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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财政专项资金管理论文
事业单位专项资金经上级下达审批指令后，单位需要对专项资金进行单独管理，必须按照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进行分配，并且需要注重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但是就目前的事业单位而言，缺乏足够的管理措施，致使资金在使用上存在若干问题，严重影响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不利于专项资金所用项目的建设与发展，起不到资金的使用目的，影响单位的形象。
一、事业单位财政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很多事业单位针对专项资金的管理上依然存在漏洞，诸如在预算上往往不够科学化，支出上具有任意性，绩效的评价上缺乏完整的体系等。下面就将具体的问题展开探讨。
(一)管理制度上缺乏针对性
在专项资金的管理上出现了一系列方法，但是方法的针对性不足，与单位内部实际情况吻合度差，往往是借助其他资金的管理方法再转移到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上，这造成专项资金的使用上与制度的规定会有所出入。
(二)在专项资金的申报中规范性不足，预算质量偏低
在对专项资金的申请上需要具备完整的体系，避免出现资金申请上出现弄虚作假现象，但是有的单位在专项资金的申请上往往缺乏足够的支持论证，对资金的可行性的研究上存在不足，往往会占据资金空间，但是在使用安排上却缺乏完备的安排，预算工作严重脱离现实，往往具有任意性，主观性，预算编制工作往往与实际情况会出现过大出入，不能够体现出预算的科学性。
(三)在资金的使用上存在漏洞
行政事业单位在获取专项资金后，在使用上存在若干问题，比如在专项资金的使用上存在将资金使用到经常性项目中，出现资金的挪用现象。再者，专项资金在使用后若有剩余后应当及时上缴财政部门，但是多数单位在有剩余的情况下，依然滞留在本单位中，或用于其他项目，或成为日常性费用。
(四)单位的财务人员起不到相应的监督控制作用
事业单位对于财务人员的职业素养方面存在要求上的不足，重视程度也远低于经营性企业，在专项资金的会计管理上部分单位的财务人员仅仅是进行会计核算，记账，审核等，起不到应有的监督作用。
(五)专项资金的运用上缺乏绩效评价，为实现全程控制
事业单位在获得专项资金后，应当设立专门的核算管理小组，实现资金运用的全程控制，但是目前的事业单位在将资金转移到单位账户后，对资金的运用上缺乏事中的监控、事后的评价，对于资金的使用情况缺乏绩效评价，不能够反映出资金的使用情况，使得资金的目的出现模糊性，社会效益低下，造成国有资产的浪费。
二、事业单位专项资金使用中问题的解决措施
(一)加强财务管理力度，增强财务的控制意识
财务管理工作对于资金的运转监督等是必不可少的，有利于事业单位资金使用的监督控制。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凡是动用资金的地方就需要有匹配的财务管理工作，对资金的支出实现控制，避免出现资金的流失。为了加强控制，首先需要做好制度上的建设，增强对资金使用者的制度约束，使专项资金的使用经过汇报、审批、检查、绩效评价等一系列流程，确保专项资金的使用上实现科学化，再者，增强资金的控制，需要实现各个岗位职工的以身作则，确保员工的高素质；最后再结合员工在财务控制上的强烈意识，对专项资金的使用过程实现全面控制，增强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
(二)实现专款专用，增项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
专项资金是事业单位为了特定的项目由财政部门审批的资金，需要在资金的使用上坚持专款专用，实现专项资金的使用目的。为了确保专项资金的专用，上级单位需要对事业单位的专项资金的使用过程进行监督，不时进行抽查，对资金的使用效益进行评价，对专项资金使用不规范的单位进行警告，并要求进行整改；单位自身需要加强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可以设立专项资金审查小组，增强专项资金的监督力度，并严格审查是否存在违规违纪的现象。
(三)在单位内部健全管理制度
在具备良好的运行体系下，需要有权威的制度进行约束，同时对资金的使用进行指导，在审批、下发、使用、结算等每个环节都需要有使用的制度进行指导和约束，实现资金的使用上的规范性。通过完善有效的财务制度，实现专项资金的控制，通过严苛的违规处理方法，实现对违规违纪行为的震慑，实现每个员工都按规办事，以身作则，对专项资金的使用中体现员工的监督作用，确保资金在每个环节都处在正常的运转之中。
(四)增强预算编制工作，确保资金的高效使用
由于专项资金需要运用到具体的项目之中，加强单位的项目管理对资金使用监督尤为重要，特别是项目期间上的控制与资金使用的预算工作。在专项资金的'使用中，需要建立专门的项目库，增强项目的审核，做好项目的会计资料的记录，并对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实时监督。在对项目库中数据实现准确记载的前提下，结合单位的实际情况，编制单位的预算，一方面增强核算数据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实现预算的科学性确保预算工作能同项目的实际情况相吻合，加强预算工作的合理性。
(五)加强监督体系的完善，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
行政事业单位在对专项资金加强科学编制预算的基础上，还要加强对专项资金的日常使用监督，不仅仅在事后进行检查，对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要实现全方位、多层次、多环节的监督；在行政事业单位要建立专门的财政部门内部检查与资金管理部门的日常跟踪监督相结合、与单位预算编制部门相协调的监督审查机制，将对单位专项资金的监督贯穿于资金活动的整个过程，保证行政事业单位各项专项资金能够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加强完善行政事业单位专项资金的管理有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使专项资金能够发挥出最大的效益，也是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水平提高的表现。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院校；师范生；毕业论文
模式毕业论文（设计）是本科专业教学的重要环节，是本科专业教学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的规定，“高等学校本科学生完成教学计划的各项要求，经审核准予毕业，其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或其他毕业实践环节）的成绩，表明确已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且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的，授予学士学位”。在《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文件中，教育部提出要把专业特点与人才培养相结合，不断加强实践教学管理，提高毕业论文（设计）质量，进一步提高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可见，毕业论文（设计）是本科学生综合能力的最终体现，也是对学生综合素质教育与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效果的全面检验。英语专业作为本科专业招生规模较大的专业，几乎遍及全国所有本科高校。应用型外语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如何，可通过学生毕业论文“管中窥豹”。实践表明，以毕业论文一种形式实施的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存在形式单一、要求脱离实际、学生被动参与、教师态度消极、论文质量低下、抄袭现象严重等诸多问题。如何根据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把好最后毕业关，探索多样化毕业论文模式改革已成为当前应用型本科院校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英语专业毕业论文的现状与困境
目前就应用型本科院校英语专业毕业论文现状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困境：首先，毕业论文的价值取向偏离应用型。大多数应用型本科院校虽然在逐渐转型，但其英语专业毕业论文仍走传统学术研究道路，毕业论文的价值取向偏离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大多数英语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能够在教育、外事、经贸、旅游、科技、文化等部门担任教师、翻译或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公关、文秘等工作的英语人才。但英语专业毕业论文的选题大多又围绕英美文学、语言学等传统方向，与培养目标中涉及的相关专业或职业领域相去甚远。一篇毕业论文能否考察学生已具备“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值得商榷。其次，毕业论文的形式单一。传统本科毕业论文，以学术论文为唯一形式。单一的形式既不利于满足多样化人才培养需求，也不利于“培养和检验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研究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英语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指出：“毕业论文选题应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写作应符合学术规范，可采用学术论文、翻译作品、实践报告、调研报告和案例分析等多种形式。”教育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也强调，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深化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改革，更加专注培养学习者的技术技能和创新创业能力”。由此可见，在转型背景下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固守“学术论文”唯一模式是没有出路的。再次，毕业论文的模式改革滞后。由于大部分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英语专业尚未完全转型，“老二本”的办学理念依然存在，毕业论文以侧重训练学生学术研究能力为导向，致使毕业论文模式改革裹足不前，进程滞后。对部分院校来说，如何结合应用型英语人才培养目标、规格，改革传统的毕业论文模式提升学生应用能力尚未提上议事日程。最后，毕业论文的质量低下。国内诸多学者撰文表示，英语专业毕业论文质量下滑，形势严峻，不容忽视。常俊跃（2015）、祖大庆（2015）、郭玺平（2016）等分别从毕业论文的选题、语言表达、格式规范、理论深度与创新等多方面指出，英语专业毕业论文选题笼统、宽泛、雷同，用词与句法错误严重，写作格式混乱，论述缺乏深度与创新等突出问题，同时也指出学生学习态度不够端正，毕业论文抄袭拼凑现象严重，指导教师指导不够到位，毕业论文管理不善等。
二、英语专业毕业论文改革的研究与探索
多年来，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作为指导英语专业教学与建设的权威组织，理应与时俱进，分类指导，不断修订完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简称《大纲》），但近20年来，该《大纲》却未得到及时修订，对新建本科院校或是应用型本科院校英语专业教学的指导功能发挥不足。《大纲》依然规定：“毕业论文一般应用英语撰写，长度为3，000-5，000个单词，要求文字通顺、思路清晰、内容充实，有一定的独立见解。”《大纲》并未提及英语专业学生可采用其他形式替代毕业论文。早在2009年，四川大学就出台了《关于坚持“高质量、多样化”原则进一步加强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补充意见》，文件指出，根据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毕业论文（设计）可以多样化。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据此出台《本科高质量多样化毕业论文管理办法（试行）》，将毕业论文分为学术型、创新型、翻译型、课题型四种形式，学生只要在四年本科学习阶段满足了规定条件中任一要求，即可免写传统形式的毕业论文。四川大学关于毕业论文改革的做法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教育界和学术界展开了对本科毕业论文“存废之争”的热烈探讨。截止目前，笔者以“毕业论文改革”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搜索，共显示556条结果，又以“英语毕业论文改革”为关键词搜索，显示35条结果，其中探讨“英语本科毕业论文形式或模式改革”的论文仅有6篇。学者们认为，我国高校英语专业毕业论文近年来质量下滑，抄袭现象严重，单一的毕业论文形式不能达到锻炼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需求，有必要进行改革。他们均主张英语专业实行多元化、多样化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的模式。郭庆（2013）认为，将传统的毕业论文改为毕业设计（毕业作品制作），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贾红军（2013）认为毕业论文改革需“建立新的本科生毕业评价机制，新机制可采用论文、调研报告、文献的翻译与评析、作品制作等多样化的论文形式”。常俊跃（2015）提出了英语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多样化设想并论证了其潜在的优势。郭玺平（2016）提出了“毕业论文+毕业设计”相结合的模式。已有研究表明，针对英语本科毕业论文模式改革的研究虽有涉及，但大多停留在“设想”或“思路”层面，尚不够具体，可操作性与指导性不足。
三、英语专业师范生毕业论文模式改革的背景、意义和原则
笔者所在学校是一所应用型本科院校。英语专业作为本校办学历史较长，办学经验丰富，师资队伍雄厚，实践教学条件过硬的专业，具有进行毕业论文模式改革的良好基础。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在从“老二本”向应用技术类大学转型中，要求以人才市场需求为导向，培养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毕业论文作为英语专业学生毕业前“综合演练”的实践环节，应当以多样化、接地气的形式考核学生与未来职业有关的综合能力和专业能力。基于此，英语专业（师范方向）毕业论文从单一的毕业论文模式改革为“毕业论文+毕业设计”双重模式并存，对提高学生教学实践能力、教学研究能力、教学反思能力和教育技术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对培养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具有积极的探索与创新意义。在英语师范生毕业论文模式改革过程中，需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第一，强化毕业论文（设计）环节。改革是要完善毕业论文（设计）的形式，而不是取消，是要提高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而不是降低。学生不完成毕业论文（设计）或完成质量不达标仍然不能毕业。第二，先行试点，稳步推进。英语专业师范生毕业论文（设计）模式改革需要先试点，再推广。试点的目的是积累经验，观察效果，循序渐进。待模式成熟后，再继续在下一届学生中实施。第三，充分尊重学科规律，体现专业特点。英语专业（师范方向）主要培养合格的中小学英语教师，衡量毕业生水平和检验教学成果的方法不仅仅是看学生的研究能力，还要看他们的实践操作能力、创新能力等。因此，毕业论文模式改革，除考查学生的初步教学研究能力外，还应增加其他实践性环节。第四，提倡毕业论文（设计）形式多元化。毕业论文（设计）本应包括“毕业设计”，仅将学术论文等同于毕业设计是不科学的。为了全面客观衡量学生的水平和能力，英语专业师范生可在毕业教学设计和学术论文两种形式中进行选择。
四、英语专业师范生毕业论文模式改革的设计与实施
1.英语专业（师范方向）毕业论文模式改革的指导思想。英语师范生是未来的中小学英语教师，教师岗位能力与基本素养是毕业论文改革应体现的核心。因此，其毕业论文模式改革主要是从传统的学术论文改革为以毕业教学设计为主的方式。依据应用型英语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紧密结合中小学英语教师岗位能力需求，加强教学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考察，达到“毕业论文+毕业设计”共存的目的。2.英语专业（师范方向）毕业论文模式改革的设计模式。根据英语师范生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充分利用第七学期的教育实习，将毕业设计定位为“听课与调研+教学设计+说课展示+模拟授课+现场答辩”五位一体模式（具体如图1所示）。英语师范生实习期间，通过听课、培养课堂观察、教学反思能力；基于中小学英语课堂教学现状，开展专题调研，培养初步教学研究能力；在全面掌握中小学英语教学情况后，以现行中小学英语教材为基础，选择适当内容进行教学设计，撰写教案并制作课件，则可考察教材分析与教学设计能力、英语语言表达与现代教育技术操作能力；根据教学设计内容，开展说课演练，训练学生教育教学理论运用、教学反思与教材分析能力；在前三个环节基础上进行模拟授课，考察学生课堂教学实践能力、英语口语表达及教师职业能力；最后一个环节为现场答辩，考察英语学科素养、教学反思与教学应变能力。通过毕业设计五个方面的训练，帮助英语师范生真正成为中小学“教得好、用得上”的英语教师。3.英语师范生毕业论文模式改革的准备。首先，慎重选择参与改革的对象。学生方面，我们可在英语师范生中遴选5%—10%的学生参与毕业论文改革，遴选对象为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获奖选手，或根据校内试讲表现，遴选表现良好的学生参与毕业论文改革。指导教师方面，配备“双导师”，选派熟悉中小学英语教学且具有一定指导经验、责任心强的教师担任校内导师，同时聘请一线中小学英语骨干教师担任校外导师。其次，科学制定毕业设计各环节质量标准。为达到毕业设计训练英语师范生综合实践能力的目标，毕业论文改革工作小组、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与校外专家，共同研究制定毕业设计各环节评价质量标准。4.英语师范生毕业设计的具体实施。主要包括：1、第七学期到指定中小学听课不少于20课时，学习教学设计，并做好听课记录，由主讲教师签字；2、聚焦中小学英语教学中某一现实问题，深入调研，撰写一份规范、完整的教育调研报告；3、在导师指导下确定现行中小学英语教学内容，进行教学设计，完成不少于3个单元的教案和配套课件；4、根据教学设计内容，提交2课时说课稿和课件，由考核小组确定其中1课时进行说课展示；5、考核小组抽取2课时进行模拟授课；6、考核小组根据师范生说课展示，模拟授课，现场提问，学生进行答辩。5.英语师范生毕业设计的考核要求。毕业设计实施校内校外“双导师”考核，由英语专业教师与中小学英语骨干教师共同实施，确保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五个环节中，听课与调研由校内教师考核；教学设计、课件由校外教师考核；模拟授课、说课展示、现场答辩由校内外教师共同考核。五、英语专业师范生毕业论文模式改革的效果与反思经过三届英语师范生的改革实践，英语专业毕业论文改革的“五位一体”毕业设计模式得到了校内外专家的肯定。参与改革的英语师范生均表示，在校内外双导师长达一个多学期的指导下，个人教学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对今后从师任教充满了信心。作为英语专业教师，我们应看到，毕业论文改革是教学改革的重要体现，要主动参与，提前做好学生基础阶段的教学改革，为最后的毕业论文改革奠定良好基础。从学校层面来说，需要加大对毕业论文改革的宣传力度，让广大教师、学生了解改革的目的和意义，支持改革，参与改革。教务处应及时出台对毕业论文改革激励的相关措施，适当提高工作量，激励校内教师，同时加强校外教师的指导补贴，鼓励他们积极参与。
总之，毕业论文在英语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毕业论文模式改革打破了传统学术论文单一存在的局面，有效缓解了当前毕业论文的诸多弊病，对于学生将教育教学理论运用于教学实践，对接未来教师岗位，树立教学反思意识，提升教学实践能力，增强英语教师学科素养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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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学专业；资产评估；资产评估专业
建国初期，我国就在各高等院校设立了财政学专业，培养财政税收方面的专门人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到20世纪80年代末各高校纷纷设置了财经类专业，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财经人才。随着1998年教育部修订《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变化，财政学隶属于经济学，就这一目录而言，本科专科数量大为减少，各专业涵盖的内容也更宽泛，可以更好地满足通才教育的要求。近年来，部分高校经批准设立了一些本科目录之外的专业，与财政学专业相关的是税务专业及资产评估专业，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从2005年起，国家教育部在部分高校设立了资产评估本科专业，目前已有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厦门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10所高校开设了资产评估本科专业，建立了资产评估学科建设基地。
一、设立资产评估专业的必要性分析
(一)经济转型时期的必然选择
社会的转型是指社会经济基本结构的转变，是社会基本运行模式的转换。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30年，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改革，也使政府面临着功能的调整。经济转型的最终目标是逐步建立并完善以市场为向导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必须适时转换政府的角色，调整原有的政府功能。而在政府行为调整中最有影响力、最有决定性因素的是人，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自身对政策的理解和掌控能力，而生成这种能力的关键在于培养出一批批专业化、知识化的复合型管理人才。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强调，大力发展包括会计、咨询等行业在内的中介服务业，是对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内容。随着经济活动范围的拓展，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等中介机构和企业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关、司法机关、银行等机构从事资产评估、信用评估及管理咨询、产权交易、企业改制、资产抵押工作以及其他经济管理工作的数量日益增加，需要更多的从事资产评估和管理工作的高级实用型人才。
