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时的学习、工作中，大家对论文都再熟悉不过了吧，论文是对某些学术问题进行研究的手段。相信写论文是一个让许多人都头痛的问题，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同时也是建党90周年。1911年，中国爆发了一场资产阶级民主的革命——辛亥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它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世纪，使其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
1911年1月，同盟会在香港成立统筹部，负责策划和组织广州起义；1911年4月27日，黄兴发动黄花岗起义；1911年5月11日，文学会和共连会在武昌召开第一次国体联合会议；19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蒲殿俊，罗纶等，枪杀请愿民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迫害了一批批的党人，却又有一批批的党人站出来。这一串串的数字让人看来触目惊心，听来忧愁不绝。此刻，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原来，辛亥革命的背景竟是如此复杂，而这辛亥革命，又牺牲了多少无辜的人啊！想想都觉得后怕。又不禁对清王朝的腐朽十分鄙视，为何每朝每代都免不了有人起义，归根结底就是统治者只顾自己享受，却忘了体恤民情，只是一味地理所当然地享受着从百姓们那里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又想起了我们最近刚学过的几篇文言文，几乎篇篇都是写统治者怎样昏庸，压迫百姓的。“苛政猛于虎也！”多么严重的话啊；“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百姓们宁可去做捕蛇那样危险的事情，也不愿去交那沉重的赋税。可见统治者已将农民逼到了底线。这样，怎么会没有人起义呢？而那些起义的，虽是正义之人，却总是被扣上“造反”，“逆贼”等不好的骂名，可是他们却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也因此，虽然一次次的起义牺牲了许多人的性命，却一次次有党人，正义的人站出来，起义的信心永远诶有被打倒……100年过去了，我们已经无法体会到当时的凄楚，但同时辛亥革命也推翻了满清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v^。辛亥革命同样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
100年前的统治者无能，那已� 可即使是今天我们站在当下的立场着眼之前的历史，有些事情是非功过却也琢磨不清，更不用说古人们的“正在发生”的立场上了。李世民评价魏征的一句话成为当今脍炙人口的名言：“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历史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事实真相，更多的价值在于我们对于历史的启发和在探讨中生成的附加价值。不论之前、当下亦或是未来，一些历史总会是刻骨铭心，正如^v^战争后社会的变化，会带给我们深刻的反思。
【关键词】^v^战争清政府抚夷与剿夷社会变化
一、未有之变局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又在《筹议海防折》中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李鸿章对于当时中国所面临形势的分析，“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则表明了当时中国所对峙的列强势力。可贵的是李鸿章他不同于保守的顽固派，他处在当时的阶段却能正确的看待晚晴所处的局势实为不易；他和一些洋务派更不同于顽固派，他们不仅看清了局势还敢于冒险尝试向前迈进开展了洋务运动，虽然并没有改变甲午中日战争的结局，但是促进了中国近代化，他们在当时迈出了这一步实属不易。
清朝也是历史上一个典型的由少数民族统治的^v^，在^v^战争的前期乃至^v^战争后，一个不可被忽视的阶层值得被思考，那就是士大夫阶层。“闭关锁国”固然有着很大一方面的因素，但是^v^战争开始后即使林则徐、魏源、黄爵滋等人已经认识到和西方列强的各方面差距后，清朝却没有马上实行变革，很大的原因在于士大夫阶层。“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动摇；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短短几句话已经总结了清朝士大夫阶层大部分人麻木、迂腐等特点，^v^战争后可以说不论军事还是政治上，都与列强有着很大的差距，双方对比之下，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真的是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二、抚夷派和剿夷派
^v^战争前，对于如何对待列强，清政府内部就有了不一样的声音，主要分为抚夷派和剿夷派，也就是主和派与主战派。随着过程中的各种结果，道光帝也在主站主和间举棋不定，这也使得清政府内部派别争论更为激烈。
在道光帝决心迎战后，却出现用人失误的问题，从而引出不断失城的连锁反应。于是道光帝又倒向主和派一方，虽然中途有官员奋勇抵抗，但是道光帝一意妥协，最后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还是签订了《江宁条约》。
在这一过程中，主和派主要凸显的人物是琦善、伊里布、耆英等人，琦善的妥协态度则是建立在他亲身了解到了当时英国的军事实力后所下的态度，主战派别的官员中也不乏为了捍卫国家领土与主权但是不了解英国的官员，而期间道光帝所派不乏像奕山这样虚报奏折而导致对英国预估不实的官员，这些种种因素也导致了道光决策时忽主站，忽主和的不坚定立场。
从^v^战争的过程来看，道光帝的举棋不定十分影响形势的走向，士大夫们在决策同时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会来源于揣摩圣意。其中固然有坚定站在主站或主和的坚定立场的官员，但也不乏与道光帝一样没有坚定决心的官员。如果道光帝坚定决心势必与英国决战至终，侵略者一路遭遇顽强的抵抗，他们也不一定能入侵的如此迅速。假使英国一开始的意图也许只是想要一个和平的条件与环境经商，那么清政府的不明确态度也给了英国一个可乘之机。
三、社会变化
^v^战争后，中国被迫从古代史迈入近代史，同时^v^战争也使得中国发生根本性变化。通过一系列条约，中国直接遭受到的侵犯包括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司法、关税等主权都开始丧失，传统的经济形态也被冲击。当然这些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影响，而更加深远的影响和隐患是，清廷为赔偿大额的白银增加的税费直接影响农民的利益得失，甚至沉重的赋税使他们无力支付。由于康乾盛世，使得清朝时期的人口大增，嘉庆九年（1804年）纂修的《巴陵县志》在讲到该地经济、人口分布和各行各业居民状况时写道：“十分其农，而佃种居其六。”农村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佃户，其余百分之四十，则是地主和自耕农。道光中编写的《江阴县志》，叙述该县风俗，说到“农之家十居八九，农无田而佃于人者十居五六”。当时该地农业经济占统治地位，绝大多数居民是农业人口，而增加赋税会使得大多数的农民积贫积弱。另一方面列强在华开设工厂，会使得许多手工业者或者失业，或者沦为廉价劳动力，^v^战争使得中国多数人口都陷入苦难的状态，也使得清政府陷入失威局面。
在^v^战争后不久，清政府就迎来了大规模的起义运动，这其中最著名的则属“太平天国”运动。太平运动可以说是^v^战争的产物，其参与运动的多数为农民阶级，源于^v^战争后国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太平军的发展速度也是十分迅速的，或许是因为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使农民有了精神寄托，或许是因为《天朝田亩制度》，使农民有了希望与目标，无论如何太平天国的动向、举措和号召力都侧面反映了^v^战争后清朝统治下的社会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朝着不可预估的方向发展，以一个不可预算的速度发展着，并且这些变化都一点点的成为清朝的隐患。
参考文献：
