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拟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鼓励员表现出抑制性进谏行为，研究结论可以为组织管理实践提供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议：第一，员工与直接上级的高质量关系能促进员工的抑制性进谏行为，那么组织管理实践中实施措施来培养员工形成与直接上级的高质量关系非常重要。从更为广泛的角度来讲，则说明工作团队的直接上级对员工抑制性进谏行为的表现有重大影响。因此，从直接上级的角度来看，本研究结论对组织管理实践的启示有三点：
首先，直接上级可以培养与员工的高质量关系(例如burrisetal.，)，这能减少员工进谏前的顾虑，激发其表现出更多的抑制性进谏行为.其次，直接上级对进谏者的反馈也值得考量，合适的行为反馈反过来会鼓励员工的抑制性进谏行为，例如领导者即使不采纳意见也要对员工表现出进谏行为给予肯定，反之则会挫伤员工进谏的积极性。最后，组织开展面向领导者的培训课程，让领导者明白团队成员的多样性看法和观点对于团队运作的价值，使领导者养成对员工进谏的接纳态度。
第二，建立高水平的团队认同意义重大。建立员工对团队的认同感是一个长期的不能间断的任务，从员工新加入团队开始到长期在团队工作的整个过程，都要不断强调员工的认同感。尤其是当新员工加入团队时，他们经历的组织社会化(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过程对于团队认同的塑造是至关重要的(hogg，)。成功的组织社会化过程会让员工第一时间把团队身份纳入到自我概念中，为员工更深入的认同团队起了锅定作用。在随后长期的团队互动过程中，管理者也不要忘记加强个体对团队的认同感。这时，开展团队集体活动、设置共同的团队目标等可以强化个体的团队认同(mael & ashforth, 1992)。
第三，自我审查会妨碍员工抑制性进谏行为的产生，现实组织中管理者应采取措施创造积极开放的氛围来提升员工的心理安全感(kahn, 1990),减少员工的自我审查。只有当个体感知到所处的工作环境中有着积极的进谏氛围时，才可能经历少的自我审查过程，从而利于进谏行为的发生。为了激发团队内的抑制性进谏行为，工作团队要努力建立支持员工“与众不同”行为的团队氛围。
本研究为抑制性进谏研究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实证素材，其理论意义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组织内的员工往往对周边工作环境、工作流程或者是团队内的任务分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心知肚明，虽然私底下他们总是对这种种的问题议论纷纷，但是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领导者面前，我们都鲜少看到员工进谏的身影(milliken et al., )。员工内心的想法为什么不能驱动他们形成进谏的意愿和行为?本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框架，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
计划行为理论(ajzen，1991)自从提出以来，对于个体“计利”行为发生的机理表现出了强大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作为一个理性人，个体是否会做出某种行为，不仅取决于个体对于这种行为的态度，同时，个体感知到的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也会同时影响个体的行为意向和最终行为表现。具体到抑制性进谏行为本身，虽然员工清楚的知道进谏是一种对于组织可能有利的积极行为，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担忧和顾虑很可能帮助组织改正问题、实现更高水平的产出;但是抑制性进谏是否能够最终发生,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观点，还取决于员工感知到的主观规范(动机线索)是否要求他们做出这样的行为，同时他们是否能够有效的控制自己的进谏结果和进谏对自己的影响(风险线索)。因此，根据计划行为理论的基本框架，本研究认为员工的团队认同，作为一种内在的动机线索，将和lmx，作为风险线索的表征，一道影响员工的抑制性进谏意愿和进谏行为。研究结论验证了整合“动机线索”和“风险线索”之后研究模型的解释力，同时也为计划行为理论在该领域的应用和推广打下了氣好的基础。将计划行为理论引入到对于抑制性进谏前因机制的探索中，可以帮助研究者打破以往仅从“风险”(或仅从“动机”)角度关注的局限性，通过整合考虑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中所提到的三方面因素(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到的行为控制)来系统挖掘能够促使员工进谏的前因变量和促进因素。
其次，本研究也为曰后对其它“亲社会”的员工角色外行为的探索提供了具有指导意义的研究框架。抑制性进谏行为，作为一种典型的员工角色外行为(vandyne et al., 1995),具有“亲社会”(即对组织有利)而“不亲自我”(即对员工个人的积极效用并不明显)的特点;这样的特点使得员工的“亲社会动机”在驱动这些行为的过程中变得至关重要。正如前文所述，员工的亲社会动机能够改变员工在投入这些行为之前的利益关注点，改变他们以往的更为关注个人利益而并不关注团队利益的格局;也只有当他们真正将组织的目标或者追求放在心上，组织才能期冀他们会做出更多的对组织有利、但是组织却很难给出相应回报的角色外行为(ellemers et al., )。本研究验证了员工的亲社会动机(团队认同)对于抑制性进谏行为的影响;虽然研究结论并没有验证团队认同对进谏行为的直接影响，但是仍然支持了团队认同在lmx和抑制性进谏行为中所扮演的调节作用。团队认同水平的高低，改变了员工对于抑制性进谏的义务感：当员工认为自己对进谏行为付有越多的责任，他们越有可能因为风险水平的降低而进谏;如果员工从根本上就认为进谏是和自己无关、对自己没有帮助的行为，那么即使他们和领导者的关系再好，这种高质量的交换关系也很难对他们的抑制性进谏行为产生预测力。这种结果表明了团队认同这种动机因素对于抑制性进谏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提示曰后研究，在对员工亲社会的角色外行为进行关注时，需要对员工是否具有亲社会的工作动机方面进行更多的思考和探索。
再次，更加具有生态效度的整合风险线索和动机线索对抑制性进谏的共同作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研究中局限于风险线索的分析框架。过往进谏研究，较多的从风险线索出发，分析直接上级对于降低个体感知到的社会风险，并且发现其对进谏行为产生的促进作用(例如detert & burr is, ; liu et al.，)。然而，考虑到抑制性进谏的结果不确定性，单单从风险线索出发，研究的解释力不 、够充分，对抑制性进谏来说尤为如此。这是因为抑制性进谏对个体的结果难以事先判断和具备高度的不确定性。只有当个体的.内在动机认为有实现团队目标的责任时，个体感知到的低水平风险才能显著的促进进谏行为;但是当个体的动机不足时，他不会花费时间投入到对自己毫无好处的抑制性进谏行为上。所以，本研究中，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框架，整合风险线索和动机线索这两个并行通道，分析两者对抑制性进谏的共同作用。研究结果不仅说明整合风险线索和动机线索对于抑制性进谏发生机制超越风险线索的解释力，更说明了本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框架讨论的合理性。
最后，在整合风险线索和动机线索的基础上，引入了自我审査作为进谏与否的决策过程解释机制。本研究整合风险线索和动机线索的两个并行通道，探索lmx和团队认同两种因素对抑制性进谏作用的心理过程机制。由于与抑制性进谏相伴产生的是巨大的社会风险，同时进谏之后的收益结果难以预知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提出“自我保护”导向的自我审查可能会是解释员工为什么不敢进谏的内在心理机制。我们的研究支持了这种设想，一定程度上打开了抑制性进谏行为难以发生的过程机理。自我审查作为更为近端的影响抑制性进谏行为的心理因素，将其纳入到抑制性进谏研究中是非常必要的，未来研究中应该更多的开展相关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