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教学论文范文优秀29篇》

在学习、工作中，大家肯定对论文都不陌生吧，论文是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怎么写论文才能避免踩雷呢？

古代文学论文 1

一、加强古代汉语基础知识训练

要学好中国古代文学，必须首先过好古文阅读关，能读懂文言文。学生不掌握好古代汉语，就难以阅读与理解古代文学作品。针对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高专学生基础薄弱的问题，古代文学教师在赏析作品前一般应先疏通文意，加强对学生古代汉语基础知识的训练。这种基础训练，首先体现在古代文学教师在疏通文意时，强调学生注意把握语言文字的各种含义及相关知识。其次，要注意古代文学与古代汉语两门课程的融会贯通。古代汉语的内容分为文选、常用词与古汉语通论三部分。文选部分即语言学的经典，往往就是文学名篇，与古代文学重在赏析不同，其更侧重字、词、句的落实。常用词的用法与古汉语通论部分，是读懂古代文学作品的重要相关知识。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师应与古代汉语教师进行沟通，使二者的教学紧密衔接。对古代文学课程来说，有了古代汉语的相关知识和教师的语言学分析，学生就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欣赏、把握其文学特征。在学生课外学习方面，主要依靠多读多看。引导学生多读作品，选择一部分好作品反复熟读，开始时可以选择简练优美的唐诗宋词，进而选择散文名篇如《聊斋志异》《唐宋传奇》《世说新语》《古文观止》等。通过多读多看，逐步掌握文言文的丰富词汇和语法规律。

二、激发学习兴趣，培养自主学习意识

兴趣是推动人们去认识事物、探索真理的一种重要动机，是学生学 大教育家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瑞士现代心理学家皮亚杰也认为：“一切有效的活动必须是以某种兴趣为先决条件。”兴趣是求知的内在动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他们就会积极主动地学习，学习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引导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提高学习兴趣

态度决定行为，学生对古代文学意义的认识深刻，学习的态度端正，必能提高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首先，引导学生消除“古代文学无用”的错误观点。通过古代文学的学习，可掌握古代优秀文学文化，增加知识储备，提高综合素质，提高阅读、鉴赏、语言表达与文学创作能力，为以后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和其他工作打下基础。古代文学作品既给后人美的享受，又给后人提供无穷的学习提高的机会。现代文化文学对古代文学的借鉴与沿袭永远不会停止，如金庸、琼瑶的小说创作得益于古代文学丰富的滋养，又如方文山等众多音乐人化用、改编古诗词，不仅在文化传承上有积极意义，而且丰富了现代文化宝库。其次，如王慧刚所言：“古代文学课程不是远离现实的历史存在，而是与现实人生密切相关的。古代文学的讲授不仅仅是文学知识的传承，更是人文精神的传递。”无论学生将来从事何种职业，人格修养、修身养性都是必需的。从古代文学可以挖掘与现代人生的诸多契合点，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理想人格。如苏轼的《定风波》“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面对挫折，任运随缘；屈原的《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锲而不舍，坚守理想；《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坚强包容，君子品性。

2.改革教学方法，激发学习兴趣

古代文学教学中传统的黑板粉笔加教师讲授的方法模式已不适应时展的需要，不适应高校教学改革的需要。古代文学教师必须不断改革、完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借助情境教学，寓教于乐，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情境教学，即根据教学目标创设以形象为主体的、富有感情色彩的具体场景或氛围，再现文学作品提供的情景，使学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吸引学生主动学习。如学习《诗经•蒹葭》时，可运用多媒体制作诗歌情境：秋水茫茫，芦苇苍苍，白露晶晶，抒情主人公徜徉在这寂寥的河畔，凝望追寻河对岸的“伊人”。在这个画面的衬托下，投影出诗歌原文，同时播放背景歌曲《在水一方》。通过创设的生动形象的情境，使学生投入诗歌的情感内涵感受体味中。“实践出真知”，通过自身实践，触发想象和联想，学生才能深刻地领悟文学作品的情感内涵和艺术形式。情境教学，还可运用表演的方式。且不说宋元戏剧、明清小说，连一些简短小诗也有改编与表演的张力和空间。如布置学生表演岑参的《逢入京使》：“长路漫漫，诗人思乡之情顿起，不免双袖龙钟。马蹄得得，诗人与故友偶然相逢，一番寒暄之后，本想托故友捎带家书，偏偏没有纸笔，只好捎带平安口信。”诗歌情境的创设与表演，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学习热情空前高涨。对一些经典作品进行改编和演出，也是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兴趣的有效方法。运用多媒体对文字、图象、声音以及动画、影视等的综合处理，使一些在传统教学条件下很难表达的教学内容生动、形象、直观地展现出来，而且便于创设情境，营造一种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达到声、图、文并茂的情境教学效果，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例如，传统的作者简介往往很难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利用多媒体将作家的画像、图片资料以及历史地图等引进课堂，配以文字介绍，形成的教学效果将大不相同。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播放声情并茂的朗诵音频文件，或播放《唐之韵———唐诗》《牡丹亭》《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影像视频，吸引学生的兴趣，加深学生的感性认识，增强教学内容的表现力，帮助学生具体而深刻地理解作品内容。多媒体技术运用于古代文学教学，形象生动的图像、直观丰富的文字呈现，可有效增加课堂知识容量，优化课堂教学内容，激发学生求知兴趣，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过程不是学习者被动接受知识，而是积极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无论采用何种教学方法，都要从学生实际出发，贯彻“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原则，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主动积极性，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自觉做学习的主人。

三、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

要解决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高专学生学习古代文学存在的问题，必须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使他们体会到学有所成、乐于学习。物各有理，学亦有法，古代文学课程也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和学习方法。诵读，是古代文学最基本、最重要的学习方法。古人曰：“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朱熹在《熟读精思》中亦云“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高专学生大多古代文学基础薄弱，因此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应强化学生的诵读。诵读是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积累知识、发展能力最基础的环节。字的识记、词句含义的理解、作品思想内容的把握，都要靠多读才能做到。诵读不只是教师示范诵读吟或放音像资料，更需全体同学参与。通过吟诵，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理解赏析能力、阅读能力和自信心。诵读也不是光朗读，而应与思考、揣摩、感悟、想象等思维活动结合。要指导学生边读边思考，揣摩、感受作品的内容大意、遣词造句之妙、作品的情感。同时引导学生借助联想和想象，把诵读内容与自己的生活经验相沟通，补充作品形象的内容，深入把握文章的旨趣。除了诵读外，还应注意泛读和精读结合。有的文章只要泛读即可；经典作品应该精读，有的需要逐字逐句地琢磨，做读书笔记，记下读书时的感想、看法和意见，名篇、名段、名句需要多背。长期坚持，不但能丰富自己知识储备空间，增强审美能力，而且有助于提高阅读能力与思维水平。平时多读多记，有了文言语汇的积累，有了文言语感的深切体会，阅读古代作品就不会有很大困难了。

作者：梁珍明 单位：广西南宁地区教育学院

（二）

一、古代文学类课程教学质量优化措施

（一）充分协调古代文学授课各个教学要素

对古代文学授课质量有影响的主要� 人当然是指学生和教师；物是指教学所使用的教案、教材和辅助工具等；时空是指教学场地和课时的设定；情感指的师生沟通，学生的兴趣和信心等。充分协调这四个主要的因素对古代文学类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有很重要的作用。在教学过程中，教案的作用非同小可，教师要在讲课前充分备课，尽量脱稿讲课，教师是否能够灵活的掌握教材的使用和选取，这对古代文学类课程教学质量影响很大。选择教材，不仅要结合学生已经掌握的知识结构，还要对学生日后的发展和深造考虑。时空这一要素对教学质量的影响也较大，对古代文学教学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文学课的教学和学习是有固定时间和场所的，要学习生涩难懂的语言，时间跨度较大、知识面也很宽广，文学社团也很多，这就造成教师无法在有限的时间教授所有知识，学生掌握情况也就不是很好。所以通常古代文学所设置的课时要比其他学科课时稍微多一些。最后是情感要素，对于所有学科的教学来说，都必然与师生的沟通交流为主体，古代文学学科也不例外，教师和学生的交流，主要包含对文学学科的爱好、兴趣以及情感交流，教师掌握学生的心理和情感变化，这对古代文学类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有很大帮助。

（二）改变古代文学授课理念

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核心的教学理念。陶行知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大师，他有一句名言：教最终目的是为了不教。这句话将教学的目的、本质和真谛描述的十分透彻。教师讲课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教学，而是为了不教，教师讲授课程不能只是单纯的将一些零散的知识点整理后灌输给学生，而是要教会学生整理资料、分析问题和解决困难的能力。所以，教学过程中涉及到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教学材料、教师和学生哪部分才是核心，才是关键？笔者认为古代文学类课程教学的核心和关键是学生，教学资源、教师或者是教学方式等，都是围绕学生展开并进行优化的。教师要在古代文学类学科的教学中，将学生掌握的知识体系和储备与讲课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教师讲课过程要针对学生水平的不同因材施教，也就是要做到具有针对性，而不是对所有学生采取一种方式。另外，教师要结合实际情况使用和选择教材及辅助教学设备。对于设置古代文学课类课时，要结合学生正常作息时间，尽量不要占用周末或晚上。教学场所要保证明亮、宽敞和干净，教学设备和所有设施也要准备好。同时在课堂上或课后，教师都要和学生针对信念、兴趣和意志等积极沟通，有利于提高古代文学类课程的教学质量。古代文学类学科的教学要以学生为核心，不断促进素质教育工作的开展和进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将古为今用和学以致用作为教学观念，将古代文学知识向当今社会开放，寻找古代文学对当今社会的启发，实现现实与古典的高度统一，使古代文学类课程不仅蕴含丰富的古典文化底蕴，还焕发着当今时代的勃勃生机。教师在教学和备课的过程中要不断整理、挖掘并快速领悟这些知识，这样才能更好的传授给学生，让古典文学知识对学生的职场及人生规划都有积极指导的作用。古典文学很多典故中都蕴含着成功的技巧和为人处世之道，对学生日后择业和发展有借鉴作用。另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适当的开设各种实践活动，让学生真正运用到所学知识，例如开展学生职业生涯素养的实践课程，或者为人处世及心态的调整等。

（三）增强古代文学类课程现代与传统的结合

对于古代文学类课程的教学方式来说可谓是五花八门，每种方式都有其自身的优势和不足。根据教学方式理念的不同，主要分为传统方式和现代方式。传统教学方式一般是教师单纯的讲解教材内容，必要时让学生回答问题，而学生也只是单纯的听讲而已，获取知识的方式也只是听教师的讲解。传统教学方式的优点就是教师能够很容易掌握课堂秩序、教学内容和进度，教师根据自己独特的观点和魅力吸引学生认真听课。但也存在不足，例如学生和教师的观点存在矛盾时，就无法保证学生跟随自己的想法完成学习内容，这部分学生就被课堂教学所孤立，无法调动这部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归根结底是没有实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古代文学知识的某些问题无法以传统思想和教学模式很好的解决，此时就需要利用现代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进行充分结合。现代式教学方式和传统方式有很大差距，多半是以真实案例或讨论的方式进行教学，在课堂中，教师只是指导者和引领者，对学生之间的探讨和矛盾进行沟通，而学生才是主体，教师不会将自己的想法强制性的灌输给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思想和教师的思想可以持平，也就是当教师和学生观点产生分歧时，学生可以提出质疑。这种教学手段并不单纯注重掌握知识，还关注学生是否具备独立辨析能力。其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学生一直处在积极思考的环境中，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在课堂上建立起了一种自主探索文学知识并追求真理的习惯，在课后也会为了个人兴趣而不断探索，由此培养的自主学习能力在步入社会环境中是非常必要的。当然这种教学方法也存在不足，学生会受到学习知识和自主思考能力不足等因素的制约，往往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在实际的文学类课程教学中，传统和现代教学手段有机结合才是提升教学质量的最佳途径。依据课程内容的要求，关于文学史的知识教师可以采取传统陈述教学方式，使得学生跟随教师的思想脉络建立完整的文学史发展线路，基本掌握每个阶段古代文学的代表作家、著作和文学流派、文学发展环境等知识，初步形成自己对古代文学的理解认识，在具体学习古代文学著作时，就可以充分展现学生的学习自主性，采取小组讨论、随意发言、指定演讲的形式，通过这种方式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二、结语

中国古代文学类课程教学，看起来是一项普通的教与学的过程，但是实际上却是一个繁复多变的教学项目，其中涵盖了多个方面的教学元素。教师在教的过程中，应该科学合理地运用教学资源，秉承以学生为教学主体的教学思想，重视教学理念及教学手段的优化完善，进而提升中国古代文学类课程的教学质量，并培育出优秀的实践型高素质人才。

作者：韩霞 单位：吉林警察学院

（三）

一、实行“经典诵读”，回归文学本位

笔者认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不应该以文学史为主，而是需要在文史结合的基础上的以文为主，回归文学本位。要想真正让学生回归文本阅读，实行“经典诵读”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文学经典是历经了几千年风雨历练和时间考验的人类智慧和情感的结晶。作为民族传统文化载体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积淀着广博深厚的传统文化和民族之魂，充分体现了先人对自然和人生的体验和感悟。尤其是那些反映积极进取、忧国忧民、识礼重义等儒家人文传统的作品对于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平复急功近利的心态，塑造健全的人格很有启发和帮助。“经典诵读”能够使学生从道德修养、情感体验和审美感受等方面受到熏陶，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无疑比直接对他们进行说教更有效，而且能够产生持久的影响力，这对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文学发展和历史文化的背景上，对一些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更加深入的学习，培养学生的诵读和基本分析、鉴赏的文学作品的能力。与此同时，教师在教学中，尤其是在作品讲读、分析的时候，多运用古代文学的兴趣。对此，教师首先应当努力提高自身的审美素养，使自己成为一名成功的文本鉴赏和阐释者。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试着先撇开围绕作品的外在说明，直接把学生领到作品面前，并努力为学生创设自由的审美氛围。比如使用一些诗性的、形象性的语言，或音乐等多媒体等手段，把学生带进作品所表现的意境之中，帮助学生进入一种自由的审美状态，鼓励他们对作品本身的结构、语言艺术等发表自己的看法，进而激发学生的审美情趣，重新唤起学生的文学感觉。例如唐诗名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一首极富诗情画意的诗篇，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仍是按部就班地讲授作者生平、师生朗读作品、分析诗歌内容、师提问生回答等传统教学方式，很难激发学生对这首诗的审美感受。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效运用多媒体课件，播放专业人士的朗读录音，并让学生充分朗读作品，再加上教师在讲解中运用富于感性和诗意的语言，可以丰富学生的视听，激发学生的审美感受。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绝非仅是传授知识的过程，它更是一个帮助学生塑造健全人格的过程。具体来说，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领悟那些蕴含在各种文学作品中的人文精神，包括经世报国的博大胸怀、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豪迈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等，使他们懂得更多做人的道理和自己身上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比如宋代大文豪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写的是日常生活中偶遇风雨这样一件小事，苏轼却赋予了它深刻的人生哲理，那就是人生的起伏是多变的、是突然的，是无法预知的。在人生的风雨中，重要的是心态，如果能以乐观洒脱的态度去面对坎坷，泰然处之，总会有云散日出的时候。教师由此可以联系苏轼在黄州的经历，引导学生学习体会苏轼在这种超然物外的旷达背后，仍然坚持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之精神。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古代文学知识的传声筒，更应该肩负起传道的责任，帮助学生塑造健全的人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是文学教育者最重要的责任。

二、结语

总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中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应该在文史结合的基础上，以文为主并实行“经典诵读”，实行“经典诵读”，以此回归文学本位；教师应该努力想办法注入更多的时代内容，拉近学生和古代作家作品的距离，并努力发掘中国古代文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的人文价值，以创造性的解读让学生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当代意义；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传承使命感；鉴于中国古代文学本身所具有的美育功能和特性，教师在教学理念上应把审美教育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以诗性阐释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审美情趣，在此基础上帮助学生塑造健全的人格。

作者：陈欣 单位：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

（四）

创作型作业重在开放性思维的拓展和培养。笔者采取的主要形式是感发式改写。比如根据某个神话文本、《诗经》中的某个篇章、某首诗的诗境进行改写。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后羿射日》、《伯兮》、《君子于役》、《击鼓》取得让人叹为观止的效果，其中有对作品及时代本身的把握、情景的虚设，更有当代视角的观照。论战争可以观照家国情感，谈爱情可以知往鉴今。学生的写作能力、领悟能力、想象力、整合能力、再创造能力得以综合的锻炼。另外，续写也可以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可以培养学生多维的思考习惯和能力。续写是在作品理解的基础上思维的延展，是课堂教学深入到人生体验的经历。如上文提到的《伯兮》，诗歌表现的是思妇因夫自豪为夫忧思的矛盾情感，究竟“伯”的结局如何，思妇最终将面临何种现实，诗歌并没有任何的暗示，这就给我的联想以多种可能。学生在续写的过程中有的以“伯”战罢凯旋，两情携手白头人生大团圆结局以告慰等待与爱情；有的则以“伯”最终战死沙场，“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悲剧结局震撼人心，更加深化了战争主题的反思；更有学生以《千年遗梦———献给<诗经>中的女子》为题，用现代人的视角和口吻和《诗经》中的女子对话，交流对爱情、对生活、对梦想的看法和反思。改编表演也是一种训练综合能力的有效途径。具体做法是立足于学习内容，在理解的基础上改编成可操作的微剧本演出。如在上完《楚辞》后，让学生自编自导自演微话剧《屈原》，这样既巩固了所学知识，进一步加深了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理解，更深入地了解楚国的文化和政治，学习以点带面，由浅入深，学生的各种潜力得以广泛的发掘和淋漓尽致的表现。如此的作业布置更有利于对所学知识的消化吸收，更能拓展能力，无疑给学生的启发和印象是一般传统的作业无法企及的。创作型作业的另外一种尝试是创作。创作是对所学知识的具体实践。如在学完《论语》后，笔者要求学生结合校园生活和学习实际，仿写十则“论语”。学生在作业的完成过程中自然加深了对《论语》语体特征的把握和运用，更了解了这个逐渐远离大众视野的语录体的魅力。又如在学完唐五代文学后，为了提高大家对诗歌更直观的认识，基于学生对古体诗（古风和律诗）的基本的了解，要求大家作一首自勉诗。在尝试写诗的过程中，学生对诗歌的情感和诗意的表达以及诗歌的格律有了更真切的感受。参与教学型作业主要是指关于课堂教学讨论内容甚至是有关自主授课的资料收集、整理、综合的准备工作。

古代文学教学的课时有限，对于一些《文学史》上相对而言只做概述介绍的非重点的内容或者由于时代和文学原因讲授有困难的内容，可用布置课后作业引导自学的方法，比如南北朝骈文、民歌、汉代的赋体文学、六朝文学批评等，既可用具体的问题引导学生各自学习，亦可分组集中学习，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内讨论检查效果。对于一些比较熟悉的又是文学史上比较重要的内容，可以有选择地让学生自主讲授，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重要作家，可让学生自行分组准备规定内容（可以是生平，可以是具体作品赏析，也可以是评价影响），然后推选代表发言。参与教学型作业让学生以课堂主体的角色进入学习，是教学方法的改变，也是教学观念的更新。但对师生双方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即学生要有专业精神，教师要有掌控能力，否则，效果会和预期有很大的差距。调查型作业虽然对古代文学教学适用面有限，但可视为对学生知识面拓展一种有效的补充。比如讲《诗经》会涉及一些民俗的问题，可让学生调查生源当地盛行或保留的婚丧嫁娶等民俗习惯或生活禁忌，并与《诗经》中涉及的相关主题对比，在比较中一方面结合文化加深对诗的理解，同时也可以做到对家乡文化的认识，对乡土文化的传承做出应有的贡献。作为一所坐落在楚都故地———荆州的一所大学的学生，对楚文化的了解无论是历史遗迹，还是风俗遗存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当讲到《楚辞》时，建议学生深入实地调查了解当今楚地的楚风情况，在“非遗”的大文化背景下，古代文学的教学得到了古今的结合和相关领域的广泛延伸。研究型作业更专门，要求最高。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的治学态度，锻炼治学能力和养成学术规范。可以是阐释型研究，可以是溯源流别研究，可以是考辨研究，还可以是整理研究，不一而足。可以说这是最为传统的一种作业方式，达成目标任重道远，此不深论。上述几个方面是对教学过程中作业布置的一种探索，或还有待完善，敬请各位同行批评。

作者：刘砚群 单位：长江大学文学院

（五）

一、古代文学的教学问题

古代文学的历史从先秦到近代，上下贯穿五千年，其中积淀下来的优秀作家和作品宛如星辰。古代文学中牵涉的内容不仅仅是几篇简单的诗词、歌赋，还包括文献学、文字学、传统文化、历史、哲学、宗教、政治等，加上文学作品所使用的语言为文言和现实社会有一定距离，现代考古学又不断充实新的内容，所以当代的古代文学的教学任务是复杂、繁重的。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深入，古代文学的教学时数不断的压缩，中文本科师范本科的专业由1994年的6到8个学期的开设，压缩为4个学期。课时量也有原来的400到500不等递减到现在的250课时，教学内容如此丰富但教学时间却十分有限，大部分的内容都无法深入探讨，只能让学生了解个大概，或者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文学史脉络的梳理上，文学作品的讲解根本无暇顾及。大部分的学生无法深刻理解理论的内涵，大多停留在肤浅的记忆阶段。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教学时间更好的丰富教学内容，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如何分配文学史的授课和作品选讲的授课时数尤为重要。如何将这门历史久远内容丰富的课程讲好，除了教师自身的专业素养之外，还应当运用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传统的“一支粉笔一快黑板”的教学手段耗费大量的时间，效率低下。利用多媒体教学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教学的缺陷，展示大量丰富的信息和内容，而且声音、画面的使用也让课堂气氛变的更加轻松、活跃、形象，让原本难理解的知识转化为形象直观的体验，便于学生理解，但是在实际的多媒体教学的运用中，很多教师为了适应多媒体教学的运用，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经历搜集大量的音像资料，制作多媒体课件，压缩以往书面备课的时间，以多媒体教学的形式单向灌输，不注意和学生的交流和讨论和启发学生思考。最后导致学生上课要不就一味“看热闹”，要不就是不停记笔记，喧宾夺主式地俗用和滥用多媒体。在实际的古代文学的教学中，究竟如何使用多媒体的教学，是我们古代文学教学改革面对的又一问题。

二、古代文学中教学改革的几点设想

1、明确教学目的，创新教学观念

古代文学的课程开设，不仅仅只是教会学生古典文学的常识和基本技能，对师范生来说更是一种人文素养的提高，一种气质的熏陶，一种底蕴的积淀，一种正直人格的培养。几千年的古代文学史其实就是炎黄子孙的心灵发展史，通过学习先哲们留下来的重要精神食粮，以感召后人，提高未来社会接班人的人文素养内涵。学习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定爱国信念；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迈磅礴的性格；学习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这种心系国家安危，同情民生疾苦的爱国之情。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以形象生动的人文形象和风格多样的语言，引导学生在古人理想人格的感召下磨砺和提升自己，从而建立起健康的心理和高尚的情操，虽然古代文学对社会的贡献不像科学、经济那么直接，但也是教育以人为本理念的根本。

2、优化课程设置，合理分配教学内容

古代文学是中文专业的基础和支撑课程，应建立选修和必修相结合的课程体系，对不同层次和专业的学生应可有侧重，如专科生更多侧重于必修课，为将来更深层次的学习打下坚实基础，本科生则可侧重于选修课，引导学生更多的阅读原著，提高自己的文学鉴赏能力。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工作特别要处理好文学史和作品选的关系。首先应当结合人才培养方案和学生的特点，制定完整、合理、充实的教学大纲，立足于对整个中国文学史的总体把握，明确每一章节的教学目的，突出重点，规定讲授、精读、泛读、背诵的作品篇目。其次，根据文学史和作品的不同特点应采用不同的方式，文学史的讲解应结合当时社会和历史的不同阶段讲解，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发展状况，理清文学发展的基本状况，这样使学生能深刻理解属于特定时期的文学的风格。如：魏晋南北朝这一部分，历史上这一时期是社会的大分裂大动乱时期，朝代更迭非常频繁，如不理清当时社会历史的发展脉络，学生就无法深刻理解建安文学那种慷慨报国的情怀；南宋文学部分，如果学生不明白南宋政权建立的屈辱历史，也就无法体会以辛弃疾为代表的爱国文人的作品思想情感的真谛。可以将文学发展历史分为不同阶段串联起来讲，同时可以使用教师讲解结合学生自学的方式，查阅相关资料，并相应列出每个阶段的代表作家和作品，这样就将学生被动学习化为主动求知，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改变以往教师不重视历史社会的讲解的局面。作品的阅读和分析，笔者认为应针对学生情况结合作家的地位不同展开。对于程度较好的本科生应重点讲解重要作家的容易忽视的作品，而次重要作家则要重点抓住重点和有名的作品；对于程度较差的专科生应重点掌握重要作家的重点作品。如：李白，杜甫两位文学巨匠，对于本科生我们应以讲作家整体作品为主，突出初、高中未学习的但是对理解人物有重要作用的作品。如：杜甫可对其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重点讲解，其中的“黎年忧黎民，叹息肠内热”精炼的概括了杜甫忧国忧民的一生，在自己遭受了“幼子饿已卒”的人生至痛的情况下，他却“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这种爱国情感是学生在学习杜甫时应该深刻体会的。李白的《长恨歌》可以作为重点讲解内容，特别是作品的双重主题可以展开讨论，可以使学生收获文学理论方面的相关知识。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等篇目；杜甫的《石壕吏》、《登高》等作品由于学生在高中时期就已经系统的学习过，如在精讲就有“炒现饭”之效果了。对于次重要作家我们就应该重点讲解名篇，因为其他的作品文学价值也不是特别的高，如岳飞最为民族应该我们学习他的作品，可以从《满江红》入手，因为此首最能表达其“精忠报国”的英雄之志。

3、合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古代文学的授课的方式和手段可以多样化，不断完善多媒体的使用，但是多媒体的使用不是取代传统的教学模式，对于重点难理解的内容我们仍然使用板书，方便教师的思路和加深学生的理解。重点作家我们应该多使用生动形象的视频、图片资料，让学生对原本就比较熟悉的人物有更为感性和全面的认识，对于次重要或学生不了解的作家我们应该结合知识点展开，可以涵盖更多关于作家的信息内容。同时我们应该创造性的利用网络这个平台，建立网络信息化考核平台，教师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传相关的资料和教案，批改学生的作业和信息，构建自己的教学的网络平台，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自学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即使在学习上遇到了困难也能通过这一平台需求帮助，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将古代文学这门传统课程与现代信息技术结合，迸发出新的火花。

三、结语

总之，在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浪潮中，要充分发掘利用古代文学的丰富资源，广泛利用现代教学资源，将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现代活力激发出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定能焕发新的活力。

