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发展和人口发展息息相关，人口结构状况对保险发展有重要影响。在我国人口再生产转变过程中，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这种变化必将影响到我国保险业的发展。
关键词：加强；企业财产；保险管理；防御资产风险；重点分析
加强企业财产保险管理防御资产风险对企业经营和发展有重要作用，所以在实际经营管理中要重视资产保险，提高资产风险管理意识。本文以电力企业为例，首先分析加强运用财产保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针对制约财产保险管理工作的若干问题，提出加强企业财产保险管理防御资产风险重点的管理策略，希望对财产保险管理工作有所启发。
一、加强运用财产保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电力企业的资产范围较广，资产规模较大，所以在实际企业经营管理工作中，风险出现的频率要远远大于一般企业，很多电力企业一旦发生事故损失往往十分巨大，不仅影响企业的资产效益，同时对社会经济运行也产生重要影响。电力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电力企业电网运行往往处于满负荷高负荷的状态，如果电力企业运行出现风险问题，就会导致电力供应和社会发展出现影响，而且电力企业风险往往较大，风险带来的危害也很大。由此也可以看出电力企业进行资产保险的重要性，在电力企业出现风险进行资产保险，所获得的保险赔付款可以帮助电力企业进行全面恢复重建，有效缓解财产风险对电力企业运行带来的巨大危害，所以为了有效规避和减少风险危害，必须要对电力企业资产进行资产保险，确保企业长足健康发展。
二、制约财产保险管理工作的若干因素
（一）保险管理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
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需要对企业财产进行保险，企业的资产保险费并不是一种额外支出，而是企业在正常经营发展过程中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对预防未来潜在风险的一种投入，当前形势下部分企业仍然将保险费当做一种额外支出，企业管理者的资产保险意识还不够，所以需要不断提高企业管理者的保险意识和企业管理责任心，实现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资产管理协调难度大，进而加大财产保险管理工作难度
一般来说，电力企业的资产往往涉及到多个方面，在企业资产管理工作中企业资产管理难度较大，一些实物资产和固定资产的规模较大，另外一方面企业资产管理往往与多个业务部门之间的联系不紧密，企业进行资产管理和组织调度难度较大，这种资产管理和财产保险的限制，影响了企业管理部门之间的沟通，很容易导致企业资产管理中出现账实不符的情况，最终会影响资产管理和资产投保的数据真实性，导致后续的资产理赔和管理范围存在出入。
（三）缺乏有效的财产保险管理信息系统
当前形势下，企业进行资产管理和资产保险涉及到的方面较广，企业的资产保险信息化管理水平往往千差万别，部分企业在进行资产投保和索赔等具体保险业务依然采用的是手工收集数据，这种工作方式大大降低了企业资产管理和保险的效果。所以企业加强财产保险的信息化系统建设是十分必要的。部分企业的资产管理系统往往难以适应新时期企业发展的需要，导致资产管理和保险业务工作开展受到较大限制。在加上资产信息化管理系统专业性较高，部分企业内部并不具备这种专业性技术团队，影响了资产管理的实际效果。
三、加强企业财产保险管理防御资产风险重点分析
（一）选择适合企业的财产投保方式
电力企业资产涉及规模较大，电力管网和电力设施以及电力企业固定资产都属于企业资产范围，所以在进行资产投保过程中，要选择数家保险实力强的保险公司共同承保，这样可以保证当企业出现资产风险时，可以有效减少风险事故带来的损失。另外在进行投保过程汇总要保证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加公积金总和的实力的保险公司进行共保，更好的缓解和转移风险。一般来说，财产保险机构和公司众多，在选择投保方式中要积极对各个投保公司的经营状况进行考量，通过对保险公司的服务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择优选择，更好的控制资产风险带来的损失，也可以确保保险费率的合理性，让电力企业在实际的经营管理中获得更大的效益，实现更大的财产保障。
（二）正确分析企业风险，确保保险条
款符合企业实际需要电力企业进行资产保险要结合企业经营实际，对企业经营管理中可能出现的潜在风险进行正确和系统分析，针对电力企业的技术和企业经营所处的内外部环境进行综合分析，结合电力企业经营资产，制定符合企业实际的保险条款，从而有效为后续的资产保险打好基础，同时在资产保险中要包含可能出现的一切风险，比如电力运行险和机损险以及机损险和供电责任险，制定这些覆盖面广的保险条款，可以确保企业资产保险投保更加契合自身电力企业发展需要。
（三）建立健全财产保险管理制度
电力企业进行资产投保要结合企业自身资产建立健全资产保险管理制度，尤其要对企业子公司和各个组织职能部门的资产进行归档管理，将企业资产保险落实到各个职能部门和协管部门。企业进行资产保险要结合专业职能进行明确职责主体，不断完善企业资产保险制度基础，结合企业具体经营业务规范企业经营业务流程，有效从自身出发，强化企业的资产风险防御能力。同时还设定大面积灾害保险服务应急预案，从自身出发规避和缓解风险给企业带来的灾害影响。
（四）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
企业资产保险工作要结合企业资产规模和资产状态不断借助信息化技术完善资产管理系统，借助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并有效利用企业资产信息数据库资源，对企业资产风险进行科学合理索赔，重点跟进企业索赔，有效缩短资产风险索赔时间。对此企业要在每个月或每个季度召开相关的企业资产理赔协调组织会议，借助信息化手段对资产风险理赔进行综合分析，有效发现资产风险理赔工作中存在的不足，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研讨解决方案，积极跟进风险理赔情况，尤其要加强与承保公司之间的联系，在各个索赔阶段进行跟进，确保把企业资产风险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五）抓好财产保险的防灾防损检查工作
企业进行资产投保，要结合企业经营和管理情况对企业资产投保规模进行分析，有针对性的邀请专业的电力专家和承保公司技术人员深入到电力企业现场进行防灾防损检查，对企业资产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进行评估，同时要对各个风险种类进行归纳总结，并形成专业详实的风险防灾止损报告书， 总体来说，加强企业财产保险管理防御资产风险对企业经营和发展有重要作用，所以在实际经营管理中要重视资产保险，提高资产风险管理意识。在把握加强运用财产保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基础上，针对制约财产保险管理工作的问题，积极采取选择适合企业的财产投保方式和正确分析企业风险，确保保险条款符合企业实际需要以及建立健全财产保险管理制度和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抓好财产保险的防灾防损检查工作等措施，不断提高企业财产保险管理防御资产风险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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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试点情况看，大部分省市的承保机构数目维持在三个以内。比如山东省青岛市的承保单位是中国财险青岛分公司，辽宁省朝阳市的承包单位为中国财险朝阳分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朝阳分公司和安华农业保险公司朝阳分公司。因此，从厂商数目的角度来看，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在各试点地区体现为介于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之间的一种市场性质。从产品的差别程度来看。森林保险的产品可以看成是灾害发生后提供补偿或者重置的服务，其价值的书面载体为保险合同。因此，森林保险的产品可以理解为林农与保险公司之间签订的保险合同。对于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的价值在不同的情况下具有不同的价值：如果没有发生灾害，则保险合同的价值为保费；如果发生灾害，则其价值为保费减掉赔偿额的余额。由于保险合同的这种特性使之无法对保险合同的价值进行单一估算。因此，这里将保险合同的价值视为保费，而将赔偿额（如果受灾并赔偿）经过摊销后视为签订一份保单保险公司需要付出的变动成本。《通知》中指出，基准保险费率为4‰，各试点省份可以据实上下浮动或进行省级财政补贴。因此不同地区的森林保险保费已经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即不同地区的政策性森林保险产品不同质。从这一角度，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的性质趋向于寡头市场。对价格的控制角度来看。在2009年以前，我国并没有正式决定开展政策性森林保险，当时的保险公司对价格的控制程度非常高，导致保费过高使林农难以承担。而在2009年国家正式开展政策性森林保险以来，试点省市的保费均由政府管制在一定范围内[4]。如图1所示，在政府不进行管制的时候，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保险公司会采用MR=MC的方法进行定价，从而保费的均衡价格为Pm，均衡数量为Qm。此时不但保险的覆盖率非常低，而且均衡价格让林农难以承受，需求很低甚至零需求。因此，为了开展政策性森林保险，政府会进行管制，要求保险公司采用平均收益定价法，即取AR=MC，此时的均衡参保数量为Q1，均衡价格为P1，由于P1<AC，厂商是亏损的，所以需要财政补助，补助额至少为S长方形P2P1BA。若将政府的财政支持算作保费，保险公司对价格有较大的控制权。从行业壁垒角度来看。因为森林保险本身的弱质性，多灾性，周期长等特点，行业进入壁垒非常高。以中国财险为例，仅其注册资本就高达111.418亿元。截至2010年底，中国财险保费收入达到1539亿元，在全球上市非寿险公司中名列第八位，亚洲排名稳居第一。如此高的壁垒要求和资金雄厚的竞争对手，几乎排除了所有潜在进入者。
发展的不足之处
由于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介于垄断市场和寡头市场之间的市场性质，其发展上的限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市场运行效率低下。无论是垄断市场还是寡头市场，相比于完全竞争市场，均有效率上的损失。其动因主要是信息不对称，保险公司无法确定所有森林的全部风险状况，如果按照整体森林资源的平均出险概率确定保费费率，那么只有面临的风险概率高于保费费率的林农会参与投保，极可能出现逆向选择问题[5]。另外，法律层面上的缺位等问题也加剧了效率的损失。第二，政府补贴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政府为了管制政策性森林保险的价格，规定了保费上限，使保险公司的成本大于收益。为了保证森林保险的顺利实行，需要政府对保险公司进行适度补贴。从要素的流动角度来看，这种转移性支出性质的资金流动会造成社会总福利的损失。第三，从我国目前的政策性森林保险实施情况来看，各试点省的营销模式基本上是被动执行中央的批示文件，很少有结合自己地区发展独特的营销策略。以沈阳市和青岛市 综合来看，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是一种介于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之间的市场。
开展政策性森林保险的建议
