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李桓英出生于北京，童年时跟随父母在德国柏林生活。她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的本科生，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在世界卫生组织任职时，她多次横跨各洲，为贫穷落后地区防治性病和雅司等疾病而努力。
7年任期结束后，世界卫生组织希望李桓英续签5年合同。而李桓英全家已经移居美国，父母兄弟希望她留在身边。不过，这两个选项都被李桓英排除了。
李桓英曾在美国杂志上看过关于钱学森的报道，得知钱学森毅然回国时，她深受触动，“时不我待，作为中国人，我很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想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
于是，她瞒着家人，绕道伦敦，几经周折后终于回到中国。这一年是1958年，她37岁。此后的漫长岁月，她始终无悔最初的选择。
1970年，李桓英在江苏第一次见到麻风病患者。他们有的脸部毁容，有的手脚畸形，有的皮肤溃烂。由于没有有效治疗手段，麻风病患者往往被赶到偏僻之地，报团取暖或自生自灭。
饱受病痛和歧视双重折磨的患者，给李桓英留下深刻印象，她立志要攻克麻风病。1978年，李桓英被调到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后，便将全部精力献给了这一事业。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世界卫生组织着手研究一种联合化疗治疗麻风病的新方法，药物配方已完成，但缺乏临床实验。得知这一消息后，李桓英开始在全国走访调查，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麻风病情况的详细报告，最终获得免费药品和实验项目支持。
带着这批药品，李桓英来到云南省勐腊县的“麻风寨”，劝说这里的每一个麻风病患者服药。
她的到来引来村民一片惊奇：北京来了个女医生，不怕麻风!渴了，她舀起病人家的水仰头就喝;饿了，她大大方方和麻风病患者一起吃饭;病人试探着同她握手，她便拉着手长时间不放。她说：“战士都知道子弹厉害，上了战场不照样往前冲?麻风菌可没有子弹厉害!”
李桓英将国外先进的治疗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服药24个月就停药的短程联合化疗和消灭麻风病的特别行动计划，这一方法使全国麻风病患者从11万人下降到不足1万人，且年复发率仅为0.03%，大大低于年复发率小于1%的国际标准。后来，短程联合化疗法在全球得到推广。
曼南醒村不会忘记李桓英。经过两年治疗，“麻风寨”的患者全部治愈。1990年泼水节，“麻风寨”摘掉了帽子，作为行政村被正式划入勐仑镇。李桓英为村子取名为“曼南醒”，意为“新生的山寨”。
与麻风病的斗争没有就此停止。1996年，李桓英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运动，首次提出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
李桓英长期辗转于云贵川等贫困边远地区。前往麻风病区总是山高路险，李桓英曾2次翻车、2次翻船，锁骨和肋骨都摔断过。她在勐腊坐独木舟过河翻了船，被捞上岸后却仰天大笑：我胖得像个皮球，哪里沉得下去?
20__年12月27日，李桓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消息“刷屏”，因为这位新党员已经95岁了。为什么年逾九旬才申请入党?她说，自己以前还不够格，现在应该合格了。在她看来，入党和做研究一样，都是追求真理。医疗工作者就是要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服务人民也是党员的基本职责。摸着闪亮的党徽，李桓英说：“如果我能活到100岁，还有5%的人生可以跟党走，为医学事业继续奋斗。等到举行葬礼的那一天，希望我的身上能盖上中国共产党的党旗!”
“我要干到100岁!”98岁时，李桓英依然奋斗在麻风病防治研究第一线，为彻底消灭麻风病而努力。她曾说：“人的一生很短暂，只有拼搏，才是生命的最好延长，而再长的生命只为自己也将毫无意义。”
张桂梅校长又上热搜了，但这一次不是让全网热泪盈眶，而是卷入观点争议，让支持她的人感到心情复杂。她在一档专访节目中表达了对“女性当全职太太”的鲜明反对。她讲道：一个学生领着丈夫和孩子回到华坪女中，准备给母校捐一笔钱，当她得知这名学生已做起全职太太，便直接轰人，“你给我滚出去。家庭那么困难，把你供到现在，反而当起了全职太太?”
当全职太太怎么了?为什么不能尊重别人的意愿呢?说尊重女性独立，为什么不尊重女性成为全职太太这种独立选择呢?有谁比一个女性自身更知道什么对自己有利、什么能让自己幸福、什么更适合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观和幸福观，为什么非要把自己的这种偏执以如此强烈排斥的方式强加到学生身上?当全职太太怎么就对不起“教育改变命运”了，贫困生出身怎么就不能当全职太太了?一个个问题像雨点一样飞向昨天被视为“教育天使”的张桂梅，天使的“人设”似乎因为那个“滚”字而黯然失色。幸亏是张桂梅说了这段话，网民能口下留几分情，如果是一般人，早被群殴得鼻青脸肿了。
我觉得当全职太太是一个人的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就没有自我和缺乏独立，但我实在不忍去批评张桂梅的观点。当然，会有一定的道义因素，面对这样一个“教育圣雄”般的人物，批判本身似乎有失道义和力度。泰戈尔的那首诗，“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张桂梅就是这样的人，把自己的肋骨拆下来当火把，点燃了很多大山里的女孩前行的路。她为了教育，为了改变那些女孩的命运，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用命换了一代人的命运。说到关心、爱护、心疼、尊重那些大山里的女孩，我们这些蜷缩在都市咖啡厅里、在键盘上敲敲字、热衷于谈论抽象概念的人，怎么比得上她?我们谈论的只是抽象概念，她接引了几千个女孩走出大山，我们没有理由觉得我们比她更“懂”贫困山区女孩教育这个命题。
这么说并不是失去了一个评论员的判断力，好像一个人成为道德典范，身上有了道义光环，就不能被批评了。不是这个意思。道德圣人也会有认知局限，张桂梅用生命在做教育，并不意味着她每句话都是对的。我说的“不忍”更包含着“同情的理解”这个意思，不要把“支持还是反对全职太太”当成一个抽象的命题，当成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专辩论赛供选手抖机灵的辩题，而要进入张桂梅所生活和面对的那种环境中，进入贫困山区女孩教育这个具体语境中理解“反对女性当全职太太”这个命题，看到它的条件性、矛盾性、语境性和问题针对性。
很多人首先是被那个“滚”字刺激了，如果进入语境，就不会把这个字当成激烈对抗中那种粗野、排斥、敌对的意思，而会看到一个教育者又爱又恨、就像父母不满孩子某种行为时那种带着失望意味的“滚”。
好像不近人情，人家过来捐款，你何以这种态度?人家当全职太太，怎么碍着你了?这可能正是张桂梅作为校长的态度，善良是有牙齿的，学校虽然很缺钱，但对钱的接受是有原则的。接受捐款，接受的不仅是钱，而且也有一种认同的价值观。以后跟学生介绍这笔捐款时，怎么介绍呢?我们的毕业生、你们的师姐捐的?她靠什么给学校捐钱?张桂梅可能觉得无法向学生传递一种她一直传递的那种独立价值观。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捐款涉及学校倡导一种何种价值观，所以我理解她的那种坚韧的立场。她就像一只老母鸡一样，张开翅膀，护着下面的那些小鸡，生怕她们被辛苦培育的价值观受到任何一点误导和伤害。
在抽象层面争论“有无权利当全职太太”并没有什么价值，只有打成生活的碎片，在水里泡一泡，在风中晾一晾，日晒雨淋一下，才有生活的质感。张桂梅也许正是在这种生活质感中持那种观点的。如果看到山区的贫困，看到很多大山里女孩的命运，她们没读书，一辈子就被绑在山里、绑在丈夫和家庭、绑在几个孩子身上，重复着贫困的命运并承受着生活的重压，也许就能理解张桂梅所说“家庭那么困难，把你供到现在”包含的失望了。读书改变命运，对一般人来说，就是可以有多元的选择：当诗人、出国读书、追求自己的兴趣，甚至就是当一个幸福的全职太太。可在经历了极度贫困，穷怕了，因为缺乏事业缺乏独立而在恶性循环中苦怕了、卑微怕了之后，很容易对那种“本以为读了书可以改变命运却又被家庭绑住没了自己”的选择充满警惕。
作为大山女孩的摆渡人，作为拼着命去让女孩通过读书获得独立能力从而改变命运的人，把“一个女孩读书可以改变一家三代命运”当成信仰，看到自己教出来的孩子读了书却没有自己的“独立事业”，还能给学校捐钱，可想而知她的愤怒，甚至觉得是一种价值观的挑衅。
这就是我不忍批评的原因，如果身处她的位置，我可能也会这样做。
最新消息是，被“滚”当事人感激张桂梅。黄付燕在华坪女高同学群里看到了这则新闻链接，“感觉像是在说我”。当天，她把新闻链接转发到了微信朋友圈，并配上了一句转发语——“我们有个性的老大”。
20__年，黄付燕回到母校华坪女子高中捐款，被张桂梅拒绝。那时，孩子不到一岁，黄付燕没有工作，全职带娃。捐款被拒的第二年，黄付燕考上了贵州安顺某小学的特岗教师。10月27日晚，黄付燕接受采访时回应，“张老师话丑理正，她是从我们的立场去说的”。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时任湖南省炎陵县委书记的黄诗燕，却倒在了冲刺的道路上。
20__年11月29日上午，开完全县扶贫工作会，回到县委住所，黄诗燕突发心脏病，不幸殉职，年仅56岁。
在株洲市，在炎陵县，相识的、陌生的，在朋友圈发诗文，在网上建纪念馆，人们纷纷悼念这位炎陵县的领头雁。不少人感叹：产业强了，炎陵美了，百姓富了，诗燕书记却走了。
蹚出一条产业路
他力主发展黄桃，20__年全县近六成贫困人口因此稳定脱贫
去年11月23日晚，黄诗燕乘车3小时，从株洲家中赶到县里，感觉异常胸闷。24日上午，他在县医院检查身体，发现心电图异常。同事和妻子都劝黄诗燕回株洲做检查。
“县里事多，来来回回耽误时间，先挺一挺再说吧。”黄诗燕说。
从上任起，黄诗燕就一直这么拼。为了赶上长沙、深圳两地招商引资活动，他一天工作16个小时;为了推广炎陵黄桃，他跑遍每一个城市推广点、每一个乡村展台……
20__年6月，组织选派47岁的黄诗燕到炎陵县任县委书记。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难啃的骨头：炎陵地处井冈山西麓，既是革命老区，又是欠发达地区;贫困人口比例高，到20__年全县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6761人，贫困发生率达16.57%。
分析县情后，黄诗燕鲜明提出守望“两座山”：守“绿水青山”，望“金山银山”;农业发展重点抓好生态特色产业，比如特色水果、茶叶、药材、花卉苗木等;用好生态山水自然资源，发展全域旅游;以特色种养产业和旅游产业推动精准扶贫。
“后来看，黄书记主抓黄桃产业，抓对了。”分管农业的炎陵县副县长盘晓文说。20__年炎陵黄桃只有5000亩，学农出身的黄诗燕认为，炎陵县黄桃优势种植区与贫困村高度重合，县里高寒山区，海拔高、气温低、空气湿，多沙质土壤，种植农作物“十种九不收”，却适合黄桃生长。
从20__年开始，黄诗燕始终如一为炎陵黄桃站台，大大小小的活动不知道参加了多少场。
终于，黄桃从炎陵的深山沟，走向各地。当地目前种植8万多亩，20__年产值11亿元，黄桃有关收入占到全县农民农林牧渔业收入的40%;4784户14152名、近六成贫困人口靠种植黄桃人均年增收8800元以上，实现稳定脱贫。
鞠躬尽瘁抓脱贫
8年多时间，他走遍了炎陵的每一个村
20__年8月，炎陵县在湖南省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中第一批脱贫，不少干部直呼“没想到”。
“炎陵脱贫摘帽，是我们向20万老区人民兑现的一个庄严承诺。”黄诗燕说。
20__年起，黄诗燕帮扶大源村，几乎一个月进村一次。“隔三差五就能见黄书记到村里来!”曾昭华老人说。