[1]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2]王文泉，劉天路主编。中国近代史1840-1949[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为历史教学搭设平台新课改指出：有效的课堂应强化主体的实践与体验。历史教学过程实质是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也是一个师生之间交往合作的过程。课堂教学不能是教师一人唱独角戏，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是学习的主体，应当积极参与教学的全过程。在教学中，要积极推进师生之间互动，让学生走上讲台与教师互换角色。教师应当充分尊重学生学习的自由，引导他们积极参与课堂活动，自主探索，合作交流，勇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合作探究中，可以采用多种方法，例如可通过小组讨论法、学生授课法、历史辩论赛、教材分析法等，给学生搭建施展自己天赋的舞台，尽情表现自己的才华。把枯燥的历史知识融入丰富多彩的情境教学中，给学生搭载交流合作的桥梁，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从内因上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历史不容假设，历史是一门严肃的人文学科，要求培养学生严谨的历史观。首先要发挥教师率先垂范的作用。历史教师应该是一个品德高尚，富有亲和力，学识渊博、讲课幽默、教学艺术较高的学者，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情感，让学生热情地投入勃勃生机的课堂。教师要教会学生尊重历史、崇尚真知、追求真理的学术精神，教师必须打破“唯我独尊”的传统观念，放弃权威性的发号施令，为学生创造一个能阐述自己观点的宽松环境。呵护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保护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思维。只有在民主、自由无拘束的和谐气氛中，学生方能够自由地自主地探索疑问，勇敢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老师要注意发现学生思维上的闪光点。特别是独特的见解和批判性的思维，老师要动之以情地鼓励；观点偏颇固执己见的同学要晓之以理地启迪，要加以引导让其自己通过读书找到正确的答案。
二、巧用教学资源
为历史教学拓展平台历史是人类过去的记忆，包括人类过去的生产、生活、战争、建筑、文学，艺术等，历史包罗万象无处不在。我们在历史教学中不能只拘泥与教材，历史教科书是开展历史教学活动的主要依据，是历史教育资源的核心部分，但绝不是全部。真正鲜活的让学生喜闻乐见的历史是蕴含在我们的生活中。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图书、影视资料、历史文物、历史遗址、人文遗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有效资源，为我们的教学服务。
（一）教师用活课内多媒体资源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多媒体走进了课堂教学当中。多媒体教学已� 而借助多媒体声、光、色、像的特点吸引、感染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接受大量的历史知识，让课堂教学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近年，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大量增� 特别文献记录片能真实地再现某个历史事件，剖析某些历史人物，提供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可以帮助学生深入全面地理解历史，不同角度观察和感受历史。例如在讲解《第二次***战争》时，播放电影《火烧圆明园》片断，那一幕幕生动的画面、感人的场景，使学生的情感已完全融入在影片中，自然迸发出爱国之情，再结合文本阅读，使学生树立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决心，这种教育效果是传统教育模式难以企及的，起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学生学会利用身边人文资源不光教师在教学中会利用教学资源，也要引导学生学会利用身边资源学习历史。电视、网络资源是丰富而又便捷的教学资源。不仅老师会利用网� 历史教科书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有限的，图书也是学生了解历史的重要途径，简单地用教科书会产生单调乏味的感觉。在教学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阅读一些如“中华五千年”“中国皇帝传”等历史读物。这类读物篇幅短小精悍、文笔生动，学生可根据自己的爱好自主选择，轻松学习历史。身边人文资源是学生最信服、最易接受的历史资源。学生对身边的事物很感兴趣，喜欢探究。作为一个历史教师，应当随时随地带领学生拜访那些历史见证人、历史事件的亲历者、阅历丰富的长者等。让他们现身说法，从不同层面，多种角度为学生再现真实的历史。每个家庭都经历了历史变迁，家庭历史就是国家历史的缩影。教师引导学生看家谱、 学生充分利用自己身边的资源学习历史，感受历史，不仅能够丰富其历史知识，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如在教学《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曲折》时，课文讲述的是五六十年代的事情，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距甚远，学生没有兴趣。针对这一状况，老师可以引导学生做小记者访问自己爷爷奶奶，听老人讲述过去的经历，并记录，在课堂上开个故事会，让小记者讲述祖辈的故事。这样有助于学生对建国初期经济建设所走过的艰难曲折有更为直观的了解，从而对我国取得的巨大建设成果加深认识。
三、借史育人
一、由重知识结论的灌输者转为重学习过程的谋划者、组织者和参与者
“重结论轻过程”是传统教学中十分突出的问题。传统的教学的主要活动就是讲述、板书和布置练习。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把学生看成了接受器，课堂中的问答多半是复述教材中的文字，教师充当了知识和结论的灌输者的角色。
新课程要求教师的角色已不再是结论的灌输者，而是引导学生体验学习过程、掌握正确的探究方法，在强调学生“主体”意识发挥的同时，对教师“主导“的要求更高了。就历史课而言，如何优化课堂教学过程，如何为学生创设一种民主、平等和谐的学习氛围，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创新精神；如何找准教学的切入点，激发学生提出有思维价值的问题，并能积极寻求问题的答案；如何淡化“教”突出“学”，把教学过程变为“培养学习者”的过程，使教师自身由知识传递者变为学习的促进者；如何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从凌驾于学生之上的讲台上走下来，和学生融为一体，共同活动，消除师生间的距离感，使学生充分表现自己的个性与才能；如何使班级、小组合作和个体学习各环节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真正达到促进人的发展的目的，这都需要教师的精心策划和组织。
如在学习《金与南宋的对峙》时，课前预习1、你知道多少岳飞的故事？你知道岳飞《满江红》吗？2、南宋有岳飞、韩世忠等历史名将，为何北伐不能胜利呢？这两道预习题可以拓展学生知识面和启发他们分析思考能力，避免学生在课堂上仅仅靠教师灌输的学习的被动局面。上课时在沉郁激越的《满江红》背景下，学生的情绪异常激昂，他们急于要把自己知道的岳飞的故事与同学们分享，有的学生还拿来了在将军山拍摄的岳飞“还我河山”的图片。教学中师生互动得到很好的体现，教师鼓励学生提出自己感到困惑的问题。有的提出：“老师，不是说落后就要挨打吗？可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均落后于北宋的金为什么竞能灭宋呢？”学生们对自己提出的问题进行探究。激烈的讨论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表达能力，而且发展了学生的思辩能力。这样的课既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充分表现了学生丰富的创造力，个性得到极大的张扬，也达到了教学目的，完成教学要求。
二、由机械的课程阐述者转变为课程的开发者
在传统教学理论中，课程（包括教材）是政府和学科专家关注的事，教师无权也无须过问，教师的任务就是教学。也就是说，教师只是既定课程的阐述者和传递者，这不利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很容易使教师走上“照本宣科”的教学老路。新课程给了教师发挥的空间，倡导教师由机械的课程阐述者向课程的开发利用者转变，为基础教育改革又提供一条探索之路。如在上唐朝历史时，我们给学生布置的分析讨论题：观点一：“开元之治，几于家给人足，而杨贵妃足以败之”。观点二：说：“唐玄宗前期会做皇帝，后期不会做皇帝，”你同意哪种观� 经过深思熟虑，学生纷纷发言，说了很多，学生丰富的想象力令我很受触动。