提高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运行效率目前，我国政策性森林保险的运行效率有待提高：第一，立法保证。我国森林保险方面的法律处于空白阶段，仅有1982年颁布的《森林保险条款》对森林保险进行了简单的说明[6]。因此，我国应该仿照发达国家的立法体系进行政策性森林保险法律的建设：首先，完善《保险法》的政策性保险部分，其受众对象主要是农业保险和林业保险[7]；其次，完善《森林保险条款》内容，对险种，保费，补贴，索赔，理赔等相关方面进行细致规定，将责任落实到点；再次，以《森林保险条款》为基础，对里面的各项内容进行分项立法，同时定期对相关法律进行与时调整；第二，信息公开。保险市场上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为了保证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低成本高效率运行，政府应建立相关的组织机构，收集保险公司和林农（包括林场）的信息，并在权威网站上公布。这样不但可以消除市场供需双方的调查成本，而且可以增加相互信任度，提高潜在利润；第三，建立随时反馈机制。大多数政策在最初的试行阶段均运行良好，但是效率随时间推移而有所下降，究其原因就是反馈机制的缺位。因此，针对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政府应设立或指定专门机构对其进行实时监控。建立完备的政府补贴机制对于政府补贴带来的效率损失，可以在以下方面给予调节：第一，成立由保险、财政、林业和政府机构人员组成的调研组，对各地区的森林保险外环境进行深入了解、数据采集、资料分析等，针对不同的地区提出差异性的财政补贴政策，即经济发达地区少补，贫困地区多补；受灾率低的地区少补，高的地区多补；森林资源贫乏的地区少补，丰富的地区多补；对实施好的地区给予奖励补贴[8]；第二，从减灾方面入手，政府定期对各试点林区进行深入指导，对防险政策、风险管理、保险理赔等信息给予共享，提高林农的参保意识。如果实施效果良好，则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将会形成良性循环，财政补贴的数额上也会平稳下降，由此可以减轻政府负担，增加社会总福利；第三，建立财政补贴监督机制。对财政补贴设立专项基金，由财政部门和林业部门委托银行代为管理[9]。采取多管齐下的市场营销策略保险行业非常特殊，其运营方式与零售业相近，但出售的产品却是非实体的服务。相比于实体产品营销的可见性，森林保险产品更需要提高品牌忠诚度。政策者和实施者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来加强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的战略营销：第一，建立专门的保险机构。2009年国家指定实行政策性森林保险的公司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保”），但中国人保的森林保险业务在其整个业务体系中所占比例过小，并不能在森林保险领域更好的发挥经济规模效应。因此，政府应成立专门的政策性森林保险公司，统筹全国的森林保险业发展。同时引进林业、保险业、金融业等领域人才，加强行业的人才管理；第二，不同市场采取差异策略。由于各地区的情况各异，应采用差别营销策略。保险公司应转变对森林保险的态度，将被动的接受国家政策变为主动创造新的利润点：首先，保险公司应在当地政府、林业部门、气象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帮助下分析潜在险情，并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险种；其次，在开发特色险种的其基础上，保险公司应保证森林保险资金链的抗险性，以便持续经营；最后，建立完备的信息数据库和反馈机制[10]，对经营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微调。
全球经济迅速发展，为农业气象保险行业的成长提供温床，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加剧，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了严重污染，气象灾害频发，农业气象保险的发展受到牵连。我国是农业大国，又是人口大国，气象对农业保险业的影响显然易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开启，市场化经营要求我们应对风险的手段要更加灵活，不仅限于要防范，还要承担着世界先进产品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和压力。农业保险机制不健全，应对风险滞后的现象普遍存在，以及人们对农业保险服务认识的不足，导致我国的农业保险行业发展态势低迷。诸多问题给农业保险服务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2农业保险气象服务的实施意义
2.1增加利益减少损失
为了获取更大的商业利益，保险公司自觉地探索经营农业保险的路子。现阶段，天气预测技术日益成熟，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气候受到大气污染的影响，但是保险公司的风险成本大幅度降低，这预示着气象保险行业有一个光明的前景，这也会促使更多保险公司的产生，进而行业进入优胜劣汰的阶段，形成良性发展。不难推断在不久的将来，保险公司创造出的财富是不可限量的。对于收入相对单一的农户来说，国家补贴和买入气象保险的双重保障，能缓冲意外风险的破坏，避免遭遇重创性的损失。
2.2促进气象行业的技术更新
随着科技高速发展，新的气象监测技术层出不叠。各国也为获取更加准确的气象信息，进一步加大对气象规律的研究力度。监测机构对气象变化的高度要求和广大民众对气象信息的依赖性，以及激烈的科技竞争等因素都促进气象监测技术的飞进。越来越凸显的气象规律为科研事业理清了思路，专业的研究队伍发挥自身优势进行对气象变化做出更加精细的分析，推进着农业气象保险服务的发展进程。
2.3提高我国国际地位
当今社会的竞争莫过于人才的竞争。农业气象保险是一项科技含量高的产业，聚集了众多的高素质人才，这令气象研究群体备受关注。气象学涉及到多项科研方向，发展空间广阔，只有行业的快速发展才能吸引更多的专业人士投入到行业建设中来。中国正处于现代科技的起飞阶段，缺少大量人才，若借着这个行业发展的机会，吸引各方学者的加入，由此形成人才效应，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产生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
3农业保险气象服务的实施策略
推行保护政策。面对农业保险服务行业的不稳定，中国政府要建立健全气象监管体制，对气象走势做出准确预报，加强对工业污染的监管力度，发展绿色工业，减少环境污染给气象工作带来的危害，出台一系列慰民政策，规范保险交易市场。提高大众对气象投保工作的认知程度。利用媒体加强气象保险的宣传，普及农业气象保险常识，讲解农业保险的益处，增强民众自愿参保的信心，为农业保险大范围的推广制造舆论基础。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农民文化的缺乏导致对政府的相关政策理解不到位，延迟了落实进程，从而给民众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此外，科学的气象知识使农民应对灾害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日常生活中规划风险，进而促进其对农业保险的接纳。
4结语
关键词：重复保险；两重性；构成要件
1重复保险的基本概念
重复保险起源于海上保险。被人们誉为“英国保险法之父”的大法官曼斯菲尔德认为：重复保险是指如果“相同一个人由于他对相同的货物或船舶有两个保险，而对相同的损失就可以获得两笔赔偿而不可能是一笔赔偿，或者一笔两倍于损失的赔偿”的情况。随着经济的发展，重复保险已经超越了海上保险的界限。从总体上看，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广义说，是指投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危险与两个以上的保险人分别订立保险合同的行为。二是狭义说，是指投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危险与两个以上的保险人分别订立的，保险金额超过保险价值的数个保险合同的行为。二者的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后者规定了保险金额的总额必须超过保险价值，前者没有这个限制。
目前各国的保险法立法多采用狭义的重复保险的定义，例如《法国保险合同法》第30条，《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第32条第一款等。意大利、我国的台湾地区等则采用广义的重复保险的概念。我国《保险法》第41条规定：“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向两个以上的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我国《海商法》第225条规定：“被保险人对同一保险标的的就同一保险事故向几个保险人重复订立保险合同，而使该保险标的之保险金额的总和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的，除合同另有规定外，被保险人可以向任何保险人提出赔偿请求。”从我国的保险法和海商法对于重复保险的规定来看，保险法采用的是广义的重复保险的概念，而海商法采用的是狭义的重复保险的概念。
2重复保险的构成要件
依据我国《保险法》第41条以及《海商法》第225条的规定，重复保险最基本的构成要件为四方面，即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以及与数个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份保险合同。
2.1同一保险标的
保险标的是保险合同的基本构成要素，重复保险合同要求保险标的必须是同一个，如果投保人就不同的保险标的与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个保险合同，则是单一保险而不是重复保险。同一保险标的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指数个保险合同承保同一标的物，属当然复保险；第二种是指数个保险合同中，部分合同只承保其他保险合同所承保范围的一部分，但至少有一定范围是全部保险合同所共同承保者，亦可成立复保险。“前者如甲、乙两保险契约承保同一房屋之火险，成为同类型保单之复保险。后者如甲保险契约承保房屋、货物、汽车，乙保险契约承保房屋、货物，丙保险契约承保房屋，此三保险契约所承保之房屋火险，称为不同类型保单之复保险。”可见，重复保险保险标的同一并不是要求投保人所投保的所有保险合同所承保的保险标的都完全一致，只要各保险合同的的保险标的之间有重合，即存在相同的标的就可以，对其他不同的保险标的并不限制。
2.2同一保险利益
所谓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利害关系。只有数份保险合同中的保险利益相同才能构成重复保险。因为同一保险标的上会存在不同的保险利益，即保险利益的复合。对于同一标的下的不同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并不是重复保险合同。保险利益的复合与重复保险是不同的。另外，只要两份保险所承保的某一相应保险利益相同就可以构成同一保险利益，并非要求全部保险利益完全相同。
无论是广义的重复保险概念还是狭义的重复保险概念都肯定了同一保险利益这一重复保险的构成要件。
2.3同一被保险人
在保险合同实践中有很多情况是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保险事故发生后，真正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是作为保险合同真正的受益人的被保险人，而非投保人。由于重复保险设立的目的在于限制被保险人就同一标的向数保险人多重求偿而不当得利，同时损害填补原则要求损害与补偿是数量相当，保险合同最终获得赔偿的是被保险人，而非投保人，所以，必须要求被保险人同一，否则投保人可以利用不同被保险人而是其获得超额保险赔偿金。我国《保险法》和《海商法》均未明确指出重复保险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为同一人。但是笔者认为，在同一被保险人为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可以避免投保人同一或不同一的情形下被保险人的不当得利，而若仅以投保人同 2.4同一保险期间
保险人所要承保的保险期间是不同的，即各份保险合同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期间是不同的。期间上的不同就使得被保险人不能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同时获得两份以上的保险赔偿金。虽然，我国的《保险法》和《海商法》未明确对此构成要件作出规定，但该要件是被大家认同的。重复保险，必须是在同一保险期间内才是所谓的“重复”，被保险人才有可能基于此同一保险期间获得多份保险赔偿金。同一保险期间的“同一”，并不是指多份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完全重合，与同一保险利益一样，也只是要求有重叠的部分即可，并不需要完全相同。对于如何认定是否构成重复保险的同一保险期间？有的学者认为应以保险事故发生的时间为依据，也有学者认为应以保险合同订立的时间为依据。笔者认为，应该以保险事故的发生时间为准。因为，首先保险合同订立之时，保险事故并未发生，不会出现多重受偿的情况，其次，只有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合同得当事人才会去关心是否已经构成重复保险，怎样去界定同一保险期间这个问题。而且，保险合同都应在有效期间内，如果是无效的保险期间的话，也谈不上重复保险，被保险人就不可能因此而获得多重赔偿。所以，只有在有效的重叠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况下，才会构成重复保险。所以，应该以保险事故的发生时间为判断同一保险期间的标准。