据资料显示，我国目前资产评估人才匮乏，不仅表现为专业人员数量的严重不足，同时现有资产评估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全国注册资产评估师人数约27800人，其中一半以上人员同时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他们的主要业务是审计业务而非资产评估，实际专门从事资产评估业务的人数不足15000人。而在产权交易、企业改制、司法实践、融资抵押、财产拍卖等活动中，迫切需要大量从事资产评估业务的专门人才，现有的专业评估队伍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为此，需要拓宽财政学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更多符合实际常需要的复合型财政专业人才已成为时代的需要。
(二)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需要
建国60年来，国家为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建国后，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公有制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建设投资，国家投资兴建了大量的国有企业。在此期间，国家投入也形成了大量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可以说我国目前拥有如此大规模的国有资产，绝大部分是来自建国以后的投资积累。国有资产对国民经济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国有资产如果要想成为名副其实的宏观调控杠杆，就必须有增有减、有进有退，否则，只进不退或有增无减，就是一种单向调节，就不成其为调控杠杆了。党的十七大提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有些人总是对公共财产的“调减”和国有资产的部分“退出”担心甚多，惧怕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实际上，只要规范管理，适当出售部分国有资产不仅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相反会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因为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只能在资本运动过程中才能实现，资本一旦停止运动就会贬值甚至变得一文不值，而这种资本运动不只是指微观的资本循环与周转，即单个企业资本的循环与周转，即单个企业资本从货币资金G——生产资金W经过生产过程P——商品资金W——新的货币资金G的过程，而且包括宏观的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与周转，即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作用下，众多企业资本不断地进入一个行业或退出一个行业的过程。对于国有资本来说，进入一个行业就表现为国家对某个行业的国有企业投入，退出一个行业就表现为国家将某个行业的国有企业出售。因此，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国有资本的出售与国有资本的投入一样都是正常的，关键在于出售的价格是否合理，而出售价格是否合理又取决于出售价格的形成过程是否科学、规范、合法。一般来说，只要出售过程依法经过批准、经过科学资产评估、经过公开竞价，其价格就会比较公道，就不会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由此可见，资产评估是加强国有资产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关键。
(三)拓宽财政学的口径
90年代中期政府机构改革之后，政府部门吸收的财政学专业本科毕业生能力急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学专业的毕业生很难直接进入与所学专业对口的财政税务部门，对专才教育提出了挑战。高校的本科生收费制度的全面推行、高校招生人数的扩大以及由此带来的本科毕业生就业的压力，迫使众多高校采取对策，进行相关的课程调整，以便更好地满足学生和市场的需求。许多学校改变财政学专业课程教学的“专门”人才培养模式，逐步转变为以财政税收类课程为主干，以财务、会计、资产评估课程为基础向多学科辐射的“通用”人才培养模式。
为扩大财政学专业的学生就业范围，首先坚持专业对口的观点，努力争取毕业学生到财税系统工作的机会，其次就是在校期间，尽可能考取注册资产评估、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等执业资格证书，以适应社会用人单位的需要。经过若干年教学实践，财政学专业学生考取相应执业资格的人数逐年上升，既增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又拓宽了毕业生的就业范围，也提高了学校培养人才的质量，培养出了更多的适应社会需求的通用型人才。可见，在财政学专业下设资产评估方向也是提高学生适应社会、发挥专业知识水平的重要举措，也是培养市场急需人才的重要方式。
二、设立资产评估专业的可行性分析
财政作为一个经济范畴，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着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与改革，财政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变化。在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作为国家计划手段的财政，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财政不仅投资于国防、行政管理等满足政府政治职能的需要，同时大量资金投向于基础产业以及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90%以上的份额，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这种突出国家主导地位的财政，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显示了极强大的作用力。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国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发生了变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有效的领域交还给市场，市场无效的领域由政府(财政)来弥补，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学转变为公共财政学；公共财政学的课程内容课程体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一)公共财政学理论基础的变化
公共财政学理论的研究是基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解决计划经济条件下财政对社会经济干预过多的情况。政府要逐步、有计划的退出市场有效的竞争性及盈利性行业，在退出的过程中涉及到政府国有企业资产的产权变动，为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需要资产评估，可见资产管理与评估是财政学的延伸和派生。因此，在构建新的财政学科体系的同时需要培养学生的资产管理与评估的能力。而正是这种公共财政学科体系的构建为资产管理与评估专业的设立提供了可能性。
(二)财政学研究范围的拓宽
1959年，美国经济学家马斯格雷夫出版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学研究》,推动了财政学向公共经济学的转变，为财政学科体系向公共经济学科体系的转变奠定了基础。财政学其研究范围不仅局限于财政收支本身，还包括财政对整个国民的影响及管理。公共财政学可称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公共经济学科体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基于现实的认识，公共经济学学科体系包括基础性、理论性、制度性和管理性学科。其中基础性学科包括西方经济学、会计学、货币银行学、统计学等学科，理论性学科包括公共财政学、公共经济学、税收经济学等，制度性的学科包括公共政策学、财务会计、经济法、税法学、财务管理等学科，管理型学科主要包括公共管理学、资产管理学、资产评估学等学科。
从以上公共经济学科的设置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会计学、货币银行学、货币银行学、统计学、财务会计学、经济学、税法学、财务管理等学科是财政学专业中开设的相关课程，而这些学科正是资产评估学的理论基础。资产评估不同于会计，但是资产评估尤其是企业价值评估需要使用会计信息。因此，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尤其是企业价值评估人员应该具有相当程度的会计专业知识。资产评估与财务管理和金融的关系也较为密切，比如，在方法上，资产评估的收益法应用的就是财务和金融中的套利定价模型，金融业的期权定价模型也开始在资产评估中得到应用。所以，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该具备一定的财务金融知识。因此，公共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为建立资产评估专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设立资产评估专业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学历教育与职业考试衔接问题
在资产评估的学历教育和职业资格考试的衔接问题上，有两个倾向需要防范，一是应试教育的倾向，二是回避资格考试的倾向。资产评估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同非此专业的毕业生一样要到毕业3年后，才有资格参加全国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这就给资产评估的学历教育带来了冲击。
在资产评估专业建设上，应试教育的倾向是不可取的。学历教育要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资产评估的很多技能是需要在实践工作中不断积累的，课堂传授替代不了。目前，本科教育对宽口径、厚基础的提倡是很科学的，如果仅仅以职业考试的五门课程作为重点，忽略了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是得不偿失的。即使学生可以顺利通过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也是不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和能力提高的。
回避资格考试倾向也是不可取的。某些学校由于自身原因回避了一些专业课程的建设，造成学生知识结构的缺失，这会给以后学生参加职业资格考试和在资产评估行业发展造成很大的困难。近几年的全国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的结果也揭示了这一影响，即很多考生存在“瘸腿”问题，财经类院校的毕业生通不过建筑工程和机电设备两科的考试，理工院校的毕业生通不过财务会计的考试的现象普遍存在。
(二)资产评估专业的发展取向
高校设置资产评估专业，不仅要从数量上满足社会对资产评估人员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在培养质量上做到高起点、高标准，增强资产评估专业学生知识结构的复合性以及与国际资产评估行业接轨的能力，同时还必须注重这些资产评估行业未来从业人员良好职业道德的塑造，这对实际资产评估工作至关重要。各院校对资产评估本科专业建设十分重视，构建了比较完整的资产评估本科专业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在师资队伍建设、专业课程建设以及实践教学环节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为行业培养优秀的后备人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传统史学开始向近代史学转变，这种学术演变的时代特征在财政史领域同样有鲜明反映，即不少学者在继承发扬传统史学方法，注重传世文献的考据，辨析制度条文内容的同时，有意识地借助近代西方的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论，对中国财政史（包括古代财政史）做出一些不同于《汉书·食货志》、《通典》、《文献通考》等传统典志的编纂、阐释和评论，撰写了一些通史体裁或断代体裁的财政史论著，如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20年）、徐式庄《中国财政史略》（商务印书馆，1926年）、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刘秉麟《中国财政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杨志濂《中国财政史辑要》十册（无锡大公图书馆，1936年）、鞠清远《唐代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刘不同《中国财政史》（大东书局，1948年）等。同时，专题研究和理财人物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特别是田赋史。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出于财政体制改革以及战时经济的需要，进行田赋整理、田赋征实和其他财政制度的变革，因此有些学者本着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的意图，对长期成为古代财政收入支柱的田赋制度予以较多关注，如万国鼎《中国田赋史》（正中书局，1933年）、刘道元《两宋田赋制度》（上海大学文学院，1933年）、徐士圭《中国田赋史略》（商务印书馆，1935年）、陈登原《中国田赋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吴兆莘《中国税制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尽管内容有详略，识见有深浅，均属有一定影响的专著。程滨遗等编纂的《田赋会要》第二篇《田赋史》上册和马大英等编纂的《田赋会要》第三篇《田赋史》下册（正中书局，1934年），是一套按编纂者的观点“铺叙史实，推究因果”的资料性著作，上自夏商周，下及清末民国初，“就历代田赋沿革，为系统叙述，并作史料整理为主。其诸赋役设施，凡与田赋有关者亦触类引及，以求明备”（《弁言》）。层面较多，视角亦广，观点平实，在当时堪称详悉。不过，此期从事财政史研究的学者尚少，专题研究以汉、唐、宋、明等朝代为主，选题较狭小，征引资料多据习见的传世文献。特别是由于缺乏断代史研究和专题研究的厚实基础，刊行的中国财政通史著作大多还谈不上能对古代财政史作整体性研究和规律性探讨。
不过，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此期有些论著无论选题或是阐述都颇具开拓性。例如，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是20世纪第一部简明的中国财政通史，其开创意义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绪论》中作者就“中国财政史之研究法”作了论述，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演绎法和归纳法各有长短，应采用“综较概括，存其所有，审其所详”的研究方法，并提出研究财政史应注意经济史、政治史、法制史和学术史等几个重要方面。二是对中国财政史的分期和内容编排作了探索。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就财政制度演变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所作的理论分析颇有特色。他在《导言》指出：“财政制度与国民经济状况有很密切的关� 倘若国民的经济状况变了，国家的财政政策也必随之而变。中国从古到今，国家财政政策约有四大变，而其变化都是随着国民经济状况之变化而变化的。”在内容编排上，该书分27章，所论以赋税制度为主，旁及财政起源、货币、会计制度、财政职官等，但内容均简略。从胡、常二书可以看出，到30年代，中国学者通过借鉴西方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论，初步形成研究中国财政史的新思路和学术体系。
此期断代财政史研究，以鞠清远和梁方仲的成就最突出。鞠清远《唐代财政史》虽然只有11万字，却是断代体裁财政史的开山之作，重点在于分类叙述财政收入（如赋税、专卖、官业收入、商税、特种收支等）、财务行政二方面。书中对收入项目的归类比较科学，对财务行政的论述内容较丰富，但对财政支出基本上未予置论，是明显缺陷。梁方仲以明代田赋的征收解运制度以及一条鞭法改革为研究重点，发表多篇论文，资料丰富，分析细致深入，学术影响久远。
第二阶段为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
总体上看，此期中国大陆对古代财政史的研究进展相当缓慢，具有新水平的财政史专著几无新作，专题研究除赋役制度史一枝独秀（从广义上说，赋役制度属于财政收入范畴，但当时的成果多数不注意从财政角度去论述赋役制度）之外，亦鲜有新篇。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1957年）之《财政》篇是少有的杰作。该篇“主旨唯在阐述继南北朝正统之唐代，其中央财政制度之渐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前时西北一隅之地方制度转变为中央政府之制度，易言之，即河西地方化二事”。分别以江南租米回造纳布及关中和籴二例作具体论证，指出转变的枢纽在于武则天和玄宗两朝政局的变化。该文对于深入研究古代财政制度的传承演变具有方法上的示范意义。同时，李剑农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和《宋元明清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用不少篇幅论述赋役制度、土地制度等与财政关系密切的内容，对古代财政史研究也颇有助益。相比之下，台湾学者对宋代、清代的财政史研究较有进展。
古代财政史在中国大陆学术界长期遭到冷落，在“”爆发之前当有两方面的主要原因。第一，受政治环境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史学界一直偏重于研究历史上的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自然对古代财政除赋役以外的问题鲜加注意。第二，经济学界对财政学研究不太重视，更不待说是古代财政史研究了，因此，在高等院校的经济学专业中，古代财政史教学基本上被放弃，以致研究工作缺乏来自教学需求的动力。中国古代财政史难点甚多，如历代财政税制体系的演变头绪纷繁，田赋、漕运、盐课等制度内容和实施情况错综复杂，既缺乏从事艰苦扎实的基础性研究所必须的人力物力投入，成果产出自然稀少。至于“”十年间学术研究的停滞，更不待细说。
第三阶段为1978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至2000年。这是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空前繁荣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的阶段。其成绩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高等财政院校的中国财政史教学和科研活动一度相当活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少高等财经院校在学科发展、办学规模扩大的同时，相继开设了中国财政史课程。为适应教学需要，一批中国财政史教材和资料书应运而生，先后有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教研室编写的《中国财政简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8年）、周伯棣《中国财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中国财政思想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高等财经院校试用教材《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孙翊刚主编《简明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等。其中，周伯棣《中国财政史》尽管定稿较早，仍是一部资料比较丰富且有己见的专著。其《绪论》谈财政的本质、财政史的研究范围、中国财政史分期等问题。正文分四编，前三编为古代部分。各章结构为概说、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务行政四个部分，作者自称该书体例是“划期分段，分门别类”。其《余论》对中国财政史上的若干问题作综合叙述，阐述作者对中国财政史全貌与特色的见解。
二，资料的整理与出版有较大进展。为配合高等院校中国财政史课程的教学，各院校或出版社组织编选了一些参考资料。例如，《中国财政金融年表》三册（上中册取自吴兆莘遗稿，洪文金补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1987年；下册根据吴兆莘、洪文金遗稿，刘聚星、林宝清续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是一套以我国从春秋战国到清朝末年各个朝代所发生的财政金融大事为辑录对象的编年资料书。孙翊刚、徐世钜、左步生等选编的《中国财政资料选编》三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1989年）、国家税务局主持编写的《中国工商税收史资料选编》七辑，取材范围由三代至清代前期，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91-1995年陆续出版。这些资料选编的出版，对高等院校的中国财政史教学活动起了促进作用。
对研究工作更具价值的应是财政史料的考订与整理。8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对中国古代财政史的基础资料即历代官修正史的“食货志”，作了不少精审的校订、笺证、补遗，成果陆续问世。如梁方仲的遗稿《〈明史·食货志〉第一卷笺证》（《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4期；1981年第1-2期）、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都对该志史料多有注释、纠谬、补遗之功。王雷鸣编注《历代食货志注释》1-5册（农业出版社，1984-1991年）、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中华书局，1986年）、谭英华《两唐书食货志校读记》（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潘镛《〈旧唐书·食货志〉笺证》（三秦出版社，1989年）则以注释、笺证等形式校勘和考释唐朝财政制度的内容。梁太济、包伟民《〈宋史·食货志〉补正》（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引用丰富的文献，对《宋史·食货志》的大量史料作了溯源、校正和增补，是研究宋代财政制度的必备资料，学术价值不菲。鲁子键编选的《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二册（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1988年）是断代区域性专题资料书。作者自述：该书“通过史料的分类排比，于财政运动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就一个地区的角度，较客观地展示出清朝二百六十余年间财政建立、发展的趋势及其特点的大体轮廓”。对清代地区财政史研究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馆藏清代朱批奏折财政类目录》四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1992年）为研究清代财政提供了新的官方档案资料。