道路硬化、电网改造、路灯安装、自来水，图书室……几乎凡是村民提到的生产生活上的困难，黄诗燕都尽力去协调解决。如今，大源村青山环绕，新居白墙黛瓦掩映在绿树丛中，水泥路直通农家院，果树遍布山间，犹如一幅山水画。这个霞阳镇最偏远、最落后的大村，成了远近有名的风景村。
“山高不如脚背高，路长没有脚板长。”这是黄诗燕经常说的一句话。湖南海拔最高的山在炎陵，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炎陵最多。8年多时间，黄诗燕走遍每一个村，翻越了炎陵的每一座山，有的村子多次去。“120个村他都去过，差不多每个月都有一周，他在村里走访贫困户。”县民政局局长吴集会说。
脱贫攻坚倾注了黄诗燕全部心血。大到扶贫产业选择、重大文件制订、重要举措出台，小到贫困户建档立卡手册，他逐一梳理、逐一审定。
“黄书记很早提出来，要化繁为简，把各种表格整合成一本简洁明了的扶贫手册。”县委办副主任陈德望说，“扶贫手册完成后，从20__年到现在，炎陵一直都在用这本手册，国家、省里来评估考核，都说这本册子做得好。”
20__年—20__年，全县累计脱贫6647户22907人，54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发生率由16.57%降至0.54%。20__年2月通过脱贫攻坚湖南省检查验收，在全省5个同类县中，贫困发生率最低(0.6%)、群众认可度最高(98.49%);当年6月通过脱贫攻坚国家检查验收，错退、漏评“零反馈”。
以身作则好作风
他的办公室是上世纪80年代的平房;每个星期走基层在1000公里以上
走进黄诗燕在炎陵县委的办公室和宿舍，记者很惊讶。
办公室是上世纪80年代的平房，工作人员多次要求进行简易装修都被他拒绝。宿舍很小，床上用品都很普通。
“宿舍里的东西，都是上一任领导留下来的，黄书记上任后没有添置一件新家具。”县委办副主任刘明华说，“平时除了接待外，一有时间书记就在走基层，每天都排得很满。”
“作为党员干部，就是要有功名利禄全放下、一心只为千万家的境界。”黄诗燕多次在讲话中这样说。
“担任炎陵县委书记近9年，黄书记为炎陵发展不辞辛劳，每个星期走基层来回车程至少在1000公里以上。”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黄建中说。
“黄书记在炎陵没有私交圈。”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红兵说，“他常说‘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工作上相互支持，在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工作中交往最好的感情’。”
由于常年在县里工作，离家远，黄诗燕对妻子女儿都照顾不上。平时工作忙，也很少有时间打电话。黄诗燕心里总感觉愧疚，每次洗衣服都和妻子视频聊聊天，“等忙完这阵子，就回家好好歇歇!”可这一等，竟等到天人相隔。
在炎陵县2030平方公里土地上，黄诗燕的事迹还在传颂着。他用8年多始终如一的奋斗，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庄严承诺，诠释了人民公仆的深刻内涵。
20__年，王秀丽看到了张桂梅在全国xx大代表大会上的新闻，她喊着，我有一个梦想。办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那个声音从小县城传到了全国。在公交车上，王秀丽给她发了一条短信，祝贺她的梦想终于要成真了。
最初，张桂梅提出这个想法时，一片谩骂声淹了过来。“别人说我得精神病了，或者是荣誉得太多了，得出瘾来了，老想怎么着怎么着。”那时候王秀丽也劝她，已经得了这么多项全国荣誉了，可以好好地到老了，躺在荣誉上，过完这一生。还有一次县委组织的论证会上，所有专家都投了反对票，“什么年代了还把男女分开?”
20__年，时任华坪县教育局副局长的杨文华，陪张桂梅到央视录制一个节目。去北京的路上，张桂梅说起了自己的这个梦想。杨文华教高中出身，要给学校修个实验楼，修个学生宿舍，和校长一起跑断了腿要钱。他看着这个只教过初中的普通老师，没有任何管理经验，一个人居然想办一个学校?还一身病，随时有可能倒下。而且，师资、钱、校舍在哪?
他故意问她，我们办一所高中最起码要有实验室吧，你觉得这个实验室大概要花多少钱?
她说，两万够了吗?
你做梦去吧!杨文华干脆地说。他觉得自己非常自信，毕竟经验上远远超过她。他发现张桂梅不仅理想主义，还非常幼稚，对建一所学校一无所知。
张桂梅态度也非常强硬，她着急地说，我们等得起，孩子们的成长等不起。早一天把学校办起来，就减少一批走进恶性循环的女孩了是不是?
谁也没有说服谁。后来他听说，张桂梅去昆明“化缘”了。他还听到了她当时的“化缘文案”：我们全县十多万人，一个给我10块钱，我也是好几百万了，全省那么多人，一个人给我5块钱……“你说天真不天真?”
在昆明，张桂梅请云南省总工会的人把她的身份证、劳模证明、报纸报道和种.种获奖资料复印了一大堆，她上街去募捐，一是为了办女高，二也是为了儿童之家。最初答应当儿童之家的院长，一个基金会一年提供7万块钱资金，她也天真地以为，足够了。
第一次去要钱，她下不了车，也张不了口，满大街转悠。她住在省总工会花钱开的宾馆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不着钱，干赔住宿钱和吃饭钱，自己在干些什么事啊，“我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天亮了，她继续坐车，看到一个楼梯上铺着红色地毯的房子，想着这样的地方一定有钱。她进门，对方一看，你是张桂梅老师不是?三个月前听你的报告。那时她刚被评为十大女杰，学习的标语还没有撤下，转头就变成乞丐了，“有个地洞钻进去算了”。她说明来历后，对方批了一个五千的条，说给孤儿院，办学校不管。
后来她有经验了，不去单位找难堪了，就在街上要，她拉着人问，你能不能给我点钱，我有个孤儿院，我想办个学校。人家说，好手好脚不干活，戴个眼镜出来骗人。姐姐听说了，也说她：你的脸皮真厚啊，这是人做的事吗?是什么让你变成了这样。
那5年里，除了克服自己的清高和难堪，她还要面对身体的衰弱，她被查出癌细胞转移到肺，怕身体完全垮掉，她没有选择化疗，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并发症，常常感到呼吸困难。在昆明，她老怕自己忽然窒息，把自己憋死。即便如此，“化缘”来的钱远远不够。
转机在20__年出现。“最最直接的，我不回避，就是张老师干到xx大代表了”，这个曾经坚定的反对者杨文华，看着张桂梅在北京“一炮放出去了”。“华坪通天了”，各级的压力就来了，女高的建设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xx大新闻播出那天，王秀丽收到了张桂梅的回复，只有一句简短的“谢谢”。后来见面，王秀丽就说她，你还挺傲娇的呢。但她知道，张桂梅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和委屈。女高建校那年，张桂梅有一次打电话给王秀丽，在电话里一直哭，说，你要是再不来，我就要死掉了。王秀丽赶紧去找她，半个小时后到了，张桂梅还在哭，也不说为什么。那天，王秀丽没去上班，就陪在她身边，静静地听她哭完。
建起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
1974年10月，17岁的张桂梅跟随姐姐从家乡黑龙江来到云南，支援边疆建设。45年来，她不是一步步走向大城市，而是一步步走向贫困山区。
1996年8月，她的丈夫去世，父母双亡、无儿无女的张桂梅黯然神伤，她决定离开伤心之地，调入丽江市华坪县。她放弃进入全县条件最好的华坪一中，选择了师资最弱、条件最差的民族中学任教，承担起4个毕业班的教学任务。
一年后，不幸再次降临。1997年4月，她查出患有子宫肌瘤，且肌瘤已经有5个月胎儿那么大，需要立即住院治疗。
张桂梅忍着疼痛继续站在讲台上，她不愿意因为自己而影响学生们中考。直到7月中考结束，她才住进医院。打开她的腹腔，医生们倒吸了口冷气：腹腔内的器官全都移了位，肠子已经粘连在后壁上了，取出的肿瘤有两公斤多。
20__年，张桂梅兼任新建的华坪县儿童福利院(华坪儿童之家)的院长。第一天，儿童之家收了36个孩子，最小的两岁，最大的12岁。此后，张桂梅除了上课，还要一把屎一把尿地照顾这些幼小的孤儿。
儿童之家的工作，让她萌生了创办一所学校、让贫困山区女孩免费接受高中教育的想法。经她到处游说，这一善举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华坪县委、政府协调出土地，省、市党委政府划拨了100万元的办学经费。
20__年8月，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级中学在华坪建成。11年来，华坪女子高级中学连续10年高考综合上线率100%，1645名贫困女孩从这里走进大学。
“孙景坤同志在朝鲜守备战斗中，创立功绩，业经批准记一等功一次，这不仅是个人的光荣，全军的光荣，也是人民的光荣，祖国的光荣……”在已通体泛黄的“报功书”上，几句铿锵有力的褒扬之词，开启了那一段尘封的历史——
1948年，孙景坤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参加四平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解放长沙、海南岛等战役，多次立功受奖;1950年，他赴朝作战，参加过上甘岭战役，先后荣立一、三等功，回国后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5年他复员回乡，深藏功名服务百姓，甘于清贫、坚守初心。
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金山镇山城村的老复员军人孙景坤，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本色。
“这是一等功奖章，这是三等功奖章……”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山城村，一间不起眼的平房里，整洁的书桌上摆放着96岁的老英雄孙景坤的军功章。
孙景坤的故事，得从72年前的1948年说起。
那年1月，24岁的孙景坤告别新婚妻子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40军119师357团参加四平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解放长沙、海南岛等战役，屡立战功。
在解放四平的战斗中，孙景坤是机枪手，是敌人火力重点打击对象，密集的子弹袭来，如今他的身上仍留有不少伤疤。由于表现出色，1948年，孙景坤于战地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刚从海南战场撤回的孙景坤，立即随部队集结安东(现辽宁丹东)待命。
“保卫和平，保卫胜利果实!”10月的一天，命令终于下来了，孙景坤随部队一起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1952年10月27日中午时分，孙景坤所在部队坚守上甘岭161高地，在击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后，部队伤亡惨重，161高地三面处于敌人的火力控制之下，增援部队很难上去。当时担任副排长的孙景坤带领9名战士，带着8箱手***、两箱子弹，从敌人火力死角突上阵地。在击退敌人疯狂反扑中，孙景坤击毙数十名敌人，和最后剩下的3名战友顽强地坚守在阵地上。赶来支援的战友找到了昏迷的孙景坤。
1953年，孙景坤荣获一级战士荣誉勋章。同年，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英雄报告团成员，孙景坤受到了亲切接见。
“为民干事，一刻也不能等”
硝烟散去，孙景坤将奋斗的“战场”转至亟待脱贫的家乡。1955年，孙景坤复员，他主动放弃城市工作的机会，将各种功绩证明悄悄收藏起来，决定回乡务农。再次成为农民的孙景坤感慨地说：“当过兵的我与之前不同了，从火线入党那天起，我更坚定了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事业中去。”