作者：薛莹 单位：江西鹰潭职业技术学院

（六）

一、古代文学的教学问题

古代文学的历史从先秦到近代，上下贯穿五千年，其中积淀下来的优秀作家和作品宛如星辰。古代文学中牵涉的内容不仅仅是几篇简单的诗词、歌赋，还包括文献学、文字学、传统文化、历史、哲学、宗教、政治等，加上文学作品所使用的语言为文言和现实社会有一定距离，现代考古学又不断充实新的内容，所以当代的古代文学的教学任务是复杂、繁重的。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深入，古代文学的教学时数不断的压缩，中文本科师范本科的专业由1994年的6到8个学期的开设，压缩为4个学期。课时量也有原来的400到500不等递减到现在的250课时，教学内容如此丰富但教学时间却十分有限，大部分的内容都无法深入探讨，只能让学生了解个大概，或者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文学史脉络的梳理上，文学作品的讲解根本无暇顾及。大部分的学生无法深刻理解理论的内涵，大多停留在肤浅的记忆阶段。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教学时间更好的丰富教学内容，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如何分配文学史的授课和作品选讲的授课时数尤为重要。如何将这门历史久远内容丰富的课程讲好，除了教师自身的专业素养之外，还应当运用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传统的“一支粉笔一快黑板”的教学手段耗费大量的时间，效率低下。利用多媒体教学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教学的缺陷，展示大量丰富的信息和内容，而且声音、画面的使用也让课堂气氛变的更加轻松、活跃、形象，让原本难理解的知识转化为形象直观的体验，便于学生理解，但是在实际的多媒体教学的运用中，很多教师为了适应多媒体教学的运用，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经历搜集大量的音像资料，制作多媒体课件，压缩以往书面备课的时间，以多媒体教学的形式单向灌输，不注意和学生的交流和讨论和启发学生思考。最后导致学生上课要不就一味“看热闹”，要不就是不停记笔记，喧宾夺主式地俗用和滥用多媒体。在实际的古代文学的教学中，究竟如何使用多媒体的教学，是我们古代文学教学改革面对的又一问题。

二、古代文学中教学改革的几点设想

1、明确教学目的，创新教学观念

古代文学的课程开设，不仅仅只是教会学生古典文学的常识和基本技能，对师范生来说更是一种人文素养的提高，一种气质的熏陶，一种底蕴的积淀，一种正直人格的培养。几千年的古代文学史其实就是炎黄子孙的心灵发展史，通过学习先哲们留下来的重要精神食粮，以感召后人，提高未来社会接班人的人文素养内涵。学习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定爱国信念；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迈磅礴的性格；学习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这种心系国家安危，同情民生疾苦的爱国之情。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以形象生动的人文形象和风格多样的语言，引导学生在古人理想人格的感召下磨砺和提升自己，从而建立起健康的心理和高尚的情操，虽然古代文学对社会的贡献不像科学、经济那么直接，但也是教育以人为本理念的根本。

2、优化课程设置，合理分配教学内容

古代文学是中文专业的基础和支撑课程，应建立选修和必修相结合的课程体系，对不同层次和专业的学生应可有侧重，如专科生更多侧重于必修课，为将来更深层次的学习打下坚实基础，本科生则可侧重于选修课，引导学生更多的阅读原著，提高自己的文学鉴赏能力。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工作特别要处理好文学史和作品选的关系。首先应当结合人才培养方案和学生的特点，制定完整、合理、充实的教学大纲，立足于对整个中国文学史的总体把握，明确每一章节的教学目的，突出重点，规定讲授、精读、泛读、背诵的作品篇目。其次，根据文学史和作品的不同特点应采用不同的方式，文学史的讲解应结合当时社会和历史的不同阶段讲解，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发展状况，理清文学发展的基本状况，这样使学生能深刻理解属于特定时期的文学的风格。如：魏晋南北朝这一部分，历史上这一时期是社会的大分裂大动乱时期，朝代更迭非常频繁，如不理清当时社会历史的发展脉络，学生就无法深刻理解建安文学那种慷慨报国的情怀；南宋文学部分，如果学生不明白南宋政权建立的屈辱历史，也就无法体会以辛弃疾为代表的爱国文人的作品思想情感的真谛。可以将文学发展历史分为不同阶段串联起来讲，同时可以使用教师讲解结合学生自学的方式，查阅相关资料，并相应列出每个阶段的代表作家和作品，这样就将学生被动学习化为主动求知，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改变以往教师不重视历史社会的讲解的局面。作品的阅读和分析，笔者认为应针对学生情况结合作家的地位不同展开。对于程度较好的本科生应重点讲解重要作家的容易忽视的作品，而次重要作家则要重点抓住重点和有名的作品；对于程度较差的专科生应重点掌握重要作家的重点作品。如：李白，杜甫两位文学巨匠，对于本科生我们应以讲作家整体作品为主，突出初、高中未学习的但是对理解人物有重要作用的作品。如：杜甫可对其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重点讲解，其中的“黎年忧黎民，叹息肠内热”精炼的概括了杜甫忧国忧民的一生，在自己遭受了“幼子饿已卒”的人生至痛的情况下，他却“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这种爱国情感是学生在学习杜甫时应该深刻体会的。李白的《长恨歌》可以作为重点讲解内容，特别是作品的双重主题可以展开讨论，可以使学生收获文学理论方面的相关知识。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等篇目；杜甫的《石壕吏》、《登高》等作品由于学生在高中时期就已经系统的学习过，如在精讲就有“炒现饭”之效果了。对于次重要作家我们就应该重点讲解名篇，因为其他的作品文学价值也不是特别的高，如岳飞最为民族应该我们学习他的作品，可以从《满江红》入手，因为此首最能表达其“精忠报国”的英雄之志。

3、合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古代文学的授课的方式和手段可以多样化，不断完善多媒体的使用，但是多媒体的使用不是取代传统的教学模式，对于重点难理解的内容我们仍然使用板书，方便教师的思路和加深学生的理解。重点作家我们应该多使用生动形象的视频、图片资料，让学生对原本就比较熟悉的人物有更为感性和全面的认识，对于次重要或学生不了解的作家我们应该结合知识点展开，可以涵盖更多关于作家的信息内容。同时我们应该创造性的利用网络这个平台，建立网络信息化考核平台，教师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传相关的资料和教案，批改学生的作业和信息，构建自己的教学的网络平台，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自学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即使在学习上遇到了困难也能通过这一平台需求帮助，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将古代文学这门传统课程与现代信息技术结合，迸发出新的火花。总之，在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浪潮中，要充分发掘利用古代文学的丰富资源，广泛利用现代教学资源，将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现代活力激发出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定能焕发新的活力。

作者：周建华 单位：内蒙古赤峰学院文学院

（七）

一、课中的教学对话

课堂教学是语言的艺术，大学课堂教学主要依赖语言媒介传播得以实现。由于授课内容庞杂和教学课时有限的巨大矛盾，传统的古代文学课往往以讲授为主，不可能进行大量专门的讨论，这就使课堂的有效交流受限，使师生之间基于课程的思维交流处于不对等地位，学生缺乏主动性而师生之间也缺少应有的和谐。笔者这里所强调的“课中的教学对话”，主要是指在自由开放、活泼灵动的课堂气氛里师生之间在教学过程中基于对教学文本的开放性互动交流，重在授课过程中对文学情境的营造和对作品的感知与阐发（感发联想），策略地利用交叉学科艺术如绘画、吟唱、方言等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开拓思维、培养创造理解能力。如绘画艺术的使用，在讲授《山海经•刑天与帝争神》神话时，启发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描绘自己心中的刑天形象。这里并不着重强调专业的绘画技能，而重在“形”与“意”的把握。从“形”上必须紧扣神话文本中的要点：断首、 但有的学生虽然把握了上述的诸要素，却没有体现出刑天“操干戚以舞”所体现出来的“猛志固常在”的坚毅品格和不屈的斗争精神。通过比较，相互点评，大家不仅对作品有了深入的理解，而且对这种新的教学形态抱以极大的热情。又如在讲授《登幽州台歌》后，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用绘画的方式表现此歌的内容。学生基本上能呈现那种登台望远的情景，但有的学生画出了城墙、大河，甚至画出了宋人的帽子，就有些离谱了。笔者又结合陈子昂的《燕昭王》诗，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其中的历史感、渺小感、压抑感、孤独感，于是有学生设计构图人处中远景，以示人之微茫渺小，用远处丘陵、乔木以示天地空阔，用乌云压境示压抑，用雁阵、夕阳示孤独。大家又竞相补充，不断完善，在有限的时间内，教学达到一个小高潮。在教学中，笔者一直鼓励学生用思想作画，只求意到，不强求技艺，这样大大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致，陆续出现了诸多关于神话、诗、词等作品意境的理解作品。古代文学里的很多文学形式都与音乐相关，可以统称为音乐文学，比如诗词曲，包括小说里的韵文部分等。这样就使得古代文学教学中的音乐手段介� 和绘画一样，音乐的吟唱，一样可以促进课堂对话的有效增值。音乐的吟唱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有据可循的唱，就是本来就有曲谱并流传下来，或者已经被改编走流行风并流传广远的。前者如姜夔《暗香》、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者如《阳关三叠》、李煜《虞美人》、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月满西楼》、《越人歌》等。另一种是无据可循的，根据自己的理解率性而发的唱。两个方面都能有效调动学生融入课堂教学之中，相对而言，后一种更具有挑战性。不必强求有乐律基础，重点在于理解性地尝试。比如原始歌谣部分，讲到南音之始的《候人歌》，笔者就拿出几分钟的时间和学生探讨，这简约而不简单的一句“候人兮猗”该如何唱好，或者怎样改编表达更好，并示范《渭城曲》的演唱和元代散曲对《渭城曲》的改编，给学生以启发，学生在激励下很活跃，大胆尝试。学生对此类教学环节感到新奇，在大家的积极参与下，课堂的气氛很热烈。对话的另外一种表现就是适时引入方言。古代文学具有很强的地域特性，而不同的地域总有独特的语言表达习惯，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适度引入方言，更有利于课堂对话，提高授课效果。虽然经过了千百年的发展，语言及语言的表达会出现很大的变化，但语言的延续性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保留。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方言的使用，并不是苛求还原古人的语言和语调，而是让学生更直接地感受不同语言表达的差异和特点，更直接理解语言表达习惯和情感表现的内在关联。比如讲授《楚辞》后，笔者就要求来自荆州江陵的学生用楚语颂《离骚》；学习《诗经》后，让河南的学生用河南梆子读《郑风》里的诗，让山西的学生用山西梆子读《魏风》里的诗，让陕西的学生吼《秦风》等。笔者也尝试过让不同方言区的学生用他们本地区的语言唱诵《登幽州台歌》，大家可以通过现代方言的表现，直观感受不同的语言表达呈现出的文化气场，这样既活跃了课堂气氛，更增进学生了对作品本身的理解。上文论及的课堂对话的几个方面，基本上都是从微观着眼，重在对作家作品的拓展式理解和深刻把握。对文学史的发展规律、文体研究等宏观性的问题，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可以采用问课式的对话交流，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进行师生角色互换，有选择地让学生讲授、大家质疑。

二、课后的作业设计

古代文学论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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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与创新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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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 3

总的来说，应用技术院校人文学科面临的问题的实质，是对人文学科在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目标下的认识不到位。这种认识的不到位应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个是管理者的认识不到位；一个是授课教师认识不到位，导致学科转型不到位。应用技术院校的管理者为强调“应用型”，提高就业率，以求在短时间内办出特色，根据社会需求，开设就业前景好的专业，提倡实践课程，希望学生就业时能“上手快”，理论课程的课时被大量压缩，学分被削减。而人文学科，如古代文学所讲授的是过去的知识，是历史形态的信息，看上去与现实生活是脱节的，对学生的就业似乎没有直接的帮助，久而久之，从直观上看，这些学科就成了一门“没用”的学科，学生也逐渐以为学习这样的学科是浪费时间。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如此片面强调应用型专业，狭隘地理解实践课程，无论是对学校发展，还是对学生的人生发展都是极其不利的。另外，人文学科的教学转型往往未能与学校的转型同步，表现为授课教师不能为本课程在课程体系中找准位置，在授课内容和授课方式上依然沿袭研究型院校的做法，教学实际效果与培养目标有距离。研究型大学培养的人才必须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如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它一般强调学科的理论性、知识的系统性，比如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各种文体的流变、各个流派的发生演变影响等。並且，应用技术型院校的古代文学教师，大多出自研究型院校，在教学中不自觉地沿袭了这种模式，但这显然与应用技术型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有了疏离。就中文专业的学生来说，“应用型本科教育应该要求理论‘坚实’，就是理论的科学性很准确实在，但是不要求过深。具体来说，一个正确理论摆出来，把它说清楚，让学生能够掌握这个理论就可以了。至于这个理论的来龙去脉、构成学派等等，就适可而止。”就其他专业的大学语文课程来说，如在古代文学教学中依然着力于探究文学发展的规律，各种文体或流派的发生演变，各个历史时期代表性作家创作的特点与差异，就势必会导致这样的结果：授课内容和方式陈旧，课堂上以教师的满堂灌为主，学生被动听讲，学习热情得不到提高，� 可见，应用技术型院校中古代文学一类的人文学科面临的困境的实质是，在新的培养目标下，由于自身的非功利性，在课程体系中定位模糊。这种定位模糊，极易引起管理者、学生甚至授课教师对这门课的轻视。任凭这种轻视发展，势必会导致这门课程的日益边缘化，最终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因为根据国发[2014]19号《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的要求，应用技术院校培养的人才应该是“文化素质+职业技能”，“文化素质”从哪里来？当然要从人文学科的学习中来。那么如何将非功利性的人文课程与培养应用技术人才这一功利性的目标结合起来呢？还需要管理者和授课教师正确深入理解“应用技术人才”的含义，转变观念，切实地为这个培养目标服务。

2解决应用技术型院校人文学科教学所面临问题的途径

解决应用技术院校人文学科教学所面临的问题，还得从思想认识和教学实际两个方面入手。首先，思想认识方面。就管理者来说，要记住“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如果学校的管理者被急功近利的办学思想所挟持，被浮躁的社会舆论所裹挟，一味地迎合市场需求，单方面追求技术、技能，那么大学将会变成没有“大学精神”的技能培训班。相反，应该牢记“高素质”、“职业技能”两条腿走路。如何确保“高素质”目标的实现？就是要重视人文类学科的设置。“大学教育不等于职业教育。大学教育的目标不能只限于给学生一种职业训练，而是要培养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的全面发展的人。因此，大学教育不仅要注重专业教育（科学技术教育），而且要注重文化素质和人文品格的教育（人文教育）。”“人文学科关系到一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和人文导向，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精神的塑造。”“如果忽视或者轻视人文学科，必然导致整个民族精神水平的下降，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庸俗化。”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品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关注民生疾苦，歌颂生命，热爱生活，赞美道德才华和独立的品格，亲近自然，重视乡情、亲情、爱情与友情……由于天然的感染力，文学作品在加强学生的人格修养、提升内在品位、提高综合素质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而人文素质的高低，对学生职业生涯的长短和职业空间的大小有着深远的影响。近年来，杀医案、伤医案频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医学院教学重技术不重人文的培养模式，导致了医生人文情怀缺失，行医过程中与患者沟通不畅，频频引发惨案。所以，从管理层面来看，古代文学等人文学科应该受到相应的重视，课时、学分应该提高。

这样才能使“高素质”和“职业技能”均衡发展，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技术和技能层面，制造没有文化的工程师。其次，教学实际方面，教师要改进教学方法。改进教学方法，不是仅指多媒体的运用等，“今人津津乐道的‘教学法’（如讲解时如何动静结合，以及怎么制作精美课件等），基本上可忽略不计。”也不是指我们通常理解的引导与鼓励学生进行古典诗词的创作与鉴赏。适当地引导和鼓励学生进行古典诗词的创作与鉴赏，曾被充分肯定过。但事实证明，这一做法只是针对少数对这方面有兴趣、有天分的学生来说是有意义的，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并不有意义。这里说的改进教学方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将古代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衔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能力，自主探究精神。具体做法，笔者以为最佳莫过于以下两种：一是以服务学生的长远发展为宗旨，采用案例教学法，以现实中的时事热点为案例，引导学生在古代作家、作品中寻找与现代精神相契合的例子，学会从古代文学中发现解决问题的智慧。比如以中日钓鱼岛事件为话题，串联起自屈原至陆游、文天祥，乃至秋瑾、黄遵宪等作家的经历和作品，探究爱国主义的真正内涵，使学生在钓鱼岛事件持续发酵的过程中，既能坦然面对日系汽车等日货，又能坚定“钓鱼岛是中国的”立场；以复旦大学研究生投毒案为话题，串联起李斯与韩非的关系、《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的内容，探究如何建立友善融洽的同学关系，面对别人成功时如何保持赞赏祝福的心态，遏制羡慕嫉妒恨等不良情绪；以网上流传的“丈母娘推高房价”之说以及电视相亲节目女嘉宾“宁可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的择偶标准为话题，分析其婚姻观，并将之与《孔雀东南飞》中焦母的婚姻观、《西厢记》中崔老夫人的婚姻观、崔张的婚姻观作对比，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恋爱婚姻观。采用这样的案例教学法要求授课教师不但能还原作品本身所包含的知识信息，还要能准确把握时事热点，并能敏感地将二者“接通”，探究这些知识信息与当今生活的联系，使书本上的“死”知识“活”起来。只要教师古今联系畅通谈吐自如，学生听讲定会“莫逆于心”，形成良好的课堂效果。

久而久之，无形中学生会有古今“不隔”之感，通过“尚友古人”学到古人的智慧，并将之内化，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增强其作为应用技术人才的内在涵养。二是以服务社会、促进就业为导向，加强实践教学，引导学生走出校园，一方面发现并阐释古典文学在现实中的运用。比如当今随处可见“中国梦我的梦”的宣传画，每一幅宣传画旁边都配有一首诗歌，可发动学生搜集这些诗歌，并分析古典文学知识在这些诗歌中的运用。如一个发式衣着古朴，正抱膝凝思，憨态可掬的小姑娘的宣传画旁边配的诗歌是：“始信泥土有芬芳，转眼捏成这般模样。你是女娲托生的精灵，你是夸父追日的梦想。让我轻轻走过你的跟前，沐浴着你童真的目光；让我携手与你同行，小脚丫奔跑在希望的田野上。呵，中国，我的梦，梦正香……”再如另一幅“管弦少年”的宣传画配的诗歌是“高山流水有知音，管弦少年奏心声。善曲歌罢和风煦，中国梦里处处春”。另外一幅“诗书继世长，忠厚传家久”的宣传画配的诗歌是“山路上的少年一脸阳光。山路上的书声诵着吉祥。山路上的书包装着未来，山路上的憧憬向着远方。诗书继世儿孙福，德耀门庭满族芳！”这些宣传画中包含着的古代文学知识：女娲抟土造人、夸父追日、高山流水等典故，“诗书”概念，古诗对偶押韵等常识……教师可引导学生搜集这些知识，并对这些知识进行梳理，请学生尝试着上讲台分析这些知识在当今宣传画中运用。这样做既能让学生切实地感受到古代文学的有用性，又能锻炼学生鉴赏能力、审美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当众阐释见解的心理和胆量。做到这一点，教师必须扬弃“传授知识型”的传统教育，实行“启发思考型”的创新教育，让自己成为一个促学者，指导学生做准备工作，纠正学生理解或讲解中的错误，使“教”与“学”两个主体的主动性都能调动起来。这无疑有利于学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也有利于他们将来走上社会后能关注现实、勤于思考、敢于展示自我。另一方面教师应引导学生将所学古代文学知识转化成实际运用能力，培养创造性。应用技术院校一般都有一些校外实习基地，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鼓励学生以这些基地为依托，积极参与社会上的有关活动，如地方旅游文化资源的整合，社区服务策划，广告公司、婚庆公司的创意写作等。这些新兴行业，为社会各阶层提供着适合现代生活的服务，但都需要深厚的传统文化为底色，以满足当下人们思想深处复归传统的渴望。如旅游产业与当地历史、文化相结合，社区服务弘扬仁爱、淳朴的风气，婚姻庆典插入孝道的宣传等，学生一旦深入这些活动就会不由自主地运用起在古代文学中学到的知识。在实践中他们不但会提高对古代文学的认识，也会改变学习古代文学的态度，更会体会到创造性劳动带来的快乐。而创造性也是应用技术人才必备的素质。教学中做到了以上两点，学生会早些融入社会，对社会所需、自己的优缺点有更明晰的认识，在就业时做到胸有成竹、自我定位准确。思想认识到位，才能发挥人文学科在“立德树人”方面的作用；教学内容调整、手段更新，才能赋予过去的知识和历史形态的信息以新的生命力，这样的人文学科教学才会既能满足学生这一生命主体获取知识的需求，又能满足他们自我发展的欲望，主动学习，增强就业适应性和竞争力。过硬的技术，加上良好的文化修养，才是真正的应用技术人才。

3应用技术型院校人文学科教学改革的配套措施

古文学论文 4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位对新文学的成长投入了满腔热情，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地积极开拓的元勋，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作家胡适先生。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关于胡适对学的贡献，常戴着有色眼镜来评价这位为新文学的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历史人物，也很少对其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这既违背了史家“不掩恶，不溢美”的作史道德，也不符合唯物主义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因此，我们应当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作一个全面的回顾，对在这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学运动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胡适先生重新认识和评价。

胡适对学的贡献主要在诗歌和文学主张方面。早在1915年，二十四岁的胡适在留学美国时，就破天荒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当时与胡适一同去美国的青年，支持胡适的人寥寥无几，但胡适文学改革的意志异常坚定，可以说是义无反顾。当他的好友梅光迪反对他时，胡适写了一首诗进行反驳并自我鼓励：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誓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褂，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作歌今送梅生行，狂言人道臣当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为重轻。胡适在这首如同大白话的诗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这一主张早于《新青年》三年，可以说，文学革命发轫于胡适一点都不夸张。与此同时，胡适更不顾在美国留学的同仁们的反对，自己尝试着用白话作文写诗、写剧本。他的《尝试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尽管其诗歌写得幼稚且缺乏情趣，但诗集的开拓之功是不容磨灭的。他在1916年8月4日寄给好朋友任叔永的信中说：“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胡适极力主张废除文言文，改用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作诗、作文，他说：“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言语。要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须笔译；要施诸讲台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当他的好朋友都竭力劝他莫冒险提倡学时，胡适的决心更大，他说：“吾志决矣。

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可见他在思想上做好了失败的打算，抱定了百折不回的决心。这些对文言痛加排斥，全盘否定而又不遗余力地实践新文学的观点为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不仅如此，胡适还在报纸上和给朋友的信中大肆宣传学，主张人们都摒弃文言文，改用。他从中国文学史中梳理出学的传统，指出了文学发展的趋势，更从欧洲文学革命取得的经验中获得启发，断定以口语代替远离口语的毫无生气的古文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虽然他的文学革命主张受到了复古派的围攻和喧嚣鼓噪，尽管他只有单枪匹马一个人，但他始终毫不懈�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著名的论文《文学改良刍议》。这篇在复古派看来非常荒唐而又离经叛道的文章，却为学注入了一支强心剂，是一篇讨伐文言文的战斗檄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项主张：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今天看来这八项主张并不算多么新颖惊人，可那时却是惊世骇俗之语。这八项主张实是对空洞无物的文言文彻底铲除，虽然有些观点并不是很完美，但它对僵死的文言文已构成摧枯拉朽的扫荡之势。这些文学主张的抛出奠定了胡适作为文学革命大旗手的历史地位。

当然，胡适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学者、诗人、文学理论家，他的思想感情同劳苦大众的思想感情还有不小的距离。因此，他的文学革命主张也只能是在推翻古文学，提倡学方面产生积极的作用。它不可能构建一种内容充实，生动活泼，带有劳动人民感情，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崭新的文学形式。但是胡适在新文学诞生期，为新文学的滋生、培育，身体力行地亲身实践，为新文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当我们回顾那段翻天覆地的历史时，无论如何，都应该肯定这位新文化运动先驱曾经立下的丰功伟绩。

古代文学论文 5

（一）课堂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从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乃至唐宋元明清文学，这些文学历史的脉络基本不变，教学的内容无非是文学史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等内容。相对固定不变的教学内容若要讲出新意和变化，只能依赖于评价视角的转换和改变。而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与运用就是一种新的评价视角和教学思路，不仅能揭示出古代文学的内在文化含义，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从民风民俗视角切入教学，才能有效地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从真实的文化氛围中领会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意图，得到真知和教育。民俗文化的内容丰富繁杂，需要教师结合古代文学授课内容加以整理和挖掘，再配以课件、图片、实物等教学手段，全方位展示。

1.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揭示讲授者能否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进行准确还原和揭示，首先关系到对作品的正确解读。尤其对于古代诗歌来讲，其蕴含的民俗文化因素往往不着痕迹，讲授者若昧于当时的风俗民情，难免有郢书燕说之失。如唐代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中的名句“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讲授者若不了解“星桥”为古代元宵节期间令人观赏的灯的名称，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是被灯装饰的河桥，其实星桥即是一种灯的名称。《云南府志》云：“元宵赏灯张乐，列星桥火树于道。次夕长幼挟游，爆竹插香于其处，相传以为祛病。”《宛平县志》也云：“元宵前后，金吾弛禁，赏灯夜饮，火树银花，星桥铁锁，殆古之遗风云。”可知这两句就是描写元宵节灯火的盛况，与真正的河桥无关。由此看来，古代文学教学应关注民俗资料，这样才能保证讲授知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对古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和揭示还关系到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古代送别诗词中“杨柳”意象的解读和分析，讲授者通常也会提及古人因“柳”“留”谐音而折柳赠别这一风俗习惯并解读出该意象所蕴含的留念、惜别涵义，但仅仅停留在此就忽略了“杨柳”意象的其他文化内涵，从而也失去了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理解的机会。笔者并不满足于“折柳赠别”这一民俗行为的介绍，而是通过引用各种文献资料进一步挖掘这一意象的深层文化内涵。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有记载：“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谈到“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至毒”；体现佛教教义的《灌顶经》中述及禅拉比丘曾以柳枝咒龙，观音佛以柳枝沾水救助众生。受此影响，中国民间称柳树为“鬼怖木”，认为它有驱邪保平安的功能。尤其在唐代，围绕“柳”展开的民俗活动已经非常丰富，如在门首屋檐插挂柳枝，头上身上佩戴柳枝以及折柳枝送别等等。正是民间社会赋予“杨柳”的特殊文化功能及各种与杨柳相关的民俗活动，使这一意象不仅蕴含留念、惜别的含义，更蕴含着“驱凶求吉”的文化含义，积淀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而成为送别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大意象。再如讲解李白《子夜吴歌》中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或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可以适时地对诗句中的“捣衣”民俗进行还原：“捣衣”既不是捶衣，也不是缝衣，更不是洗衣，而是古代的一种生产民俗，具体来讲就是衣服缝制前的一种特殊劳作，把衣料放置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捣使之平软便于缝制。同时运用多媒体播放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其画面展现的唐代妇女捣衣情景和捣衣工具形制会让学生对捣衣民俗有更直观的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捣衣多是民间女子为征人备置寒衣，常与政局动荡、战争频繁息息相关。战争越频繁，征夫越多，需为征夫制作寒衣而“捣衣”的现象越普遍，从而出现诗句中描写的“万户捣衣声”“寒衣处处催刀尺”的典型情景。在此情况下，学生自然会深刻理解作品所隐含的征人思妇的思念之情、盼归愿望以及对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厌恶的复杂情感内涵。总而言之，这种对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与揭示，不仅能有效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开拓知识视野，更能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阐释文学现象，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2.从民俗文化视角对古代文学史相关问题的阐释解读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除了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解读外，还包括各个时期文体样式、文学思潮、重要流派、文学传播及接受等相关问题的阐释与分析，这是文学史部分的重要内容。许多讲授者在讲授文学观点时容易流于单调、教条，使之枯燥、空洞，极易导致学生学习倦怠。如果能从民俗文化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阐释和解读，讲授效果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比如讲解元杂剧这一文体时，都会提到其情节结构的大团圆模式，但多数讲授者在此并没有深入挖掘这一情节模式形成的深层原因和蕴含的文化意蕴，学生也只是机械性地记住了这个观点而已，对此并没有很深的体会。倘若对大团圆模式的成因能从中华民族崇尚圆满的世俗心理、讲究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等角度进行阐释解读，讲授效果会得到很大的提高。这样从民俗文化视角所做的阐释和解读，不仅可以深化学生对文学史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拓展学生思维空间，开阔视野，实现学习广度与深度的有机结合也不无意义。