三，专题研究范围空前拓展，趋于深入。这一时期的专题研究，从早先的以赋税、徭役为主，扩展到捐纳、屯田、仓廪、府库、专卖、和籴、和买、漕运、俸禄制度、军费、赈恤、财政职官、财政机构、财政管理体制、财务管理、会计、审计、财政思想、理财人物、财政改革等多个方面，从而标志着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的全面展开。其中，除有关财政收入如赋役制度、继续取得突出进展之外，在汉唐之际以至宋代的财务行政管理机构及其职能演变、唐宋的国家预算制度、专卖制度、军费支出、俸禄制度、赈灾制度、仓库制度、财政调度手段（如漕运、和籴、折变等）、会计制度、审计制度、财政思想等方面都发表了一批重要成果。超级秘书网
四，整体性研究有突破性进展，主要表现为出版一批断代体裁的财政史新作。如马大英《汉代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内容丰富，资料详细。其《引论》专论财政体制，叙述的财政收支项目较多，还以专章论述屯田、漕运、货币与财政、财务行政与上计吏、官奴婢、刑徒、奴隶劳动等，力图展示汉代财政史的基本面貌。不过，该书仍如此前不少中国古代财政史教科书一样，对汉代的收入与支出按项目分别加以叙述，受这种论述框架的局限，便无法对汉代四百年间不同时期的收支对应状况及其对策做出应有的交代和分析，是一个缺陷。罗庆康《西汉财政官制史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从中央和地方官员所承担的财政管理职责的角度，论述西汉财政制度，内容以西汉为主，上及秦代，下及东汉，论述框架有特色。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以唐代前期国家预算的法制形态、唐前后期中央与地方财权关系的变动、唐代财政收支的阶段性平衡状况为主要线索，力图从总体把握唐代财政体系各个侧面之间的内在联系，尤其注意将唐代的主要收支、各种财政现象及改革措施等置于预算体系中加以分析，从新的角度构架了唐代财政史，论述框架、研究角度和史实阐述等均有特色。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2001年）五册，200余万字，空前详细地论述唐朝的财务行政及财政机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等，研究对象空前广泛，实证色彩非常浓厚。特别是全书论述框架以财政机构及其职能演变为主体，唐前期以“支度国用”的度支司为核心，唐后期以“收支挂钩、各司独立”的三司体制的演变为主线，深入细致地阐述唐朝国家财政机器的运转过程，其研究思路和谋篇布局均具特色。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上下册，分三编十八章系统深入地阐述宋朝财政，资料详实，计量分析突出，对两宋财政发展史的动态把握以及对财政管理体制的论述尤有特色。陈明光《六朝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为第一部断代区域性财政史专著，主要内容包括孙吴财政的财源类型、财政特色，东晋财力的主要来源及其配置，宋齐梁陈财政制度的沿革、财政结构的变化等。同时也以较大的篇幅论述六朝四百年间各个历史阶段的财政兴衰状况，分析了财政兴衰与当时经济、政治、军事的关联。此外，李斡《元代社会经济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用2章论述元代财政，财政收入包括田赋、洞冶课、盐茶酒醋课、常课和额外课、科差等，财政支出则有军费、官俸、皇室用费、赏赐用费和佛事支出等项目，同时论及财政官员的设置。总之，这些断代体裁的财政史专著或专篇的产生，大多具有专题研究的前期成果和较好的断代史基础，它们既说明中国古代财政史整体性研究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也说明中国古代财政史作为专门史，与其他专门史一样，仍然必须十分重视断代史研究乃至中国通史研究，才可望进入“通古今之变”的境界。
1．1实践课程体系缺乏完整性，难以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财政学专业较为重视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大部分基于某一门基础理论课程的教学需要而设置，各门专业理论课程都是从该课程自身需要的角度，对财政学专业实践教学提出相应的要求，因此，理论课程的内容制约着实验教学内容与安排。目前应用型大学因其主要属于技能培养，财政学专业实践课程主要集中于税务课程方面，以及部分会计类实践课程，缺乏财政预算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国债管理等实践操作性较强的实践教学课程内容。财政学专业实践教学长期以来偏重单一环节的实践，在多层次多环节的实践教学体系上仍存在着很大的空间加以构建。由此造成了财政学实验课程之间缺乏有机联系与相互协调，实践教学和理论教学之间缺乏统筹考虑，整个财政学专业实验教学课程体系布局的整体性不强，尚未形成独立的教学体系，分层实践教学的意识不够强，虽然实践活动贯穿专业教育始终，但实践教学环节仍未贯穿专业教育的始终，仅仅从专业的第四学期开始，使实践教学作为传统理论教学的一个附属品而存在。
1．2实践教学方法单一，考核方式落后目前的实践教学方法仍受传统教学的影响，以老师讲授为主，虽然名为实践课，但实际仅仅是实践地点在实验室，而老师讲授的内容多为理论内容，即使部分院校引进了实践软件，但大多也是理论课程配套的练习场所，从实际来看，学生对软件本身可以很容易地掌握，但对其中的关系却不是很了解。从考核的角度看，长期以来实验课成绩评定采用以参与实验教学活动，学生递交实验报告为基础的评价标准。即使有时设计了实验内容的考核，但仍旧以记忆性知识为主要考核内容。这就和理论课的考核结果一样，许多学生平时不上课，临近考试才“临时抱佛脚”地背背书、背背笔记，甚至不惜采用一些作弊手段，最后大部分学生都能顺利通过。
1．3实验教师缺乏专业实践经历，实验教学水平受到制约实验教学队伍是财政学实验教学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实施主体，目前制约实践教学质量的瓶颈之一是实践教学的师资，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业务素质上，都不能满足实践教学需要。很多有硕士、博士学位的专业课教师，从高校到高校，自己都没有业务实践背景，很难担当起指导实践课的重任。教师基本上都是高等教育完成后直接从事教育工作，很少参与实践部门的实践，从而缺乏专业实践活动经验和技能，这制约着应用型财政学的人才培养质量。
1．4校外实习流于形式，实习效果欠佳大多数人对于财政学专业，往往单纯地从字面上去理解，认为它是一个仅为政府财政部门培养人才的专业，因此，在进行校外实习基地建设的时候，多年来，普遍存在着找点难的问题，社会实践部门大多认为财政学专业就应该去政府，企业里面没有合适的实习岗位，所学知识在企业用不上，因此，普遍不愿意接受学生实习，即使接受也是被动接受，学生亲自实践和动手的机会很少，以致实习效果不理想，校外实习流于形式。
2完善应用型大学财政学专业实践教学的基本路径
2．1明确实践教学体系的教学目标，强调实践教学体系的完整性要重新定位实践教学总体目标，拓展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方面的要求，从大一的认识实习到大四的专业实习和创新教育，由简单到复杂，逐步分层递进，学生的动手与应用能力得到了科学、持续、系统的培养与锻炼。通过实践教学让学生不仅掌握专业的基本业务流程、操作方法和组织管理模式，而且具备及时掌握和发展专业最新实用技术的能力和相关素质。通过课内外结合、校内外相结合，初步构建了相对完整、整体优化的实践教学体系，如图1所示。采取校内仿真训练、请进来、走出去等多种实践教学模式，从校内第一课堂、第二课堂、校外课堂这三个方面来制定学生实践能力培养计划。校内第一课堂主要是通过在课程教学中增加实验教学内容，加大课程实训力度；集中安排综合模拟实验，提高专业技能；开展读书活动、撰写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等来完成课内专业动手能力培养。校内第二课堂主要是通过开展课外各种与专业密切联系的活动，如每年由学生自己筹划组织税收宣传月活动，开展以财税为主题的大学生辩论赛、财税知识竞赛、模拟税收调整方案听证会等，来完成综合实践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校外课堂实践教育主要通过分散或集中的假期社会实践、校外专业实习基地见习和毕业综合实习、开展与专业相关的社会调查等环节，来完成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每个环节、每种方式都各具特点，从不同角度帮助学生理解掌握所学的财税理论知识，从而全面、系统、规范地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需求。
2．2大力推进实验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建设，考核办法多样化实验教学方法是影响实验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设计实验教学方法时，以培养学生能力为目标，实行弹性实验教学。对基本的原则及方法采用教师实验室授课和现场指导进行课堂讲授，随后利用软件公司提供的经修订过的数据，设计交易，指导学生进行处理，使学生能熟悉并掌握目前该领域最新的管理技术及方法。提供数据，让学生以不同的角色使用软件来模拟处理政府业务活动。为了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应增加开放时间，允许学生在课余时间自选实验内容，自行安排上机实验。通过网上预约和到实验室登记等方式进行实验，增强学生实验的自主性。建立网络辅助教学平台，向广大学生提供该课程的课件、教学网络资源、设计实验及答疑讨论区等内容。补充相关学科更新发展的新信息等等，增强学生的信息量，更好地巩固和消化在课内所学的理论知识，进一步地激发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财政学课程实验的考核方式应实现多样化，注重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考核的重心应向学生创新能力倾斜，以构建有利于全面素质提高的评价体系。实验教学指导教师必须全面地了解和掌握学生参与实验教学活动的整体情况，采用分组形式进行的实验项目，应将单个学生的考核与小组的考核相结合，以促进学生团队精神的培养。课程实验考核成绩由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构成，平时成绩主要根据学生的平时表现来确定，如参与情况、个人能力、实际结果的优劣等综合评判。在对学生的实验过程、实验质量和实验结果作出及时、客观和公正评价的基础上，给予恰当地评分。成绩的评判也从单一的由教师评判，转变为教师评判与学生相互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通过这种考核方式有效地促进学生重视实验教学，激发对实验教学的兴趣和积极性，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实际操作能力、综合实验能力、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
2．3加强高素质的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财政学实验教学队伍应由高素质的教师积极参与，要特别加强实践教学师资队伍的建设，队伍的成分可多元化，由具有实践经验的专业教师、实践部门的专业人才组成，还可以跨专业建立实践教学课程组共同完成综合实践项目的指导。对实践教学师资要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努力培养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开发实践教学内容的师资。形成具有开拓精神、创新意识、乐于获取新知识和应用知识能力，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合理的实验教学队伍。及时更新教师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不断地提高财政学实验教学质量，促进财政学实验教学改革的顺利实施。此外，从事财政学实验教学的教师，应通过各种渠道，积极探寻适宜实验教学活动实施的各类教学软件系统，与教学软件系统开发者展开有效沟通和交流互动，及时弥补现有教学软件系统的不足和缺憾，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类教学软件系统的效用。
【正文】
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已逼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适时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法治既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实现这一发展内容和目标不可缺少的手段和路径。财政[1]法治，由于关涉政府与人民，财产与税收，自由与福利，从而在中国当前的法治建设中，起着排头兵和突破口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如何在财政法治建设中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和理念，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目的和要求，是当前财政法学界需要认真思索和回答的重大课题。
一、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与财政法理念之转型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这一点，对于中国财政法治建设而言，可谓直接指明了发展的目的和归宿，道出了财政法治的理念和精髓。财政，是一个多维概念，它是一个政治的范畴，也是一个经济的范畴，还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然而，在时代，它首先是一个法律的范畴。财政直接关涉国家与其国民[3]之间财产和自由权利之分割。从直观和表象上看，国家的财政权及行动权力[4]与国民的财产权、自由权利属于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从本质和深层次而言，两者又是对立统一和相互依存的。国家财政收入仰仗国民财富之创造和供给，由此决定国家财政权以国民财产权为存在之前提和基础；[5]另一方面，国民的财产权有赖于国家财政权之保障。“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它所余财产的安全和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6]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社会的平稳发展以及公民的福利保障更有赖于国家财政资金的有效运作。因此，公民的自由发展权还有赖于国家财政权的有效行使。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财政权力并不总是能够时刻铭记国民财产权之基础性地位，同时，更常常基于权力趋于腐败和滥用的本性，走向国民自由权利之反面。因此，在理念上厘清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之本末关系，在制度上保障国民权利之本源性地位，是确保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关系中统一超越对立，依存发展为良性互动的唯一路径。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这一命题的破解是以取代专制政治，以权利本位取代权力本位，以人民、法治和人权保障作为财政权运作的宪法规则，以公民各项权利的保障和实现作为财政权运作的目的和归宿，从而有效地确立公民权利的本源性地位，并将财政权驯服于公民财产自由权之下。我国在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之后，同样以人民的形式确认了人民利益的本源性地位，并以财政权力的积极运作，确保人民基本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平等实现。可惜的是，国家权力的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湮没了公民个体权利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使得公民权利成为臣服于国家权力、仰仗于国家权力的第二位的权利，公民义务则成为领先于公民权利的先在而受到过分强调。在财政领域，尽管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解决了财政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但是国库中心主义、财政权力本位的观念占据了财政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全过程，过于泛化的财政权力大大限制了公民自由安排劳动财富并自主发展的权利和空间。[7]在这种状况下，权利必然驯服于权力，敬畏和顺从于权力之下，难以确立自身本源性的地位和伸张自己自由发展的本性。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昭示着中国财政法理念的正式转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取代计划、政府与市场职能的分工与互补，义务本位的法制建设逐渐转型为权利本位的法治建设；而财政，也在国有资产的大量退出和税收依存度的逐年上升中，逐渐从全面干预缩小和规范为公共物品提供的必要限度之内。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最初阵痛期而走向成熟和完善之时，将财政法的基本理念由国库中心、财政权力本位观转型为公民权利本位观是非常必要和适时的。
所谓公民权利本位观，即公民权利为国家财政权存在的全部意义和目的，国家财政权不仅以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为前提和基础，而且以实现公民各项基本权利为目的和方向。公民基本权利具有本源性和第一位的意义，而国家的财政权以及以其为依托的各项行动权，全部服务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公民自由发展权的促进。除此之外，国家财政权别无自身独立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政必然表现为公共财政。即国家财政权作用的力度和范围，以满足公民的公共需求和促进公民的全面发展为尺度和界限，超出此界限和尺度，财政权就构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并有腐败和滥用之危险。德国在1995年6月22日的一项判决富有深意，法院认为，如对纳税人征税使其整体税负超过其财产收入的50%即违反德国宪法保护的财产自由处置权，而且这种违反并不属于社会福利目的的限制范围。[8]此判决给我们最大的警示和启示是，税赋取之有度，即使高举社会福利之公益旗帜，也不能侵夺纳税人对财产的自由处置权。对于我国而言，由于从计划财政和计划经济转型而来，因此，政府与市场的功能还需进一步界分，以此确定政府财政的量度，避免财政的过分攫取超越公民财产权承受界限，侵害公民自主处置财产和自由发展的空间。还有一个更为重要且需引起警示的问题是，目前我国的财政收入体系很不规范，税收的依存度并不高，尽管自1999年以来税收收入连年超常增长，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我国财政收入的规模和结构，就会发现税收、收费和国债呈三足鼎立的局面，明目繁多的预算外收入和体制外收入并未纳入预算收入的口径。相对于刚性较强，立法较为健全的税收而言，尚未纳入法律控制的收费和国债等隐性税收对公民财产权的侵害更为隐蔽和危险，前者常伴随着权力的腐败和滥用，而后者则易引发预算赤字和财政风险，而比这更为严厉和深刻的是，一旦政府的收入不必依赖刚性日强的税收，或者不必完全依赖税收时，公民也就失去了以财产权和征税的民主同意权对抗和制约政府的机会，也就难以监督和保证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服务于公益，服务于纳税人之所需。因此，当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在财政法领域的贯彻和执行，不仅需要在理念上确立公民基本权利本位，更需要在制度上切实保障这种理念之践行，而这种制度的选择只能是财政立宪。
所谓财政立宪，就是将国民生存发展所依凭的财产权和国家履行职能所需的财政权均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且为保证国家财政权服务于国民财产权和其他自由权利，对国家财政权进行分权和限权，并以财政民主原则、财政法定原则、财政平等原则、财政健全原则予以宪法规制。财政民主原则是指财政权力实行民主统制，它包括横向的财政分权和纵向的财政分权。横向分权，是指财政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权力在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横向划分。横向分权是实现财政权的民主统制的核心，它要求财政立法权为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所独享，即使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有授权行政机关立法的必要，也必须严格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先原则，确保财政立法的民主统制。纵向分权，是为了反映地方居民在公共物品需求方面的地区性偏好，实现财政的纵向公平，在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基础上，将财政权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进行的有效划分。无论是横向分权，还是纵向分权，我国均未能很好地体现财政民主原则。目前政府主导立法在我国财政法律体系占据显著的地位，大量的部门规章更是侵蚀了立法的民主性和法定性。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也并未建立规范的财政分权体制，而是由中央政府根据中央财政收入的需要随意以规范性文件调整，严重损害了财政的民主性和法定性。地方政府缺乏与其职权相适应的必要的财权，是当前我国县乡财政极度困难，地方财政行为失范，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根源。