三、由传统的知识“搬运工”转变为教学活动的研究者
过去教学活动和研究活动是截然分开的。教师的任务就是按照教材、“教参”、试卷的“标准答案”教。至于为什么要教这些，为什么要这么教，绝大多数的教师没有深入地思考，因为学校的评价体系就是教学升学率的多少。可见，教师成了完全游离于教学研究之外的旁观者，成了知识的“搬运工”，这显然不符合新课程对教师角色的期待。新课程要求教师要由知识的“搬运工”转变为教学活动的研究者。
作为研究者，教师要不断增强教学研究意识。研究重点和方向是：1、注重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强调探究性学习。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就是要转变那种单一的被动的学习方式，提倡自主、探索与合作的学习方式，使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得到发展，成为学习的主人。主张学生在生活实践中学习，强调学生的亲身经历，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到各项活动中去发现和解决问题。历史实践活动是一种综合性的开放式教学，它的主要特点是以历史教学为基础，不拘泥于历史教材本身，打破学科界限，借鉴不同学科的教学成果，重新去体会历史、感悟历史。
如我们为了让学生“了解身边的历史”，布置了探究性课题“走进沙县小吃”，“中国古钱币”等。由于这种学习活动，是学生自由选择的自主学习的过程。他们置身于广阔的社会与生活空间之中，通过迁移各种所学知识，把学习过程变成了主动探究的过程。学生对自己身边的历史进行调查、收集、分析、研究、处理有效信息，从而形成对历史的真实感受。在展示成果时，学生做了课件并运用多媒体手段把成果展现出来，对学生的能力是一个全面的锻炼和培养。从收集到的学习成果来看，学生们涉猎面非常广泛，学生表述历史事实、整理历史事实的能力显著提高。通过这种新型的学习活动，学生的观察力、注意力、感知力和思维力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光辉历史，在这五千年中涌现出许多伟大的人物，其中，最让我敬佩的人物要数三国中的“常胜将军”--赵云了。
赵云智勇双全，文武双全。武艺超群，忠心耿耿，历来被后人所赞颂，被后人所学习。因此小时候家人常用赵云来教育我要精忠报国。渐渐地赵云的事知道的愈多，我就愈加敬佩赵云。
我敬佩赵云，首先是因为他的武功很好，在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一杆银枪，被赵云使得风驰电掣，出神入化。一把剁铁如泥的青红宝剑，被赵云耍得神出鬼没，让人眼花缭乱。所以，无论什么怎样的大将见到赵云都闻风丧胆，狼狈而逃，否则，就会死在银枪之下。赵云直到老年仍英勇无比，真可谓宝刀不老。
我喜欢赵云，最主要是因为他时刻为天下百姓着想，而且认准明君就死心踏地的。跟着他，决无二心。赵云年少时投奔袁绍，尽管袁绍势力庞大，但是个昏君，不听忠臣直言劝告，只听奸臣花言巧语，赵云放弃高官厚禄，毅然离开，几经周折，投奔刘备。当时，刘备势单力薄，连吃败仗，可赵云没有离开，决心帮助刘备脱离苦境。在长板坡时，赵云为了留下一点刘备的血缘，为了蜀国的将来，赵云领着二三十个军士闯入曹军去救甘夫人和阿斗。当赵云寻到阿斗时，已只剩下单人单骑，鲜血洒满战袍，可赵云不顾生命危险，把阿斗放入战袍中，又打入了曹操百万军中，就在他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力斩曹操五十多员，最后，赵云把阿斗完好的交给刘备。
赵云是一位世上少见的神奇武将，他为蜀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我将永远敬佩他。
历史论文参考3000字
诠释学是一个理解和解释文本的哲学理论，是西方哲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文艺理论中有关作用、理解和解释等理由的哲学体系、策略论或技术性规则的统称。
而中国的民族文献学研究，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其理论体系还处于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
因而，从诠释学的视野去讨论图书馆民族文献研究的作用和作用，是对中华民族文献研究理论体系建设的有益探索。
关键词：
诠释学；图书馆；民族文献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且文化形式多样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在这块富饶、瑰丽的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并共同缔造出璀璨夺目、浩如烟海的中华民族文化宝库，这其中就包括了在时间长河中所凝聚、保存和流传下来的各民族文献。
但是，随着各族人民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不断进步与增长，虽然中国的学科体系建设与学术研究成果有了较大的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与严谨。
但由于学术界学科界定和相关策略论研究不够清晰所造成的认识和其他方面的理由，作为反映中国各民族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各种民族文献，目前仍就处于一个尚未完全被开发和解读的尴尬状态，这就使得民族文献学的研究还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境地，而一些曾经在历史上大放异彩的文献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推广和保护传承，已沦入濒临散佚消亡的命运。
究其理由，就是没有一套能够较好地正确指导解释和解读民族文献，特别是中华民族古籍文献的策略论。
1、诠释学是一门指导文本理解和解释的规则的学科
诠释学（Hermeneutics）一词来源于古希腊神话中一位往返于神界与人界之间，为人与神传递消息的信使赫尔默斯（Hermes），因为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语言与人间的语言不同，作为信使的赫尔默斯就需要将传递的信息进行翻译和解释，从而使得人类能正确理解神的旨意。
正是基于这种最初的含义，古代语文学家都用“翻译”和“解释”来定义诠释学。
由于从赫尔默斯发展而来的诠释学有传达诸神的旨意的含义，而这种旨意带有一种无条件服从的“神授意味”，使得诠释学在某种作用上被看作是一门我们必须把它的要求当做真理和命令一般加以服从的艺术，因为它能理解和解释那种对我们封闭的东西——陌生的话语或他人未曾说出的信念。
因此，诠释学也被看作是一种需要特殊精神所造就的能力或实践。
诠释学经历了类似于修辞学、语法学、逻辑学、从属于语文学的历程，到了20世纪已把自身从一种理解和解释的策略论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理论。
一些人文科学甚至也把它看成一种最新的视角或策略论，如近年出现的文学诠释学、历史诠释学、艺术诠释学等，我国有些学者甚至还提出要建立我们中国的诠释学。
而关于中国诠释学的概念，最早是由台湾历史学家黄俊杰教授在其《孟子思想史论》中提出来的，所指的是“中国学术史上源远流长的经典注疏传统中所呈现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诠释学”。
由此，我们可以先把经典的归属理解为文献的范畴，这应该是没有任何疑义的，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理解，“注”，是对经书字句的注解，又称传、笺、解、章句等；“疏”，是对“注”的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
注与疏的内容关乎经籍中文字正假、语词作用、音读正讹、语法修辞，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等。
因此，运用诠释学在图书馆进行民族文献研究，特别是民族古籍文献的研究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具有深远作用的。
不仅可以逐渐丰富和完善“中国诠释学”的理论概念体系，还能把目前理论界相对比较杂乱的“古典解释学”、“古代阐释学”以及以古代经典命名的一切解释学、诠释学，统一归并称为“文献诠释学”。
因为，文献学的范畴很广泛，包括了一切与人类文明传承有关的知识、技术与文化及各种载体的总和。
而图书馆是各类文献最大的集藏地，也是各类民族经典的最大收藏者，用诠释学对图书馆中的经典民族文献进行注疏，是对图书馆馆藏古籍文献进行开发利用及科学管理工作的有益尝试和积极探索。
2、理解是联结诠释学与民族文献研究的纽带
民族文献的研究首先是对民族文字符号的理解与认识，但民族文字符号的理解与认识，又不是简单地求其字义的解释，而是以“理解”的态度去揭示古代的普遍精神。
文字符号的研究不是考据，而是需要研究者进入到整个文本符号的内在去“感受”那个时代的精神世界。