（二）实践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

一直以来，古代文学课程偏于理论教学，疏于实践教学的状况已� 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强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性，更好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就显得刻不容缓。笔者在该门课程的实践教学中，也尝试从民俗文化角度进行切入，注重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不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更有效提升了实践教学的效果。

1.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活动众所周知，兴趣既是学习的动力和内驱力，又是激发学习者创造性思维的催化剂。故而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常常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成为课程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也常常采用这一形式，只是如何运用该形式并取得相应成效需要教师提供视角和思路并精心组织。长期以来，笔者从民俗文化视角切入，围绕“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关系”之思路，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地开展了相关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组织”指的是在笔者带领和指导下利用qq群成立“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群，学生自愿加入，建立兴趣小组；“有目的”指的是群中话题讨论和活动开展都是围绕“古代文学和民俗文化”相关问题进行，如让群中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分门别类收集整理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民俗文献、民俗图片等古代民俗资料或描写反映民俗文化生活的古代文学作品；“有秩序”是从收集整理到分享再到问题讨论，有条不紊进行。时至今日，在qq群空间已经了兴趣小组所收集整理的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农业生产、日常饮食、文房四宝、工艺器用、花卉草木、岁时节日、游艺娱乐、巫卜信仰等古代民俗资料和民俗图片，以及古代民俗诗词若干首。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对拓展古代文学的学习空间以及提高学生收集整理资料的实践能力也不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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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时教师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这首诗歌的思想主题，学术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这首诗歌是歌颂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伟大爱情；第二种，这首诗歌批判唐玄宗荒淫误国；第三种，这首诗歌有双重主题：既歌颂爱情，又批判玄宗荒淫误国。那么怎么样来把握呢？首先看看诗歌文本，诗歌开头这样写道：“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1]白居易在诗 可是，笔者还原历史，比照《新唐书》，却发现是这样的：“玄宗贵妃杨氏，……始为寿王妃。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无当帝意者，或言妃资质天挺，遂召内禁中，理论经纬异之，即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聘韦昭训女，而太真得幸。”原来，杨贵妃先为玄宗的儿子寿王的妃子，后来被玄宗抢过去做妃子。玄宗抢自己的儿媳妇做妃子，这很荒淫。很显然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对杨贵妃的身世进行了美化，说杨贵妃成为玄宗妃子之前是良家少女——“杨家有女初长成”。美化的目的就是为了歌颂他们的爱情。如果是批判玄宗荒淫误国的的话，就不会美化杨贵妃的身世，只会批判后宫的。还原历史，就理解了作者的创作目的，也就明白了诗的主题。和《长恨歌》相反，白居易在他的“讽喻诗”《新乐府》之“胡旋女”中将杨贵妃写成了迷惑君心的妖女：“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并严肃地批判了唐玄宗不能辨别是非、沉溺于声色享受、不能自拔的生活。《新乐府》之“李夫人”中将杨贵妃比作惑人的尤物“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杨贵妃死前死后都能够迷惑君王，永世难忘，并告诫君王“人非草木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作者给君王提出了很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避免去遇到倾城倾国美人，这是规劝君王要遏制自己的荒淫思想行为的方法。上面两首讽喻诗中，杨贵妃不是清纯的少女，死后也不是仙女；而是尤物，是妖女，形象和《长恨歌》完全不一样。这种形象符合《新唐书》里面的历史人物形象。为什么符合历史人物形象呢？就是因为白居易在诗中要批判唐玄宗荒淫误国，而不是歌颂其伟大爱情。《新唐书》中的杨贵妃也是一个负面形象，历史人物形象也是要给后来的君王提供治国理政的借鉴。在这一点上，历史和诗歌高度吻合了，史与诗一致。如果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经常进行这种诗史互证，将人物事件还原到历史之中去，就能够深刻地理解文学作品的主题意蕴。

二教师在讲授《诗经•东山》时

怎样翻译和理解其中的诗句“熠燿宵行”呢？权威教材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这样翻译：鬼火在夜间流动，其光甚盛。如果教师还原诗中的人物情感，就会发现，这样翻译欠妥。《东山》讲周公东征多年，戍守边疆的士兵还乡途中思念家乡。戍卒久征沙场，突然回家，路上想象家乡是不是荒芜了？亲人是否流散他乡了？他甚是担心。他回忆家乡过去的种种美好事情，包括新婚的幸福，漂亮的新婚妻子。这种回忆是温馨的，也是美好的。但是，如果翻译为鬼火夜间流动，这就给读者一种非常恐怖的感觉，不符合诗的温馨的情感氛围。如果� 鬼火流动，这是民间迷信的说法，《诗经》是儒家经典，儒家经典《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上面的解释不符合儒家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理论，因此不宜这样翻译。对于诗中人物的感情，必须还原其本来情景；对于文赋，也应该还原其本真感情特点，如学习苏轼的文赋《前赤壁赋》时，怎么样理解赋中“客人”的感情呢？本来泛舟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美好的月夜，激发的应该是愉快的情感，为什么在饮酒乐甚之中突然有了“客人”的悲观情怀。原来赋中的“客人”也就是苏轼自己，其抒发的是自己的悲观情怀。苏轼这篇赋是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于1079年贬至黄州，任团练副使。他渴望建功立业，却遭此贬谪，内心苦闷可知。在赋中抒发其悲观情怀，这符合苏轼本来感情状态。但是苏轼能够用老庄哲学和禅宗思想排遣其悲观情绪，最终达到一种清旷情怀。苏轼在赋中借“客人”之口表达忧伤情怀，借主人苏轼自己来排遣“客人”的忧伤。苏轼巧妙的构思，抒发了两种情怀。读者也全面地完整地体会了赋中的情感。总之，如果在教学时，将文学现象还原到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去，将人物事件还原到历史本身，将人物感情还原为本来状态，学生就会深刻理解作家作品，文学修养水平就会显著地提高。

三以上讲的三个“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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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法主要是激发学生的想象力，调动学生的情感，使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在古代文学的授课过程中，有时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可以设置一种环境让学生去体验作品的美感或作者的感情。这样在特定情境下可以更好地收到学习知识的效果。比如讲解柳永的《雨霖铃》时，可先让学生进行想象：一个秋天的傍晚，凉凉的秋雨刚刚停歇，一对深爱的情人在帐篷旁边话别，水中的小船，岸边的杨柳，天上的残月，带着寒意的秋风，二人泪眼婆娑，互相凝视，茫茫未卜的前程，后会也许无期的岁月，缠绵悱恻的情感纠葛，一切的一切都交融在此时的画面中。教师可以把这一番场景进行描述，学生可以闭上眼睛去想象，甚至于还可以把这种离别延伸到学生自己身上，比如上大学前如何与自己的父母告别，如何与自己的同学告别，等等。在这样的类似场景下，学生的情感自然地就融入到词中了，也就理解何谓离别了。体验法的运用可以最大限度地使学生体会到作家的创作思想，作品的情感表达。

二、比较法

知识是融汇贯通的。所以在讲授古代文学作家作品的时候，教师应该把相关文学知识串联起来讲解。比如在讲解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时，就可以将此词与北宋前期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进行联系比较，通过比较可以使学生了解咏史怀古题材的词在写作上有什么共同之处，而王安石和苏轼又在思想上有什么差异之处。在讲解宋词化用前人诗句这种写作手法时，可以比较的内容就更多了。比如讲解欧阳修时，既可以将他的《踏莎行•候馆梅残》与李煜的《虞美人》比较，可以看出“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很明显是从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演化而来。而欧词《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与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有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李清照自己也表达过最爱欧词的“庭院深深深几许”这一句。所以在古代文学的课堂上，教师很有必要对知识进行串联比较，通过作家作品的对比，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生能够不忘已学的知识，又可以让学生温故知新，学习鉴赏文学作品的方法，可以说一举两得。

三、诵读法

诵读法是学习古代文学课程的最经典的方法，在教学中可以说是占有一席之地。目前很多学生在朗读古诗词时存在很大的问题。比如朗读不流畅，甚至于连断句都不能断准确，更有甚者连诗词的情感都不能把握准确。所以我们教师在课堂中更应该拿出一定的时间来培养学生朗读诗词的习惯和能力。俗话说“书读千遍，其义自现”，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有声朗读中可以使学生对其产生最直接的审美体验和最丰富的想象空间。比如在讲授李白的诗歌时，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情绪去朗读。李白诗歌中情感非常丰沛，喜怒哀乐在不同诗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如《将进酒》让学生在朗读中体会诗人情感的跌宕起伏：由悲伤到欢乐，再由激愤到狂放。这种情感的表达如果仅仅通过教师的讲授还不足以让学生体会深刻，只有加上学生自己的朗读才能真切地体会到李白那韶光易逝的悲伤，怀才不遇的激愤，恃才傲物的狂放，继而深刻地领悟到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色彩。所以古代诗词的情感品味通过朗读这种方法能够更好的使学生得以体会。

四、讨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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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赏析是古代文学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教师在教授时苍白的语言往往不能传达诗中的意境，学生囿于学识和体验学生对古诗词的理解往往不够，从降低学习兴趣，出现厌学情绪。此时，结合内容配以景物图片、古典名曲或名家朗诵，可以达到声情并茂的效果，从而使学生眼前一亮。这方面的资料有戴敦邦的图说唐诗宋词、华三川的唐人诗意图、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家诗文精品欣赏》系列、姜嘉锵的《古典诗词演唱》专辑、许淑敏等主唱的《宋词古唱》专辑、邓丽君演唱的古典诗词等。古代文学元明清段小说戏曲作品多，这些作品往往篇幅较长。在今天这个视频时代，许多学生未完整阅读原著，课堂上单纯依靠老师的分析往往不能形成共鸣，学生仅仅被动接受条条框框，课堂往往沉闷，这时不妨利用多媒体将学生带回原著的场景中以激起学生的积极性。讲授《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等小说、戏曲时插入相关的影视剪辑以引起学生的兴趣，有时甚至可以将影视与原著进行对比，以培养学生的鉴赏力。古代文学作品需要还原到历史文化系统中，结合当时的宗教、艺术等因素，从社会思潮中去把握。要之，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教师应该适时利用图像、影音资料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但也应该牢记教师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切忌让多媒体资料喧宾夺主。

2利用多媒体加快教学节奏，扩大教学知识容量

随着多媒体的普及，我们可以利用它来扩大教学容量，从而解决这一矛盾。传统教学方式下知识的传授主要依赖教师的口头表达与黑板板书，二者在速度上的局限性限制了课堂上信息量的传播，运用多媒体恰好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课堂有限的时间内，利用多媒体可以加大信息量，提高讲练的密度、层次、力度，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在讲授古代文学诗文、戏曲、小说时，适当运用多媒体把相关的图像、评论以及原典朗诵串入其中，不但有助于学生对作品的理解，改善教学效果，而且还可以大量减少板书内容和不必要的知识阐释，从而节省教学时间。随着古籍数字化的加快，大型古籍数据库不断增加，出版古籍也不断数字化。

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全唐诗》、《全宋诗》等都已经制成数据库系统。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必然涉及原典等资料的引用，古籍数字化与多媒体结合极大方便了教师对资料的引用，不但可以节省抄录的时间，而且随着引用的增多无型也扩大了课堂的知识量。利用多媒体可以“展现学界的研究成果，增加学生的思辨能力”，使用多媒体将同一位作家的“多个评价打在同一界面，可以通过不同颜色，左右、上下形成鲜明的反差，同学们可以通过不同的评价得出自己的观点，这无疑会增强他们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②由于课时有限，学生无法在课堂上进行大量阅读，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教师可以将阅读资料通过个人空间、网盘、社交网站、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供给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教师在课堂上只需检查即可，把课堂延伸到课外从而扩大教学知识量。同时，教师也还可以利用网络辅导、答疑等方式解决学生问题与学生进行互动，把古代文学的教学渗透到整个学生的生活中。

3利用多媒体突破教学重点难点，深化教学内容

古代文学的教学难点多，传统的教学方法效果差，利用多媒体可以有效提高教学效果，突破难点。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扫清字词是理解诗文的基础，传统教学中仅仅通过教师口头讲解，学生往往印象不深刻，如果抄录在黑板上，又会浪费很多时间，利用多媒体则可以轻松解决这一问题。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可以使用不同颜色、字号或字体将疑难字突出并配备读音和解释，从而加快学生对字词的理解，激发学生阅读原文的信心。图表可以简化内容帮助理解，传统教学在图表利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多媒体教学则可以轻松地利用图表来突破重点难点。如讲解中国古代文学史总绪论时，可以将文学史一主两翼、三古七段等做成不同类型的图表可以加深学生的理解。

在唐讲授唐代文学绪论时，可以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将代表性作家作品制成图表，可以让学生快速建立唐代文学发展的总体印象。古诗词学习的最难之处就是理解诗中的意境和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在多媒体教学中运用古诗配画能创设一种媒体与诗境相结合的教学场境，从而帮助学生理解。例如讲解王维的《竹里馆》一诗，为了体会诗中空明寂静的意境可以配以戴敦邦《竹里馆》诗的绘图。讲元代王冕《墨梅》诗，配上他的《墨梅图》真迹的图片。讲解白居易的西湖诗可以结合西湖风景画，讲吴均《与朱元思书》可以参看《富春江山水图》。古代文学审美标准和批评术语与古代其它艺术类型有相通之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利用多媒体展示其它艺术作品的图片来帮助学生加深理解。如讲魏晋诗文时可以结合敦煌莫高窟的雕塑和壁画帮助学生理解其时代的艺术精神，利用宋元山水画帮助学生理解古代文学批评中的“高妙”、“兴趣”、“空静”等概念。利用多媒体播放体现传统文化的影音也可以学生理解古代文学批评上的一些概念。如水墨山水动画《山水情》以景抒情，情景交融，山水虚中有实，实中带虚，显示了古代艺术的深厚传统。通过影片的播放，可以启发学生去理解“韵味”、“滋味”、“意境”等概念。

4利用多媒体培养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

古代文学难学，导致学生兴趣不高，从而使得古代文学难教。若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影音时代，我们的沟通方式已经从书信变成了电话和视频，我们的休闲娱乐从阅读变成了观看影视。作 诗词诵读是古代文学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诵读不但能提高学生的朗诵能力，并且能在诵读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诗词鉴赏能力。利用多媒体和网络可以轻易将名家诵读带入课堂，在讲解完一首诗词后，播放一段深情的朗诵无疑可以加深学生的体会，陶冶其性情，从而提高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

中国古代音乐与文学是相通的，流传下来的古代名曲众多，在流行音乐大行其道的今天，作为古代文化传承者更应该将古典音乐引入课堂。利用多媒体在课后放一段古典音乐，不但能娱乐学生的身心，无形中也能提高他们的欣赏水平，对于学习古代文学大有裨益。现代人对影视的兴趣远远超过书籍，据统计2011年中国人均年阅读量只有4.35本，很多人可能一年未读过一书本，但是很少有人一年未看过一集电视或一部电影，而年青一代对影视的兴趣则更加浓厚，以影视带动原著阅读不失为一种好方法。现代有许多书籍是在影视热播后才得以畅销的，《亮剑》是都梁在2000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但是直到2005年据作品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热播，它的销量才大为增加。而《蜗居》和《山楂树之恋》两部书早在2007年就已经出版，但是直到2010年两部同名影视剧热播后，图书才成为畅销书。即使是名著在影视热播后也能带动其销售，《红楼梦》、《京华烟云》、《倾国之恋》等名著无不如此。

5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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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经》中的商人诗歌，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散文、汉代梁园作家群的辞赋，再到宋代应天府文人群的经济文章．以及明清时期归德府家族文人群的理学与诗文，豫东商丘的历史文化资源不可谓不丰富．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及特色性也不能说不突出。但在长期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中，这些地域文学(文化)知识却不受重视，结果可想而知——必然造成大学生相关知识的缺乏，进而导致疏离甚至排斥、贬低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很多文史专业的毕业生，说起石延年、张方平、吕坤、沈鲤、宋荦等商丘古代作家，往往茫然不知，即便从《桃花扇》了解到商丘有个才子侯方域，但具体生平、创作情况却不甚了了。很多学生来商丘后往往满怀神往地游览古城景区，却败兴归� 改变这一现状．宣传商丘地方文化，必须从挖掘商丘地方文献资源人手。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挖掘地方文献，充实商丘地域文学(文化)知识，有助于增强学生对商丘和母校的文化情感。培养本籍学生的乡土自豪感，进而宣传和传承商丘的历史文化传统。

商丘地方文献看似范围狭窄，其实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它时而反映的是升平盛世，时而展现的满目疮痍，时而是才子佳人的文人风流．时而是忠臣志士的慷慨悲歌，无论是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无论是嬉笑怒骂，还是呜咽悲鸣，都真切地展现了文人们的心灵图景和时代烙印。要想了解这些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和外部图景，只有建立在收集整理、研究地方文献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简单地照搬古人，或是生拉硬扯、人云亦云，比如有的学人为了追述商丘久远的历史，把甲骨文中的“商丘”均认为就是现在的商丘；为了追述商丘是商朝、商文化的发源地，把阏伯和契视为一人；把商人的征伐说成是旅游，进而得出商丘是中国旅游的发源地。显然，这与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精神是有悖的。另外，明清时期的归德府家族文人群与明清易代的慷慨悲歌。可以说是商丘地域文学(文化)的重要分支，然而长期以来并未受到人们的重视。即便有些关注，也往往是人云亦云。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其原因就是对商丘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不够，造成视野不广、“文献无征”。这与地域文学传统的挖掘和地域文化精神的建立，是不相协调的。甚至是十分有害的。在教学中挖掘地方文献、充实地域文学(文化)知识，能够发挥文学(文化)的熏染和教育作用。商丘地方文献中有着丰富的文学与文化图景。比如，张巡、许远的忠贞之情与睢阳保卫战的激昂慷慨，明末吕坤、沈鲤的忧国忧民与鲠直方正，侯恂、侯恪所代表的东林党人正直慷慨，很好地诠释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用世精神，这些与爱国精神培育、中国梦的诠释是一致的，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

二、整理地方文献、充实古代商丘地域文学

文化知识的探索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相适应的地方文献主要是指其中的古籍，“大而言之，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从著作者着眼。即凡乡人著作，不论其内容是否涉及乡土史地，不论其为经史子集，均属于地方文献之列；另一大部分从著作内容着眼，即内容涉及本地方的古籍，如旧志、史载、诗文、疏奏、家谱(以及碑版、题刻等虽不以书籍形式传流者)等等，均为地方文献之类。”Ⅲ位于黄淮海平原的豫东商丘，地域文化资源丰厚，历史上虽然经历多次黄河水患，一些文化遗迹尘封地下，但保留至今的地方文献仍十分丰富。从本校图书馆地方文献部目前收集的情况来看，大致形成了商丘古代文人著述、家谱、金石拓片、古旧地方志等四大系列。其中商丘各地文人作品有记载者共计680人，著作近2000余种。存世者约600余种：家谱已有350余部1800余册；金石拓片共计5大系列、11类、1430余种，近1500幅。包括商丘、豫鲁苏皖交界区(在古代行政沿革上曾隶属于商丘)汉画像石拓片、商丘地区墓志碑刻拓片、河南近年新出隋唐墓志拓片、中国金石集萃拓片(其中含《商周金文》、《商周秦汉金文集萃》《汉画像砖拓片》、《秦汉瓦当》、《历代铜镜》、秦汉砖铭拓片等)。另收先商、古宋国及西汉梁国的各种文献、出土简牍、汉代陵墓、汉画像石研究资料较为丰富，约2000余种、3500余册。这些丰富的地方文献收藏，亟待整理研究。挖掘其深层次的文化意蕴。为商丘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文化支持和精神动力。笔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收集、研究商丘地方文献，完成《宋荦全集(附宋氏家集)》、《宋荦研究》、《沈鲤集辑校》、《商丘古代文人著述总目提要》等书稿多部。同时，指导学生研习商丘地方文化，多次为学生宣讲商丘地方文化。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将商丘地域文学嵌入古代文学课堂

目前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册，主要是按历史顺序的方式排列知识点，朝代之内按文体、作家(群)等结撰。由于篇幅限制，知识点往往很难与地域文化因素结合。近二十年来，地域文化研究的勃兴。相继催生一些地域文化史、文学史、历史著作，这为进一步开拓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在这一大潮影响之下，有关商丘地域文学、历史的著作如《商丘古代文学研究》、《商丘文学通史》、《商丘通史》等相继出版，为人们进行地方文学(文化)教学提供了较系统的参考资料。将商丘地域文学嵌入古代文学课堂，必须注意把握度。中国古代文学是中文专业必修课，目的是让学生较系统地学习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轮廓和基本知识，课堂教学时须把握这一主线，保证“中国古代文学史”和“古代文学作品选”教学任务的完成，地域文学知识则只能作为其中的点缀和补充。比如，《商颂》是《诗经》教学较少关注的部分，就可以结合宋君祭祀祖先的《玄鸟》、《长发》诸诗，将商丘与商族、商人、商文化的关系穿插于商丘地域文学的形成探讨中。“给予汉初文学发展以巨大推动力的人首推梁孝王刘武”『21。在刘武身边形成的梁园辞赋作家群是汉赋发展史中重要的文人群体，在讲授汉赋时，不妨将梁园的兴废、梁园文学意象的形成与影响以及芒砀山梁王墓群等结合起来，培养学生对汉梁文学与文化的感悟和认知。而在学习《桃花扇》时，不妨将介绍侯方域与雪苑社、明清时期商丘的家族文学等结合起来。通过提问、讨论等方式．灵活的穿插和补充．使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与身边的地域文学紧密结合．以显示出古代文学的可亲可近。另外，还可以开设古代文学的专题选修课，专门系统地介绍商丘地域文学，如《明清归德府望族与文学研究》课，分为归德府地域文学传统、明清归德府望族文学群体的形成机制与特点、明清归德府家族性书塾书院与文社、园林宅邸与明清归德家族文学、商丘侯氏家族文学研究、商丘宋氏家族文学研究等六讲，以家族文化为切入点，综合政治、文学、文化与地域的多重关系。

(二)将商丘地方文献整理与实践教学结合

厚重的商丘地域文化，丰富的商丘地方文献．虽然已经引起广大学者和地方政府的兴趣和重视．但时至今日，无论是广大学者还是地方政府部门．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仍然没有系统、深入地收集、整理和挖掘，作为第二批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商丘所具有的丰富的文化资源与我们现在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水平是不相称的。改变这一尴尬境地的有效途径就是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商丘地方文献，无论是商丘籍古代作家的著作，还是非商丘籍古代作家描写、记载商丘人情风物的作品．这些丰富的地方文献既是商丘地域文化的载体，也是集中体现商丘地域文化精神的系统资料．是我们挖掘地域文化的基础文献古代文学课堂教学不仅要将地方文学知识嵌入教学中，而且应将商丘地方文献整理引入课堂，优化实践教学。首先，带动学生开展地方文献的实践调查。商丘师范学院生源主要来自河南．尤其以商丘地区为多，这就为开展商丘地方文献调查提供了便利条件。再者，利用寒暑假期、法定假日或者周末，灵活安排，开展地方文献的实践调查，这是丰富学生课余生活、锻炼学生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调查内容可以是与学生关系较为密切的家族家谱编纂、收藏情况，也可以是商丘地区寺庙建筑保存状况及庙会资料，甚至学生身边的碑刻文献资料、家族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及其著述，都是地方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目前亟待调查、收集的地方文献形式。笔者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就曾发动学生对商丘市区重要历史文化景点如八关斋、商丘古城、火神台、燧皇陵、张巡祠等，开展碑刻文献资料的调查活动。通过调查和整理，不仅使学生对商丘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还引起了学生的学习兴趣。部分学生以碑刻文献为题还获得了学校大学生创新项目的资助。其次．组织学生进行校勘古籍和地方文献数字化的实践训练。作为地方院校，商丘师范学院的古籍收藏相对较少，学生学习生活中很少能见到或者触摸到古籍。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加以引导，不仅以图片的形式在课堂上加以讲解，更应当引入实践训练，将整理古籍与教学及学生实践学习相结合，这样一方面能有效地增强教师教学与科研的联系，另一方面又能拓展学生视野，增强学生对古籍文献的句读、标点等方面的训练。笔者在地域文学的研究过程中．相继获批“宋荦研究”、“沈鲤集辑校”等多项社科或古籍整理项目，在研究过程中吸收部分学生参与进来，以课题带动读书，又以读书带动毕业论文的撰写。教学过程中灵活地处理期中考试、作业与古代文学的日常学习．以整理商丘籍古代文人著述的形式，作为期中考试或者日常作业内容，学生不仅了解了古籍的面貌，还运用了古典文献、古代汉语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学习兴趣和综合能力都有了一定的提升，这一点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术型人才的培养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同时，还可以结合学校每年暑假进行的“三下乡”活动、大学生创新项目，或者成立兴趣小组，教师选择若干个商丘古代文学课题，指导学生在学习古代文学知识的过程中．做一些地域文学的研究工作．以此带动和激发学生的科研热情，这不仅是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大胆尝试和有益实践，也将为学生研究生阶段学习打下一定的基础。