2.5同一保险事故
如果投保人分别就不同的保险事故同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这只是几份不同的没有关系的单一保险合同。当出现各自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事故的时候，承保该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负有保险赔偿责任，而承保其他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负有保险赔偿责任。在投保人投保不同的保险事故的情况下，很难发生被保险人因多重赔偿而不当得利。只有在同一保险事故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几个保险人同时都负有保险赔偿责任。
有些学者认为规定了同一保险利益就无需在规定同一保险事故。不过，在很多情况下，同一保险利益会有不同的保险事故存在。例如：投保人就一批产品向两家保险人分别投保了产品质量保证保险和产品责任保险。虽然保险利益是同一的，但是却因保险事故的差别，并不构成重复保险。而且，这里的“同一”也与前面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标的等一样，并不要求数份保险保险合同所承保的保险事故完全相同，只是至少有重叠的部分就可以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生活方式的改变，保险业中综合险种广泛适用，不同保险单、部分险种保险范围之间部分重叠的想象会越来越多。所以，重复保险也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因此，数个保险合同中所承保的保险事故不必完全同一，只要某保险合同中所承保的保险事故可以被其他保险合同中所承保的保险事故的范围所涵盖，就其共同部分的保险事故，即可成立重复保险。
2.6须与两个以上的保险人分别订立两份以上的保险合同
对于该要件，我国立法和学界的态度比较统一，但是也有学者反对此构成要件。如果对于同一保险利益与同一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即使保险期间相通、保险事故相通、被保险人相同，也可能不成立重复保险，仅是单保险形式的一种。我国禁止超额保险，在同一保险人的情况下，保险人会对投保人的保险行为尽到通知和审查义务。所以，单保险的超额保险的规定足以规范同一保险人重复保险可能产生的超额损失填补问题。但是我国《保险法》和《海商法》仅规定了重复保险的保险人需为复数，这一规定并不完善。在保险人为复数的情况下，并不能想当然的推理出多份保险合同，因为在数个保险人的情况下，也可能会产生一份保险合同，例如：由于风险系数大和保险标的的价值过高，投保人可能会跟两个以上的保险人订立一份保险合同。这种保险业务通常存在于航天、体育等比较高投入的行业。在这种情况下，投保人于两个以上的保险人订立一个保险合同，并非重复保险而是共同保险。所以，必须强调数份保险合同这个构成条件。只有与数个保险人签订数份具有重叠内容的保险合同的情况下，才构成重复保险，才有可能去规制多重受偿而使得被保险人不当得利，违反损失填补原则的行为。
以上是重复保险的六大构成要件。对于保险金额的总和是否可以超过保险标的价值是否也应该作为重复保险的构成要件的问题，笔者认为，对保险金额是否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是区分广义的重复保险概念和狭义的重复保险概念的主要依据。我国《保险法》采用的是广义的重复保险的定义，所以，在概念中并未对保险金额做出限制。所以，无需再强调保险金额的总和是否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这一构成要件。这只是个隐含的内容。如果成立重复保险，以上六个构成要件缺一不可，明确构成要件对于其法律适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经济越来越发达的今天，人们的保险意识越来越强，只有加快重复保险法律制度的研究与完善，才能更加准确地适用重复保险制度，更好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益。
参考文献
［1］许清宗。最高法院关于“复保险判决”二则之评释［J］.1984,(11).
告知义务是指在保险合同成立前，投保人对保险人的讯问所承担的说明或陈述义务。
（一）告知义务是法定义务
在普通合同中也存在告知义务的问题。保险合同中的告知义务是保险法特殊明确规定的，这是在其他种类合同中所没有的。
告知义务是一项法定义务，但该项义务是否可以通过双方的约定予以免除，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告知义务是法律要求保险合同当事人须为一定行为的义务，义务人不能拒绝履行，更不能阻碍对方履行，双方不能通过合同约定排除该义务的履行。"私以为，告知义务是为实现保险人的技术性要求而设立的义务。在无限告知主义的方式下，如果保险
（二）告知义务是附随义务
告知义务尽管为保险法明定的义务，但在具体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履行告知义务的内容是有较大差别的，其内容的确定主要依据诚实信用。另外，告知义务不可诉请履行，即为不可诉请履行的附随义务之一种。
（三）告知义务是先合同义务
"告知义务为间接义务（所谓间接义务者，乃当事人对法所规定应为之一定行为而不为时，法律则课以不利益，以收间接强制其行为之效果者也）。"故，告知义务为保险合同之外的义务，是先合同义务的一种，告知义务条款并非是合同条款，而应是保险合同以外的条款。
二、告知义务的制度演进
（一）在告知义务构成要件主观标准问题上，向传统的"客观主义"回归
起源于英美法系的告知义务的历史发展，采取了"客观主义"原则，近代以来，曾出现过强调投保人须有主观上故意或过失� 但随后，人们又发现，传统的"客观主义"更趋于合理。因此，又出现了传统的"客观主义"的回归。
（二）在告知义务范围的司法确认上，由传统的"无限告知主义"向"有限告知主义"演进
在告知主义的范围上，传统的原则是"无限告知义务主义"，又称为"自动申告主义"，其内涵为一种主动性义务，即自愿的向对方充分而准确的告知有关保险标的的所有重要事实，而不论该事实是否为保险人所询问到。而"有限告知义务"主义，也称"询问回答主义"，即投保人仅对保险人询问的保险标的的真实情况作陈述，询问之外的事实，投保人没有义务告知。在这一问题上，英美法系对告知义务具有最先进、最发达的制度研究，形成了"重要事实（MaterialFact）"、"谨慎保险人（PrudentInsure）"概念，规定告知义务的内容界定为"重要事实"的误述，以事实的重要性标准和谨慎的保险人标准作为告知义务的具体内容要素。
（三）在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约束上，从传统的"无效主义"向"解约主义"演进
"解约主义"是与"无效主义"相对应的，是在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时，并不是当然的使保险合同无效，而是赋予了相对人以撤销权。
三、保险告知义务制度的立法启示
（一）告知义务构成要件的主观标准
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立法上规定的违反告知义务构成要件采取了主观过错标准。
一般认为，将保险合同中违反告知义务的标准简单的归类为故意或过失两种情况，无法体现保险契约的最大诚信合同的特殊性。在未来我国保险法的修改和完善中，应借鉴客观主义在该问题上的先进之处。我国告知义务构成应采无过错标准，将因故意和过失而未告知或不实告知这些情形，放入合同法中的欺诈、可撤销合同或可变更合同制度中去调整，使得我国告知义务制度真正在其特有的适用范围内发挥作用，而名副其实的成为保险法的固有制度。（二）告知义务范围的司法确认
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五十四条规定了我国保险法的告知义务制度。从这两条可以看出，我国采用的是询问主义的告知范围制度。
在判断要保人所应告知的事项是否为重大事项或重要事实时，必须依保险种类及个别保险契约的内容或目的，客观的以保险技术之观点加以评价。现代保险立法在立法技术与理念上发生了重大变革，一方面，保险监督机关立于准司法的地位；另一方面由"自动申告主义"向"询问回答主义"演进，以限制投保人的告知范围；并为避免日后发生争议时举证困难，立法要求以书面方式为必要；更近一步者，投保人的告知说明范围以重大事项为限制，什么是重大事项，若非是保险专家并不能清楚知悉。我国现行《保险法》中，没有英国保险法告知义务的核心内容--"重要事实"的概念。对于重要事实的规定也过于简单化，并未对其具体内容认定标准作出规定，特别是没有关于法定除外情形的规定，对于任何事实都需要通过抽象的判断标准进行判断，无形中为具体保险纠纷的解决设置了障碍。我们认为，应当在我国《保险法》中引入"谨慎的保险人"这一客观判断的标准。
（三）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约束
告知义务在性质上属于先合同义务，即缔结保险合同之际依基本诚信原则而发生的说明、告知、协作等义务。该义务存在于要约生效之后，保险合同成立之前。对于其违反者，成立缔约上的过失责任。
对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我国主要采用的是"解约主义"立法模式，即保险人可以选择解除合同或通过加收保险费或减少保险金额使保险合同继续有效。在解除行使之前，保险合同成立且有效。文章认为，对违反告知义务适用撤销制度比较恰当。违反告知义务是一种先合同义务，影响到保险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构成意思表示瑕疵，以可撤销方式给无辜方法律上的救济，撤销合同后，双方回到保险之前的状态。在撤销合同之外，我国应否采用损害赔偿作为救济方式？我们认为，我国现今保险法对于违反告知义务并未有损害赔偿之救济方式，也不应该采纳这样的规定。
【论文关键词】：保险；保险合同；告知义务
【论文摘要】：保险告知义务制度是保险法中的核心问题，各国保险立法无不对这一制度关注有加。我国现行《保险法》颁布以来，有关告知义务之争讼不断，文章旨在对告知义务的性质、内容等问题作深入研究和反思，以期使其具有更强的操作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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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云中。《保险学》，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
目前我国保险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市场出现了一些违背诚信原则的现象。一些保险公司利用信息优势和保险业务专业性强的特点，在个别案件中拒赔不合理；违规经营，支付过高的手续费、采用过低费率等恶性竞争行为，损害了保险公司的社会声誉。而不少保险人在利益驱动下，许诺虚假的高回报率，回避说明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一味向客户推销保费高却不一定适用的险种；还会出现撕单、埋单、私吞或挪用保费、制造假赔案、误导甚至欺骗投保人等行为。而一些投保人在投保时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在不满足投保条件下为获取保险保障而提供虚假信息；更有甚者，骗保骗赔花样翻新等等。这些违背诚信道德和法律的行为对保险业的发展已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二、我国保险业诚信现状的成因
1.制度缺陷
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
从诚信的保障机制来看，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健全的国家，会从制度上保证诚实守信的合法权益，诚信的人会获得更多的交易和赢利机会；而在一个不守信用的社会中，守信用者却将付出代价。在目前我国的保险市场上，由于社会信用基础薄弱，信用的保证主要是基于人的伦理道德要求，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益驱动下，出现了利己主义动机，产生违反诚信原则的道德风险。
（2）保险信用法规建设滞后
尽管我国保险信用法制建设有所进展，但与高速发展的保险经营活动相比仍显滞后。目前，我国对违背诚信的行为惩罚机制不健全，法律上的惩罚规定尚不完善，经济上的惩罚力度不大，约束机制软化，主要依靠社会舆论从人格、伦理上进行谴责，这就难以抑制失信行为的出现，比如“回佣”。一方不“回佣”，而另一方“回佣”，客户就会被夺走，从而造成遵纪守法却遭受损失，违规失信却增加收益的局面。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势必助长失信毁约的歪风蔓延。
