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春疫，让中医药再次走向了前台，成了防疫治病中的“中国利器”。中医药以祛邪去因，扶正固本，提高人体的自身的免疫力作为治疗原理。就治疗效果而言，中医药在有效缓解症状，减少轻型、普通型向重型发展，促进恢复期人群肌体康复方面作用独特。新冠肺炎是病毒感染和机体免疫状态博弈的结果，中医不仅能有效治疗病症，还能通过机体的调理提高免疫力，在后续的康复上同样大有可为。
事实是最好的验证。整个疫情救治能取得如此好的效果，跟中医药的全面参与密不可分。中医药治疗最大程度提升和实现了救治率和逆转率，与国外很多国家死亡率偏高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事实上，抛开此次疫情救治不谈，从更宏观的层面去看，中医药在历次疫情的防治过程中都扮演着关键角色，并形成了一套整套系统且独特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在减轻症状、控制病情进展、减少激素用量、减轻并发症等方面功效显著。20__年治疗非典病人样本显示，采用纯西医治疗的46例，死亡9例，死亡率几乎20%。而介入中西医治疗的71例，死亡1例，死亡率1.4%。也正是中医药在防治非典中的突出作用，获得了国际上的广泛赞誉。
重大疫情中的惊艳表现为中医药扬名立威，但优势却并没有转化成顺势。作为国粹的中医药式微的局面，虽已引获得关注，但整体态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中西医孰优孰劣的争论愈演愈烈，支持与反对者立场鲜明、针锋相对，中医药的废存之争作为社会话题，一直保持极高的热度。在“20__年中国生命小康指数”调查中，有42.70%的受访者表示首选西医，西医看不好再看中医，而只有17.70%的受访者表示首选中药，中医看不好再看西医。有意思的是，在这次调查中，有94.68%的受访者表示相信中医。
其实，我们每个人对这种状况都有很直观的感受：在我们身边，有名望的中医在减少，医院里的中医门诊也改换了门庭，中药的价格变得越来越高，药品的成色和质量也大不如前，熬上两三次之后就寡淡无味。中医药的治疗效果没有西药的立竿见影，成本又没有什么比较优势，中医药就处于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境地，认可度看起来还相当不错，却并没有成为首选。一场疫情让人看到了国粹在延续神奇，但之后又回到了“难得宠幸”的老样子。
市场化改变了中医药的传统生存状态，传统产业与市场之间并未有效对接和均衡匹配，时下，中医专业人才不足，影响了中医的整体治疗水平;于中药的层面而言，当天然的中药材无法满足需求时，人工种植的质量水平和产业化程度，又需要通过标准化的提高来不断优化。当然，以医保为主体的政策扶持长期缺位，则造成了中医药的日渐式微。中医药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和产业，现有的问题并非局部性的，而是系统性的。要整个行业面临的困境，就不能攻其一点而需要统盘推进。
通过大疫的验证，对中医药的偏见会少一些，依任度和依存度会有所改善，并国际社会重新发现和再次认识，中医药粉丝的群体也会有所扩大，中医药的处境与现状也能得到更多的人关注。就政策层面而言，应当借势用力、趁热打铁加快各项扶持政策的落实，在“两手抓，两手硬”的综合措施中，有力有效推进一揽子的计划落地，比如中医人才培训体系的建立，中药产能的恢复与提升，中药产业链条的拉长，同时以援外防疫为契机，加快中医药的国际化进程，把“中国方案”升级为“世界共享”，继而占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形成具有极强影响力的中医药文化和价值体系。如此，中医药才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收到“企业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之后，姚女士不同意公司的解职决定，于是向当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咨询：公司做法对吗?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明确告知姚女士：公司将其解职的做法是违法的。姚女士可在公司注册地申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诉求公司与其恢复劳动关系或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
虽然说，有关部门的专业人士给了姚女士一个明确说法：这是违法的。问题是，企业违法了，姚女士究竟该如何保障自己的就业权利?而且，仅仅凭着姚女士的“义愤填膺”，企业真会买账吗?或者说，“新冠肺炎治愈者”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继续上班?