(三)将课堂讲授与课外实践结合

在将商丘地域文学嵌入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过程中，不能仅局限于课堂讲授，应该结合中国古代文学史及作品选，带领学生作实地考察，在实地再现文学作品的场景，力图实现古代文学作品的“可触性”。比如讲授孔子《论语》，可带领学生参观夏邑孔子还乡祠：讲授庄子散文，可带领学生考察庄子墓；讲授汉赋，可带领学生参观清泠池、平台以及芒砀山梁孝王墓；讲授杜甫的《遣怀》与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序》，可带领学生参观商丘古城，慨想汉唐时睢阳城的繁华与安史之乱惨烈背后睢阳城的破坏；讲授范仲淹诗文，可带领学生参观应天书院；学习《桃花扇》，可以参观壮悔堂、香君墓。等等。让学生走出课堂，去广阔的社会中，结合所学知识，与文物遗迹、名胜古迹接触，在实地考察中夯实书本知识，这也是古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要求的，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效率的有效途径之一。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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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在文化发展的早期时，它们几乎都是以句子的形式寄生在先秦的古籍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古代批评性文体的寄生性。古代传统批评的这种特点在作品中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文学批评与文学文本(即批评与对象)二者合二为一，二者一起构成了文学批评文本。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评点式的批评方式。评点式的批评是对诗文和小说、戏曲作品进行的评赏。它们迥异于现代纸媒批评的长篇大论以及逻辑性的思维和思辨性的语言，首先它篇幅短小，有时候甚至只是一句话；其次它不对文章做深入探究，只是遵从自己的内心世界，由直觉出发来点评。所以他们写出来的批评大多是是一种对文章的欣赏或者赏析，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读后感。在正统文学批评中，这种短小、灵动的文学批评已经绝迹，但是在新兴的网络文学批评中我们又可以看到这种文学批评方式的复活。例如下面对沧月的《七夜雪》的评论：“我喜欢妙风。他不争不抢，却是最后陪薛紫夜到人生终点的人。我喜欢他的和煦温润喜欢他的与世无争喜欢他的风雅冷傲。我知道他是幸福的，他在薛紫夜的故居走她走过的路，他不会后悔。其实我不喜欢这样的结局，我不希望他救瞳(薛明介)，他是一只从一开始就抱着反噬之心的毒蛇，他会成为霍展白的敌手，会领导西域魔宫掀起再一次的武林血腥。我更恨他带走我最爱的紫夜，你们不会明白，我到底有多喜欢那个凶恶霸道的死女人。她有雪怀，有那个抱着她给予她最后温暖的男子。她有霍展白，有那个陪她喝酒一醉方休划拳直至尽兴的过命蓝颜。她有雅弥，有那个永远带着一脸和煦如春风的微笑的人，他会一直爱着他直到生命终结。所以她是幸福的。我知道她是。”［6］这种点评式的评论方式已� 因此，古代文学批评和网络文学批评具有一些共同点：首先在篇幅上，二者都相对较短；在结构上，它们都崇尚自由松散；在创作方法上，二者都是以叙述、抒情为主。但二者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古代传统文学批评其文本本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它们在欣赏别人的作品的同时其自身 ……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相比之下，网络文学批评虽然偶尔也能出现如此佳作，但是在总体上却很难达到这样的高水准。这主要是因为两者批评主体的文化程度差异所致，古代文学批评主体是精英阶层，而网络文化批评的主体则主要是从一般群众中诞生，两者的文化层次决定了批评水准的不同。再者，专业文学批评家所谓的精英意识与网络文学所宣扬的自由精神是矛盾的。这样一来，专业文学批评家是很难融入到网络文学批评里面来的，网络文学批评没有了专业文学批评家的参与，自然就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批评家。再者，网络文学批评其本身就具有反权威、反理论的特点，它重在对网络文学做一种感性的批评，伴随而来的便是缺乏一定的理性分析，从而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批评家。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专业的文学批评家有意识地进入网络文学批评领域。正如葛红兵所言：“一个有眼光的批评家应当有发展的视野，应当能透过事物发展的点滴迹象窥见它未来的可能性。网络文学目前正是需要这样的批评家。”

二、意象化的诗性语言

与西方所宣扬的认知、思辨的批评方式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更加注重一种体验式的感悟，这种感悟与需要妙悟的诗歌有着许多的相通之处。西方的文学批评更多的是需要条分缕析的逻辑性语言，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则通常需要意象化的诗性语言直指作品最本质。因为古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诗歌，即便明清时期小说也加入到了其中，但是诗歌自始至终的主导地位没有改变，受这一主体对象的限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语言主要为诗性的语言。如司空图有名的《二十四诗品》，其本身就是耐人咀嚼的诗篇，如其第一品：“大用外排，真体内充。……持之非强，来之无穷。”这种感悟式的语言一般不会直截了当地将批评者内心的感受说出来，它需要读者再去进一步地感悟，通常对于批评者的批评读者也可以得出几种结果出来。这种批评方式是受到禅宗思维的影响，以佛祖拈花一笑为例，摩诃迦叶会心一笑，但是迦叶究竟明白了什么，这是语言说不破的。禅是作为一种个人体验存在的，若以名言相传，即使存在下去也是没有意义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采用了意象化的语言去表现自我的感受，这也就形成了文学批评如诗歌般“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性，这其中的奥妙也不是言语所能演绎得出来的，必须“自家实证实悟”。正是由于用意象化的诗性语言入文，使得古代文学批评本身也是一种作品，显得玲珑剔透。如朱权《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云：“商政叔之词，如朝霞散綵。范子安之词，如竹里鸣泉。徐甜齐之词，如桂林秋月。杨澹齐之词，如碧海珊瑚。李致远之词，如玉匣昆吾。郑庭玉之词，如佩玉鸣金。刘庭信之词，如摩雲老鹘。吴西逸之词，如空谷流泉。

秦竹村之词，如孤云野鹤。馬九皋之词，如松阴鸣鹤。”这种意象化的语言在注重条分缕析的传统文化中很少见到，但是在网络文学批评中是可以寻到的。如：“读金庸的小说，很难放下，常常不自觉地发笑，读完后，一片轻松，便似雨后天空，更有十分的清澈。看古龙的小说，也很难放下，但却常常从小说中跳出来，自觉承不起主人公的寂寞和无奈。读完仍回味那乌云雷电的压迫。金庸的小说便如一首江南的采莲曲。古龙的小说似一幅塞北的孤旅图。”———十三少帅《读金庸看古龙》虽然网络文学批评中的这种语言还不成熟，水平远不及古代文学批评，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网络文学批评确实在有意无意地借鉴古代文学批评，并且结合当下文学现象，保留了自己的特征，就像金庸小说中的“北冥神功”吸取别人的长处又没有丢失掉自己的优势。在对待文学作品的态度上，两者却是一致的。它们都将文学作品视为一个整体，一个自由的整体，所以钱钟书先生才说：“这个特点就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12］我们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两者进行的都是感悟式批评，这种批评作为一种个人体验，很难用语言说清楚或者说即使说出来别人也未必懂得，因此不如直接用一种来营造一种整体风貌，这种风貌不能用逻辑性、思辨性的语言来表达，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意象化语言的出现，而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继承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依附于网络文学而产生的网络文学批评就一定会对古代文学批评有所继承，相对于前面提及的两个继承，这种语言的继承相对来说是比较明显的。

三、结语

古文学论文 12

关键词：高中语文；课堂教学；优化策略

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增强对学生情感融入、文字表达自主性的引导，不断深入教材内容，提高学生的思考深度。这样学生能充分发挥课程学习与探索的积极性，针对课程问题和训练模块展开有效讨论，在小组合作学习中不同学生思考的切入点进行相互碰撞，有助于激发学生语言的创造性和文字表达的准确性。

一、激发学习兴趣，提升情境创设有效性

在课程设计时，教师要回归课文内涵，通过创设虚拟情境，有效将学生的阅读情感构建在文字理解的基础上，这样能借助课堂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在教学统编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2必修》（以下统称“必修2”）《游褒禅山记》这篇课文时，针对高中语文古文学习，教师可以为学生创设古文学习的课堂情境，帮助学生更好地将个人情感融入作者的写作意境中。教师先利用多媒体剪辑出王安石笔下的褒禅山的奇伟瑰丽景色的视频，然后带领学生从文章层次分析作者视角——从褒禅山外部到人迹罕至的景色进行深入探索。这种带着好奇心进行情境创设的语文学习方式，能激发学生自主阅读古文的兴趣。教师要提升学生对文章深层含义的自主理解能力，可以从课文中选出不同的段落向学生提出相关问题：“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见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根据这段话联想生活中的例子，如何证明险境之处自有风景？学生结合自身语文知识的积累和《游褒禅山记》提出的论点，对教师提出的开放性问题进行深度思考，并积极回答：王安石用褒禅境遇暗示人生不要选择好的路，而要勇于探索，遵从内心，才能突破常人视野看见一番天地。在情境创设的过程中，学生能融入个人阅读情感，将课文揭示的主旨建立在已经掌握的知识层面上。在学习兴趣的指引下，学生回答问题的思路更加多元化，有利于提升课堂互动学习效果。由此可见，教师要在课程中营造学生自主深入的课程环境，借助多媒体的辅助教学效果，将课文意境转变为具象化的课程情境，激发学生自主探索的学习兴趣。

二、鼓励平等沟通，营造合作氛围

在传统的高中语文教学中，主要以教师为主体，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很多学生使用教师提供的参考答案的学习模式，但是这种被动的学习不利于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教师要在教学中营造平等沟通的环境，提高学生在小组合作中的讨论热情，进一步优化分享式学习。例如，在教学必修2《故都的秋》这篇课文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开展自由讨论，结合课文中对北平秋天景色的描写，鼓励学生对文章景色细节、最感动的片段进行分析，增强学生对细节感知和语言技巧的实践运用。学生在讨论中理清教师分配的任务，先是对课文整体有了清晰的脉络梳理，针对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中描写的景物进行罗列，又通过语言赏析的方式对于写景类文章中细节描写的作用效果进行深入探究。在学生的互动沟通中，不同学生自主表达观点，从不同角度切入，阐述个人想法。每名学生都有机会向他人展示自己的见解，增强课堂探讨的学习氛围。教师让各小组选派代表汇报成果，小组代表分别就自己理解的文章细节进行深入阐述，如北国的槐树，青天下的驯鸽，这些秋天景物的细节描写深深植根于学生心中，呈现出画面感。通过与其他同伴的深入探讨，学生对这些细节描写的理解更加全面，既能收到知识分享的效果，又能增强学生语言概括的准确性。在平等沟通、合作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基于学生讨论的话题进行思路引导，能帮助学生对文章语言特色和情感表达方式进行进一步的深化理解。

三、融合课程游戏，丰富语言输出环节

高中语文课程主要强调学生文字表达的思考力和文学积累与应用的灵活性。因此，教师要积极探究学生的语言输出环节，通过语言游戏的方法激发学生课堂参与的兴趣，在班级中营造良好的语言表达氛围，促进不同学生在互动游戏中相互学习。例如，在教学必修2《离骚》这篇课文时，很多学生面对复杂拗口的语言文字失去了背诵的信心，教师可以让学生以“语言接龙”的方式，即由上一名学生说上一句，下一名学生对出下一句，增强学生的互动学习效果。在此过程中，学生通过语言的强化训练降低生硬背诵的难度。为了提升学生在理解中背诵的效果，教师提出问题：表达作者对自己坚持理想并愿意为之蹈死而不悔的语言是哪一句？让学生抢答（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在此过程中，学生可以迅速回顾全文结构，对于作者通过文字表达的情感有了更加多样化的理解途径。另外，教师还可以融入主题辩论，提升学生在议论文书写过程中的思考力。教师可以针对时事热点提出辩论观点，如个人理想与现实生活发生冲突时，应该如何权衡？学生在教师提供的事件背景下分为两个辩题，进行现实与理想之间差异的探讨。教师作为评委，针对每一辩方提供的事实阐述和观点立场进行打分。在此过程中，学生能通过事例验证自己的观点，是高中议论文写作的重要能力。教师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训练，能够有效增强课程学习的趣味性，帮助学生理解议论文的写作过程。在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将被动知识灌输转变为以学生自主探究为主体的互动环节，帮助学生在综合运用中提升语言表达的生动性，同时要改变对学生语文综合能力的评价标准，建立分层学习模式，有针对性地实施教学。

参考文献：

古文学论文 13

【关键词】汉代古文经学；文学创作；影响

从专业化角度出发，与今文经学表现出来的烦琐以及迷信相比较，汉代的古文经学更多表现出了不同的解经取向。具体来说，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在于汉代古文经学的简明性，一般情况下不会为章句之学。其次是讲求兼通，而不重视家法师法，可以博采众长。最后是通常会反对谶纬，而不会凭空臆说，具有相对较少的迷信成分。汉代古文经学引起自身的优点为当前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深远影响。

一、汉代古文经学所具有的简明文风有助于文学创作的发展

汉代的古文经学通常情况下不会是章句之学，也没有广征博引，而是尽量追求简明文风，并以才学为胜，从而使得文章可以深刻地表现出才气横溢。从历史角度出发，古文经学得到广泛重视是在东汉时期，影响深远，其文学著作也逐渐向由繁趋简方向进行发展。汉大赋所表现出来的鸿篇巨制也已经逐渐消解，短篇式小赋日益兴盛。该种短篇式小赋内容方面并不追求富博，在抒写过程中也非常平淡，但是却可以把物、志趣、景、事与情感因素进行有机结合，形成虚实相衬的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其想象空间，有效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例如蔡邕作品《蝉赋》、赵壹作品《穷鸟赋》以及阮！作品《纪征赋》都是短篇小赋[1]。此外，小赋由于其自身的体式相对简短，而且更加注重章法，再加上取材相对集中、讲究意趣，具有相对较强的个性以及情深意切，所以技巧弥精，在人物刻画方面非常细致，章法趋严以及辞采日美。文章的气韵相对生动，具有言短意长的特点， 比如张衡的《思玄赋》已经逐渐暗合了七言诗体。汉代的史传文学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古文经学所具有的简明特点，将《史记》以及《汉书》进行对比，能够看出《汉书》在语言内容方面已经相当简练[2]。《史记》作者司马迁是私家著史，所以受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少，且司马迁在实际写作过程中将自己的满腔热情也融入其中，以此发愤抒情，在相对客观的史实叙述过程中，已经倾注了大量的正义评判。但是《汉书》作者班固则不同，他的著史是官修，受正统思想影响非常大，没司马迁深沉。《班固传》中评价班固赡而不秽以及详而有体，显然与《史记》有着较大差异。从某种程度上讲，司马迁以及班固之间的分歧也是时代所盛行的风气造成的。

二、汉代古文经学迷信色彩较轻有助于增强文学创作的理性思维

汉代的古文经学在迷信成分相对较少，而且也增加了大量的批判精神，例如王充作品《论衡》的主旨就是疾虚妄。从文学创作角度出发，主要表现在文章中的浪漫主义色彩逐渐削弱，所具有的理性精神却日益增强。在西汉时期，大部分文人都对现实世界充分肯定，在其作品中也都展现出了气势煊赫以及铺张扬厉的气象，其笔下的大多数人物都饱含可以建功立业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以及英雄情怀，而且在文章中还存在幻想中的世界，笔端可以勾勒出人神同乐画面，具有较强的浪漫色彩。到了东汉，随着当时经学的日益僵化与神学化，大量作品中所润饰出来的儒家伦理纲常与太平盛世已经使人们从思想意识层面深刻认识到其较强的荒诞性以及虚妄性，从而也渐次展开了一定的批判。这种局面的形成在一些政论散文中所表现得更加鲜明，王充《论衡》中不仅肯定孔子思想的智慧以及道德，还反对将孔子神化，而且对汉代学者大肆盲目尊经的相关行为进行了非常猛烈的批判。[3]对当时汉世的欺世盗名者实施了鞭辟入里的严厉谴责，所表现出来的愤世之情非常深沉，所应用到的措辞与饱含的情感都非常强烈。从之前两汉的所有政论散文来看，这种批判精神是非常少见的，与荀悦作品《申鉴》、仲长统作品《昌言》等相似，都饱含了大量的理性精神，不会受到师法以及家法等的限制，不会崇尚迷信以及盲从圣人，所作的经书赋作都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性。比如，班彪作品《北征赋》中就记述了西汉末年所经历的北行，充分反映出了社会的动乱以及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惨状[4]。究其原� 蔡邕作品《述行赋》中充分表达出了作者的择善戒恶思想，在作品中将下层老百姓悲惨凄苦的生活状态与位居高位奢华的皇亲贵族进行对比，批判精神强烈。在汉代诗歌中也体现出了强烈的批判精神，在《孤儿行》一文中，反映出了失去父母之后的孤儿受到兄嫂的排挤、虐待以及折磨，一直处于凄苦的境遇中。总之，汉代古文经学具有非常强的理性精神以及批判精神，浪漫主义色彩相对较少，致力于揭露现实生活，惩恶扬善，对文学创作具有非常强的借鉴意义，有助于文学创作向着健康方向发展。

三、汉代古文经学的不重师法家法有利于文学创作的博采众长

汉代的古文经学一般情况下不会严格遵守家法与师法，不会注重一家一人的说法，在治经方面往往不会拘泥于一经，展现出了博采众长的气魄，博学经籍，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学说狭隘的局面，使其出入通脱以及无所胶滞。现在的经学者往往会固守之前的五经经典，作品中所涉及的内容不会在经典之外，但是古文经学则大部分都有着广博知识，借鉴此特点可以使文学创作作品更加通脱以及不拘事理。作家可以把视野拓宽至更加广阔的领域，将文学创作所涉及的事物以及情景都汇集到笔端，然后俯拾皆是，使文笔可以恣肆。比如班固作品《两都赋》以及张衡作品《二京赋》中内容涉及面非常广，包括地理形制、田猎娱乐、商贸集市、都城宫殿、宗庙祭祀、市民生活、物产形胜以及歌舞宴飨等，作者所能看到的都汇聚到了笔下，也在一定程度上充分反映出了作者的广博学识。此外，因抛开了相应的家法限制，其作者可以纵情所致，比如刘勰作品《文心雕龙》中作者在宫馆、声色以及畋猎中享乐，情色大开，说明作者已经在重视情感的表达。张衡作为科学家与朝廷重臣，也强调内心情感的抒发，在作品《归田赋》中，勾勒出一幅充满自然情趣的画面，通脱情怀淋漓尽致地挥洒在字里行间，也开启了田园文学先河。再如蔡邕作品《青衣赋》所描述的婢女之美，蔡邕是封建大儒也会有这样的情思，充分说明了当时人们的不拘小节以及放达情怀。从散文创作角度出发，博采众长的思想也蔚为大观，并不会受到经典作品的束缚，文章中所应用的题材相对丰富，包罗万象，而且几乎无所不包。例如在史传散文方面不仅仅包括军事事件、政治事件以及帝王世系事件，而且还添加了大量的食货内容、河渠内容、地理内容、医者龟卜内容以及刑法内容，所表现的范围也相对广泛。在论说文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扩展了其表现范围，重要题材包括政治题材、军事题材、文化题材与经济题材，而且典礼内容、灾异祀事件、立嗣以及建陵等内容也都囊括在了史册当中。从史传文学角度出发，政论文作品《新论》以及《论衡》等可以消除之前文学作品的经学阴霾，《桓谭传》中表达出桓谭博学多通，其作品《新论》中所涉及的内容包含了哲学内容、政治内容、音乐内容、文学创作内容、天文学内容以及历法内容等。总之，汉代古文经学所具有的博采众长特�

四、结语

总而言之，汉代古文经学者所具有的开阔视野以及广博知识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而且在治学方式方面的不拘一格，也造就了其自由开放的开阔思维。此外，由于古文经学者们对经术的自由通脱态度也使得他们的思想以及个性没有被完全泯灭掉，可以集经生以及文人于一体。富有浓厚文学色彩的大量古文经学在无形之中陶冶了文学情趣，有利于文学创作的大放光彩。

作者：黄高松 单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术学校

参考文献

[1]周勋初。刘勰是站在汉代经学“古文学派”立场上的信徒么？[J].文学遗产，2011(2).

[2]黄燕强。重论晚清经今古文学之争——与两汉经学的比较研究[J].清史研究，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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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现状分析

1.时代变迁与认识偏颇导致古代文学教学方向迷失随着社会经济的急剧膨胀，整个社会更趋于物质化、技术化、工具化。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的心理已经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大学校园，古代文学远不如经济、法律、新闻、公关、市场营销等课程来得实在。学生普遍认为多背几首唐诗宋词不如多考过几个计算机等级证书和***书更能获取就业机会，所以，在古文学课上看外语书、背外语单词的大有人在，在下面看小说、杂志的也不乏其人。多数学生认为古代文学可学可不学，更不愿在古代文学的学习上投入时间和精力。多数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认为对外汉语教学只是一种语言教学，教学内容就是语言。一些教师和学生认为古代文学这门课离现实太过遥远，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用途不大。这恰恰是忽视了文学与语言的必然联系，忽视了文学是语言载体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其实语言和文学是彼此关照的。尤其是古典文学，它不仅包含着文学意味，又不失中国古文明文化和经典语词。

2·教学时数的缩减导致古代文学教学流于条框的阐释经过几轮的教改，一般院校的古代文学课均降到200课时左右，甚至更少。于是，为了保证古代文学教学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多数教师在教学中只能停留在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简单勾勒。教师讲授的主要是《古代文学史》,而与之配套的《历代文学作品选》则很少有时间顾及，即使对部分作品进行分析，也只能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很少有时间对具体作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和阐释。另外，课堂上教师为了节省时间也总是把结论性的东西以最简洁的方式交代给学生，至于在课堂上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来对作品进行更多的剖析和理解只会使已经很紧张的课时变得更加紧张。正因为如此，学生在课后很少关照古代文学，考试的时候，也只是提前几天苦背，在考场再一股脑地全部交给老师。学生的分析能力、思维能力很少有机会得到训练和提升。

3·少数民族文学的缺失导致古代文学教学的单一性使用最多的文学史教材有四部：第一部是游国恩等人编写的《中国文学史》(1964),这部文学史目前是受批评最厉害的一部教材。第二部是章培恒、骆玉明编撰的《中国文学史》(1996),但教材内容偏重“心理”或“人性”。第三部是郭预衡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8),但疏误不少。第四部是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9),这是一部现在使用较多的一部教材，包容性较强，吸收了大量较新的研究成果，但也因此出现了明显的拼合、观点重复和论证混乱等现象。该文学史试图把具体细节和对整体的理解与把握联系在一起，而整体的复杂性总是使简单的概括显出不足。另外，《中国文学史》从其涵盖的范围来看，应该是指整个中国(包括少数民族)在***战争之前的文学流派、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的综合。而已使用过的四部教材无一例外的都只有汉族文学，对少数民族的文学很少提及。其实，少数民族并非没有艺术水平比较高的文学作品，比如《格萨尔王传》等等。中国文学多样性的特点除文体的多样性外，更主要的应该体现在民族的多样性上。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对文学史上所强调的主流文学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而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以其特殊的民族风格和气质展示了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标准，丰富了华夏文学宝库。在教学中如果加入少数民族文学教学，只能使课时更加紧张；如果不加入，少数民族文学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创作技巧以及所蕴含的民族个性就会悄然流逝。

二、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程的教改设想

1.精泛结合、读写结合给学生创造一个自我提升和历练的机会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总绪论中提出：文学史研究有几个层面，最是文学创作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第二个层面是文学创作的主体即作家，包括作家的生平、思想、心态等。第三个层面是文学作品，这才是文学史的核心内容。前两个层面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的。但由于古文学创作的特殊的文言形式，为学生的阅读和理解添置了一道不小的障碍。所以，古代文学课堂上的精讲作品是必不可少的。可由于课时等原因一味的精讲又存在着一系列的弊端。故教师在精讲时，不可意犹未尽地一篇接一篇地讲授，必须懂得给学生留有空间。教师可以指定一些相对简单的篇目做泛读练习，学生在泛读中可运用所学知识发展自身能力。在精讲时也可以采取重点突破法，即中学讲过的内容大学从略，中学讲的浅的，大学延伸，不求面面俱到，但求重点明晰。同时还需要给学生推荐一些相关的参考书目，引导学生有效利用古代文献。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只要求学生读和背。当然古文学教学中的读、背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教师还应强调“写”的训练。“写”有两种形式：第一，练习写古诗文；第二，练习写研究性的小论文。这样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构思、想象能力、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融会贯通的能力，而且可以使学生更深入地了解古诗文创作的技巧，提高语言运用能力。这些都应是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

2.利用合理的专题课和第二课堂活动辅助古文学教学精泛结合、读写结合是解决课程内容多学时少的一个对策，但也有弊端，就是必然会扔掉一些内容。作为弥补可以设置一些专题课，使 文学史中的一些内容在必修课程中没时间讲，可以考虑开设专题选修课予以补充。同样作品选中的一些作品在必修课中无法完成讲析的，也可以考虑开设专题课程。但在课程设置上要注意课程结构的合理性，使古代文学课程形成一个全面而理性的课程体系。同时为了辅助古代文学教学，还可以在学生中开展“第二课堂活动”,以此增加和强化古文学知识。如在学生中开展古诗词朗诵比赛、古代小说和戏曲的改编与演出等。在排练和改编过程中体会古诗词、古代小说和戏曲的创作风格并体会其人文意境。还可以开办剪纸、书法、国画、篆刻等兴趣小组。剪纸、书法、国画、篆刻，这些都是蕴含着中国文化元素的项目，充满着浓郁的中国气息，满载着东方神秘的文化特色。它们与古文学史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借助这些可以提升学生的古文化修养。

3.利用“兴趣迁移法”缩短古文学教学与现实的距离，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兴趣迁移”是指将原有的兴趣延伸或转移到某类事物上，进而对某类事物也产生兴趣的过程。古代文学特殊的时代特点造成了与当代大学生的疏远和隔阂。教师在备课时应充分考虑到这种现象，利用“迁移”,达到提升兴趣的目的。首先，利用熟识的成语进行迁移。成语是现代汉语语词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直接产生于古代文学的相关篇目，又依然存在于现代汉语的语言交际中。如：“投桃报李”语出《诗经·大雅·抑》: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现用来比喻彼此之间的赠送与回报。“浩然之气”语出《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后泛用以形容正大刚直的精神。“浩浩荡荡”本指水势广阔浩大。《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岳阳楼记》:浩浩汤汤，横无际涯。后来形容规模很大，气势雄壮。现代汉语中很多常用成语与古文学的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可 其次，利用古今对照法进行迁移。所谓古今对照法，就是在讲解古文学作品的写作技巧之后，拿出使用相同技法完成的现当代名篇进行对照，让古今融为一体，以提高学生学习古人艺术技巧的兴趣。也可以拿出两篇写作内容相同的诗文对比分析，体会古代名家的艺术魅力。第三，用古人体现情操和志向的诗文进行迁移。古人写诗作文或是体现坚贞不渝的爱国情怀，或是表现玉壶冰清的坚贞情操，或是弘扬贫贱不移的坚定志向，或是再现厚德载物的美好德行。在教学中，古文学教师就应借助作品有意识地揭示、发掘出历代诗文背后的民族精神、文化内质，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和坚强意志以及面对逆境的的旷达心态和自强信念。除此之外，还可以利用民俗法、文字演变法进行迁移等等。