财政法定原则，要求将一切财政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避免权力作用的任意性和随意性，保障国民对国家财政行为的可预见性。财政法定原则与财政民主原则紧密相关，一体两面。要实现财政的民主统制，一定是财政法治；而要实现财政法治，一定是法律充分体现民意。当前，我国财政法治建设中，除了要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地位外，还应赋予公民对财政事项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政府具有将收支情况公布于众的法定义务，以增加财政收支管理的透明度，确保财政权的行使内容、方式和目的服务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之所需，同时便于公民的监督权的行使。财政民主和法定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所有的财政收入均应纳入预算内管理。除了继续加强税法执行的刚性外，收费、公债以及国有资产的管理运营均应纳入法治化轨道，避免成为政府部门任意裁量决定的自由领域。另外，要提高税收的依存度，不仅是使公民在税痛感中加强对政府财政支出的监督力，而且要使政府在收税难的税痛感中，真正认识到财政取之于民、服务于民的本质，从而加强对财政资金的审慎运用。在税制的结构方面，也应该加强直接税在整体税收收入中的比重。间接税的一个弊端是使真正的负税人处于“植物人”的地位，不能以纳税人的身份行使权利，也无法对自身的税负有更确切的了解，从而使纳税人作为者享有的监督、控制租税国家的权利的机制难以实现。[9]至于财政平等原则，是确保财政符合正义公平的法律理念，确保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法则。此处的平等不仅指形式公平，还是实质公平。在财政收入面，税收应该遵循量能负担原则，以此将税收的缴纳与公共物品的获取相隔离，保障每一个公民基本生存权不受侵犯。财政的支出面的平等，则是保障全体国民享有基本的社会保障水平和公共服务，而且对于弱势群体，财政的支出应该体现倾斜和更多关怀，确保他们能享有同质的平等发展机会和社会福利水平。至于现在问题颇多的收费，应该严格遵循成本补偿原则，避免成为相关部门和个人垄断谋利的工具。[10]
财政健全原则，关注的是财政运行的安全稳健，其核心问题是财政风险的防范和控制。近年来，我国连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规模很大，累计发行的国债虽未超出国际警戒线，但是如果将地方政府的债务、国有企业的债务、社会保障的负担、银行的不良资产等隐性负债纳入进来，我国财政风险早已突破警戒水准。因此，当前需要调整财政政策为稳健的财政政策，以实现财政健全原则的要求。同时，应该修订预算法和制定国债法，加强预算外资金的控制以及国债发行规模和结构的法律控制。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应该加强预算监督，防止政府部门通过不规范的“预算调整”来增加举债的数额，依预算法行使改变权或撤销权，切实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11]财政健全原则事实上是财政民主和财政法定要求的延伸。如果政府不遵循财政健全原则，财政的民主和法治必然丧失殆尽，严重的还会引发财政危机，这既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也会危害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财政健全原则是中国今后财政法治建设需要加强的一个重要原则。
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与财政法制改革之取向
马斯格雷夫认为财政有三大职能：配置职能、分配职能和稳定职能。配置职能即基于公共需要和市场失灵而对社会总资源在私经济与公经济部门进行合理配置，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分配职能即通过国民收入与财富的分配和调节，使之符合社会公平或正义的分配状态；稳定职能，即利用预算政策等手段，对经济进行有效调节，从而保持高就业率，稳定的物价水平和适度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平衡。[12]无论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还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均离不开财政三大职能的有效作用。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社会分工与合作更为精细和紧密的时代，公民个人的发展、企业的竞争力以及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均需要财政三大职能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挥作用，而不能有失偏颇。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突出矛盾表现在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以及人与自然的矛盾。为此，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五个统筹的要求，下面，本文将结合财政职能的发挥，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具体解析我国财政法制变革的方向。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是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引起社会各界重视的“三农”问题而提出的发展对策。“三农”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农民增收长期迟缓，农民税费负担沉重，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这不仅是农民作为公民的平等权问题，还是一个国家容易引发合法性危机的政治问题。三农问题的关键和核心仍是农民权利保障问题。对于财政法制变革而言，应该整合现有的财政支农政策，根据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从财政的收入面、支出面和配套政策方面予以调整，充分发挥财政的配置和分配职能。在收入面，农业税费一直是农民不能承受之重，也是治乱循环的症结。自从2004年国家大规模减免农业税以来，农村税费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备受指责的农业税已经准备提前退出历史的舞台，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因为农业税减免而造成的乡镇财政缺口如何解决，农村是否成为无税区？如何形成规范的农民与国家的财政法律关系？这是财政的分配职能必须予以回答的问题。可行的方案是建立城乡统一的税制，将取消农业税后的农业收入、农用土地和农业产品纳入统一的所得税、财产税和商品税等税制体系中，在税法上彻底改变农民身份的歧视性待遇，也解决依附于农业税的各种集资、收费、摊派等不规范的财政现象。乡镇财政缺口问题[13]需要中央财政以转移支付加以解决。目前我国尚未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这对于地方财政困难以及区域财政发展不平衡的解决均是一个重大的缺失。另外，法定的财政分权应该从省级进一步细化到县乡级财政，赋予地方政府适当的财权，以财产税制解决地方财政资金的稳定供给问题。在财政支出面，突出需要解决的是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农民与城市居民最大的不公平待遇不在于收入面，而在于支出面。农民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本应由政府负担的公共支出，主要的两块是教育和医疗。其中，教育不仅涉及农民的减负减支，更关键的是涉及农民及其后代的发展权问题。因此，财政支农力度，不仅是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扶持和投入，更重要的是建立免费供给的农村义务教育体系和农村公共医疗体系。养老保险的制度体系也应逐渐覆盖到农村和农民。此外，财政在农村地区道路、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方面也应加大投入力度，不仅改善农民的公共服务质量，而且也使得农村与城市具有同等的发展机会，促进农村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财政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提高农业的竞争力，也是从根本上增加农民收入的举措。发达国家对农业一般均给予特别的税收减免和优惠政策。我国在涉农税收方面同样可以在税率、计税依据、税额核定以及征收方式方面适用较工商业税收更为优惠的规定，以实现不同产业之间税负的实质公平。
区域经济发展。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经济发展失衡的另一个表征。这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的策略以及偏重沿海东部地区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具有极强的关联性。目前，针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国家已经出台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基本政策，财政支持力度也逐渐从东部转向西部和中部。但是，当前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财政政策主要是，过渡时期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缺乏规范的法律依据，资金管理不规范，而且受财力所限，扶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能力十分有限；其次，现行财政体制按“基数法”进行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不仅未能解决历史积累的地区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问题，而且以体制方式肯定这种差距，不利于改善落后地区的财力状况；第三，专向拨款和结算补助均没有规范的分配方式，随意性较大，导致东部地区的拨款实际仍多于中西部落后地区。[14]第四，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不清，财权配备也不合理，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税收立法权，制约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使得以第三产业为主要税源的营业税在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难以起到支撑地方财政收入的主导作用。协调区域发展的财政法改革方向是，首先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与财权，建立以宪法为统率，预算法、财政收支划分法和财政转移支付法为主体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赋予地方必要和适度的税收立法权，规范财政在中央和地方的分配方式；其次，加大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因素法代替传统的基数法确定转移支付的比例和额度，将人口数量、城市化水平、人均GDP、人口密度等纳入因素法考量的范围，以提高财政转移支付的透明度、可预见性和客观公正性，使财政的支持力度真正体现在落后经济地区。再者，简化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重新归并现行的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税收返还、专向拨款、结算补助等四种转移支付形式，建立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重点，专向转移支付相配合，特殊性转移支付为补充的复合型财政转移支付形式。[15]第四，建立规范的省对地市县的转移支付制度，以解决省以下地方政府财政失衡和公共服务差距问题。最后，加快财政立法，在已有相关立法的基础上尽快制定《财政收支划分法》和《财政转移支付法》，加强财政支付的刚性，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稳定、规范的制度供给。
统筹人与自然的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发展，就是要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也标识着我国在正确认识自然、环境和资源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关系后，由“人类中心主义”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观念的重大转变。由于生态环境资源具有产权不明晰、强烈的外部性特征，因此存在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属于适宜由政府提供的典型的公共物品。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应该从行政管制转为更为有效地利用财政税收手段进行经济调节，以引导和促进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财政在此方面的作为包括两方面，在财政的支出方面，运用财政补贴、财政贴息、环保信贷、建立环境保护基金、清洁能源基金等方式加大财政对环境保护和污染综合治理的投入，帮助修建污水处理厂等环境保护基础设施，鼓励和支持开发经营可再生能源的企业以及研究、开发、推广、应用清洁生产技术的企事业单位；另一方面，在财政的收入方面，主要是建立完备环境税费体系，除了遵从受益者负担和污染者付费等原则建立环境污染排放和整治的收费机制外，更为重要的则应该是建立一套有机配合、公平、合理的环境税制体系，以促进能源的节约利用和鼓励清洁能源的使用。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环境税制。以� 其他开征的环保税则包括垃圾税、车用燃油税、自来水税、一次性使用餐具税、氯化熔剂税、杀虫剂税、镍镉电池税等。[20]在我国，尚未建立有效的环境税制，目前与环境有关的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现行的资源税偏重于对资源使用的级差收益进行调节，而缺乏能源节约利用和清洁能源替代使用的刺激作用；对汽油开征的消费税也未区分无铅汽油和含铅汽油实行差别税率；在增值税方面，对水、煤气、石油液化气、居民用煤碳制品、化肥、农药等适用的均是低税率，仅顾及作为生产的初级投入品和居民生活的必需品的低税负要求，而缺乏环保方面的考虑。此外，机动车船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税种在税制设计方面明显表现出对环境保护的调节力度不够。因此，根据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我国亟需建立涵括所有资源、污染物在内的公平、效益的环境税制体系。改革的方向是健全资源税，改变资源税覆盖面窄、税负低的现状，将资源税征收范围扩大到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滩涂、地热、大气、水等资源的各个领域，同时要调整税率，不仅要将资源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纳入到税额中，而且还需将资源开采造成的环境成本考虑在内。其次，对污染物开征环境税，征税对象包括车用燃油、二氧化碳、氟里昂、一次性包装袋和餐具、镍镉电池、杀虫剂、农药、化肥等。三是充分利用差别税率，如对汽油区分无铅汽油和含铅汽油，低碳燃料和高碳燃料，低排放量车辆和高排放量车辆，高回收产品和低回收产品进行能源消费的引导和调节。四是充分运用直接税扣除、减免措施，鼓励清洁生产、环保企业的发展。如与环境有关的资本支出包括防治污染、废物回收或利用等项目的资本支出可以在税前列支，对环境无负效应的投资或旨在减少对环境负效应的投资按一定比例进行税前抵扣，对控制和治理污染的固定资产允许加速折旧，对环保企业的所得税进行减免等等。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无论是从经济的全球化，还是从中国加入WTO的现状来看，中国已经不能脱离世界经济的规则独立发展，而是必须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充分利用开放、循环的世界经济体系，在尊重和遵循国际法律规则的前提下，谋求自身最大的发展。当务之急是遵照WTO的要求，建立统一、公平、透明、高效的税制体系。统一是公平税负的前提，公平是税制的核心，而透明则需提高我国各税法的法律级次，将暂行多年的法规条例尽快上升为法律，同时增强规章性文件的公开性和规范性。高效应该是最具技术含量的税制改革要求，无论是企业所得税的合并还是税收优惠措施的取舍，既要符合国际条约和双边税收协定的要求，同时还须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对经济的稳定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要求。例如，上文所提的环境税的开征，并不是一个单纯考虑环境保护、能源节约利用的问题，而是必须统筹考虑国民经济的竞争力问题。尽管美国、日本以及荷兰、丹麦等国家非常重视环境保护，甚至自身� 例如丹麦开征的二氧化碳税，对企业适用较居民家庭为低的税率，并且对能源密集型企业以及总税负超过企业增值额3%的企业可以选择与环境能源部签署协议，获得减税。在能源密集型企业中，则选择参与国际竞争的钢铁、水泥企业采用低税率，而对那些竞争力影响不大的企业，则使用了世界上最高的二氧化碳税税率。此外，丹麦还实行绿色税收的返还，将全部或部分的绿色税收通过减少其它与企业相关的税收以及使用补贴支持环保的方式返回企业。[21]因此，我国在相关税制的设计时，也必须结合考虑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企业竞争力的保持。仍以环境税为例，在课税对象上，结合资源优势，对影响本国的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环境税缓征、少征或不征，对资源优势和工业竞争力不大的环境税收则尽早开征并适用较高的税率。在课税环节的选择上，兼顾效益性和公平性，某些对竞争力影响大的税收尽量在消费环节征收而不是生产环节征收。在税收的减免退和补贴方面，则可以考虑对出口产品实行退税，对用于公共服务、服务于弱势群体和保持工业竞争力的项目免税。[22]另外，对企业的税负进行综合衡量，在提高环境税负的同时，适当降低所得税、增值税等税种的税负。通过绿色税收的返还，减少企业对社会保障费用的支出，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以保持企业竞争力。再如时下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必要性已经无需多言，时机也不能再拖，关键是如何处理曾在吸引外资方面立过汗马功劳的外资企业税收优惠问题。可行的策略是“先并再调”。首先应果断地将两税合并为一税，统一基本的课税要素，包括纳税人、税率、计税依据、扣除标准等，以解决长期以来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公的问题；其次，安排一个适当的过渡期，如2-3年，继续保留曾经适用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这一方面是兑现先前外资企业设立时的承诺，另一方面也给予外资企业调整、适应的必要时间，以期平稳过渡。再者，将普遍优惠的税收政策转为重点优惠政策。对我国急需的高新技术和短缺资源实行重点优惠，增强我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最后，还应充分利用WTO规则所允许的补贴规则，扶持本国经济发展。例如，对小型产业的普遍性补贴；资助由企业直接进行或通过与高等教育或研究机构签订合同进行的研究活动；资助国内落后地区；对企业根据法律规定要求对现有设施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环保要求而产生的财政负担等给予资助。[23]
三、结语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理查•马斯格雷夫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一个国家处于经济增长或发展的初级阶段时，政府对公共部门的投资在整个国家经济投资总额中应有相当的比重， [24]我国当前仍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发展阶段，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属于政府主导型，这决定了政府的财政行为在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中仍将发挥重大的作用，尤其在经济的宏观调控、城乡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社会保障的供给以及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等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应该发挥更为积极、有效的作用。然而，愈是需要财政权力作用的地方，则愈是凸现控制财政权力之必要性。以人为本所折射的公民权利本位的理念在现代法治社会起着“权利控制权力，权力服务于权利”的根本导向作用，在制度建设上则须加快财政立宪的步伐，依据财政民主主义、财政法定主义、财政平等主义、财政健全主义四大基本原则切实将财政权力纳入民主法治的轨道。如此，方能构建一个法治的政府，一个和谐的社会。
【注释】
1本文所言的财政，是包括税收在内的广义的财政。现代社会，税收占财政收入的绝大比例，也是法治国家
汲取财政资金的主要途径，因此，税收历来因其重要性而有独立于财政研究的事实。但，这并不表明税收可以脱离财政的范畴而自行发展，相反，因为对税收支出的关注，对税款用途的监督，使得税收有着重新融入财政大循环中予以系统研究的必要，由此也带动了整个财政法的勃兴。税收是财政框架下的税收，财政是以税收资金运动为核心的财政，财政税收本为一体。因此，本文并不为突出税收而采用时下流行的“财税法”之提法，而力图以“财政”代之。
2：《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
3需要声明的是，本文对于国民、公民、人民等概念并不加以严格区分，而是视不同语境需要而交互使用。
4笔者所称的行动权力是一个概括的指代，指一切建立和依托于财政之上的国家的公权力，主要是行政权，但也包括立法权和司法权。正如公民需以一定的财产权为基础方能行使自由权，国家的行动权也须仰仗财政权。国家的财政权与公民的财产权相对应，国家的行动权与公民的自由权也是相对应的。
5“物质财富首先是以公民劳动成果的形式存在的，然后才由国家这个公共机构加以提取。也就是说，公民权利是公民劳动成果的转化和派生形式，国家权力则是国家以税收等法定形式抽取自公民社会的物质财富的转化形式。”引自童之伟：《法权与》，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4页。
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213页。
7这种国家权力的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源于这样一种理念，国家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高于公民个人利益，并能取代和自动实现公民个人利益，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人民民主性质能当然保证国家利益与公民个体利益的一致性，由此国家财政权力可以代行和安排公民的财产权，由此指导的财政不以税收为依赖，而以国有企业的集中计划运营为核心，广泛深入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领域。国民创造的大部分财富非以公民财产权的形式存在，而是成为财政统一计划分配的资金。由此，建立在财产权基础上的公民自由发展权自然受到很大的限制。
82Bvl37/91publishedinOfficialTaxGazette(BStBl)Ⅱ1995at655ff.