怀揣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愿景，孙景坤在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上辛勤劳作，一干就是几十年。
回乡后的第3天，孙景坤就拿起农具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很快，踏实肯干的孙景坤当上了山城村生产队队长。“别小看这个职务，这需要极好的口碑和信任。”山城村党支部书记邱大鹏告诉记者，那会儿，村民们并不知道他曾立下赫赫战功，可大家觉得，他是党员，上过战场，政治上过得硬、靠得住。孙景坤没有辜负村民们的期待，他带领乡亲走合作化道路，大力发展粮菜生产和乡村建设，用几年的时间栽下大量的松树和板栗树，改变了家乡的面貌。
山城村有一条河，常年洪水泛滥、侵蚀土地。从战场上走来的孙景坤没有一丝退缩，他带领乡亲一起挡河造田，改造了100多亩耕地，建起了简易大坝。山城村妇女主任刘玉慧回忆，虽说是简易坝，但在当时确实起到了防洪的作用，守住了农田，保住了集体财产。
后来，村里有人问他：“老孙，你本可以躺在功劳簿上享福，为啥还这么拼命干?”孙景坤却说：“为民干事，一刻也不能等。从我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把自己交给祖国和人民了。”1971年，他还把19岁的大儿子送去参军。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多年来，孙景坤始终将功勋荣誉压在箱底，从未向别人提及，更没有因此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一直靠参加生产劳动获得收入，就连儿女也只知道父亲是一位老兵、上过战场，仅此而已。孙景坤的大女儿孙美丽说：“有一次，同村的人拿着一本小册子，说这书上说的英雄不是老孙头吗?我们才逐渐知道父亲那些年在战场上经历了什么。”
孙美丽不理解父亲为什么对家里人很“抠”，“小时候家里连4块钱的学费都拿不出，按说我爸是生产队队长，只要开个介绍信，学费就可以免了，可他坚决不给开”。后来，当地电信局招一批话务员，选中了孙美丽。孙景坤得知后，硬是把她的名额让给了别人。“他在生产队当了20多年队长，每次都毫不犹豫地把机会让给别人。”随着年岁渐长，孙美丽慢慢读懂了老人的想法：当年和父亲一起参军的10个伙伴，活着回来的只有3个人。经历过生死的父亲，总想回馈社会更多，“他更多是在替战友活着”。
孙景坤的日子过得清贫，可他依旧坚持吃苦在前、不改本色。在家乡担任村干部期间，他处处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实干担当、积极作为。为了让村民尽快脱贫致富，1984年，他组织村民成立共同致富小组、扶贫致富小组。
几十年来，孙景坤严格按规定数额报销药费，从没向组织提过特殊要求。“我最怀念牺牲在战场的战友”“我的战友就牺牲在我跟前，和战友相比，我还活着，已经很幸福了……”孙景坤说。
那时，旁人谈“麻”色变，李桓英却勇往直前，是少有的敢与麻风病人零距离接触的医学专家。下乡不叫苦，翻车不叫苦，生活从不搞特殊，李桓英用一生的奉献诠释了“我的生活就是适应国家的需要”，百岁依然坚持工作，感觉自己“活了两辈子”。
1979年改革开放，在李桓英58岁接近退休的年华，接到了新任务，以第一批访问学者的身份出国考察麻风病的防治方法。在思想守旧的年代，她突破精神枷锁，不畏麻风病魔，与病人面对面交流，克服路途艰险，坚持一线调研，解救了成千上万遭受麻风病折磨的患者。
几十年过去，如今，她已是一位百岁老人。但在与麻风病争战的这场无硝烟的战斗中，她依旧坚守奋战在最前线，坚持麻风的宣传、现场调查研究，为的就是早日让全世界彻底消灭麻风病。孑然一身的她，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麻防事业，取得了常人难以超越的成绩。
入党时，李桓英说：“我觉得自己现在可能合格了，但还不能放松，还要继续奋斗。”敬佑生命方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方能大爱无疆。李桓英，与党和国家同行，与人民为伴，坚守医者初心永恒探索、无私奉献，书写了敬佑生命的动人篇章，标注了医者仁心的精神坐标。
他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参加四平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解放长沙、海南岛等战役，多次立功受奖;1950年，他赴朝作战，参加过上甘岭战役，先后荣立一、三等功，回国后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5年他复员回乡，深藏功名服务百姓，甘于清贫。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他就是元宝区金山镇山城村老复员军人孙景坤——
8月15日，在丹东光荣院里，96岁的孙景坤正在与护理员聊天，“好，这里真好，感谢党和政府安排这么好的居住环境和细致周到的护理，我知足了。”老人的精神状态不错。此前，他与大女儿女婿一同居住。8月12日，孙景坤作为特护养员被送到这里，享受24小时护理服务。
老人居住的特护区房间有20多平方米，空调、电视、卫生间等设施齐全，在他睡觉的电动护理床的床尾立着一个输液架，上面挂着老人的军装，一枚枚奖章、纪念章熠熠生辉。这是陪伴老人几十年的心爱之物。
“老人对这些军功章很珍视，不管走到哪儿都要带在身边。所以我们在老人床边的右侧钉上了吊钩，军装和奖章就放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院医疗康复科科长孙红霞说，老人晚上的觉少，睡不多久就醒了，护理员几次看见老人用颤抖的手轻轻抚摸着奖章。第二天早上，他们发现吊钩坏了，便将军装挂到了输液架上，让老人一抬眼就能看见。
舍生忘死 勇立战功
走进金山镇山城村，拐过一条狭窄偏僻的小巷，踩着坑洼不平的土路，会看到一个不起眼的平房，这便是孙景坤大女儿孙美丽的家，孙景坤此前就居住在这里。走进屋内，墙上贴满了老人的照片和有关资料，无声地诉说着他清贫朴素的生活和辉煌的过去。
走近细看，有摄影家为他拍摄的胸前戴满军功章的照片，有记录他在上甘岭战役的文字资料，也有孙景坤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英模代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一桩桩、一件件，让人仿佛走进了那个硝烟弥漫、激情如火的岁月。
孙景坤的故事，要从72年前的1948年说起。那年1月，24岁的孙景坤怀着对共产党的无比热爱，告别新婚才5天的妻子，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40军119师357团先后参加四平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解放长沙、海南岛等战役，在辽沈战役中荣立三等功、平津战役和解放海南岛战役分别荣立二等功。战斗中，他多次负伤，在解放四平的战斗中，孙景坤是机枪手，是敌人火力重点打击对象，密集的子弹像刮风一样扑向他，他身上的伤疤就是最好的见证。
1949年，孙景坤因为在部队表现出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从海南岛战场撤回来的孙景坤随部队集结安东(今丹东)待命。部队驻地离他家不到五里地，步行也就20分钟，已经两年没见亲人的孙景坤却只是默默地望着家的方向。抗美援朝初期，孙景坤与敌人激战受伤后被送回国内治疗。养伤期间，排长催他回家看看父母，他默不作声，排长又说，怎么也得让媳妇看见你还是个大活人呢，他才告假匆匆回了一趟家。随后，孙景坤不顾腿伤没好利索，再次过江奔赴前线。
当年打了多少仗，孙景坤已经记不清了。不过，有一场战役，却永远烙刻在他的心底，那就是惨烈的上甘岭战役。
1952年10月27日中午时分，孙景坤所在部队坚守在上甘岭161高地，在击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后，部队伤亡惨重，161高地三面处于敌人的火力控制之下，增援部队很难上去。当时担任副排长的孙景坤带领9名战士，带着8箱手***、2箱子弹，从敌人火力死角突上阵地。在击退敌人疯狂反扑中，孙景坤击毙21名敌人，和最后剩下的3名战友顽强地坚守在阵地上。
孙景坤的外孙子毕元发对姥爷关于这场战役的讲述至今印象深刻，“战斗异常激烈，‘守着是死，不如拼命搏一把。’依靠多年的作战经验，姥爷知道敌人炮火最猛烈的地方，往往是敌人进攻的突破口。很快，他就发现了一处盲区，敌人的火力打不到那里，他主动请战，跟战友借着坑道掩护奋力狙击，最终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毕元发说，事后战友们在炮弹掀起的泥土石块和牺牲的战士身边，找到了昏迷的姥爷，他的腿部等多处受伤，耳朵也被震得几天都听不见声音。
在抗美援朝中，孙景坤荣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1953年，孙景坤荣获一级战士荣誉勋章，并受到金日成将军的接见。同年，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英雄报告团成员，孙景坤受到了亲切接见。
就是这样一位"暴君"，今年夏天出现在央视的《面对面》节目里。她建起的女高，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去年有159个女孩参加高考，考上本科的是150人。再往前数，从20__年女高成立到现在，一共有1804名女孩考上大学，离开这里——在西南边陲的小县城，这可以称作一个奇迹。七八月份，张桂梅为此接受了两次群访，13家媒体的记者围绕着她，网上都是"女英雄"的称呼。
在华坪，张桂梅的名字其实20年前就传开了。成为女高校长之前，她是带病上课的民族中学老师，也是当地孤儿院"儿童之家"的院长。时代变迁里，她的故事变得越来越魔幻，随意问起路人，人人都知道她，一位上了年岁的婆婆说，在电视上看到张桂梅骑着骆驼去深山里家访，劝女孩们回来读书——实际上，华坪压根儿没有骆驼，张桂梅骑的，是一匹马。
在那些过往的语境里，张桂梅已经成为一个全身心奉献的、伟大的党员——少年丧母、青年丧父、中年丧夫，一生无子。她日日往返于女高和儿童之家，连远在东北的哥哥、姐姐相继去世，她都没有时间回去。她没什么朋友，也没什么兴趣爱好，像一个完全没有缝隙的人——直到她登上微博热搜的那天。
那是今年10月，张桂梅的一个采访引发了热搜。视频中，张桂梅讲述因为学生当了全职太太，而不愿意接受她捐款的故事——"我最反对当全职太太，你滚出去"，将张桂梅置于舆论中心，"全职太太也需要尊重和理解"的声音，一时之间淹没过了"女英雄"。
在这之后的一个月里，张桂梅拒绝了不断前来约访的媒体，直到11月份的一天，她才出现，穿一件黑色羽绒服，党徽戴在胸前，打开羽绒服，里头是黑色毛衣，在同一个位置，还戴着一个党徽。"红到心里去了。"她伸手去遮，有些不好意思。
有媒体问张桂梅，你觉得自己现在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女性状态吗?你希望学生们成为怎样的女性呢?
张桂梅轻轻摇了摇头，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又提到女性了，算了。"
"全职太太"事件之后，她面对媒体有了些谨慎。那天，包括《人物》在内的一行人来到她面前，她看着县委宣传部的人，说你怎么又来了，是揶揄的语气，也是她一贯的说话方式，直接、干脆。
她说她的想法最初是从自己的女学生出发，后来到深山里的女性，"能救一个是一个"，希望女孩们在成为一个母亲之前，还可以读书，高考，离开这里，给下一代一个好的环境。
"真的是重要，家庭的背景，家庭的环境，母亲母体的肥沃"，张桂梅正讲着，我们大笑了起来，母体的肥沃?多么新颖的表达。
"我说的是知识的肥沃，土地的肥沃……"张桂梅赶紧解释，但也跟着笑，"我又不好好说话了。"
那些围绕着张桂梅的"女权主义者"的称谓，华坪县妇联主席刘安萍并不认同。她和张桂梅认识好几年，觉得对方一直以来的想法就是救山里的女孩，救一个就是救三代，"可能我和她接触多，我也认同她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她的这个朴素的观念就是这样，如果一定要把她和什么概念联系起来，是不是有点过度解读了?"