古文学论文 15

自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统治两汉社会的主流思潮，是两汉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但儒学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一直受到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使两汉儒学思想呈现出复杂的面貌。西汉末年，伴随着汉王朝地位的岌岌可危，以谶纬学说为主要内容的神学思潮，继承了董仲舒的灾瑞之说，以神学理论附会儒家经典，开始侵入到儒学内部。进入东汉初期，儒学面貌就逐渐发生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整个东汉王朝，从初期的儒学面貌发生变化开始，到中期儒学的统治地位产生动摇，到汉末儒学彻底衰颓下去，儒学经过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发展变化过程，这是一条贯穿东汉社会思潮的主要线索。而由儒学派生的谶纬神学“、自由学派”①以及“汉末子学”，它们或附会儒学，或补充儒学，或修正儒学，这些内容共同形成了东汉儒学的整体风貌。东汉初期，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神学思潮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必然会与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发生冲突。而东汉初期的今文经学，以追逐利禄为其强大的发展动力，大量的繁琐解经、饾饤成文之风又导致了今文经学本身陷入僵化，必须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突破口。追逐利禄的本性使得今文经学很快向神学靠拢，经学必须依靠神学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神学也需要借助经学，才能将其荒谬的思想和学说正统化、经典化，今文经学因此很快走向神学化的道路。神学化的今文经学是儒学的变异，它产生的是一种学术的怪胎。它通过神化孔子和六经，把孔子塑造成知后世有汉的预言家；通过肢解六经原文，把六经弄成谶纬之书。于是大量关于孔子的预言和六经的纬书充斥于东汉初期的儒学之中，成为东汉初期儒学思想的最主要理论形态。这种变异后的儒学，是儒学的表象，神学的本质。它是两汉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巨大的波折，如果没有儒学内部的今古文之争和外部“自由学派”的强烈反对，儒学将在神学思潮的侵袭下面目全非。今文经学的僵化的学风，以及和神学联姻之后的荒诞思想，必然导致它走向一条没有出路的死胡洞。在最高统治者的强势推动之下，它得以占据学术思潮的统治地位，成为东汉初期最主要的学术形态。到了东汉中期，随着王朝的政权开始走向衰亡，今文经学也就走向了自己的末路。这期间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在反对今文经学的过程中应运而生，逐渐占据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

东汉中期，儒学整体上处于内部的自我调整之势，今文经学趋于衰落，古文经学代之兴起，这是儒学自我调整的重要表征。今古文经学在其诞生初期，就由于治学的风格不同存在争端，只是由于今文经学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一直压倒古文经学，但古文经学因其灵活务实的学风而� 尤其是今文经学与神学联姻之后，古文经学虽也不能完全避免神学思潮，但总体上与神学比较疏离，保持自己学术上的独立性。到了东汉中期，今文经学退出学术的主要阵地，古文经学代之兴起，成为儒学在东汉中期的代表，占据重要的思想地位，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古文学者与今文学者相比，更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古文经学不拘于今文经学的“家法”、“师法”，转益多师，具有灵活的传承关系和广采博纳的学风。古文经学追求对经书本义的正确理解，完全不同于今文经学为迎合统治者和神学思潮而曲解经文、谬申经义。古文经学多从文字训诂、名物典制入手，力图达到对经文思想内容的准确把握，这种朴实求真的学风，比较质实可靠，对后世学风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从学术内容上，今文经学以《春秋公羊》为主，以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为主要特色，古文经学以《周礼》为主，拒绝或者疏离神学，由今文经学言灾异的特点，而向朴实礼学转化。从学术风气上，古文经学由今文经学那种虚妄的作风，转向求真务实。古文经学就是以这种学术姿态，占据东汉中期学术领域的重要阵地，对东汉社会以及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东汉末期，儒学彻底衰落，由此而形成了“户异议，人殊论”的局面。但思想不能是真空的世界，也不能永远处于混乱之中，汉末“子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兴盛起来。子学的兴盛，并没有完全脱离儒学发展的轨道，但又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出对东汉儒学的反拔。汉末“子学”的典型特征是对时政的批判，它们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与批判中，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以王符、崔寔、仲长统为代表的汉末子学家，都有代表他们思想成果的专著：《潜夫论》、《政论》、《昌言》。王符掀起了东汉批判思潮，崔寔继承了王符的思想并有所发展，仲长统则代表了汉末批判思潮的终结。它们都注重理性的分析和哲理的升华，它们的思想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汉末“子学”主要继承中期“自由学派”的学风，哲学上反对神学思潮，体现出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现实上对汉末腐朽的社会进行分析和批判。汉末“子学”虽然尚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们并非简单的就事论事，而是进行深刻理性的分析，严肃的哲学思考，体现出和汉末政论文不同的学术的特征，并对汉末的时代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个社会的思想主潮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尤其是在东汉儒学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文学创作也不同程度的受其影响，出现一些新变的特征。东汉初期，文学以赋体为主，延续着西汉以来的歌颂传统。随着上层学术思想发生较大的变化，神学思潮侵袭着整个社会，文学创作也不可避免的受其影响。东汉初期的诗赋创作，都包含有明显的神学思想内容，作品引用谶纬祥瑞所占的比重，远高于西汉时期。这种神学内容在诗赋创作之中，主要用来歌颂大汉盛世以及帝王的“天命神授”，这是神学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的主要表现。今文经学虽然与神学融合，但儒学的根本属性并没有完全丧失，依然以其强大的惯性力量影响到文学创作，主要表现在文学作品在歌颂帝王的时候，特别注重发扬他们在礼乐文化方面的功业，将帝王塑造成文化的创造者和儒家圣贤的形象。这些礼乐文化，无外乎儒家的仁政、德治、教化等内容，实行仁政德治的帝王，具有儒学和神学的双重特征。东汉初期的诗赋，集中描绘帝王的祥瑞征兆和礼乐教化，正是东汉初期的儒学神学化影响文学的表现。

东汉中期，随着今古文经学此消彼长，文学面貌也发生较大的变化。具体来说，今文经学的衰落，使受儒家神学化桎梏的汉代文学，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主要表现是诗赋向抒情化的文学本质回归。由东汉初期的“理胜于情”的述志赋，向纯粹吟咏人生况味的抒情小赋转化，这是汉末文学变革的前奏。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影响，不仅增加了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意蕴，也使文学作品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广大的知识容量。东汉末期，儒学整体走向衰落，对文学创作产生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汉代文学几百年的发展，一直笼罩在儒学的光环之下。失去儒学制约的文学创作，并非文学作品的内容中儒家思想的消亡，而是文学创作没有了儒家教条的束缚，以各种方式加快了向文学本位回归的步伐。具体来说，儒学衰微首先影响到儒者本人，儒者完成了向文士转化的过程，并逐渐向才情和艺术的方向发展，这为汉末儒学的变革准备了主观上的条件。汉末各体文学的繁盛，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它们与儒学衰微也有一定的关系，它们大体遵循“儒学陵替，文风趋华”的整体趋势，但不同的文体发展变化也显出各自不同的特征，有的文体甚至出现反向逆动的情况，这种现象应该与文体内部的发展规律有关。儒学衰微所引起的汉末文学的变化，在诗赋体裁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它是儒学变化所引起的文学变化的主要体现。儒学衰微导致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束缚减弱，诗赋的创作也从这种束缚中跳出来，以各种方式回归文学的道路。对于诗歌来说，最大的变化是抒情的增强。诗歌创作逐渐脱离儒教的影响，表达内心喜怒哀乐的真实感受。《古诗十九首》作为汉末抒情诗最高成就的代表，就是诗歌抒情增强的集中体现。脱离了儒家教化之后的“诗言志”，真正回到了诗歌抒情的本质特征。由此也带来诗歌表现形式和诗风相应的变化，使诗歌最终取代赋 它带给后世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中国文学由此走上了以诗歌创作为主体的道路，抒情 对于汉赋来说，占领文坛主流两百年的汉大赋基本衰落，赋体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新变，在东汉中期题材扩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了远离儒教影响的几种题材，并表现出不同以往的艺术特征。辞赋可以批判社会，可以写艳情，写新婚，写美女，写游戏，情感抒发出自内心而非大赋的因文造情，为后世种类繁多的抒情赋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汉末文学的这种变化，都是在儒学衰落之后，由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在汉末儒学衰落的大背景下，“子学”的兴盛是伴随着儒学的衰落。“子学”的发展作为一种学术的系统还不够成熟，它对文学的影响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明显的体现。由于“子学”和汉末政论的内容都是基于对汉末社会的批判，所以二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同受汉末社会现实的影响，汉末“子学”的政治思想以批判和改良为主，对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改良方法。如重视国君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这是社会变革的关键所在；希望国君能够任用贤臣，疏远小人，以达到国家中兴。汉末政论文的批判现实虽然激烈，但也是出于维护政权而不是改变的目的，其矛头也是首先指向国君，既谴责了国君忠奸不分、扬恶罚善的昏聩行为，也依然对国君寄托了希望，向国君推荐贤臣，希望国君重用他们，以挽救危难中的国家和社会。这是二者基本相似的地方；汉末政论文的批判方式，较多以灾异发端，具有明显的荒诞性，所以才会出现政论家以其政论文中多灾异而免罪的怪事。汉末子学家则在冷静观察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构建自己的批判理论，从而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是二者完全不同的地方，其因在于汉末“子学”继承和发展了东汉“自由学派”的思想，反对天命神学论，而汉末政论文还延续汉初政论以灾异推演政治的风气。同样是针对汉末社会，“子学”和政论文的批判方式却完全不同。“子学”和政论文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和促进的关系，汉末子学会影响到政论文的思想和内容，而政论文也会促进汉末子学在政治理论上的构建；汉末子学和政论文在汉末政治社会的背景之下，既独立平行的发展，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相互补充，共同促进。

古代文学论文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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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中国古典文学桃花意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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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 17

(一)重学生轻教师

随着素质教育的提倡，建构主义教育理论与双主体教学理论为越来越多的教师所认同，他们开始转变观念，越来越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这是教�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有时矫枉过正，重学生却轻教师。具体表现在，以学生的兴趣为导向标，忽略了教师自身的引导作用。事实上，素质教育在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这种误区的形成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上，教师的动机是好的，但效果却不能与动机成正比。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模式往往采取“作者介绍———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三段论式教学，这种模式今天依然有着较大的市场。这种教学方式，往往“面”铺得较广，“点”挖得不深，教师更多的是充当了知识的传声筒，因而课堂教学引发不了学生的兴趣。为改变这种现状，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一些教师就通过讲述作者的生平故事、文坛趣事、野史逸闻等相关内容来丰富教学课堂。这样的穿插教学本无可厚非，首先它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保持良好的教学秩序。其次，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扩大学生的视野，增加知识面。但是，一旦不能把握好“度”，过分倾斜于此，教改就会走向误区———为吸引学生而忽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传授了基础知识忽略了能力培养。客观上，随着教师教学评价体系的改革，学生评教成为教师教学评价的重点，从某种程度上说，教学业绩的好坏取决于学生的喜好。学生评教的角度往往从自身的兴趣出发，要求课堂气氛轻松，不能注意到知识的系统与衔接，不愿接受思考与科研的辛苦。一堂生动的好课就被狭义地理解为多讲故事、多举事例。笔者曾就“如何上好古代文学课”向学生展开调查，70%多的学生认为文学史及作品枯燥了些，要求老师“多介绍一些背景知识、作家生平及相关故事”。此外，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明显感觉到：学生对小说教学的兴趣远远高于诗文教学。教学评价体系以学生评教为主，势必对教师的教学活动产生误导，为获得学生的高分评价，一些教师的教学自然会迎合学生的口味。教与学的相互融洽，应该是教学中的极高境界。然而，以牺牲教师的主导地位为代价换得的“融洽”，应该说是得不偿失的。学生得到的是信息时代网络书籍上轻易可得的“趣味”，失去的是培养能力时代的能力丧失。最典型的莫过于四年本科毕业，毕业论文都无从下手。

(二)重手段轻方法

当今社会是信息化的社会，社会的进步带动了教育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正越来越深入地走进教育，多媒体教学就是最好的说明。小小三尺讲台可视接千里，耳听八方。教学容量增加了，教学效率、效果提高了，教学的生动性、直观性加强了……多媒体教学正显示出其巨大的优越性。正如一枚钱币有正反一样，多媒体教学中也存在误区，这就是重手段轻方法。明显表现在多媒体课件蜂拥而上，教师教学方式方法依然陈旧。以古代文学教学为例，教学方法依然是传统的“三段论”直讲，不同的是将粉笔板书换成多媒体的屏幕显示，配以一些画面与音乐。其最终除增加学生的感官刺激外，与传统的教学效果并无二致。这种现象的形成，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对多媒体教学认识的偏差。作为现代教育技术重要手段的多媒体具有时代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衡量办学、教学的一个重要指征。无论是对学校的本科教学(研究生)验收还是对教师的教学评价，多媒体教学都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因素。多媒体教学的重要性，往往使人们在认识上产生一种错觉：凡运用了多媒体的教学就是教改，就是好课。事实上，多媒体只是适应时展、以计算机作为知识载体的教学手段。多媒体(计算机)教学始终也只能是一种辅助的教学，它不可能改变整个教育过程中的实质，教学的主体只能是教师与学生。这就好比教师是厨师，学生是吃饭者，多媒体是灶具、炊具。饭菜是否可口，关键是厨师的手艺和学生的胃口。灶具、炊具最大的影响只是在于做饭的功效。一堂好课，手段固然不可缺少，关键还是在于教师的教学方法。衡量一堂好课并不能以是否运用了多媒体技术为标准。曾经有幸聆听过中国文学研究所杨义先生的两次讲课，没有多媒体技术的帮助，却依然让我们有如沐春风之感，领略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内涵。应该说，教师的主导地位就体现在教师的知识积累及传授的方法上。重手段轻方法，只能使多媒体教学成为新瓶装旧酒的传统教学模式的翻版，而不能正确合理地使用现代教育技术。教师自身的现代教育技术水平也是形成重手段轻方法的一个原因。多媒体教学中，教师运用最多的莫过于教学课件。课件的来源，或是自己制作，或是网上下载，或是花钱购买。自己制作的课件，因为计算机知识的欠缺，往往只能以幻灯片的形式出现，结果无非是将原来粉笔的板书变为电子板书，换汤不换药，不能有效地发挥多媒体的作用。网上下载或购买的课件，因为“舶来品”的缘故，教师不熟悉教学内容，丧失教学的主动性，很可能导致“照本宣科”。此外，由于现代教育技术水平的限制，课件往往重复使用，修改的概率微乎其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使得教学模式固定化，从而抹杀了教学中的个性、特色与灵活性，限制了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自然也就陷入了重手段轻方法的误区。

二、特色课堂的构建———古代文学教改的应对措施

美国教育学家杜威有句名言“教之于学就如同卖之于买”，也就是说：要让学生会学，教师就必须会教。古代文学教学的目标应该是，让学生在掌握古代文学知识的同时，增加人文素养，陶冶性情、情操，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基于此，笔者认为充分运用多媒体技术，优化教材与课堂结构，发挥教师主导作用，构建特色课堂至为重要。古代文学特色课堂构建的前提条件是有效地完成教学内容。原则是充分发挥教师与学生的主体作用。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古代文学知识，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增强人文素养。为此，笔者将古代文学特色课堂分为三个有机组成部分

(一)强化记忆的自学课堂

该课堂体系的特色就在于，以学生自学为主，利用多媒体技术，将古代文学的基础知识与古代文学学科的考试相结合。具体操作上，以教师为主导，首先将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介绍给学生，使学生对古代文学史在总体上有一个宏观的把握，以便在今后的学习中做到知识的系统化与完整性。比如，介绍到魏晋小说，可以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脉络加以介绍；学习宋代诗歌，可以将北宋、南宋诗坛加以概括。接着，在多媒体的教学屏幕上显示一个教学单元的基本练习，诸如作家的字号、作品，名句的填空，文学流派的解释，作家创作的概况等基本知识，由学生在课前预习及课堂开卷的基础上随堂完成。学生的练 这样的教学课堂，可以充分优化教材，将教材中最基本的知识以相对少的教学时间梳理出清晰完整的线索并加以强化训练。同时，通过强制也可以加强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与主动性，打好古代文学的基础，杜绝平时作业中的抄袭及期末考试时的临时突击和舞弊现象。

(二)“授之以渔”的能力训练课堂

该课堂的特色主要是对教材中的重点章节有选择地进行专题讲述，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专题教学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参考资料等通过多媒体屏幕介绍给学生，进而教给学生研究的方法。比如，讲解姜夔作品，可以结合周济的《宋四家词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的评论加以讲评。讲授清代小说时，可以将当今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研究热点、研究空白等介绍给学生。据笔者了解，这样的教学内容还是比较受学生欢迎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学生认为教师不是教“死书”，能扩大他们的视野，调动和激发他们的科研创新能力。专题研究教学也可以采用讨论教学，可以事先布置讨论题或读书报告，要求学生查阅资料，课堂上以学生介绍资料综述及自己的观点为主。如《聊斋志异》专题可重点分析其女性形象。《聊斋志异》几乎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是狐仙鬼女主动找书生，并且一见面就委身于书生，就此可让学生展开讨论，进而深入探讨作者的女性观。教学中，应根据教学课时及教学要点设计好一学期的教学专题，如，唐代文学中的“李白研究”、“杜甫研究”等，教学不要求面面俱到，重在给学生以启发，培养学生的能力。这种教学课堂，可以突出教材的重点，重要的是通过平时的训练，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毕业论文的完成打下基础。同时，也可以避免学生毕业时，论文无从下手，抄袭、剽窃他人劳动成果的现象。

(三)增强人文素质的情商课堂

“情商”是心理学家相对于“智商”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人在情绪、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质。在这一点上，古代文学课占据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古代文学作家作品中，很多地方显现着健康健全的人格魅力和优良的民族美德。如果引导得法，古代文学课完全可 情商课堂的创立就是要联系古代文学作家作品对大学生进行人生教育，以此增加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大学生的审美直觉能力，增进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进一步塑造大学生的健康人格。情商课堂可以通过学生感兴趣的作家生平经历，针对现实生活中的热点话题，展开讨论，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如苏轼生平经历坎坷，但在逆境中始终能保持一份乐观。《潋湖上初晴后雨》《前赤壁赋》《水调歌头》都表现了这一共同特点：人生的不快、不顺、不幸、不如意都在对自然、生活的热爱中得以化解。将苏轼的人生态度与当前大学生找工作的挫折相联系，会给学生很好的人生启示：遇到挫折，如果一味自怨自艾，生活的天空会一片黯淡；只有尽量去寻找、发现生活中的美，生活中才会海阔天空。该课堂也可以在讲解作品时联系相关话题，对现实生活中的普遍现象进行思考。如讲解《红楼梦》时，可将贾府的腐败与当今的社会现实相结合。贾府的腐败包括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三方面，贾府的腐败是它走向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腐败不仅是封建社会的毒瘤，也是当今社会的毒瘤，通过《红楼梦》的学习，可以知道反腐倡廉的重要意义。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也是大学生最感兴趣、最敏感的话题。《聊斋志异》中一些篇目(如《葛巾》等)的女性毅然离开了原先的“爱人”，可以联系近年来大学生因失恋轻生的现象，探索其原因，对大学生进行爱情观、生命观的教育。此外，情商课堂还可以通过对古代诗词的欣赏、朗读陶冶大学生的性情，培养其审美欣赏的直觉能力，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中，利用多媒体手段，将音乐、画面、朗读等多种手段有机结合，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情商课堂可以使学生从书本走向生活，可以使古代文学教学更贴近现实人生，从而增添时代气息。这是中国古代文学优秀传统薪火传承的重要途径之一。作为高等院校的学生，人格的塑造，对今后走向社会至关重要，因此，情商课堂的构建是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个亮点。

三、结语

古代文学论文 18

论文摘要：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具有着其自身重要的作用。文学史料与历史实际相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不可将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料相等同。本案主要阐述了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因素以及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旨在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 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席红。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之我见[j].山东文学（下半月），2011，（5）：100-101.

[2]王乃瑞。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探究[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27（5）：125-126.

古文学论文 19

通过观察，我认为“诗性语言”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大量修辞手法的使用。汉语的诗性语言中，比喻、引用、夸张、互文等修辞手法使用频繁，增强了语言的表达效果和语言的美感。例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就运用了比喻，将“愁”比作了“一江春水”，化无形抽象的“愁”为有形，使抽象的情思具体化了，让读者能深切的感觉到“愁”之深、之切。而其他比喻的使用，如“红杏枝头春意闹”，一个“闹”字，将原本静态的红杏写活，将其人格化，表现出一派春天的生机勃勃之景。又如，“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引用的使用不但能借典故生动的说明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而且能使文章显得典雅精炼。再比如，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用夸张的手法，突出了“愁”，同样使表达更加生动形象。

但是，也要看到，在有些情况下，修辞手法的运用也会对读者理解句意产生影响。就如上面例子中，“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如果不能发现其中的引用手法，而机械的对其进行翻译，就很难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含义。而对于“白发三千丈”一句，有些人单纯从客观事实角度出发，就会说，一个人的头发怎么可能那么长，从而，忽略了对作品内在含义的理解而片面的探讨作者的写作是否符合客观事实。还有修辞中倒置的使用，如果不能应从修辞角度的去理解，注意到倒置的使用，就会影响意思的理解。例如江淹的“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其实际顺序应为“孤臣坠涕，孽子危心”，若未能注意到修辞手法的使用，进行翻译，就会出现错误。

二、打破语法规则的限制。一方面，正如前一点中“倒置”修辞手法的使用，并未遵循固定的句法结构，打破语法规则的限制，却收到特别的表达效果，像杜甫的“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和《诗经》中的“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等句，改变了句子原有的平淡，增加了诗意，增强了韵律感、节奏感，也使语意变得错落有致，而由于中断了语流，使人们更加注意关注语句含义。但也正如上文所说，对句子的理解造成困难。

另一方面，在很多古典诗词中，作者很少，甚至是不使用连词、介词等，仅把多个意象连缀起来。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只是简单的将“枯藤”、“老树”、“昏鸦”等几个意象连缀到一起，却成功的描摹出一派秋天的萧瑟凄凉之景，表达出作者的孤独之感与思乡之情，并收到了电影中蒙太奇的表现效果。这种通篇意象的列举，而无句法关系的连接，可以说是中国诗性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从一般的语法角度看不合规矩且缺乏连贯性，但从诗的角度看，语言凝练、简洁，形象鲜明、突出。

三、多使用词类活用、使动、意动等语法结构。诗性语言的这一特点主要是炼字的要求，正如杜甫所说，“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些手法的使用，无疑会增强语言的表现力。

比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中的“乐”，它们分别使用了形容词的动用，以及动词的使动用法。这种用法，比单纯的用“春风把江南岸变绿了”和“使她快乐”要显得凝练，而且更具有表现力，达到古诗文中，炼字的要求。

四、语言凝练，表意的形象。这一特点，源于诗性语言中，意象的使用。

王维的诗被称为“诗中有画”。如他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诗，前两句“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用简单的两句话，几个意象，就使一幅清晨送别的画面呈现在读者面前，如身临其境。在诗文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五、感情丰富而含蓄。诗性语言讲求的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诗性语言的应用，不但使情感表达更加含蓄，而且能够在有限的字数中表达超过一种的情感。

例如，范仲淹在《苏幕遮》一词的上片中，仅通过“碧云”“黄叶”“斜阳”“芳草”等一系列意象，不着一字，便抒发了深厚的思乡之情，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体现出诗性语言中，“借景抒情”这一手法的运用。再如苏轼的《水调歌头》，前一部分通过写“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高处不胜寒”等，曲折的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之情，而后面又以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抒发了对弟弟苏辙的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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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告中，实证法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方法，是通过事物的真实表现传达产品信息或卖点，以此来引起受众注意和兴趣，进而促使消费者产生购买行为的一种方法。换言之，实证法是广告及其他促销活动中比较直观并具有立竿见影效果的一种方法。实证法主要有三种：文字写实、产品展示、现场表演。其中，后两种是现代广告中用得比较多也比较有效的方法，比如，洗衣粉、洗洁精、洗手液、洗发水、沐浴露等产品广告便多用此法。“杨志卖刀”是《水浒传》中的一个经典段子，不管真实与否，这个桥段在今天看来依然属于实证广告的典型案例。“杨志来到京城混江湖，没想很快就把盘缠用光了，为了糊口，只好卖随身携带的祖传宝刀。起初，杨志只是将宝刀“插了草标儿，上市去卖”，再加上杨志本是军官出身，不善吆喝，结果“立了两个时辰，并无一个人问”，这充分说明产品再好也需要宣传，如果他能像卖膏药的打虎将李忠一样，先舞刀弄枪耍耍身手，只怕不用半个时辰，早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了。直到京城有名的地痞牛二路过，扯过宝刀问他卖多少钱，杨志才算有了一个产品推销的机会。接下来杨志的产品展示和现场表演颇有可圈可点之处。他先通过回复牛二的询价不露痕迹地带出了宝刀的品牌故事“祖上留下宝刀，要卖三千贯”，说明这把宝刀是有历史的，并明确给刀定了位“宝刀”，然后给出了符合产品定位的价格“三千贯”。接着，当牛二对宝刀的价格提出“我到桥下的白铁店三百文买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你的鸟刀有甚好处，叫做宝刀”的质疑时，杨志先是回应“洒家的须不是店上卖的白铁刀，这是宝刀”，然后隆重推出产品的USP：“第一件砍铜剁铁，刀口不卷；第二件吹毛得过；第三件杀人刀上不沾血”。USP（UniqueSellingProposition）即“独特的销售主张”，它是广告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由美国营销大师罗塞•瑞夫斯（RosserReeves）在20世纪50年代首创。瑞夫斯认为USP必须具备三个要点：一是利益承诺，即强调你的产品有哪些具体的功效以及这些功效能给消费者提供哪些实际利益，换句话说，就是顾客买了你的产品能得到什么好处；二是独特，这是竞争对手无法提出或没有提出的，也就是说，你的产品要具备跟同类竞争对手有别的地方；三是强而有力，要做到集中。比如，“农夫果园，喝前摇一摇”“农夫山泉有点甜”，以及M&M巧克力的“只溶于口，不溶于手”等均是利用USP原理做出的差异化战略，极大提高了产品的美誉度。杨志把宝刀的每一个卖点都一一演示给牛二看，亲证了宝刀的卖点不虚。最后牛二被杀，而宝刀滴血不沾，杨志通过血淋淋的事实证明了他的刀确实是一把好刀，之所以要卖三千贯，就是因为此刀拥有这三个与众不同的卖点，可谓把“USP”的三个要点演绎得淋漓尽致。

二、“伯乐相马”与名人广告

名人广告是现代广告中常见的一种方式。请名人代言广告有诸多好处，一来名人之所 其实名人代言广告古已有之，如“伯乐相马”。据《战国策•燕二》记载：“人有卖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见伯乐曰：‘臣有骏马，欲卖之，比三旦立市，人莫与言。愿子还而视之，去而顾之，臣请献一朝之贾。’伯乐乃还而视之，去而顾之，一旦而马价十倍。”同一匹马，在市场上呆了三天无人问津，但请来伯乐到市场上看了两眼后，这匹马不仅当天就卖出去了，而且价格涨了十倍，效果可谓立竿见影，这充分说明了千里马还需伯乐识的道理，这就是名人代言广告的力量。