9王怡：《立体中的赋税问题》，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
10当前，很多规费的收取超出填补或弥补成本的范围。如高速公路、桥梁费等在收回成本以后继续收取。
11张守文：《财政危机中的问题》，载《法学》2003年第9期。
12[美]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佩吉•B•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第五版），邓子基、邓力平译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13自实施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国家先后取消了原先纳入乡镇财政预算和村级财务开支的税费项目，如乡统筹、教育集资等，乡镇可用财力突然间变得极为窘迫。一项调查显示，全国现有乡镇近五万个，平均每个乡镇负债约400万元，共计2200亿元左右。如果将村级组织的债务一并考虑，债务总额约4000亿元～5000亿元。引自《中国税务报》2005年2月16日头版《县乡日子过好了，农民减负才持久》。
14潘明星、张静：《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载《税务研究》2005年第4期。
15参见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
16城市新弱势群体是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随着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失业率上升而出现的城镇贫困人口阶层。他们由于职业技能差、文化水平低而难以就业，即使就业也基本属于临时就业或弹性就业，就业质量低，不稳定，享受不到各种保险和有关福利待遇。下岗失业人员和进程务工的农民是城市新弱势群体的主要组成者。在数量上，他们已经超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在生活水平上他们出于社会的最低点。这一新的弱势阶层现在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参见刘军：《城市新弱势群体的就业与税收探索》，载《税务研究》2005年第2期。
17灵活就业是指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一个或几个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工厂制度上的传统、主流的就业形式。包括临时工、季节工、劳务工、承包工、派遣工、小时工等。据《中国就业报告》的统计，目前在累计2550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中，约1500万人从事灵活就业；大量的进城务工农民也从事着灵活就业。（参见刘军：《城市新弱势群体的就业与税收探索》，载《税务研究》2005年第2期。）灵活就业能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有效解决城市新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但需要关注的是灵活就业的劳动保护、社会福利保障问题。
18安体富：《5000亿的增收税款往哪花》，载《中国税务报》2005年3月4日第8版。
19安体富：《5000亿的增收税款往哪花》，载《中国税务报》2005年3月4日第8版。
20参见高萍：《丹麦“绿色税收”探析》，载《涉外税务》2005年第4期。
21参见高萍：《丹麦“绿色税收”探析》，载《涉外税务》2005年第4期。
22参见侯作前：《经济全球化、WTO规则与中国环境税之构建》，载《政法论丛》2003年第2期。
程 间
专 业
10月
10月21日
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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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14∶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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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课程论文范文【最新15篇】
本文认为，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当前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保证。目前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还不稳定，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和结构问题需要较长时间，我们要做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3－5年的准备，但其力度也可能会随着需求的平稳回升而逐步减弱。
为克服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不利影响，扩大国内需求，自199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确保了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2000年中央决定继续发行长期国债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这将是政府连续第3年大规模举债。那么，目前债务规模是否过大？财政的债务危机存在与否？“2000年会不会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最后一年？”等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
财政政策非“积极”不可
自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已连续7年下滑，GDP增幅从1992年的14.1％下降到1999年的7.1％左右（预测值）。虽然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亚洲金融危机等原因，使目前经济增速下降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长时间的下降已产生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如不扭转这种趋势会使问题解决起来更加困难。解决我国内需不足、通货紧缩的问题，缓解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促进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保证整个改革的顺利进行，都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当前经济增长的形势已经比较严峻了，必须采取措施抑制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回落。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进行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从货币政策来看，国家先后采取了连续降低银行利率、取消信贷规模、加大消费信贷、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但由于体制结构和市场情况等原因使得单一的货币政策对刺激投资、消费的效果不大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而且，金融运行本身也出现偏紧趋势，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不畅，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幅下降，1999年11月末M2增长14％，增幅比年初回落3.95个百分点；11月底，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比上年同期少增1000亿元，贷款余额增长12.3％，增幅已连续9个月逐月下降，成为近两年来的最低点。这对进一步采取积极货币政策治理通货紧缩产生了一定的制约。所以，从目前情况看，在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明显。
1.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当前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保证
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是通过预算的盈余或赤字、债务规模的缩小与扩大，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对市场经济自发形成的经济周期波动来进行“反周期”调控操作。当经济运行处于低谷阶段，必须采取扩张性政策，只要经济总体上还没进入自发性扩张阶段，扩张性调控政策的取向就不能改变。目前，我国市场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为此国家连续两年实行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工业生产实现平稳增长，企业库存减少，经济效益出现明显回升，外贸出口大幅度增长，物价下降趋势也出现缓解。积极财政政策对抑制经济进一步下滑起到了积极作用，为经济重新启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经济增长速度尚未进入稳定回升区间，1998年增发1000亿元建设国债并配合1000亿元银行贷款用于扩大内需，实现了当年经济的稳定增长，然而进入1999年，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的逐步减弱，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逐季回落，GDP增幅由1998年4季度的9％下降到1999年第1季度的8.3％、第2季度的7.1％、第3季度的7％。
鉴于此，国家在1999年下半年又增发600亿元国债并采取了一些相关举措，第4季度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势头得到初步抑制，全年经济增长速度预计将达到7.1％左右，但民间投资增幅依然不高，说明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财政投资力度的加大。我国经济景气还未回升到相对稳定区间，市场预期还未普遍转旺，市场自发需求还没有出现明显扩大，如果不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两年来政策的实施成果将前功尽弃，我国经济仍可能陷入长期低速增长状态，对扩大就业、加快改革造成不利影响，因此2000年中央决定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续发长期国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继续执行好1999年出台的调整税收和收入分配政策以增加消费和出口，保证国民经济实现稳定增长。至于2000年以后的财政政策取向，将取决于2000年经济发展情况。如果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回升，经济运行质量出现较大提高，就可以适当减小财政政策的力度，但从需求角度分析，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性较大。
保持财政投资力度是促进投资需求增长的主要力量。1998年以来财政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这种投资主要作用于当期的经济增长，其产业拉动链条短、投资乘数较小，投资力度减弱马上会影响到经济发展速度，而且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需要几年时间，因此，必须保持一定的投资力度。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国家投资力度的加大并没有将民间投资带动起来，1999年上半年集体投资和城乡个人投资分别增长3.2％、7.5％，不仅大大低于总投资的增长，而且也比1998年全年下降了5.7、1.7个百分点。在社会投资难以启动的情况下，投资增长就只有依靠财政投资保持一定规模。可喜的是，1999年下半年以来，财政政策在投资方向和投资方式上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注意发挥了财政杠杆作用，增发的600亿国债中有153亿元用于技术改造的贷款贴息，同时，出台了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减半征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等多项政策，民间投资持续低迷的状态将会出现改变，但目前我国经济刚刚摆脱下降趋势，民间投资仍持观望态度，只有经济复苏趋势得以确定，民间投资才会跟进，再加上投资回报率不高、民间资本在投资领域上受到限制等因素的影响，预计民间投资近期出现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今后两年我国投资增长仍将主要依靠国有投资，直到财政扩张性支出带动出市场需求的自行扩张。
加大财政支出是提高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降低，下岗职工增多，人们对收入增长的预期降低，而住房、医疗、失业、保险改革的深入使居民储蓄的动机明显增强，导致消费倾向下降，消费市场疲软。当前启动需求最关键的是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提供制度化的公共福利保障，稳定人们的预期，从而产生相对平稳的消费。而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除企业及职工必须及时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外，财政部门需要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预算安排，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同时，国家加大了财政政策直接启动消费需求的力度，1999年出台了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措施，为此财政1999年需支出540亿元，2000年支出将超过1000亿元
。此外，提高农民收入、加快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的改造以改善消费环境、加快城市化进程等问题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上述这些支出在短期内都不会出现减少趋势，所以，财政力度加大的方向在2000年之后不会发生明显转变。
继续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是恢复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将加快，贸易总量有所提高，有利于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但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东南亚国家对我国出口竞争压力的加大使我国外贸大幅度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国家采取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办法促进出口的增长，1999年两次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累计下达635.85亿元出口退税计划。在汇率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预计今后几年出口退税率减小的难度很大。
2.加快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需要财政政策的大力配合
我国这次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是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国内供需结构、产业结构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发生的。治理通货紧缩，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必须在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配合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和产品过剩，多年来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产业、产品结构趋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高。对此，国家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一方面按照市场需求，加强控制总量、兼并破产、减员增效的力度，而这就需要财政部门筹集资金确保国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及时足额发放，持续增加核销破产及兼并企业过程中形成的银行呆坏帐准备金（1996－1998年银行呆坏帐准备金已累计发放900亿元），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和发展创造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强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这也需要财政信贷部门的大力配合。1999年国家拿出153亿为企业技改投资提供财政贴息，2000年将继续支持企业技改贴息。同时从1999年开始对重点国有企业实行债转股，开始解决企业负债率过高的问题。此外，国家将发挥财税政策的扶持作用，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在加大强对中小企业金融扶持力度后，将支持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设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保险金。可见，今后几年，我国有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需要。
总之，目前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还不稳定，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和结构问题需要较长时间，我们要作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3－5年的准备，无论扩大需求，加强基础建设，还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结构升级，进行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都需要继续保持一定力度的财政政策和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但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可能会随着需求的平稳回升而逐步减弱。
财政政策扩张余地仍大
近年来，我国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国债发行累计余额已达到约8000亿元，2000年我国政府仍将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债务和赤字规模还将有所扩大。从宏观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出发，扩张财政支出、扩大赤字规模可能导致政府的偿债危机、引发通货膨胀、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等问题。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发生这些危害的可能性不大。
1.我国目前债务和赤字规模扩大仍属可承受范围，引发政府债务危机的疑虑尚无必要。
1994－1997年我国赤字规模分别为574.5、581.5、529.6、555.1亿元，1998年我国发行国债3891亿元，赤字规模960亿元；1999年实际发行国债4015.03亿元，赤字规模达到1803亿元（其中预算数为1503亿元，新增600亿元国债中有300亿元是中央代地方财政举借，不列入中央财政），分别比上年增加207、843亿元。国债及赤字规模的急剧扩大增加了我国财政的债务负担，但仍在经济承受范围之内。从国债负担率（国债余额占当年GDP的比率）和财政赤字率（赤字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国债负担率1997年为8.1％，1998年约为9.9％，1999年约为10％；财政赤字率1997年为1.5％，1998年约为2.2％，1999年约为1.7％，而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债务负担率为60％，财政赤字率为3％，我国目前的指标均大大低于国际警戒线。考虑到我国目前存在大量的隐性赤字，如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国有银行的呆帐、国有企业的潜亏、粮食企业的挂账、各级政府欠发的工资等等，即使把这些隐性赤字考虑进去，债务负担率会有所提高，但占GDP的比例仍会在一般接受的警戒线之下，因此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仍有余地。而且，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保证经济增长也会增加税源，有利于提高财政收入，缓解财政压力，比如从1999年1－11月份情况看，全国财政收入982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2％，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增长24.4％；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2.6％。全国财政收支相抵，支出大于收入48亿元，预计全年中央财政赤字可以控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调整预算数额以内。
目前，我国虽然不存在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但财政运行也存在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两个比重”过低，即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低及中央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低。这一点从统计数据的国际比较和赤字依存度、国债依存度指标都能明显反映出来。据世界银行统计，80年代各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平均水平大致为：低收入国家23％，中等收入国家27％，市场经济工业化国家40％。而我国1998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约为12％，中央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占50％左右，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使得我国财政运行存在不小压力。从赤字依存度（财政赤字／财政支出）和国债依存度［国债发行额／（财政支出＋债务还本付息支出）］指标来看，1990～1995年工业化国家中，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财政赤字依存度平均为15％，其他国家平均为10％；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墨西哥、巴西等国财政赤字依存度平均为30％，其他国家平均不到10％，我国在30％左右（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我国的赤字依存度显然较高；1998年全国财政债务依存度为25.23％，而中央财政依存度为56％，也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国的财政赤字率较低，而赤字依存度较高；国债负担率较低，而国债依存度较高，说明了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低，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低，中央财政支出占GNP的比率相对较低。财力的明显不足使得财政调节经济的范围特别是在进行总量调控时，会随着财政规模的相对缩小而收缩，这也是近年来我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扩大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尽快提高国家财力集中度，切实改变财政的弱势地位。
2.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扩大不会间接引起通胀风险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虽然扩大一些，但财政赤字完全是依靠举债来弥补的，自1993年之后我国已不允许由财政向中央银行借款来实弥补赤字，所以不会由赤字规模的扩大直接形成银行增发货币从而引起通货膨胀。而且，从金融市场的应债能力看，当前金融机构资金偏松，银行有1万多亿元的存差，近两年增发的国债全部卖给国有商业银行，有利于将银行资金转化为
投资，提高银行资金运营效益，不仅不会导致货币过量发行而引发通货膨胀，相反正可以缓解通货紧缩压力。
3.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扩大不会明显产生挤出效应
所谓投资的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增加对某些领域的投资而导致企业和民营部门对这些领域投资减少的效应，即政府的投资“挤出”了企业和民营部门的投资。从目前情况来看，由于利率还未实现市场化，赤字水平并不能直接影响利率水平，而且从1998年开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利率水平一直是处于下降之中，因而扩大国债发行没有提高社会融资成本，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从国债发行方式看，由于目前社会资金相对宽松，商业银行在中央行的超额储备较高，因此，面向商业银行发行国债不会影响商业银行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反而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投资方向来看，中央财政筹集的建设资金，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不仅不会从投资来源上对企业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而且可以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刺激和带动企业投资。如果说有挤出效应的话，也仅仅是居民更愿意持有利率较高的国债，商业银行把国债当作较好的资产持有，减少了增加贷款的动机与压力。当前社会投资积极性不高的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投资回报率预期不高，再加上很多投资领域是民间资本不准进入的，商业银行担心增加不良贷款而对企业放款谨慎等原因，导致企业资金紧张等原因造成的