女高办学路上曾经最坚定的反对者、曾任华坪县教育局局长的杨文华在采访时主动提起了那个视频。很多人谈独立，谈自由选择，不见其语境。他觉得张桂梅反对的不是全职太太，而是反对她的学生们去当全职太太。"这些学生就像她亲生的一样，如果没有这个学校，她们10年前就是结婚生崽，生一窝的那种。"他激动地侧着手掌砸了砸桌子，"她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老师，把你捞出来，救了，你又回到原点了。"
王秀丽在华坪县电视台工作，是最早关注和报道张桂梅的记者之一。作为记者，她最开始书写张桂梅，并非是那种歌颂式的报道视角。"因为我觉得不管对她的评价有多高，其实她是个非常普通的女人。"她是张桂梅在华坪唯一的好朋友，她们会各自搭着摩的到餐厅会和，相约吃火锅和披萨，喝几杯云南干红，偶尔也在办公室偷偷喝饮料、吃零食。张桂梅和她说起自己年少时的男友、去世的丈夫，以及后来可能成家又被她拒绝的机会。
她们也会争吵，常常其中一个摔门而出，十几天不联系，直到另一个打来电话。女高建校那年，王秀丽接到一个电话，张桂梅在那头说，我都要死了，你还不来看我。"她也有她的烦恼，她也有她的委屈。"
跟着张桂梅去家访，王秀丽会帮忙拍一些镜头，家访的视频会放给学生们看。但有时候，王秀丽不愿意拍，她觉得女孩们会自卑，并不想展示出来。张桂梅固执地要拍，她说，我不这样做，她们就以为她们像公主一样。王秀丽还是举起摄像机拍了，"一个人撑了那么大一所学校，还要努力地让这些孩子出去，不要让人家看她们的笑话，至少要让她们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那时候她可能稍微有点暴躁，有点尖锐。"
一所没有“门槛”的学校
对于大山里的女孩们来说，华坪女高没有“门槛”。
从建校第一天起，张桂梅便定下规矩：学费、住宿费等全免，只收少量伙食费。特别是对贫困家庭的学生，即便基础很差，中考分数没过线，也全部招进来。首届学生几乎全都是“线下”生。
学校生源差，教学条件更是十分简陋。校园没有围墙，没有食堂，甚至没有厕所，只有一栋教学楼和一根旗杆，院子里满是杂草。学生在一间教室上课，在另一间教室睡觉，吃饭、上厕所都只能去隔壁学校。
“她心里着急，如果等学校全部建好，晚一年招生，就又有一批女孩被耽误了。”杨文华说。
学生入学了，张桂梅却犯了愁。“有的学生考试只能考几分，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张桂梅心想，就是把命搭上，也要把学校办出名堂。
在华坪女高，学生雷打不动每天5点30分起床晨读，晚上12点20分自习结束才上床睡觉，连吃饭时间都被限定在15分钟。
张桂梅有一个小喇叭几乎从不离手。“傻丫头，快点!”在校园里，有学生稍一磨蹭，就会听到她的吼声从小喇叭里传出来。
十几年来，她不仅每天陪学生自习到深夜，还一直住在学生宿舍。“我一刻也不能离开学校，老师、学生我都得盯着。”她说。
20__年夏天，华坪女高首届毕业生一炮打响，高考百分之百上线，还有几名学生考上了一本。“和学生入学成绩相比，华坪女高创造了一个奇迹。”杨文华说。
20__年，华坪女高完成建设工作，各项设施逐步完善，学校有了食堂、宿舍，还有了标准的塑胶运动场。截至目前，学校3个年级共有9个班，在校生达464人。张桂梅常年坚持家访，累计行程11万多公里，覆盖华坪和周边县的1500多名学生。至今，华坪女高已送走10届毕业生，1804名学生从这里考入大学，学校不仅一本上线率高达40%多，高考成绩综合排名还连续多年位居丽江全市第一。
学校语文老师韦堂云说，学生成绩突飞猛进，但张桂梅的身体状况却一落千丈。她的身上贴满了止痛的膏药，平时连爬楼梯都十分艰难。
今年2月，受疫情影响，学生只能在家上网课。心急火燎的张桂梅直接在教室外搭了一张行军床，每天躺在床上，盯着老师学生上网课。
“我上网课的时候，经常听到她在床上疼得忍不住发出声音，但她从来不说。”韦堂云说。
华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秀丽是张桂梅相识多年的闺蜜，也是她为数不多的倾诉对象。
“她全身都是病，骨瘤、血管瘤、肺气肿……以前她经常让别人猜我俩谁更重，可现在她已经从130多斤掉到了只有七八十斤。”王秀丽说。
“孩子，别哭，有什么困难跟我说。”
11月30日中午，记者刚刚踏进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的校门，便看到一名女学生依偎在校长张桂梅怀里哭泣。
这位女孩是华坪女高毕业生吕娜的妹妹，目前在当地一所初中读书。张桂梅在家访时认识了她，并一直支持帮助她上学读书。但女孩因为思念去世的父亲，好几天没有上学。
“想爸爸了就到坟上跟他说说话，要好好读书，不能让爸爸失望。”
张桂梅话音还未落，便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塞到女孩母亲手里。信封里装着的，是教育部给她看病的1万元慰问金。
原来，张桂梅知道女孩母亲一个人供两个孩子读书，经济十分困难，家里的杧果林因为缺水收成也不好，便拿钱给她去修个水窖。通过张桂梅做思想工作，这名学生当天就回到了课堂。
像关心呵护这位女孩一样，张桂梅带领华坪女高守护着每一位学生的未来，建校12年来已累计把1804名女孩送入大学，点亮她们的人生梦想。63岁的张桂梅，被学生亲切地称作“张妈妈”。
进入女子高中的陈法羽很快发现：温柔的面纱之下，是严苛的管理。
学生早晨5点半起床;跑步上下楼梯;课间出操1分钟站好队，晨起5分钟洗漱完毕，从下课铃响，到跑到食堂排队、打饭，到吃完饭10分钟内完成。为了不让学生打理头发、洗衣服费时间，张桂梅要求所有学生留齐耳短发，把洗衣时间严格限定在每周六的晚饭后。女孩子的爱美之心被抑制，连女老师都不能穿裙子来学校。
张老师每天拿着小喇叭，不厌其烦地喊学生起床、跑步、吃饭、睡觉。她告诉学生们：“你们迟到一分钟一秒钟我也不干!”
“她们私下里有时候叫我周扒皮、魔鬼，说我‘半夜鸡叫’”，说起学生们给她的绰号，张桂梅哭笑不得。
不要以为张桂梅老师是个柔弱女子，她的强悍令人肃然起敬。她一直和疾病斗和老天斗，说“就看老天能把我领走不”，说“不能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休止的看病上”;她和贫困斗，“挽救一个女孩拯救三代人”，探索教育扶贫二十多年;她和老师、学生“斗”，不带党徽的党员老师要批评，去山里家访当场烧了学生床底下的言情小说;她也和自己斗，从不让自己苟且浮生……
华坪儿童福利院的女孩吴思思说：“妈妈在福利院和蔼可亲，可在女高骂起人来吓人。”陈法羽说：“我们来女高读书是来改变命运的，不拼拿什么和别人比?再说张老师也在拼。”
张桂梅劝慰学生最多的话是：坚持，再坚持一下呗。华坪女高校办主任张晓峰告诉记者：张老师坚持拿命办学，师生们服气，其实“她是严师，更像慈母”。
张桂梅言传身教，感染着女高老师们。韦堂芸老师一次左脚骨折，想到还有一百多天就要高考，她拄着双拐给学生上课;教师勾学华婚礼当天早上还在上课，中午赶到婚礼现场，晚上又回学校;语文老师杨晓春常悄悄给学生垫付医药费、生活费，却从不往外说——这样已知和未知的故事，在女高还有很多。
张老师宿舍里有四张床铺，一张自己睡，三张留给不好好学的、生病的等“特殊生”。有个女生不爱学习性格孤僻，和张老师住在一起的时候，不管张老师怎么关心她、开导她，她都不怎么说话。张老师疾病缠身，每天早晨5点起床，忙里忙外一天，晚上还和她聊天。如此三个月后，这个学生抱着张老师大哭起来，说一定好好读书，不会让她白白受苦……
张桂梅知道，女高许多学生家庭贫困、变故多，她们的心要好好去捂。
就是这样一位“暴君”，今年夏天出现在央视的《面对面》节目里。她建起的女高，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去年有159个女孩参加高考，考上本科的是150人。再往前数，从20__年女高成立到现在，一共有1804名女孩考上大学，离开这里——在西南边陲的小县城，这可以称作一个奇迹。七八月份，张桂梅为此接受了两次群访，13家媒体的记者围绕着她，网上都是“女英雄”的称呼。
在华坪，张桂梅的名字其实20年前就传开了。成为女高校长之前，她是带病上课的民族中学老师，也是当地孤儿院“儿童之家”的院长。时代变迁里，她的故事变得越来越魔幻，随意问起路人，人人都知道她，一位上了年岁的婆婆说，在电视上看到张桂梅骑着骆驼去深山里家访，劝女孩们回来读书——实际上，华坪压根儿没有骆驼，张桂梅骑的，是一匹马。
在那些过往的语境里，张桂梅已经成为一个全身心奉献的、伟大的党员——少年丧母、青年丧父、中年丧夫，一生无子。她日日往返于女高和儿童之家，连远在东北的哥哥、姐姐相继去世，她都没有时间回去。她没什么朋友，也没什么兴趣爱好，像一个完全没有缝隙的人——直到她登上微博热搜的那天。
那是今年10月，张桂梅的一个采访引发了热搜。视频中，张桂梅讲述因为学生当了全职太太，而不愿意接受她捐款的故事——“我最反对当全职太太，你滚出去”，将张桂梅置于舆论中心，“全职太太也需要尊重和理解”的声音，一时之间淹没过了“女英雄”。
在这之后的一个月里，张桂梅拒绝了不断前来约访的媒体，直到11月份的一天，她才出现，穿一件黑色羽绒服，党徽戴在胸前，打开羽绒服，里头是黑色毛衣，在同一个位置，还戴着一个党徽。“红到心里去了。”她伸手去遮，有些不好意思。
有媒体问张桂梅，你觉得自己现在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女性状态吗?你希望学生们成为怎样的女性呢?
张桂梅轻轻摇了摇头，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又提到女性了，算了。”
“全职太太”事件之后，她面对媒体有了些谨慎。那天，包括《人物》在内的一行人来到她面前，她看着县委宣传部的人，说你怎么又来了，是揶揄的语气，也是她一贯的说话方式，直接、干脆。
她说她的想法最初是从自己的女学生出发，后来到深山里的女性，“能救一个是一个”，希望女孩们在成为一个母亲之前，还可以读书，高考，离开这里，给下一代一个好的环境。
“真的是重要，家庭的背景，家庭的环境，母亲母体的肥沃”，张桂梅正讲着，我们大笑了起来，母体的肥沃?多么新颖的表达。
“我说的是知识的肥沃，土地的肥沃……”张桂梅赶紧解释，但也跟着笑，“我又不好好说话了。”
那些围绕着张桂梅的“女权主义者”的称谓，华坪县妇联主席刘安萍并不认同。她和张桂梅认识好几年，觉得对方一直以来的想法就是救山里的女孩，救一个就是救三代，“可能我和她接触多，我也认同她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她的这个朴素的观念就是这样，如果一定要把她和什么概念联系起来，是不是有点过度解读了?”