三、“武松打虎”与广告语

广告语又称广告口号、广告标语，是广告中具有特殊功能且举足轻重的一句话。好的广告语能够树立产品和品牌的鲜明形象，让人印象深刻，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依靠一句好的广告语一举成名的品牌数不胜数，比如，“好迪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让人认识并记住了好迪洗发水，“农夫山泉有点甜”让人记住了农夫山泉，“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让人记住了戴比尔斯（DeBeers）。一般来说，好的广告语应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符合KISS原则，KISS就是“KeepItSweetandSimple”，简洁甜美；二是与众不同；三是通俗易懂。在《水浒传》中，就有一句绝妙的广告语，即“武松打虎”一节中的“三碗不过岗”。武松到景阳岗本意并不是为了打虎，而是寻找他的兄长武大郎，然而当他来到景阳岗下，看到了一个店家的广告“三碗不过岗”，正是在这句话的刺激下，武松连喝了十八碗酒，然后上山打了老虎，成为一段� 且不论这段历史真实与否，单论“三碗不过岗”这句话，即使放在今天，依然是一句不可多得的精彩的广告语。其精彩之处有三：一是目标受众定位准确，景阳岗地处荒郊野岭，经过的鲜有文人雅士，贩夫走卒居多，这句话没有故作风雅，而是通俗易懂，非常贴合目标受众的接受水平；二是易于激发受众的逆反心理，武松正是受了“不”字的刺激，你说喝了三碗酒就过不了景阳岗，我偏喝给你看，结果他连喝了十八碗酒，说明这种反向诉求很好地促进了销售；三是够短，好的广告语无需赘言，五个字足矣。

四、酒旗与路牌广告

路牌广告最早的形式恐怕就是酒旗了。古代文学中对酒旗多有描述，比如，白居易《曲江》中的名句“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杜牧《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刘禹锡《堤上行三首》“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墙堤上楼”，张籍《江南行》“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韦应物《酒肆行》“碧疏玲珑含春风，银题彩帜邀上客”等，不胜枚举。显然，酒旗给古人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因此，深得众多文人墨客的青睐。可见，酒旗在当时已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广告形式，甚至可以堪称商业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典范。到了宋代以后，不仅酒旗广告上的装饰手法已很丰富，而且还有很多画家也以酒旗入画，如《清明上河图》，桥头就有一间酒楼，上悬五条幅旗，上书“新酒”。再后来，酒旗甚至已不再仅仅是酒楼本身的一种标志广告，还变成了一种广告媒体。有的酒旗直接被用作酒的广告，如明代正德年间朝廷开设的酒馆，酒旗上题有名家墨宝：“本店发卖四时荷花高酒”，荷花高酒是当时宫廷御酿；有的酒旗则标明经营方式，如《歧路灯》里的开封“西蓬壶馆”木牌坊上就书写着“包办酒席”；更多的酒旗则极力渲染酒香，如清代八角鼓曲《瑞雪成堆》中“杏花村内酒旗飞”的酒旗上就书写着“开坛香十里，就是神仙也要醉”等字样。今天，酒旗已演变成琳琅满目的路牌广告、旗帜广告、灯箱广告、围墙广告等，形式更加多样化，内容也更丰富。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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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和发展

***战争，使得中国的国门被打开，而我们的知识分子也深刻意识到国家的落后，文学界由此觉醒，并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过犹不及，“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等口号和思潮使得古代文化与文学受到强烈排斥，这种过于极端的决定未免显得急躁了，也正因为如此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今后的发展遗留下不小的隐患。20世纪初的文学革命，将现代文学的序幕正式拉开了，有伤痕文学、乡土小说和九叶诗派等。一直发展到如今有穿越小说、奇幻小说和都市言情等出现，表面上看来现代文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态势。但仔细追究，我们会发现繁荣的背后正是一派虚无和浮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了西方理论的影响，另外本土文化改造所产生的影响也很深，而我们自己的文学史和本民族的文学意蕴已越走越远，我国的现代文学可谓是进入了“瓶颈”。

(二)文学“断裂层”

现代文学史已有近百年的时间，然而却尚未真正出现能与古代文学相媲美的文学作品。没有一部小说可以与《红楼梦》比肩，没有一首现代诗歌可以与唐诗相对抗的诗歌。文学是一门较为感性的科学，其应当具有一定的现代性以反映当下的真实生活，同时也不能与历史母体相脱离。在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之后，现代文学中鲜少出现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只知向前看却忘了回顾身后，因而使得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出现了“断裂层”。

二、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

(一)丰富的古代文学资源

先秦诸子的《诗经》、《庄子》;两汉的汉赋、《史记》;魏晋的“建安风骨”；唐宋诗词、元曲，明清的四大名著等等。此外还有民歌、游记等不同种类的文本史料。古代文学资源十分丰富，我们所指的古代文学资料当然指的不仅仅是文本资料本身，因为其本身也反映出了一些潜在的内容，这或者是一个时代的风尚，或者是某个朝代的社会思想等等。由此可见，祖先们为我们留下的古代资源之丰富，这些不同文学形式的作品为我们展示

(二)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然而，我们在传承文学资源方面显然做得还很不够。我们要传承就一定要很好地面对困难，需要克服的难题主要有两个。首先，要克服理所当然的心态，在现代，人们有着十分自由的言论，思想自由，人们总是试图去研究文学发展史，并对其历史进行演变，同时并设法使其合理化。但我们所认为的合理未必就是历史的真实，对于现代人所需要的合理性，我们也不应该一味地遵循，而将历史的真实性抹杀了。研究古代资源的人员，应该始终站在时代和历史的大背景下，对于古文化的接受和传承要本着最真实的态度。其次，应该对古代文化资料进行多角度地解读，由于历史悠远，文学资源过于丰富，这也使得我们今天的传承遭遇难题，因而相关工作者就需要从多维视角出发，采用多种不同的理论进行理论批评，从而使得评析更加全面和综合，以防理论过于主观，对于历史人物与事实更不能肆意地褒贬，要客观地做出评价。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自己的“根”：古代文学资源。虽然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之初曾试图抛弃古代文学而实现自己的现代性，但最终实践证明这条路是无法走下去的。我们发展现代文学终究还是离不开古代资源的支持，没有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就难以出现“终极关怀”和“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现当展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也是从古老的文学文本中演变而来。因此，我们在对历史资源和现代文学前景的反思，不应该只是一味地去远离，更重要的是要去靠近，而且是进入到最深层次，将其内在潜力挖掘出来，将新的的活力注入以便促进自我的更好发展。在如今这个世界，返璞归真的实现还是需要立足于传统的东西，这样才能很好地矫正人性，使心灵得到慰藉。因此，联系起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二者的关系，二者之间向来不是对立的的关系，而应该是同一。若不是深入地挖掘和利用古代文学资源，就无法从中汲取力量，进而促使现代文学获得长远发展；；不去进行现代性文学语境的渗透，也不能很好地挖掘古代文学资源的潜在力量。因此，我们说发展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和发掘古代文学资源，二者并无冲突，是相互依存的，是一种同一的关系。

四、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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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05年，以王叔文、王？为代表的改革派在唐顺宗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政治革新运动———“永贞革新”。但是仅仅持续了百余天，这场运动便在保守势力的反攻下以失败告终。刘禹锡作为“二王八司马”中的骨干，被贬为朗州司马。“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刘禹锡的确做了十年的朗州司马，但他所作“新辞”(竹枝词)之地却不在朗州，而是在夔州。刘禹锡何以要作《竹枝词》，个中原因我们从作者作品入手自然更为可靠。他说：“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使善歌者扬之，附于末，后之聆巴？，知变风之自焉。”刘禹锡认为屈原居沅、湘之间而作《九歌》，朗州即今湖南常德一带，东临洞庭湖。屈原《九歌》产生的沅湘流域和刘禹锡谪居长达十年之久的朗州，属于同一个地域空间。虽然刘禹锡《竹枝词》作于夔州，但是朗州十� 他与屈原在同一片土地上同遭贬谪，无疑会在其心中萌发复杂的情感共鸣。这就为日后夔州《竹枝词》的创作埋下了伏笔。这份久久未曾迸发的情思，直到长庆三年(822)刘禹锡到达夔州，耳闻目睹了“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伫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才找到了合适的切入点，完成了九篇《竹枝词》的创作。刘禹锡在《竹枝词引》中明确提出了《九歌》与《竹枝词》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沿波讨源，从《九歌》入手来在探讨《竹枝词》的主旨。关于《九歌》，东汉王逸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状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怨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王逸《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屈赋注本，王逸为楚地之人，离屈原生活的时代也相对较近，所以其说法比较可信。从中我们可以捕捉到一些信息：《九歌》是屈原在放逐之后，依据楚地民间的祭祀歌舞所作，其中寄托着自己的“愁思”“冤结”。那么，“它既是从俗的怨歌，又是屈原个人的抒情诗。祭神与抒情相融，鬼事和人事结合；若即若离，虚虚实实，成为神曲、民俗与诗人内心情感的综合体。从这个角度看，‘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正好道出了《九歌》即事抒情的总特征。”《楚辞论•历代咏赞屈原诗词选》辑录了从汉至唐五十三位诗人的七十三首诗词作品，其中有抚古思今，借屈原之酒杯浇一己之块垒者，亦有祭祠临江，托有情之诗文寄百代之敬仰者。作品咏赞的具体对象，或为遭贬而不弃故国，或为愁苦而长怀忠直，以至于最终自沉汨罗的高尚峻洁之人格魅力。既然这些文人对屈原人格及其思想评价如此之高，那么反映屈原思想的《九歌》等楚辞作品在他们看来，表达出“履行忠诚以事于君，不见信用而身放弃”也就很自然了。这种寄兴说并未在唐代终止。相反，却愈演愈烈。到了南宋，洪兴祖作《楚辞补注》时，“几乎对每一篇他都要诠释出其‘存君兴国’的微言大义。”既然如此，置身于以忠君爱国思想为重要准则的封建传统伦理道德之中的刘禹锡，自然无法逾越这道天堑，更何况其贬谪遭遇又暗合了屈原这位以忠贞而见放的诗坛巨擘。那么，刘禹锡学习屈原在沅湘间作《九歌》的方式来作《竹枝词》，又怎能没有与屈原相似的情感寄托？

二

刘禹锡在《竹枝词引》中提到他因《九歌》而作的《竹枝词》有九篇。我们不妨一一来看。第一首：“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陌上动乡情。”此诗所写为思乡之情。前两句交代了时间、地点。春草初生，蜀青，南人或许只是不经意的歌唱，便触动了客居于此的北人几多愁肠。第二首：“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头；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红花开着，春水流着，然而作者面对盎然春意却流露出浓浓的伤春之情。难道是刘禹锡下车伊始即对当地男女流水落花般的恋情感慨不已？客观地说，这首诗从作者政治上悒悒不得志，借楚辞中“香草美人”的方式来表现内心世界的角度理解更具说服力。第三首：“江上竹楼新雨晴，?西春水？文生；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雨过天晴，春波微漾，来来往往的人共唱歌行，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但这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杨柳”意象。“杨柳”意象从《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开始，便被诗人们赋予了送别、离愁的含义。此处正是以乐景来反衬诗人包孕在文字深处的几许愁思。第四首：“日出三竿春露消，江头蜀客驻兰桡；凭寄狂夫书一纸，住在成都万里桥。”此诗化用杜甫《狂夫》而来，却能不着痕迹。昔日杜甫虽寓居成都，在万里桥西结草堂而居，但心中却时时不能忘怀帝都长安，生活的落魄和客居蜀地的乡思让他难以释怀。有着某种相似经历的刘禹锡，于诗中表现的正是此种情怀。第五首：“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春酒满银杯；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春来。”前诗情系少陵，此诗意托明妃。王昭君曾遭画师所诬而远嫁胡廷，刘禹锡作为改革派而贬谪蜀地，虽情生此境，却不多言一字，作化蛇之举。第六、七首可一并来看：“城西门前滟？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恨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瞿唐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两诗都以托物起兴破题，或用“滟？堆”以突出坚不可摧，或用“十二滩”以表现路途难行，接着转入正题，懊恨人心不能似石头那样坚，长恨世道却比水道还要险。知人当须论世，这两首诗，正是政治命运多舛的刘禹锡在贬官之后对世道人心深刻体味后的真实表达。第八首：“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个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猿啼”亦为相传已久的愁悲意象。刘禹锡于此诗一语道出真谛：猿啼之声令人悲愁，但这啼鸣本身并不是感伤的根源，它仅仅是牵出愁情的诱因，只有亲身所感之人，才能深味其中三昧。第九首：“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作者以写实的笔法客观展现了当地的劳动生活风貌。这九篇《竹枝词》，从寄寓的情感来看，是一个整体。它主要表现的是刘禹锡被贬之后才不得展，志不得申，又客居蜀乡，心恋魏阙的悲郁心情。从汉唐间诗人对屈原的评价，可知他们对屈原作品的认知、评价仍是定位在王逸所创立的“兴寄说”基础之上的。刘禹锡曾明言其因屈原作《九歌》，“故作《竹枝词》九篇”，但这只是说出他学习了屈原，而这种学习一方面是形式层面，如借鉴民歌、选择了数字“九”等。另一方面是精神层面，指与屈原相似的经历以及对屈原人格的敬仰等。至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刘禹锡作于夔州的九篇《竹枝词》，其创作主旨并非歌唱爱情。其创作起因是受到屈原的启发，其创作形式也是像屈原一样汲取了当地民歌的新鲜养分而别开生面，而最为重要的，是其创作精神———远祧屈原风神，将自己比作屈原式人物，抒发其为正义事业而遭贬谪之后的客愁与深切怨愤。经过一系列分析、探讨，实验小组得出了基本结论。笔者在肯定学生取得进步与成绩的同时，将评价的重心放在过程而不是结果上，让学生在反思中通过自我评价发现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其实，总结评价环节结束，也就意味着本次研究性学习的完成。但我院指导教师为了提高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额外增加了一项学习内容，即正确运用资料，用尽可能准确、规范的学术语言对基本观点和结论予以阐述。本文即为本次研究性学习的基本观点进行文字总结的产物。

三

古文学论文 23

儒学和文学，同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一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学，会受到其时期经济基础的影响。文学风貌与时代政治、社会经济和创作主体的关系较为明显，而与思想和学术的关系则相对隐晦。虽然如此，思想和学术依然是影响文学发生的重要外部因素。本文以东汉儒学发展变化为线索，论述儒家思想和学术对文学的影响。

自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统治两汉社会的主流思潮，是两汉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但儒学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一直受到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使两汉儒学思想呈现出复杂的面貌。西汉末年，伴随着汉王朝地位的岌岌可危，以谶纬学说为主要内容的神学思潮，继承了董仲舒的灾瑞之说，以神学理论附会儒家经典，开始侵入到儒学内部。进入东汉初期，儒学面貌就逐渐发生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整个东汉王朝，从初期的儒学面貌发生变化开始，到中期儒学的统治地位产生动摇，到汉末儒学彻底衰颓下去，儒学经过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发展变化过程，这是一条贯穿东汉社会思潮的主要线索。而由儒学派生的谶纬神学“、自由学派”①以及“汉末子学”，它们或附会儒学，或补充儒学，或修正儒学，这些内容共同形成了东汉儒学的整体风貌。东汉初期，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神学思潮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必然会与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发生冲突。而东汉初期的今文经学，以追逐利禄为其强大的发展动力，大量的繁琐解经、饾饤成文之风又导致了今文经学本身陷入僵化，必须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突破口。追逐利禄的本性使得今文经学很快向神学靠拢，经学必须依靠神学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神学也需要借助经学，才能将其荒谬的思想和学说正统化、经典化，今文经学因此很快走向神学化的道路。神学化的今文经学是儒学的变异，它产生的是一种学术的怪胎。它通过神化孔子和六经，把孔子塑造成知后世有汉的预言家；通过肢解六经原文，把六经弄成谶纬之书。于是大量关于孔子的预言和六经的纬书充斥于东汉初期的儒学之中，成为东汉初期儒学思想的最主要理论形态。这种变异后的儒学，是儒学的表象，神学的本质。它是两汉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巨大的波折，如果没有儒学内部的今古文之争和外部“自由学派”的强烈反对，儒学将在神学思潮的侵袭下面目全非。今文经学的僵化的学风，以及和神学联姻之后的荒诞思想，必然导致它走向一条没有出路的死胡洞。在最高统治者的强势推动之下，它得以占据学术思潮的统治地位，成为东汉初期最主要的学术形态。到了东汉中期，随着王朝的政权开始走向衰亡，今文经学也就走向了自己的末路。这期间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在反对今文经学的过程中应运而生，逐渐占据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东汉中期，儒学整体上处于内部的自我调整之势，今文经学趋于衰落，古文经学代之兴起，这是儒学自我调整的重要表征。今古文经学在其诞生初期，就由于治学的风格不同存在争端，只是由于今文经学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一直压倒古文经学，但古文经学因其灵活务实的学风而� 尤其是今文经学与神学联姻之后，古文经学虽也不能完全避免神学思潮，但总体上与神学比较疏离，保持自己学术上的独立性。到了东汉中期，今文经学退出学术的主要阵地，古文经学代之兴起，成为儒学在东汉中期的代表，占据重要的思想地位，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古文学者与今文学者相比，更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古文经学不拘于今文经学的“家法”、“师法”，转益多师，具有灵活的传承关系和广采博纳的学风。古文经学追求对经书本义的正确理解，完全不同于今文经学为迎合统治者和神学思潮而曲解经文、谬申经义。古文经学多从文字训诂、名物典制入手，力图达到对经文思想内容的准确把握，这种朴实求真的学风，比较质实可靠，对后世学风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从学术内容上，今文经学以《春秋公羊》为主，以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为主要特色，古文经学以《周礼》为主，拒绝或者疏离神学，由今文经学言灾异的特点，而向朴实礼学转化。从学术风气上，古文经学由今文经学那种虚妄的作风，转向求真务实。古文经学就是以这种学术姿态，占据东汉中期学术领域的重要阵地，对东汉社会以及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东汉末期，儒学彻底衰落，由此而形成了“户异议，人殊论”的局面。但思想不能是真空的世界，也不能永远处于混乱之中，汉末“子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兴盛起来。子学的兴盛，并没有完全脱离儒学发展的轨道，但又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出对东汉儒学的反拔。汉末“子学”的典型特征是对时政的批判，它们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与批判中，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以王符、崔寔、仲长统为代表的汉末子学家，都有代表他们思想成果的专著：《潜夫论》、《政论》、《昌言》。王符掀起了东汉批判思潮，崔寔继承了王符的思想并有所发展，仲长统则代表了汉末批判思潮的终结。它们都注重理性的分析和哲理的升华，它们的思想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汉末“子学”主要继承中期“自由学派”的学风，哲学上反对神学思潮，体现出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现实上对汉末腐朽的社会进行分析和批判。汉末“子学”虽然尚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们并非简单的就事论事，而是进行深刻理性的分析，严肃的哲学思考，体现出和汉末政论文不同的学术的特征，并对汉末的时代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个社会的思想主潮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尤其是在东汉儒学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文学创作也不同程度的受其影响，出现一些新变的特征。东汉初期，文学以赋体为主，延续着西汉以来的歌颂传统。随着上层学术思想发生较大的变化，神学思潮侵袭着整个社会，文学创作也不可避免的受其影响。东汉初期的诗赋创作，都包含有明显的神学思想内容，作品引用谶纬祥瑞所占的比重，远高于西汉时期。这种神学内容在诗赋创作之中，主要用来歌颂大汉盛世以及帝王的“天命神授”，这是神学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的主要表现。今文经学虽然与神学融合，但儒学的根本属性并没有完全丧失，依然以其强大的惯性力量影响到文学创作，主要表现在文学作品在歌颂帝王的时候，特别注重发扬他们在礼乐文化方面的功业，将帝王塑造成文化的创造者和儒家圣贤的形象。这些礼乐文化，无外乎儒家的仁政、德治、教化等内容，实行仁政德治的帝王，具有儒学和神学的双重特征。东汉初期的诗赋，集中描绘帝王的祥瑞征兆和礼乐教化，正是东汉初期的儒学神学化影响文学的表现。东汉中期，随着今古文经学此消彼长，文学面貌也发生较大的变化。具体来说，今文经学的衰落，使受儒家神学化桎梏的汉代文学，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主要表现是诗赋向抒情化的文学本质回归。由东汉初期的“理胜于情”的述志赋，向纯粹吟咏人生况味的抒情小赋转化，这是汉末文学变革的前奏。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影响，不仅增加了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意蕴，也使文学作品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广大的知识容量。东汉末期，儒学整体走向衰落，对文学创作产生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汉代文学几百年的发展，一直笼罩在儒学的光环之下。失去儒学制约的文学创作，并非文学作品的内容中儒家思想的消亡，而是文学创作没有了儒家教条的束缚，以各种方式加快了向文学本位回归的步伐。具体来说，儒学衰微首先影响到儒者本人，儒者完成了向文士转化的过程，并逐渐向才情和艺术的方向发展，这为汉末儒学的变革准备了主观上的条件。汉末各体文学的繁盛，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它们与儒学衰微也有一定的关系，它们大体遵循“儒学陵替，文风趋华”的整体趋势，但不同的文体发展变化也显出各自不同的特征，有的文体甚至出现反向逆动的情况，这种现象应该与文体内部的发展规律有关。儒学衰微所引起的汉末文学的变化，在诗赋体裁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它是儒学变化所引起的文学变化的主要体现。儒学衰微导致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束缚减弱，诗赋的创作也从这种束缚中跳出来，以各种方式回归文学的道路。对于诗歌来说，最大的变化是抒情的增强。诗歌创作逐渐脱离儒教的影响，表达内心喜怒哀乐的真实感受。《古诗十九首》作为汉末抒情诗最高成就的代表，就是诗歌抒情增强的集中体现。脱离了儒家教化之后的“诗言志”，真正回到了诗歌抒情的本质特征。由此也带来诗歌表现形式和诗风相应的变化，使诗歌最终取代赋 它带给后世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中国文学由此走上了以诗歌创作为主体的道路，抒情 对于汉赋来说，占领文坛主流两百年的汉大赋基本衰落，赋体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新变，在东汉中期题材扩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了远离儒教影响的几种题材，并表现出不同以往的艺术特征。辞赋可以批判社会，可以写艳情，写新婚，写美女，写游戏，情感抒发出自内心而非大赋的因文造情，为后世种类繁多的抒情赋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汉末文学的这种变化，都是在儒学衰落之后，由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在汉末儒学衰落的大背景下，“子学”的兴盛是伴随着儒学的衰落。“子学”的发展作为一种学术的系统还不够成熟，它对文学的影响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明显的体现。由于“子学”和汉末政论的内容都是基于对汉末社会的批判，所以二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同受汉末社会现实的影响，汉末“子学”的政治思想以批判和改良为主，对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改良方法。如重视国君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这是社会变革的关键所在；希望国君能够任用贤臣，疏远小人，以达到国家中兴。汉末政论文的批判现实虽然激烈，但也是出于维护政权而不是改变的目的，其矛头也是首先指向国君，既谴责了国君忠奸不分、扬恶罚善的昏聩行为，也依然对国君寄托了希望，向国君推荐贤臣，希望国君重用他们，以挽救危难中的国家和社会。这是二者基本相似的地方；汉末政论文的批判方式，较多以灾异发端，具有明显的荒诞性，所以才会出现政论家以其政论文中多灾异而免罪的怪事。汉末子学家则在冷静观察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构建自己的批判理论，从而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是二者完全不同的地方，其因在于汉末“子学”继承和发展了东汉“自由学派”的思想，反对天命神学论，而汉末政论文还延续汉初政论以灾异推演政治的风气。同样是针对汉末社会，“子学”和政论文的批判方式却完全不同。“子学”和政论文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和促进的关系，汉末子学会影响到政论文的思想和内容，而政论文也会促进汉末子学在政治理论上的构建；汉末子学和政论文在汉末政治社会的背景之下，既独立平行的发展，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相互补充，共同促进。

儒学对于文学影响的强弱，往往取决于儒学是否成为“官学”。儒学 东汉一代的儒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这样的态势。东汉初期，神学思潮具有强大的官方支持，不但侵入到儒学内部，改变了此期儒学的面貌，而且对此期的文学创作带来极为明显的影响。谶纬神学本是荒诞的学说，但王莽、刘秀都依靠它们走向政治舞台，于是他们在掌握皇权之后，以国家的意志将谶纬神学颁行天下，以为天下法则。正是因为有最高统治者的强势推动，神学思潮得以充斥整个汉初的社会。儒学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迎合统治阶级的意志，向神学靠拢，乃至和神学融为一体。谶纬神学就这样在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推动之下，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地位。当然，儒学根本的属性还没有完全异化，也还能以其长期的惯性力量，影响到文学的创作，这个时期的文学就带有儒学和神学的双重特征，儒学和文学的关系就很密切。到了东汉中期，随着国家政权开始衰落，儒学也失去了强大的支持力量，一些在民间流传的思潮就开始占据学术的阵地，为了这一社会思潮的变化，儒学就进入内部的自我调整时期。以扬雄、桓谭、王充为代表的“自由学派”，他们的思想本身就反对代表官方意志的神学和经学，属于“民间学术”，根本不可能得到官方的支持，还可能受到官方的压制，桓谭为此几乎送掉了性命，但它们在反对今文经学、推动今文经学走向衰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儒学的这种变化，使之失去了对文学的直接干预力量，因此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就没有东汉初期那样显著。到了东汉末年，国家政权频临灭亡，儒学完全失去了对国家社会和士人的影响力，也就无可救药的衰颓下去，受到儒学思想长期控制的文学创作，因为这种控制力量的完全衰落，爆发出文学自身的力量，而焕发出全新的光彩。完全失去官方支持力量的儒家思想，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对文学创作的控制影响的能力，汉末文学以各种方式向文学本位回归。汉末“子学”以批判时政为主要思想内涵，完全是一种“民间学术”了，更不可能得到官方力量的支撑，而此时汉室政权已经走向了灭亡的边缘，任何思想和意识形态都无法挽救其覆灭的命运，只能等待新的政权和思想取而代之。

儒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透过这种现象，能够看到一代思想主潮的发展演变与文学发展演变的内在联系，揭示文学发展变化的社会动因。而儒学对文学的影响结果，很难以好或坏来评判。东汉文学逐渐脱离了儒学的影响，至汉末呈现出全新的文学风貌，似乎是儒学制约了文学的发展。但儒学深厚的思想内涵，能够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的精神，这是作品的“文学描写”难以完成的。袁行霈先生云：“文学适合儒家思想，出现过许多优秀的作家，如杜甫、韩愈、白居易、陆游等。文学部分离开儒家思想，也出现过许多优秀作家，如陶渊明、李白、苏轼、曹雪芹等。”②精确地揭示了儒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文学部分离开儒家思想的时候，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也不可能是真空的世界，它必然又有另外类型的思想来填充，如陶渊明、李白、苏轼，他们的作品都呈现出超然物外、通达人生的道家色彩，曹雪芹《红楼梦》则表现出佛教“万事皆空”的思想理念。文学无论是“文以载道”，还是“独抒性灵”，都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思想基础之上，一种时代思想主潮必然对文学产生或隐或显的影响。

