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去参观了看守所，在那里,我看到了真实的四面高墙，坚实的不见天日的牢房，犯人穿着统一的衣服,剪着统一的发型,一些人在操步,一些人在做着手工活,一些人坐在那像在念书,极个别的是坐在无法动弹的重刑椅子里.参观者走在二楼,高墙下的犯人在一楼牢房里,从上往下望,甚觉里面犯人的可怜，有尚带稚气的脸，有白发苍苍的人,从他们眼中我看到了一些无奈、悲哀、羡慕甚至是悔恨。警官告诉我们，这里的人不一定都是重刑犯，有些是关15天的，有些是一年以内的，有些也只是嫌疑人，或等待法庭下判决的，可是，在里面，所有人都一样，每天呆在仅有的10多平方米里，二三十个人，晚上还要轮流睡觉，每天白天要么操步，要么做手工活，能走到草地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一下蓝天白云成了他们每天的一个梦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奢望啊，进去之前在社会上多么有身份，多么有钱，多么潇洒，进去之后想也没想到最大的愿望只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
有两个因经济问题而关在里面的犯人给我们讲了他们的犯罪动机犯罪过程和现在的忏悔心理。一个贪污了五万元，判了五年，一个挪用公款赌博1400万元，判了死刑。从他们的字字句句，我都听到了后悔，只可惜，上天不会给重来的机会，他们只有为自已的所作所为付上沉重的代价，只有在高墙里感叹自由的珍贵。
今天，我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这种恐惧，这种对自由的无限盼望的恐惧，那么多个声音在告诉我，要好好珍惜今天，要珍惜现在的自由，要珍惜自己的一切，远离犯罪，远离一切与罪恶有关的事情甚至想法!
不知在社会摸爬滚打过的人们是怎么看待今天的参观的，但是对于我，却是一个警钟。在那些人面前，我真正地感受到，我今天还是年轻人，我还有这么漫长的人生要走，如果像他们一样，不知哪天就会了决的人，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了。我真正地感受到，我今天是国家的公务员，身上比平民还多了不少的责任，至少还要代表着国家，代表着手中的权利。犯人告诉我们：权利是把双刃剑，可以给你带到名誉财富，也可以置你于死地!只有稳稳地把好权利，才能平安地做好工作，过好人生。我真正地感受到，能有一份工作，有个幸福的家庭，有不错的收入，能在节假日爬爬山，逛逛街，已经是非常有意义、非常幸福的人生了，要求太高会让人好高骛远，会让人心浮气燥，不能无目的地追求享受，贪图富贵荣华。
恩!为了幸福的今天，努力工作吧!
今天下午，我们去参观了长春市第一看守所。这次参观之行虽然仅有短短的2个小时，但是却让我切实地感受到了一个充满人性化、充满关怀、干净、整洁的看守所，让我改变了以往的看法，同时因为社会上某些舆论而对看守所产生的一些误解也澄清了。总体来说，这次看守所参观之行收获颇丰，但仍有几个问题尚不明确，总结如下：
一、看守所的职能划分混乱，有“越俎代庖”之嫌。
在此次参观之初，曾有看守所工作人员为我们播放了一段关于长春市第一看守所的短片。其中，有一段话的大意是：“看守所协助当地公安机关，深挖余罪，破获大案多起，取得巨大成就。”
其实不只是在第一看守所，在全国各地，看守所都会协助当地公安机关深挖余罪，破获案件，还有个别看守所干警被评为“深挖犯罪能手”，得到嘉奖。甚至当地监管部门还会对看守所下达指标，要求当地看守所协助破案率应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我个人认为这种风气略有不妥。
1、职权划分不明，监管混乱。根据我国《看守所条例》第二条、第三条规定：看守所是羁押依法被逮捕、刑事拘留的人犯的机关;看守所的任务是依据国家法律对被羁押的人犯实行武装警戒看守，保障安全;对人犯进行教育;管理人犯的生活和卫生;保障侦查、起诉和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而目前的形势则是，看守所就会充当公安机关的马前卒，怀有极高的”积极性“协助公干机关办案，这样做对于保持看守所的独立有很大的影响。诚然，因为看守所方面的介入会使案件侦破速度加快，甚至还会破获很多那些隐藏很深的案子，大大提高办案效率，但是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很容易会导致职权划分混乱，监管失当。同时，看守所这种“热情服务”更有可能使公安人员过度依赖看守所，而放松对案件本身的侦查。
2、有违“无罪推定”原则。所谓“无罪推定”原则，是指“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无罪推定所强调的是对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须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如果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就应推定其无罪。而看守所工作人员这种“深挖余罪”的行为，很容易使其戴着“有色眼镜”看待犯罪嫌疑人，忽视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无罪的证据，而更倾向于“有罪推定”，这样对犯罪嫌疑人是不利的。
3、不利于相关权力之间的制衡。根据《看守所条例》第五条：看守所以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域为单位设置，由本级公安机关管辖。这样一来，使得犯罪嫌疑人从被看守所羁押直至被检察机关起诉，这段时间都由公安机关负责。再加上看守所“深挖余罪”，与公安机关“通力合作”，因此，很容易助长相关工作人员通过非法手段获得证据的风气。20xx年2月发生在云南的“躲猫猫”事件就说明了缺乏相应权力的监督与制衡，一种权力很容易走向偏差这一事实。正因为如此，很多法学界人士都呼吁改革看守所制度，希望将看守所划归司法系统管辖，使之与公安部门进行制衡，保持中立，以期达到防止刑讯逼供、完善监管体制的目的。我认为这一观点很有道理。如果尚无法达到使看守所与侦查机关划清界限的目的，最起码不应再提倡看守所和侦查机关这种“合作关系”，尽量拉远两者之间的距离。