总之，目前我国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适当扩大，尚不会引起风险。但必须强化风险意识与防范机制，稳妥把握赤字与举债的合理数量界限。积极的财政政策毕竟只能是短期性的，不能长期过度使用，从今后中长期的趋势看，我们必须坚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把控制赤字和债务规模纳入中长期财政发展规划，逐步缩小财政赤字。
“积极”的劲儿如何用在点子上
1.进一步改善财政收支状况
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我国财力的明显不足始终制约着财政政策大显身手。为切实改变财政的弱势地位，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政策效果，今后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从收、支两方面有所改善：
首先，要提高财政收入比重。目前，大量财政性资金游离于预算之外，缺乏规范管理和必要监督，规范预算外收支，使“税”、“费”合理归位，会大大增强政府财力和调控能力。国家已经提出将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提高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中央财政比重分别达到20％和60％，因此，要加快费改税步伐，清理不合理收费和基金，逐步把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统筹管理，确保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费改税工作以燃油税改革为突破口即将进入正式实施阶段，今后应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教育税、环境保护税等，另外，要加强税收的征管工作，加大对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力度，开征如遗产税、赠与税、财产税等税种，清理、规范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打击偷税、漏税、骗税等违法乱纪行为。
其次，要规范财政支出，增加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的支出。目前财政供给“越位”和“缺位”并存，国家财政包揽过多，不少应由企业、社会和个人承担的支出仍由财政承担，而许多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公共事务，如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却因财力困乏未能完全纳入财政分配管理范围。政府要转变财政职能，优化支出结构，建立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当前财政要尽快提高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支出。解决社会保障基金不足、社会保障覆盖面不广的问题，需要财政部门积极筹措资金，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预算安排，并通过多种渠道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
第三、提高财政支出和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一方面要降低国债用于弥补非生产性赤字的比重，提高其用于生产性建设支出的比重。另一方面，改变目前只依靠财政直接投资的局面，要通过财政贴息、参股、担保方式，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放大财政资金的作用。1999年增发的600亿元国债资金中有90亿元作为技术改造的贷款贴息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据测算，这90亿元可拉动约1800亿元技改投资。下一步应在建立中小企业财政担保体系、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应进一步发挥杠杆作用。此外，要积极推行政府采购制度，既可以节约开支，又可以发挥政府市场购买行为的规模效应。
2.进一步发挥税收政策的职能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手段主要有减税和增发国债两种。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积极财政还是以支出政策为主，在财政收入政策上虽作出了一些调整，但还很不够。我国目前宏观税率水平仅为10％左右，与国外30％左右的税率水平相比，已经相当低了，普遍降低税率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但国家可以运用定向减税的办法配合其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进一步刺激内需。1999下半年出台了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减半征收、对以自有资金或行贷款用于国家鼓励的技术改造项目的国产设备投资实行按40％的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税收的政策，这将对扩大乘数效应、提高投资积极性产生积极影响，下一步应当尽快清理过短缺经济时代形成的限制消费的政策，如降低和清理影响住房、汽车等消费的各种税费。
3.优化国债结构
1.1使抽象的内容直观形象
多媒体素材主要包括图像、文字、声音、影像和动画，这些素材的结合使抽象的理论知识声形并茂的表现出来，非常直观形象，明显提高信息传授的效率和品质，增强教学内容的表现力，容易理解。例如，在讲授“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时，笔者在介绍完基本的知识点之后，播放了一段我国某省年度财政总结的新闻，新闻中详细介绍了该省分某年度的各项财政支出，给学生留下了较深刻的影响。再如，在介绍“市场失灵的主要表现及原因”时，如果仅仅是对理论进行介绍，学生的印象并不会太深刻，教学效果一般，但是通过选择一些案例，再配上一些相关图片，就能图文并茂地向学生展示相关原理，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1.2突出重点和难点
多媒体教学并不是对教材的简单加工和处理，在过媒体文件制作过程中要注意详略得当，突出重点和难点。例如，在介绍“财政投资性支出”时，教材上用大量的篇幅介绍我国财政投资性支出的指导思想、主要内容以及现状，如果详细介绍以上内容，教学过程会非常枯燥，教学效果较差。此时，对该部分内容的重点和难点用红字进行标注，再重点讲解，然后用多媒体案例教学加强学生的印象，可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1.3扩展知识面，加大信息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多媒体教学使学生能运用多种感官参与教学活动，提高了学习兴趣，从而使教学质量得到提高，同时，由于多媒体教学往往能够传递大量的信息，因此能够扩展学生的知识面。例如，在介绍“中国分税制改革”时，课本上内容主要是中国分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基本上是对当时政策文件的解读，如果仅仅对课本内容进行讲解，过程非常枯燥，教学效果较差，但是，笔者在简要介绍课本内容的基础上，通过播放一段反映当时历史的视频，使学生能够直观地了解当时的历史现状，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2多媒体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基础理论的展示方面差强人意
虽然多媒体教学有以上诸多优点，在案例教学方面也有着天然的优势，然而，在基础理论的演示方面，多媒体教学显得差强人意。原因是对基础理论的理解需要大量的思考以及思辨过程，多媒体教学由于包含的大量的信息，导致学生的注意力集中于多媒体本身，往往不能引导学生进行有效的思考。例如，在介绍“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时，里面涉及大量的数学推演和逻辑思辨过程，使用多媒体教学难以取得较好的效果，此时，较好的选择是板书教学，通过在黑板上进行一步步地推演，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能够加深他们对基础理论知识的理解，同时也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2.2教学节奏快、信息量大，学生不愿做笔记
一般而言，多媒体教学的信息量是传统教学的5倍，虽然较大的信息含量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但是其负面作用是使教学节奏加快，导致某些情况下学生跟不上教学节奏，同时，也会导致学生做笔记的速度跟不上，有的学生干脆就不做了，就等着下课来拷贝教师的课件。这样的结果是，学生虽然接收了大量的信息，但是印象都不深刻，教学效果一般。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为了加深学生的印象，一定要让学生养成做笔记的习惯，这就要求教师要严格掌控教学节奏，将重点和难点突出，上课时可适当停顿一会，让学生有时间做简要的笔记，从而加深印象。
2.3过分依赖多媒体教学，忽略其他教学手段
由于多媒体教学有着很多优点，因此是年轻教师最常用的教学方式之一，往往也导致教师忽视其他的教学手段。在《财政学》的教学过程中，板书教学和课堂讨论其实也是不可或缺的。板书教学在基础理论的推演方面有着较好的效果，而课堂讨论有时也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例如，在讲授“国债和国债市场”内容时，笔者就以“欧债危机”为例，让学生们首先在课下进行分组讨论，然后让他们将自己的见解在课堂上展示出来，加深了他们对该部分内容的认识，并扩宽了他们的知识面。
3结语
关键词：行政区划/地方财政/效率
行政管辖区规模和管理效率的关系
主张将省行政管辖区规模划小的一个重要的依据是，中国省的范围太大，管理没有效率。划小就可以提高管理效率。管理的效率 就美国来说，各个州的人口和土地面积的范围就相差很大，并不是小的州就管理得特别好，而大的州就管理得特别槽糕。就德国的情况来说，面积最大的州是南部的巴伐利亚州，目前是德国最富裕的州。人口最多的州是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这个州也是德国比较富裕的州。从各国的经验来看，人口规模大的州富裕的比较多，这是因为在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多的州必定是长期以来经济发达收入水平比较高的地区。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的，我们现有的省级行政管理区从人口和面积规模来说也是大小不一的，那些小的省（区）管理得是不是比大的省区好，这是不言自明的。国外有人经常对中国人说，中国落后是因为中国太大了，管理没有效率，改革也难。这种说法也许本身并无分裂中国的用心，但是大部分中国人听起来很不舒服。因为并非把中国分成几个中国就会富了，事情就好办了，比如许多非洲国家，它们都很小，有的不如我们的一个省大，可是他们并不能富起来。因此，地方政府行政管理的效率从理论上来说，与管理的辖区大小并没有必然的相关关系。因为管理机构是由管理人员组成的，在大的省区，相关管理机构可以由更多的人组成，而小的省区，由更少的人组成。行政管理人员和被管理的人口成一定的比例，管理的效率理论上应该是相同的。相反的情况是，由于管理的辖区比较大，更可能形成专门化的管理，而在管理的辖区比较小的情况下，很难形成专门化的管理，管理的水平相对就比较低，理论上来说，也可能是低效的，尤其是在使用现代信息技术作为办公支持系统的情况下，管辖范围小，会导致设备使用效率低下。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一个大省可以拥有比较大的防疫监督管理机构，门类比较齐全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相应的设备，而一个小的省，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所 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州管辖范围是比我们的省小，但是他们这种情况是历史形成的，并不是后来改变的结果。
行政体制和财政体制的关系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制度都是行政管理层次和财政层次相统一的，有一级政府就有一级财权。事实上在世界上许多国家，财政层次和行政层次不是完全对应的。一般的情况是行政层次往往多于财政层次。例如，在德国虽然县作为一级行政层次，但是它不是一个财政层次。在法国，由于省比较小，1956年改革建立了经济规划区，每个区由2到8个省构成，建立经济规划区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需要。法国现有28个经济规划区，但这些区并不是财政层次。行政层次的设置是出于管理的需要，财政层次的设立就需要考虑到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效益和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机制问题。这里依据的是两个不同的原理。表1以德国人口最多、经济高度发达的北莱茵一威斯特法伦州的行政管理区划为例，以说明德国州以下行政管理层的构成。这个州是德国的老工业中心鲁尔区，州内有科隆、杜塞尔多夫、杜伊斯堡、多特蒙德、亚琛、埃森、波鸿、明斯特、波恩等著名城市，其城市密度大大超过德国其他的州，但是德国人并没有因此将本州划分成更小的部分。同时，德国的行政管理和财政层次是分离的。在州和市镇之间有区、县和县级市三个层次，但是作为财政层次就是州和市镇。县不是独立的财政单位，但是它是一级行政单位，负责管理一定的事务，主要是区划方面的任务。对人民生活有直接影响的是交通事务。县范围内的交通事业由县负责规划和管理，所需要的经费由州根据预算需要直接配给。
制度改革的成本和效益分析
由于增加新省区的制度改革并不涉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制度、市场机制等经济制度基本要素方面的改革，涉及的仅仅是管辖区范围技术层面的改革，因此，改革的效益主要在于管理效率的提高。具体来说应该是时间的节省和管理费用的节省。这就需要测算现在省级行政管理的任务哪些方面可以通过将省分得更小而得到这两方面的节省。最后，必须对制度改革总成本和总收益的具体数据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改革是否可行的结论。中国地方财政体制和行政体制问题的本质也许有人认为，中国的省比较大，影响了中央行政和财政权力的实施。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各个地区为竞争投资所引发的税收优惠、重复建设以及转移支付资金不足等问题。第一，通过税收优惠竞争投资已经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现在是一个全球降低税率竞争投资的高潮。中国沿海地区的直接竞争对手，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其它地区，也包括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例如越南、泰国等国家。第二，重复建设实际是一个比较陈旧的计划经济下的概念。如果国家不是项目的资金投入单位，企业投资是不存在所谓重复建设问题的，不管项目产品是否相同，企业是收回项目投资的责任单位。如果不能够收回投资，企业将面临破产，这不属于市场经济原则下政府应该管理的范围。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外资的大企业在中国都有大项目，没有人能说大众投资了上海，就不批准福特投资北京，没有人能说这些大汽车项目都是重复建设。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厂家同类产品的竞争，最终通过淘汰过程使产品质量提高，价格下降，消费者得到实惠。在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国家，在企业登记审批的过程中，将所谓的企业重复建设问题作为一个考虑。国家可以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控制整个国家的投资增长速度，但这是与行政管理区划和财政层次设置无关的事情。第三，关于中央财政可以用于转移支付的资金不足的问题，理论上来说首先是一个涉及到公共选择的问题。也就是说，首先是中国对转移支付目标的定位问题。对于不发达地区，中央转移支付具体目标是什么，是保证这些地区的人民享受全国平均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还是保证这些地区的人民享受基本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例如义务教育、基本的医疗救助系统和保证基本生存需要的食品供给。在这个基础上才是中央财力是否能够满足全国转移支付需求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实际上仍然是与省级行政和财政区划无关的事情。因为省划小以后，省对省内转移支付的范围减小，那些主要由财政输入市县组成的小省很可能需要更多的中央转移支付，而不是更少。总之，地区税收竞争，重复建设和转移支付资金不足不是中国现行行政和财政体制的根本问题。
笔者认为，中国现行财政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根本问题是管理层次的重叠和由于重叠形成的管理责任不清，存在多级政府审批同一个项目的情况。从行政管理的需要来看，仍然有一些任务需要以区（现在的市）为单位来管理县。但是市所管理的任务应该与省是不重复的，或者说是由省授权的管理形式。例如中国发生的铁本项目土地审批事件和奶粉质量事件，既然规定了在一定土地面积的范围内审批权在省，一定的面积范围内审批权在市，如果发生违规事件，就不需要检查多级政府的行政责任，只需要检查直接主管单位的责任。所以改革的具体方法只需要将现在省市两级的行政管理任务进行分类，去掉重叠的管理内容，明确管理的直接责任单位，就可以实现提高管理效率的目的。原则应该是下面的行政单位只需要得到省或者市两级行政中任何一级的批准，而不需要双层批准。
从财政体制来看，在现行税收划分体制下，市（作为管理的市）实际上是与省共同分割属于地方的一块蛋糕，市分得比例的高低首先是由省决定的。市在属于市的部分并没有多大的财权和财力，大量的市不能够完成本区下属县的财政转移支付的任务，最后基本仍然是由省级财政负责全省各个县的预算平衡。所以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将市（作为管理者的市）作为财政层次取消，保留其行政管理层次，作为省的派出机构。从财政上来说，市和省进行两次财政收入划分和转移支付责任划分是没有必要的。省直接管理到市（作为市区的市）县是完全可能的。从制度比较来说，这种模式也是美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模式。就中国的国情来说，这一个层次的改革从理论上说，难度是不大的。由于不涉及到地名的改变和行政区划的改变，制度改革的成本也是比较小的。这种改革已经在浙江省开始，并且已经基本取得了成功。
中国财政和行政体制改革的难点
如前所述，在省市层次（中观层次）的行政和财政体制改革可以通过保留市或者区行政层次，取消财政层次的途径来解决。省直接管理市（市区）县以后，如何对县与乡镇之间的财政和行政关系进行改革就成为中国整个财政和行政体制改革的难点。中国的乡镇财政是1985年以后才开始建立的。前几年将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发放权下放到乡镇，结果造成大量行政资金被乡镇地方政府挪用，拖欠教师工资问题。近年来，将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发放权收回到县，教师工资拖欠的情况明显好转。但是，全国普遍的情况是乡镇财政债务严重，无论是富裕地区和贫穷地区，乡镇财政都出现严重的债务失控问题。近20年制度试验的经验表明，乡镇不能够拥有财权，如果有财权就会失去控制。从行政管理上说，乡镇行政管理可以采取由县派驻机构的方式，就是说乡镇管理机构的行政人员和事业费由县财政支出，采取类似中小学教师工资管理的方式处理，这样乡镇无权增设行政管理人员，管理人员的数量就会得到控制。同时乡镇不作为财政层次，也就不可能有任何信用去欠债。但是，不能够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果乡镇没有自主财力，就不可能实现乡镇通过自主财力，自然发展为城市的过程。而改革以来，大量的乡镇甚至村通过自主财力，完成了从小镇发展到大镇，最后成为市的过程。这一点无疑对于我国的乡村城市化是非常重要和必不可少的，也应该是1985年实行独立乡镇财政体制的主要制度贡献。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省以下财政层次由市镇构成，而市镇不分大小，50万以上的市和8000人以上的镇，在财政上是同一个级别，这就为小镇发展为市留下了财政自主的空间。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乡镇层次虽然人口规模不小，大部分可能在两万人口以上，但是这种人口规模是以管辖区统计的人口规模，包括了下属的村庄。而乡镇所在地，真正的镇所在地的人口规模就比较小，大部分镇可能在2000人口以上的规模，财力规模就更小，而且相当的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套用西方国家的市镇财政体制是否适合，是需要研究论证的。
考察国外研究生的培养模式状况并与我国进行一定的比较，从而得出可为我国所用的有益经验和思路是非常必要的。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有原创性的人才。这一理念也融入到了财政学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美国研究生培养机制是建立研究生管理委员会、研究生院、系研究生教学委员会、研究生教师委员会或称教学小组等层级机构，这些机构与导师一起，共同承担对研究生的培养工作。美国研究生的培养特色主要体现在两方面：①财政学的课程不太追求体系上的平衡只求引导学生在一个专业方向的前沿上有所突破。②美国高校在对财政学研究生教育中十分注重基础课程教育，基础教育授课占据50%，专业学科占20%~30%。日本研究生教育强调实用性，注重培养应用型的专业人才。其目标倾向于对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在日本财政学硕士课程学习2年，最短一年，课程结束后授予硕士学位。德国是典型的学徒式培养模式，受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其培养目标也随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动：19世纪初期主要是培养从事纯粹学术研究的科学家，19世纪后期主要是培养高级的工程或技术研究者或专门人才，而今日，其培养目标包括两方面：理论研究人员和实践技术人员，兼顾学术教育与职业准备教育双重职能。财政学硕士学位的取得需要通过2~3个月的有实践定向任务的硕士论文。其培养特色在于，在研究生入学上，硕士阶段的学习相当于和本科一起进行的，毕业时只要通过硕士考试及硕士学位论文就获得了硕士学位。在培养方式上，没有专门的研究生课程，坚持采用教学和科研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培养人才。在形式上，不设专职管理机构，有关事宜均由系级兼职委员会按有关法律和规则办理。
二、国内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发展趋势
自我国招收财政学研究生以来，其培养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在提出中国由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后，对财政学专业人才的需求，也使得其招生和培养规模在稳定增加，总体而言，可概括为以下四点变化。
1.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目标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学专业研究生一直强调“学术型”的培养目标，这一目标已逐渐与财政学研究生的实际就业方向和世界研究生的发展状况不符，经过总结反思，财政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已发生了重大转折“，应用型人才为主”将是我国未来财政学研究生的主要培养目标。
2.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机制的创新。
在研究生入学培养机制上，除了像网上报名、电子注册这样技术性的改革外，在考试弱化初试的权重，强化复试地位，全面改革收费制度，取消“公费”、“自费”区别上也有了创新；在研究生培养上，我国财政学研究生培养机制一般都是以修学分和写论文为主要内容。
3.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学科属性的交叉。
纵观财政学研究生培养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其他学科向财政学领域的渗透，其他学科的科学原理和方法用于研究和解释财政现象愈来愈普遍，这也为财政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而宽广的学科理论基础，使财政学演变成了一门融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及社会学于一体的交叉学科。
4.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方式的多元化。
与培养目标相适应，财政学研究生的培养方式也在逐渐向多元化发展，纯粹的“学院式”的导师教育逐渐减少，实行导师学生的“双向选择”甚至是“多导师”指导，强调社会实践。
三、基于系统论视角的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探索
1.确立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的三大目标———学习力、研究力、创新力的目标。
学习力即以培养终身学习能力为目标，培养具有独立获取知识、信息能力，掌握终身学习的方法的财政学研究生。研究力即以培养理论研究能力、实践操作能力、专业素养能力为目标，培养研究生系统掌握财政学基本理论和知识的同时运用财税知识研究财政经济现象的能力。创新力即以促进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为目标，充分发挥他们在科研创新中的生力军作用，为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社会发挥最大的聪明才智。
2.构建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四大系统———目标系统、管理系统、培养系统和支撑系统。
目标系统是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系统中最核心的系统，应包括两个层面：①预期。对财政硕士而言，培养预期即“高层次、应用型的财政专门人才”；②标准。科学设计财政硕士在相关素质方面需达到的具体标准，是财政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首当其冲的要点。管理系统是指在财政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对所涉及的资源进行整合与调配的过程，即在一定的目标下对人财物及信息的调配，包括四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管理主体———研究生院或相关学院；管理客体———包括人（主管人员、辅导人员、生源）、财（教育经费）、物（教学场地、教学用具）、信息（培养过程中动态情报，相关信息等）、论文工作管理、授位管理等；管理行为———财政学硕士学位创建计划（包括招生计划、培养计划、管理计划等）、财政学硕士学位创建组织（包括组织机构和组织行为）、财政学硕士学位建设领导（领导艺术和领导行为）、财政学硕士学位建设控制（包括过程控制和结果控制）；管理制度———政治层面制度、操作层面制度。财政学研究生的培养系统涉及师资、课程与教学三个部分。师资方面———财政学硕士培养要对教师的质量、数量、结构和发展都提出针对性的要求；课程方面———因课程体系是财政学硕士汲取知识和锻炼能力的载体，科学合理的课程设置是财政学硕士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其课程设置要充分反映财政学各领域对专门人才的知识与素质的要求，注重分析能力和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教学方面———教学是财政学硕士学位建设和发展过程的介质，灵活机动、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是高质量教学水平的保证，各授权单位要加强实践环节的力度，高校可以依托财政学教学资源与相关社会机构的天然学科联� 支撑系统是总体系统健康良性运行的重要保证。财政学研究生的培养模式的支撑系统首先来自于以经费形式出现的经济资源，其次包括教学所需的场地、设备、图书等硬件资源，最后是政策支持、价值观念、社会文化等软件资源。