（3）保险诚信管理制度缺失
目前，保险供给者及保险中介者的管理制度不健全，使保险公司员工及保险人的诚信行为具有不完全控制性。当员工及人的诚信状况失控超过一定的范围和度，就会弱化保险公司的诚信能力。而我国现行的保险人制度是一种松散的经济利益关系，委托人无法实现对人合理有效的激励和约束，进而导致人偏离委托人的目标，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产生各种有损委托人和投保人利益的行为。如营销员挪用保费问题，如果没有制度能保证营销员不接触现金，那么这个问题将永远存在。
2.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则客观上为失信行为提供了条件。
（1）对于保险人而言
潜在的投保人总是比保险人更了解保险标的风险状态，保险双方存在信息差别。尤其是在保险定价中，保险人通常使用简便的分类计算法厘定保单价格，但却不能区别不同风险程度的保险标的，从而也就不能确定适合于投保人的保费水平，其最终结果是高风险类型消费者把低风险类型消费者“驱逐”出保险市场，即所谓的逆选择问题。另外，我国《保险法》采取的是询问告知形式，投保人的每次投保资料都是新的，保险人对其真实准确与否无从评估，致使保险人难以根据投保标的的真实风险状况确定是否承保或应以什么样的条件承保。广州保监办在一份调研报告中指出，“车贷险”骗保之所以能得逞，其中一项重要原因是“各保险公司尚未共享有关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的投保人及汽车经销商的信息，保险公司各自为政，给投保人骗贷或一车多贷以可乘之机”。
（2）对于投保人而言
由于保险商品复杂多变，保险服务参差不齐，而人们的保险知识和法律知识又比较欠缺，因此，在保险过程中，投保人（被保险人）方面的信息不对称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信息披露不充分的情况下，投保人事实上在投保前甚至投保后都难以了解保险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以致很难对保险公司作出正确的评价。同时，保险合同是要式合同，是保险公司事先拟订的，投保人只能被动地接受或拒绝，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再加之绝大多数保单条款在表述上所含专业词汇过多，致使投保人看不懂合同，无法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而且赔付时，一般由保险公司解释赔付的条件和拒赔的理由，投保人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抗辩的余地很小。所以，在保险合同的制定、履行、赔付等一系列过程中，都存在保险人利用其掌握的优势信息损害投保人利益的可能。
（3）对于保险人而言
目前，对营销员的考核以业绩为主、佣金实行首期业务佣金和续期业务佣金相结合（首期业务佣金较高，续期佣金则逐年递减）、人的违规成本太低、缺乏长效激励机制等，这极大地诱发了人的道德风险。在获得更多手续费的利益驱使下，保险人在其业务中欺骗保险人、投保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阻碍或诱导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片面夸大保险产品的增值功能，甚至误导投保人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基于保险人、保险人以及投保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三、对策建议
首先应健全诚信法规制度，从法律高度保护诚实守信行为，从保险条款、财务方面加强监管，严厉惩戒毁约失信行为，在保险业内形成“有信者昌，无信者痛”的氛围；其次，在完善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同时，保险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保险行业内部信息的公开，建立保险从业人员的信息库，以利于社会查询，同时，各保险公司之间只要不涉及商业秘密的信息应能共享，以减少信息的不对称；再次，对保险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都要考虑制约制衡机制，建立规章制度，尤其要在保险监管机构的干预下健全和规范我国保险中介体系；最后，保险人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保险市场的保险技术和运营策略，对风险进行精确的分类和测算，设计不同类型的合同，将不同风险的投保人区分开，从而规避投保人的逆向选择，而且可以通过条款约定等形式，对投保人投保后的行为加以限制和激励，从而预防和控制道德风险，以防止被保险人的欺诈行为。
论文关键词：保险诚信成因
论文摘要：保险公司经营的产品是以信用为基础、以法律为保障的承诺，这就决定了保险业较其他行业对诚信的要求更高，但目前诚信问题却成为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桎梏。因此，本文从制度缺陷和信息不对称两方面对保险业诚信现状的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加强诚信建设的建议。
众所周知，负债经营是保险业的基本特征，如果没有诚信，公众就会丧失对保险业的信心，切断涌向保险业的资金链条，动摇保险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良好的信用是保险业的生命线。但目前诚信问题却成为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桎梏。
参考文献：
[1]吴定富。加强诚信建设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R].世界经济发展大会报告。
责任保险，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负的民事赔偿责 《保险法》第50条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付的赔偿责 按保险标的的不同，可将其分为雇主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职业责任保险和公众责任保险等。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显然属于民事责任，后者又包括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两种。由于违约责任可以通过订立信用保险合同或保证保险合同来解决，因此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即是侵权责任。
一般认为，1855年英国铁路乘客保险公司向铁路部门提供铁路承运人责任保险，是历史上首次出现责任保险。1875年，英国又出现了马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可以看作是汽车第三者责任险的先导。随着工业生产的不断进步，责任保险的范围也不断增大，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而如前所述，责任保险以被保险人对于第三者的侵权赔偿责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责任保险使侵权责任社会化。侵权责任本应由侵权行为人来承担，但责任保险使得侵权行为人（即投保人）的侵权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并通过保险公司这一媒介转嫁给整个社会来承担。
2、责任保险使侵权法的损害赔偿功能发生变化。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一方面是对受害人的补偿，另一方面又是对侵权人的一种惩戒。责任保险虽然使受害人的损失因有了保险公司作后盾而能得到保证，但也使得对侵权人的惩戒变得徒有虚名。
从上述两个方面出发，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疑问：责任保险是否在变相的鼓励人们放弃谨慎小心的生活态度？其最终结果是否有益于社会？本文将运用法经济学方法对上述疑问进行回答。
二、法经济学
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主要是运用价格理论，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简单的来说，法经济学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对法律问题进行分析的科学。
1、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则是无限的，这就决定了每个人在进行任何满足自己某种欲望的行为之前，都会通过理性的思考做出选择。
2、每个人在进行各种日常生活的行为（感情生活除外）时，都会进行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并做出最有效率的选择。而整个社会在进行某种抉择之时也会进行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做出最有效率的选择。
科斯在1960年所发表了论文《论社会成本》，被认为是法经济学研究的里程碑。在该文的开篇，科斯提出，“传统的（分析）方法总是使得所做决定的性质变得模糊不清。当A给B造成了损害之后，在需要做出判断时，惯常的思维方式会这样考虑：我们应当如何抑制A？但这样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具有相互性：消除了对B的损害即意味着对A造成了损害。因此，我们应当做出的判断应该是：是否应允许A损害B，或者说是否应允许B损害A？问题的关键在于避免更为严重的损害。”这就是法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即以是否具有效率作为判断法律问题的标准，而非仅仅是以公平和正义作为标准。著名的科斯定理也是由该论文所推出的（科斯并没有明确提出）：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其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则无论财产权的初始状态为何，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然而现实之中任何交易的成本都不可能为零，并且交易成本往往都很巨大，人们无法将其忽略。由于实际的交易成本必然为正，对科斯定理反推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最有效率的市场均衡结果必然产生于交易成本最小的情况。因此，最佳的资源配置状态就是使交易成本最小的配置状态。科斯认为，法律对于资源配置起着极为重要的最用，因为财产权利的归属往往是由法律来设定的。举例而言，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规定了善意第三人可以取得被无处分权人擅自处分的物的所有权，而之所以如此规定，就是因为这比相反的规定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即具有效率。同样地，“法院也应当了解其判决的经济后果，并在判决时考虑这些后果”。这就是法经济学不同于传统法学的地方，后者往往是以公平正义（即道德标准）为标准，而非以效率为标准。
三、对责任保险制度的经济分析
假设A是侵权行为人，B是无过错的受害人，A的行为使B遭受了1000元的损失。在没有责任保险的情况下，根据侵权法，A应当对B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此时会出现以下三种可能的情况：
1、A有能力承担1000元的赔偿数额。
2、A只能承担部分赔偿数额或完全不能承担任何数额，但是B却有能力自己承担全部损失或A无法承担的那部分损失。
3、A只能承担部分赔偿数额或完全不能承担任何数额，同时B也无力自己承担全部损失或A无法承担的那部分损失。
在前两种情况下，A需要全部或部分承担B的损失，由于这个损失是由A或/和B自己完全承担的，所以就没有外部成本产生。此时的社会成本也就相当于A和B之间的私人成本，即只有1000元。
而在第3种情况下，由于A和/或B无法承担全部的损失，B所遭受的损失无法得到全部补偿。这就意味着需要由A和B之外的人来承担无法被补偿的那部分损失，即A和B之间的活动在私人成本之外还产生了外部成本。而此时的社会成本就是上述私人成本和外部成本的总和。对B而言，其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该如何使自己的损失得到完全的补偿，B获得补偿的途径的不同就意味着所产生的外部成本的不同，并最终导致社会成本的不同。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1)没有责任保险制度。但存在政府设立的某种社会救助制度，B就可以依靠该制度获得补偿。但是，这种制度往往都存在于经济较为发达的社会之中，并且该制度的设立毫无疑问也需要耗费巨额的成本。毫无疑问，此时的社会成本一定会超过1000元。如果不存在政府设立的社会救助制度，那么就只能由B自己来想办法补偿自己的损失了。要么B会无奈的接收现实，并最终无法生存；要么B会通过犯罪来满足自己对财产的需求。无论是任何一种情形发生，其所产生的外部成本都是巨大的，而最终的社会成本也必然是巨大的。