古代文学论文 24

维特根斯坦说：“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简言之，语言即界限，依其原意，当是对不可言说的事物应保持沉默的一种肯定表述。然而人本身所固有的言说冲动，总有指向界限之外的焦虑。以创造出“惊人”之美为目标的尝试，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史上，从未停止过，而语言也� 宋人吕本中认为陆机《文赋》中所言“警策”即为“惊人语”，他说：“‘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论也。文章无警策，则不足以传世，盖不能竦动世人。如杜子美及唐人诸诗，无不如此。但晋宋间人专致力于此，故失于绮靡，而无高古气味。子美诗云：‘语不惊人死不休。’所谓惊人语，即警策也”（吕本中《童蒙诗训》）。清人贺贻孙则注重诗人从一般日常经验的现象层面敏感地发现“奇”，继而对“奇语”与“奇语”的锻炼进行品评：吾尝谓眼前平常景，家人琐俗事，说得明白，便是惊人之句。盖人所易道，即人之所不能道也。如飞星过水，人人曾见，多是错过，不能形容，亏他收拾点缀，遂成奇语。骇其奇者，以为百炼方就，而不知彼实得之无意耳。即如“池塘生春草”，“生”字极现成，却极灵幻。虽平平无奇，然较之“园柳变鸣禽”更为自然。（贺贻孙《诗筏》）“眼前平常景，家人琐俗事”乃“人人曾见，多是错过”的日常琐事，它们被抛出审美感知之外，无人“道得”，而诗人凭借敏感诗心发现了它，并付诸艺术实践，“奇语”遂成。叶燮《原诗》更进一步指出：“陈熟、生新，不可一偏，必两者相济，于陈中见新，生中得熟，方全其美。”这里强调了“奇”与“常”双向互动的辩证关系，“常”中出“奇”，“奇”中见“常”，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使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很有启发。这皆与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概念极为相似，即带着惊奇的目光感知事物，使原本司空见惯、乏善可陈的事物，焕然一新，炫目耀眼，类于“可以格物而不为物蔽，可以治习而不为习所缚也”。从而引起人们的关注，再次回到心灵初始的震颤瞬间，也就是说，从原本被遮蔽的事物，达以“审美的敞亮”。在此过程中，“陌生化”可解释为“使之陌生”，充当了审美惊奇发生的手段。实际上，这种审美惊奇的获得，不但需要诗人的诗心慧眼，还对诗人的语言能力和高度的艺术自觉形成了极大的挑战，迫使诗人的审美感觉力和语言外化能力发挥到已有或可能有的经验的至高点。姜白石云：“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诗便不俗”（姜夔《白石道人说诗》）。此处的“不俗”，意即对庸常之作的超越，也是为“惊奇”的审美经验蓄势。李渔则更全面地看待语言文字的创“新”与创“奇”，与贺贻孙不同的是，他从日常经验的现象层面进一步扩展到文本层面来谈：文字莫不贵新，而词为尤甚。不新可以不作，意新为上，语新次之，字句之新又次之。所谓意新者，非于寻常闻见之外，别有所闻所见，而后谓之新也。即在饮食居处之内，布帛菽粟之间，尽有事之极奇，情之极艳，询诸耳目，则为习见习闻，考诸诗词，实为罕听罕， ……言人所未言，而又不出寻常见闻之外者，不知凡几。……奈何泥于前人说尽四字，自设藩篱，而委道旁金玉于路人哉。词语字句之新，亦复如是。同是一语，人人如此说，我之说法独异。或人正我反，人直我曲，或隐约其词以出之，或颠倒字句而出之，为法不一。（李渔《窥词管见》）这种惊奇感的创造，既源于日常经验，又超乎其外；既离不开日常语言，又超越其上，是常态文本语言的变形，凭借“人正我反“”人直我曲“”隐约其词以出之”“颠倒字句而出之”等方式，扭曲语言以实验其弹性、摔打语言以校验其硬度，从而达到惊奇的美感标准。李渔认为，新奇并不在于荒诞离奇的凭空生造，而在于创作主体对尘世生活的独特感知与审美发现，用审美之眼，发现遗落在生活中的审美之“珠”，从而写出“事之极奇，情之极艳”的绝妙佳作，这方为真正的新奇，也就是审美的惊奇。倘要达于审美惊奇之境，创作主体须得透过浅层而芜杂的具象世界，与对象世界迎面遭遇，从而洞见超越常语之上的奇篇佳句。由“或人正我反，人直我曲，或隐约其词以出之，或颠倒字句而出之”这句话，可以想见其中的努力也委实不易，也正因此，充溢着惊奇之美的文本才令人悦适，才愈发弥足珍贵。语言，虽经反复磨洗和拷问，但依然要“反常而合道”（苏轼语）。李渔的论述值得注意的还有：“意新为上，语新次之，字句之新又次之。”倘若逆观此言，就会发现从“字新”到“语新”，再到“意新”，其实现难度逐级增大，涉及到字、句、篇等几乎所有文本要素，无怪乎刘勰感叹：“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刘勰《文心雕龙•神思》）。

二、修辞

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法，修辞是文本形式构成要素之一。历览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史，修辞的成功运用往往对审美惊奇的产生提供了巨大助力。譬如，诗词创作中超乎想象并能形象地传达出事物独特品质的夸张，读者也因之惊赞，生发无尽审美想象：“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云来气接巫峡长，月出寒通雪山白”（杜甫《古柏行》），“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李白《北风行》），“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何等丰富的想象，何等出格的夸张！刘勰《文心雕龙•夸饰》专门谈修辞中夸张的作用，认为夸张用于描摹事物，可以获得“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的审美效果，其中“成状”与“得奇”，是说描写生动而突出，但他又说“饰穷其要，则心声锋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强调“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即把握好夸张的限度，才能达到“奇”的效果。再谈比喻。文学艺术创作中，比喻奇妙精绝，尤其当它又能精当地勾画出事物之间的内在关联时，就颇能让人拍案惊奇，读来令人惊喜。如“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白居易《琵琶行》），“羲和敲日玻璃声，劫灰飞尽古今平”（李贺《秦王饮酒》）等，皆以奇特的比喻让人获得惊奇的美感享受。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博喻的运用，如“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苏轼《百步洪》），以博喻比拟流水之速，让人目不暇接、为之惊叹。赵翼评此诗曰：“东坡大气旋转，虽不屑于句法、字法中别求新奇，而笔力所到，自成创格”（《瓯北诗话》）。又说这四句“形容水流迅速，连用七喻，实古未有”。杜牧在评李贺诗的一篇著名序文中云：“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邱垄，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圾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李长吉歌诗叙》）。杜牧藉许多比喻形容李贺诗的奇特风格，而序文本身排比的运用，气势纵横，虽为序文，也是令人“惊奇”之美文。通感手法的成功运用，也每每带给人审美惊奇。如“寺多红叶烧人眼”“红杏枝头春意闹”“晨钟云外湿”中“烧”“闹”和“湿”字，都动人心目，给人留下强烈印象。此外，还有拟人、顶针等手法的应用所创惊人佳作，元曲中还通过拟人化手法选择独特视角，譬如姚守中的《牛诉冤》，从牛的视角写即将被杀时的心理活动，通过“陌生化”手法达到了审美惊奇的效果。此类例子甚多，在此不赘。

三、意象

语言在文学艺术创造中常表现出局限性，《周易•系辞上》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立象”才能“尽意”。在此基础上，文学艺术中具有惊奇之美的意象创造，其要求无疑更高，不但要新、绝、妙、俊，更要奇、异、警。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具有“惊人”效果的篇什很多，宋杨万里论诗云：诗有惊人句。……“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又：“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白乐天云：“遥怜天上桂华孤，为问姮娥更寡无？月中幸有闲田地，何不中央种两株。”韩子苍《衡岳图》：“故人来自天柱峰，手提石廪与祝融。两山陂陀几百里，安得置之行李中。”……“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杜牧之云：“我欲东召龙伯公，上天揭取北半柄。”“蓬莱顶上翰海水，水尽见底看海空。”（杨万里《诚斋诗话》）杨万里所关注的“惊人句”，显然是指意象创造的奇异，超越庸常，使人耳目一新。此类例子甚多，如韩愈“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调张籍》），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雁门太守行》），这些诗句，皆以独特新奇的审美意象造成了“惊人”的美感效果。再如王绩的“电影江前落，雷声峡外长。霁云无处所，台馆晓苍苍”（《咏巫山》），此诗即借雷电意象传达出巫峡之壮伟气势，实为撼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巫山这一传统题材的表现上，王绩却能将电掠江面、雷奔峡外、风凌苍穹、江激巨浪的抽象性想象，置换为如雷电之动人耳目的直觉性审美意象，从而以真切的气象、气势，带给人强烈的审美惊奇。白乐天认为此诗当“在佺期三子之上”（杨慎《乐府诗话》），确为中的之论。与之相类的如杨师道“电影入飞阁，风威凌吹台”（《中书寓直咏雨简褚起居上官学士》），“落日惊涛上，浮天骇浪长”（《奉和圣制春日望海》）等。除了“惊人句”所创构的奇异意象外，诗文整体审美意象的奇崛也颇为常见，在山水诗中，这一特点更为突出。以奇崛宏肆、笔力劲健称名的元好问弟子郝经即为其一，其写山名作《华不注行》云：昆仑山巅半峰碧，海风吹落犹带湿。意气不欲随群山，独倚青空迥然立。平地拔起惊孱颜，剑气劲插青云间。此诗写华不注山的雄伟壮丽，对之进行了穷形尽相的描写，以多种奇崛、突兀不凡的意象进行摹写，风格豪壮宏肆，在对自然风光的刻画中，渗透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同时表现了诗人深沉刚毅、独立不倚的品格（“意气不欲随群山，独倚青空迥然立”），在奇崛的意象中充分展现了主体情志和历史内涵。开篇用入声韵，更给人以奇突不平之感。该诗奇崛多变、超迈非凡的意象，读来令人目不暇接、惊奇不断，《元史•郝经传》用“诗多奇崛”评价他，颇为恰切。而在元代王鼎的小令中，可以看到更为惊人、奇异的审美意象：弹破庄周梦，两翅驾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一个空，难道是风流孽种？吓杀寻芳的蜜蜂。轻轻扇动，把卖花人扇过桥东。（王鼎〔仙吕•醉中天〕《咏大蝴蝶》）这里的“大蝴蝶”意象，构思非常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意象蕴藉之特点，故更多强调内在，所以往往借审美想象、审美感知来实现其惊人的审美效果，可见，奇特不凡的审美意象，对于文学艺术作品实现“惊人”的审美效果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当然，就审美心理来说，“一般而言，能引起审美惊奇的客体，在主体心里必然处于缺失状态，所以一旦它有机会进入审美主体的视野，就会带来超越审美疲劳的美感狂欢。即是说，这种缺失的审美惊奇体验一旦得到补偿，将使主体产生豁然贯通胸臆，震撼心灵的强烈美感”。

四、意境

在构成“惊奇”之美的诸多要素中，奇特意境的创造无疑是审美惊奇得以产生的重要一环。当然，意境有多种，或花鸟缠绵或云雷奋发，或弦泉幽咽或雪月空明，其中能动心惊耳者亦很多。一般而言，比较明显能让人产生审美惊奇的是雄奇壮伟、气势磅礴的阔大意境，这同中国古代对雄浑、豪放、阳刚、“大”等的美学追求关系极其密切，保有这些风格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往往最具惊心动魄的艺术力量，审美主体在欣赏时也最能产生心灵震撼。也就是说，此类意境所创造的整体性的奇伟瑰丽氛围往往能达到涵盖乾坤、震古烁今的惊人效果。境界（意境）有“出”与“不出”之别，能产生审美惊奇的意境，则不仅要求“出”，还要“出”得奇妙、“出”得惊人、“出”得新颖别致、非同凡响，这便与具备新、奇、变等特点的作品相关，绝非庸常之作所可获致。如此，具有奇崛怪诞甚至奇异诡谲特点的文学艺术作品便进入研究视野，这在“诗鬼”李贺的诗中更为常见，如：先辈匣中三尺水，曾入吴潭斩龙子。隙月斜明刮露寒，练带平铺吹不起。蛟胎皮老蒺藜刺，鸊鹈淬花白鹇尾。……挼丝团金悬簏敕，神光欲截蓝田玉。提出西方白帝惊，嗷嗷鬼母秋郊哭。（《春坊正字剑子歌》）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秋来》）***，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苏小小歌》）以上所引或通过猛兽鬼怪的形象描写，或通过昏惨黯淡之诡异氛围营造，皆构筑出恐怖、奇诡之意境，使人在毛骨悚然、惊惧恐怖之余，感受到不可言喻的雄伟气势与怪诞氛围，产生迥异寻常的审美惊奇体验。杜牧所云“鲸圾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李长吉歌诗叙》），即此谓也。必须指出的是，以上所述只能就一般情况而言。显然，有意境不一定能产生审美惊奇，即使是雄奇壮伟、气势磅礴的意境也不一定必然产生审美惊奇，反之，柔婉缠绵、温润闲雅的意境也未必不能使人产生审美惊奇，因为意境的营构只是产生审美惊奇的重要手段之一，主体的审美经验、审美习惯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在中国古典诗学美学中，谈意境的审美特征和结构要素，则大多拘囿于文学艺术的创作实践与接受过程中的审美体验。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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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堂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从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乃至唐宋元明清文学，这些文学历史的脉络基本不变，教学的内容无非是文学史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等内容。相对固定不变的教学内容若要讲出新意和变化，只能依赖于评价视角的转换和改变。而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与运用就是一种新的评价视角和教学思路，不仅能揭示出古代文学的内在文化含义，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从民风民俗视角切入教学，才能有效地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从真实的文化氛围中领会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意图，得到真知和教育。民俗文化的内容丰富繁杂，需要教师结合古代文学授课内容加以整理和挖掘，再配以课件、图片、实物等教学手段，全方位展示。1.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揭示讲授者能否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进行准确还原和揭示，首先关系到对作品的正确解读。尤其对于古代诗歌来讲，其蕴含的民俗文化因素往往不着痕迹，讲授者若昧于当时的风俗民情，难免有郢书燕说之失。如唐代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中的名句“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讲授者若不了解“星桥”为古代元宵节期间令人观赏的灯的名称，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是被灯装饰的河桥，其实星桥即是一种灯的名称。《云南府志》云：“元宵赏灯张乐，列星桥火树于道。次夕长幼挟游，爆竹插香于其处，相传以为祛病。”《宛平县志》也云：“元宵前后，金吾弛禁，赏灯夜饮，火树银花，星桥铁锁，殆古之遗风云。”可知这两句就是描写元宵节灯火的盛况，与真正的河桥无关。由此看来，古代文学教学应关注民俗资料，这样才能保证讲授知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对古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和揭示还关系到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古代送别诗词中“杨柳”意象的解读和分析，讲授者通常也会提及古人因“柳”“留”谐音而折柳赠别这一风俗习惯并解读出该意象所蕴含的留念、惜别涵义，但仅仅停留在此就忽略了“杨柳”意象的其他文化内涵，从而也失去了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理解的机会。笔者并不满足于“折柳赠别”这一民俗行为的介绍，而是通过引用各种文献资料进一步挖掘这一意象的深层文化内涵。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有记载：“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谈到“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至毒”；体现佛教教义的《灌顶经》中述及禅拉比丘曾以柳枝咒龙，观音佛以柳枝沾水救助众生。受此影响，中国民间称柳树为“鬼怖木”，认为它有驱邪保平安的功能。尤其在唐代，围绕“柳”展开的民俗活动已经非常丰富，如在门首屋檐插挂柳枝，头上身上佩戴柳枝以及折柳枝送别等等。正是民间社会赋予“杨柳”的特殊文化功能及各种与杨柳相关的民俗活动，使这一意象不仅蕴含留念、惜别的含义，更蕴含着“驱凶求吉”的文化含义，积淀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而成为送别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大意象。再如讲解李白《子夜吴歌》中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或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可以适时地对诗句中的“捣衣”民俗进行还原：“捣衣”既不是捶衣，也不是缝衣，更不是洗衣，而是古代的一种生产民俗，具体来讲就是衣服缝制前的一种特殊劳作，把衣料放置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捣使之平软便于缝制。[3]同时运用多媒体播放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其画面展现的唐代妇女捣衣情景和捣衣工具形制会让学生对捣衣民俗有更直观的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捣衣多是民间女子为征人备置寒衣，常与政局动荡、战争频繁息息相关。战争越频繁，征夫越多，需为征夫制作寒衣而“捣衣”的现象越普遍，从而出现诗句中描写的“万户捣衣声”“寒衣处处催刀尺”的典型情景。在此情况下，学生自然会深刻理解作品所隐含的征人思妇的思念之情、盼归愿望以及对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厌恶的复杂情感内涵。总而言之，这种对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与揭示，不仅能有效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开拓知识视野，更能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阐释文学现象，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2.从民俗文化视角对古代文学史相关问题的阐释解读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除了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解读外，还包括各个时期文体样式、文学思潮、重要流派、文学传播及接受等相关问题的阐释与分析，这是文学史部分的重要内容。许多讲授者在讲授文学观点时容易流于单调、教条，使之枯燥、空洞，极易导致学生学习倦怠。如果能从民俗文化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阐释和解读，讲授效果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比如讲解元杂剧这一文体时，都会提到其情节结构的大团圆模式，但多数讲授者在此并没有深入挖掘这一情节模式形成的深层原因和蕴含的文化意蕴，学生也只是机械性地记住了这个观点而已，对此并没有很深的体会。倘若对大团圆模式的成因能从中华民族崇尚圆满的世俗心理、讲究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等角度进行阐释解读，讲授效果会得到很大的提高。[4]这样从民俗文化视角所做的阐释和解读，不仅可以深化学生对文学史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拓展学生思维空间，开阔视野，实现学习广度与深度的有机结合也不无意义。

二、实践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

一直以来，古代文学课程偏于理论教学，疏于实践教学的状况已� 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强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性，更好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就显得刻不容缓。笔者在该门课程的实践教学中，也尝试从民俗文化角度进行切入，注重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不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更有效提升了实践教学的效果。1.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活动众所周知，兴趣既是学习的动力和内驱力，又是激发学习者创造性思维的催化剂。故而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常常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成为课程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也常常采用这一形式，只是如何运用该形式并取得相应成效需要教师提供视角和思路并精心组织。长期以来，笔者从民俗文化视角切入，围绕“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关系”之思路，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地开展了相关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组织”指的是在笔者带领和指导下利用qq群成立“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群，学生自愿加入，建立兴趣小组；“有目的”指的是群中话题讨论和活动开展都是围绕“古代文学和民俗文化”相关问题进行，如让群中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分门别类收集整理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民俗文献、民俗图片等古代民俗资料或描写反映民俗文化生活的古代文学作品；“有秩序”是从收集整理到分享再到问题讨论，有条不紊进行。时至今日，在qq群空间已经了兴趣小组所收集整理的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农业生产、日常饮食、文房四宝、工艺器用、花卉草木、岁时节日、游艺娱乐、巫卜信仰等古代民俗资料和民俗图片，以及古代民俗诗词若干首。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对拓展古代文学的学习空间以及提高学生收集整理资料的实践能力也不无意义。2.进行科研活动训练一定程度的科研训练，不仅有益于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更有利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所以大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活动，进行科研训练已成为高校实践教学环节的基本要求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必要途径。鉴于此，笔者在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中非常注重对学生进行科研活动训练，可以说是上一阶段活动的自然延伸和拓展。在经历了一系列“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兴趣小组活动之后，学生在产生浓厚兴趣的同时必然会对相关问题有进一步探究的愿望。这时笔者就会围绕他们提出的问题与之商讨选题，提炼角度，开展研究，并进行论文写作。经过这些科研活动的训练之后，学生已先后写出《唐诗中的冬至节民俗描写》《唐代婚恋民俗诗代表作品举隅》《古代节令民俗诗词在当代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等选题较小而不乏新颖、且适合本科生写作的小论文。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学生真实参与体验的科研活动训练，再没有其他活动形式能比这种真刀实枪的训练过程带给学生的获益大。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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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者的阅读能力与层次：

t1、阅读能力：

t 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学，首先要过的是文字关。因为古代文学作品都是用古代汉语写成的，只有多方面掌握古代语言的文字、声韵、语法等知识，能够自如地阅读古文，才能真正读懂作品内容。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如果不明白其中的“城阙”“三秦”“五津”“宦游”“比邻”“歧路”“儿女”等字词的意思，是无法理解这首诗表现的内容的。

阅读能力还包括对作品内涵的领会能力。譬如有时须了解作者的 背景与写作动机，用中国古代传统的说法是“知人论世”,也就是作者因何要写这首诗？这就需要许多历史、传记、文化背景、创作情况资料方面的积累，下许多考证的功夫。

t 以李商隐的《锦瑟》为例，(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历代评论家都有感于它的难解，它难解在什么地方呢？不在它的字、词、句意，而在于它的背景与动机。关于此诗有多种说法：有 持这些说法中的任何一种，从诗的字句都分析不出来，都要有材料为依据，要有考据查证的功夫，如果不了解牛李党争、义山与王茂元之女的婚姻、王氏的夭亡、王义山自己仕途的坎坷，无法做出悼亡、感遇的推测；如不知旧版李商隐诗集以此诗为首，也很难判定其为诗序、诗论；至于王氏是否精通音律与偏爱锦瑟，这就更需要过硬的材料了。由此可见，阅读能力的提高必须以扩大知识领域为基础。

t 研究要精，阅读则要博。读书的面不妨宽一些，古今中外文史哲，都应涉猎，这样才能有利于一个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

t 在这方面，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是20世纪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很少有人能得到他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那样一致的承认。陈寅恪先生治学的范围非常广，除隋唐史外，他还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蒙古史、西域民族史；除历史学外，他还研究佛学、文学、语言学等，并在如此众多的治学领域里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仅就治学工具——语言的掌握，他不仅超过了乾嘉巨子钱大昕，而且比王国维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同时代人回忆，他在欧美除了学习欧洲一般语言外，还学习梵文、巴利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回国后又学习满文。因此，在占有资料方面，很少有学者能与他相比。

t2、阅读层次：

t 读书可以分几个层次，就古代文学研究而言，阅读主要分为读文学史、读作品选和读学术经典三个层次。

t (1)读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遗产非常丰富，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全部熟悉。如游国恩、王起等人编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等一类的着作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及其发展的历史，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大概面目，对于一般水平的人来说，读一种或几种公认写得比较好的文学史很必要。

t (2)读作品选。为什么要读作品呢？因为整部文学史就是由许多时代的无数作家一起创作出来的，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是由当时许多作家一起创作所形成的，一个作家的成就也就表现在其平生遗留下来的作品上。所以无论是对一个作家或一个时代以至相续几个时代文学的研究，都必须立足于作品的研究。

t 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产物，优秀的文学作品凝结着作家高尚纯美的感情，并以优美独特的手法表达出来，有着深厚隽永的艺术魅力，影响着读者的精神境界。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咏。”如研究宋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胡云翼选注的《宋词选》多为词人的代表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词的丰富多彩，而且注释通俗完备，评析精当，是一个影响较大的宋词选本。但如果是研究一个作家一个诗人，就应该尽可能读完他的全部作品。

t (3)读古代典籍。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首先应有个大致的了解。中国古代图书自唐以来一直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古典文学属于集部，但若要深入学习古典文学，对于经史子三部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典籍都应了解甚至熟悉，这是研究古代文学基本功的一部分，不能忽视。

经部，收录的是儒家经典。主要包括十三经、古乐、文字等方面书籍，以及解释经书的着作，儒家经典了"十三经"为代表，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春秋》,后《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种，《春秋》分为《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三种，加上《论语》《孟子》《孝经》《尔雅》成十三经。

t   史部，主要是各种体式的史书，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别史、杂史等。研究古代文学，应注意其历史背景，一定要读有关的史书。比如研究先秦两汉文学，要用心读《史记》《汉书》;研究唐代文学，要读新旧《唐书》等等。史部还包括地理着作、政书、目录书等。

子部，收集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的着作。此部范围广，收书也比较复杂，有哲学书，也包括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农学、军事、艺术、宗教的着作，也包括笔记小说和类书。子部中也有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书籍，如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等及其有关书籍。儒家思想，主要见于《五经》《四书》;道家之书以《老子》《庄子》最为重要性，儒道之外，法家的《韩非子》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文辞优美，应加以注意；小说家中的《世说新语》记载魏晋名士言行，隽永有味，对后世影响很大，也应阅读。