女高办学路上曾经最坚定的反对者、曾任华坪县教育局局长的杨文华在采访时主动提起了那个视频。很多人谈独立，谈自由选择，不见其语境。他觉得张桂梅反对的不是全职太太，而是反对她的学生们去当全职太太。“这些学生就像她亲生的一样，如果没有这个学校，她们10年前就是结婚生崽，生一窝的那种。”他激动地侧着手掌砸了砸桌子，“她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老师，把你捞出来，救了，你又回到原点了。”
王秀丽在华坪县电视台工作，是最早关注和报道张桂梅的记者之一。作为记者，她最开始书写张桂梅，并非是那种歌颂式的报道视角。“因为我觉得不管对她的评价有多高，其实她是个非常普通的女人。”她是张桂梅在华坪唯一的好朋友，她们会各自搭着摩的到餐厅会和，相约吃火锅和披萨，喝几杯云南干红，偶尔也在办公室偷偷喝饮料、吃零食。张桂梅和她说起自己年少时的男友、去世的丈夫，以及后来可能成家又被她拒绝的机会。
她们也会争吵，常常其中一个摔门而出，十几天不联系，直到另一个打来电话。女高建校那年，王秀丽接到一个电话，张桂梅在那头说，我都要死了，你还不来看我。“她也有她的烦恼，她也有她的委屈。”
跟着张桂梅去家访，王秀丽会帮忙拍一些镜头，家访的视频会放给学生们看。但有时候，王秀丽不愿意拍，她觉得女孩们会自卑，并不想展示出来。张桂梅固执地要拍，她说，我不这样做，她们就以为她们像公主一样。王秀丽还是举起摄像机拍了，“一个人撑了那么大一所学校，还要努力地让这些孩子出去，不要让人家看她们的笑话，至少要让她们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那时候她可能稍微有点暴躁，有点尖锐。”
_年以后，张桂梅离开大理喜洲，只身来到丽江华坪。初来乍到，她便放弃了进入条件最好的华坪一中的机会，而是选择了中心中学，承担了4个毕业班的政治教学工作，毕业班的女生工作，此外还协助学校搞文艺工作。在工作中，她尽职尽责，奉献了所有精力。
_年8月，民中分设成立正在住院做手术的张老师得知民中学生最穷，生源素质最差，经费最紧张，又看到民中校舍最破陋、设备最差时，她又主动要求调到民中工作，抓学生学习、管学生日常都亲历亲为，一步步推动着教育工作的发展。在她的努力下民中的教育成果不断涌现。
_年2月，华坪县教育局党委和中共华坪县委分别发出通知;号召全县教职工和全县人民向她学习，县委还授予她"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优秀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并奖给她1000元，但张桂梅把1000元奖金当场就捐给了县慈善机构。
说到慈善，张桂梅这一生几乎都与慈善事业挂钩。在民中的教育工作中，女生很少，张桂梅意识到，提高山区女孩的素质，至少可以改变三代人。由此，她便萌生了筹建一所免费女子高中的想法，从_年起她便开始为这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四处奔波。
_，张桂梅当选为党的xx大代表。张桂梅和她筹建免费女高的想法逐渐被更多人知道。丽江市和华坪县各拿出100万元，帮助张桂梅办校。_年8月，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建成。
张桂梅表示，学校能办起来并走到今天，离不开党和政府作坚强后盾。华坪女高的教师工资和办学经费均由县财政保障，学校建设由教育局负责。教学楼墙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捐款人姓名。大家的关心和帮助，她都记在心里。
为了留住学生，家访成了很重要的工作。办校10多年来，张桂梅走了11万公里家访路，走进1300多名学生家中。山区偏远、山路艰辛，很多学生的家只能靠步行达到，连爬山过去都得好几个小时。
在她的带动下，10多年来，华坪女高以自身独有的特色和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断发展成长。张桂梅也非常注重新材视角，不断摸索出贫困山区学生教育的规律;把育人当作教育的前提和目标，走到学生心里;她通过家访了解孩子的家庭，竭力改变教育背后的贫困。“山里的学生太穷太苦了，又那么善良懂事，我想帮帮她们。”正是秉承着一颗仁爱之心，张桂梅“让教育走得更深更远”。
磨难使人坚强，困苦使人坚韧，意志使人执着。苦难是一个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砥砺人前行的力量。面对苦难，我们应该怎么做，从张桂梅校长身上我们应该能够找到答案。她来到华坪之前的苦难，大家应该都是了解的，重要的是，她是如何以顽强的意志力对待苦难、战胜困苦的。苦难到底是财富还是屈辱?当你战胜了苦难，它就是你的财富;当苦难战胜了你，它就是你的屈辱。学习张桂梅，就是通过对她苦难经历的了解，从中感悟她身上那种不向一切困难低头，而是战胜苦难，顽强地从苦难中解脱出来的抗击苦难的精神。
人要有胸襟、格局、担当、责任、境界和情怀。人有胸襟才有格局，人有信念才有担当，人有担当才有责任，人有境界才有情怀。大的追求，大的愿望，就会有大的忍耐、大的包容、大的视野、大的格局。站在高处，才能看得远;俯下身来，才能爱苍生。以大视角切入人生，力求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做得更大。我们从张桂梅老师身上，看到的是大胸襟、大气度、大境界、大格局和大慈悲。没有大慈悲，哪有她悲天悯人的捐助、爬山涉水的家访?没有大格局，哪来的力量用五年的时间集资办学而且要实现“必须让学生全部考上大学，而且要争取考上双一流大学”的高远目标?“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瞰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这是何等的气度和豪迈!
人贵有一种拼搏精神、职业操守和高尚品德。张桂梅老师身患多病，行走困难，但疾病没有给她击倒，没有阻止她每天早上5点就准时起床，第一个出现在校园里，每天至少3次巡校、查课的脚步;没有摧毁她寒暑假历尽艰辛走访千家万户的信念。她累计到1550多名学生家里进行家访，正是她的家访和资助，让大山里想要辍学的女孩儿重新回到学校读书，从而改写了她们的人生。华坪女高，以它拥有张桂梅这样的校长而骄傲，以它令人叹为观止的高考成绩而名扬神州。在张桂梅校长眼里，看到的不是多年辛苦操劳的成就，而是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欣慰，她用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信仰谱写了贫困山区女子教育的华章，实践着自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庄严承诺。这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拼搏精神，是令人击节赞叹的奉献精神，更是令人泪目的职业操守和高尚品德。是什么力量支撑一位身体多病的老人对教育事业如此地执着?你感动了、感悟了，答案也就找到了!
张桂梅老师的事迹感动国人，感动中国。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以张桂梅老师为榜样，让“张桂梅精神”内化为自己的思想动力和工作动力，成为自己心中的一盏明灯，照亮自己前行的脚步和人生的旅程。
近日，张桂梅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迎来了无数人的点赞和敬仰。_年来，张桂梅同志为1804名学生圆了“梦”，她是大山里当之无愧的“圆梦者”。我们要以张桂梅同志为榜样，争做“圆梦者”。
要有“圆梦”的赤诚心。她是学生们心里的“张妈妈”。“世上只有妈妈好”，正是张桂梅同志把孩子们视为己出，才有了这样深沉的爱。这背后是一颗党员的赤诚之心，把对党的忠诚化作对人民最真实的爱。用心用情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表现是把群众当亲人和家人。在为民实践中，我们要有这样的自觉和态度，让群众少跑腿，自己脚下多沾泥，坚实步子;让群众多开口，自己少插话，耐住性子;让群众少为难，自己多辛苦，厚实里子。要跨前一步，主动为群众的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关切提早谋划，及早落实，多一些“暖心包”“温馨袋”，少一些消极应付，把忠诚和热爱融入到为民的点滴之中，融入到为民的“圆梦”之中。
要有“圆梦”的硬本领。张桂梅同志带领华坪女中每年都能取得优异的成绩。打铁还需自身硬，为民还要有能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化解这一矛盾，没有本领是不行的。斗转星移，“能”要与“时”进，要更强，这样遇事才不会一筹莫展，而能迎刃而解。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学习，向群众学，向先进学，向优秀学，尤其要深入学习理论知识，充分发挥好党的理论指导实践的`优势。另一方面，我们要加紧到为民的事上去练。积极到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去，在具体事务的“练”中不断锤炼意志，总结经验，提升能力。孰能生巧，干得越多，经验就越丰富，短板就能补得越齐，本事就越高强。
要有“圆梦”的无我境。张桂梅同志以学校为家，把培养学生作为一生追求。即使学生们离开了校园，成家立业，她也时刻关注着她们的人生和成长。无我无私，白璧无瑕。在为民“圆梦”的路上，我们要涵养这样的境界，要以百分之百的坚定、百分之百的力量、百分之百的奋进，全心全意、不留余地为民做好每桩事，干好每茬活，答好每张发展卷。为民无止境，一些民生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多做“夯根基、打基础、管长远”的潜绩。面对这样的事业，我们更要踏踏实实、无怨无悔、久久为功地埋头苦干，把追求潜绩作为内心为民担当的“基石”。有这样的“基石”，我们就能去除浮躁之气，真正行稳致远。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让人民群众生活更美好，就是圆了人民群众的梦，也是圆了每个党员干部的梦。
学校师生的付出得到了回馈。20__年，华坪女高向社会输送第一届毕业生，96名学生69人考取本科，综合上线率100%。这个成绩让华坪女高在县城站住了脚跟。
周云丽考上大学后，父亲总是笑嘻嘻，做什么都有劲，“觉得再读4年就出头了。”父亲让她和姐姐背着装满菜和鸡肉的筐子，当面感谢张桂梅。
踏上前往昆明的火车，周云丽第一次认识大山以外的世界，也体会到不同成长环境带来的差距。
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周云丽发现他们能歌善舞，自己没有才艺可展示。舍友问她用什么乳液护肤时，她还不知道乳液是什么东西。父亲不愿女儿落于人后，听女儿说班里同学都有电脑，他跑到县城，花费4000元为女儿买了一台电脑。
差距显而易见。一位华坪女高的毕业生说，大学的口语课上，自己蹩脚英语口音一出，很多同学忍不住笑。还有人说，自己沟通力欠佳，不主动，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第一届学生毕业后，张桂梅不断收到这样的反馈，一位浙大毕业生打电话对她倾诉，自己不如别人，英语也说不清楚。
这样的反馈是张桂梅不曾预想的。张桂梅意识到，学校也需要与时俱进，她开始让学生跳鬼步舞、穿黄色校服裙，让儿童之家的孩子吃汉堡、披萨，将生活习惯改成“洋式的”，“免得出去让人瞧不起。”
一位女孩考上大学后，向张桂梅倾诉，说自己跟同学相比又小又黑，穿得不好，说话也土气，常受排挤，7个舍友同去宿舍楼底抬水，不许她喝，还经常留她一人扫地，不过自己没哭过。张桂梅夸奖她好样的，还对她说，“欺负我，就给我揍回去，别看你长得小，不怕。”
还有考入北京的学生跟她说同学来自人大附中、衡水中学，张桂梅鼓励学生不要惧怕竞争，迎头上。她相信华坪女高毕业的学生“后劲非常足”，不会被轻易打倒。
女孩们不可避免审视过去。一位20__级的毕业生说，自己曾有一段时间充满沮丧，上大学后，她发现同学在高中阶段就出国旅游，考上大学顺理成章，而自己的高中生活被枯燥的学习生活填满，拼尽全力只是为了摆脱农民身份。不公平感会在某些时刻冒出来，但她也因此看到奋斗的价值——大山走出来的她能通过高考同优秀同学站在一起，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欣喜。
张桂梅在教学楼外墙上贴了几个字：刚强、慈惠、质朴。她常鼓励学生，哪怕落榜了，也不要怕失败，“天塌不下来”。但有毕业生结婚后回来看她，带着孩子，又没有工作，张桂梅会面露忧虑。
张桂梅希望，女孩们走出大山，不要再回来，也不用回母校。有当医生的毕业生想捐工资，张桂梅没有收，她不愿拿学生的钱。如果未来实力允许，她希望学生能把钱捐给没钱治病的穷人，而母校和她本人都不需要报答。
张桂梅常说，女子高中是为社会培养人才，一个人奋斗不是为自己和父母，而是为国家和民族。如果看到有人落水，张桂梅觉得，不管自己是否自信有能力救人，都应该伸手拉一把。
她知道被人拉一把的感觉。来华坪县任教前，她在中甸子弟学校当老师，在那里与丈夫相识、成婚，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时光。
1995年，为了给身患癌症的丈夫治病，张桂梅花光了全部积蓄，最后给丈夫立碑的钱也没有，又借不到钱，她在大马路上撞车寻死，被司机破口大骂。那一刻，张桂梅体会到，“人需要帮忙时，只要有人提一把，真的感激不尽。”
8月17日，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迎来了100周岁生日。北京友谊医院举行了简朴的仪式，为老人庆贺生日。面对鲜花和蛋糕，老人默默许下心愿：“愿人类早日消灭麻风病，愿天下再无麻风病!”