中国古代民族文献的发现极为久远，早期的甲骨文、金石文献被发现时，对于研究者而言只是一种暂时无法解读的文字符号。
这种文字符号与所组成的文本在当时所体现的就是远古时期的普遍精神和生命，而对这些文字符号和文本的解释，就要研究者通过“理解”的途径进入到整个文本的内在精神世界和内在生命中去解读其中的含义。
最终，才能解释出这些文字符号所代表的含义。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体会理解与解释的不同，理解是解释的。基础和前提，解释则是理解的发展和说明。
理解包含两个要素，即领悟个别和综合个别成一整体。
同样，解释也建立在特殊或个别的说明和综合特殊成一统一体的基础上。
关键词：中国^v^;革命；历史；国情；教训
《建党伟业》这部电影所叙述的故事是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的辛亥革命开始，至1921年6、7月间中国^v^正式成立时止中国^v^成立这段短短的十年时间内的历史故事与风云人物，它以^v^、^v^、^v^、^v^、张国焘、^v^等第一批中国^v^党员为中心，讲述了他们在内有军阀混战、外受帝国主义欺辱这样风雨飘摇的时代，为国家民族的独立而赴汤蹈火的精彩故事，旨在向那些为革命奋斗牺牲的先烈们致敬，也提醒现代观众特别是党员们不要忘记那些新中国的开拓者们。观看完该片，我同大多数观看者一样，被深深感动，同时也深受启发。该片对于我们今天新时期的^v^员，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首先，影片展现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中国革命选择中国^v^来完成其历史使命，不是偶然的，这是历史的必然。近代中国自^v^战争开始，一直遭受列强入侵，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封建统治者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v^苟活，国将不国；中国各阶级的有识之士起来反抗，代表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起义、代表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代表上层资产阶级的戊戌变法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可谓风起云涌，但是，由于受阶级自身的局限所影响，或者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这些革命或者改革自救运动先后都失败。这表明，这些阶级所领导的革命和改革运动不能救中国，不能将中国救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那么，中国的出路在何处？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必须要有新阶级来领导新式的革命，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革命的重任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地落到了先进阶级的身上，此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如^v^、^v^、^v^等一批人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们终于找到了革命的正确方向——以苏维埃俄国为师，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指导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v^就这样应运而生。中国^v^代表着先进阶级——无产阶级和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利益，他们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天生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又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加上与农民有着天然的同盟，这些优势就决定了革命的光明前途。中国^v^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此在她的领导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建国伟业》教育我们，要做一个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唯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才能享受到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近代中国风雨如晦的年代里，民族遭受外敌蹂躏，丧权辱国的事屡见不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原本想借此机会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却被列强拱手转让给日本。这让人何等的愤怒，何等的不平！但是，作为当时腐败的北洋军阀政府，又能怎么样呢？具有爱国良知的学生们终于不能忍受政府的无能，起来抗争，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痛打^v^贼，火烧赵家楼，却遭到政府的镇压，爱国工人和商界也联合起来援助学生的行动，最终迫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时刻警示着中国人，必须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必须实现民族独立，否则就 这些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其中就有许多人后来加入了中国^v^，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奋斗终身。
《建党伟业》教育广大党员，应树立起远大理想，坚守信念，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断努力奋斗。^v^、^v^、^v^、^v^等一大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是怀着伟大的理想、崇高的追求，经历巨大的艰难险阻，冒着生命危险，顶着牢狱之灾，赴汤蹈火，忧国忧民，无所畏惧，真正表现出共产主义战士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品质，永远值得后人学习、敬仰、缅怀。对比之下，贪生怕死，动摇信念，最终难免为世人不齿，甚至沦落为千古罪人。陈公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来参加党的成立大会的他被酒店里的枪杀案所吓倒，竟然忘记自己的使命，被妻子劝说潜回老家广东。从这里就可以窥见一个人的精神品质，历史也证实，后来陈公博^v^，投靠军阀陈炯明，然后又跑到^v^阵营里去了，再后来跟随汪精卫^v^投敌，沦为大^v^，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罪人，^v^胜利后最终被处决。这就是陈公博的下场，也值得后人警醒与深思。新时期的^v^员应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高尚品质和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保持先进性，做好先锋带头作用，冲锋在前，享乐在后，舍小家为大家，创先争优，做好表率作用，唯有这样，才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才能凝聚民心，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我们的事业才能取得成功。
