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安全形势【通用13篇】》由精心整编，希望在【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写作上带给您相应的帮助与启发。
近两年来，中国的外部环境陡然变得越来越复杂，笼罩在与美国及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周边国家的纠纷与冲突的阴霾之中，于是，“结盟”一词频现各种舆论场合。此种语境下的结盟，是指与俄罗斯结盟以对抗美国，这种结盟果真看上去很美好吗？
结盟是一种国家在国际政治中进行联合行动的集合体，其动机是判定威胁，制衡威胁、赢得安全。在经济贸易全球化时代，只有军事上的同盟才具有实质性作用。而军事结盟的前提就是各成员国有巨大的、共同的战略安全利益，有共同的、明晰的、对各成员国都构成了现实或潜在威胁的假想敌，由此设定盟约的目标、性质、责任与义务等关键性要素。例如，如今同盟的一个指标是共同导弹防御体系，这就涉及盟国间武器体系与信息体系要共享，是一体化的。结盟是相互捆绑手脚，如果一个国家无法阻止其盟友陷入自己不愿意卷入的冲突，则这个国家就会被拖入泥潭。
目前中国与外部世界主要有四类利害攸关：一是在经济、贸易、金融领域，二是在资源、能源、气候变化、非传统安全等领域，三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四是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所有的外部关联除领土外，其他的利益博弈均有国际法仲裁，有世界贸易组织等裁定，还有外交关系中的双边或多边谈判、对话机制加以磋商，不能用传统的组建军事集团或战争方式来解决。因此，任何结盟都不能解决全球化时代大量的非军事领域的纠葛，“文斗”与“口水仗”会长期存在，如同牙痛病周期性地发作。
大致说来，结盟可分为“按利益结盟”和“按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结盟”两种。但是，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史表明，有共同利益但价值观不同的国家间结盟也是常态。如今，“利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今天两国的共同利益明天就不一定是“共同”的了，而价值观则相对稳定。因此，按利益的结盟往往会因利益的变动和价值观的分歧而出现变动甚至瓦解，比如当年的中苏同盟，华约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就烟消云散了；价值观相近而稳定的同盟，即使利益出现分歧，也能较好调和，比如北约，早在成立之初，美国著名政论家李普曼就预见这个联盟会长久存在。
显然，美国现在是在同时防范与压制中俄两国。如果中俄双方都有意愿建立同盟关系，必然是典型的现实主义——“按利益结盟”。在价值观异大于同的情况下，如果相互间关切的利益发生变动，那么联盟该如何维持和发展？三国时曹操最强，孙权与刘备出于共同战略安全利益结盟，当刘备逐渐做大时，即使孙权和刘备没有荆州利益上的冲突，孙权也做不到一心一意与刘备一起对抗曹操。俾斯麦为促成对德国有利的均衡局面，在近代欧洲国家间纵横捭阖，结成如蛛网般复杂的“大陆联盟体系”，但由于这一体系具有极大的矛盾性，很快结盟体系走向解体。
中俄关系如今成了以政治和外交为主要支柱的双边关系，缺少其他的基轴，尤其是两国战略安全目标并非一致。一些事实印证了这个观点，如俄罗斯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在南海问题上，俄罗斯与越南在军事、石油开采等领域加强合作，正重返金兰湾，火中取栗、间接掣肘中国之意已现端倪。一旦中国被迫因捍卫领土而战，基于历史与现实的两国关系的考量，很难想象俄罗斯会伸出援手。
美国正通过“再平衡”的亚太战略试图“制衡”、“预防”中国的崛起，其本质是企图将中国纳入由其主导的全球体系，防止中国发展成为一个敌对的超级大国。东亚地区既矛盾集中，同时，多边安全合作又有所发展。周边不稳的主要矛盾是地区安全出现了重大失衡，周边国家的安全关切得不到满足，地区的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军事安全两个重大领域上选择了不同的提供者。因此，结盟并不能导致中国安全度的增强，反而会加大国际社会、尤其是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担忧、怀疑与恐惧。
【关键词】 亚太安全新架构 亚洲安全观 安全战略 合作路径
【作者简介】 张哲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中心助理研究员、《中国国际战略季刊》（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执行副主编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6）06-0019-18
【DOI编号】 10.13851/ki.gjzw.201606002
自2013年10月10日中国领导人在第八届东亚峰会上首次提出建设亚太安全新架构以来，中国政府和学术界一直努力拓展和深化这一理念，并积极探索创建亚太安全新架构的有效途径。但由于这一理念的内涵仍不够明晰和具体，加上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地区安全形势变得愈加复杂严峻，地区国家对建设亚太安全新架构并未表现出足够的热情，国内学界也有不少人对此信心不足，甚至担心未来亚太地区可能出现以大国长期战略对峙为标志的冷战或“亚冷战”结构。
与这种普遍存在的担忧不同，笔者认为，尽管亚太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但中国近年来通过大量实际行动，为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在此过程中，相关理念也逐渐成熟丰满起来。随着全球经济不断复苏和中国的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未来地区各国有望以更大的热情和动力投入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笔者从中国领导人提出创建亚太安全新架构的背景出发，探讨这一理念的由来及其核心内涵。然后回顾过去三年来中国在推动亚太安全合作方面采取的基本思路和实际行动，并指出这些行动对构建地区安全新架构的重要意义。最后，对当前亚太安全合作面临的有利条件及不利因素进行分析，提出未来推动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需遵循的根本路径。
一、亚太安全新架构的理念基础及核心内涵
中国领导人提出建设亚太安全新架构的宏伟理念，既建立在对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地区安全形势的评估之上，也反映了数十年来中国在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思维变化。
（一）中国亚太安全理念的演变
如同其他国家一样，随着自身实力及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的地区安全理念也在不断调整，并为不同时期的对外安全战略制定和实施提供指导。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亚太安全理念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
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反帝（霸）备战”阶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根据无数次革命斗争经验，很早便认识到亚太安全对中国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并形成了以“反帝（霸）备战”目标为核心的亚太安全观。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亚太地区是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争夺的重点，中国则是其中的焦点；第二，各国事务必须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解决；第三，中国必须不断巩固和发展国际和平力量，争取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同盟者；第四，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亚太集体安全。 其主旨在于：尊重亚太地区人民自身意愿、尊重各国、反对外部干涉，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根本前提。在这些思想指导下，中国一边坚决抵制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势力在周边地区的扩张，一边积极争取亚太各国民众的支持，建立世界反霸权主义统一战线，对改善中国在亚太的战略安全环境、维护地区和平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的“和平共处”阶段。随着世界及亚太局势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在科学分析世界主要矛盾和时代主题的基础上，从地区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新的亚太安全战略思想。具体包括：第一，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要把发展经济作为各国的首要任务；第二，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第三，要加强各国平等协商，探索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新方法、新路子；第四，霸权主义是战争和动荡的根源，中国不但坚决反对霸权主义，也承诺永远不当头、不称霸。 这一时期，根据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中国政府顺利地解决了香港、澳门回归问题。在冷战结束前后的动荡局势下，中国坚决维护国内和地区政治稳定，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并先后同俄、美及周边国家达成建立一种不敌对、不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战略共识，为中国及整个地区保持政治安全环境的基本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末到2012年的“和平发展”阶段。随着亚太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地区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尤其是美国的战略重心因2001年“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而转向中东，整个亚太地区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有鉴于此，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新的亚太安全观，包括：第一，世界多极化和地区一体化趋势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第二，加快自身经济发展是提升中国亚太影响力、促进地区安全与经济合作的前提；第三，经济合作是维护亚太和平与稳定的基础，应以地区经济一体化带动地区各国的政治、安全合作；第四，要本着“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和维护地区安全新秩序；第五，亚太安全机制应从本地区多样化的实际出发，通过加强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安全对话，促进地区各国的战略互信与安全合作。 据此，中国一方面大力推动亚太经合组织、中日韩合作、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平台建设，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巩固和提升同亚太各国的安全关系，并借助东盟地区论坛、东盟+1/+3、六方会谈等机制，争取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为整个地区经历
第一，包容性合作是亚太安全架构的前提。所谓“包容”，不是对各国间的矛盾争议视而不见，也非仅仅依靠国家间合作寻求解决办法，而是在任何时候都欢迎和鼓励一切真诚解决问题的努力，是一种超越“疑邻盗斧”心理、彼此以诚相待的合作精神。当前亚太地区虽然存在多个安全合作机制，但大多数局限于双边或少数国家之间，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参与常持消极甚至排斥态度。其中对包容性地区合作阻碍最大的是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此外，部分多边安全机制 这些排他性机制无疑会加强自我和他者的身份认同，导致国家间的猜疑和对立，不利于地区战略互信的培养。因此，必须逐渐打破之前各种排他性安全合作的壁垒，方能逐渐建立一个普遍覆盖、彼此坦诚合作的地区安全架构，促进地区各国的共同安全。
第二，大国战略共识是亚太安全架构的基础。在亚太地区大国众多且缺乏根本战略互信的情况下，任何多边安全机制都难以得到持久稳定的发展。尽管大国主导有悖国际政治民主化潮流，但若大国继续彼此防范甚至相互拆台，仅靠较小国家的协调和平衡，不仅无法充分发挥地区安全合作平台的作用，甚至可能导致小国“选边站队”，使地区安全合作更趋困难。因此，所有大国必须先就未来亚太安全的发展方向达成一致，为地区安全架构建设奠定基础。 其中，由于中美在经济总量、军事潜力、战略自主性等方面远超其他国家，两国能否确立和巩固一种“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亚太安全架构能否顺利建成的关键。只要中美保持战略合作，亚太局势就很有可能维持总体和平与稳定；也唯有中美共同努力、相向而行，才有望超越“两强必斗”的历史惯性，促进各方“相互信赖下的和平竞争”，达到整个地区的可持续安全。
第三，各领域全面合作是亚太安全架构的原动力。这也是亚洲安全观所强调的“综合安全”的主旨。所谓“综合”，一是合作领域的综合性，二是合作手段的综合性。从合作领域看，未来的亚太安全架构一方面应提供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协调治理，另一方面须为各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使各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及社会和谐同各国间的和平合作“多轮共进”，相互驱动。 从合作手段看，未来的亚太安全架构应包括矛盾管控、危机预防和加强能力建设三个环节，在积极预防并妥善处理分歧和冲突的同时，不断提升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自身治理与安全保障能力，通过各国的协同努力，维护整个地区的综合安全。
第四，多层次合作机制是亚太安全架构的根本保障。未来的亚太安全架构应包括一系列稳定而有效的合作机制，既能融合各国在宏观安全问题上的协调与具体安全领域的合作，也为促进政府、企业、学者、媒体及民众之间的沟通交流提供平台，以培育地区内广泛的相互理解与共识。持续有效的合作机制一方面需要各国从共同的安全利益出发，积极树立合作应对挑战的意识，主动改变自身不利于地区和平发展的思想、政策和行为；另一方面，也需要各国通过由浅入深、不断扩大的交流合作，逐渐培养以宽容克制代替锱铢必较、以和平协商代替威胁对抗、以力求共赢代替损人利己的良好的合作习惯。唯有如此，方能确保亚太安全架构的有效运行，持续推进地区各国的合作安全。
总之，建立在亚洲安全观基础上的亚太安全新架构既非言不由衷的政策宣示，也非凭空虚构的缥缈愿景，而是明确而具体的、有望通过各国循序渐进的合作最终实现的。在这些具体目标指引下，地区各国理应对未来的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抱有更大信心并付出更积极的努力。
二、中国建设亚太安全新架构的行动及其意义
自2013年10月首次提出建设亚太安全新架构以来，中国在不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并以更加积极、透明的态度对外展示强大军事实力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推动亚太安全合作的行动，为各国共同致力于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这些行动可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完成从强调“维和”到主动“促和”的战略思维转变
21世纪头十年，由于世界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地区安全局势总体稳定，同时也囿于自身实力的不足，中国在对外安全战略上大体保持一种相对消极的“维和”立场，尽量避免对美国亚太同盟关系所主导的地区安全结构形成正面挑战，在诸如中日争端、南海岛礁争议区渔业纠纷等问题上也大都保持低调和克制。然而，由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导致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的关系不断恶化，中国战略界逐渐认识到，随着自身实力持续上升，过去重在“维和”的安全战略既无助于消解邻国的安全顾虑，也不足以为中国迅速扩展的海外利益提供保护，因此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为标志，中国开始采取一种主动“促和”的战略思维。
在2014年4月15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主席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出“我国与外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联系日益紧密，很多安全问题越来越具有世界性，越来越离不开国际大环境。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就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在注重维护本国安全利益的同时，注重维护国际安全，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这表明中国的对外安全战略正朝着愈加主动积极维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
随着这一转变，中国明显加大了对周边安全议题乃至一些全球性安全议题的重视和资源投入，并针对潜在地区安全风险主动采取多种预防措施。比如，为促进与东盟各国的战略互信，维持和平稳定的南海局势，中方提出将中国-东盟执法安全合作部长级对话进一步机制化、探讨适时设立中国-东盟执法学院，并承诺在五年内为东盟国家执法部门提供2000人次的培训。 再如，针对日本政府深度介入南海问题，中方多次强调将按双轨思路与东盟国家而非域外国家妥善处理南海问题，中国军方高层人士甚至直言“若日美在南海开展所谓联合巡航或其他军事行动，中方不会坐视不理”。 这些犀利的言辞，辅之以2016年7月以来在渤海、东海和南海举行的密集演习和训练，对日本政府的企图起到了有效震慑作用，避免了南海安全局势的进一步恶化。此外，中国近年来还在阿富汗重建、伊核谈判、国际维和等全球性议题上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不仅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也为促进地区与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大力推进周边外交，改善周边地区安全环境
尽管中共十七大以来的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一直强调“周边是首要”，但中国对外战略重心在相当长时期内大都放在巩固同美、日、俄等大国之间的关系上，认为只要维持大国关系稳定，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便可得到根本保障。随着美、日等国同中国战略竞争态势日益明显，中国战略界充分认识到周边外交工作对维护亚太安全环境的关键作用，因而需要更加积极地倡导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主动参与区域和次区域安全合作，深化有关合作机制，增进同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
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中国国家领导人完成了对绝大多数周边国家的访问，并借助东亚峰会、亚信峰会、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等机制性平台，不断巩固和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例如，为了增进与东盟国家的战略互信、逐步化解南海问题对双方全方位合作的负面影响，中国在诸如“981钻井平台事件”等由南海争议引发的危机中始终保持审慎克制态度，使这些危机最终得到妥善解决；同时，通过重点改善同越南和菲律宾等国的双边关系，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一度岌岌可危的南海局势，为继续推进地区合作创造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
（三）务实发展同美、俄、日等国的新型大国关系
20世纪末至今，中国一直争取同其他地区大国建立起一种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特征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一特征也是时任国家副主席于2012年2月首倡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容。然而，美、日等国同中国的战略竞争态势不断增强，中国开始以一种冷静客观的心态、通过更加灵活务实的方法来发展与各大国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中国通过增强同美国政府在海上及空中安全、网络安全及其他相关问题上的沟通和磋商，尽力防止双方严重安全冲突事件的发生。主席在2015年9月访美期间重点强调中美两国需坚持“不冲突、不对抗”原则，说明中国在当前形势下已将对美工作重心从“扩大合作”转向“预防冲突”，两国随后签署的“军事危机通报”和“空中相遇准则”备忘录，以及于该年底达成的《中美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指导原则》，均体现了这一务实精神。此外，同日本之间，中方也逐渐淡化了过去几年一贯坚持的强硬立场，为2015年11月1日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议在中断三年半之后的再次召开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中国也借助上合组织、亚信峰会等平台，积极加强同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的战略合作，努力构建一个以亚洲内陆地区为中心、非正式的集体安全机制，以制衡美国拉拢亚太盟友对中国进行的“战略包围”。2014年5月第四次亚信峰会召开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表示将同中国一道“积极推动在亚太地区建立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新架构”， 便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的明证。
（四）加大以经济合作带动安全合作的力度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对外经贸合作中一直强调“互利互惠”原则。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远超大多数亚太国家，自身也面临着去除过剩产能、促进海外商业活动发展等需要，因而开始主动为亚太地区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并在经济合作中更多采取“合理让利”原则，通过推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来巩固和平稳定的亚太安全环境。
过去三年来，中国领导人在多个场合表示欢迎各国搭中国发展的“便车”。中国政府也先后提出了中国―东盟“2+7”合作框架、“一带一路”倡议、创建亚投行等地区合作构想，并主动承担落实这些构想所需的先期投入和主要份额。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亚太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为地区安全合作的进一步开展营造一个较为有利的氛围。
（五）积极深化和推广亚太安全新架构理念
为了加快推动地区安全合作进程，中国政府还积极鼓励和支持学术界及民间团体举办各种国际性论坛，借助媒体平台加快亚太安全新架构相关理念的对外传播。其中规模较大的除半官方的博鳌亚洲论坛、香山论坛等以外，还有清华大学主办的“世界和平论坛”、南京大学主办的“南京论坛”等。仅在2015年，上述四个论坛便分别以“超越冷战思维：新的亚太安全架构”、“加强安全对话合作，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同舟共济：理解、协商、互助”和“共创21世纪的亚太和平、安全与繁荣”为主题，就亚太安全秩序、地区安全架构建设面临的条件及路径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使亚太安全新架构理念得以不断充实和有力推广。
上述一系列行动不但标志着中国在亚太安全合作中的角色正从过去的“参与方”向“积极倡导者”转变，还为未来的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夯实了基础。具体表现为：