3.搭建财政学专业研究生有效学习的三大平台———课堂教学平台、实践教学平台、科学研究平台。
课堂教学平台是主体。建立课堂教学平台，要做到所教的课程都是通过精心比对后确定下来的，加强文理渗透，增设跨学科课程。对于一些现实性很强的教学内容，聘请实际部门工作人员主讲，并实现现场教学。实践教学平台是辅助。如可能，可与地方的财政局、税务局及企业签订校财、校税或校企合作协定，建立实践教学平台。科学研究平台是补充。改变目前高校、科研院所各自单独培养研究生的现状，将各自的资源优势进行有效组合，构建一种由大学、科研院所紧密结合的研究生培养平台。
4.实现财政学专业研究生五大能力的提升———理论思维能力、学习发展能力、专业技术能力、适应社会能力、拒腐防变能力。
关键词：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经济增长；财政支出
规模社会保障是国家在劳动者或全体社会成员因年老、疾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遇到其他社会困难时，向其提供保障或帮助的一种社会制度，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成员的福利。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强调国家政府的责任，政府财政要负担起这一职责，必须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相应削减行政性经费和一般事业经费支出，以此来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提高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所谓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指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含社会保险支出）的比重。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压力日益增大，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加大财政的支付力度来弥补社会保障支出所缺资金。国内有学者提出要提高转移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也有人提出应提高养老保险补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但都没有提及提高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本文对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这一领域考察了中国目前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提出可行性建议和对策。
一、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现状
（一）社会保障支出总量不足。社会保障支出作为社会收入再分配的一个主要途径，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也是政府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手段，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和发展。然而，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总量一直相对不足。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财政中的社会保障支出总量不断增加，但与GDP的相对增加量基本保持不变。自2003年至2009年，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从2，712.2亿元增长至7，606.68亿元，绝对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但由于GDP水平同时在快速增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比重保持在11%左右，2009年这一数字甚至下降到了不足10%。同时，若将社会保障支出与行政管理支出对比可发现，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远远不及行政管理费用高。并且，这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地扩大。如果此种现象不断发展，必将导致政府财政支出的失衡，也不利于社会公平正义与建设廉洁政府的要求。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总量不足这一事实还可通过与其他国家对比发现。我国自2006年起，人均GDP超过了2，000美元，已达到了中等以上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然而，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却远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以1980年的中等以上发展中国家哥斯达黎加为例。1980年哥斯达黎加的社会保障支出达到了在人均生产总值中占30.8%的水平。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尚不如20世纪80年代的中等以上发展中国家，更不用说是社会保障支出比例高达40%的各发达国家了。可见，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是很低的。虽然在发达国家高福利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福利病”，但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距国际水平仍有较大距离。尽管近两年中央也一再要求各级财政部门要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将财政支出的15%～20%用于社会保障，但由于缺乏立法约束，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带有明显的随意性。社会保障支出总量不足，就无法保障人们的生活水平，特别是中低收入或无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
（二）社会保障支出增长缓慢。评价任何一项公共支出的增长，既要看绝对数额的增长，也要看相对份额的增长。近年来，在忽略物价上涨等市场因素的前提下，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绝对数额在缓慢增长，但是增长速度过慢，没有与经济发展和财政支出增长相联动。尽管有学者提出：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速度一般呈“此增彼减”的关系，当经济快速增长时，居民收入水平增长较快，享受社会保障的人数相应减少，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往往下降。但是，笔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能够适用于当前的我国，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失衡的增长，并由于基础性财富分配秩序的不规范，不能使所有人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当前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保障制度健全与否仍然至关重要，增加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需要，但在现实中没有反映出来。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增长弹性系数是指社会保障支出增长率和财政支出增长率的比值，如2011年社会保障支出增长率为21.9%，财政总支出增长率为22.3%，则弹性系数为0.98。从这一指标来看，2007～2011年这一系数分别为0.92、0.96、0.53、1.14、0.98。可以看出，除2010年外，其弹性系数一般不足1，如果不及时采取相关措施，社会保障增长弹性系数会稳定在1这个水平上，并有下降的危险，可以理解为社会保障支出只会随财政总支出做相等比例或更低比例的增长，也就是说社会保障水平没有提高的可能性。这对当前的我国是不适合的，笔者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保障处于饱和状态，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足以满足公共需求，那么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弹性系数维持在1这个水平上是很正常也是很适合的，但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离饱和状态还很远，很多人还并未享受到充分的社会保障。出现这一现象，部分是由于在每年财政总支出增加的情况下，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却没有相应的增加。因为每年财政支出的增加部分大多都用到了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等事业上，这很显然是不合理的，政府应该把公共财政多投入到公共领域，让一些在经济增长中未受益或少受益的个人和群体能够通过公共支出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增长缓慢，应该以超过财政总支出增长的速度增长，方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
（三）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结构不合理、地区差异显著。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问题，除了总体水平低之外，在结构上也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和不平等，根据目前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社会保障大都属于地方政府支出。表1显示，1999年以来地方政府承担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均在90%以上。尽管存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但考虑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距，因此在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方面可能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表1）长期以来，我国的城乡之间一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各级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也表现出强烈的城市偏向。因此，接下来将考察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城乡结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官方并没有公布分城乡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数据，而许多社会保障支出项目，例如对社会保险的补助、自然灾害生活救助等，也很难区分出其中的城乡比例。因此，目前的相关研究大都使用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 第一，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1998年城镇居民的人均转移性收入是农村居民的11.77倍，而后继续扩大，2003年达到21.81倍。但随着2002年党中央提出城乡统筹发展，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此后，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其中的突出表现就是2003年开始逐步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因此，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之间的差距在2003年以后开始下降，但在2009年仍然达到了11.35倍。从这一指标的情况来看，超过90%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均投向了城镇居民。第二，从转移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来看，城镇居民仍然明显高于农村居民。1998年转移性收入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大约为19.96%，到2009年增至26.29%。而转移性收入占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例在1998年仅为4.26%，并且此后一直处于停滞状况，直到2005年以后才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但在2009年也仅为7.72%。经过比较发现，转移性收入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1998～2009年之间一般是农村居民的3倍以上。显然，无论是从转移性收入的绝对值还是从转移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来看，我国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均表现出了明显的城市偏向。
二、对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重新认识
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之所以会出现前面已经分析的现状，这与当前相关方面对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认识不够有极大的关系，我国的经济和社会都已经步入了全新的时期，对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各个方面也应重新认识，不能总是用旧的观点来对待新的事物和现象。下面就从两个方面来重新认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
（一）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作用。贫困和不平等一直以来都是人类面临的难题，而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消除贫困和不平等有着天然的不可替代性，这对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都有促进作用。社会保障支出作为公共支出的一部分，具有一定的生产性。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而内需不足一直都是困扰我国经济的一个严重问题，收入差距扩大和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缓慢是造成内需不足的一个主要原因，而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恰恰具有扩大内需和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因为享受社会保障的个人和群体相对而言都是较为弱势的，所获得的财政支出均会用来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而到市场上消费，这就间接地促进了消费扩大，推动了经济增长。这表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并不是给财政添加负担，而是具备了“工具价值”，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是有益的，并且还具有很高的“目标价值”，因为社会保障对消除贫困和提高福利水平有着巨大作用，有利于提高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有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二）满足公共社会保障需求是政府的责任。社会保障是市场不能提供和个人无法承担的公共品，为弥补市场失灵，只有依靠政府和财政。因为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是政府的责任，要保证每一个公民都有机会和可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前景，而对弱势群体或个人而言，改善生活的最佳途径就是由政府提供社会保障服务，由财政提供社会保障支出。这就涉及我国政府和财政的转型问题，有学者提出“政府要从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要有投资型财政转向公共型财政”。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虽然在当前我国不可能完全实现这样的转型，但应该有所偏向，而当前的各级政府大多都忽略了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者角色，这就要求政府加快转型，至少应加快做一个责任型政府，履行作为政府的责任，把更多的公共资源用在社会保障领域，加大财政社会保障支出。
三、我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政策建议
针对以上我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现状，特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着力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公共财政的比例。在《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我国政府就提出“逐步将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提高到15%～20%”，并且在“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中均强调“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但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始终在10%左右徘徊。社会保障属于基本公共服务，所以公共财政的大力支持是其顺利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因此，建议有效落实相关的政策，尽快将社会保障支出占公共财政的比例提高到目标水平。第二，优化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项目结构。尽管行政事业单位的离退休费占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但仍然是新统计口径中比例最高的子项目，在2009年达到了27.51%。根据定义，社会保障的受益对象应为全体国民以及一些社会弱势群体，所以由公共财政支付行政事业单位这一特殊群体的离退休费用显然不符合社会保障的基本含义，也非公共财政的题中之意。因此建议逐步改革行政事业单位的离退休制度，尽快将其与城镇职工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接轨。第三，缓解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地区间不平衡状况。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目前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距，但在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提出“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社会保障事业的地区间均等化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两方面的政策措施可以重点考虑：一方面可以提高某些社会保障项目的统筹层次，例如将基本养老保险由目前的省级统� 第四，努力缩小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城乡差距。研究显示，我国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甚至已经超过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这种情况表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不公平已� 基于缩小城乡差距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的，在此认为，在保持城镇居民享有合理社会保障水平的前提下，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投入力度，除了继续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还要尽快开展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和推广工作，同时着力提高各项农村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
作者：李原 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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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的种种问题，都给财政信息带来了巨大的安全性威胁。计算机虽然为财政管理提供了很多优势，但其安全问题必须受到重视。我国财政管理政策正在不断的完善中，为了促进我国财政管理更加科学和安全，计算机网络安全问题急待解决。因此，我国必须实行有效的科学方式对计算机网络安全加以改进。
加固网络服务器
要想加强计算机网络信息的安全，就必须加固网络服务器，提高计算机的安全系数，以确保服务器的安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计算机网络信息的安全。首先，用户要养成对自己所经常使用或者重要的账户进行名称的修改和密码重置，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不法分子对信息侵入的可能性。其次，关闭临时网页或者程序的服务，以及不用的网络端口。再次，使用审核和密码的方法，对一些非法的网络活动进行相关的认证，重要的文件更是需要进行加密措施。另外，为了防止电脑高手的入侵，可以使用注册表进行锁住操作，并使用禁止启动光盘防止病毒对于文件数据的恶意破坏。最后，一旦出现意外状况，用户必须做好应急的处理，以求将恶意破坏降低至最小的范围。
重要数据进行加密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其在人们生活中的应用范围也逐渐增大。计算机的防御系统是计算机安全的保障。在现代计算机的使用中，数据加密是计算机实现安全防护的一种有效方式。网络加密技术的应用，使计算机对其内部的存储数据和收发的数据信息得到安全保障。通常，这种方法可以使计算机在指定用户下使用，对于非指定用户对计算机没有操作权限。这不仅可以有效的防止计算机中的信息外漏，也有效的防止了非指定用户对计算机信息的恶意篡改和删除。除此之外，指定用户还可以借助特殊的网络设备对网络数据信息进行加密工作。使用时，再通过这种设备对密码进行翻译，这样一来计算机数据操作的安全性被大大提高。因此，用户在使用计算机时，要对加密技术的分析和处理进行严密的分析，然后再做出最后的选择，以使用合理的方式加强对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的保护。
做好病毒防范工作
结语：
计算机网络安全是保障我国财政安全的主要因素。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进步，其被应用的领域也逐渐广泛。在我国财政管理中，计算机技术不仅实现了我国财政的科技化和信息化，也使人民对国家财政政策感到透明化和公平化。计算机网络安全受到威胁，不仅使我国管理制度出现漏洞，也使我国社会的安全稳定受到破坏。因此，加强计算机网络安全对我国的发展和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独立学院；英语专业；毕业论文；问题
一、引言
教育部（2007）对大学生英语能力的要求从“提高听说为主的日常交际能力”提升为“提高大学生的专业英语能力和直接使用英语从事科研的能力”。毕业论文是培养本科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他们毕业后进一步深造和从事科研工作的前期准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尚存诸多问题。董秀丽、吴艳萍（2007）认为，在文献检索与利用方面主要存在下列问题：检索能力较低，检索面过于狭窄，检索范围无主次之分，缺少分析整理文献的实践经验等。朱文娟（2013）指出，英语专业本科生在毕业论文写作中出现的问题较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态度不够端正，学术研究能力较低，语言表达能力欠佳。杨敏（2019）通过研究发现，学生对文献综述的认识和写作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他们不清楚文献综述对毕业论文的重要性，会不加思考地接受文献综述里的观点。同时，在撰写文献综述时，他们对“前言”“主体”和“总结”三部分的作用不清楚，因此“前言”没有研究目的，“主体”只有综合没有评述，“总结”只有肯定没有不足，最终导致文献综述质量不高。有鉴于此，本文旨在通过对某独立学院10名资深英语专业毕业论文指导教师进行访谈和开放式问卷调查，探讨学生毕业论文各组成部分的主要问题和成因，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提高独立学院英语专业毕业论文的质量，切实帮助毕业生提高专业英语水平。
二、问题