李桓英，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她选用的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并在全球推广，让数万名麻风病人重获新生。她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全球麻风病防治事业，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重大贡献。
“作为中国人，我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
李桓英，1921年8月17日出生于北京。1945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1946年，前往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细菌学和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微生物学系助理研究员。
1950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李桓英因成绩优异，被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推荐担任世卫组织首批官员。任职7年间，她被派往亚洲、美洲等许多地区，为遏制传染病蔓延作出艰苦努力，受到世卫组织的好评。
1957年，在李桓英工作期满时，世界卫生组织主动提出与她续签合同。然而，李桓英亲眼看到不少国家由于贫穷而导致疾病流行，深感新中国更需要自己。
“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正是急缺人才之际。我曾在美国杂志上看到过钱学森的名字，当听到他毅然回国的消息时，内心有了很深的触动。作为中国人，我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李桓英回忆说。
当时，李桓英全家已移居美国，父母兄妹都希望她留在美国。但是，她婉言谢绝了世卫组织的邀请，瞒着家人，只身一人绕道伦敦，几经周折，于1958年从莫斯科回到了祖国。这一年，她37岁。
从此，在漫长的岁月中，无论是晴空万里，还是风雨交加，她都无怨无悔;无数次的亲情召唤，都不能改变她报效祖国的决心……
李桓英说：“很多人问过我，当初已经离开祖国那么多年，为何选择回国?我都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在北京出生，不能忘本。”
1978年底，李桓英调入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时任所长钟惠澜院士让李桓英以访问学者的身份，由世卫组织资助出国考察，其中包括访问美国等6个国家的麻风病中心。
1980年，李桓英来到美国，为父母扫墓，并与弟弟妹妹团聚。这一次，她又坚定地拒绝了亲人们的挽留。在详细考察了美国的医疗成果后，李桓英如约返回祖国。
“只要是我认准的事，就决不回头。”李桓英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我的事业在中国。离开了祖国，我的人生还有何价值?”
李桓英认为，自己一生最正确的选择就是能够回到祖国、报效祖国。她说：“我在国外跑了那么多国家，漂来漂去，就像浮萍似的，没有根。你要做事业，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家。”这，就是她的赤诚爱国之心。
“当医生不能怕!这就好像战士都知道子弹厉害，上了战场不照样往前冲”
麻风病是人类最古老的传染病之一。20世纪初，全世界没有特效药，唯一的办法就是隔离病人。
1980年，李桓英被派往世卫组织做访问学者。她了解到，世卫组织正在研究一种联合化疗的新方法，药物配方已经完成，但是缺乏临床试验数据。为此，李桓英从世卫组织申请到了免费药物和项目支持。
在云贵川的项目试点村，为了拉近与麻风病人的感情，李桓英从不穿戴任何防护服与麻风病人接触，以消除病人的恐惧心理。此后，李桓英每到一个村寨，都会受到村民的欢迎：“北京来的女医生，不怕麻风!”
为了推广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她走家串户，不辞劳苦。渴了，舀起病人家的水，仰头就喝。病人试探着同她握手，她便拉着病人的手长时间不放。见到老病人，她总是亲切地拍拍肩膀，甚至还主动拥抱。
“当医生不能怕!这就好像战士都知道子弹厉害，上了战场不照样往前冲?”李桓英说。
多少年来，李桓英一直奔波在贫困边远地区。云贵川3省7个地州59县，每一个有麻风病人的地方都有她的足迹。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南醒村曾是一个“麻风寨”。1990年4月17日，南醒村“麻风寨”的帽子被彻底甩掉了。南醒村更名为曼喃醒，傣语意为“新生”。
经过不懈努力，李桓英将麻风病人的服药时间缩短至两年，使麻风病人从原来的11万人下降到不足万人，且年复发率仅为0.03%，大大低于世卫组织规定的年复发率小于1%的标准。
1994年，李桓英选用的世界卫生组织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在全球推广。1996年，她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特别行动”，首次提出了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20__年，李桓英获得首届“中国麻风防治终身成就奖”。
“治愈患者给医者带来的心灵慰藉，是任何酬劳都不能取代的”
20世纪70年代，李桓英来到苏北农村，第一次见到麻风病人。当时的医务人员头戴防护巾，身穿隔离衣，手戴胶皮手套，场景令人恐惧……然而，看到病人被疾病折磨的样子，李桓英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她暗下决心：一定要让麻风病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我们不能怕病人，而要爱病人。”
并耐心地开导：“现在得了麻风，就像得了一块皮肤癣，只要联合化疗一周，就失去传染性了，你可以边学习边治疗，最多两年就能治好!”后来，这名女学生考上了大学，并成为一名教师。
李桓英说：“治愈患者给医者带来的心灵慰藉，是任何酬劳都不能取代的。能治好患者的病，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
“能够作为党员为医学事业奋斗余生，这就是我最重要的心愿”
20__年12月27日，是李桓英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已经95岁高龄的李桓英特意围了一条大红的羊绒围巾。她仔细捋顺两鬓的头发，庄严肃立。站在一群新党员中间，她举起右拳，苍老的声音饱含真诚和笃定：“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她终于梦想成真，光荣地成为一名党员。
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李桓英说：“入党和做研究一样，都是追求真理。能够作为党员为医学事业奋斗余生，这就是我最重要的心愿。”
几十年来，李桓英解决了许多麻风病防治领域的重大策略和关键技术问题，为全球实现消灭麻风病的目标提供了重要依据。近年来，她带领课题组进入分子生物学研究领域，开展麻风病早期诊断、耐药基因检测和分子流行病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创造性突破。
“麻风病的历史，在我们这一代该终结了!”如今，李桓英依然关注着全球麻风病防治进展。她说：“虽然中国已基本消灭了麻风病，但还没有彻底消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她殷殷嘱咐前来探望的后辈，科研工作者不能停下创新的脚步，这是党和人民的重托。
疾病无国界，大爱无疆界。为了实现一个没有麻风病的世界，一位百岁老人依然在奋力前行……
温煦的秋阳照在老人珍藏多年的泛黄的报功书上：“孙景坤同志在朝鲜守备战斗中，创立功绩，业经批准记一等功一次，这不仅是个人的光荣，全军的光荣，也是人民的光荣，祖国的光荣……”光线明丽而柔和，为这张历久弥新的报功书镶上了一层金边。
连年征战，孙景坤身上留下20多处伤疤，“现在腿上还有一颗子弹没取出来。”他指着腿上一块已经变黑的皮肤说，“有一次战斗，我中了两枪，一枪打在手上，一枪打在腿上。子弹有毒，后来腿上、脚上的肉都烂了”。
1955年解甲归田的孙景坤把荣誉证书尘封起来，只字不提战争年代的事迹。也许这就是真正的英雄吧，在硝烟炮火中以血肉之躯与敌人拼杀，一切归于平静后，也能够在和平年代甘于清贫，只顾建设家乡。
村里有条河，经常泛滥引发水灾。孙景坤的倔劲上来了：“还能让条小河欺负了?”他带领村民开山碎石、肩扛手提，筑起一座堤坝，自此河水安澜。
“他是军人出身，身上有一股威严劲儿，从不强迫乡亲们干这干那。”86岁的村民刘振山回忆，“他在前边干，我们在后边学，大家心服口服。”
靠着孙景坤的带动引领，山城村上百亩烂泥滩变良田，数百亩荒山上种满板栗、落叶松，几十年如一日，村子终于成为十里八乡有名的富裕村。
20世纪90年代，抗美援朝纪念馆移地改建，向社会征集文物，孙景坤这才决定将自己的立功证书等纪念物品捐献出来，人们至此才知道他是一名战斗英雄。
孙景坤为什么这几十年都不愿提及那段峥嵘岁月?他从来不看战争片，真正的战争远非影视剧所能描述，过往的经历每每忆起，总会让老人潸然泪下，“实在太难过了”。
步履艰难的家访路
头几年，张桂梅自己走山路家访，曾因过度劳累昏睡在路旁。她尝试过自己租车，也骑过马和摩托，肋骨断了两次。后来县里派车帮助她家访，可几乎每一个学生家里都还有一段要步行的小路。“过去张老师能风风火火地走路，后来病越来越重，有些难走的路段需要搀扶。今年需要搀扶的时候就更多了。”一直跟随张桂梅家访的华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秀丽说。
今年10月2日至7日，张桂梅在6天里走遍华坪县荣将镇、石龙坝镇、兴泉镇、船房乡的37个村小组，走访了39个农村学生家庭，平均每天走访六七个学生家庭。最远的家访路是去高三学生罗青青(化名)的家。乘车40多公里到达船房乡华荣村后，张桂梅还要走半个多小时的上山小路到罗青青家。在同事和罗青青的搀扶下，张桂梅一步一步地爬山坡，走几分钟就停下来大口大口地喘气。路过一条浅浅的小溪时，她已无法抬腿跨过，只能拖曳着双脚划过水面。
自20__年创办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开始，12年来，每届高三、每个农村学生，张桂梅都要利用假期尽量家访一遍。她不是丽江人，却已走遍丽江各地山山水水。她的足迹覆盖约1552名学生的家庭，行程11万余公里。
张桂梅把1804个贫困山区女孩送出大山，送进大学。她创办的女子高中历届高中毕业生升学率100%，今年高考又创最好成绩，159个考生中70人上一本。然而，张桂梅仍不甘心，还没有学生考上清华北大。她仍旧拖着病体去家访，她要去了解每个学生家庭的情况，去解除每个学生的后顾之忧，让学生再加把劲，明年高考打个漂亮仗。
云南华坪女高的一天，从清晨的喇叭声开始。
女高就建在半山腰上，天还没亮，五点多响起的高亢喇叭声，是来催促起床的，女孩们揉着眼睛往外走，一个女人的声音穿透过喇叭："傻丫头，快点!"到了教学楼，喇叭声也不间断："时间快到了，迟到了的扫球场去!"