我想，对于个人而言，打赢这场官司付出的一定是不小的代价，即便企业输了官司，问题在于输了官司的企业能否继续接纳“新冠肺炎治愈者”?最大的可能就是：输了官司之后，企业支付一定赔偿数额，也不再接纳“新冠肺炎治愈者”。而“新冠肺炎治愈者”再到其他地方应聘，遭遇的可能依然会是就业歧视，没人愿意录用。
应该说，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歧视“新冠肺炎治愈者”现象。可以想见的是，为了企业自身的安全，企业在得知自己的员工属于“新冠肺炎治愈者”之后，一定会是排斥的，排斥他们的不仅是企业，还有昔日的同事。《传染病防治法》第十六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传染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人。法律是刚性的，而具体到落实上来说，又很大程度上是“弹性”的。因此，如何治疗歧视“新冠肺炎治愈者”的伤，还需要多做些事情。
一个方面是，对于存在与“新冠肺炎治愈者”取消劳动合同想法的企业，要露头就打，不能让“新冠肺炎治愈者”孤军奋战，而是需要劳动保障部门介入约谈，必要的时候应该启动公益诉讼，办成铁案，警醒“后来者”;一个方面是，需要宣传科学知识，让“昔日的同事”以及用工单位知道“新冠肺炎治愈者”没有什么可怕的，心甘情愿与“新冠肺炎治愈者”在一起。
还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在新一轮招聘中，要防止出现拒绝录用“新冠肺炎治愈者”的情况出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新冠肺炎治愈者”的信息，不泄露这些信息。别让“新冠肺炎治愈者”遭遇就业歧视，谁也没有权力剥夺“新冠肺炎治愈者”的就业权。
为了疫情尽早结束，无数人都奋战在一线岗位上。有的连续工作十几日、二十几日，在他们的努力下，除湖北外，疫情已经出现15连降，治愈出院病例已经首超新增确诊病例。成效令人欣慰。但是，在这战果背后，冲锋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干部、警察、志愿者们却以极度的疲乏状态在应战，有的牺牲在岗位上。强制休息令的下达，既是对防疫“战士”的关爱，也为科学防疫注脚。
冲锋在一线的防疫工作人员，既是防疫抗疫“战士”，他们是“超人”、是“拼命三郎”，但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支持并为防疫工作人员创造科学适度的防疫抗疫工作状态，是各方都需要面对并思考的问题。时代需要“英雄”，但我们又不希望“英雄”在众人泪目时倒在工作岗位上。
随着防疫体系不断健全，防疫力量不断集结、扩充、优化，不管是医护人员，一线干部，志愿者，还是其他参与防疫的队伍，防疫的强度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可爱可敬的防疫“战士”们，责任心、使命感，比以往更强烈。轻伤不下火线，带病防疫抗疫，已经成为常态。这不是科学防疫所需，这在客观上会降低防疫效率。让防疫“战士”们休息好，以更为饱满的斗志投入防疫，是为了更好的战“疫”。
一张张强制休息令，外表“强硬”，内里柔软，是关爱，是鼓励，也是动员。以小观大，从中央到地方，先后出台了多项为医护人员、社区力量服务的保障措施，也是最大限度减轻他们的工作强度，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为凝聚起强大防疫合力创造了有益条件。
随着防疫工作的不断深化，防疫体系、力量统筹、医治技术正在不断更新、优化，提高了防疫的精准性，提升了治愈率，也缓解了一线工作人员工作强度。党中央明确指出，指挥调度、后勤保障要科学到位，对医务人员舒缓压力、生活保障、必要休整、精神鼓励务必及时加强落实，这些外部环境的积极变化，也同样给“强制休息”提供的可能，让紧张的防疫工作者休息一下，养精蓄锐，回头再战，是共识也正在变成实在的行动。
防疫阻击战正在最吃劲时，但“磨刀”不误“砍柴功”。再对防疫方案进行优化，再扩充防疫队伍力量，再强化科技防疫支撑，再全面群防群治，防疫节奏将更蹄疾步稳，强制休息令终将完成历史使命，留存在防疫人员光荣征程中。
代表委员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抓“六保”，促“六稳”，关键是抓好落实。
全国工商联在《关于狠抓政策落实促进“六稳”“六保”的提案》中指出，实现“六稳”“六保”，民营企业将勇于担当，努力履行历史使命。疫情暴发以来，中央和地方出台了一系列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稳企纾困的政策措施，与近年来连续出台的惠企政策，共同构成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组合拳”。这些措施及时、精准、有力，既解民营企业的燃眉之急，又利于长远发展，关键是抓好落实。