(2)存在责任保险制度。如果A事先向保险公司投保了责任险，那么保险公司就会代替其向B支付赔偿金。此时A和B之间的私人成本是1000元，而外部成本为零，因此社会成本是1000元。虽然在A和B之间出现了保险公司这一第三者，但是保险公司仅仅是代替A支付了对B的赔偿金而已，其和B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其他关系。A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则是另外一个经济活动，当然，这项经济活动同样要产生成本。但是，这种成本肯定要比由政府建立社会救助制度的成本要小的多。
当然，一个貌似合乎逻辑的推理会在此时产生：在没有责任保险之前，人们为了避免自己承担责任，会履行谨慎注意的义务来防止自己的行为可能对他人产生的损害。但是有了责任保险，由于可以让保险公司承担责任，人们就会降低自己的注意程度，从而使保险事故的发生更为频繁，导致社会成本的增加，并将其所带来的收益抵销。事实上这种推理忽略了本文之前所提过的一个基本原理，即每个人总会基于理性的分析从而作出对于自己效用最大的选择。以医生为例，假设医生A在其执业过程中的医疗事故率为5件/年，其向甲保险公司投保了职业责任险。根据上述结论，由于A因为投了保险，那么便会在执业过程中降低自己的注意程度，必然的结果就是医疗事故率增大。这样一来，至少会出现以下几种结果：首先，甲会提高对A收取的保险费。由于医疗事故率的增大，如果甲继续根据5件/年的事故率来收取保险费，则其无法从中获利。其次，由于医疗事故率的增大，政府部门很可能会因此而吊销A的医师执照。再次，很多原本想让A治疗的病人便不会再选择A，即A的潜在顾客 无论如何，对A而言降低自己的注意程度都是不利益的，作为理性的人A是不会选择这种做法的。论文关键词：保险；责任保险；法经济学
论文摘要：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负的民事赔偿责 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学科。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对责任保险这一法律制度进行分析，可以考察其产生和发展的合理基础，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此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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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保险责任期间，追溯生效，合同解除，终止，要物契约
承担保险责任是保险人的主合同义务， 因此，保险责任期间的确定，对于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保障、风险的分配与负担，意义至关重要。保险法律关系依其性质可分为二类：1、有关保险公司、保险业监管之规定，具有强制法的色彩；2、有关保险契约之规定，授予当事人意思自治权限较大，此处当有民法基本原理的适用。一般民事法律关系中，法律行为有效是当事人负担义务的前提，在法律无特别规定及当事人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二者的存续期间应是相同的。如，通常，法律行为成立并生效之时当事人即负有履行之义务（除附停止条件与附始期的法律行为之外，成立之时即生效之时）；特殊情况下，有所谓追溯生效，即在双方达成合意并符合法定生效要件之后，将契约之效力提前至某一时点。鉴于此，本文对于保险责任期间的探讨将主要围绕保险合同的效力展开。
一、保险合同的成立、生效合同的订立通常需要经过要约与承诺两个阶段，要约人向特定之人发出具体而明确之要约（就合同主要之点已有表示），表明其订约意图，即要约一经承诺便受拘束之意；承诺于要约有效期内到达要约人，并就合同主要之点未予变更，合同即成立，否则构成反要约。在双方所订之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时，即可在一定时期发生法律效力。当然要式合同尚须具备一定形式，实践性合同则需一定之交付。具体至保险合同的成立、生效则有如下问题须明确：
1、一定之形式是否保险合同生效之要件？国外不少学者认为保险合同的成立，必须具备一定形式，在法律上才能有效，故属要式合同。如保险单或保险凭证等，其所记载的事项原则上不能任意变动。投保人对于保单内记载的事项，要么同意，要么走开。因此保险合同是一种附合合同。我国有相当一部分人也持此种观点，我 [1]
（1）、观诸现行立法，§12—1前项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即只要求当事人达成实质上的意思合致即可。同时，§12—1后项将及时交付保险单或保险凭证作为保险人的一项义务。§12—2规定：经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同意，也可以采取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书面协议形式订立保险合同。此处显然是将书面形式作为保险合同订立中的一个必经环节，这与保险合同的不要式性是否矛盾？对此应解释为，当事人就保险条件（标的、费率、危险）相互意思表示一致者，契约于焉成立，保险单之作成与交付，仅为完成保险契约之最后手续及书面证据。而保险单纵已签发，当事人仍得以意思表示尚未合致而主张保险契约未成立，或证明保险契约所附之停止条件尚未成就以阻止保险契约发生效力。
另外，亦有人认为，此处的不要式不仅指承诺不须作成保险单形式，还包括不必要投保人填具投保单，保险人签章承保的程序形式。[2]这从现行《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合同条例》的修改之处即可看出。但笔者认为，鉴于实践中的投保程序及做法，此点无特别强调之必要。
（2）、从实务上讲，在保险业发展初期，保险人于收受要保申请与保险费后常采行一种观望政策，迟迟不为保险单之签发：在观望期间，若保险标的平安无事，保险人乃将保险契约溯及保险费交付时发生效力，得以收受保险费而不负任何风险；若保险事故发生，即坚持在保险单作成之前，保险契约尚未成立，将保险费退还，以推卸其赔付义务。[3]故而，从公平及预防保险人投机、注重真意的角度讲，保险契约都应为不要式契约。
2、保险费之交付是否影响保险合同的生效？也即保险合同是诺成性的还是实践性的？实践中保险人总是在承诺之前或同时收取保险费的，或将保险费的交付作为保险合同生效的前提，这是因为保险费是保险公司集结资金的重要来源，是其支付赔款的基础，是其承担保险责任的源泉，法律之生命源自实际生活之经验，于是许多学者及基于此将保险契约定性为实践性合同。我
（1）、通常要物契约在成立之前或同时，存在一个要物合同的预约，如寄托合同的预约中，受寄人一方负有受寄之义务，而对于寄托人，转移寄托物则非其义务，违之，不必负违约之责，至多为缔约过失责任。这是因为寄托标的之转移是寄托合同得以履行，也即双方义务履行之前提。以之考于保险合同，保险人以一定标准测算出风险律，确定出保险费率，在投保人交付保险费的基础上，才有履行其赔付义务之可能，此点与要物契约颇为相似。但衡量一种合同是诺成性的还是实践性的，与该种合同的内容并无本质上的联系，而主要取决于国家立法如何规定。而根据我国《保险法》§13：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任期内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显然是将交付保险� 因而，从立法精神上讲，是将其定性为诺成性合同的。
（2）、如果一概主张保险合同的成立必须以投保人交付保险费为条件，那么是以投保人交付所有保险费为条件，还是以交付第一期（或部分）保险费为条件？倘前者，则在保险费未全部交齐之前，保险合同未成立，保险人对保险事故之发生不论在哪一期间皆不承担保险责任，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倘为后者，则一部分保险费之交付同时还是契约的生效要件，在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
（3）、延欠保险费之问题：保险法未规定保险费之交付期限，各保险公司均以先交保险单，后收保费互相竞争。且延欠之保费无须另付利息，因此，保费愈大之保户，均以拖欠保费视为当然。日本火灾保险单，于保险单中明定：“本公司之保险责任，自本契约保险单所载期间之始日零时起至终日午夜十二时止。前项保险责任之始日，以要保人交付保险费之翌日为准。”于此情形，保险人纵已将保单交付，但对于保险费交付前所发生之损失，要不负赔偿之责任，借以迫使要保人尽速交付保费。惟在通常情形，保险单之出给即构成保险人承担危险之允诺，保险契约已有效成立。此种以保费尚未交付已剥夺要保人依约应享权利之规定，不仅对要保人处罚过严，亦属有违一般债务不履行之常规。此何以除日本外，他国鲜有类似之规定。[4]
（4）、如何理解交付保险费的法律意义？一种观点将其作为合同生效的停止条件；有将其作为保险责任开始之停止条件；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投保人未按约定缴纳保险费，则保险公司可行使后履行抗辩权，而拒绝履行赔付义务；如果投保人只交付部分保险费，则保险公司可行使部分履行抗辩权，拒绝部分履行义务。[5]这是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一种独特的利益保护方法。另一种观� 而且，我国保险法中并未将不及时付� 产物保险人均容许其人延欠保费60天至90天；人亦因而容许要保人延交保费30至60天。保险人如认为要保人信誉良好，自得容许其严欠或收受期票，如到期不获清付或兑现，保险人得一面终止契约（而非解除，即不具有溯及力），他方面诉请给付保费。如保险事故业已发生，保险人得自赔偿额中先行扣减应得之保费。若保险 而在人身保险中，第一期保费的交付是保险合同生效的停止条件，因为人身保险中保费通常具有不可诉性。（分期付款的人寿保险合同的性质：一般终身人寿保险单，其保费经规定按年交付，是否应视为按年交付之保险契约，并附有以要保人按年付费为契约更新之停止条件之合意？亦应视为在被保险人生存期间均有效之单纯契约，而附有若不按期交费，契约失效之解除条件？通说认其为不可分契约。因为，照理，按年承保之价值应因被保险人之年轻力壮或年老体衰而不同，但在分期付款得人寿保险中，全部保费乃为整个保险契约之对价。[7]
保险主管机关如认为保险费之延欠足 如超过此一时限，业者尚未收取保费，似可仿照美国立法例，将
3、《保险法》将“保险责任的开始与保险责任期间”作为保险合同的应具备事项，是否意味着倘要保人与保险人未就之达成合意，保险合同之成立与效力即受影响？一般在保险人出具的保险单中，都印有此项，而此项是不会漏填的，只是保险单并非保险合同的生效要件，所以，当投保人未在投保单中填入此项时，就涉及效力问题。保险责任期间的开始与保险责任期间是保险合同的基本条款但并非主要条款，应认为当事人双方就保险标的、保险事故、保险费达成一致保险合同即可有效成立；关于保险责任期间的开始如无约定，则同于保险合同的生效；关于保险责任期间则同于以保险费计算出的期间。
4、倘约定以保险费之交付为保险契约之效力要件，则保险费如在保单所载之责任开始时日之后交付，则保险契约究应自保单所载之日起生效？抑应自保费及保单交付之日起生效？
A说：保险契约得将其生效日提前，以包括保险人未承担危险之期间。保险契约为当事人基于自由意思而订立之契约，在法律上自无理由何以当事人不能协议将保单日期倒填，并使保险契约自协议之日起生效。任何约定，只要不违背公序良俗或法律上之禁止规定，均得以载入保单。对于保单上所载之条款被保险人接受与否，悉由其自便。[8]
B说：保险人将保险单之生效日载为与要保申请之同一日，该� 其结果，在保单之条款间形成矛盾。按照“含义不清之用语应作不利于保险人之解释”之原则，若以保单所载之日为生效日，则保险人得主张保险契约在保单及保费交付等条件成就前对其不生拘束力；反之，在同一期间，则完全拘束被保险人。于被保险人甚为不公。
所以，具体做法应为：
（1）、为求当事人间之公平与合理，保险契约之生效日应以实质上提供保险之日为准，并以之为保险期间之起算日。保费如在保单所载之生效日后交付者，保险期间自保单所载期间届满后继续宽限，其宽限之日与于生效日后延迟交付保费之日数相等，使被保险人所交第一年之保费，能获得十足一年之保护。
（2）、但若被保险人生前曾以其行为显示其已有接受保单所载之日期为保费到期日，或以该日为准给付其后陆续到期之保费，或因未于该日付费而曾提出复效申请等，在美国惯例上均被视为双方已同意以保单所载之日期为保单所载之日期为保费到期日之充分证据，其后不得再以保单条款含义不清相抗争。
（3）、保险人经被保险人之请求而将保单之生效日倒填，或被保险人明知保单之生效日倒填，但因而获得相当之利益者，例如，因投保年龄之降低而按较低之费率交付保费，则在当事人间既无不公平之情势，亦不发生含义不清之问题，保单所载之日期应拘束双方。但若保单日期系因保险人之欺诈，或未经被保险人之同意而倒填者，自应适用不同之法则。于此场合，应以保单之作成日或保单之交付日为保费之到期日。美国各州保险法中，有明文禁止将保单日期倒填者，例如，纽约州保险法第156条规定，保险人不得为减少被保险人按其实际提出要保申请时所应交付之保费，故意签发保单，使其生效日提至要保申请日前6个月以上。违背该条规定，并不使契约生效，仅使契约自保单签发日或交付日起发生效力。[9]