《建党伟业》还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时代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民主共和是时代不可逆转的潮流，然而，少数逆历史大势者，违背民心搞复辟，下场自然悲惨。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结果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梦，在人民的唾骂声中抑郁而死；张勋复辟，也只上演了一回十二天的小丑闹剧就草草收场。这就说明，帝制时代在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能顺应潮流向前看，不能开历史倒车。新的历史时期也是如此，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否则必然会被时代淘汰出局。那么，就要做到：一是要弄清时代的主题是什么。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就要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二是要了解新生事物、接受新生事物，促进新生事物的成长。新生事物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是应时代的发展要求而产生，是进步的。三是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只有开拓创新，我们的事业才会进步，才能在国际社会有着较强的竞争力，我们的国家民族才会屹立不倒。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学习历史，就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面向未来，促进发展。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过去，要牢记历史，因为这是一个民族的“魂”。中国^v^走过了九十年风风雨雨，她的丰功伟绩已载入史册，万古不朽。让我们携起手来，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牢记历史使命，坚持信念，开拓进取，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而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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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柯云；丽阳。《钟山风雨》，
一、俄罗斯文学产生的宗教特点
第一，由于在古代俄罗斯时期保藏和抄写文献的是修道院的神职人员，因此，绝大多数流传至今的文学作品都带有宗教性质，虽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一些世俗内容的作品，但大多数都失传了，保留下来的基本上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第三，纪实性也是古代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它基本上不允许虚构而严格地遵循事实，其主人公都是重要的历史人物，比如公国的首领、国家的统治者、圣徒等。不过，这种纪实性具有典型的时代特点，直接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和价值观念：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都被看成在神灵的旨意下、受神灵支配进行的，这些明显具有宗教思想。
第四，因为古代俄罗斯尚未使用印刷技术，文献皆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而抄写文献的往往是具有较高修养和文化水平的修士，在抄写过程中修士们常常根据实际需要和时代要求及个人的趣味加入一些个人对文本的理解，因此，同一文本经过不同修士的抄写，就会产生文本的变异，形成多个具有宗教语言色彩的版本。
第五，古代俄罗斯文学尚未形成当代意义上的文学体裁，有的只是创作时必须遵循的规范和原则。宗教文学根据严格的等级性划分为以下级别：其一是《圣经》文本；其二是对《圣经》文本的阐释和宗教节日的文学；其三是讲述宗教圣徒、苦行僧、柱头僧、圣愚等方面言行的使徒行传。第六，就文学艺术创作方法来说，象征性、历史性、恪守宗教礼仪或礼节是其根本原则，而这些特征同样与古代人的宗教世界观密切相关。与古希腊人的认识一样，古代俄罗斯人 古代俄罗斯人认为，种种反映上天旨意的象征和符号皆隐藏在大自然、历史事件和人自身之中，因此，在古代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具有象征意义的对比和隐喻比比皆是；古代俄罗斯人相信《圣经》中记述的每一件事件皆取自真实的现实生活，因此，作家创作时大都会遵循《圣经》传统，表现人类社会中善与恶的较量，文学作品也常常建构在善与恶、美德与瑕疵、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对照之基础上。善的推动力量是上帝，而恶的幕后策划者是魔鬼。以上的六点论述说明：俄罗斯最早的原创性文学作品是在俄罗斯接受基督教的影响下产生的。
二、俄罗斯人姓名中的宗教现象
俄罗斯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多民族的相互接触，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加之受^v^的影响，以及俄罗斯民族独特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使俄罗斯人的名字丰富多彩，带有多种文化痕迹。^v^文化对俄罗斯人名文化的影响是从公元10世纪末罗斯受洗、^v^被确定为罗斯的国教以后，从此，俄罗斯人开始逐渐选用^v^所提供的人名。洗礼是加入^v^的必要程序。按传统，在洗礼时，父母为洗礼者从教会日历中所列的孩子出生这一天的圣人名单中选一个作为受洗新生婴儿的名字，以得到圣人的保护并与之建立终身的精神联系。^v^的名字来源于拉丁、希腊、古犹太、阿拉伯等多种语言。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迁，现在大多数^v^名字已经俄罗斯化了，成为俄罗斯人现有人名的主要部分。^v^的名字进入俄语后仍保留其在原生语言中的意思。有些^v^人名是从其他语言仿译成俄语的。由此不难看出，俄罗斯人的姓名中有许多宗教文化现象。《圣经》是^v^的经典著作。^v^在俄罗斯大地上的广泛传播，使《圣经》成为家喻户晓、耳濡目染的经典。许多来自教会斯拉夫语的圣经词语随之渗透到俄语中来。作为俄语词汇一部分的俄罗斯姓氏自然而然地也融进了圣经的宗教成分。在俄罗斯人的姓氏中，^v^纪念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十二大节日的名称几乎都在俄罗斯人的姓氏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迹。^v^的宗教文化对俄罗斯姓氏的深刻影响得到了充分体现。教会斯拉夫语是俄罗斯^v^的语言。因此，俄罗斯神职人员的姓氏留下各种各样的宗教痕迹就不足为怪了。而通常，在原本俄罗斯姓氏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是不可能有教会斯拉夫语成分参与的。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出姓氏的词语有时不一定与教会术语有直接的关系。但这些与姓氏有关的词语往往出自一定的宗教文化背景。罗斯受洗之后，基督教作为国教，在俄罗斯占主导地位，其深刻的宗教思想影响对俄罗斯文化发展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人名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民俗、历史发展的百科全书，基督教文化对俄罗斯人姓氏的影响是宗教对整个俄罗斯文化影响的一个缩影。
三、俄罗斯民族数字使用中的宗教影响
人们对数字象征意义的信仰是基督教所代表的西方文化、^v^所代表的东方文化以及古罗斯文化的重要特点，而且，这种信仰贯穿于人们的整个物质生活和精神领域的所有层面，如历史、科学、建筑、艺术、文化、宗教仪式以及^v^之前人们对多神教的崇拜。数字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民族文化底蕴以其不同侧面的象征意义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它们仍然继续存在于现代人的认知世界里。它们在使用、在发展，并对个人，乃至整个社会观念的形成产生影响。数字的使用与宗教和文化背景知识有密切的关系。俄语数字的用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数学意义上的用法，表示真正的数量意义；另一类充分表现出不同民族文化对数字的选择，具有久远的民族文化根源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在世界各地的原始文化和宗教信仰中，常常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由特定数字构成的一些概念或事物成为部分人崇拜的对象，例如，萨满文化中的“3”、基督教中的“7”。这种类型的数字，往往在宗教仪式、神话传说、历史和文化的诠释中，乃至艺术作品中作为结构要素而反复出现。受宗教文化影响，俄罗斯民族对数字的选择形成了一定的倾向性。俄罗斯的文化传统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思想贯穿于^v^传入俄国之前所有的象征主义中。“三个太阳”的古老祭祀形象和传统建筑中雕刻在房檐上的木制三匹马就是证明。