二、对律师正常会见权力的严重干涉。
这次参观后的座谈中，看守所所长曾坦诚地表示：尽管法律规定在犯罪嫌疑人羁押48小时以后其律师就有权力进行正常地见面和问询。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一些案件如果律师想要见到犯罪嫌疑人需要相关部门出示相关证明，否则不予受理。
在中国，律师的正常权力确实受到了很大限制。尤其是在公权力眼中，律师更是一个惹人讨厌的角色。他们认为律师会干涉正常的司法秩序，增加公安机关侦查的难度。比如让律师在看守所与犯罪嫌疑人交谈，会使犯罪嫌疑人不愿意坦白或有保留的交待自己的罪行，影响侦查行动的正常进行。其实，这也恰恰反应出中国程序正义所处于的尴尬地位。
所谓程序正义，用一句法谚来解释，即为：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所以，程序正义又被人称之为“看得见的正义”。换句话说，它要求公权力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不仅要做到公正，即保证实体法的正义，更要求处理案件的过程公开、公平，遵循严格的程序，裁判者保持中立位置。
但是在中国，对实体正义追求的疯狂远胜于程序正义，对办案效率的追求压倒一切，可以不顾程序上的混乱。比如在几年前如火如荼开展的重庆打黑行动，在这起“打黑风暴”中，当地公检法三方“通力合作”，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打掉了一个又一个的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维护了地方的稳定和发展，赢得了全国各界的一致称赞。但是在这“重庆速度”背后，是公权力携手对程序正义的悍然践踏——一个犯罪嫌疑人从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到被法院审判，前前后后不到四十天，更遑论有律师为其做辩护了!可是，在国人心中，拥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为他们做主比什么都重要，他们体会不到程序正义被侵犯带来的阵痛。所以，当轰动全国律师界的“李庄案”发生后(一个小有名气的刑辩律师，因为替重庆黑老大龚钢模做无罪辩护，干扰了“重庆速度”，被刑法“306条”)，人们开始欢呼雀跃，认为替黑老大做辩护的都不是好人，是恶律师。有鉴于此，在公权力的干预、公众的漠视之下，程序正义得不到保障也是司空见惯的了。
其实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不是对立分开的，公权力具有天然的腐蚀性，如果不加以监督管理，很容易侵犯到公民的人身权利。而程序正义则可以对公权力加以监管，防止公权力的肆意妄为。因此可以说，程序正义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必须保障。其实在去年北京某公安分局，就曾试点赋予律师在场权，让律师可以在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询问的时候在场，被《南方周末》称为“艰难的进步”，只是事到如今，早已没有了下文。
我们希望中国的法治能不再停留于法条的表面，让程序正义切实可行。不仅可以让律师在看守所内可以正常地与他的当事人见面，更要从各个方面保护程序的运行。如此，才称为法治。
脱下心爱的军装，向军旗告别，我义无返顾地又选择了警营。
今年年初,我从警校培训结束,首先在收押室,四月份到四警区,主要负责巡视监控工作。这对于我来说，的确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刚到监区，看到这些在押人员，自己心里一片茫然。在领导和警区的各位同志的热心帮助下，使我突破了心里障碍，树立了信心，激发了工作热情。在工作中，努力学习与看守所民警工作相关业务知识。能够虚心求教，向身边的同志学，向书本学。做到“勤思考，勤动手，勤做笔记”。而且还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相关法律知识，如《刑法学》、《治安处罚法》、《人民警察法》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通过学习，使我很快适应了工作，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做到知法守法，提高了自己的执法水平。
作为一名转业干部,到看守所工作,说实在话,心里有一定落差。但在周围的同志高昂的工作热情影响下，我很快端正了思想，觉得自己做的远远不够，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军人,更应该发扬部队的光荣传统，脚踏实地，带头做好本职工作。工作中能够服从各级领导的安排，本着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原则，不计较个人得失，尊重同事，乐于助人，遵守纪律，努力营造和谐的工作环境。以高度的责任感高标准地完成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从而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在对在押人员的教育管理的方法上，要进一步学习和总结，特别是要加强《心理学》的学习;其次，要加强普通话和英语等知识的学习，做到活到老，学到老，以适应现代警务机制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