「小结」：保险责任开始的时间与保险合同生效的时间通常是一致的，但二者在以下情况是不一致的：第一，追溯保险，即保险责任期间追溯到保险期间开始前的某一时点，也就是保险人对于合同成立前所发生的保险事故也要承担保险责任，此种情形多适用于海上保险合同，及一部分人寿险。第二，观察期间的规定，一般是在合同生效若干日后，保险人才开始承担保险责任。即保险责任的开始时间在保险合同生效之后，此种情形多适用于健康保险合同及以交付保费为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停止条件的合同。
解决了以上问题之后，再来研究一下实务中的具体做法。现代保险业扩张即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为了展业之方便，保险公司多事前印就大量标准文本的投保单、保险单，投保人填就投保单，交付与保险人，是为要约；在财产保险中，保险人审阅投保单，符合承保范围的，即签章承保，并同时收取保险费，出具保险收据，此之为承诺（若保险人对投保单中所填事项有所变更，构成反要约，需要投保人做出承诺，但此时通常可以具体之行为表明其意思）。保险合同即于双方意思表示合致时成立，保险人由此负有及时出给保险单之义务。实践中常有各家保险公司相互竞争角逐，因而允许投保人迟延交付保险费以扩展保险业务的，此时保险人已同意承保，甚至可能已经签发了收据，但投保人实际上并未交付保险费，此时，如发生了保险事故，保险人是否应承担保险责任？台湾财产保险中，保险人保险责任的开始，通常为保险单送达于投保人之时，但如果此前已有收受投保人保险费的事实，则自保险费交付之时，其责任开始。依之，保险人自不必负责。人身保险较之财产保险更为复杂，人身保险中保险人及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并无最终的签约权，最后的决定权在总公司，所以人将投保单转交总公司，总公司进行核保、生调、体检，然后确定保险费率，制作签发保险单，送达投保人之后保险合同即成立。而其效力溯及投保人交付第一期保险费时承诺需再要约有效期内做出，方为有效，倘保险人将核保期限拖长，迟迟不为承诺，是否得视为默示承诺？有 但也有例外，即保险人的行为使投保人对于保险合同之成立产生了合理信赖与期待时，如人已预收第一期保险费，而在相当期间内既未为承诺也未为拒绝之表示，同时也未退还保险费，倘于此时发生约定的保险事故，则在投保人的投保要求符合保险人的保险范围时，保险人应承担保险责任，此之为因“意思表示迟延”而发生拟制之效果。台湾将此期间规定为5天，这在一些大额人身保险中对保险中有所不利，所以有学者认为期间不应一概而论，我国尚无这些方面的规定。人身保险中之所以需要经过核保手续，乃是因为，被保险人的身体强健与否，直接关涉保险费率的厘定。但在意外伤害及死亡险中，则不涉及这个问题，故其于保险人收取第一期保险费时发生效力。
5、保险人出具的保险单中保险责任期间与投保人的申请不一致时，以何者为准？在财产保险中，投保人填单，保险人承诺，合同即成立，如保单中的项目与投保申请中的不一致，是为保险人请求变更保险合同，此时，如投保人受领保险单并于一定期限内并无异议的，则应认为默视同意变更；德国保险法中规定：保险机构有责任向被保险人出具一正式签署的文件（保单）。如保单内容与原始投保申请的内容不同，但如果被保险人在收到保单后的四个星期内未以书面形式要求根据投保申请书予以更正，则这些不同的部分被视为被保险人接受，如果保险人根据投保单已经向被保险人提供了所有保险条件有关的消费者信息，则修改期限仅为2周。[10]人寿保险中保险人签发保单是为承诺，此时双方就合同的非主要之点尚未达成一致，其处理方法与产险同。明白此点，可以应付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为推卸责任，而将保险责任始日推后。
二、复效
保险契约为有偿契约，保险人对于危险之承担，以保险费为其对价；故保险费若未给付者，契约效力不发生；保险费所包括之时间届满时，契约亦当然失其效力。分期付费之人寿保险，迟误一次保险费之交付时，保险人得终止契约；在终止前，效力停止。[11]此为一般保险契约之通则。我国保险法57、58条规定了60日的宽限期，在此期限内保险合同继续有效；又规定了2年的中止期，在此期间内投保人有权要求复效，经保险人同意并补交保费后，保险合同即复效；逾2年则保险人享有解除权。
人寿保险因有储蓄性质，于保险费到期时，要保人是否继续交付，悉由要保人自由。要保人如不为交付，保险契约于期限届满后效力停止，保险人对于第一期以后各期之保险费，不得为诉讼上之请求，仅得于契约效力停止后，终止契约。但鉴于被保险人之身体随年龄衰退，另觅新保不易，各国皆有复效期间的规定，允许要保人于一定期间内缴清欠缴之费用，提出申请以复效。在实务上保险人对于要保人之申请复效，均加以相当之限制，例如美国寿险业要求被保险人于申请复效当时，其健康状况合乎可保条件，台湾保险业要求更苛，规定要保人须出具被保险人健康声明书或复验体检，其手续与签定新契约无异，此等复效条件，除保险费之交付外，应视为保险人为其本身利益所作之规定，保险人对于保险契约效力停止后，若仍无条件收受保险费之交付或于获知要保人未履行其他复效条件后，未即将保险费退还要保人者，应视为迟延复费利益或复效条件已为保险人抛弃，而使保险契约之效力继续。
1、立法例：台湾《保险法》第116条第1项规定：“人寿保险之保险费到期未交付者，除契约另有订定外，经催告到达后逾30日仍不交付时，保险契约之效力停止。”同条第三项规定：“第一项停止效力之保险契约，于保险费及其他费用清偿后，翌日上午零时，开始恢复其效力。”
评价：不足之处在于，（1）、宽限期间之起算以“催告到达后”为准，如保险人未为催告，则保险契约之效力将继续无间，对于保险人未免过苛；（2）、由于催告究竟于何时到达，常因保险人所采之传送方式不同而影响其到达之时日，从而影响宽限期间之起算，保险契约效力期间亦因而不确定。
英美则多规定保险人须于保费到期前一定期间为付费通知，违者，保险契约效力于一定期间内不停止。至于宽限期间，则一律自保险费到期之翌日起算。
比较而言，我国保险法规定了到期效力自动停止，不须催告不须通知，此于保险人过惠。我认为英美的做法比较可采，可资借鉴。
2、保险合同复效后，宽限期是从首期交纳保险费之日还是从复效时缴纳保险费之日起算。两种意见分歧的实质在于对复效性质的理解，复效是恢复原有合同的效力还是导致一个新的合同。虽然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保险合同复效需要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并达成协议，在保险实务中复效的程序也与新投保程序并无二致，需要投保人提出复效申请，缴纳保险费及其利息，并且还应当提交被保险人健康申明书或者保险公司指定的医疗机构出具的体检报告书以证实被保险人的健康符合投保条件，投保人提出的复效申请还必须经过保险人的同意，双方才有可能达成复效的协议。但是复效后的保险合同是复效前的保险合同的继续，并非是重新签定一个新的合同。况且中止的保险合同复效后，中止的期间仍记入保险期间，保险期间视为从未中断，合同复效后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以保险合同成立时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因此宽限期的起算应从投保人支付首期保险费之日开始计算，而不能从复效时缴纳保费之日计算。
也即“合同复效是对原有合同效力的恢复而非重新签定合同”的原则。
3、两年自杀期间是从复效之日起从新计算还是从合同成立之日起连续计算？我国对此并无明确规定。台湾和意大利为保护保险人利益起见从复效之日起从新计算，美国则与其他险种的人寿险做法保持一致。我国实务当中多规定“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2年内故意自杀的属于除外责任。”是与台湾的做法一致。
4、关于宽限期间之计算，应注意下列三点：
（1）、保险费之到期日如适为星期假日，仍应自该日午夜十二时终了时起算，而非自星期一起算。
（2）、保费如不在宽限期内交付，保险契约应溯及保费到期日自动终止，被保险人于保单下所得享之权利，应按到期日，而非宽限期间之届满日，决定之。
（3）、宽限期间之届满日如适为星期假日，应宽限至次日。在次日终了前发生之死亡、伤害或疾病，保险人仍应付给付之义务。[12]
三、保险合同的终止
我国合同法中将解除分为：法定解除、协定解除与行使约定解除权的解除，法定解除权与约定解除权的行使将产生追溯力，即使当事人间法律关系恢复至订约前之状态；协定解除则一般只发生终止之效力，不产生溯及既往之效力。具体至保险合同，保险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是自始消灭还还是进项将来发生效力，也就是保险合同解除后是否具有溯及力，这直接关系到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确定。一般来说在单方违约解除的情况下，保险合同解除原则上有溯及力；在双方协议解除的情况下，财产保险合同解除的溯及力要视保险人的保险责任是否开始而定。如果保险责任尚未开始，保险公司应退还保险费，保险合同的解除产生溯及力；如果保险责任已经开始则保险合同的解除一般不产生溯及力。人身保险合同的解除发生溯及既往的效力。所以，人身保险合同的解除发生溯及既往的效力。
1、对于协议解除来说，保险合同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解除，应该符合什么条件，并且在什么时间产生解除的效力？如果保险事故发生在办理退保手续之前，保险人与投保人口头协议之后，那么合同视为解除还是没有解除？保险公司赔是不赔？这就涉及到保险合同解除的判定标准问题。因其是以新合同解除原合同，则新合同成立时即双方经要约承诺达成意思表示一致就产生合同解除的效果。如果双方当事人约定了解除生效的日期，则一概日期定位合同解除之日。就保险合同来说，一般投保人办理完推保手续，合同才解除。因此，（1）、在保险实务中均要由投保人持解除合同申请书等到保险公司办理退保手续。投保人的申请视为要约，而保险人给其办理退保手续视为承诺，办完手续合同解除。（2）、即使双方在办理手续之前已协商一致解除合同，但因为需要办理手续，所以办完手续视为双方约定的解除合同生效的时间。
2、关于法定解除权的行使：台湾保宪法第64、68条对于保险人行使解除权的时间做出了规定：保险人基于投保人隐匿遗漏、不实说明或违背特约而产生的合同解除权得自知有解除原因后，经过一个月或自定约后经过两年不行事而消灭。
我国并未采取当然解除主义，因此当解除的条件具备时，尚须通知对方。如《机动车辆保险条款》§27：“被保险人不履行本条款第21条—第26条规定的义务，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或自书面通知之日起解除合同；已赔偿的，保险人有权追回已付保险赔款”。
参考书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释义》：卞耀武主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
《保险与保险法》：关浣非著，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保险合同及文本格式》：杨文开遍著，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3月版。
《保险法》：桂裕著，三民书局1989年版。
《保险法论》：郑玉波著，三民书局1988年第10版。
《保险法总论》：施文森著，三民书局1990年第9版。
《保险法论文（第一集）》：施文森著，三民书局1988年增订7版。
《保险法论文（第二集）》：施文森著，三民书局1988年增订7版。
[1]李玉泉：《保险法》，第106页，法律出版社，1997年。
[2]张淑珍：“论保险合同的法律性质”，《上海保险》，1996年第1期第55页。
[3]施文森；《保险法论文第一集》第315页，三民书局。
[4]施文森：《保险法论文第二集》第73页三民书局。
[5]史学瀛、郭宏彬：《保险法前沿问题案例研究》第34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8版。
[6]张淑珍：“论保险合同的法律性质”，《上海保险》，1996年第1期第57页。
[7]施文森：《保险法论文第二集》，第70页，三民书局。
[8]施文森：《保险法论文第二集》，第96页，三民书局。
[9]施文森：《保险法论文第二集》，第100页，三民书局。
[10]《各国保险法规定制毒译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3月首版。
（一）数据来源及回归模型
本文所采用的居民微观调查数据来源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同时，本文还将用到4个直辖市及78个地级市层面的宏观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数据库和2009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由于一些被访问者的数据缺失，本文最终收集到了9189个居民样本用于实证分析。其中，下标i表示第i个居民样本，ε表示随机扰动项。因变量为happiness，是度量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指标。在公式（1）中自变量为medicare，表示医疗保险；pension表示养老保险。β1、β2分别是两者所对应的回归系数。在公式（2）中自变量为社会保障项目指数social_security。X和Z是控制变量，X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个人及家庭特征变量矩阵，Γ是其相应的回归系数矩阵；Z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宏观环境变量矩阵，П是其相应的回归系数矩阵。