^v^教义认为，上帝是三个人的联合体———圣父、圣子和圣灵。所以当^v^成为俄国的国教之后，受^v^的宗教文化影响，俄罗斯文学作品中数字所体现的象征意义具有某种必然性，而且数字的使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因为象征意义上的数，不仅表达数量，更主要表现思想力量。每一个数字都独具特点。数学意义上的数与象征意义上的数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从量的角度鉴别个体，但是丝毫未能揭示出客体的本质，而后者则表达了数与客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确立了数与其所列举事物之间的神秘关系。数字的象征意义与当代语用学联系得非常密切。在原始的神话和宗教中，数字是具有神通和魔力的，它被抬高到了神圣的地步。在古代，数字常用于一些神圣的宗教仪式中，当时，在全世界数字都被神圣化、宗教化。每一次，当需要的时候，借助于数字都可以再现宇宙的结构，确定人在其中的位置。同样，数字也成为阶段性表现世界周期发展的手段。中华民族是个讲究和谐、注重团圆的民族，因此，认为偶数是吉祥数，而俄罗斯民族则认为，双数与鬼有直接的关系，是魔鬼的象征。对于俄罗斯民族来说，除了偶数之外，“13”这一数字也有不吉利的象征意义。这个数字源于《圣经》故事中最后的晚餐：在宴会上耶稣的第13个徒弟出卖了他。俄罗斯民族尊崇七德：审慎、坚毅、克制、公正、信、望、爱；忌讳七种会遭天罚的罪过：傲慢、暴怒、嫉妒、色欲、暴食、贪婪、怠情。尤其是^v^的七件圣事：洗礼、敷圣油、圣体血、告解、神品、婚配、终传，也与耶稣基督为拯救世人而牺牲的教义联系在一起，以反映他们的基本宗教信仰及伦理道德规范。因此，分析俄罗斯文化现象中数字的语用内涵对俄罗斯民族宗教文化现象的解读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俄罗斯颜色文化中的宗教影响
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对于我们周围的世界有着不同的认识。各种语言中的颜色词语除了表示颜色本身之外，还具有文化象征意义。有些颜色的象征意义是国际通用的，但是，更多颜色的象征意义具有民族性。同一颜色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可能表示完全不同的意义。在俄罗斯，白色多为正面的象征意义，黑色大多只有负面的象征意义。这与俄罗斯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阳光崇拜有关。俄罗斯基本上属于高纬度国家，冬季漫长，冰天雪地，夜长昼短，人们在白天的劳动时间很有限，所以俄罗斯人非常珍视白天，珍爱阳光带给他们的美好、幸福、温暖的生活。白色是古代俄罗斯人心目中“美”的代名词，白色使俄罗斯人产生纯洁无暇的联想。在俄罗斯文化中，白色的百合花象征为圣母，尤其是童真、贞操和纯洁的化身。这与俄罗斯民族崇拜的^v^有着密切的关系，在^v^文化中，洗礼仪式后，洗礼者要着白色衣服，带上十字架。白色衣服象征受洗者在洗礼后灵魂纯洁。俄罗斯人不喜欢黑色，他们认为黑色会带来不详，因此，俄罗斯人总把黑色和魔鬼、巫师、巫术联系在一起。19世界末20世纪初，俄罗斯处在文化、政治、历史、社会的巨变时代。
知识与信仰、进步与反动、革命与^v^等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和文学艺术流派争论的焦点，探索和革命的浪潮席卷俄罗斯全国。“色度”这一最能体现社会变迁和人们情感的艺术手段引起了众多现代派艺术家和文学家的关注，红白黑三种颜色成为他们表达和反映社会矛盾的象征性颜色。梅列日科夫斯基作为这一时期俄国象征主义的急先锋，是最早捕捉到新时代的倾向，并用美学手段加以表达的文学艺术家。面对19世界末20世纪初危机频仍、灾祸不断、充满动荡和转折的俄罗斯社会，梅列日科夫斯基不仅在自己的心灵中敏锐地感觉和意识到两个世纪的“交战”和新与旧的“交战”，同时他还准确地猜测到这一矛盾的巨大世界性特点。他把周围现实的一切方面都归结为两种绝对因素———基督和反基督，这种哲学世界观的“最高纲领主义”将他变成了世纪之交的真正“英雄”。正是这种对绝对性、对物质和现象的神秘本质的执着追求，使梅列日科夫斯基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坚决反对一切偶然的瞬间因素，反对极短促的印象。在《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中，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二元对立”诗学原则正是通过这种色彩观的对比得以体现，并构成三部小说的调色板。红白黑是其中的主要三种颜色，它们或彼此对立，或相互映照，或相互交织，不仅与作品的主题密切相关，也与世纪之交的整个俄罗斯社会氛围交相呼应。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三部曲中，白色和黑色一直是作家表达其“二元对立”美学思想的主要色素，它们可以替代光谱中的所有耀眼色彩，产生非常强烈的对比效果。可以说，白色和黑色是整个作品主题“基督与反基督”的象征性代名词。作家有意强化这两种颜色的对比含义，使其达到极限，获得至高的哲学含义。梅列日科夫斯基始终坚信俄罗斯的未来必须通过宗教才能得到拯救。宗教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作品里之所以获得如此重要的意义，是来自他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关注，他强烈地期待着人间天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他希望通过《基督与反基督》的象征主义叙事进行一种新宗教哲学思想探索，为整个俄罗斯甚至整个人类寻找一条永恒的发展道路。
五、俄语语言文化中的宗教价值观
^v^信仰是决定俄罗斯民族命运的基本因素，俄罗斯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精神气质、道德规范等诸多方面均受^v^的影响。以^v^为依托，历代俄罗斯知识人都走上了精神漂泊之路。灵魂和精神是他们永恒的话题，在不断地拷问生的意义和死的真谛中，他们的追求指向终极，是一种存在朝向末世精神复活的向度。随着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现的^v^精神复兴现象，俄罗斯出版物中开始大量使用《圣经》词汇。《圣经》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巨大价值是无需赘述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它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宗教而范围进入社会各个领域范畴， 俄语中有相当数量的成语来源于《圣经》，这些成语除了发挥语言功能之外，还承载价值导向功能，这些词汇是复活的语言与永恒真理的完美结合。俄语中来源于《圣经》中的成语，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体现俄罗斯人宗教信仰的价值观：第一，信仰之爱的价值观。对上帝的信仰，对基督徒来说是一种最高意义上的爱，是神人之伦的根本。俄语中有很多反映上帝万能信仰虔诚的成语，这是笃信论在语言中的沉淀。第二，公义、善恶之道的价值观。在^v^中，因为人的始祖亚当和夏娃所犯之过，故而，人生来就是有罪的，罪人期盼重生，进入新天新地。《启示录》向人们发出的重要信息是：人类的未来是光明的，新天新地必然要实现；代表善的力量的羔羊，最终必将战胜恶势力撒旦；上帝的审判是必然的，行善的得永生，作恶的被定罪。正如托尔斯泰所言：“天国在你们心中”，内在的公义和善行是通往天国的必由之路。俄罗斯人特有的悲悯善良之心与^v^善恶观有很多契合点，这在以《圣经》为语源的俄语成语中有充分的体现。第三，人的生存之道在于灵性和精神的价值观，在^v^价值观中往往强调灵魂高于肉体，精神高于物质。这种价值观在^v^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苦行主义是^v^的重要传统。重精神轻物质、遁世禁欲、弃绝私利、无视钱财、将贫穷视为正义等，都是俄罗斯^v^传统价值观的体现。这种价值观在俄语成语中也有所反映。第四，仁慈与怜悯之爱的价值观。^v^伦理中爱的内涵很丰富，对上帝的爱是一种信仰之爱，是敬畏与谦卑之心；对人的爱是仁慈之爱，是怜悯与宽容之爱，是要求一种从心的真诚。源自《圣经》的很多俄语成语反映着人人之爱。
六、俄罗斯人性格中的宗教影响