首先，中国率先提出一整套亚洲安全观，为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在中国于2002年7月向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提交的《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的基础上，主席在2014年5月21日亚信峰会上提出了“升级版”的亚洲安全观。同年11月9日，主席又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以共同建设“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为核心的“亚太梦”。这些思想展现了中国积极承担地区安全责任的愿望，对于地区各国形成“利益相系、义利相融”的共识，在加强合作过程中逐步克服彼此的安全困境，进而构建地区安全新架构，具有非常积极的理念引领作用。
其次，中国坚定支持地区一体化进程，为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道义支撑。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一直坚持推动地区一体化发展，不但持续增加对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等覆盖广泛的地区合作平台的投入，也为促进东盟内部的一体化作出积极贡献。多年来，中国通过加强与东盟合作并协助提升东盟各国的能力建设，积极支持东盟共同体发展。 中国还提出积极探讨签署“中国―东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进一步体现了中国为地区安全合作与共同发展奠定法律和制度保障的决心。这与美国口头上表示支持东盟共同体发展，却通过外交、安全、经济等手段分化东盟的行为形成鲜明对照。
最后，中国通过积极践行睦邻友好政策，为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特别是过去三年来，中国一方面更加坚决地维护领土利益，另一方面大力贯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通过建设“一带一路”、设立“丝路基金”和亚投行等行动，不断推进地区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深化互利共赢格局，日益营造出一个稳定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充分展示了中国积极推动地区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决心和能力。
三、亚太安全新架构的建设路径
（一）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面临的困难与有利条件
毋庸讳言，在当前世界经济前景不明、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加剧，以及南海、台海、朝鲜半岛等地区安全风险上升的形势下，亚太安全新架构的建设之路的确面临着一些短期内难以克服的障碍：
一是地区战略互信严重缺乏。虽然目前亚太各国间各种机制性或功能性安全合作仍不断进行，但受历史和现实矛盾的影响，不仅中美、中日等大国间存在着明显的安全困境，就连东盟内部的相互防范心态也相当严重。结果是，除美国主导的联合军事演习外，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多局限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即使像东盟地区论坛这样覆盖综合安全议题的多边机制，也几乎总是由于各国利益分歧过大而难以在传统安全合作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此外，出于对美国撤回安全承诺的担心，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纷纷加快军力建设并制定新的安全政策，也对地区安全形势造成一定负面作用，影响地区多边安全架构的建立和发展。
二是东盟在亚太安全合作中的主导作用日益衰弱。过去20多年中，为了减轻众多地区小国的疑虑并保持大国之间的相对平衡，亚太多边安全合作一直以东盟为核心，建立了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等机制。这一“小马拉大车式”的设计在中日韩合作良好、地区一体化共识较高的年代尚能发挥积极作用，但在大国战略竞争日趋严重的今天，很难继续推动地区安全架构的发展。同时，由于美国为重塑地区领导权，不断阻挠原本进展较好的东盟与中日韩（“东盟+3”）合作进程，尽力制衡甚至排挤中国的地区影响，亚太安全合作的主导角色变得更加模糊，令地区多边安全架构建设举步维艰。
三是一些国家对以美国为中心的“辐辏安全模式（hub-and-spoke approach）”有较高的路径依赖。冷战之后一段时期内，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的确对维持亚太和平与稳定起到很大作用。然而，面对新的地区安全形势，美国并未以开放和演进的心态推动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多边安全体系，而是不断巩固和扩展原来的“辐辏安全模式”，即以原有双边同盟为基础，以同新加坡的战略伙伴关系（“准同盟关系”）为补充，不断扩展与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的“可预期的战略伙伴关系”。 由于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给周边国家带来较大心理压力，以及一些国家同中国的争端和利益纠纷逐渐增多，这一模式被认为更加符合这些国家的短期需要。因此，许多国家都希望美国在亚太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当遇到矛盾纠纷时，这些国家不是通过直接双边协商妥善处理问题，而是寻求美国的支持和保护，或者诉诸美国主导的国际多边平台来解决。这种路径依赖心理激化了国家间的矛盾冲突，严重削弱了各国共同建设地区安全新架构的努力。
尽管存在上述困难，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过程在未来仍有望逐步实现新的进展和突破。主要有四个原因：首先，受自身相对实力下降及国内孤立主义思潮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对亚太地区的资源投入增长缓慢，“辐辏安全模式”中的盟国及伙伴国愈加怀疑美国主导亚太安全的决心和能力，必将更多投入到地区多边安全架构建设当中。
其次，随着以“不冲突、不对抗”为重点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逐渐确立，中美之间虽然矛盾领域增多，但相互包容、增强合作的共识也在不断扩大。当美国战略界普遍在心理上接受和逐渐习惯中国在地区及全球问题上扮演主要角色，两国更有望在包容性发展基础上，共同致力于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
再次，亚太国家在建设地区安全新架构上的自主意识不断增强，特别是主席在2014年5月亚信峰会上关于“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的讲话，唤醒了各国对20世纪90年代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提倡的“亚洲价值观”的记忆。亚太国家有望更加自觉地树立以自身为核心建设地区安全架构的共识，使其更多反映本地区的特点和利益需求。
最后，现有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基础良好。虽然其中多数平台至今仍主要针对非传统安全议题，但随着地区战略共识和大国协调努力逐渐增强，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平台有望得到进一步发展，为建设一个具有高度包容性、综合性和有效性的亚太安全新架构打下基础。
（二）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的根本路径
若没有一套具体可行的实施步骤，任何宏大的构想都难以实现。尤其对于首倡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的中国来讲，为了争取亚太各国的普遍认同，共同推进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需要对其阶段性目标及落实方式和手段进行系统规划。基于对未来各国发展情况及亚太安全态势的评估，可将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分为短、中、长期三个阶段。
一是短期即未来两年的理念推广阶段。未来两年将是亚太大国关系重新整合的关键时期。新一届美国政府极可能通过加强地区盟友与伙伴关系、推动建立新的安全与贸易规则等手段，进一步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遏制中国快速增长的地区影响力。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将愈加明显，中国同日本、韩国之间的关系也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在东海及南海海上安全、朝鲜半岛局势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可能由于相关方擦枪走火而爆发危机；尽管中国与东盟的整体关系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但东盟国家在政治和安全上的“选边站队”现象可能延续。
因此，在未来两年内，期待以更多的新政策、新理念来推动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是不现实的。更为理性的态度是，本着高度的战略耐心，在维持地区经济发展势头、防止地区局势发生剧烈动荡的基础上，大力充实和推广亚太安全新架构相关理念，不断巩固和扩大地区共识。关键在于维持中美关系大体稳定。如能在美国新政府进行亚太战略调整期间保持定力，加强对美沟通和政策引导，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在亚太安全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将促使美国进一步接受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两国在不挑战彼此核心利益的条件下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创造更多条件。
二是中期即未来十年的规则塑造阶段。随着中国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中美“和平竞合（peaceful co-opitation）”态势有望愈加稳固：两国一方面加强彼此的政治、安全与经济伙伴关系，在各个领域展开有序竞争；另一方面通过更加密切的安全协商与合作，逐渐确立“不冲突、不对抗、共同推进地区安全机制、合作管控地区安全风险”的安全互动格局。相应地，亚太地区很可能呈现一种非机制性的“中美协调（Coordination of Two， C2）” 之下的安全秩序，中美通过密切沟通和协商，合作提供主要的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由于大国关系改善，外部威胁减轻，东盟有可能不再坚持以自身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合作模式，但现有的双边及多边地区安全合作平台将继续存在并不断扩大，在有效管控和减少国家间传统安全分歧中发挥更大作用，并将合作重心转到非传统安全领域以及促进地区各国的能力建设上。在此阶段，非传统安全威胁，特别是一些国家内部的政治矛盾、宗教冲突、种族冲突和发展困境有望逐渐取代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地区安全面对的首要问题。换句话说，到2025年前后，地区总体和平有望基本实现，但地区安全问题仍不容乐观。
在地区各国对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的基本方向形成较高认同之后，应通过巩固和扩大现有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平台，加强各国的政策协调与功能性合作，进一步提升地区战略互信，不断塑造共同的安全规则。关键在于以“中美协调”为基础，共同促进亚太各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形成一致的解决思路。若想达到这一目标，仅依靠扩大经贸合作和安全沟通是不够的，还需要各方在参与地区多边合作的过程中一道推动地区安全制度建设。可以先从争议较小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做起，逐步达成更加公正合理、具体有效的地区多边合作规则和行为规范，根据地区实际需要决定共同行动议程，确保合作取得切实成果，为各国在传统安全领域建立共同规则奠定基础。
三是长期即未来十年之后的安全共同体建设阶段。在2025年之后，在全球化持续深入进行、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背景下，由于一体化程度较高，经济稳步发展，各层面各领域合作平台运转良好，亚太地区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和平、发展最稳定的地区。一些非传统安全挑战可能彻底取代国家间冲突及传统安全挑战，成为地区各国共同面对的根本威胁。地区安全问题将更多同全球安全与发展议题结合起来。尽管地区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机制能为迅速有效地处理具体安全议题提供较好平台，但仍缺乏一个覆盖整个地区的、多层次的、为各类地区安全与发展问题提供综合性解决方案的合作机制。
在此阶段，地区各国应逐渐将原有的双边及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亚太安全共同体，使 其中关键在于从思想和机制上改变各国对原有双边安全同盟或次区域安全合作机制的依赖，在各国通过平等协商达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从建立地区安全合作的核心机构做起，逐渐将原有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整合到新的多边合作框架中，使各层面、各领域的安全合作更好地发挥彼此补充、相互促进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发展；和平崛起；外部环境塑造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5－0128－04
任何新兴国家的崛起总是在驾驭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实现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和挫败的教训都表明，只有善于充分利用国际环境中的机遇，趋利避害，才有可能实现崛起的目标。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其复杂性和多变性，都是远远地“超越历史”的。如何把握这一进程中所蕴含的机遇和挑战，如何不以武力挑战现存的霸权国家和国际秩序，而是以和平手段实现自身的崛起，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大问题。
一、构建成熟稳健的中美关系，减少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的阻力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主宰着许多重大国际事务的发展。“9・11”事件后中美关系逐渐脱离了“非敌即友”的简单逻辑，成为一种既相互防范又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美国对华采取了既合作又防范、既接触又遏制的基本政策。美国目前的“对冲战略”，即对中国“两边下注”的做法，一方面是希望把中国塑� 中国在和平崛起的整个历史时期内，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必然是与美国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构建成熟稳健的中美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步发展。
1．建立健全双边合作机制，加强双方战略互信
中美关系的脆弱性表现在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问题上，尤其是美国虽然认同中国的和平崛起，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不能确定。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价值观与历史文化等方面都与美国存在差异，增添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与不信任。它认为中国的崛起将动摇并危及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危害美国的利益，认为中国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缺乏信任会大大增加中美两国交往的成本，因此中美双方应建立健全双边合作机制，其中包括中美首脑定期互访机制、高层战略对话机制、安全合作协调机制、经贸争议和纠纷解决机制、危机预防和管理机制等，尤其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要建立信任措施机制。自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两国的军事关系一直落后于两国的整体关系的发展，两国军事关系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进展。中美军事关系的冷战状态一直没有根本摆脱，军事关系的落后造成了双方互信不足，这已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问题。因此，要加大力度建立两国间的军事信任机制，特别是在军事关系上，要探讨如何通过增进军事技术交流推动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2．寻求扩大相互利益的汇合点，使双方分歧最小化
中美关系的战略框架已经稳定，但两国还将存在较长的磨合阶段。在国际体系层次上，美国将实力不断增长的中国视为其霸权体系的潜在挑战者，中国应积极加强与美国的交往与合作，以发展的眼光拓展合作领域，增加利益交汇点，不断充实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内涵。通过交往和沟通增加信任，减少美国对中国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通过合作，巩固和拓展双边共同利益的范围与空间，理智应对美国的“接触+遏制”战略。在国家利益层次上，中美政治、经济、军事关系错综复杂，但总体上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中美两国不仅在经济上有很大的互补性和广阔的发展前景，而且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维护世界的安全方面也有许多共同点，中国的和平崛起符合美国的利益。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美国发挥建设性的全球领导作用和维持强劲的经济增长；美国同样也需要一个强大、繁荣和稳定的中国，以“负责任”的姿态在国际上行事。
中美关系的好坏是决定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推进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平稳发展，减少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阻力。无论中美关系的基本状况如何，只要美国不干涉中国的内政，不危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就要争取通过尽可能建设、维护和发展中美协调性关系来防止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巨大阻力或风险。在和平崛起过程中，探索如何与美国竞争共生，将形成一份后起大国与现存大国长期繁荣共处的历史性的国际政治遗产。
二、加强睦邻友好与区域合作，形成和平崛起的地区依托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不以牺牲周边国家的利益为前提的，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最重要国际条件，周边环境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宽广平台。我国周边多样性突出，各国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各异，各种民族、文化和宗教聚集在我国周围；我国在历史上同其他国家的一些恩怨和摩擦仍在影响我周边安全；同时我周边又是各大国利益交汇地，使得我周边环境更为复杂。我们的和平崛起就要与周边国家以周边振兴互为战略依托，因此，中国政府适时地提出了“睦邻”、“安邻”和“富邻”政策。
1．睦邻：增进了解与信任，加强周边国对中国的认同感
冷战结束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全面改善。在各个领域的相互合作不断深入。中国不仅十分注意将睦邻政策的许多友好传统加以继承和发扬，而且非常理解周边邻国对中国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持有的复杂心态。中国认识到，为了从根本上减少和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促使中国同周边邻国关系的全面改善和发展，尤其是需要从政策实践而不仅仅从口头上解决和消除“中国”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我们反复强调要“ 中国与周边国家正在形成一个共发展、共繁荣的命运共同体。随着中国自身的不断发展，其国际凝聚力在周边不断提升，周边国家也对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认同，周边国家从未像今天这样高度关注中国，这种关注和它们对自身命运与前途的思考密切相关。
2．安邻：积极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保证地区安全方面要“有所作为”
亚太地区是一个矛盾与冲突比较多的地区，有些矛盾还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和爆炸性。因此，我们在保证地区安全方面要“有所作为”，也就是说要更积极主动地参与解决地区的危机，努力保障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只有不断地加强这种手段，保持必要的“有效威慑”，才能确保中国顺利的和平崛起。我们以新安全观为战略基础，稳步推进国家安全，积极参与地区安全的维护，以保障并拓展中国的安全利益。第一，以陆地边界的和平与稳定为战略依托，在海域疆界上与主要大国合作，确保东北亚的和平与 稳定，稳定中日关系，加强与东南亚的战略性合作，改善中国的战略环境。第二，军事手段仍然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最后堡垒，为此，中国必须建立可靠的核威慑力量，必须积极投身于新军事革命。第三，为建立更加稳定的亚太安全机制，中国应积极推动多边安全合作，参与并在一定情势下主导构建周边安全机制，拓展中国的安全利益。
3．富邻：大力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与共同体建设。形成一个地区经济依托
近几年来，中国通过加强与邻国的互利合作，深化了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提升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水平，充实和扩展了合作的领域。中国与东北亚建立合作机制，同时还要开辟同南亚各国合作的新渠道。积极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中国与亚洲各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将成为亚洲地区的“经济火车头”和“经济发动机”，不断带动亚洲的经济繁荣发展，同时周边国家也可以分享中国和平崛起所带来的红利，搭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中国以经济合作带动东亚一体化发展，进一步强调与周边合作战略利益的长远性，加强周边经济区域的塑造，逐�
实施“睦邻、安邻、富邻”战略，实现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合作与共赢，是我国周边外交的终极目标，也为我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地区依托。
三、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的磋商和制定，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机制保障
中国和平崛起的方式和途径与传统大国的崛起完全不同，主要依靠和平融入国际机制而并非现有体制。国际格局的现实，中国的国家实力，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外交战略目标都决定了中国没有理由成为国际机制的挑战国。中国除了依靠自身力量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还必须建设性的融入和塑造世界秩序。
1．积极全面参与国际机制。主动倡议或主导国际机制的修改、完善和新机制的制定
中国和平崛起的前提条件之一，必然是了解、遵守、利用、修改、完善和参与制定相关国际机制。中国的和平崛起与融入、改造、完善国际机制的过程相辅相成。首先，由于国际机制主要是主导大国利益协调的结果，主要反映了主导国家的利益，不会让中国自动享有机制权益，必然力图将中国排除在利益安排之外，以遏制中国的迅速崛起，比如说中国为复关、人世所做出的10多年努力足可以证明。其次，冷战结束后，重新进行国际制度安排已是大势所趋，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之一，中国第一次赢得了平等参与国际决策的可能，中国更应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国际机制中去。再次，中国在20世纪70～80年代的经历证明，消极参与并不真正符合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中国的战略选择只能是积极全面地参与国际机制，参与国际机制的修改和完善过程，促使国际机制更为合理、合法、民主、兼顾效率与公平；参与新国际机制的制定，主动促成积极性国际机制的建设；积极参与国际机制的决策；适时承担一个主导国的角色。这个战略选择包含两个相互联系的角色：在当前充当国际机制的积极参与国；争取在未来的适当时机充当一般主导国。需要说明的是，争取一般主导国的地位将是中国发展的未来趋势，其目的是更好地发挥“负责任的大国”的作用，推动世界民主化、多极化的进程，而不是放弃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外交准则，甚或追逐一己私利。