（二）变量定义
1.居民主观幸福感（happiness）。
被解释变量happiness的取值来源于CGSS问卷中被访者对问题“总的来说，您认为您的生活是否幸福？”的回答。答案分为“很不幸福、比较不幸福、一般、比较幸福、完全幸福”，分别对应1-5的赋值。表1显示了居民主观幸福感调查结果的分布情况。在最终的9189个样本中，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分布情况与全样本并不存在明显差异，回答“很不幸福”和“比较不幸福”的比例为2.14%和7.66%，而样本中有18.01%的被访问者选择回答“一般”，另外56.55%和15.64%的被访问者选择了“比较幸福”和“完全幸福”。这样的分布情况表明删除数据缺失的样本个体后实证结果不会有明显差异。
2.社会保障（medicare、pension和social_security）。
本文用来衡量居民社会保障情况的指标medicare和pension分别来自居民对调查问卷中的问题“您目前是否参加了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费医疗社会保障项目？”和“您目前是否参加了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保障项目？”的回答。当访问者回答“参加了”即赋值为1，当回答“没参加”时赋值为0。Social_security的取值为medicare*0.5+pension*0.5，是分别赋予medicare及pension各0.5的权重再相加的综合指数。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分为两类，一类是被访问者的个人及家庭特征变量，另一类是其所在城市的宏观数据变量。个人及家庭特征变量包括：性别（male），男性取值为1，女性为0；年龄（age），是居民在2009年的周岁；民族（nation），汉族取值为1，其他为0；（religion），有取值1，无取值0；教育情况（education），即根据学历推算的接受学校教育的年数；政治身份（communist），中共党员取值为1，其他为0；健康状况（health），来自被访问者对问题“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的回答，答案“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分别取1-5的整数值；户籍（urban_hukou），适用于调查结果“非农业户口（城镇户口）、居民户口、军籍”的取值1，其他为0；工作情况（work），有工作取值1，其他为0；收入情况（income），即2009年该家庭总收入的自然对数；婚姻状况，分为两个变量divorced和married，分别表示离婚和已婚状况，当离婚和分居时，divorced取值1，其他情况取值0，当已婚时married取值1，其他情况取值0；收入公平（fair），来自于问题“考虑到您的教育背景、工作能力、资历等各方面因素，您认为自己目前的收入是否公平？”，回答“不公平、不太公平、一般、比较公平、公平”分别取值1-5的整数。居民所在城市的宏观数据变量包括：收入差距（inequality），是2009年该城市城乡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值；经济增长率（growth），是2009年该城市GDP的增长率（%）。
（三）数据描述
用于实证研究的9189个微观样本涵盖了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82个城市，其中东部32个，中部30个，西部20个，说明研究样本具有一般代表性。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happiness的均值为3.76，处于中等偏“比较幸福”的水平。医疗保险medicare的均值为0.87，说明样本中87%的居民参与了医疗保险的社会保障项目，养老保险项目pension参与的居民却只有46%，低于医疗保险的参与率，这两个变量的标准差分别为0.33和0.5。社会保障综合指标social_security的平均值为0.66，标准差为0.33。
二、实证分析
（一）基本结果
由于在本文的回归模型中，被解释变量happiness的取值是1-5的整数，是一个表示程度的有序变量，因而本文采用OP模型对其进行估计。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不仅列出了解释变量的偏回归系数，还列出了解释变量对happiness的边际效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变量social_security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能够显著增进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体来说，当社会保障指标提高一个标准差（0.33），能使居民感觉“很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居于幸福和不幸福之间”的概率下降0.21%、0.83%、1.42%，但却可以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完全幸福”的概率上升0.85%、1.61%。通过对以上实证结果的分析，本文认为社会保障可能主要通过以下三种路径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首先是经济路径，社会保障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并在某些方面增加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如领取低保），从这个方面社会保障对幸福感有促进作用。其次是心理路径，社会保障制度可 最后是社会路径，社会保障可以使国民收入再分配，促进了社会公平，从而提升了居民幸福感。对于其他控制变量，除了工作情况（work）和经济增长率（growth）两个变量不显著以外，其余变量都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并且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既有文献的研究发现大体一致。
（二）分项结果
目前在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分量最重、 从实证结果中可以看出，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都对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根据边际效果的数据来看，医疗保险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高于养老保险。实证结果进一步说明，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对提高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意义。医疗保险影响大于养老保险影响的可能解释是：首先，医疗保险的覆盖度大于养老保险，从全体样本中就可以看出，有87%的居民参与了医疗保险，只有47%的居民参与了养老保险。其次，可以看出人们对于医疗保险的重视，因为健康对个人会产生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影响。最后，健康问题贯穿于人的一生，而养老保险的作用一般突出体现在老年生活方面。
（三）分群体结果
为了进一步探讨社会保障对于不同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本文按不同标准将被访问者分为不同群体，以观察社会保障对其幸福感影响的差异性。首先，按照被访问者所处的地域，将样本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居民两个子样本；其次，再按照CGSS问卷中的问卷类型将被访问者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子样本；最后，根据被访问者家庭收入是否达到平均收入将其分为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两个子样本。分别对以上子样本进行OP回归。对于每个子样本，社会保障都显著影响其幸福感，但是对中西部地区居民的影响大于东部，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大于城市，对低收入居民的影响大于高收入群体。这个结果可能的解释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低层次的需求被满足以后，人们更重视还未得到满足的更高层次的需求。生活在经济相对发达城市的高收入居民其基本生活需求得以满足，影响其幸福感的因素中高层次的需求可能占比较多。并且，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更倾向于照顾普遍大众及弱势群体，故对生活环境较差的居民影响较大。
三、结论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在养老保险基金的征收、发放和管理过程中，主要存在着提前退休、冒领保险金、养老保险覆盖面窄、少缴漏缴、欠缴以及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和险基金的升值等问题。可通过加大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管理力度；尽快出台《养老保险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养老金发放体系；加大养老保险基金的征缴、扩面工作；加大养老保险信息化建设；逐步完善退休审批和退休金调整制度；确保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保值和升值。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发展、尤其是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影响。随着人口老龄化，我国养老保险面临严峻挑战，而养老保险基金是养老保险赖以生存的根本。因此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征收、管理，特别是严防养老保险基金的流失，确保养老保险基金更加保险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
一、影响养老保险基金安全运行的有关问题
养老保险事业虽取得重大进展，但影响养老保险基金安全、正常运行的因素不少，笔者通过实践和调查认为，可以从养老保险基金的发放、管理和征收三个方面去分析：
（一）、在养老保险基金的发放过程中，主要存在下几个的问题：
1、想方设法“提前退休”。根据现有的养老金计算办法，无论缴费年限长短，其基础养老金都是一样的，因此有些参保人员在自身条件不符合相关政策的情况下，还是千方百计地提前退休。这样做，一方面缩短了这些职工的缴费年限，降低了养老保险基金的征收；另一方面，提前了这批职工领取养老金的年限，增大了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
2、起“死”回“生”冒领保险金。在养老金实行社会化发放过程中，由于有不少退休人频繁更换居住场所，管理部门对他们的生存状况难以掌握，因此在养老金的发放过程中，有些实际已经死亡的退休人员，其亲属仍在冒名顶替死者领取养老金，造成养老保险基金的无谓流失。
3、确定和调整养老保险待遇的标准不统一，制度不规范。在为参保人员办理退休手续或调整养老金时，存在着标准不统一、制度不规范的问题，造成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同类人员待遇水平有较大差距等问题。退休人员的年龄、工龄等基础信息的确认标准也存在着差异，导致退休金核算的不准确。
4、重复享受养老待遇。由于养老保险是由各统筹地区分别征收、支付和管理的，而个人账户基金转移手续繁琐，这就造成部分跨地区调动的人员可在两个统筹地区同时参加养老保险，当在两个统筹地区参保均15年以上时，就可在两地同时办理退休手续，领取养老金，造成了养老基金的流失。
（二）、在养老保险基金的征收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的问题：
1、养老保险覆盖面窄。既然是社会保险，就必须充分体现其“社会性”，而“社会性”又 这显然谈不上广泛。
