及到公平处理收入分配问题的改革就很难进行下去。
第二，注重社会保障制度和体制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防止社会弱势群体被抛弃、保障他们基本社会权利的治理社会的重要手段。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弭、减轻由于贫富分化而带来的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也在事实上减轻了贫富分化的程度。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史上曾出现过严重的贫富分化，它们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完善社会保障。
第三，加大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力度，建立起更加完善的收入分配体制。收入分配制度直接影响到贫富分化，但无论是一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我们在相关的问题上都存在不少问题，像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隐性收入比例过高的问题必须要通过制度化的举措来解决好。
第四，要把反腐败放在一个重要的地位，防止权钱勾结、破坏公平分配的原则。腐败不但是一个违法违纪的政治问题，也是直接与收入分配相关的经济问题，更是与贫富治理相关的社会问题。腐败解决不好，权钱勾结就会横行，整个社会管理的公平就得不到保障，收入分配的公平自然也会遭到破坏。
注释：
[1] 顾海兵《莫用“基尼系数”衡量分配不公》，载于2002年1月8日《中国商报》。
[2] 李实《中国收入分配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载于《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4期。
[3] 《国家统计局：全国基尼系数目前无法计算》，参见2012年3月8日《北京晨报》。
[4] 曾国安、洪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及现状评价》，载于《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5] 郭家宏《19世纪上半期英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及其化解策略》，载于《学海》2007年第6期。
[6][7] 丁建弘《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第338页。
[8] 参见王敏《巴西现代化进程中的贫富分化问题研究》，西北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
[9] 钱乘旦《寻求社会的“公正”——20世纪英国贫富问题及福利制度演进》，载于《求是学刊》1996年第4期。
[10] 黎英《德国政府的头疼问题：穷人越来越穷》，参见2005年1月20日《中国社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