2．善于运用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充分利用国际机制中有利于中国的部分，以国际通行规范开展活动
我们在融入国际机制的同时，要学会更好地利用国际机制，使 冷战结束后，重新进行国际制度安排已是大势所趋，随着国家实力的提高和更大范围国际利益的需要，中国应根据客观需要，积极主动地倡议或主导国际机制的修改、完善和新机制的制定――即提高我们的议程创设能力，确保中国国家利益更具有国际合法性。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机制的核心目标是：创造和平、民主的国际环境，促进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为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创造条件，同时促进国际机制趋向民主化、合理化。具体地讲，全面而积极地参与国际机制，使得现有国际机制朝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谋划创造适宜的国际空间；在国际机制体系内寻找共同利益，以打破“中国威胁”谬论，澄清对中国外交战略的误解，稳定外部世界对中国外交政策的预期，消除对中国发展的担忧，防止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共同遏制中国的发展；促使中国外交更加积极和具有建设性，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传统思想的魅力和建设性建议，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更多地承担起领导世界走向更美好未来的责任；在国际机制体系内维护中国的和领土统一，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振兴；积极参与国际机制的完善和发展，以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依归，对国际社会的民主化、多元化进程做出贡献。
面对新世纪的国际机制安排，无论是从和平崛起的国家利益还是从国际责任考虑，中国都应该有所作为，积极参与国际机制的设计、完善和发展，使之具有“中国因素”，为2l世纪的中国谋得有利的国际地位，为国际机制的民主化、合理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四、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营造和平崛起的舆论环境
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国际社会存在着一些疑虑和担忧，各种“中国”甚嚣尘上，为了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负面影响，塑造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关键要立足于自身形象的塑造，其次要通过媒体等各种途径营造和平崛起的舆论环境。
1．加强自身形象的塑造，展示中国良好的大国风范
首先，大力宣传和平发展理念，塑造和平大国的形象。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反映和张扬了中国所坚持的如下政治理念：主动融人世界和积极参与世界事务是中国的一项长期战略选择；协商与合作是中国谋求国家利益的首要行为方式；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既符合中国强调内部稳定的思路，也是中国长期追求的目标。大力宣传和平的发展理念，不仅仅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还要在实践上向世界作出证明：中国派出多批次的人员进行世界范围的维和，对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也付出很大的努力。事实证明，中国不是一个现有秩序的挑战者，而是一个参与者，中国追求和平崛起，应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总特征。
其次，展示中国良好的大国风范，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充分考量一个国际责任的国际道义、自身能力和国家大局的前提下，中国勇于承担那些符合国际正义或是众望所归、将会带来长远利益的国际责任；尽可能多地积极参与重大国际问题的讨论和处理，尽可能广泛地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体制；全面地遵循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道德准则；在不牺牲中国根本利益和中国外交根本的自主性质的前提下，多同其他大国协调处理有关国际问题，尽可能使之形成中国好对话、负责任的形象，并且逐渐发 展出较大的对华认同感。同时，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时，我们始终奉行理性审慎的原则，切实地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中国形象的塑造既不锋芒毕露或趾高气扬，也不过于过分韬光养晦或示人以弱；我们避免为了谋求短期的、局部的、非核心的利益而过多地对外承担责任，既分散用于国家建设的资源和精力，影响国内的经济发展，又给“中国”以口实，加剧困扰自己的“安全两难”，恶化国家的周边和国际安全形势。
2．消除“中国”的负面影响，营造和平崛起的国际舆论环境
首先，确认了中国外交的谋篇布局首重周边。2013年6月中央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中国极具重要战略意义，要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把周边外交工作做得更好。
其次，把睦邻外交原则进一步具体化为“努力使周边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亲、诚、惠、容的核心理念，明确了着力维护周边和平稳定大局、着力深化互利共赢格局、着力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着力推进同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这四大战略性任务，要旨就是要实现互利共赢，目标就是构筑周边、亚洲命运共同体。
第三，把打造“中国―东盟关系钻石十年”、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确立为践行总体外交“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周边外交亲、诚、惠、容理念的优先实践场，为此制定了2+7合作框架、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本，推动着“一带一路”与越南“两廊一圈”、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对接和与新加坡构建跨境投融资互联互通新渠道等重大工程，不断取得重要成果。 广西南宁的地铁列车车厢全部“穿”上东盟各国标志性美景和民俗风情的“外衣”。第1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于2016年9月11～14日在南宁举办。
第四，丰富了区域合作战略层次。过去是以东盟为中心，与中日韩三组10+1合作、中日韩三边合作、东亚峰会10+8合作为机制的“同心圆”结构；现在是通过倡议“亚太自贸区”、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启动上海合作组织自贸区筹备工作，以及编织以亚洲为重点的大自贸网络，有效提升中国在区域合作中的领导力，对冲“逆全球化”和美国的新贸易筑墙行为。
第五，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形成了更加清晰的战略，在坚持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争端的同时，运用“张力原则”，给对手画出红线、实施威慑，并且内部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决不允许个别国家勾结域外力量蚕食中国的权益。
从本质上讲，中国的周边外交思想拒绝霸权逻辑和帝国思维，努力展现相互尊重、开放包容、携手并进的胸怀，提出要在周边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让周边国家得益于中国发展，使中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
不过，新时期的周边外交也在实践中遇到一些困难，从外部和内部角度看各存在三大隐患或者障碍。
三个外部隐患是：第一，世界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主要经济体进行的结构调整和宽松退出加剧了竞争和波动风险，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粹主义、排他性贸易集团对亚洲区域合作构成干扰和分散的压力。第二，由于美国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中国与美国、日本、东盟的关系同时出现麻烦，周边战略压力上升，领土海洋争端突出，这个战略在军事安全方面具有跨美国选举的强大惯性，2017年后将是总体延续的态势，而中美关系的“战略紧张”如果失控，将从根本上颠覆中国新时期周边外交的设计和布局。第三，朝鲜半岛等亚洲热点问题高度紧张，周边核导扩散、极端恐怖势力扩张等威胁加剧，牵动中国的战略利益、边陲稳定和能源安全，威胁“一带一路”顺利实施。
三个内部隐患是：第一，大国沙文主义、权力转移意识、丛林法则逻辑、结盟对抗思维在工作层一些人身上不由自主地流露。第二，过于理想化地施展周边战略，不顾对象国实际情况和现实困难，对一些具体合作项目想当然，急功近利。第三，企业狭隘利益偷换甚至凌驾国家利益，可能扭曲国家层面对周边经济安全形势的认识，诱导进退失据的周边行为。
中国在新时期的周边外交需要潜心耕耘，谨防几个“过”：过高估计自身实力，过于简单地解读美国“亚太再平衡”和俄罗斯“东向”战略，过多分散了周边矛盾的焦点，过分强调对军事安全挑战的应对和使用硬实力手段处置与邻国的摩擦分歧，过低估计了中小邻国对中国的恐惧和对美国的倚重。这几个“过”，不是同时、集中表现出来的，但都会持续产生影响，引发周边国家对地区形势断裂和新兴霸权出现的恐惧。
中国的周边外交回避不了美国因素，需要妥善处理中美在亚洲的利益关系，“惟己是图”和“惟美是图”的周边外交都将走向失败。中美在亚洲拥有共同利益，最大的共同利益在于保持亚洲的稳定和发展。大多数亚洲国家既不希望亚洲被中美任何一家主导，也不愿看到中美争夺亚洲，最担心被迫在中美之间做选择。中国应充分理解亚洲的特质和周边国家的心态，在坦然推进自己的周边战略的同时，就亚洲问题同美国保持必要沟通和协调，争取促成中美在亚洲良性竞争、有效合作的局面。
中国周边非传统安全挑战加剧
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复杂，邻国众多且情况各异，各种敏感问题、热点区域汇聚，民族、宗教、边界、资源等各种矛盾交织，成为中国周边非传统安全挑战上升的源头。另一方面，随着两极格局结束，中国周边环境和平因素增长，大规模外敌入侵等传统安全威胁减弱，但是非传统安全挑战对中国周边环境的影响在加大，并越来越不容忽视。同时，美国加紧部署“重返亚太”，对中国周边环境施加影响的能力增强，而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猜疑增多，两者相互借助使中国在周边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将更加严峻。
一、恐怖主义威胁上升
“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活动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威胁逐渐上升。西南部南亚地区一度作为“基地”组织的大本营，各种恐怖活动猖獗。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事成效有限，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境内的等极端势力虽受重创然势力犹存，恐怖袭击频发，其外溢效应极大刺激了中国西部地区“”再趋活跃。西北部中亚地区安全形势局部动荡，恐怖势力活动频繁的塔吉克斯坦东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谷地与中国南疆邻近，“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扎布特”等宗教极端组织趁机加大对中国边疆地区的渗透。尤其是“”组织“东伊运”与“基地”、等联系密切，长期接受其培训、资助和武装庇护，仿效“圣战”手法，在新疆地区不断制造暴力恐怖事件。同时，暴力倾向日益加剧的“”势力也加紧与境内外分裂势力串联，以“”为代表的激进组织极力主张，在中国境内开展包括自杀式袭击在内的恐怖活动。东南亚的恐怖主义土壤依然存在，活跃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的“伊斯兰团”等极端组织与“基地”相勾结，不时制造恐怖袭击大案，影响中国南部地区的稳定和发展环境。
二、核安全日益突出
中国周边核武器分布密度全球最高，随着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中国周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核安全形势更加严峻。一是核材料流失和扩散风险有增无减，核恐怖主义威胁不容忽视。地区紧张局势使获取、非法贩运核材料，甚至制造核恐怖事件风险加大。二是核能开发利用风险增加。日本福岛核电事故已敲响民用核设施安全警钟，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在加强核能安全上面临能力、技术、合作等难题，这将给周边安全带来巨大隐患。
三、网络空间斗争激烈
伴随各国对网络依赖不断加深，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凸显。为争夺网络空间控制权、应对网络恐怖袭击及在未来网络空间战中抢占先机，中国周边各国纷纷出台网络安全空间战略，如日本在《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中明确提出网络“瘫痪战”。俄罗斯、韩国、日本和印度的国防部门都在加快网络部队建设，并有针对性地开展网络军演。鉴于网络战较传统战争的破坏范围更广，社会性、体系性影响更深，在中国网络技术处于相对弱势的情况下，周边国家在这一新安全领域的快速动作，加剧了网络空间军事化和网络军备竞赛，对中国网络安全建设构成现实挑战和战略压力。同时，在网络空间规则制定上，中国参与起草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强调信息等，与欧美领导的网络空间战略相抗衡，未来各国围绕网络空间的主导权、控制权和话语权的争夺将愈演愈烈。
四、水资源矛盾增多
全球水资源形势日益严峻，而中国水源短缺且跨界河流较多。近年来，中国对跨界河流境内部分的开发利用，引起周边一些国家的争议和担忧。当前主要的水资源纠纷有：一是中印水源争议。二是湄公河流域水源争端。三是中哈俄水资源分歧。同时，俄罗斯认为中国对额尔齐斯河的取水量不断增加，将危及欧姆斯克市的水源供应及航运。俄罗斯还十分关切黑龙江流域的工业生产污染对其境内城镇用水的影响。
此外，中国周边其他非传统安全挑战也不容忽视。如能源安全特别是马六甲海上通道和中亚石油管道受海盗和战乱影响严重；“金三角”和“金新月”基地使走私及跨国犯罪活动猖獗；海啸、地震引发生态环境危机；“走出去”战略带来人员及资产的安全保障问题等，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峻的周边非传统安全挑战摆在中国面前。
非传统安全挑战使中国周边环境更趋复杂
非传统安全挑战加剧，给中国周边环境造成的影响日益凸显，使未来周边环境更趋复杂。
一、恐怖主义新动向不利国家安定
美国收缩反恐战线，北约联军计划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很可能给阿富汗、巴基斯坦乃至南亚、中亚留下一个反恐烂摊子。周边国家对东山再起、恐怖组织再次做大及地区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担忧加重。未来这一地区的反恐走势将直接影响着中国西部边疆的稳定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区合作。同时，恐怖主义越来越呈现出“分散化”、“本土化”和“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令“”在中国境内的恐怖活动升级，表现出手段更为暴力、组织更为严密、行动更为隐秘等新特征，并借助网络媒体扩大影响力，增强蛊惑性。近来，受美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反恐的挤压效应，“东伊运”等呈回潮趋势，在寻找庇护的同时伺机而动，不时发动恐怖暴力袭击，妄图破坏中国安定团结的良好发展局面。
二、非传统安全争端易诱发传统安全冲突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争端如得不到适当处理，将诱发传统安全领域的矛盾和冲突，如恐怖主义活动引发反恐战争；网络攻击致使军事打击介入；水源纠纷挑起地区冲突；生态环境污染造成国家对抗等。随着美国加紧介入亚洲事务引发连锁反应，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戒心增强，试图依赖或借助美国制约中国上升的地区影响力。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摩擦和矛盾将增多，未来在一定条件的刺激下，难以妥善解决的非传统安全争端有可能演变为传统意义上的冲突对抗，将严重阻碍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同时也使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地区稳定的努力更趋复杂、艰巨。
三、新版“中国”影响周边环境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在中国周边制造“中国”，并逐步向非传统安全领域扩展。如在水源争端中，“中国正在用水牵制亚洲”、“中国大坝”和“干旱责任论”等频繁出现在国际媒体报道中；在网络安全方面，个别国家的军政部门及企业受到了网络攻击时，便立即将矛头指向中国，“中国网络”、“中国黑客”等言论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这些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新版“中国”，严重误导了周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与态度，进而影响其国家行为的判断，引起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警惕和忧虑，破坏良性发展的周边关系。同时，美等国还趁势介入中国周边事务的处理，扩大自身影响力，试图给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发展与合作设置障碍。
中国需积极应对周边非传统安全挑战
未来，中国周边环境将更趋复杂，其中非传统安全威胁将构成巨大挑战。中国应在未来周边安全战略中，更加重视妥善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为和平发展营造长期稳定的周边环境。
一、加强周边区域合作
周边各国越来越认识到只有加强相互协调，开展区域合作，才能有效应对非传统安全带来的各种挑战。同时，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将成为地区安全合作的催化剂和加强安全互信的纽带。中国在加强周边区域合作中，应注意扩大地区国家间利益的交汇点、促进地区性机制建设和身份认同，以打消周边国家既希望从合作中获益，又担忧自身利益因合作而受损的疑虑，减少对中国快速崛起的戒心。“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多边组织都可促进中国与地区国家的合作，特别是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反恐缉毒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同时，通过与周边国家加强文化交流，开展公共外交，增强纽带关系，从而营造“安全共同体”的良好氛围。
二、建立危机管理机制
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重在预防，并建立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以防止问题的滋生、蔓延和升级。日本核泄漏带来的危害持续发酵，已反映出建立机制的紧迫性。为应对未来周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突发性事件，中国亟须建立包括危机预警机制、信息透明机制、危机反应机制、部门协调机制及舆论监督机制在内的危机管理机制。通过与周边非传统安全危机预警组织合作，充分利用中国现有的技术和灾前预警系统，完善公共安全应急体系， 此外，在危机引发国家间争议的情况下，还需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造成的政治影响、舆论影响、外交关系受损和经济损失等后续问题，避免非传统安全挑战向传统安全冲突转化，尽快恢复国家间的正常关系与合作秩序。
三、综合运用多种手段
面对此等情况复杂的战略棋局，中国如何通过战略规划实施外交突围，为维护中国、安全和发展利益开辟空间，日益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紧迫任务。
为什么要强调经略周边
中国周边地区是一个十分复杂而脆弱的地缘政治区域。从地理特征来看，中国周边地区背靠欧亚大陆腹地，濒临太平洋和印度洋，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从政治特征来看，中国周边地区共有20多个大大小小的国家，而且大多是军事强国，核扩散的形势非常严峻，政治情况复杂，容易产生摩擦和矛盾。另外，从人文社会特征来看，该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经济和社会发展最不平衡和文化最多样的地区，历史关系复杂，彼此矛盾纠葛较深。
自2003年以来，亚太地区在中国外交棋盘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周边是首要”被明确为指导周边外交的战略方针，中国在亚太地区外交上也越来越积极主动，先后提出了“与邻为善、
亚洲在中国对外战略棋盘中的地位大幅度提升，中国的战略走向也受到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周边之所以上居首要地位，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周边地区事关海陆博弈态势，周边有事，则亚洲不稳
中国周边地区身处欧亚大陆东端，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天然是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大国。二战结束后，中国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框架逐渐被两极格局和意识形态高压限制，呈现区域内两极对峙的格局。这一格局在客观上为中国创造了战略的灵活控制，特别是随着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的缓和，在该地区开始出现了所谓的“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结构，导致在两极对峙的大结构中产生了一个地缘政治的灰色地带。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终结和全球化的发展，制约中国周边地区的两极格局和意识形态对峙高压解体，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质的变化，地区地缘政治进入了构建新结构的寻求平衡期，整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从20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开始推动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进程，以填补两极解体后的安全真空。2002年北约的罗马条约和20机制的实现，以及2004年6月欧盟由15国正式扩大为25国， 使得地缘政治形势出现了关键性的突破，西方国家的影响力逐渐从欧亚大陆西端进入中东欧，并沿着南欧和西亚逐渐进入中亚地区。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利用反恐的时机，将军事力量渗透进中亚、外高加索地区，在当地建立了军事基地和紧密的军事合作关系；随后抓住了伊拉克战争的时机，攻占和控制了伊拉克，从而在中东找到一个相对稳固的战略基地。至此，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西线获得了广袤的欧亚大陆腹地，
与此同时，在2003年以来，欧亚大陆的德国、法国、俄罗斯、中国的所谓陆上四大国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逐渐确立起了相应的政治机制。比如伊拉克战争之后不久，德国、法国、俄罗斯三边峰会机制确立，对于推动俄罗斯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现有的经贸关系和政治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和欧盟的关系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贸易额与日俱增，欧盟也开始启动取消对华军售制裁、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的讨论，为中欧关系发展开辟了巨大空间。至于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通过多年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较高的阶段，特别是2005年夏天中俄联合军事演习的举行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功实践，预示着两国的战略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水平。这一切都成为引导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形势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周边地区事关中国发展空间，冲出亚洲，则走向世界