2、少缴漏缴养老保险基金。一些企业尤其是非公有制企业为了降低经营成本，便以种种理由来降低员工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或剥夺部分员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权利，少缴漏缴养老保险基金。这样不仅严重侵害员工的切身利益，而且也造成养老保险基金的流失。
3、养老保险基金缴纳的比例和时间问题。企业缴纳养老保险基金的起始时间和比例等因素都直接影响着养老保险基金缴纳的多少。而企业整体参保时间有早有晚，缴纳比例又有高有低，这将影响部分企业缴纳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也不能充分体现养老保险的和谐与公平。
4、养老保险基金的欠缴问题。产生欠缴的原因：一是部分单位领导只考虑眼前的经济利益，对缴纳养老保险基金不积极、不主动；二是部分事业单位经费紧张或企业效益不佳，� 欠缴养老保险基金直接影响退休金的正常发放和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和升值。
（三）、在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方面，主要存在下几个的问题：
1、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问题。养老保险基金既是参保人员的“血汗钱”，更是退休人员的“活命钱”，国务院明确规定，专款专用，任何地区、部门、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挤占挪用。而最近一段时间，社保基金大案迭起。先是上海社保基金弊案，紧接着浙江又爆社保大案，涉资数亿。所有这些，都说明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管理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2、养老保险基金的升值问题。要想在不增加或少增加参保人负担的情况下，持久地维持养老金的支付承诺，就必须提高养老保险资金的投资效率，实现其持续的保值增值。而保险基金靠什么去保值增值，又迫切需要研究。
二、养老保险基金安全运行的对策和建议
从以上分析的问题来看，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1、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险内部审计、外部监管和考核机制，将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管理放在首位。
笔者认为，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制度，劳动保障、财政部门和社保经办机构，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配合，齐抓共管，形成行政监管、专业监管、内部监管和社会监管四位一体的监管机制，对基金的运行实现全过程的监管。二是建立相应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机构，专司养老保险基金运营工作。只有如此，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营才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也只有如此，才能针对养老保险基金被挤占、挪用情况进行相关的处理。
2、尽快出台《养老保险法》，为养老保险基金的征收、发放和管理提供法律依据。
现行的社会保险法规不能对缴费单位采取查封银行帐户、拍卖资产等强制措施，社会保险费征缴也缺乏法律手段。国家应尽早出台《养老保险法》，为养老保险基金的征收、发放和管理提供法律依据。
3、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养老金发放体系。
健全街道（乡镇）劳动保障机构，实行退休人员登记卡制度，将每名退休人员都纳入到街道保障机构的社会化管理中去。通过这些机构社会化、精细化的管理工作，确保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同时也能杜绝养老保险金的冒领、重发和漏发。
4、加大养老保险基金的征缴、扩面工作。
一是做到养老保险基金的足额、及时征收。对于故意拖延缴纳养老保险基金的企业，决不姑息，坚决加收滞纳金。二是核准缴费信息，从基础工作入手，确保养老保险基金的应收尽收。当前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向非公有经济延伸，有效满足非公有经济对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求。
5、加大养老保险信息化建设。
一是不断完善社会保险信息化系统，尽快完善省级养老保险的信息化系统。二是不断提升社会保险信息化职能。三是充分发挥网络信息化的优势，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征收、发放和管理水平。
6、逐步完善退休审批和退休金调整制度。
制定标准统一、信息准确、制度严密的退休审批程序，在办理过程中，增加透明度，加大公示力度，疏通信息交流渠道，确保退休审批的公平、公共。退休金调整的水平，要根据工资增长、物价、养老保险基金和财政承受能力等情况，以当地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和上年度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的一定比例来确定。
7、社会保险靠社会，争取全社会的理解与支持。
新疆是我国的农业大省，三农问题的解决，对于新疆长期稳定发展至关重要。目前，新疆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是资金问题，因此有必要完善农村金融市场，促进小额信贷发展。通过博弈论分析，得出农业保险能够提高信贷机构开展小额信贷的积极性，缓解农民“贷款难”的问题，这对于促进新疆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
小额信贷；农业保险；农村金融市场
一、新疆近年来小额农贷的发放情况
新疆农业发展最大的障碍是资金问题，小额信贷能否持续发展，关系到新疆三农问题的解决。就全国而言，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由于农村支行经营成本过高等原因退出农村金融市场，因此农村信用社成为县域地区小额信贷投放主体，2005年以来新疆农村基本形成了以农信社为主体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1]。新疆小额信贷始于2001年，农村信用社是发放小额信贷的主要机构。2007年的一项新疆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和中国银监会的调研数据表明，新疆农村信用社有1085家机构网点开办小额信贷业务，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年均累放额已由1999年的27亿元增至140亿元，年均增长率为26%[2]；2012年全区农村信用社累计投放各项贷款1382.24亿元，同比增加196.5亿元；小额信用贷款102.32亿元，较年初增加31.55亿元，增长44.58%；农户联保贷款190.79亿元，较年初增加32.69亿元，增长20.68%[3]。截至2013年11月末，新疆农村信用社各项贷款余额1440.58亿元，较年初增加265.75亿元，增幅22.62%；其中，涉农贷款余额1025.5亿元，较年初增加219.55亿元，增幅27.24%，占各项贷款余额的71.21%，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提供了有力的金融保障[4]。虽然新疆农信社的小额信贷规模越来越大，但是根据一项面向新疆农户金融需求调查显示，新疆有79.4%的农户有借贷需求。因此，就新疆农村小额信贷的需求而言，农信社依然不能完全满足农户的小额信贷需求。
二、小额信贷引入农业保险对于缓解农户“贷款难”的博弈分析
（一）农村小额信贷中的信用博弈分析
农村小额信贷信用博弈的参与人为信贷机构与借款人（即农户），二者均满足理性人假设。因为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缺少资金，所以只要贷款利率合适，农户一定会选择借款。因此双方博弈中，假设信贷机构有贷款与不贷款两种策略选择（贷款，不贷款），农户有还款与不还款两种策略选择（还款，不还款），农户借款金额为M，借款利息为r，信贷机构的收益为X，设农户贷款后用于生产的收益为N，其中X=M（1+r），则小额信贷中的信用博弈模型。当信贷机构选择贷款策略时，若农户选择还款策略，则信贷机构收益为X=M（1+r），农户的收益为N；当信贷机构选择贷款策略，而农户选择不还款策略时，农户的收益为N，信贷机构由于不能收回贷款，则损失所贷金额M；当信贷机构选择不贷款策略时，农户选择还款策略，则信贷机构会损失本来可以贷款给农户的利息收入，农户也因得不到贷款，损失了本来可以用贷款资金从事生产所得的收入N；若信贷机构选择不贷款策略，农户选择不还款策略，则双方的收益均为0。因此，从上述博弈来看，只有当信贷机构选择贷款策略，而农户选择还款策略时，才能达到双方效益最大化。但农户如果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会选择不还款策略，那么信贷机构之后必然选择不贷款，结果双方终止合作，结果造成信贷机构的“惜贷”现象。
（二）农业保险参与后缓解农户“贷款难”的理论分析
假设农户购买农业保险，如果信贷机构通过代办农业保险收取的中间费用为z；农户贷款从事农业生产，发生风险事故后保险公司给信贷机构的赔偿额为b；农户贷款经营后，有能力还款的概率为q，若此时信贷机构的贷款利率不变任然为r。则此时信贷机构的期望收益为T2，T2=M（1+r）q+（1-q）（b-M）+z。同时可知农户没有购买农业保险时信贷机构的期望收益T1，T1=M（1+r）q-（1-q）M，现对T1与T2进行比较，T2-T1=（1-q）b+z。由于q在区间[0，1]之间，发生风险事故后保险公司给信贷机构的赔偿额b>0，信贷机构收取的中间费用z>0。因此，T2-T1=（1-q）b+z≥0。说明农户购买小额保险后，信贷机构的期望收益提高了，因而提高了信贷机构贷款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户的“贷款难”问题。
三、基于农村保险引入模式，完善新疆小额农贷的措施
小额信贷与农业保险是现代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金融的大力支持。小额信贷引入农业保险机制，符合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要求。新疆是我国的农业大省，也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份，新疆农村地区的发展有利于加强各民族团结。小额信贷与农业保险结合，对于完善新疆农村金融市场，促进新疆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有着重要的意义。新疆农村小额信贷引入农业保险这一模式经历了数年的发展，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但仍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第一，政府作为农户、保险公司、信贷机构三方的协调者，需要强化政策上的支持，给予开办农业信贷与保险的信贷机构和保险公司更大的税收优惠。第二，以政府为主导，建立完善巨灾保险保障机制以及再保险制度。巨灾对农业生产所造成的损失是毁灭性的，一般商业保险公司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赔偿责任，因此要以政府为主导，建立完善巨灾保险保障机制，同时需要建立再保险制度，减轻和分散保险公司农业保险的风险，提高农业保险的供给率。第三，需建立信贷机构与保险公司风险共担制度，促使信贷机构风险与收益趋于平衡，促进农村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第四，完善监管制度，增强新疆农业信贷与农业保险协同发展稳定性。第五，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政府应大力弘扬社会诚信意识，规范社会信用行为，信贷机构与保险公司通过信用评价体系共享等方式，强化农户信用在农村信贷和保险中的基础性作用。
作者：谢泽林 永春芳 单位：新疆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参考文献：
[1]徐琪疆。新疆农户小额贷款发展问题研究[D].呼和浩特：新疆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2]康馨方。新疆农户小额信贷需求研究———以玛纳斯县为例[D].呼和浩特：新疆农业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