俄罗斯人性格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宗教性。俄罗斯人的思维是倾向极权主义学说和极权主义世界观的。只有这类学说在俄罗斯能够有所成就。这里体现出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宗教气质。俄罗斯的未来有赖于三个根源：基督^v^文化；欧洲文明和地理环境；俄罗斯巨大的空间对俄罗斯人性格的进一步的影响。从988年到20世纪初，俄罗斯都是一个^v^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在俄语里，^v^就是正确宗教的意思。宗教世界观在俄罗斯国家、社会形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无私心、同情、奉献、忍耐、怜悯、恭顺、友善、禁欲主义，所有这些俄罗斯人的性格特点以及其他特点都是在^v^影响下形成的。俄罗斯人把耶稣看成是一个完美的人，因此真诚地向他祈祷、求教。^v^对俄罗斯人性格的影响很大，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点：
1．^v^是更加家庭式、人民性的宗教，很少发生极端的^v^行为、宗教对抗和宗教战争。
与许多其他国家的新^v^不同，俄罗斯人向基督耶稣祈祷时，牧师们不使用拉丁语、希腊语或古犹太语进行祈祷，而是使用斯拉夫语进行布道。在俄罗斯，牧师和尼姑并非必需学习古老的语言和科学，这也是俄罗斯在科技领域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之一。现在的俄罗斯^v^已经是更古旧和传统的宗教，它用古斯拉夫语进行祈祷，甚至连有教养的人都听不明白。^v^保持着严格的规定：不能穿不体面的衣服进教堂，不能化妆后进教堂，妇女不能穿裤子，只能穿裙子进教堂，头上必须戴帽子或头巾，在任何炎热的天气，妇女的身体必须有遮掩。男人进教堂时则必须脱帽，不能只穿短裤进教堂。不能亲吻圣像的面容，否则会被^v^视为亵渎神圣。此外，一年中几乎有一半的时间^v^^v^是吃素的。在复活节前的7个星期里必须特别严格地遵守斋戒。很多俄罗斯人不仅从^v^的角度，而且从食品卫生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2．^v^给俄罗斯人的第二个影响是对俄罗斯人优良品质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例如强调农民共同富裕、互助、忍耐、克己、热情好客和帮助弱者。可以说，西欧从罗马继承了个人主义和唯物论，而俄罗斯则从拜占庭继承了兄弟团队精神和顺从意识。
3．^v^对俄罗斯的第三个，也许是最重要的影响是弥赛亚学说，即“救世主”学说，意为上帝派遣来人世间的救世主。
这是由拜占庭帝国传统带来的影响。“弥赛亚”一词原为古犹太语，意为“膏油”，后来就指“受膏者”，一个人头上被涂上“膏油”，这个人就成为被选中的人，成为负有某种使命的人。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民族就是这样一种负有某种责任感、某种使命感的民族。罗马教廷分裂后，^v^逐渐在欧洲占了上风，基督教被迫转向拜占庭，就是当时的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但是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后，俄罗斯^v^会就自封为^v^的首脑，宣布俄罗斯^v^承袭自罗马帝国，为“第三罗马”。“第三罗马”学说是俄罗斯弥赛亚这一意识形成的标志性文本符号。从此，它在俄罗斯思想史上占据重要位置，而且一直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到了19世纪，随着民族意识的高涨和宗教意识的勃发，弥赛亚这一意识也随之走向高扬。20世纪，“苏联是全人类的解放者”的口号再次唱响俄罗斯弥赛亚这一宗教思想的主旋律，弥赛亚这一意识以世界革命等社会实践的方式贯穿了国家的政治和外交活动。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人也就是全人类的人。俄罗斯的使命是世界性的，俄罗斯不是封闭的自我满足的世界。俄罗斯民族是带有神性的民族，世界性同情是俄罗斯民族的特征。俄罗斯人的弥赛亚宗教意识毫无疑问地影响了俄罗斯人的性格。
七、俄罗斯现代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宗教活动复苏现象
1917年“十月革命”前，俄罗斯^v^会拥有1亿^v^，76个教区，54000座教堂，1000余座修道院，从事教会的神职人员5万多人。莫斯科曾号称有1600座教堂。“十月革命”后，俄罗斯新^v^同宗教进行斗争，限制其发展。20世纪20～30年代，左倾思潮进一步泛滥，苏联政府认为，各种教会组织是“合法存在”的^v^力量，所以，全国多数教堂被毁，神职人员遭逮捕、流放和镇压。到1939年，俄罗斯^v^教堂仅剩100多座。1983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后，^v^开始逐步复苏。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政治的多元化和苏联的解体，苏联宪法赋予苏共的领导地位被取消，长期以来在人们头脑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骤然崩溃，出现了可怕的信仰危机，这时宗教便以强大的力量填补了人们的思想空白，俄罗斯国家出现了空前的“宗教热”。1988年适逢俄罗斯接受^v^1000年，俄罗斯^v^会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许多^v^出席了庆典，这在以前是绝无仅有的事情。现在救世主基督大教� 每逢^v^重大节日，这里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来庆祝，俄罗斯总统、总理等领导人都来出席这些仪式活动。叶利钦总统在1996年总统选举前夕，来到莫斯科一个^v^大教堂参加仪式，以争取^v^选民的支持。2000年和2008年，普京、^v^竞选总统时，也都去救世主基督大教堂参加仪式活动。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中规定，俄罗斯联邦是世俗国家，任何宗教都不能被确定为国教或必须信奉的宗教；宗教与国家分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时还规定，宪法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包括公民信奉或不信奉宗教的权利、传播宗教并据此进行活动的权利。1997年9月，国家杜马和联邦委员会又先后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团体法》，不仅重申了1993年宪法中规定的条文，而且对其作出了详细的诠释和补充。文中指出，俄罗斯联邦承认在俄罗斯历史上、在俄罗斯精神及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v^所起的作用，同时尊重^v^、^v^教、佛教、犹太教和其 现在可以说，俄罗斯已经完全恢复了延续千余年的宗教传统。
八、结语
1000多年来，由于受^v^文化的浸润和熏陶，俄罗斯社会文化中的宗教成分是多层面的。甚至可以说，俄罗斯文化的根源就是千年来生长在^v^文化土壤里的宗教文化。俄罗斯民族文化源于^v^文化，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必将回归^v^，因此，^v^对于俄罗斯民族文化发展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受其深刻影响的有俄罗斯建筑、传统、礼仪、哲学、绘画、文字、文学、节日等诸多的文化领域，首先受其影响的是俄罗斯日常文化生活。^v^团结了俄罗斯人民，为俄罗斯的领土扩张打下了基础。只有更好地解读俄罗斯文化历史发展的宗教现象，才能全方位、深刻地了解俄罗斯。
【内容提要】虚估和实估是理解唐中后期财政制度的关键问题。传统意见认为实估系市场的实际物价，虚估是政府制定的不切实际的高物价。本文以为虚、实估起源于虚、实钱，以实钱估价物品为实估，以虚钱估价物品为虚估，其中，实估是稳定的，而虚估则时常变化。虚、实估之间的差价实际上就是虚、实钱之间的差价。虚钱和虚估本为民间行为，肃宗朝得以合法化，虚估遂渗入政府的财政收支关系之中，唐后期财政收支上的混乱无序，皆由此而起。
【关键词】唐代/虚钱/实钱/虚估/实估
【正文】
虚、实估是唐代财政史研究中的疑难问题与核心问题，涉及唐中后期财政制度的方方面面。但专论虚、实估的文章，仅有刘淑珍先生的《中晚唐之估法》（注：载《史学集刊》1950年第6期。）（以下简称刘文）一篇而已；此外，李锦绣先生的《唐后期的虚钱、实钱问题》（注：载《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v^年第2期。）一文（以下简称李文），也对此多有涉及。以上二文引证虽详，但因不得要领，对虚、实估误会颇深。其他论及唐代财政制度各种著作中，虽然都有对虚、实估的说明，但为其复杂性所困扰，一般不作深入研究，多采用刘文之说。笔者不揣浅陋，今试就此疑难问题作一正确说明。
一、虚、实估之由来