由于身处地理复杂、列国林立的复杂地带，使得中国的地缘环境极其恶劣，很难不会遭受周边动荡的“池鱼之灾”。近一百多年来，腹背受敌的压力一直是中国外交平衡的焦点，中国周边地区也充满了矛盾和摩擦。从历史上来看，作为中原丰泽膏腴之地，中国历来是四方袭扰侵略的对象。无论是塞防论者还是海防论者都明白，中国确保国内和平发展的首要前提是确保不受周边国家的侵略，才能争得休养生息的机会和空间。从秦汉的匈奴到隋唐的突厥，从宋元的辽金蒙古到明清的俄日蚕食，中国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地缘压力之下。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印巴冲突、越柬冲突到朝核危机、问题、东海油气田开发、南中国海争端等，中国很少有机会不被牵涉其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周边环境一直不稳，先后爆发多个冲突。比如1962年爆发中印边界冲突，1969年发生中苏珍宝岛冲突，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等等，如何确保“和平周边”，历来是决定中国发展全局的一个战略议题。
历史上，中国独一无二的大国实力决定了中国缺乏世界视野，不愿意冲出亚洲，养成了闭关锁国的保守传统。晚清以降，中国遭遇西方列强如狼似虎的袭掠，亦不乏亚洲邻国诸如日本趁火打劫者。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外交实行“两个拳头打人”战略，“前门驱虎，后门拒狼”，此等两线作战使得中国注定首先打掉所谓“帝国主义的走狗”，才有可能和真正的棋手较量。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70年代的中越战争，以及两岸关系之间的折冲，说到底都不是和邻国的恩怨，真正的棋手是背后的美国和苏联。
更为棘手的是，作为天然的地缘大国，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一开始就处于不对称的地位，周边小国没有力量和中国较量，一旦中国和周边国家发生摩擦，全球地缘战略棋手必然会趁机而入，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态度越强硬，周边国家倒向全球棋手国家的速度越快，意志越坚决，反而令域外强国渔翁得利。
近年来，中国崛起速度很快，中国经济已� 该地区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出口的重要区域，也是吸收外资最多的地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对周边地区的高度依赖。从能源上来看。长期以来，中国原油进口的主要路径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回国，由此形成高度依赖马六甲海峡的“马六甲困局”。即便加上已经开工建设的中哈原油管道、中亚天然气管道、中缅原油和中缅天然气管道、中俄原油管道等路上管运通道，中国的四大能源战略通道依然离不开周边国家。未来十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中国在能源进口占总消费比例从现在的3%将会提高到2020年的20%，对亚洲国家的依赖将进一步加大。
此外，除在进出口上对亚洲国家的依赖之外，中国和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岛屿、资源等方面的纷争令中国始终处于周边国家的重重包围之中。且不说域外地缘战略棋手必然会以此大做文章，随时引爆中国和周边国家外交的“地雷”，摩擦频发的事件就令中国防不胜防。区域化进程加快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区域公共问题。
有学者将中国与周边国家面临的公共问题区分为如下三类：第一类涉及地区安全问题，包括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打击恐怖主义与跨国犯罪等；第二类关乎区域多边经济开发，包括降低贸易壁垒、扩大相互投资、建立自由贸易区、区域货币安排等；第三类涉及广泛的社会发展问题，如贩卖、生态环境保护、疾病控制、突发性自然灾难等。无论哪一类问题，都将随着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的深入而风险提升。由此可见，要想从周边国家的重重网络中突出重围，是一项异常艰难的战略任务。如果不能妥善化解这些问题和挑战，中国崛起的空间恐怕难有大的改观。
三、周边地区事关全球战略平衡，周边不宁，则世界不安
长期以来，中国周边地区背靠欧亚大陆腹地，面向浩瀚的太平洋，地缘战略地位事关全球，一直处于多事之秋，世界各大战略力量在该地区渗透很深，关系极为复杂。麦金德的“大陆心脏”说、斯巴克曼的“边缘地带”说，马汉的“海权论”，以及田中奏折中的“满蒙支点论”、冷战时期的“多米诺骨牌理论”都是强调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价值。在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中，欧亚大陆依然是地缘政治的轴心，认为德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是美国地缘战略棋手，美国的战略是旨在促进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多元化，“阻止一个占主导地位和敌对的欧亚大国”以及任何威胁到美国霸权地位的反美联盟的出现，从而确保美国霸权地位牢不可破。因而，只要中国周边稳定，就如同抓住了“远东之锚”，整个亚太地区就稳定了。
作为联系美、中、日、俄四大国际力量的枢纽，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走向直接推动世界经济的地缘政治格局变迁。在“亚太宁，天下安”的地缘战略视点下，中国的战略走向对地区乃至全球变得尤为关键。诚如基辛格所说：“一个周边都是弱小国家而且拥有八亿人口的国家，谁来统治它，都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
二战以来，无论中国采取“一边倒”向苏联，还是20世纪70年代实行的“一条线，一大片”，中国战略走向的每一次变化都会影响到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中国就像一个战略钟摆，无论它倒向何方，都会撞击出令世界侧目的交响。因此，邓小平深刻地指出：“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特别是当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稳定者”的形象，特别是中国自身稳定对于整个世界都具有战略意义。邓小平认为，中国“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中国不稳定就是个国际问题，后果难以想象。首先受到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
因此，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周边地区对于中国外交具有首要意义。作为一个天然的地缘政治大国，即使中国毫无作为，也都难以摆脱海权与路权争夺的战略棋局，难逃地缘动荡之苦。在两极格局高压散去后，综合国力迅速崛起的中国本身就是左右地缘战略态势的显赫力量，无论怎样行动，它都将被视为战略棋手，影响所及不仅波及整个亚洲，而且还会影响整个世界。中国迫切需要确立一个周边战略支�
怎样拓展周边战略平台
尽管以往的中国周边外交开展了大量工作，但周边外交思维过多走上层路线，过于偏重建立政府主导的多边制度外交。不仅中国如此，中国周边国家包括域外大国也把注意力集中于政府性制度网络，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区域主义和制度化的方案。结果，所有这些制度由于缺乏社会认同基础，过多受制于各国政府对利害关系的算计，往往在取得一定成果后就会触及“天花板”而止步不前。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朝核会谈等都经过了这一历程。
因此，受制于中国周边地区地缘权力结构和网络结构的双重制约，今后中国周边外交应该同时尊重传统地缘力量和新地缘力量之间的平衡，特别是把外交工作中心下沉，将自上而下的区域主义和自下而上的公共主义结合起来，大力推进区域多边外交和公共外交，为和谐周边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上下结合，鼓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得到充分焕发
中国虽然不是世界的中心，但天然是东亚的中心，与中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和东北亚等次区域都有着直接的地缘联系。这种地缘核心地位为中国参与区域多边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巨大的地缘优势。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使得中国与任何一个周边国家的双边行动都可能被其他国家看作是对本国的威胁，从而要求中国在周边外交必须确立多边主义精神。
近年来，中国在周边外交除了本着互谅互让、公平合理的原则，通过磋商与谈判，与俄罗斯、越南等国全面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还几乎参与了所有的地区多边制度框架，参与态度越来越积极，程度越来越深，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另外，地方政府参与周边外交的积极性也被广泛动员起来。比如云南省作为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主体和前沿，在推动该区域的经济合作方面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如广西在泛北部湾次区域合作中扮演了中国与东盟的重要合作纽带角色。众多地方政府的参与，逐渐形成了多层次参与区域制度建设的模式。
今后要继续推动上下结合，加强分工配合。特别是鼓励地方政府发展各种次区域的合作，进一步挖掘地区多边合作的潜力。要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京津塘滨海高新技术开发区、环渤海经济圈、图们江—鸭绿江次区域合作和开城—首尔次区域合作及朝鲜半岛六方会谈机制结合起来，推动东北亚地区合作与发展。要采取一手抓中日韩合作，一手抓中国+东盟合作，推动自由贸易协定（FTA）和各种形式的地区合作，为和平解决创造条件。并将岭南次区域合作、泛北部湾次区域合作及中国和东盟区域合作结合起来，推动东南亚地区和平发展。要实现西南线的战略突破，大力提升云贵川渝地区合作带动能力，推动中国、印度、泰国、缅甸、尼泊尔、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泛南亚地区合作和各种次区域合作，逐步形成地区合作发展的新格局。要把加强陕甘宁区域发展、振兴新疆和强化上海合作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实现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和平发展。
二、官民并举，构建政府外交与公共外交两翼齐飞的格局
除了政府官方的外交之外，中国周边外交需要更加重视公共外交，重视政党、企业、媒体、非政府组织和普通民众的作用，鼓励其积极参与地区合作，为推动周边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目前，中国共产党已与世界上140多个国家的400多个政党和组织建立了联系和往来，其中多数为执政党和参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新格局，包括高层往来、工作访问、专题考察、理论探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形式的政党外交日益丰富。
随着中国与周边地区社会交流的日益频繁，民间外交在周边地区更是多渠道、多层次地广泛开展起来。中国对外友协与周边十多个国家都建立起了双边友好协会，近年来举办了一系列社会文化交流活动。比如在2005年印度洋海啸期间，中国民间社会各界自发组织为灾区捐款，加深了中国与周边地区的传统友谊，促进了区域交流与发展。
此外，要鼓励中国企业、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网络拓展海外联系，并加强组织协调，加强规范管理，使之健康有序地参与外交。
三、立体操作，打造政经文互动、全方位推进的外交共同体
适应对外开放和区域化全面发展的要求，中国周边外交需要改变以往过于偏重政府交往和政治层面的习惯，努力平衡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外交，特别是大力拓展经济和社会文化层面的外交，构建政经文互动、全方位推进的周边外交共同体。
要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军事交流，大力开展反恐、维和、打击海盗、岛屿安全、海上磋商、联合搜救、增信释疑及信任创造等内容的军事外交。周边国家对中国最大的恐惧就是军事实力的迅速上升，中国在开展周边外交时，要高度重视并准确评估军事外交的效果，既要增加信任，又要提升信誉，使
要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磋商，积极开展政策对话，优化经济环境，为贸易、投资、金融等创造良好的条件。
要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充分鼓励大学、智库、宗教、文化、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团体加强交流，以亚洲精神为统摄，鼓励多宗教、多民族、多文化之间的对话，为文化理解和融合创造条件。
四、内外联动，创造中国与周边地区有序互动的命运共同体
区域化的深入让中国与周边地区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升，特别是诸如自贸区、货币互换、境外结算、区域合作协议等众多制度的深化令中国与周边地区日益趋向唇齿相依，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为适应这一变化趋势，中国的周边外交需要向政策、执行、监管等深层领域拓展，在提高透明度和增强责任与信誉上下功夫，努力打造中国作为一个令周边地区信任和依赖的负责任大国。
要加强中国与周边地区国家宏观政策的协调。在区域化不断深化的同时，一国政策对他国政策的敏感度和脆弱性均随之上升，一旦一国发生风吹草动，其他国家都会受到冲击。因此，中国对周边国家外交已经突破了外交部门的范围，其他政策部门也被卷入外交游戏圈中，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政府决策部门在具体政策上的沟通、磋商和对话，已经越来越成为周边外交的必然选择。
要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执法领域中的合作。推动执法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建设，加强公安、民政、环保、质检、工商、税务、安检、海关、出入境等部门之间执法网络，促进有关行业和领域对口部门的执法系统对接，是营造中国与周边地区良好合作格局的重要保证。要在既有的地区性组织、论坛和机制的基础上，创设新平台，拓展和深化执法合作领域。
要加强中国和周边国家在司法领域中的合作。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宪法交流、跨国商业诉讼、法院外交、法官交流及司法原则磋商，建设区域司法共同体。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外事管理局，致力于构建区域司法协调网络，对于跨国性司法判例，尝试探索司法观察员制度、国际陪审员制度等创新，努力锻造周边法治外交和法治秩序。
五、统筹兼顾，打通国别和领域、双边与多边、国内与国外的外交协调机制
在2010年处理问题、延坪岛炮击问题、南中国海问题等议题上，都或多或少存在着被动反应的倾向。之所以在外交上显得日益被动，关键在于中国外交目标设置能力跟不上国家发展的需要，没有站在日益拓展的中国国家利益格局的战略高度，拓展世界眼光，在统筹国内外大局的基础上主动发现问题，主动规划目标，以便更有效利用外部机遇充实壮大自己，更好利用内部发展优势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要统筹地区国别外交与议题领域外交。防止各自为战的“分散主义”外交倾向，明确主次配合机制，推进地区外交战略化、国别外交政治化、领域外交专门化，构建外交统一布局，部门梯次搭配，人员复合联动的网络外交体系。
要统筹双边外交和多边外交。改进双边外交与多边外交“缺乏联动”的倾向，把握外交节奏，增强外交互动，在双边外交中创造多边外交的机遇，在多边外交中搭建双边外交的舞台，构建统一规划、左右逢源、弹性互动的联动外交机制。
加强主动的战略筹划。转变单向的“外交为内政服务”和“外交是内政延伸”的传统观念，树立外交与内政同等重要的战略观念，站在国际战略全局的高度，主动筹划中国大战略，将经济、社会、科技、舆论、军事、意识形态等众多资源整合起来，主动将中国发展优势转化为战略优势，巩固中国世界大国的战略基础。
结 论
近年来，中国正面临地缘环境区域紧张的压力。在中国外部地缘战略环境趋于紧张的前提下，中国国内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也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将地缘结构压力和中国发展空间压力结合在一起，使得周边地区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急剧上升，经略周�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 国防建设 利弊分析
一、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国防建设的有利影响
（一）强化经贸联系， 稳定周边局势，创造和平环境
随着首支人民币外国政府债券在伦敦证交所上市，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又向前迈进一步，在香港地区人民币存款占总存款数额比重也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人民币国际化使得中国经济与周边经济的联系得到不断强化，周边经济对我国经济的依赖性不断增强，中国国内经济局势的任何变动都有可能会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产生影响。同时人民币日益扩大的影响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地位的不断提升。在处理周边事务中可以赢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和援助，从而更好地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建设安全的周边环境，减轻国防建设的压力。
（二）维护海外利益，助推大洋战略，提升军事实力
人民币国际化后，本币势必会顺应本国贸易增长的趋势，成为国际金融与贸易的计价货币，企业对外贸易和投资所面临的汇率风险也将随之减小，这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发展，而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就会涉及更多的海外利益。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下，海洋安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显著，海外侨民迫切需要对中国政府保护其海外利益。因此，我们可 而且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中国海洋利益的不断扩展，海上安全环境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只有实施“走出去”战略，依靠一支“蓝水海军”建立自己的海洋秩序，才能有效保护我国的海洋利益，应对各种安全威胁。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对于推动我国发展海军力量，建设一支与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相符的现代化军队具有重要意义。
（三）促进军品贸易，增加交流机会，实现跨步发展
人民币国际化，使得军事、经济合作的空间更大，中国在学习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方面途径增多。“日本加入WTO以后，在15年里用60亿美元引进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主要先进技术，节省了2/3的研究开发时间和9/10的开发费用。”由于西方的技术封锁，我们虽然达不到这种效果，但也可以利用他国对我国经济上的依赖和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通过以纸币换资源、以资金换技术的方式促进军品贸易，打破西方国家对某些尖端技术的进口限制。另外，人民币国际化也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的融合力度不断加大，军事合作不断向军事领域的各个方面展开，这对于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军队及武器装备的管理使用经验，实现跨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维持经济繁荣，促进生产发展，推动国防建设
“人民币国际化可以有效避免国际收支危机，帮助国内企业规避汇率浮动的风险，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这将在更大程度上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等产业部门的经济技术水平，从而提高国防建设的效益和水平。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军事科学水平和军人素质也会有显著提高，这就意味着可以更加正确地指挥战争，指导军事教育训练，更加科学合理地使用武器装备及其他军用物资，节省军事开支，提高作战和教育训练效果。另外，它还会直接影响到军队的体制、编制和构成，影响国防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促进国防体制与经济体制相接轨，从而推动体制创新，加快依法治军的进程，为军事领域的改革提供新的机遇。
二、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国防建设的不利影响
（一）利益摩擦增加，国际风险加大
我国经济的稳定与高速发展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但许多国家仍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对其造成威胁而保持警惕甚至忧虑态度。而且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便会受到冲击，美国对此绝不会冷眼旁观。“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世界经济重心加速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美国把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牵动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和战略格局发生历史性变化和调整，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国际利益格局产生深刻影响，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外部利益摩擦，加大国际风险。
（二）担负更多责任，引起周边恐慌
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中国要担负起更多的责任。“由于人民币首先要在亚洲实现区域化，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就必须与亚洲其他国家相协调，而且在该地区出现投机冲击时，中国必须以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必要时还可能充当区域最后贷款人的角色。”目前来看，在未来的国际金融市场上，巨大的动荡在所难免，而由此导致的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会减少中国参与金融博弈的筹码。另外，人民币国际化可能会导致“中国”复活。一些在亚太拥有重要利益的国家和地区担心中国的发展会挑战他们在本地区的地位，刻意炒作“中国”，片面夸大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利益冲击和安全威胁，以图引起周边国家的防范和敌视，阻碍中国的发展强大。个别国家还从军事、安全角度营造不利于我国国防建设的国际舆论环境，公开宣称中国正在威胁其国家安全，并
（三）执行任务增多，安全风险加大
人民币现金的跨境流通可能会使一些非法活动增多，对军队执行任务的能力是一种考验。首先，人民币管理难度增大。由于我国金融体制不完善、对境外人民币监管难度大等原因，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以后中央银行在货币发行和保障方面面临着巨大挑战。第二，制售***、洗黑钱等非法活动增加。随着人民币地位的提升，出现***、洗黑钱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近年来在我国边境地区已经查获多起跨国制售假人民币、洗黑钱案件，在考验边防武警部队执行任务能力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安全威胁。第四，走私、、贩毒等影响局势稳定。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我国边境等地区大量出现走私、、贩毒等行为，给我国治安的稳定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另外，国际、“三股恶势力”也会钻经济贸易的空子，在中国境内及周边制造混乱，扰乱社会安定，造成我国武装力量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风险加大。