课间操的音乐响起，喇叭声继续从人群中穿过："脚抬高点呗!"到了吃饭时间，喇叭里传出的是震耳欲聋的红歌，吃完饭的女孩们赶紧往外跑。到了深夜，喇叭声喊着女孩们的名字，让她们赶紧上床睡觉。拿着喇叭的女人就站在楼下盯着，按照规定，宿舍的门不能关，谁要是玩手机或者聊天，她马上能听到。
这个木兰王牌的小喇叭始终握在女高校长张桂梅的手里，在它之前，她已经用坏了十几个一模一样的。喇叭的主人强硬，脾气挺大，不好对付，掌控着关于女高的一切。
在这所寄宿制学校，性别特质是要被抹平的，女孩们必须剪齐耳短发，短发洗起来节约时间，也节约水，吃饭时间被压缩到10分钟，每周放假只有3小时。开学时要抄党章，看革命战争片，周六有一堂思政课，张桂梅会拿着喇叭在台上讲，作为一个女性，一定要坚强，要独立，要读书，用知识来改变命运。
有高三的学生，把书码得高高的，在那儿低头打瞌睡、照镜子，张桂梅发现了，一股脑儿把桌上的书扫到地上，把镜子直接砸烂。还有学生11点多下了晚课，被张桂梅揪出来说藏零食的事。按照规定，私藏零食是要退学的。女孩倔着不认错，张桂梅就要求老师和她一起盯着，有时候僵持到凌晨一两点，6点多上课，老师快坚持不住了，还是得陪着张桂梅"演戏"，分饰黑白两角，一定要让女孩认错。
女高的毕业生陈法羽回忆说，上学时看到张桂梅站在那儿，她和同学们都不敢往那边走，干脆绕点远路。女高的学生几乎不敢抬头和她对视，上课没注意听讲要被骂，成绩下降了要被骂，负责打扫的区域有灰也要被骂……
在女高当过三年志愿者的殷鉴告诉《人物》，自己能待这么久，是个意外，跟张桂梅在一块，必须处处自觉。他看着之前许多去女高支教的志愿者，有人想指导张桂梅搞素质教育，还有人夜里贴黑不溜秋的面膜，让女孩们看见，也模仿着买三块钱的面膜，把脸弄过敏了。这些志愿者，基本都被张桂梅轰走了。
女高老师的情况也是如此。20__年，张红琼读大四，在云南师范大学见到了张桂梅，她和同学们被张桂梅的讲演感染，找到了张桂梅住的旅馆，说想来女高当老师。张桂梅强调，要能吃苦。她想，自己后来被选上，可能也是因为看着强壮。
来华坪面试那天，张红琼看到，校址上只有一片草地和一个厕所。5个月后的9月1日，凭着一栋4层楼，女高开学了。在两个大教室各放几张床，男老师住一间，女老师住另一间，学生们住在二楼，宿舍也是教室改造的。晚上学生上厕所，就由一名女老师和一名男老师陪同，到旁边的民族中学去上。
刚办学的时候，张桂梅要求老师们五点钟起床，分成四个小组打扫整栋教学楼，到七点钟，还要打扫干净院子。张红琼说，他们一点也不情愿，觉得她太压榨了，违反了《劳动法》，十几个老师还写好了联名信，签了名，要抗议张桂梅的行为。一年之后，17个老师走了9个。
卫生交由学生打扫后，张红琼是学校团委书记，负责每天站院子里看着学生打扫卫生。有一次，她没看学生扫地，出门吃饭了。吃着饭，接到张桂梅的电话，她赶紧坐个摩的回学校，但还是晚了，张桂梅在院子里劈头盖脸批评了她一顿：你现在回来干什么……张红琼一边哭，一边走回去继续看学生打扫卫生。
早上要跟卫生，中午要跟，晚上还要跟，后来张红琼怀孕了，她想，以后孩子出来我怎么办啊。一天早上，她决定"软抵抗"，就在宿舍睡着不出来了，想以此退出这个工作。张桂梅找到她，她说，卫生不想管了，我要更多去关注一下孩子。张桂梅同意了。但之后两年，她明显感觉到和张桂梅的关系疏远了，"为了家庭疏于工作的这种人，张老师就不怎么欣赏"。
中宣部近日决定，追授著名核动力专家、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院士“时代楷模”称号。从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到大亚湾核电站，再到秦山二期核电站，彭士禄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被誉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今年3月22日，彭士禄院士因病逝世，他曾说“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
彭士禄作为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中国第一个核动力装置的主要设计者，一生践行共产党员的承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从零开始摸索起步，克服重重困难，作出了突出贡献，堪称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彭士禄的父亲是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湃。
彭士禄3岁母亲牺牲，4岁父亲就义，童年两次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先后辗转被送到20多户百姓家里寄养。
“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炼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我对人民永远感激，无论我怎样努力，都不足以回报他们给予我的恩情。”回顾过往，彭士禄饱含深情地说。
1940年，15岁的彭士禄来到延安，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学习时，彭士禄常对同学们说：“我们的父母经过残酷的斗争，有的还流血牺牲了，不好好学习怎么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怎么对得起党?”
1951年，品学兼优的彭士禄赴苏联留学，专业是化工机械。他所有的功课成绩全是优秀，毕业时获得了苏联颁发的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
1956年，就在彭士禄即将本科毕业时，中央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毫不犹豫地回答。从那一刻起，彭士禄就与共和国的核事业紧紧连在了一起。
1983年，彭士禄再次听从调度，被任命为中国首座大型商业核电站建设总指挥，为我国核电事业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直到晚年，彭士禄仍然心系国家发展，他在自述中这样写道：“现如今，老朽已木讷，但有三个心愿：一是盼望祖国早日拥有更加强大的核潜艇力量;二是盼望祖国早日成为核电强国;三是盼望祖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圆了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的中国梦!”
“我来签字，我负责”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
当时，无图纸资料，无权威专家，许多人对核动力的了解几乎为零，对某个技术上的问题常常意见不一致，甚至经常发生激烈争论。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彭士禄就对研究人员说:“不要吵，做实验，用实验结果说话。根据实验结果，我来签字，我负责!”
1965年，中央决定选择青衣江畔的一片山区作为建造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厂址。1966年2月，来自北京715所和194所的人员组成九〇九基地“工艺队”进驻现场。1967年4月，模式堆主厂房破土动工，建设正式启动，彭士禄任现场副总工程师。
1970年7月，反应堆开始缓缓提升功率。功率每提高一档，出现的险情也越多。问题不断增加，反对继续提升功率的意见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彭士禄力排众议，继续提升功率。8月30日，他决定实现主机“满功率”。
“大胆”并非有勇无谋，“拍板”并非胸中无数。有人问他：为什么敢于拍板?他说：“有个秘诀，一定要用数据说话。”
有人问他，那么多次拍板，有没有拍错的时候?彭士禄毫不掩饰地说：“有啊，怎么可能没有?错了，我就改过来，再继续前进。干事业就要有点冒险精神。只要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就可以干，不然，都准备好了，要我们干什么?”
“我充其量就是一枚螺丝钉”
1970年8月30日，我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顺利达到满功率，发出了中国第一度核电。
这一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自主核动力技术的国家。大家欣喜若狂时，总设计师彭士禄却在蒙头大睡，在这之前，他已连续五天五夜没合眼。
为了祖国的核动力事业，彭士禄付出了太多，也从来没顾虑过自己的身体。一次现场调试时，彭士禄突然病倒了，剧烈的胃疼让汗水湿透了他的全身。经医生诊断是急性胃穿孔，若不及时处理就有生命危险。手术立即在工地现场进行，彭士禄四分之三的胃被切除了。
手术时，医生发现，彭士禄的胃上有一个已经穿孔但自愈的疤痕。手术后，彭士禄被接回北京，但他住院仅一个月就又开始了工作。
然而，对于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彭士禄总是轻描淡写。在他看来，恬淡自守就是最大的幸福。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也从来不爱抛头露面。他总说：“中国核潜艇研制成功绝不是一两个人的功劳，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充其量就是核潜艇上的一枚螺丝钉。”
贫困学生的及时雨
华坪女子高中绝大多数学生来自农村贫困家庭，家庭贫困的阴影对孩子影响很大。张桂梅在家访过程中，不仅要帮助学生，还经常救济学生家庭，甚至帮助全家人摆脱贫困。
船房乡华荣村的文丽丽、文萍萍(化名)两姐妹分别是华坪女子高中的高三和高一学生。两姐妹的家不仅贫困，而且她们的父亲眼睛患有严重疾病，在县医院无法医治，需要到邻近的攀枝花市医院医治，可因经济困难，一直未能出行。今年国庆到她们家家访时，张桂梅当场掏出500元给两姐妹的父亲，让他尽快去看病。
张桂梅看到两姐妹家有一间装杂物的危房，人员进出十分危险，当即提出应该尽快拆除。陪同家访的船房乡乡长李桂梅表示由乡里帮助拆房，并帮助其向民政部门申请低保保障。两姐妹和父母感动不已，全家搀扶着张桂梅送出村外。
12年来，张桂梅资助学生困难家庭的费用，都来自各级政府给她的奖励补贴，还有社会各界的捐助。她希望把这些关爱带到女子高中的孩子们身上。
“我获得的许多荣誉，是贫困山区老师集体的荣誉。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贫困山区的老师们，温暖了老师学生们的心，激励着我们更加努力做好贫困山区的教育工作。”张桂梅诚恳地说。
传承红色基因，争当合格接班人
“尽管彭士禄院士逝世了，但他的一生对核动力事业和祖国的热爱依旧存在，他所秉持的精神需要新一代的青年人来传承，需要青年人去发扬，彭士禄院士的伟大精神，青年人永远不会忘记。”聿怀中学高一(10)班佘诺珣同学告诉记者，阅读了《汕头日报》刊发的相关报道后她深受感动，“彭士禄院士是‘磨难的孤儿’，是‘革命的勇士’，是‘核能的先锋’，是豁出命干的‘老黄牛’。”佘诺珣说，当看到彭院士在一次现场调试时突然病倒，医生在现场为他做手术，胃部切除了四分之三，住院仅一个月后，他又重新投入超负荷的工作，直到他逝世之前，他都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她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百年梦想正青春，让我们重温历史，致敬这位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感受拓荒者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聿怀中学高一(13)班学生余俊彦观看先进事迹报道后表示，彭士禄院士曾说道“我这一生只做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这是他对自己的评价，他是我们所有人的英雄，更是青年人学习的榜样。
今年4月，市蓬鸥中学的学生们有幸聆听了彭士禄女儿彭洁老师的讲座。昨晚9时，蓬鸥中学学生谢哲齐在家中，和家人一起观看了央视的专题节目。谢哲齐告诉记者，看了节目后，他更深刻地感受到，正是有了先辈们的艰苦奋斗才有了今日美好的生活。“彭士禄院士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不仅磨炼了不怕艰难困苦的性格，还站在我国科技的前线，像彭士禄院士这样的先辈，正应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偶像。”谢哲齐表示，作为当代青少年，要将“爱国”二字铭记于心，外化于行，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结合起来，不负祖国的大好河山，奋发图强，珍惜青春时光，培养创新能力，争做祖国的创新人才。
“作为新时代接班人，应该向彭士禄院士学习，在科学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心系祖国。”蓬鸥中学学生许锦霞认为，追溯到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彭湃烈士，青年一代要传承发扬这种红色基因，从现在开始坚定理想与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将个人的未来与民族的未来紧密相连。
学习“拓荒牛”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昨天晚上9时，在金霞街道书吧，街道党工委领导带领街道干部职工20多人正在收看央视彭院士的专题节目，大家纷纷表示，要学习“时代楷模”彭士禄的光辉事迹，学习他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的精神。据了解，为落实金霞街道工作人员、辖区居委、金霞物业、党群服务中心的干部职工准时收看该节目，金霞街道提前在微信工作群发出通知，落实大家准时收看节目，激励大家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汲取信仰的力量。