全国工商联调研表明，一些政策在落实上还存在痛点难点堵点，“最后一公里”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政策效力打了折扣。为更好发挥民营企业在“六稳”“六保”中的重要作用，抓好惠企政策的落实至关重要。对此，全国工商联上述提案建议，以完善制度促落实，以巡视督查促落实，以有效参与促落实，以优化环境促落实。
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对《经济参考报》记者指出，20__年注定是个极其不平静、不平凡的年份。这一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既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也要为“十四五”发展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好基础。
张占斌表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挑战，我们要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双胜利”，这是20__年必须完成的硬任务，也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时代“大考”。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切实增强紧迫感，抓实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他指出，当前，国内已呈现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这次疫情短期冲击很大，但中长期来看，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和基本态势。我们要抓住疫情的倒逼机制，加速我国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步伐。我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要把这些优势逐步发挥出来。
门难进，事难办，脸难看，一度是对官僚主义者最形象的比喻，如今却可以拿来比对于小区大门。其大约的情形如下，尽管快递小哥戴了口罩，也配合测量体温，甚至比平时更加注意快递车辆所载货物进入小区之后的“守秩序”，然而可惜的是，小区大门就是不让你进，理由唯一一个，疫情严重，请你配合。
接下来的情形则如下：受疫情影响，许多市民“宅”在家中，网购成为消费主流，而线上下单量也随之呈现爆发式增长，不少小区门口出现快递物品扎堆的现象。扎堆者，蜂拥而至呈包围状也，以如此阵势，小区门口岂不形成另一个极大的传染源?
还有另一种情形需要引起官方、民间以及菜鸟驿站经营者的注意。小区内快递柜形同虚设，或者根本没有设置快递柜，这让“菜鸟驿站”形成规模。而形成规模之后的菜鸟驿站绝非三三两两门可罗雀，而是在封闭空间内形成快递散货货架。好一点的菜鸟驿站经营者自觉在疫情期间将快件取出后再送到取件者手中，而不自觉且无疫情防控意识者则直接让买家到菜鸟驿站封闭空间内自行自助取件，如此以来，货物本身卫生不能保证安全，散货货架更不能保证快递件卫生安全，这等同于形成了一个病菌传染源。尽管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摆在面上的隐患，但包括购物平台、快递链经营者、官方管理者以及菜鸟驿站经营者一概对此熟视无睹，任由安全隐患时时刻刻存在，且无任何人加以过问改正，如此下去，与主观传播病毒何异?
解决这个问题的两条途径，其一，快递员直接与客户对接见面，将货物直接物归原主。此一途径因“上班族”缺少时间而存在短板，只适用于居家一族。其二，存放在小区快递柜内，由客户自由取件，而这样的形式在疫情之前除某些未设快递柜小区之外一直实行。然而，如前述，一个“进门难”，令快递小哥“望门兴叹”。
快递小哥说：去年每天可以送三百单，现在只能送一百单。其实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疫情当前，唯有快递业的正常运转，才是解决居民衣食住行中最重要两项“衣食”无忧的唯一途径。没有电商经营者，没有快递业，就没有抗疫的胜利。之所以快递送单缩水，恰恰是因为公众对取件“最后一公里”之病菌隐患存在极大担忧。那么，快递“最后一公里”卡脖子，有官方管理者的懒政，有小区的“门难进”“脸难看”，也有快递业链条“最后一公里”的设计短板，比如任由菜鸟驿站在封闭空间内取送快件。在小区内设置一个快递柜，何其难哉?让快递小哥在疫情防控严格检查基础上进入小区送快递，何其难哉?由此可见，官僚主义不止存在于官场，同样存在于一些小区物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