（四）开放不断深入，国防意识淡化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日益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加深，经济成分呈现多样化。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下，国民国防意识容易淡化，滋生和平麻痹思想。一是警惕意识下降。人民币国际化使得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人们的国际化意识加强。但一些人因此疏于防范，放松警惕，认为国际已经趋于一体化，我国应倡导和平，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加强国防建设没有必要。二是责任意识淡化。随着国际经贸的联系日益紧密，人们商品意识增强。但部分公民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只考虑个人利益，不讲责任义务。“抓工作、搞建设考虑经济利益多，国防利益少，一切向钱看，甚至以牺牲国防利益为代价追求经济利益。”
三、对策分析
（一）减少利益摩擦，协调国际关系
人民币国际化伴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多，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的不断深化，在对外贸易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利益摩擦。但利益摩擦的持续增加势必会影响我国的安全形势，造成国防开支的加大，并进一步引发周边军备竞赛，对我国的国防建设稳步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分析来看，产生利益摩擦的主要原因一是长期保持贸易顺差，从而导致了贸易摩擦的频发。二是出口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我国出口的多是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其低价值决定的低价格容易被认为是倾销。因此，为减少贸易摩擦，首先我们应扩大内需，降低我国对外出口的依存度。这在一定程度也可以为我国在未来的军事冲突中提供更为安全的经济支持和保障。其次要调整产业结构，增强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应当实施以质取胜的品牌战略和市场多元化战略，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二）主导对外舆论，营造和平发展环境
人民币的国际化必然会带来我国国际影响力和军事实力的大幅度提升，而且要求中国必须以大国形象出现在世界面前，这势必会造成世界上与我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国家和地区的心理恐慌以及采取相关防范措施，不利于我国维持周边安全和构建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对此，“我们应积极扩大对外人文交流合作，深入开展公共外交，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提高文化亲和力、对外传播力和国际公信力，展示中华传统文化与当展成就，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客观认识。”同时我们要把握联合执行任务的机会，加大同各国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增进军事互信。我们要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加强国防建设的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保障国家的和平发展。我们要让其它国家感觉到中国人民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诚意和决心，支持中国实现和平发展，这样我们就可以营造积极客观的国际舆论环境，推动我国国防和经济建设的稳步发展。
（三）推动军队转型，适应时代新要求
人民币国际化带来国际战略形势和战略力量对比的明显变化，导致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压力上升，领土和海洋权益问题凸显，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在此背景下，我们要适应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新要求，加快推进军队转型，加强信息化建设和作战力量结构优化调整。一方面，我们要深入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规律和制胜机理，立足“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准确把握信息化建设加速发展的本质内涵，加快研发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培养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深入开展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增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快结构调整，把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及监视与侦察等诸要素融为一体，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形成精干、多能、高效的军事力量体系。提高快速反应和联合行动能力，为执行多样化任务，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提供力量支撑和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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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动力 命运共同体 思想体系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自2013年3月以来，已出访世界数十个国家。从中亚到东南亚，从东北亚到南亚，在的外交路线图中，横跨太平洋东西两岸。在环太平洋的行程中，向各国不断地阐述了共同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新理念，贴近了各国的民心，得到了积极的响应，盘活了中国外交、外经贸，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共同体”理念的提出顺应了当代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经济一体化、安全地区化的时代要求，引领了当今世界发展的方向，抓住了中国与各国互利共赢的利益交汇点及与邻国深度互利合作的切入点。它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向全世界诠释中国参与世界治理的理念。
“共同体理念”是新形势下我国大外交、大外经贸战略的指导思想，更是世界共同发展的崭新模式
共同体在中国的实践中，不是一个文件上的口号，而是一个以亚太地区的地缘优势为依托、以丝绸之路为经济发展纽带，是面向周边、互相开放、互相借力给力、互相支持的和平发展、共同发展、共同建设的模式。这个由中国倡导的共同体，不是要建立霸权，干涉别国内政，掠夺别国资源，而是在政治上以实现互相信
共同体在中国的实践中也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落实到改革开放，惠及各国的一系列接地气的改革动作和试验、示范。
回顾历史， 人们不难看到，中国第一轮的改革开放是从边境口岸起步的，在邓小平同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指导下，首先设立了深圳特区，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搞活了中国市场经济。现在人们也不难理解，在当前的改革中，在“让这种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的思想指导下，建设口岸互相开放的示范区、自贸试验区、互贸区的尝试，必将为中国与周边共同打造共同体，发挥积极的示范作用。
共同体理念已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
世界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仍然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在十报告中，中国适时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在以后的一系列外交场合使用和丰富了这个理念，逐步在外交、外经的实践中，把共同体的传统概念上升为全新的理念，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即民生上的“命运共同体”、经济上的“利益共同体”、安全上的“责任共同体”。汇集起来理解，有以下几个特定的含义：
一是共同体的切入点。地缘上相近，互相联系的命运；经济上互补，互利共赢的利益；休戚与共，安全上借力给力的责任。
二是共同体的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这也是周边国家的共同诉求和愿望，倡导亲和、诚信、互惠、共同繁荣的理念。
三是共同体的目标。把中国梦与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的前景对接起来，让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
四是共同体的任务。在政治上以取得互信为愿望，共谋和平与发展；在军事上以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为己任，共同抵御外部风险和挑战；在经济上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为目标，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实现各自的发展振兴；在外交关系上以促进民心相通为宗旨，朝着机制更加完善、合作更加全面、协调更加顺畅的方向发展。
五是共同体的行动。道路、贸易、货币、信息、民心相通，制度共建，互相扩大开放的口岸示范区、试验自贸区、互市贸易区。
共同体的理念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的当代世界观，表达了中国追求和平的愿望，体现了中国与各国共同繁荣的责任担当，展示了和平崛起的中国气派，是中国参与世界治理的重要指导思想。
让共同体的意识落地生根需要着手解决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问题
由于历史背景、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文化认同等原因，中国与周边国家交往中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识上还存有忧虑戒备，主要表现为：
担心中国被西方技术拉拢，成为中国与大国关系的夹缝带，被作为中国二、三流的伙伴，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名存实亡，因此他们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还要看其他国家的态度。
担心中国产能过剩，在周边国家制造中国“飞地”，输出过剩产品和低水平劳动力及技术，造成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投资过度依赖，威胁自身安全，从政策、法规上，限制中国投资和产品进口。
关键词：地缘安全；中国西部；中国周边国家；跨界民族关系；西部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D5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2-0119-10
收稿日期：2011-11-10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08ASH007)
作者简介：李琪，女，河北衡水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跨界民族是以地缘纽带为基础，系指那些因传统聚居地被现代疆界分割而居于不同国家版图，在国与国交界地区生活的相对稳定的同根同源，并具有语言文化共同性的民族群体。地缘安全视阈可分为两个维度。从国际关系学的视角看，是指因地理位置相近或相连所决定的相关国家之间，在具备交流条件下产生的交往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互动和利益问题。从中国边政与民族学的应用而言，中国边疆民族复杂，且以跨界人民居多。边疆与内地唇齿相依，边疆稳则国家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边疆社会稳定与边民生活安全互为关联，是成正比的。
在地缘安全的研究中，地缘安全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分析途径。地缘安全理论是根据各种地理环境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安全形势，分析预测国际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安全趋向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地缘安全战略则是利用地缘关系及其作用法则谋取国家安全利益的方略。从世界来看，地缘安全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巨大丰富和进步主要是在20世纪。但长久以来，人们多从政治、军事等方面着眼。近年来，随着族际关系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日益凸出，在当代国家的地缘安全概念中民族问题提升为显著因素。考察中国地缘安全概念中的民族要素，跨界民族是构筑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和谐周边”、“和谐世界”的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蓝图的基础。
我国西部涵盖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四川、云南、贵州、、重庆和内蒙古、广西等12个省市、自治区。幅员面积约686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2％。人口约3.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9％。其周边与俄罗斯、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越南等十几个陆地邻国接壤。陆地边境线总长度约1.8万公里，占全国陆地边境线的91％。在我国西部陆路边境地区居住着28个跨界民族，占我国民族总数的50％。我国西北地区有10个跨国民族，其中9个为跨界民族。其广泛散布，构成我国地缘关系的突出特点。跨界民族与邻国同源民族语言文字相通，风俗习惯相近，相同，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人文联系。跨界民族地区多为资源富集区，往往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战略资源走向。故此，跨界民族与国家领土、安全息息相关。跨界民族的利益与边疆的巩固和发展密不可分。历史证明，我国西部跨界民族是稳边、固边的重要力量。
一、民族政治学与历史地理学视角：考量与定位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属性；诸如其成员的领土认同感情和国家归属意识均属民族存在的客观政治因素。关于“民族”之定位不仅应从民族学的视阈考量，还应与政治学范畴结合起来认识。对于“跨界民族”也是一样。民族学、政治学两个学科层面既有区别，也有统一，相辅相成。民族政治学正是立足于政治现象与族群单位之间关系的研究。民族是稳定而不断发展的人类共同体，是历史的产物，有不同的发展层次。因此，“民族”一词的概念也就具有了不同层级内容的含义。广义指多民族国家内所有民族之总合，即“国家民族”，简称“国族”，亦为“公民性民族”。就狭义言，民族一词还含有“文化民族”之意，系指历史上形成的使用共同语言，居住在共同地域，拥有共同祖先，具有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特点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群集合，即其社会发展高于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具体民族。
关于“国家民族”的诠释可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民族学和历史学的著述之中。我国著名的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家马长寿先生总结了国外学者的论点，将“国家民族”界定为：“国家是一个纯政治的概念，它包含有国土、国民和三种要素。国族则专指国家内集体的人民。”马长寿先生阐明“一个国族内可以包括几个种族，如不列颠帝国国族之内有高加索类种的安格洛萨克逊人、苏格兰人、印度人；有蒙古类种的缅甸人；尼格罗类种的班图人等。同时，一国族内亦可分为许多民族，如中国国族可分为蒙古民族、突厥民族、通古斯民族、汉族，藏缅族、苗瑶族与掸族等。总之，国族乃表示政治统一下文化的或种族的群体，由此群体所产生的心理团结思想为国族主义。”①概言之，国族即指国家内多元“文化民族”人民之整体而言。“中华民族”就具这一层面的意义。
从“文化民族”层面讲，在我国边疆地区，一些民族与周边国家的某些国民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存在语言文化共性、保持同源民族认同；相互之间由于历史、文化、语言、习俗方面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存在亲缘感情、民族感情等自然的心理反应。跨居我国西北与俄罗斯、蒙古国以及中亚、南亚等毗邻国家的蒙古族、藏族、哈萨克、维吾尔、柯尔克孜(吉尔吉斯)、回族(东干)、俄罗斯、塔吉克等人民应为各自同源“文化民族”。早在20世纪初，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李希・梅涅克就曾概括：“文化民族由具有共同宗教、语言和传统习俗的成员组成。国家民族或公民性民族则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历史命运的坚实基础之上。”
从民族政治学范畴看，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祖国的历史有着不解之缘。同一民族分布在不同的国家，政治上区别为不同国家的民族，这是一个重要的界限。无论历史还是今天我国都是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共存、多元文化荟萃的统一国家。我国境内的跨界民族在兴起、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与众多的其他民族交流融合，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创造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对伟大祖国的缔造有着重要贡献，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主要少数民族。他们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今生活在周边国家的一些人民与我国境内同源民族由于政治疆界的分隔跨国而居。这些人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大都与中国有着渊源关系。
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审视，我国与邻国跨界民族的形成具有复杂的历史因缘，与疆域的沿革直接相关。除了国际关系的演变、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民
族的迁徙，以及边疆地区社会矛盾的发展等情况的相互� 有清以来，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列强觊觎，推行侵地殖民的对华边疆政策，强加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遂使我国疆域变迁，领土日蹙，边界屡易，各族边民迭经兵燹，饱受忧患，则是重要之缘。原为我国西北民族的部分哈萨克、柯尔克孜、维吾尔、回等人民则是由于沙皇俄国的入侵及不平等分界条约规定，“人随地归”、“随地归牧”造成原本统一的民族被人为肢解。曾经籍属我国的众多同胞也随被割占的疆土，离开了祖国，离开了本民族的主体，被迫分隔在不同国度的沿边地带。现今居住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贾尔肯特①市的维吾尔人和东干人，主要是因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的签订，于1882年至1884年落居俄属中亚的我国伊宁维吾尔族和回族人民的后裔。在邻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称当地维吾尔人和东干人为“离散族群(μHacomopbi)”。离散族群系指特定文化民族的一部分，特征为远离本民族主体部分，散居在历史祖国以外，并已在居住国形成一个具有一定人口规模，且聚居地域稳固的少数民族群体。其生存和发展受所在国法律、社会文化环境约束和支配。这一专门术语从另一角度折射出中亚维吾尔人和东干人等族群独特的文化背景，及其与原生国――中国的历史联系。
藏族是我国西南边疆最大的跨界民族。其中一部分因各种缘由迁居他国。但也有一个近10万人的特殊群体跨居中印两国。他们是美、英、印、日等国长期觊觎中华版图，策动“”，以及1959年达赖集团叛乱期间被胁迫流落印度的藏民。我国历史文化悠久的门巴族聚居在我国自治区东南部的门隅地区。早在13世纪门隅就作为的一部分纳入中国版图。自18世纪中叶起英国势力不断侵犯中国西南边疆。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英国在印度西姆拉召开会议，炮制了“麦克马洪线”，旨在将门隅、珞瑜和察隅等9万平方千米的中国疆域划归英属印度。最终印度侵占了我国地区大片疆土，造成我国门巴族与今生活在印度的同源族群跨界而居。
疆域即国家领土。跨界民族研究是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疆域的动态变化和疆土收缩，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一些离开故土、脱离民族母体的族裔群体或成为某一民族国家的“世居民族”，或被结合进周边的这个或那个国家，逐渐融入接纳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并为所在国予以政治承认，在其民族国家格局中作为一个族体单位而客观存在。原本同一民族虽然由于长久分离，散居诸国会产生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但是他们在历史积淀的质层、文化传统、生活方式、道德习尚等方面依旧以鲜活的生命力保持着与同源而不同国籍之族群之间割不断的密切关系。
二、我国跨界民族居住区：祖国统一格局的重要地理单元
跨界民族的地理分布基本连成一片，因国界划分使同一民族在相邻的两国或几国沿边跨居，而具有不同国籍。由于源远流长的历史之因，我国跨界民族均分布并聚居在祖国边疆之地。“边疆”是指一个国家疆域内较为边远而靠近国境的地区和地带。从地理概念讲，边疆地区具有国界线和毗连邻国的地缘特征。从政治层面看，“边疆”在国家版图中又是一个特殊单元，具有“安全战略屏障”和“周边信息传感器”的作用。故此，中国跨界民族居住地既具有国防前沿、边防地带的重要地缘战略意义，又含有人文，即历史、文化传统属性的内涵，是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以我国西北边疆为例。从地理形势言，其南踞昆仑山，北屹阿尔泰山，西立帕米尔高原，唯有东向无天然屏障；虽地理区位悬居塞外，远离中原，但向东倾斜的地缘形态，使之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经河西走廊接陕西，将辽阔的西陲疆土与祖国内地连成一体，成为通海外之“西域门户”，人内地之“中华咽喉”，世称中西交通之孔道。