刘文、李文都将实估当作市场的实际物价，将虚估看作是政府制定的不切实际的高物价，� 这一论断的前提是所谓两税法造成了物价的不断下降。而两税法是否造成了物价的不断下降，这本身就是一个争议颇大的问题，以此作为前提条件的结论自然难以服人。退一步说，既便是承认两税法的确造成了物价的不断下降，其推断也不能成立。其一，如果说虚估只是为减轻两税法下民众赋税负担而设置的高物价，那么，虚估就应该只存在于两税征收之中，而不应该再出现在其他领域中。但事实上，在唐中后期，虚估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出现于两税征收中，而且政府的各项收入与支出，包括盐铁酒茶各税、官俸、军费、和籴、和市、和雇等等，都有虚估的存在。其二，唐后期的盐价一直在持续上扬（详本文末节），如果说虚估价是针对物价下落的措施，那粜盐和榷盐中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出现虚估，实际上却恰恰相反，盐铁收支中，虚估出现的频率极高。其三，如果说虚估是政府出台的不合实际的高物价，那么，始行两税时匹绢3300-4000文的估价到底是虚估还是实估呢？按刘文、李文的观点，只能理解为实估。因为，若这是虚估，那它在两税始行时就已有之，二位先生所谓虚估是两税实行之后由于物价持续跌落才出现的论点，便不攻自破。若将它释为实估，但唐前期匹绢的估价一般在200文上下（详后），同为市场价，前后期的差价为什么会高达16-20倍呢？显然无法解释。这足以说明，虚估的产生与物价的涨落并无关系，其含义也并非是指政府制定的不切实际的高物价。
要理解虚、实估，首先要了解虚、实钱，前者即由此而来。虚钱、实钱同样是唐史研究中的一个疑难问题，包括李文在内的各种涉及唐代货币的论著，都将是否足值作为区分虚、实钱的标准，将^v^开元通宝^v^钱当作实钱，将以^v^乾元重宝^v^和^v^重轮乾元^v^为代表的当十、当五十等不足值的大钱当成虚钱。（注：李文认为唐前、后期虚、实钱的概念不同，前期之实钱系指开元通宝钱，虚线是指乾元大钱，后期的虚、实钱源自于虚、实估，是指具有两种估价的绢帛。）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如果说虚钱是指乾元大钱，那么，随着大钱的消失，虚钱也应消声匿迹。但是，乾元大钱在发行5年后，即告消失，《通典·食货典·钱币门》中说：^v^人间无复有乾元、重棱（轮）二钱者，盖并铸为器物矣。^v^而虚、实钱在唐后期的史籍中不仅不绝于册，出现的频率反倒远远高于唐前期。可见，虚钱根本不是指大钱。关于虚、实钱的概念及影响，笔者曾专文进行过说明。（注：参见拙文：《略论唐朝的虚钱与实钱》，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2期。）为避免重复，这里只作一些必要的说明。
所谓虚、实钱是以计值方式而言，是指同一种钱币本身具有的两种不同的计值方式。众所周知，唐代一直以开元通宝钱为主要货币，但除了官铸的开元通宝钱（好钱）以外，尚有大量的私铸开元通宝钱（恶钱）。好、恶两种钱币的含铜量、重量等相差较大，当它们在市场上共同流通时，按照金属货币使用价值决定其交换价值的原理，好钱在交易时必然被加抬使用，即好钱一文当恶钱若干文使用。《旧唐书》卷48《食货上》中说；^v^府县不许好者加价回博^v^，说明好钱在流通中确实被加抬使用，只是没有得到官方认可而已。这样，作为好钱的开元通宝钱便有了两种不同的计值方式：一种是原面值所规定的一文实价，即实钱；一种是用来对付恶钱的超面值虚抬价，即虚钱。好钱虚抬的倍数，并不固定，视流通领域内恶钱的质量而定。如在玄宗开元、天宝之际（约741-742），^v^公铸者号官炉钱，一以当偏炉钱七、八。^v^（注：《新唐书》卷54《食货四》。）是好钱加抬七、八倍。至宪宗元和六年(811)，^v^计成盐价，钱六百八十五万九千二百贯，总约四倍加抬，计成虚钱一（疑为二）千七百一十二万七千一百贯。^v^（注：《册府元龟·邦记部·山泽门》。）是好钱加抬4倍左右。
好钱在流通中被加抬，是私铸币泛滥的结果。中国历史上以铜钱为主要货币的各个朝代，几乎都有私铸币泛滥的现象，大概民间交易中也都存在虚、实钱的问题。但好钱加抬，在其他时期，从来没有得到过官方认可。唐朝的好钱虚抬却得到官府认同，合法化了。促使虚钱合法化的因素是官铸大钱的发行。大钱早在高宗乾封元年(666)就已出现，至肃宗乾元元年(758)，第五琦铸乾元重宝钱，稍重于开元钱，却一当开元通宝十；次年，又发行重轮乾元钱，约比开元钱重三倍，却一当开元通宝钱五十。大钱的发行，不仅造成货币贬值、物价腾踊；而且其与当时的主要货币开元通宝之间的比价严重失调，造成极度的交易混乱。因开元钱作价太低，于是，民间^v^乃抬旧开元钱以一当十，减（重轮）乾元钱一当三十。缘人厌钱价不定，人间抬加价钱为虚钱。^v^（注：《旧唐书》卷48《食货上》。）由此可知，虚钱是指民间抬价后的开元钱，与之相对，实钱自然是指开元钱的原定面值。民间加抬开元钱、减轮钱的做法，符合金属货币其使用价值决定其交换价值这一基本定律。因为开元通宝钱大小成色基本同于乾元重宝钱，后者既然能一当十，那么开元通宝也自然应该加抬10倍使用，而重轮钱的大小成色约值开元钱3倍，当然应降至30流通。
正是因为民间加抬开元钱的做法符合货币流通规律，而且也纠正了因政府发行大钱造成的货币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相脱节的弊病，所以，政府改变了原先不许好钱^v^加价回博^v^的态度，转而允许开元钱加抬流通。肃宗^v^上元元年(760)六月七日诏：’其重léng＠①五十价钱，宜减作三十文行用；其开元旧钱，宜一钱十支行用；乾元当十钱，宜依前行用’……至十二月二十九日诏：’应典贴庄宅、店铺、田地、wéi＠②碾等，先为实钱典帖者，令还以实钱价；先以虚钱典贴者，令以虚钱赎。其余交关，并依前用当十钱。’由是钱有虚实之称。^v^（注：《唐会要》卷89《泉货》。）诏文认可了民间业已存在的虚钱交易，允许同时存在虚钱买卖和实钱买卖两种交易方式。这说明虚钱交易在上元年间因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而得以合法化。
钱既分虚、实，货物自然也有虚、实两价。如一斗粟，实钱5文，虚钱则可能需要50文。虚、实估也由此而起，以实钱估价物品称为实估，以虚钱估价物品称为虚估。实 而虚估则是频繁变化的，因为，虚、实估既然源自于虚、实钱，虚、实钱之间的差价自然就是虚、实估之间的差价，而虚钱与实钱的差价，并不固定，实钱加抬成虚钱的倍数，视流通领域内恶钱的质量而定，从4倍到20倍不等，所 仍以绢价为例，唐后期匹绢的虚估价从800-10000文不等，差距极大。
虚、实估既然由虚、实钱而来，那么，只要虚、实钱存在，虚、实估自然也难以消除。从唐后期的史籍记载看，私铸恶钱始终泛滥成灾，虚、实钱也得以长期存在，人们已习惯用虚钱作为计值方式。同时，政府的财政收支也多以虚钱记算。因此，源于虚、实钱的虚、实估自然也就长期存在。
总而言之，虚、实估系由虚、实钱而来；其中，实估是相对稳定的，而虚估却是变化不定的；自虚估随虚钱在肃宗上元年间合法化以来，唐后期政府的财政收支基本上以虚估价计算。此三点是理解唐代虚、实估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江苏卷较重视各种史观，近几年高考试卷里都有体现，迫切需要我们师生一起重视各种史观概念。最基本的史观，如“文明史观”、“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社会史观”等。首先，要让学生掌握史观的基本内涵。其次，教师在高中历史课堂上要注重引导学生运用各种史观来研究历史问题，使其能准确、熟练、科学地运用各种史观来认识和解决历史问题。2014年江苏高考历史试卷第22题的第2问：“与传统性相对应的是近代性。综合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以‘王韬课士的近代性’为主题进行论证。（10分）（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晰；280字左右）。”此题是2014年江苏高考历史试卷的亮点之一，突出考查了学生的历史学科素养，尤其体现在对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考查。此题要求学生对“王韬课士的近代性”进行论证，需要学生掌握必要的历史学科素养。比如：历史诠释和论证能力。解答时，学生需要分析题目，然后从考试选拔的形式、命题内容、考试结果和导向等角度将“王韬课士”与“古代课士”进行比较，进而论证出“王韬课士”所具有的中西并存和顺应时代及世界发展潮流的近代性特征。驾驭这道题的要素之一，就是能真正掌握近代化史观的内涵，不是简单地从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思想理性化等三个角度来诠释“近代化”史观的内涵。
二、夯实基础，不断提升———能力的提升
著名史学家傅斯年认为：“史学即是史料学。”西方兰克学派认同“：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胡适曾讲过：研究历史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新课改以来，全国各地高考历史试题在选择题的命制上多以各类历史图片、文物、学者观点、漫画、表格、社会生活场景等材料来创设新情境，提出新问题。2014年江苏高考历史试卷，20道选择题都是采用材料来创设新情境。如选择题第6题社会生活场景、第11题历史图片、第15题表格题、第17题是学者观点等，几乎没有一题不是通过新情境来创设新问题考查学生。学生对此类选择题既感觉有新鲜感，但又有感觉到有难度。如何帮助学生提高解答此类题目的准确率呢？笔者认为需要在历史课堂上增加学生的历史学科素养的培养，增大对历史学科思维能力和历史学科思维方法的考查力度。
三、力染课堂，感知升华———情感的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