现代潮剧《百姓之子》是汕头市潮剧团根据彭士禄院士的革命事迹打造而成的红色题材潮剧精品，昨天晚上，剧中执行导演以及男女主演也早早守在电视机前收看央视的报道。谈及观看感受，他们感慨万千。
“当时在整个排练过程中经常被感动流泪。”《百姓之子》执行导演谢继顺表示，在剧中，幼年彭士禄成了孤儿，是金砂古寨二十多位母亲轮流隐藏、尽力抚养。彭院士曾说过“我虽姓彭，但心中永远姓百家姓”，所以该剧就叫《百姓之子》。“择一事，终一生，用一生去坚守，去奋斗。敢为人先，勇于承担，实干担当，永做‘拓荒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看了节目，回忆起当时排练过程中，谢继顺说，大家都为彭士禄院士坚韧的革命精神所感动。
“很荣幸在剧中扮演彭士禄的养父陈阿木这个人物角色，看到彭士禄院士为国家做出伟大贡献的先进事迹报道，感到很欣慰很自豪。”在现代潮剧《百姓之子》中担任男主角的演员李勇强表示，看了先进事迹报道感到万分感动和敬仰，彭士禄院士崇高的思想境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剧中扮演彭士禄的养母潘舜贞的演员黄玲玲告诉记者，该剧描述在彭士禄童年时期，潘舜贞一家冒死救孤，在丈夫和女儿相继牺牲的情况下，她以弱臂担道义，与共产党特派员成功地从监狱送走彭士禄的故事情节。“很荣幸扮演这个角色，观看彭士禄院士的先进事迹报道深受鼓舞，很感动，彭士禄院士敢于担当的精神，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以云发布的方式，向全社会宣传发布中国人民志愿军老战士孙景坤、徐振明的先进事迹，授予他们“时代楷模”称号。
孙景坤、徐振明同志的先进事迹被广泛宣传报道后，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和部队官兵认为，孙景坤、徐振明同志是中国人民，是永葆革命本色的抗美援朝老英雄。要尊崇英雄，关爱楷模，学习抗美援朝老英雄的崇高精神风范，立足本职奋斗，积极投身伟大实践，披荆斩棘、奋勇前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长春中医药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于瑶说：“徐振明同志转业后选择为杨靖宇将军守陵，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信仰和忠诚。”吉林省教育厅思政处干部张天一说，作为徐振明同志的家乡人，要深入开展向徐振明同志学习的活动。
吉林省白山军分区政治部原副主任毕绪增说：“作为一名退休干部，要以孙景坤老人为榜样，不忘初心，发挥余热。”“孙景坤同志甘于奉献、甘于清贫、艰苦奋斗，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建波表示。
在孙景坤的家乡，辽宁省丹东市金山镇山城村召开学习孙景坤英雄事迹座谈会。村民于淑梅说：“孙景坤老人是我们村的榜样，我一定要把老英雄的事迹讲给儿孙听。”
“孙景坤、徐振明同志身上体现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向两位老英雄学习。”河南省平舆县人武部政委曹英华说。
日前，地处太行山上党革命老区的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开展了“学习英雄孙景坤、徐振明先进事迹专题党团日”活动，四级军士长赵冬亮说：“学习两位前辈的事迹，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他们不变的初心和崇高的风范。”学习了两位同志的事迹，武警警官学院学员十四大队新学员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始终保持优良作风。
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处处长李春国说，将以学习宣传孙景坤、徐振明同志事迹为契机，推动形成关心国防、尊崇军人的社会风尚。
李桓英，一位98岁的老人，在麻风病防治的道路上，还在继续前行。
1958年，李桓英拒绝世卫组织续签5年的合同，瞒着定居美国的父母，毅然回到国内。“我是中国人，我在北京出生，我不能忘本，我要把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
1978年，李桓英调到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此，57岁的她将全部精力奉献给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用一个“拼”字来形容她，恰如其分。
麻风病是人类古老的疾病，曾经是深受歧视的“不治之症”，不但给患者带来极大痛苦，还给社会带来莫大的恐惧。但是，李桓英不怕。她不信邪，要和这种错误观念斗争——病人家的水她仰头就喝，饭捧起就吃;为病人诊治，从不把自己严实地包裹起来。
1980年，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李桓英，被派到世卫组织做访问学者。她了解到，世卫组织正在研究一种联合化疗的新方法：由一种药物的治疗改为多种药物联合化疗。药物的配方已经完成，但是缺乏临床实验。为了争取到世卫组织免费的药物支持和试验项目，李桓英开始在全国进行走访调查。
当时，世界治疗麻风病基本都采用终身服药的办法，医学界普遍认为，一旦停药就会复发。为了缩短疗程，使有限的药物能够治疗更多的患者，1983年，李桓英带着联合化疗药物在云南省的一个村子开展试点，将麻风病的服药时间缩短至两年，这种短程联合疗法为麻风病治疗开辟了新天地。后来，原卫生部将其在全国进行了推广，全国麻风病人数量迅速下降，由1987年的7万和每年发现4000余名病人，分别降至1999年的7000和近20__例。经过10年监测，复发率仅为0.03%，远低于世卫组织规定的1%的标准。这一经验得到了世卫组织的高度评价，1994年开始向全世界推广这一做法。
正是由于对我国麻风病防治工作的肯定，第15届国际麻风会议1998年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具有纪念现代麻风防治100周年特别意义的大会期间，李桓英被推选担任大会的轮值执行主席。
多年来，李桓英不断优化治疗方案，消除社会对麻风病的歧视。她解决了该领域的重大策略和技术上的关键问题，为我国政府制定控制和消灭麻风病的整体规划，为全球实现消灭麻风病目标的可行性提供了重要依据。她在麻风防治研究上的成就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6次获得省级科技进步奖，20__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项;20__年9月，第19届国际麻风大会授予她“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
20__年，95岁高龄的李桓英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她这样写道：“我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愿意以党员的身份为麻风防治事业奋斗终身!”当年12月，李桓英庄严宣誓，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作为李桓英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北京友谊医院党委书记辛有清说，从李桓英身上，看到了她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对科学的执着，对事业的追求!
许多年前，张桂梅过的是一种和现在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时，她在大理有丈夫，有一个家。
她是黑龙江人。母亲在近50岁时才生下她，在她年少时去世，她跟着哥哥姐姐们长大、生活，一直有寄人篱下的滋味，她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1974年，17岁的她跟着三姐来到云南支边，在中甸林业局当过播音员、宣传队队员，80年代，经人介绍，她认识了一个男人，是中甸林业局子弟学校的校长，"为了他，我也申请去当了老师"。很快，他们结婚了。
她跟着丈夫回了他的老家大理喜洲，在喜洲一中任教。在她的回忆里，丈夫多才多艺，兼职给别人修家具、讲微积分课，赚来的钱给她花，给她买她爱吃的杨梅罐头。她不愁衣食，不用自己做饭，两人常常去洱海边上散步，想去哪儿玩就买车票。丈夫对她好，去大理市里开会，只要当天能够赶回去，一定会和她一块吃饭。
她是极其外放的性格。在东北，她有过一段不安生的少女时期，在家排行第五，跟着哥姐长大，没有严厉的管束，人送她外号五猴子，总是上蹿下跳，后来在文工团里当舞蹈演员，调皮捣蛋，会哄骗邻居家的小女孩，把人家的长发剪掉，还会抓毛毛虫吓别的孩子，老师一巴掌拍死毛毛虫，手就肿起来，她挨了一顿骂，往外跑，在野外遇到了狼，最后被老乡送回家。
等结了婚，她喜欢去歌舞厅，不想去开学校例会，作为校长的丈夫就包庇她去唱歌跳舞……有时候喝醉了，丈夫就把她背回家。那时候她是一个美丽的老师，说一口动听的普通话，化妆，穿紫色皮鞋、蓝色裤子、红色上衣，她和丈夫的宿舍里，挂着一个手编的门帘，小个小个的珠子挂起一串，美极了。
一位喜洲一中的女老师回忆，到了午休的大课间，在桃子树下的草坪上，张桂梅会带着孩子们围着圈圈唱歌、跳舞，"裙子穿起多漂亮多飘逸"，学校里关系好的老师给她取了个外号：老妖精，简称老妖，她也回嘴，小妖，"生活有滋有味的"。
1993年12月，张桂梅的丈夫被查出胃癌晚期。后来，她形容那段岁月，"我看那山和水都是灰蒙蒙的一片，这意味着我有家的生活即将终止，爱与被爱的生活即将结束。"
她尽了最大努力留住丈夫，把房子卖掉，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也全部卖了，总共筹了二十多万。她到处跟亲戚朋友们借钱，后来丈夫的家人劝她别治了，她不愿意。丈夫自己也想放弃，她劝他，我们能活一天算一天呗，就等于你陪我一天就行呗。不管多贵的治疗方案，她都试，7千多一天的进口药也用上，二十多万，半年就见底了。
1995年2月，丈夫还是走了。她不想埋葬他，也不想火化他。她走到昆明的大街上，万念俱灰，往行驶的车上撞，驾驶员踩了刹车躲开，让她寻死别连累别人。回去以后，她和停尸房的人说：请您把他从冰箱里头搬出来。她最后一次抱着丈夫痛哭。爱与被爱的生活，结束了。
抱着丈夫的骨灰盒回到大理，处理完后事，她失去了生命力，头也不洗，只是躺着，什么都不想干。只要一出门，她就看到丈夫活在小草里，活在洱海中。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她想，她必须离开。她申请调动，填了许多地方，只有华坪接收了她。对于这个小县城来说，大理是个大城市，她是个来自大城市的老师。1996年，她把裙子和门帘都留给了同事们，带着一件丈夫留下的毛背心，来到华坪。
起初，这更接近于一种放逐和逃避。她先是在中心中学当老师，一年之后，申请调动到新建的民族中学。但到了华坪，她看到的事物有些不一样了：有学生冬天穿着一两块钱的塑料凉鞋，有学生买不起饭，晚上抓一把米放进热水瓶，作为第二天的早餐。她常带学生下馆子，帮他们交学费、添置衣服和被子，把丈夫的毛背心给一位小男孩。这里的孩子需要她，"为了能让他们走出大山，我做了一点小事，我感到快乐"。她的心里有了一些轻松的感觉。
她清楚地记得，一个带着女儿前来交书本费的父亲，走了五六个小时，把卖桃子的收入、一大包的钱塞给了她，"他很朴实地告诉我，就这些了啊，我有钱还给你送来。"她动员了几个学生一块数钱，一分钱、五分钱、两毛钱的纸币，零星的几个硬币，脏兮兮的，总共不到50块钱。但她把纸币捆成了一捆，留作纪念，"你看看人家这日子过的，还满高兴满高兴的，然后把孩子还送给你。人家没有一句怨恨的，一句都没有的。我们还怨天怨地在这儿怨的。"
她反观了自己。"人家还没像我，我不缺吃，不少穿啊，这个人的生死应该是自己明白的。这个天灾人祸自己应该明白。自己(就别)纠结在那出不来的情感，是不是?"她慢慢打起了精神，内心的苦闷和空虚渐渐被驱散了。
"但不幸再次降临在了她的头上"，用华坪县前教育局局长，如今是张桂梅宣讲小组一员的杨文华的话说。1997年4月，张桂梅被诊断出患有子宫肌瘤。从医院到学校10分钟的路程，她走了40分钟。回到了宿舍，她哭一会儿，站一会儿，一夜未眠。
当时她是四个初中毕业班的政治老师，第二天，铃声一响，她本能地走进教室。她想陪孩子们走完这关键的几个月，他们来不及适应新的老师了，那是他们考学的机会。她还能怎么办呢?当年患癌的丈夫撑了一年多，是因为自己百般筹钱，在他身边照顾，如今轮到了自己，没有医药费，也没有人安慰。
吃止痛药，再疼就捂着肚子上课，就这样，她送走了四个班的毕业生。后来，她借了几千块钱，坐上了夜班车，到昆明做手术。她的肿瘤拿下来，肠子粘连到了后背，每次摸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硬，肚子像一块石头一样，疼的时候是一阵阵的，人也变成黑瘦黑瘦的了。
万幸的是，这个从外地来的、埋头苦干、带病上课的女人被看见了。当时华坪县正大力发展开采煤矿，学校里的老师工资低，就干着第二份职业，或者辞职出来做煤矿生意，县里正需要一个正能量的老师作为宣传典型。一个政协委员告诉她，我们绝不能捧着骨灰盒来宣传您。她的事迹开始在小县城里传遍，两次手术期间，一天晚上她喘气困难，学校里的几位老师冒着大雨去医院，给她取氧气袋，一晚上跑了五六次，整夜在身边照顾她。还有一位山里的女人，把五块钱的路费也捐给她治病，自己走了六个小时的山路回家。
她形容，那是一种"爱的支撑"。
后来，她有过几次成家的机会。她的名声传出了县城以外的地方，有人慕名而来。有一次，王秀丽接到了她的电话，说北京来了一个作家，你过来看一下嘛。王秀丽想，跑上门跟人家说自己是作家的人，通常都是不厉害的，便没去。第二天才知道，那是张桂梅的追求者，见面的时候，张桂梅还涂了口红，穿了高跟鞋。王秀丽立刻叫个摩的就去了儿童之家，但那人已经走了。
要是成家了，必然是要分一半的心给对方，张桂梅说，找一个伴有什么用呢。王秀丽说，每天很累地回到家，至少有个人跟你说一下话嘛，抱一抱你也是好的嘛。
王秀丽听说，是儿童之家的孩子不喜欢那人。那人坐椅子，孩子就说，你起来一下，假装要扫地。那人坐床边，孩子就说，你起来一下，假装要叠被子。一天都不让那人坐下。他们还问张桂梅，你要忙着结婚吗?你就怕以后我们养不起你吗?
后来，就再也没有什么北京来的作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