人文政治情景总以地缘环境为基础。我国西北边地自古为“华戎所交”之地，是众多民族活动的舞台，各种文化在此荟萃、冲撞、渗透、融合，并向远方传播。根据我国先秦时期的文献记载，中原地区的人们通常把活动在现今甘肃、青海、新疆等我国西部边疆和边远地区的部落或部族称之为“戎”或“西戎”。自周朝即有了“以蕃屏周”和“疆以周索”、“疆以戎索”②等经略边疆，保卫周朝安全的治理思想和经营措施。公元前211年秦朝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统一，在全国设郡、县加以统治。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在乌垒(今新疆轮台县境内)设置西域都护府。西域诸国纷纷臣属于汉。至此，天山南北、葱岭(帕米尔高原)东西，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袤地域正式列入汉朝版图。隋唐王朝开疆拓土，继续扩大中原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联系，实现了“华戎同轨”。在唐代古籍文献中“胡汉一家”、“虽云华夷，欢若一家”①的思想开卷可见。唐王朝于贞观十四年(640年)和武周长安二年(702年)在西域设立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管理西域行政事务并统辖西域驻军，史称“蕃汉之兵”。清代有识之士以为“新疆之得失关系中国西北塞防之安危”，为此提出新疆久安之策在于“郡县 追溯中国边疆经略史，可见边疆在国家地缘政治结构中具有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边疆地区虽然远离腹心，但却起着边缘地带拱卫核心地区，对大一统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这种地缘形势使得几千年来，无论外部势力如何干预，都无法动摇和分裂边疆同祖国的政治统一性与地域一体性。我国边疆跨界民族聚居地隶属多民族统一国家格局，不仅拥有历史继承性，而且具有现实延续性，并在时代的进程中不断巩固和发展。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关注当前世界范围出现的跨界民族“脱离国家疆域的政治认同”对“具有国家和国家控制力的疆域”。完整构成的严峻挑战。随着诸多民族国家的分裂与重新组合，“跨国民族也就成为了爱国主义危机出现的最重要的社会场合”。这种被称为“跨国主义”或“非疆域化”的“民族景观”试图以超国家的政治形式，把跨居不同国度的同源族群及其居住地与原本统一国家疆域相分离，而重新整合，定位于一个新的同质性民族国家认同。其结果的不断扩散和加剧不仅影响数个相关民族国家的关系，而且关涉其疆域的缺失、政治利益的损害。
三、跨界民族关系：我国民族关系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或多民族社会中不同民族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关系。民族关系是一个综合指数，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受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影响，也受民族历史、地理环境、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制约，更与政府民族政策取向密切相关。民族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影响民族关系的要素既有显性缘由，也有隐性因子，但从根本上说是民族之间的利益关系。跨界民族关系是我国民族关系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不仅对国内政治稳定，而且对国际地缘关系有着十分广泛的影
响。我国的跨界民族关系主要呈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是跨界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其次为国内跨界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再之，国内跨界民族与周边国家同源民族的关系。
跨界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是政治隶属关系。一般说来，跨界民族在保持“文化民族”认同的同时，还具有建立在国家维度的历史和政治认同。跨界人民所属国家不同，因国情不同，国民身份认同的水平也不相同。随着苏联解体，我国西北周边地缘政治版图发生了巨大变化。中亚地区出现了诸多以“主体民族”冠名的国家。这些新生的民族国家独立以后，在政治上都致力于推行“主体民族化”。一些国家为了强化“主体民族”的地位，解决“主体民族”人口危机，对周边国家的跨界人民发出了“回归历史祖国”的召唤。与此同时，境内外分裂主义势力也以各种方式加紧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我国跨界民族群众的政治归属感和国民身份认同的心理认知过程面临多重挑战。
然而，有必要点明的是，近年来，随着相关各国跨界人民在中亚民族国家的落居，许多社会现实问题日益尖锐。对于那些来自不同国度“回归故乡”的跨界民族成员来说，在“主体民族”冠名国家，虽然其族属地位提高，但是作为外来的人，他们并不受欢迎，被迁入地的原住民视为“外国人(MHoctpaHubi)”、“无国籍者(hua 6e3 rpakaacrBa)，或被贬称为“回归者”(OpanMari)。其中绝大多数面临着许多利益问题和实际困难。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信息分析中心的国内田野调查证实，“第一，在国家公务系统领导层没有他们②任职。第二，在国家上议院、下议院和人民全体大会(AccaM6nekaapoa)无‘回归者’代表。第三，国家提供给‘回归者’的安置费不足以支付建房等，进而导致贫困化。第四，加入迁居国国籍程序繁琐，获准时间冗长。第五，落居农业区的‘回归者’不享受农耕土地的股份。第六，因来自各国的‘回归者’在原居住国本民族语文的书写不同，造成‘回归者’子女入学困难。比如在中国，哈萨克族语文用阿拉伯字母书写；在俄罗斯哈萨克语文以西里尔字母书写，在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哈萨克语文以拉丁字母拼写。第七，国家‘回归者’升入高校的比率限额为2％。”对于跨界民族成员中一些移出者和有意移出者而言，这些情况与在原居住国的社会环境相比较，如果在原居国享受的政策更优惠，生活条件更适宜，就会使之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在边界对面以主体民族冠名的国家，虽然同源族群的地位提升，但并不意味着作为“回归者”的他们能够享有同样的待遇；强烈的心理反应使其“同源民族、不同国民”的意识更为鲜明。近十年，中亚及其周边“回归故乡”移民浪潮的逐渐平稳，移出者回流人数的不断提升足以说明这一点。
在我国，跨界民族与国内其他民族的关系是统一国家内部各民族和而不同、彼此交融、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需要阐明的是，只要有民族存在就会有民族问题。随着我国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跨界民族居住地方正处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由此产生的许多社会问题带来了民族关系的动态变化，影响我国跨界民族与其他民族关系的因素十分复杂。从宏观层面来说，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从民族性的角度考察，每个民族都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和心理素质等诸多方面的特殊性。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民族优越性和排他性思想”为基础，并“与一定领土范围紧密联系”，根据单一“民族原理决定国家范围”的狭隘民族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在世界上迅速膨胀。一些缺乏客观性，着力强调“民族性”的偏激“理论”和主张被偷换成“民族感情”以后，在强化“民族意识”的基础上，具有了极高的政治利用价值，给许多国家的民族关系和领土完整蒙上了阴影；同时也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致使我国的跨界民族关系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从地缘关系的层面看，由于历史地理因素，我国跨界民族在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方面与当地其他民族和内地居民有较大差异，和周边国家同源族群却有许多相近之处。这种特殊性在一定条件作用下，容易产生不同国家跨界民族之间的聚合力，及其对相关国家的离心力。从社会矛盾方面讲，社会转型阶段，利益关系复杂化、各种矛盾相交织，人们思想异常活跃，社会问题不断产生。边疆与中心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人们生活水平的差距等等都是造成民族关系疏远的原因。近一段时间，我国西部边疆地区发生了一些突发事件，各民族兄弟关系受到挑战，民族之间感情的弥合与恢复需要实事求是的正视和积极努力的促进。
曾经说过：“民族团结不是靠一两个突击工作就能够做好的，而是要做长期的工作，要各方面打破界限才能够团结。”保持民族关系融洽需要强调各民族之间在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中长期形成的共同性和共同利益。维护民族关系和睦的根本还在于不断通过政策制度的调适以保障各民族的合理权益，正确疏导、化解矛盾，寻求妥善解决影响跨界民族关系的生活保障、福利待遇等民生问题，保持跨界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关系的动态平衡。在社会生活中，民族沟通是建构民族关系和谐的基础。思想的沟通、心灵的沟通、情感的沟通是根本途径。语言的沟通则是民族沟通的重要工具。语言不通是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障碍，很难达到民族之间心理上的互通和利益诉求上的彼此理解。在我国跨界民族居住地方，不仅要提倡加强国家通用语言的教育，而且更要倡导民族语言的互相学习，汉族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亟待重视。民族沟通的核心是国内各民族共同利益的认同。因此，以客观史实性概念诠释中国56个民族“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历史发展过程，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话语体系，并在此政治共识的基础上，使跨界民族群众达成自觉“和合”意识，乃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
四、我国跨界民族居住地方具有丰富的国家认同资源
多民族国家在政治上能否团结统一，根本上取决于各民族人民是否具有国家认同意识。国家认同是个体能动者对祖国历史、国家疆域、本国语言文化和经济生活等诸多方面强烈的国家公民身份属性的确认，及其祖国归属的自觉认知。国家认同是以一定的价值目标 国家认同的这些价值要素将通过人们的心灵活动，唤醒其作为国家公民的主体意识，并内化为一种强烈的精神追求和情感力量，引导不同民族国民的价值判断、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影响他们的信仰理念、心理状态和社会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认同具体体现为中国人抑或中国公民的自我身份认同。其认同的实质是凝聚起强大的民族力量，建立起广泛牢固的社会整合力，并在此基础上形
成社会和谐和国家统一。国家认同构建包括三个层面：中华民族认同、国家利益认同和国家信仰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即对“‘中国人’是一个不断融合、扩展的多元民族集合体”的认同，是我国56个民族在政治上的总体认同。这种整体认同意识是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而形成。“诸地为一国”，“诸族为一人”，“成一中华民族”。国家利益认同即维护国家的、生存、发展和安全是我国各族人民最根本的整体利益。国家信仰即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具有的“全民共识(信仰)”，诸如“和谐发展”是这个时代全国人民的民族心理与愿望，体现了国人的共同意志与理想。“国家信仰与公民的个人信仰，包括自由的可以重合但并不矛盾”。中华民族的大认同，国家认同观的构建正是建立在这种一致性的基础之上。
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有着丰富的国家认同资源。千百年来，各民族中国人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血肉纽带和兄弟情谊，共同抵御外敌入侵，捍卫祖国的和统一，维护民族间的团结联合，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构成我国民族关系历史长河的主流。
纵览史卷，我国跨界民族人民卫国土、保家园、抗外敌的英雄事迹历历再现。19世纪后半叶，沙皇俄国频频出兵侵犯我国伊犁。1871年5月13日，科特缅村(今新疆霍尔果斯县域内)的维吾尔、回、哈萨克、蒙古和汉等民族村民为捍卫国家，抗击外敌入侵，与沙俄骑兵展开了5个小时的白刃战，约500人壮烈捐躯。正是由于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我国各族边民遇异国入侵之时，融为一体，毫无歧异，一次又一次粉碎了外敌入侵中国的图谋。1881年沙俄逼签《中俄伊犁条约》，殖民我国边疆人口，强迫我国边民加入俄籍。我国伊犁边民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反抗，宁死不肯离开故土。其壮举令俄人十分震惊：“维吾尔人，甚至在自己强盛的辉煌时代也承认是中国的居民。吉尔吉斯人(此处指哈萨克①)也是一样拒绝加入俄籍。那时，俄国没有任何可能征服他们，并使他们完全臣服于己。”1888年3月20日，英国侵略军遣500人出兵我国。驻守在边卡隆吐山的我国地方少数藏军，以十分落后的火绳炮、弓箭、大刀、投石器等武器奋力抗击英军进攻，在中国民族史上以“军民第一次抗击英国侵略军的斗争”著称。大量史实表明，我国跨界民族地区人民的国家认同意识是经过长久历史发展凝聚而成的，是身份认同意识中的最高层次；不仅反映了边缘地带对保障国家有机体完整的重要地位和边际效应，也印证了我国边缘各族人民在缔造捍卫统一多民族祖国历史进程中的参与程度和杰出贡献；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伟大祖国完整统一是我国各族人民最根本的整体利益。
如果我们对长久以来分裂主义势力在边疆地区散播的一些政治思潮进行分类，可以列举出一些唯心的国家观与极端的民族观交织在一起而衍生出的“一族一国论”、“构筑同质民族国家论”、“单一民族至上论”，并由此引申的“、‘东突’独立论”等等都是被用作干扰、疏离和分化国家认同建构的“理论基础”，并试图 前段时期新疆、发生的问题，表征看似社会稳定问题，其实质是国家统一还是分裂的问题。境内外分裂主义势力之所以总是以边疆跨界民族地区及其特有的人文特� 也正是因为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具有丰富的国家认同资源，进而起到维护祖国统一、领土完整的奠基作用。
五、我国地缘战略思想的自然传承与跨界民族协和而居
我国与邻国跨界民族的形成与历史上中国藩属关系的缔结有一定的联系。回眸历史，历代中央王朝与周边国家宗藩关系的建立是我国古代地缘战略思想的体现。藩属国制度是古代中国大一统封建王朝对周边国家宣扬国威的主要外交手段。藩属国均为弱小之国，主要有分封和臣服两类。藩属国为求庇护归附中国，遣使朝贡往来不断。这是历史地缘政治格局中小国追求大国保护的本能反应。中央王朝多以“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原则，不干涉藩属国内政；以怀柔而替武道，以播朝阕之恩德，以纳四夷之归心，但求边防之稳固。中央王朝与藩属国关系并非平等，而为宗藩。这种宗藩模式建构的松散保护关系取决于地缘政治因素，是双边或多边维护国家利益安全的一种有效方法。“慎其四境，结其四援”，结好邻国，作我屏藩，与我和平，乃历代中央王朝之深谋远虑。春秋之际的“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汉唐时期的“北防、西通、南融”；有明之时，洪武三年，遣使持诏，谕诸藩日：“自古为天下主者，视天地所覆载，日月所照临，若远若近，生人之类无不欲其安土而乐生。然必中国治安，而后四方外国来附。”①有清一代乾隆之“天下共主，中外一视”，雍正之“天下一统，华夷一家”②等地缘战略思想是以“天朝上国”风范，出于与周边民族国家睦邻友好而提出的。诚然，我们亦不否认，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也有陶醉于东征西伐的胜利之中。但是，“四夷宾服，协和万邦”是中国古代地缘战略思想的主流，源于“天下一体”的观念。
反观之，中国与周边国家宗藩关系的终止，总有强权势力出于政治和侵略目的而插手。自1824年起英国不断入侵缅甸，至1886年1月1日英国完成对缅甸吞半。19世纪40-50年代，法国武装侵略安南(越南)；1874年6月，法国强迫越南签订了第二次越法《顺化条约》，确立了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1855年清朝藩属暹罗(今泰国)沦为英国殖民地。1860年英国派军入侵锡金，1864年出兵不丹，将锡金、不丹置于其殖民统治之下。1876年沙俄兼并浩罕。1878年英占领阿富汗。1879年琉球为日本吞并。1891年，英略据清朝属国坎巨提。1893年，南掌(老挝)沦为法国的殖民地。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争夺，使我周边出现危机，尽管清王朝曾为“保护属邦，固守边疆”，派兵与列强交战，但终因朝廷黑暗、疆臣腐败、边防空虚，导致“藩失圉危”之果。中国的藩属国制度与西方列强的殖民体制截然不同。中央王朝对待藩属国的政策是因时变通，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有时从“守在四夷”出发，把本国疆土某一地段让予属国，给列强以可乘之机，以致国土流失”。追溯渊源，哈萨克、布鲁特等都是中国的古老民族，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往来。但自17世纪中叶起，外国侵略者入侵中国边疆，蚕食中国领土，而由于清朝在西北界务问题上的失误，将之划出界外，实行“抚驭外藩，宽以济猛”的藩属国政策。随着伊塞克湖、塔拉斯河等地的界出，我国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部分人民落籍中亚，以形成今日跨居中国与中亚国家之同源跨界民族。西南边界，也由于英、法列强入侵，清朝政府“保藩固圉”边防政策受挫，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将我国云南大片领土划归法属越南、老挝或英属缅甸，形成我国傣、景颇、傈僳等民族与周边国家同源族群
的跨界而居。中国统治者对藩属国与藩部向有强烈和明确的界限意识。与中央王朝建立了宗藩关系的周边国家，诸如缅甸、不丹、尼泊尔、安南、暹罗、浩罕等藩属国被视为“外藩”，采取的政策是“岛屿、沙洲，亦必划界为疆，各有专属”。而对待国内边疆民族地区、新疆、蒙古等藩属则以为“内藩”，立场是“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总体原则是“既不无理强取他国之寸土，亦决不无故轻让我寸土于人。”
地缘特征决定外交政策。“和”为我国地缘战略思想之要，影响了历朝历代的外交政策实践。时至今日，中国提出“和谐世界”的外交思想乃是中华民族“和为贵”的自然传承。“和谐世界”是以“和谐周边”为地缘依托，而向纵深发展。我国提出的“与邻为善， 我国与周边国家大都是历史上曾经饱受欺凌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虽然彼此之间山水相连，一些人民族源相同，但是各国历史不同，环境有别，国情各异。中国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态度，一贯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地缘安全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型安全观。首先，中国在“和平发展”理念的引导下，通过谈判逐一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增进了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彼此友好和信任。再者，面对传统的安全威胁和日益突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坚持积极的防御性国防政策，不断加强国际合作。“上海合作组织”机制的形成和发展即是我国与邻国在地缘战略航路上谋求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做出的重大抉择。
在国际关系的变动中，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理性认识跨界民族问题，与邻边国家在政治上协调沟通；利用跨界民族地区特色，与邻边国家在经济上合作互利；发挥跨界民族亲缘关系，与邻边国家在文化上交流借鉴；依托跨界民族区位优势，与邻边国家在安全上对话协作。将历史渊源、地缘关系、族群共源，文化共性等因素，作为加强双边或多边关系的有益条件，争取周边国家和民众对我国维护国家统一和地缘安全的理解与支持；推动“和谐周边”建设，改善地缘环境，以保障我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民族长久的和平跨居。在与周边国家合作互补、共容性发展中福泽于民，把我国边境地区建设成各族人民繁荣、富裕、和谐、美好的家园。综上所述是我们在构建新型周边关系实践中的重要内容。
六、跨界民族居住地方稳定的基础是经济
邓小平指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是经济”。认为：“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发展。”由于地理区位、社会历史和管理体制等诸多原因，跨界民族聚居地方表现出强烈的边缘性和艰苦性特征，面临着一些突出的困难和问题。很多地方生产生活条件艰苦，基础公共设施落后，交通运输制约严重，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生态环境脆弱，自我发展能力不强，人均收入偏低。“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情况虽然有改善，但部分群众生活仍然比较困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构成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分化、社会失调是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的主要原因。我国跨界民族地方的干部群众，特别是农牧民既肩负着生产建设的任务，又承担着守边固边的责任。加快跨界民族地方的发展，尽快改变当地人民的贫困面貌，解决他们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缩小边内差距和城乡差距是边疆稳定、边防巩固的首要。
我国跨界民族居住地方既有对外开放的地缘经济优势，也有与周边国家合作交流的地缘文化优势，存在着兴边、富民、安邦、睦邻的巨大潜力。国界两边同源民族共有的语言优势、文化共性、亲缘关系构成双方开展边境贸易的人文特点之一。彼此之间在心理上形成的历史联系将产生“特殊效应”，发挥其他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的角度客观分析，这一特点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实现睦邻互信和友好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沿边开放政策的深化，我国跨界民族地方与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规模逐渐扩大，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多种形式的贸易空前活跃。跨界民族因素在我国和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我国跨界民族地方资源丰富。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然而能否正确处理边疆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利用的关系，并将其与当地边民生活密切结合，直接惠及各族群众，让他们充分享受资源开发带来的实惠利益，是社会和谐、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基础和纽带。
新疆是我国跨界民族集中的地区。2010年5月中央政府召开了新疆工作座谈会，国家加强了对口支援新疆的力度，建立了直接对口到县市(兵团师团场)的援助机制。许多项目和资金针对性地流向跨界民族居住地方，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然而欲求长远发展必须使对口支援与当地自我发展相互结合。支援省市须将当地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市场优势，准确把握受援地方各族人民的不同需求及其制约因� 受援地方则应通过相应的调节策略，充分调动当地人民的自身能动性和创造性，摒弃“等、靠、要”思想，借国家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输血”之机，提高自身“造血功能”，加快发展。只有双向结合，相辅相成，才能达到实现政策安排、制度设计与跨界人民群众意愿的真正吻合；边疆发展、民生建设工程才能真正奏效。
七、跨界民族、跨国宗教因素的特定关系与被利用
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历来密切相关。每一种都与相应的民族有关。目前我国信教群众有1亿多人，主要分布在边疆民族地区，及至跨界民族地区。在地缘关系方面，与我国接壤的国家都是多民族、多宗教。彼此之间有些跨界民族几乎全民信教。以宗教服务于极端民族主义，导致不同民族和不同的人民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危及世界和平，也是我国周边动荡带凸显的一个新的突出特点。随着一些以民族命名的邻国“主体民族化”趋势的加强，族群边界意识迅速增长。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为宗教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宗教与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交融，使得宗教问题成为民族关系中极为敏感的因素。利用民族与宗教的特定关系，将带有宗教色彩的极端意识灌输到民族意识之中，有意强化民族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民族性，成为狭隘排他性的民族主义的行为路径和用作引发民族分裂和政权剧变的催化剂。
受周边影响，跨界民族因素与跨国宗教因素交织在一起，及其所表现出的民族性、群众性、国际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等特点，程度不同地辐射到我国跨界民族聚居地方。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国际利用跨界民族和跨