集部，收历代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着作。一人着作的集子称别集，多人着作合编一起的集子称为总集。别集，如李白的《李太白全集》: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韩愈的《韩昌黎集》等。总集，如《昭明文选》、《全唐诗》等。文学评论，如《文心雕龙》、《沧浪诗话》。

t

t二、收集材料的注意事项：

t 1、广搜博采，多多益善。大量有系统地阅读有关文献，可以借助于目录学，如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问补正》等书的指引，一部部地查找。一定要宽泛一些，以免顾此失彼。

t 2、透彻理解，发现问题。重要的材料是一字一句地读，反复读，方能获得透彻的了解并从中发现问题。要有敏锐的观察力，注意于古人行文的细小处发现并获得对问题具有关键作用的材料。搜集材料，要有耐心和恒心，注意积累，在阅读过程中要花工夫记下有价值的材料和心得体会。

t 3、避免先入为主。应该做到一切从材料出发，而不是根据已有的观点来对材料进行取舍。例如要研究一位诗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读他的作品集，读他的有关资料，了解前人对他的研究状况。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你所发现的有些问题前人已经研究过了，那么这样的问题就不再有研究的必要；但也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有些方面� 这样确定下来的选题比先主观地选个题目，然后很辛苦地往下做要容易得多，写起来也不会泛泛而论和流于一般化。

t 4、充分利用现代化的资料检索工具。研究古代文学过去主要靠背诵，现在背诵当然不能荒废，便在已经发展到信息时代的今天像旧时读私塾那样用很多时间背诵不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因而可以运用网络，但要注意披沙淘金，如学术期刊网等。

t三、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

t 研究方法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一种具体的操作手段，手段是否有效，如果撇开研究者本身的因素，主要看它能否与处理的对象相应，研究方法应该是根据研究对象而确定的。

t 近二十年来，古代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与多元化有密切关系。我国传统的考据、点评等批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历史的、社会学的批评方法仍然被广大研究者所运用；此外，现代西方众多的文艺研究方法，如神话原型批评方法、心理分析方法、形式主义批评方法、语义学、符号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新批评方法、信息论的研究方法等都有所尝试，而且在运用这些批评方法时，还常常交叉、灵活地运用。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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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香君刚毅不屈   在明末动荡的社会中，个人的命运不能不受国家命运的支配。李香君虽然身在媚香楼，过着令自己烦恼不堪的***生活，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在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面前，她挺身而出，不惧个人生死，颇有男子汉的大烈风骨。当自己的丈夫侯方域因为权倾一方的阮大铖迫害而远避灾祸，李香君说：“（小旦)事不宜迟，趁早高飞远遁，不要连累别人。(生)说的有理。(愁介)只是燕尔新婚，如何舍得。（旦正色介）官人素以豪杰自命，为何学儿女子态。”在危难面前，侯方域迷恋婚后的甜蜜生活而不肯离去，李香君没有沉迷其中不能自省，而是审时度势，严肃清醒，短短的话语看似平常，实则蕴含着刚毅勇敢的决心和性格。大丈夫不争一时之得失，而是“放眼量风物长”，告诉侯方域来日方长，不可贪恋新婚而丧失与权贵作斗争的时间和机会，为的是侯方域的前途。   当侯方域走后，她守节自重，面对丁继之、卞玉京等人的提亲要求，言辞决绝：“奴家已嫁侯郎，岂肯改志。”忠贞不移，掷地有声。当对方百般劝说，不肯善罢甘休，她直言相告：“可知定情诗红丝拴紧，抵过他万两雪花银。”一颗刚毅之心即使任何富贵权势都不能使之变色。当他们百般威胁，李香君不改其志：“尽你吓唬，奴的主意已定了。”在威胁面前，杨龙友有些软弱，李香君表示：“案齐眉，他是我终身倚，盟誓怎移。宫纱扇现有诗题，万种恩情，一夜夫妻”“（旦）呸！我立志守节，岂在温饱。忍寒飢，决不下这翠楼梯。”义正词严，凛然有声。“便等他三年；便等他十年；便等他一百年；只不嫁田仰。”铮铮誓言仿佛利剑，直刺对手心胸。   一计不成，杨龙友和李贞丽马上露出了人性当中最丑陋的一面，想强行逼迫李香君成亲，于是，杨龙友没有了读书人应该有的斯文知礼，而是狰狞残酷，他要抱李香君下楼，在生死存亡的那一瞬间，李香君奋死抵抗，拿出侯方域送给自己的定情之物诗扇当做“防身的利剑”，为了不负誓言，倒地撞头，誓死不从，表现了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毅坚贞性格。   二、李香君忠君爱国   当阮大铖为了自己的地位，以重金收买促成侯方域的婚事，侯方域在权贵面前，政治节操如墙上的风草，来回摇摆，丧失了文人应该有的气节与胆魄。当阮大铖送来“却奁”，侯方域在阮大铖、杨龙友巧如簧舌的鼓噪下，言语失衡：“定生、次尾，皆我至交，明同相见，即为分解。”李香君则一阵见血，直言相告：“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处也？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第七出却奁)一番犀利的话语，让李香君是非分明、大义凛然之性格跃然纸上。她无私无畏，果敢坚毅，她知晓阮大铖投靠阉党，为非作歹的罪行，通过一番表白，使侯方域与之划清界限，不与之同流合污，目的是通过保全侯方域的政治名声，而为自己和同道者反抗黑暗势力保全一些力量。这种忠君爱国的性格是李香君性格当中最重要的组成。当侯方域远离自己，远走避祸，她虽内心不舍，伤心难过，但为了国家和黎明百姓，她愿意以自己的柔弱之躯扛起生活的重压，此时，她五味具杂，言辞真情：“欢娱事，欢娱事，两心自忖；生离苦，生离苦，且将恨忍，结成眉峰一寸。”虽然新婚燕尔，但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她没有在贪恋与迷失中不能自拔，而是劝说丈夫离开自己。   面对投靠阉党的阮大铖的拉拢和迫害，她将自己的命运紧紧与侯方域，与复社相系，与黑暗势力展开了一场毫不妥协的斗争。综上所述，李香君虽然身为一位青楼女子，但是，在那种严酷黑暗的社会当中，有着清醒的头脑，不与之同流合污，远远胜于那些青楼之女。她忠于爱情，为了爱情，勇敢站出来，与邪恶势力战斗到底，毫不屈服。在大是大非、关系国家命运的事业上，她头脑清醒，不为所动，像一束亭亭玉立的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她的思想行为光彩照人，熠熠生辉，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当中一朵靓丽的花朵。   作者：岳振清 单位：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洼子店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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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门新的比较文学分支学科，所以，新的术语与概念的提出对于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是极其重要的，从该书的研究目标而言，它们也是相当适用的，并且也是十分必要的。该书的理论性与学术性，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体现在这样一些新的概念表述与话语方式上。大量的统计数据，是作者研究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与文学史的结果，也是支撑该书所有论点的坚实基础。80多个图表与统计表，分布在全书的五章之中，许多论点就是靠这些图表来进行论证的，多数图表都很直观、具体，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图表统计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借用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文学，没有想到梅新林运用得这样到位，是其著作的最重要的特色之一。正是以上三点的统一，让这部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著作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新境界。

二、然而，《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一书

只能是处于一定的历史阶段，因此它的局限性也是必然存在的，本文主要就第二章《流域轴线与文学地理》来谈一谈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①图表统计的来源问题。在这一章中，主要的图表是四个流域（长江、黄河、珠江与运河流域）著名文学家的分布图，这些统计数据本身是有意义的，然而统计的根据是什么？什么样的文学家才是“著名”的？作者也指出这些统计数据的来源是谭正壁先生所编的一部辞典，不过也是存在问题的：一方面，这部辞典是不是具有权威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所编的与文学相关的全书之类的出版物，可谓众多，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各卷、《辞海》之类，自然是具有更大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可以以一部为主，还可以参照许多其他经典性的著述，包括《全唐诗》、《全宋文》、《全清诗》之类。这样才有比较充分的依据，同时也有统一的标准。这样的数据是不是可以说明某一个流域文学历史的变迁与中心的转移问题。作家与诗人的产生是与地理相关的，并且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环境也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然而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这个省多一个、那个省少一位诗人与作家，也许并不说明什么问题，特别是不可能一对一地说明流域中文学流变与文学中心转移的问题。因为诗人作家的产生具有偶然性，同时作家诗人也是不断流动的，出生地或者客居地对其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哪个为大，存在多种多样的情况。如果说到文学历史发展的周期，作家的数量能不能够说明它们的周期，也许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四大流域轴线拥有各自不同的生命节律与周期。黄河流域轴线较之其他三大轴线具有先发优势，其中先后经历了自西租东运动的四次波澜。第一波始于传说中的炎黄时代，终于商代；第二波始于周代，终于战国；第三波始于秦汉，终于南北朝；第四波始于随唐，终于清代。每一波都是从上游开始，经过一定时间的徘徊，最终止于下游，然后又开始新一波自西租东运动，以此往复循环。”（169—170）这样的观点是不是经得起推敲，的确也是一个问题。以流域轴线来说明整个中国文学地理的问题，也许并不科学，不可能具有合理性。“北线诸省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山东由53人增加到96人，河北由31人增加到48人，北京由8人增加到23人，天津由0人增加到3人，但南线数量升得更快，其中居于第一、二位的江苏、浙江分别由327人、317人上升到481人、411人。安徽位居第三，由80人上升到98人，增幅不多。另，上海由55人上升到78人，位居第五，增幅比较可观。所以元代以来运河流域文学轴线向南线倾斜趋势在明代进一步加剧之后，至清代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变。若以元明清三代京杭大运河南北两端所在北京与浙江文学家的数字变化做一比较，则分别为25∶144，8∶318，23∶411，后者分别为前者的5.76、39.75、17.87倍，可见从元到明，彼此的差距迅猛拉大，而到清代，似有所缩小，但相对于元代而言，依然不成比例。”（247）因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是中国人口集中的地区，也是文化发达的地区，运河流域自隋朝之后，也成为重要的文化与文学区域之一，可以说明中国文学地理的主体内容，然而广大的西北地区、东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特别是蒙古草原与新疆南北地区，都并不在这四条河流的流域之内，那么它们的文学地理是如何的呢？所以，我

三、结语

古文学论文 29

1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酒店妇女形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古代文学中“酒店妇女”形象，但确切的说“酒店妇女”一词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并不存在。据考证酒店作为饮食场所在春秋战国即已出现，而作为固定行业名称则在南北朝才开始出现，如《南史·颜延之传》：“文帝尝召延之，传召频不见，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应对。”但这种称呼在文学作品中并不多见，“酒肆”“酒家”还是更为普及。因此将古代文学作品中与酒店相关的女性形象称为“酒店妇女”并不贴切，如果追本溯源那么“当垆女”是大概更能概括其含义，古代酒店中放置酒的台子被称为“垆”，因此“垆”字也成了酒店的代称，“当垆”就成了卖酒的意思。因此“当垆女”一般指卖酒女或酒店女主人。本文中“酒店妇女”一词实为“当垆女”的现代称谓，即指酒店的女主人或买酒女。只是为迁就当今时代的语言习惯，而称“酒店妇女”。酒店妇女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有关卓文君的描述。从这个才子佳人故事开始，“美女当垆”成为文人笔端的花朵，一代一代的绽放着，更绚丽多彩，也更迷离复杂。

1.1酒店妇女整体形象的整体演变

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被今人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上古（先秦、两汉）、中古（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近古（明清***战争前）。这一分法的科学性我们在此不做讨论，最起码它对于我们研究古代文学中的酒店妇女形象的演变历程来说，是正确的。古代文学中酒店妇女作为主角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大概应是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开始，这一段的描写为我们奠定了当垆女明快健美的基调，此后，乐府诗中的《羽林郎》《陇西行》更可见一斑。而到了《西京杂记》《世说新语》等笔记小说中以及后来的传奇话本以及唐诗宋词，则是豪放洒脱的“胡姬”，如李白的“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胡姬招素手，延可醉金樽”但是随之王朝落日的到来，她们的形象也染上了沧桑。而到了明清以来，社会安定了，则出现了是女豪杰与女夜叉并存、顺从者与挣脱者同在的的分裂形象。这些丰富的人物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时代画卷。

1.1.1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

汉代文学被汉赋“铺张扬厉”四字奠定了风格，人们也理所当然的认为它就是汉代文学的风格，而由汉乐府所代表的另一种风格，似乎为人们所遗忘。汉代酒店妇女的形象其实也代表了汉代文学清新明丽的另一种风格，在《乐府诗集》中的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谣中有许多这类作品，《陇西行》和《羽林郎》就是这类代表。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酒店妇女的形象多是年轻美貌，明丽但不轻浮，活泼但不风骚。如辛延年的《羽林郎》中：“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4]极尽笔墨写出年青的胡姬独自守垆卖酒，在明媚春光的映衬下的艳丽动人。前人评此句云：“须知不是论鬟。”可谓一语中的。在明丽诗风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活泼可爱而又勤劳坚韧的女孩。同样，在《陇西行》中我们看到的是持门有方的“好妇”，她“颜色正敷愉。”又知礼守节，作者的一句赞叹“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充满了赞美艳羡之情。这也代表了这个时期一般士人对酒店妇女的评价。

1.1.2美艳胡姬到沧桑少妇

两汉以后到了魏晋时期，酒店妇女依然是人们心中美丽而有节操的明快少女，但是已经开始出现分裂。刘义庆《世说新语》与无名氏的《西京杂记》（一说是葛洪作）中对当垆女的不同描述就体现了这一点，《世说新语·任诞》：“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沽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5]，而与之不远的《西京杂记》中对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描写，则相对有贬义。其中记载：“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居贫愁懑，以所着鹔鹴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既而文君抱颈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贳酒！”遂相与谋，于成都卖酒。相如亲着犊鼻裈，涤器，以耻王孙。王孙果以为病，乃厚给文君，文君遂为富人。文君姣好，颜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然终不能改过，卒以此疾至死。文君为诔，传于世。”[6]这两则描写对比，前者不光有美色，且具有妇德，而后者“放诞风流”四字尽现春秋笔法，也体现了人们对当垆女认识的变化。而以后一直延续到唐代他们的形象可用这个词形容——“美艳沧桑多是非、。”唐代是诗酒的时代，也由此当垆女和文人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大唐帝国的最辉煌的时代也是当垆女的春天，她们不单受到文人们的青睐，而且也多与之神交，唐代文人比任何时代的士人都爱酒，其实他们爱的不光是酒，还有那美貌绝伦，蕙质兰心而又开朗活泼的当垆女——胡姬。所以在盛唐诗人的笔下当垆女和前代文人笔下的当垆女没什么两样，如有李太白的“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酒肆留别》）“胡姬招素手，延可醉金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其一）“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江夏行》）“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前有樽酒行二首》），杨景山的“珍簟华灯夕阳后，当垆理瑟矜纤手”（《大堤曲》）“妍艳照当头，春风好客留，当垆知妾惯，送酒为郎羞”（《胡姬词》）可是随着盛唐气象的陨落，胡姬女也由阳光少女变成沧桑少妇，这一转变在唐诗词传奇讲唱艺术和后来出现的话本中都体现得十分明显，也许是生活的变迁，盛唐之后的当垆女已不是纯粹的当垆女，还兼任歌女的成分，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青楼色彩逐渐加重[7]。而我们中唐以后的文学作品中，这类形象，都是经过时代沧桑的中年少妇，她们曾经年貌俱佳，可如今已年长色衰，都怀着一份生活的重担经营中小小的酒店维持卑微的生计，如《孟姜女变文》《茶酒论》中的描写。这一描写传统发展到宋代话本出现了更多的同情色彩，当垆女依然貌美，但却更加薄命，做人不成，最终沦为鬼，洪迈《夷坚志》中金明池人鬼恋正是这样的例子。洪迈是道学家，所以他的作品中直接让共历生死的人鬼恋中的女鬼直接死亡，绝无半点怜惜。而宋元话本对她的描写则同情居多，结局也好了很多，虽然终不免为鬼的命运，但是，让她死后容颜不改，成全了爱人，还让吴生给了她名分。这已经算是让这些沧桑少女有了好归宿了。

1.1.3沧桑少妇到泼辣悍妇

也许是宋明理学的作用，也许是为取得化美为丑的艺术效果，不管出于何种原因，美丽的当垆女从宋代往后，外形不再明丽美艳，她们有的是粗豪、勇猛、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更有临危不惧的胆识、谋划周全的精细、善于应变的机敏，《水浒传》中的“母大虫”和“母夜叉”可以算是她们的极致。《水浒传》从民间传说到成书经历了宋、元、明三个朝代，所写人物有七八百人，其中女性人数仅为全书总人数的十分之一，但在有限的对于女性的叙述中，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武松在孟州杀人，逃到张青酒店，孙二娘巧妙地把武松化装成行者，从而免除了一场灾祸；顾大嫂软硬兼施劫牢救二解、混入敌牢救史进更显机智细心。她们是女英豪，但更是泼辣悍妇，试看水浒中对他们的描写：

1.2卓文君形象的特殊处

如前所述，当垆女受士人青睐始自卓文君的“当垆卖酒只为情”，虽然一篇篇当垆女的浪漫诗章在各个朝代有着不同的演绎，但卓文君的故事却依然牵动着士人们才子佳人的梦，他们从未停止的演绎着这个美丽的故事。然而，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的文学，不管故事老套的演绎，但思想境界终归不同，卓文君的形象也跟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1.2.1.历史上的卓文君

历史上对卓文君“当垆卖酒”的描述并不多，只四百余字。《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临邛多富人，卓王孙僮客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乃相谓曰‘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数，至日中请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临。临邛令不敢尝食，身自迎相如，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一坐尽倾。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时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心说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令侍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与驰归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杀，一钱不分也！’人或谓王孙，王孙终不听。文君久之不乐，谓长卿曰：‘弟俱如临邛，比昆弟假贷，犹足以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车骑，买酒舍，乃令文君当卢。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耻之，为杜门不出。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有一男两女，所不足者非财也。今文君既失身于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孙不得已，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8]太史公笔法精炼，秉承春秋笔法非大是大非不轻易露褒贬之情，对二人私奔行为也未给予道德审判，只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叙述。所以我们可以说历史上的卓文君当垆只是短暂的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她的形象在此是模糊的，不清晰的，除了知道她“好音”“新寡”之外并不知道其他的有关信息。当然这不明晰的的形象也为后人的不同演绎提供了不方便。所以，到了后人笔下，她或为追求自由爱情而挣脱家庭束缚的自由女性代表，或为厌倦功名富贵，甘心过着市井闲人的隐逸之人。

1.2.2.多才多艺的当垆女

如上述，等过完汉代那个文化政治昌明的时代，人们总是把二人私奔之事结合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予以评论，由此魏晋时期人们开始对“凤求凰”的故事开始关注和评论。如前文中说过的《西京杂记》中所说的，这一时期人们对卓文君的评价是“为人放诞风流”，因此她的形象是“姣好”而“风流”的。等到了唐代有《司马相如琴台》等诗的出现，也算是对美女明君的渴望了。但卓文君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是明丽而清晰的，只是从此时开始，她的当垆形象被逐渐夸大，逐渐的趋向于一个“完美的不折不扣的”当垆女，这在人们对唐诗做的补注中散见。

1.2.3.纲常的拥护者和伦理的挣脱者

今 但是，卓文君的形象从宋代开始出现了分裂，分裂的原因或许是时代精神所致（宋明理学）或者是人类智慧的发展导致对事情认识的不一，我们在此不做讨论。但是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一时期人们对卓文君私奔之事的分裂认识，一方面，肯定卓文君爱才的举动，另一方面又否定她悖理的行为。以现存的二十八种文君戏为例，仔细分来不外乎两类，一种站在才子佳人理当婚配的立场，赞美反抗，如孙柚《琴心记》和袁于令的《鹔鹴裘》，一种是站在对立面，想以剧本惊醒世人。后一种的立场的人似乎发现了他们的方法不得人心，于是，改头换面，将私奔之事美化一番，使其尽可能的合乎礼教。如朱权的《卓文君私奔相如》让文君始终坚持“男尊女卑”的伦常；无名氏的《汉相如献赋题桥》让卓文君的婚姻成了一个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正常”婚姻；而汤式的《风月瑞仙亭》更洗掉了卓文君的“私奔”形象，让她只是“及笄未聘”而心属相如之才，如此等等。[9]可以说现存的文君戏一大部分是后者的版本，而最优秀的确是前者。但不管怎样，它们造成了两个分裂对立的卓文君形象：纲常的拥护者和伦理的挣脱者。

2酒店妇女形象所蕴含的价值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倘若浏览一下伟大的文学作品，就会发现它们都表现了一个深刻而经久的特征，特征越经久越深刻，作品占的地位越高。那种作品是历史的摘要，用生动的形象表现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性格，或者一个民族的原始的本能与才具，或是人事演变的最后原因”。[1]酒店妇女形象具有“深刻而经久的特征”，在中国古代文学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中国古代士人都有个宏伟的人生目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往圣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因此他们笔下的文字无不寄托着这个理想，因而也必然具有丰富的价值。这种价值主要体现在社会伦理、文化、艺术三个方面。

2.1.伦理价值

当垆女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特殊群体，她们所处的酒店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热闹地方，而饮食服务业自古就是社会的窗口，尤其是酒店女主人更是引人注意的对象，在他们身上可以反应一个时代的风气，而人们对她们的评论和看法则体现了当时的伦理价值观念。

2.1.1当垆女的形象体现了对自由平等的两性关系的向往。

当垆女的形象从卓文君开始就在追求自由爱情，挣脱家庭束缚，这一点在汉乐府辛延年的《羽林郎》，其云：“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银鞍何煜爚，翠盖空踟蹰。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2]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女子之美，作者采用了铺陈夸张手法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年少当垆的美艳胡姬；而她绝不软弱，反抗强暴采取了巧妙的斗争艺术；结尾更是是喜剧性的戛然而止。这里的胡姬不单是追求的前夫后妇的关系，她更看重的我想是人格的自由平等。“家奴”本不过是条看家狗，却混充高贵的“金吾子”招谣撞骗，而“酒家胡”虽地位低贱，然究竟不必仰人鼻息过生活，在“高贵者”面前她坚持的是“贵贱不相逾”，寻找的也许是“自由为连理”。这些比同时期的《陌上桑》中罗敷靠夸耀自己的丈夫来拒绝使君，更显得对健康两性关系的向往。同样，在后来的当垆女形象中都传承了这一特色，所以《世说新语》中的当垆妇可以坦荡的睡在异性的旁边，从《夷坚志》到《情史》再到“三言”中的《金明池吴清逢爱爱》爱爱的形象也一直没变，而宋明以来的戏曲不管将卓文君怎么改，都改不了她总是一定程度上违背父命的与司马相如生活。连《水浒传》中的“女强盗”在丈夫父兄主张不对的情况下，也会做出惊人之举。

2.1.2对“仁”与“智”的推崇是当垆女的共同特点

张岱年先生在其《中国伦理思想研究》艺术中得出这个结论：中国的社会史伦理性社会，而控制中国伦理思想主流的是儒墨显学，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对“仁”与“智”的推崇。[3]在多姿多彩的酒店妇女人物中，她们对“仁”与“智”的推崇体现了国人共同的价值追求。我们不能知道当初卓文君为何对司马相如意见钟情，但是从后人的演绎中我们可以看到是由于“落魄书生万古心”，即对司马相如才能的肯定与同情。同样在唐代文人之所以那么热衷的去胡姬酒肆，无外乎胡姬能歌善舞而对他们的才华给予肯定并与之唱和，所以李白在提出“踏花落尽归何处”自己又回答“笑入胡姬酒肆中”原因在于，胡姬们对他们的崇拜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要，而酒的作用又加深了这种崇拜和流连程度，所以才有“天子呼来不上朝。自言臣是酒中仙”的千古佳话。

2.1.3对隐于市的自由精神境界的向往

中国古代的士人讲究“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隐于朝”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古今士人认为隐的最成功的是清代的纪昀，而“隐于野”的也不胜枚举，最知名的算是陶渊明了，但说到“隐于市”，还没有哪位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但“隐于市”确是无数文人的追求，自己本身不能做到，那就只能让自己笔下的人物成为理想的化身了。这种现象是从宋代开始的，因为在宋代士大夫在禅宗的影响下，终于完成了外在与内在的统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冷静踏实成了他们的生活作风，他们只是把自己的理想诉诸笔端，而且是不动声色的叙述。这样，在宋词中才有“笑嫣然，舞翩然，当垆素女十五语如弦。遗音能记秋风曲，事去千年犹恨促。揽流光，系扶桑，争奈愁来一日却为长！”（贺铸《小梅花·菩萨蛮》）的华章，才有了后来戏剧中不断将把司马长卿与文君写成一对隐姓于成都酒家的神仙眷侣，如明代的传奇《凤求凰》的描述，其首出梗概云：“蜀郡文豪，临邛女侠，才情雅合成双。幽居作赋，书剑偶游梁。回马都亭访故，逢奇艳，独怨秋霜。瑶琴里，芳情暗度，邂逅夺孤凰。穷愁无计遗，解裘贳酒。四壁凄凉。共当垆涤器，共笑清狂。凤召宠征入诗，酬知遇谏猎长扬。标奇迹，通夷定蜀，归隐茂陵乡。”作者最后也花了大篇幅对他们的逍遥生活做了一种

2.1.4当垆女的形象的不断塑造体现了人们对“健妇持门”理想的追求。

中国古代女性的地位低下已成不争之事实，然而，低下之外，男权社会对他们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班昭的《女戒》开始，似乎就让她们不单要成为男性温柔的玩具，还要成为他们的一种智能工具——贤内助。男性通达时她们要躲在成功的光环背后，默默地等待着男子的回眸施舍，男性穷困时她们是坚强的后盾，而且还要等待说不定那一天丈夫实在混不下去把自己当成商品玩物卖掉的准备。这些是当时女性的命运，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对她们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健妇持门，即人们通俗的说“男主外，女性内”、“外强不如里强”等等。酒店妇女就被当成这一类理想女性的典范来塑造的，卓文君无论在《史记》《汉书》《西京杂记》还是后来的《当垆记》中都是在司马相如最困难时出来支持他，并为他出谋划策的角色；《水浒传》中更是如此。而说的最露骨的是《陇西行》中的“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而象卓文君类的女子，在持家有道，使夫婿飞黄腾达之后，却不得不悲吟《白头吟》、数字诗。一方面，要求女子是温顺的小猫，坚守三从四德；另一方面，又让她们做持门的健妇，旺夫贵子，这是中国社会独特的社会理想，而这一理想，在酒店妇女身上体现的淋淋尽致。

2.2文化价值

文化是一个民族传承的血脉，中华民族之所以遭受那么多苦难，而文化血脉犹存，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先辈不是用他们的智慧去开疆扩土，而是用他们的智慧建造“文章”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以说每一部传世至今的文学作品中的光彩照人形象，都有其不灭的文化价值，酒店妇女的形象亦不例外。

2.2.1酒店妇女形象体现了当时社会酒文化的特色

在中国几于年的历史中，围绕着洒本身，其实便已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系列。这在整个中国文化中，在整个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都可谓独树一帜。而酒店妇女天生就与旧结缘，在她们的生活中少不了酒也离不开酒。而我们研究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酒店妇女形象自然也少不了对酒文化的分析。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类文学作品中体现的 就以前文中举的例子来说，先秦两汉并没有酒文化或酒的专著，所有有关那个时代酒的记录都是从其他文献的摘抄，《史记》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所以，我们读《司马相如列传》不光是看其所著大赋的词章华美，更重要的是看其所体现的酒文化。举例来说，“着犊鼻裈，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就可看出这时的酒可能是没有过滤的“浊酒”，然后我们由《羽林郎》中“清白各异樽”可以假设汉末清酒也出现了。由此我们推断清酒在西汉时可能还没出现，进而经过其他渠道我们研究可发现至迟在唐代出现。同样我们参看不同时文君相如故事的作品，对他们的经营酒家的不同描述，可以反� 其次，我们还可以从对酒店妇女言行的记述中感受，酒文化的内质，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作赘述。

2.2.2酒店妇女形象体现了当时社会及时代特征。

酒店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热闹地方，而饮食服务业自古就是社会的窗口，酒店当垆女更是引人注意的对象，她们不单直接和社会上的三教九流打交道，还在他们身上研究一个时代的风气，所以通过研究文士们对她们的描写，可以看到当时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例如，我们从两汉乐府、《西京杂记》、《世说新语》的描述中可以看到两汉直到魏晋时期，女性的束缚相对还是较少的，卓文君的私奔没有太多人去计较是否符合法度；年当十五的胡姬春日当垆虽遭纨绔的调戏，但依然战胜对手，继续当垆，而旁人对此的态度是鼓励和羡慕；健妇持门不惜抛头露面得到的也是赞叹。相对于后代对文君私奔之举百般遮掩涂改，对当垆女的不断警醒可见那时的妇女相对后世是幸福的。再如，从唐酒家胡姬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唐代的酒肆通宵营业，所以李白可以“长安市上酒家眠”，可以在落花踏尽的晚间时光“笑入胡姬酒肆中”。再比如，世代累积型的《水浒传》中对那十字坡母夜叉孙二娘的黑店的描述“只见远远地土坡下约有数间草屋傍着溪边柳树上挑出个酒帘儿……为头一株大树，四五个人合抱不交，上面都是枯藤缠着。门前窗檻边坐着一个妇人，露出绿纱衫儿，头上黄烘烘的插了一头钗环，鬓边插着一些野花”饥渴之中，发配之人在烈日炎炎下看到这样一个酒家。这样一个“黄烘烘”的妇人，文中人不觉，而文外人捏汉，而最重要的是中国独有的乱世黑店特色展露无遗。北宋每年那盗烽四起的年代也全景显现。

[1]（法）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2页。

[2]（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十二》第6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