国宗教因素，以“人权”、“民主”为幌子，试图控制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制定了干预我国民族事务和宗教事务，争夺文化阵地和青少年的“计划”。在我国西部边陲，“东突”分裂主义势力以民俗活动形式的多样性和民间化，利用人民群众朴素的民族感情和宗教情结，宣传超民族、超地域的“民族共同体”和“宗教至上论”，试图将新疆从中国的版图上分裂出去。境外“达赖集团”也是当前危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最大隐患。“达赖集团”除了与“”、“东突”结成政治上的共谋关系外，还借用宗教作为“联系的纽带”在西部边疆地区挑起事端。一些国际反华组织瞄准边境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利用那里文化相对滞后、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学龄儿童和少年失学现象以及青少年政治上单纯无知、极易受到引诱而误入歧途等弱点，歪曲宗教的本真，利用出版物、音像制品、互联网的便捷性、普及性和渗透辐射力，向受众者灌输民族分裂思想，在青少年中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蒙蔽性。
我国跨界民族地区因其边疆性特征，多为经济欠发达地区。边远性与贫困性相叠加，在外源因素的刺激下易发社情问题。特别是在部级和自治地方级的贫困县，由于就业、上学、医疗等困难直接涉及跨界民族群众的切身利益，使他们产生失落感。人们会因生活贫困、文化生活落后，物质条件无法满足心理夙愿，便祈求自然力量一宗教来满足自己的愿望和精神需求。这样一来，一些极端主义组织往往会借用民族的外衣和宗教的旗帜，去迎合人们改变现状的要求，甚至引经据典，利用作为“族民”聚合的力量，诱发社会的不安。
内外互动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影响不可避免。鉴于跨界民族和跨国宗教的存在，一国边境出现问题，在国际上会引起连锁反应。一国处理民族问题的态度也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从这一意义上说，在认识和处理涉及民族宗教事务时，须把正当的和宗教活动，把人们善良的宗教愿望和民族感情，以及特定情况下的某种情绪与利用民族、宗教从事破坏国家利益的违法活动区别开来，保护正常的民族文化和宗教活动，遏制非法宗教活动，严厉打击借重民族、宗教因素进行分裂和恐怖的活动。正确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维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稳定的重要内容。引导得当可使宗教成为有利于社会安宁、民族和睦的积极因素；处理不当一般的民族宗教问题也可能发生转化。因此，在理论和政策方面，以法律为原则，科学界定和划清不同类型和不同层面问题的界限，利用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资源为边疆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提供基础环境和强大动力至关重要。
八、结语
跨界民族居住地区与邻国交往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形成发展跨界民族关系的重要条件。跨界人民散居在不同的多民族国家，会在多元文化元素的碰触中发生文化涵化，即文化接触、文化适应和文化移入。但是由于历史形成的生存环境、观念形态和价值定向等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在心理上的凝结，以及同源民族的感情、文化特征、、地缘联系、历史渊源等因素，使得同源不同国跨界民族间极易产生政治、经济、文化(包括宗教)上的相互影响。在地缘环境和外力作用之下，以上因子会削弱跨界民族成员的国民身份认同，而提升地理维度的政治认同，出现离心外倾。
2012年11月10日，“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第十届年会暨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对外关系学术研讨会”在广东东莞召开。会议由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和暨南大学主办，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华侨华人研究院承办。全国60多所高校的国际政治教学与研究单位100多位代表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大家围绕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对外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
一
此次会议特邀国防大学杨毅教授作了题为“创新战略思维，应对国际挑战”的主题演讲。他认为，当代中国的国际角色正在发生新一轮重大变化：首先，从地区大国走向全球大国，世界需要重新定义中国；其次，从国际体系中的配角走向主角，由于自身综合国力的增长导致国际影响力的增长；再次，从单项大国到综合性大国，目前我们不仅是经济大国、人口大国，而且我们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力量也在不断上升。
杨毅教授指出，由于当代中国身份和地位的变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崛起受到制约。当代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总体改善，这是我们战略机遇期之所以还存在的根据。美国是当代中国整体安全环境的主要变量。周边安全环境多元性与复杂性并存，美国担心我们强大后强夺主导权，周边国家担心我们强大后欺负它们，这两股力量已经形成一股合力，这是我们周边安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难题。为此，我们需要以新的战略思维，运用综合战略资源来应对国际挑战。
首先，创新战略思维，改善外部环境。强化四种意识：即“独立自主意识”、“国际关系准则意识”、“国家利益意识”、“刚柔并济意识”，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新的形势，挑战很多，我们决不能坐以待毙，坚持“预防为主”、“前期介入”、“反向制衡”三项原则，争取战略主动。
其次，坚持“实力加合作”的总体安全思路。当今国际社会还没有摆脱丛林理论，中国要和平发展，要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必须要有自己的实力，包括军事实力，军事实力发展要低调加速、适度展示、谨慎使用。
再次，统筹兼顾，重点经略周边安全环境。搞好周边的思路是搞好四个方向的平衡统筹发展：固北、稳西、安东、拓南。北部方向就是要搞好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确保在北部方向没有大的安全压力；西部安全环境很复杂，上海合作组织作为缓冲带，我们首先要稳定住，搞好建设；东部是我们的主要战略对手对我们进攻、防守、封锁的地方，东部有许多安全热点问题，需要安定住，克服美国、日本的挤压而走出去；海洋是重要的战略通道，南海我们要拓展，手法要稳妥，经济做先行、军事做后盾、外交做周旋，战实地、获实利。总的来讲，我们的四个方向要平衡，达到稳定发展。而我们周边战略思维应该发生一个根本变化，过去考虑地缘政治主要考虑如何防止外敌入侵，边界省份是抵御外敌入侵的前沿阵地，现在边界地区是拓展国家利益的辐射带，是向外合作的前沿。
第四，刚柔并济地处理重大安全议题。在处理重大安全议题上做到：维护核心利益，坚决斗争不退让；拓展重大利益，合作中谋长远；争取一般利益，灵活动作，不激化矛盾。主动塑造新的姿态，从“不惹事”、“别出事”到“做事谋事”。
第五，运筹好与周边大国的双边互动，谋求主动态势。在经营重大双边关系的互动中，贯彻稳住美国、拉住俄罗斯、和睦东盟、恩威日本、争取印度、稳定半岛的原则。摆脱美国的战略围困，塑造周边安全地缘战略形势的有利态势。
杨毅教授的主题演讲得到了与会学者的积极回应和热烈讨论。
二
在此次会议上，专家学者们分别围绕“中国崛起与中国和平发展”、“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与对外关系”、“海外华人在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四个主要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一）关于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问题
对于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问题，学者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如何定位以及如何对待与美国的关系等方面。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通用13篇】
有学者认为，中国实现可持续的和平崛起，很重要的是内部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现在没有外部力量能够压垮，而能够阻挡中国可持续和平崛起的是战争，所以在战争问题上要谨慎。也有学者认为，和平发展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唯一道路，这与发展国防现代化不矛盾，中国要以军事力量作后盾，以经济手段先行，以外交手段配合。
其次，如何看待美国。美国是当今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是事关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有观点认为，美国处于长周期的衰退期，2030年中国GDP就可以赶上美国；但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正在崛起，但美国并没有衰退；也有人认为，虽然中国GDP在10年、20年之后超过美国，但中国GDP的质量与美国、日本比还是差很多，中国基本上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西方的高技术产业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的人均GDP也还排在世界的90位左右，还是相当落后的。总体上，大家认为，中美之间应尽可能实现建立相互尊重的新型大国关系。
最后，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中国在软实力建构方面，要注意主观努力与客观效果的差距，信息时代信息量爆炸，关键是要使人们注意到你的信息才是有意义的。我们处于成长的烦恼、孤独的崛起阶段，中国和平崛起时期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即处理和平发展与深化军事斗争准备的关系，和平发展与少数极端民族主义的关系，中国如何定位与美国的关系，等等。
（二）关于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与对外关系问题
概括起来，围绕该议题，主要讨论了以下几方面内容：
1.关于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关系问题。
有学者提出了一个引起广泛讨论的观点，即以外交周期30年作为一个衡量角度，认为中国到2039年的时候，有可能发生一场大的战争。有学者提出质问：霸权国与崛起国必有一战的论述，把GDP作为唯一依据是否合适？有的学者认为，如果作这样的判断，中国势必要改变防御性的安全战略，但目前并没有这样一种迹象。还有学者认为，用两个周期作为预测基础是否太少了？还有学者认为：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关系变动，不是一个外交周期的问题，而是一个外交环境变动的问题。大家期待这一观点能作进一步的论述。也有学者对此观点给予了应和，认为也有可能到2039年，中国可能实现了对美国地位的和平替代。
2.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
有学者提出如何概括中国的对外政策的问题，认为用和平发展完全概括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不够的，还应该有安全合作，作为一种更具体层面的概括，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的外交思维。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外交战略目前还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地位，和平共处这样一个原则是非常抽象的，也是一个最低层次的政策宣示， 安全合作是一个更高的层次，更能体现中国外交安全政策的基本导向。
3.关于中美关系问题。
有学者通过解读美国重返亚太或者说重新强化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分析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影响。认为美国并没有把中国看作敌人，而是把中国看作对手，因此是一个战胜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消灭的问题。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尽量延缓中国的崛起而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而战略路径选择是造势和造事。在很多事端上给中国制造很多的麻烦，造成一种不利的态势，这是一种间接战争的思路。美国会把军事作为最后的手段，主要还是在经济和政治上对中国造成牵绊。大多数学者对中美关系的前景都持相似观点。有学者就认为，中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在经贸领域，虽然美国在全球战略上是处于收缩态势，但是在亚太战略上却是处于扩张态势，中美还是一种竞争中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国安全问题处理的关键还是在于将国内问题处理好，这是解决中国安全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有学者提出，我们很多安全判断的假设，是中国在经济政治上持续稳定平稳发展，但我们是否还要关注其他方面的可能性，当内政出现问题时，我们是否也要考虑准备应对另外一种可能出现的安全格局。还认为，中美关系好不到哪去，也坏不到哪去，竞争性合作将会是在亚太地区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的现实。
4.关于中俄关系问题。
有学者提出中俄关系存在一种错位，在俄格战争爆发，俄罗斯特别期待中国给予安全上的应和的时候，中国并没有及时地给予支持，而当现在中国周边海洋争端有求于俄罗斯时，俄也表示了冷漠。尽管气氛不好，但中俄的战略关系是值得重视的。美俄都在重返亚太，或者说是在重新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存在，而对中国来说，有一个定位问题，究竟是把哪个方向作为自己安全战略的重点。往东发展，就意味着中国在安全上会与很多国家发生矛盾，而历史上，我们在多次与日本的角逐中并没有占上风，所以往西可能对我们是一种更有利的选择。在整体战略布局上，我们可能最终是往东的，但先西可能更稳妥些。
（三）关于海外华人在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
此次会议的主办单位之一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府，会议设置了“海外华人在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议题。
目前，中国的海外华人华侨估计有5000万人，还有3000万归国华侨侨眷，这是一个庞大的资源，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平台，如何利用这个资源和平台来对中国和平崛起做出贡献，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有学者认为，首先，华侨华人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当中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可以推广中国文化、传承中国文化和创新中国文化。其次，华侨华人在中国的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中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第三，华侨华人在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塑造中国形象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第四，华侨华人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平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资金引入、中国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乃至政治发展中也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此外，与华侨华人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涉及中国的海外利益问题。有学者从排华与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角度进行探讨，从19世纪的排华运动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都发生了对华人的排挤，或者说对华人经济安全、财产安全甚至人身安全的冲击。怎么保护海外华人的利益，如何解决海外华人的困境，学者们提出了一些设想，比如可以建立机制化、系统化、常态化的应对机制。目前各国都有大量海外侨民，比如美国、日本、印度等都有自己保护侨民的机制或者政策，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政策办法，为我们制定相应政策提供参考。
（四）关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问题
这个议题的讨论，是由国务院学位办下发的文件《国务院学位办关于对一级学科简介和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征求意见的通知》引发的。按照文件对学科的设置，目前政治学下设8个方向，即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建设与中共党史、国际政治、比较政治、公共事务治理、政府与政策。学科“危机”自然就从这里谈起。因为有很多是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但是国际关系学科不列在其中，大家就感到这对学科和学科建设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讨论中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另一种认为这是学科发展的大势所趋。总体来说，与会学者有一个基本共识，认为这确实对国际关系学科是一个重大挑战。对此，大家从学科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分析原因：从学科内部来说，大家反思学科本身存在的问题，比如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名称问题，学科基本的学术史、方法论建设问题，教材建设问题，等等。另外，这个危机是从外部而来，教育部的学科设置，本科是国际政治，硕士有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这种设置也容易造成混乱。这次的意见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外部冲击。
对于如何应对这种挑战，有两方面的意见。一方面是从内容上讲的，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固守阵地。就是坚持原本的设置，在此基础上完善学科建设，组织编写教材，总结学科的学术史、思想史，等等。二是扩大阵地。在全球化时代，各个学科都会遇到不同的危机，有人提出可以进行学科融合，将一些相关学科纳入进来，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增加社会影响，扩大话语权等。三是另立门户。有人提出可以转危为机，将学科独立。另一方面是从形式上，大家提了许多意见，认为研究会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组织专家学者专门讨论学科的界定，达成共识，制定比较好的应对措施。
未来10年亚太安全格局主要变量的发展前景
与会学者围绕着中美究竟谁是亚太安全格局的最主要变量、日本能否称得上亚太安全格局的主要变量之一及朝鲜半岛与亚太格局变化的联系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并深入交换了意见。
首先，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中国是亚太安全格局的最主要变量，但美国是牵动亚太安全局势变化的最大外部因素，且中国在未来十年与美国还有数量级上的差距。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所谓格局指的是一个区域内主要力量之间维持均势的局势。随着亚洲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各主要力量均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投入与博弈。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发展是影响亚太形势最活跃、最能动的内在因素。未来十年中国将继续保持快速的发展势头，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作用也会进一步提升。但另一方面，与会学者也指出美国是牵动亚太安全局势变化的最大外部因素，其目的在于维护在本地区的霸权与主导权。具体措施如美国加快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调整，实施战略“再平衡”，推进其亚太军事同盟体系与区域安全机制对接，明确提出部署反导系统，推动“美日+1”等形式的小三边合作等。美国的种种举措使得东亚合作中的政治安全因素增多，中国周边战略压力增大；导致发展主题和务实合作受到冲击；使得一些敏感问题更加突出，且可控难度加大。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即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未来十年的经济总量可能与美国接近，但人均GDP至多达到美国的1/4，而两国在科技、军事实力及教育等方面的差距仍很大，中国的综合国力仍不能与美国抗衡。基于此，中国应继续奉行“韬光养晦”的战略思想，妥善处理中国自己的问题，不要急躁冒进，要相信未来亚太地区格局调整在大方向上对中国是有利的。
其次，关于日本能否称得上亚太安全格局的主要变量之一的问题，与会学者的观点呈现两极。有学者明确指出日本已经称不上亚太安全格局中的主要变量了，认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未来有可能陷入第三个“迷失的十年”；国内政治持续动荡，首相更替频繁；国际政治上攀附美国，没有独立战略可言，如果硬要说日本的国家战略那也只有攀附美国一条。但相反意见认为，日本是“经济出局，军事入局”。其战略的重要性，是以破坏性而非建设性方式体现出来。一方面日本要为构建亚太地区秩序发挥主导作用，适时抓住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契机，积极深化日美同盟；另一方面日本积极实施新的海洋战略，并将之与新安全战略重合，推行“动态防卫战略”，加大整合中国周边势力的力度，意图实现对华战略包抄。
关于日本问题，与会学者意见比较一致地认为尽管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崛起，但重走战前老路、重新法西斯化的可能性极低。
最后，朝鲜半岛与亚太格局变化联系呈现愈加紧密的趋势。朝鲜核开发及内政问题是本次与会学者关注的重点。有学者指出，朝鲜在拥核保核的同时正在增加与外部的联系，但面对明确的外部挑战，其回旋余地很小，短期内是不可能弃核的。至于去世以来的朝鲜政局，其长期的稳定性正在增加。目前施政的重点在于竭力缩小与韩国的国力差距，使之出现有利于朝鲜的转变。
与会学者总体上对韩国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持批评态度，认为其既无战略意义亦无较好的政策对应。下届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注定要有所调整，但也不会回归到金大中时代。目前韩国的统一准备主要是对朝鲜的心理攻势，但也有某些实际动作，如更加重视与朝鲜展开经济合作，坚持开城工业园区的运作，不断试探中韩朝经济合作的可能性等。上述举动已经包含有在未来朝鲜发展中抢占先机的意图，势必对半岛局势产生影响。与此同时，日本虽在安全领域对朝态度强硬，但同时也相当关注朝鲜经济运行态势，也希望能抢占先机。而美国对朝政策受国内选举因素左右，走了一个循环，虽然对朝的不信任在加深，但并不希望朝鲜问题在选举年失控。
至于中国的应对，有学者指出关键在于中国是否能够拉住美国，承认朝鲜拥核的现实，形成有效的危机管控。中国需要稳定，力图在东北亚经济发展中占领先机，朝鲜也希望经济有所发展，是否能借机成立中朝韩经济合作的平台等，应是中国认真思考的问题。
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作用及发展趋势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目前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美国通过多个双边军事同盟及推动“美日+1”等形式的小三边合作成功地介入地区事务中，并将矛头直指中国，还意图将东亚峰会打造成亚太首要的政治安全机制，从而主导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这直接导致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中缺乏一个能够将中美全部包括在内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
自己要发展，也要让别人发展；自己要安全，也要让别人感到安全；自己要过好日子，也要让别人过好日子。这是中国倡导和奉行的理念，相信也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人给中国维护合理合法的国家利益的行动扣上“强硬”的帽子，甚至鼓吹“中国”，这或者是别有用心，或者是不了解事实。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也将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利益，这两者并不矛盾。
我们维护的是自身合法权益，要守住的是属于自己的东西，而非去抢占别人的地盘。只有国家的、安全、发展利益得到维护，和平发展道路才能走得稳。中国是讲原则、讲道理的，同时也是有底线的。
与周边国家作出共同努力
我注意到，有些人称，近年来世界上有点“乱”，而亚太地区有点“热”，很关心中国如何看待亚太形势，如何处理周边关系，特别是争议问题。
关于世界有点“乱”的看法，有一定道理。的确，当今世界仍很不安宁。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不稳定，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所上升，一些国家战事仍酣，民众颠沛流离，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这些问题是摆在人类面前的共同挑战，需要国际社会拿出决心、勇气和智慧共同应对。
关于地区形势，我认为，当前亚洲地区正在经历深刻复杂变化，虽然地区形势中出现一些新的复杂因素，但总的来说，特别是与其他地区相比，亚洲总体形势是好的。
一是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二是保持了地区总体和平稳定的局面，争议问题处于有效管控中，各有关方面正力求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三是亚洲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吸引了世界各方的眼球。
亚洲国家对本地区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和自豪，期望继续保持地区和平、发展、合作的良好势头。这是地区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发展潮流。那些同地区形势主流相违背的做法，既不得人心，也站不住脚。
关于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首先我想讲一个基本数字：中国有2. 2万公里陆地国界线，与14个国家陆地相邻，有1. 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同8个国家隔海相望。有这么多邻国的国家，世界上寥寥无几。一个良好的地区环境自然是中国周边政策的目标和真诚的愿望，也符合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为此，中国同周边国家作出了共同努力，并取得可喜成果。
中国同14个陆地邻国中的12个彻底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与其余两国虽然还未划定边界，但保持了谈判势头，维护着边界地区的总体稳定。
中国不仅同周边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而且同绝大多数周边国家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
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给地区各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有力地促进了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合作。
我认为，在世界有点“乱”之时，处于加快发展关键阶段的亚洲国家更应倍加珍惜和平稳定的良好局面和持续较快的发展势头，不让任何因素来干扰、折腾、迟滞、破坏我们的发展与合作。冷战后的20年，见证了亚洲的和平安宁、互利合作，见证了亚洲快速发展、不断崛起的进程。
今天亚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果亚洲国家能排除干扰、妥处分歧，同心同德、互帮互助，集中精力搞建设搞合作，20年后的亚洲必将能再上新台阶、展现新辉煌，为世界和平发展合作作出新贡献、树立新榜样。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抓住机遇，共同努力。
通过对话避免局势恶化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中国将按照十的精神，始终坚持与邻为善、 我们还将“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为亚洲的共同发展、合作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与周边国家共同营造稳定、繁荣、和谐的地区环境。
我们将致力于与周边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大力推动互联互通建设，扩大贸易投资规模，深化人文交流，加强安全对话与合作。坚持协商一致、循序渐进、照顾各方舒适度等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方式，构建开放包容的地区架构。
无论今后中国发展取得多大成绩，睦邻友好政策只会加强，不会削弱，中国将永远做周边国家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中国拒绝“国强必霸”的逻辑。称霸扩张不是中国的文化，更不是中国的政策。
世界历史已经表明：任何搞霸权搞扩张欺压他国的国家，无论多么强大，最终都没有好结果！这是历史铁律。
亚洲地区的确还存在一些多年遗留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问题。我们主张有关国家以地区和平稳定大局为重，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谈判寻找妥善解决和管控争议的办法，避免局势恶化升级。在争议得到彻底解决前，各有关方应避免采取使争议扩大化和复杂化的行动，以维护地区稳定。
在问题上，我们希望日本新政府能够正视历史和现实，作出正确决断，为克服两国关系中的困难、使两国关系回到正常发展轨道作出切实努力。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是明确的、一贯的。南海问题的实质是有关国家围绕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南海部分海域划界的争议。中国一贯主张应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加以解决，在争议解决之前，各方应努力维护南海的稳定。对于有关争议，中方认为，邓小平先生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主张，仍不失为破解难题的可行思路。
要强调的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是坚定的，维护国家领土和合法权益的决心也同样坚定。我们将继续致力于与周边国家妥善处理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努力维护周边睦邻友好大局。我们希望有关国家与我们共同努力。
亚洲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亚洲。我们欢迎域外国家建设性地参与亚洲的发展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
中美关系应该打破“历史定律”
关于中美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而又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
两国能否友好相处，其影响远远超出双边关系范畴，关乎全球的和平稳定繁荣。有评论指出，历史上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历来激烈碰撞，屡屡爆发冲突和战争，这似乎已成历史定律。但我们拒绝接受这一历史宿命论。
主要理由是，如今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关系已发生重大变化，利益深度交融、国家相互依存，面对此起彼伏的全球性挑战，同舟共济、共同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普遍愿望，这也是势不可当的历史潮流，顺者昌、逆者衰。我们对此有清醒认识，也是从这样的角度审视和把握中美关系，致力于为老问题寻找新答案，探索构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关系的交往历史也已表明，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2012年恰逢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两国恢复交往40周年，两国关系进入“不惑之年”，取得了巨大发展，特别是两国领导人就探索构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站到了又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另一方面，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发展程度、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差异很大，还存在着台湾、涉藏等重要敏感问题，这些问题处理不好，会对双方关系带来干扰甚至造成严重破坏。
消除“战略互疑”，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任重道远，需要双方作出不懈努力。当前，我认为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要坦诚深入沟通，避免战略误判。中美两国保持着密切的高层接触与往来，建有包括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战略安全对话、亚太事务磋商等多个重要对话沟通机制。在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复杂变化、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两国间深入沟通交流，坦诚交换看法，探讨应对之策，加强协调合作，将有助于减少彼此猜疑、增进战略互信。除了加强在全球性问题及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对话、协调和合作外，十分重要的是，要本着切实相互尊重的原则，努力了解对方的国情民意，尊重对方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二是要大力开拓务实合作的新亮点。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过去十年，美国47个州的对华出口增长率达到三位数以上，中国成为美资企业重要的利润来源。美国 中美双方应当紧紧抓住在新能源、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机遇，支持扩大双向投资，加强地方和人文交流，挖掘合作潜力，积极扩大利益交汇面，通过日益增多的共同利益为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增添正能量。
三是要努力在亚太实现对话合作大于摩擦分歧的局面。亚太是中美利益交织最紧密、互动最频繁的地区。中方尊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正当利益，欢迎美在亚太地区发挥建设性作用。美方也应尊重中方在该地区的利益和关切。双方应就地区形势、各自亚太政策等问题加强坦诚交流沟通，增进了解，扩大共识，稳步推进三方和多方合作，妥善处理和管控分歧。对于地区国家间存在的分歧和摩擦，希望美方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不要拉偏架、“帮倒忙”。亚太不应该是中美竞争的“角斗场”，而应当成为中美合作的“大舞台”。
关键词：爱国主义教育；家庭公义教育；社会主流思想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2-0081-02
两宋时期，爱国主义向纵深发展，不仅在于形式更加丰富、内容更加深沉，更在于其已成为文人士大夫的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两宋文人士大夫的浓厚的忧患意识、强烈的责任意识的积极入世精神是两宋社会能在风雨飘摇中坚持三百多年的源源不断的动力。而两宋爱国主义得以向纵深发展，是家族文化、家庭教育、社会思潮、生活环境和个人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家庭教育、社会思潮、生活环境作用尤为突出，而个人对家族文化、家庭教育的热爱、继承和发展以及对祖国的那份热忱也是不容忽视的。相形之下，在经济科技全球化的今天，部分大学生更注重追求功利和享受，爱国热情淡薄，而家庭对孩子的爱国主义教育显得苍白无力，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呈现反面消极色彩，生活环境对大学生意志、思想体现出消磨腐化作用，这对新时期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是极其不利的。
一、部分大学生存在的消极思想
（一）金钱至上、利益优先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道德评判标准和价值评判标准在当代大学生思想领域受到严峻挑战。与两宋爱国诗词作家的以天下为己任、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相比，当今部分大学生更注重个人主义、务实主义和利益主义。在学习、工作、生活和交友等方面都讲究金钱至上、利益优先。具体表现为：考大学进行专业选择时，考虑更多的是就业方向好的专业；上大学选修课程时，考虑的不是对自己专业是否有益，而是老师要求宽与严，学分多与少，以及容不容易过关等；学习过程中不踏踏实实掌握知识，而是考试临时抱佛脚，投机取巧；毕业择业时，首选不是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而是到工作条件好、报酬优厚的地方去；走上工作岗位后，工作不踏实肯干，却善于逢迎拍马；交友讲究身份地位等等。
（二）崇尚享乐、意志薄弱
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家庭条件的日渐优越，为当代大学生的生活提供了厚实的物质基础。部分大学生在家里过着衣食无忧、众星捧月的日子；在学校缺乏理想追求、学习不努力，却讲究排场、互相攀比、注重穿着装扮、过早涉足恋爱、迷恋网游、追求刺激、崇尚享乐等。在长期的享乐的迷雾中，他们与勤俭节约、吃苦耐劳越离越远。他们追求享乐、爱好刺激，却缺乏经历风雨的勇气，耐挫能力差，意志薄弱，遇到困难挫折就退缩，甚至自暴自弃。
二、造成部分大学生消极思想的因素
（一）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物质文明正在发生变化，人们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社会道德也悄然而变。大学生正处于青春年华，思维敏捷、体力充沛，易于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这些特征使他们在竞争中占有一定的优势，但也容易在经济社会转型中受到冲击。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意识和经济意识，影响到部分大学生的道德层面和价值领域就会过份强调个人的本体意识和经济利益，过份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考虑问题时往往以自我为出发点，加之现实社会中存在种种不道德行为，致使部分学生对集体主义价值观产生疑惑，从而造成其人生价值取向倾斜，形成了金钱至上、利益优先的人生价值观，而社会责任感减弱。
（二）家庭公义教育的缺失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地提高。但面对市场竞争的压力，父母为了自身的发展、为了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对经济利益孜孜以求，这对孩子的价值观起了错误的导向作用；在家庭管理中，由于多是独生子女，父母对他们关心更多的是物质上的满足和学业上的进步，而很少关心其精神和心理的需求；在家庭教育中，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适者生存的规则，他们在对孩子的教育中更注重“功利”教育，即学好知识、考好学校、出国留学、取得好工作、获得优厚的待遇等等，而缺乏对孩子进行传统的社会公德、责任意识和奉献意识等“公义”教育。这对子女早期人生观的形成是极其不利的，也将影响日后学校的教育、社会的教育，甚至是子女的一生。
（三）养尊处优生活的消磨
当代的大学生多出生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成长于21世纪初。此时，我国改革开放已取得较大成就，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出现了建国来较好的局面。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优越的家庭环境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了良好条件，而大部分的父母对孩子的要求往往都是有求必应，甚至挖空心思替孩子设计好人生路，为孩子的成长安排好一切。成长路上的一帆风顺，使部分大学生缺乏忧患意识和吃苦耐劳精神，进而滋生了享乐意识。又由于一直有家庭“温室”的庇护，使他们失去了在外面经历风雨的锻炼，所以耐挫能力差，遇到困难挫折就退缩，甚至自暴自弃。
三、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
（一）积极营造健康的社会主流思想
1、要坚持用社会主义主流思想引导教育学生。从两宋诗词作家爱国思想形成的环境来看，一个国家要有一个健康的主流思想来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相当关键。由古及今，当今社会也需要有一个健康的主流思想来引导、端正人们的社会心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中西方文化的相互融合，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并存是客观的必然的趋势。在多元化思潮中，难免有一些与我们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不一致甚至是背道而驰的非主流思想观念，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使其理想信念、政治认同和价值取向等发生变化。对于这些非主流思想观念，我们要用社会主义主流思想加以引导，变不利为有利，让它们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因此，在新时期，我们要积极发挥社会主义主流思想的引领作用，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和谐社会理念和科学发展观来引导教育大学生，端正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要善于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感召教化学生。从两宋诗词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思想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曾为我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积极有利的成分，如忠信仁爱、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忧国忧民、和谐持中等思想，加强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培养学生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优良品质，增强学生对社会的责任意识；要用古代仁人志士的爱国事迹来感召学生。通过形象、具体的人物事迹来感染、熏陶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能够渲染和升华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不缺乏爱国的仁人志士，范仲淹断齑苦读、岳飞精忠报国、文天祥宁死不屈等，都是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素材，这些人物事迹真实感人，在爱国主义教育领域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是激励大学生为中华民族的强盛努力学习、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3、要善于借鉴两宋诗词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丰富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从两宋诗词所表现的爱国主义来看，诗词创作和诗词欣赏是审美精神创造的重要手段，也是美的传播的重要途径，它能使人保持对社会的审美追求和对道德美的追求。两宋诗词有的格律、意境和韵味所形成的美，能给人心灵的感受，更有着直接诉诸于感官刺激所无法产生的深刻和久远的效果。它能使人们在喧嚣的流行和贪婪的物欲中沉静下来，得到精神的安宁和情操的陶冶。所以，我们要巧妙地运用诗词及其蕴含的道德情操，来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丰富学生爱国主义的教育形式，提高教育实效。要在文学教育中借助诗词的美学效应和吸引力，加强对学生的美德教育，让学生在诗词创造的韵律美、意境美和精神美中徜徉，让学生在诗词精神生活的家园里学会发现和感受生活中的美，培养学生对生活的热爱和人文素养，提高学生的道德情操。
（二）充分发挥家庭公义教育的导向作用
从两宋诗词作家的家庭教育来看，实现“功利”与“公义”的和谐统一对于培养一个合格的有利于社会的人是相当重要的。而面对着社会、市场竞争、就业的压力，现今大部分家庭教育更注重对孩子进行“功利”教育，而忽略了“公义”教育，直接误导了子女的个人价值取向。因此，在生活节奏日益紧张的今天，父母们首先要端正自己的价值观，追求良好的道德品质，约束自己的行为习惯，养成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为子女树立良好的榜样；其次要改变家庭教育观，要把培养子女良好的待人接物习惯、健康的人格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作为家庭教育的首要内容；再次要在忙碌之余多留点时间了解子女的内心感受，关注他们的思想动向，在发现他们有思想波动时，要及时引导和教育；最后要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为子女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挥家庭公义教育的导向作用，培养孩子的健全的人格，增强孩子对社会的责任感。
（三）加强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教育
从两宋诗词作家所处的国家安全环境来看，周边安全环境的教育对于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是有很大帮助的。过份安逸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环境容易消磨人的意志、腐化人的思想。当代大学生直接受益于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就，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安逸的生活环境，使他们缺乏必要的危机意识和艰苦奋斗精神。但实际上，当代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还很不太平。因此，要对大学生加强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教育，让他们看到社会稳定局势的同时，也看到我国周边安全面临的威胁，增强他们的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进入21世纪，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是建国以来较好的时期，但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剧，我国周边安全威胁呈现多样化趋势。外部势力插手，干扰祖国的统一大业、中日东海大陆架的争端和的归属问题仍影响着我国的周边安全。朝鲜恢复导弹试射和地下核试验，美日韩加紧作战部署；“东突”民族分裂势力，与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相勾结，大肆进行分裂新疆的破坏活动；分子在西方的支持下频繁在中国国境内制造事端，企图破坏国家统一；印度迅速崛起、中印边界争端、印巴冲突加剧；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等国频频对我提出南海诸岛要求，并对其实际控制岛屿加强军事力量建设；等等。这一系列因素时刻都威胁着中国的周边安全，有些还可能导致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提醒我们不能被暂时的稳定局势所麻痹，不能放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脚步。而中国周边安全局势是对学生进行危机教育的很好的教材。加强对学生周边安全局势教育，能增强学生的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让学生明白加强现代化建设和国防建设时不我待，以及在现代化建设和国防建设中自己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激励学生刻苦学习、努力掌握知识和技能，争取成才，为祖国尽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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