（一）题目和摘要。毕业论文的题目应简明地体现论文的研究对象与主题。就内容而言，论文题目最常见的问题是题目太大，主题不明。如《中学生英语写作错误分析》一文，英语写作错误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包括篇章类、话语类、措辞类、语法类等分支，每一个分支又包括若干不同的内容。这样的题目应该是一本专著，甚至一系列丛书的书名，绝非一篇6000字左右的本科毕业论文可以穷尽内涵的。题目太大往往导致论文写作以点代面，或者面面俱到，却又浅析辄止，无法开展深入研究。论文题目中另一个主要问题是话题过于空洞，如《希腊神话对莎士比亚作品的影响》，这一题目让人感到一头雾水，不知道作者是从希腊神话的人物、情节、英雄主义，还是历史背景的角度去分析对莎翁作品的影响。再如《关于某app汉英翻译准确性的研究》一文，其题目中的“准确性”缺乏统一的评判标准。众所周知，不同的翻译理论（如语言学视角、文化视角、认知视角、社会学视角等）对同样的翻译文本可能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如此一来，如何评价该app英汉翻译的准确性？作者的写作思路往往出现游离，论文的质量也会因此大打折扣。毕业论文的摘要是论文内容的高度浓缩，应以简洁的语言载明论文的研究背景、主题、目的、方法、结果和意义等内容。摘要部分最常见的问题是内容不全，其中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结果等最容易被学生遗漏。此外，“头重脚轻”也是摘要写作中的常见问题，所谓“头”，指的是研究背景，而“脚”则是指涉及论文研究的具体内容，主要是指方法和结果。上述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在于学生的认知出现偏差，他们往往认为从文献里摘抄的研究背景更可靠，于是便直接摘抄；另一个原因在于学生缺乏深入的研究与思考，被迫以文献内容充数，结果导致研究背景罗列极其详尽，而自己的研究内容却一笔带过，本末倒置。总之，篇幅过长、详略分配不当已成为摘要写作中的“通病”，无病呻吟、隔靴搔痒比比皆是。（二）引言。论文引言的作用是向读者简要介绍研究背景等内容，并提出作者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笔者常用“来龙去脉”四个字来概括论文引言的功能，所谓“来龙”，是指简要爬梳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所谓“去脉”，就是要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寻找缺陷或不足，进而跟进研究。“研究背景”中应首先简要介绍宏观研究背景，然后通过文献回顾的形式介绍微观研究背景，顺理成章地提出作者自己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以《元认知策略在英语专业听力学习中的应用研究》一文为例，在引言部分应先简要介绍学习策略的相关研究背景，然后分析国内外关于元认知策略的代表性文献，最后提出研究元认知策略在英语专业听力学习中的意义。引言写作中存在的典型问题是内容不足，重点不突出。有的论文在引言中大谈特谈宏观研究背景，而微观研究背景却寥寥几笔带过，甚至相关文献语焉不详。其结果则是，关涉本研究的主要问题要么被遗忘，要么突然出现，与前面的研究背景没有任何逻辑关系。此外，文献数量不足或文献缺乏代表性也是引言中的常见问题，文献的代表性是指在选择文献时应国内外兼顾，同时还要考虑时效性与代表性。如《元认知策略在英语专业听学习中的应用研究》一文在介绍相关文献时，应考虑其在英语口语、阅读、写作、翻译等方面的应用研究，分别介绍在上述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并稍加评论，进而引导出元认知策略在听力学习中的应用研究。（三）研究部分。研究部分是论文的核心，是论文的主干部分，主要包括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和研究发现等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部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选择的方法和对象太过随意，若换一种研究方法或者一批研究对象，能否得到同样的研究结果和研究发现？这样一来，数据的信度和效度得不到保证。在描述研究结果和提出研究发现的问题时还存在思路混乱、线索不清的问题，正确的步骤是以引言部分提出的研究问题为线索，客观描述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继而提出研究结论。此外，英语专业本科生因受知识结构所限，不善于使用图表形象地描述研究结果和研究发现，有的虽有简单描述，却存在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问题，如《游戏教学法在幼儿英语课堂的有效性研究》一文的研究对象是某教育机构一个由10名学前儿童构成的班级，其结论则是“游戏教学法在幼儿英语课堂是非常有效的”，显而易见，用10名幼儿组成的一个班级无法代表所有幼儿英语班级，其研究发现的结果自然难以令人信服。
三、结语
本研究调查和分析了某独立学院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结果发现，论文题目、摘要、前言和研究部分的主要问题分别是：主题不明确、内容空洞；内容缺失、头重脚轻、抓不住重点；重点不突出、文献没有代表性；研究数据的信度和效度得不到保证，描述研究结果和研究发现时杂乱无章、缺乏逻辑性，以点带面。访谈数据显示，导致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学生英语语言能力欠缺，为数不少的论文语法错误遍地开花，有的甚至找不到一段没有语法错误的文字。二是学生重视不够，部分学生心存侥幸，认为无论如何学校会让其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只不过分数有高有低罢了。于是有的学生拖延时间，导致写作进程滞后，有的甚至对导师的反馈意见视而不见。三是学生缺乏系统的写作训练，有的学生从未查阅过文献，大多数学生未正式发表过学术论文，对论文写作的套路和规范一无所知。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不仅是学术的语言综合能力和学业水平的重要体现，也是他们进一步深造和从事学术研究的前期准备。鉴于此，相关部门应该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毕业论文的质量；制定更严格的英语专业考试制度，帮助学生提高英语水平；制定更合理的课程体系，让学生从低年级就接触文献查阅、论文写作等相关课程；制定更严格的英语专业毕业环节管理制度，让学生更重视毕业论文写作和答辩。
参考文献
董秀丽、吴艳萍2007《英语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中的问题与对策》，《辽宁工学院学报》第4期。教育部2007《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
杨敏2019《英语专业毕业论文文献综述写作中的常见问题分析》，《汉字文化》第13期。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财政
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和趋势，对世界经济产生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而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财政问题也不断地凸显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扩展，传统的国家财政理论分析框架已经无法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作出合理的诠释，这需要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和分析框架———国际财政的角度去展开研究。因此，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际财政问题，不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财政理论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深入和拓展。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为了达到最佳配置生产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义通过谈判协商实现成员之间互利互惠及经济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兴起，其背后隐含着多种因素，有着众多的目标，既有促进贸易、收入和投资的需要，又有实现增长和发展的要求；既有获取市场准入适应区域与全球化的意图，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虑。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同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财政问题。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并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决定的。
遗憾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中却很少直接关注财政问题。以被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核心的关税同盟理论及其发展为例，维纳(Viner1Jacob)及其后继者们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投资效应等不同层面和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体、非成员体乃至整个世界的生产、消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利益或损害。虽然该理论是从关税及其效应分析这一财政问题出发，而且后来约翰逊、库珀和马塞尔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将“公共产品”引入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分析，并得出了关税同盟更能满足成员体政府对各种保护主义倾向的商业政策以及对工业化目标的偏好的结论(田青，2005),但总体看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基本上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的阐述，很少直接关注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也没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政府主导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机制作出全面的阐述，并在一定程度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性这一特征决定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但却不被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所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效应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系统阐述，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财税制度协调及发展的研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直接影响着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本身，而且还关系着区域经济体各成员国之间乃至非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利益和财政关系的协调；同时，将财政问题作为重要的变量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还可以更好地从政府经济活动的角度阐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府主导性及其机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而且将直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国际财政是伴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扩展和国家间经济依赖的日益加强而在财政关系领域形成的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是财政和国际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关于国际财政的定义(董勤发，1997),理论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世界或全球角度来看的财政，即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为后盾的；另一种观点是把国际财政看成是国际经济中的财政，是国家财政在国际经济中的延伸或变种，是国际经济中的国家财政活动，是不同国家的财政通过国际经济交往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财政关系。与国家财政相比，国际财政具有一般财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国际性、整体性、复杂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林品章，1995)。虽然在欧盟的财
源筹集方式、国际税收合作组织研究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于1999年提出的对电子邮件开征“比特税”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的影子，但在现代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国际财政就只能是国际环境下财政的作用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对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国家财税制度协调和财政利益分配，是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是国家间的财政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财政存在的客观前提在于国民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同样，国际财政的产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首先，国际财政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财政问题的国际化，其基础是市场经济；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决定的国际市场失灵，就直� 其次，基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利益目标追求，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直接构成为各国政府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严重阻碍，因此，寻求和实现各国政府间的财政协调和合作，是国际财政存在的现实基础。
从国际财政产生和存在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的角度出发，国际财政存在的意义就是矫正国际市场的失灵和实现各国财政的协调和合作。同时，又由于当前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世界权力机构，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制定、颁布和执行国际课税和支出方案的“国际财政当局”,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世界范围内的全球财政制度。因此，国际财政只能采取多国财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据合作的程度，国际上多国财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为财政协调(FiscalCoordina2tion)、财政同盟(FiscalUnion)和财政一体化(FiscalIntegration)。这三种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财政协调是以既有国家为基础的国际财政合作形式，是国际财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强调财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协商性，如现有的各种国际税收协定等；财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国家的让渡为前提，它强调财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强制性，往往是区域经济共同体中较高级的合作形式，如欧盟内部废除关税、统一增值税等；财政一体化则以国家财政的完全让渡或消失为条件，实行超国家财政干预，它是最高级的财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现实性，所以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财政合作形式。而根据不同的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国际财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一般而言，国际财政协调是当前国际财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国际财政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主要是围绕着国际财政协调来展开。①
三、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产生的财政问题，是国际经济活动中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研究的范畴。而通过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分析，我们找到了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实质上就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因此，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相结合的角度，我们可以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本质上就是要诠释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性的运行机制及意义，通过推进和实现区域内外各经济体的财政协调和财政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着从国家财政到国际财政的思路，借鉴马斯格雷夫等人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的阐述，通过在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中引入政府及其经济活动———财政这一变量，一种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的新视角和分析方法———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部分构成。
国际区域财政导论主要阐述国际区域财政的含义、产生、研究范围及方法等内容。借鉴国际财政的定义，我们可以给国际区域财政做出这样的界定：它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财政问题，是国家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延伸和发展。换言之，国际区域财政就是国际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家和国家间的财政关系，是我们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层面的一种视角和分析框架。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也有着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即国际区域市场失灵，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产生的理论基础。由于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经济体不断寻求财政协调与合作的努力，现实地演绎了国际区域财
政的存在。总体看来，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性质依然是财政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研究范围也包含着财政协调、财政同盟和财政一体化三种形式，且它们不同程度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国际区域财政也应遵循国际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董勤发，1997),即国家主义分析方法与世界主义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
国际区域财政支出主要探讨国际区域财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应。具体而言，国际投资和国际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现，前者类似于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后者则更多地具有政府转移支出的性质或类似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意义。国际投资的基本理论和效应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综合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分析区域财政支出中国际投资的框架。从现实来看，国际投资制度主要由各国家的投资制度、双边层次投资制度、区域层次的和多边层次的投资制度构成，且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 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国际援助在传统的国家财政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作用(郧文聚，2000),主要是缓和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和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短期性、政治性和经济战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国际援助特有的规律和运行规则总体上与作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形式的内容和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经济体之间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着力构建一个能有效协调区域财政关系的经常化、制度化的国际援助制度。
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主要研究国际税收、国际债务和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等问题及其经济影响。国际税收是国际财政大厦相对独立的体系和重要支撑，同样也是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内容。国际税收的研究，不仅表现在早期对国际税收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当前对国际税收竞争、国际税收协调、国际税收合作与国际税收组织、贸易与税收摩擦、反吸收调查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扩展。由于受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发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约，国际区域财政中的国际税收除国际税收协调这个核心以外，还涉及到国际税收同盟和一体化等表现形式，这在欧盟的统一关税、统一增值税和“自有财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证。也就是说，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国际税收，必须密切关注和分析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下国际税收的各种具体形式和效应。关于国际债务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在国际金融研究和国家财政的债务分析中找到较为完整的内容和体系。如何从现有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出发，立足于促进区域经济稳定与发展，探讨区域国际债务的规模及效应和债务监控体系，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高效的国际债务运行机制和风险防范体系，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框架中的国际债务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为了避免如联合国财政危机中的会费问题的尴尬，还应该积极研究关于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方式，使区域国际组织能够高效正常运转，确保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作用的发挥。
国际区域财政政策主要研究区域内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实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国独立分散决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减低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不良影响，稳定各国和区域经济的稳定运行，获得经济开放带来的多方面利益，只是这种协调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国政策的自主性。区域财政协调的理论分析指出，协调政策会减小针对繁荣或萧条的财政扩张或收缩的溢出效应；在协调计划中，任何国家的财政扩张或收缩都应该考虑伙伴国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溢出效应，它要求伙伴国的财政政策取向相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的协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既包括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又包括区域内外财税政策之间的协调；而狭义主要是指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即各国在制定国内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各国间的磋商等机制和方式来实现财政政策的协调。从政策协调的程度来看，又可以分为信息交换、危机管理、政策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协调、全面协调及联合行动等层次；从协调方式的角度，可以分为相机性协调和规则性协调两种。还需指出的是，国际区域财政政策协调还涉及到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的协调，它们共同构成区域宏观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
总之，国际区域财政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国际区域财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构建，不仅是这种区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而且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经济行为及
其效应分析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注释：
①马斯格雷夫教授从财政的国际协调和发展财政两个方面概括和总结了国际财政的基本内容；而董勤发则是结合财政的经济职能从国际财政合作形式的角度来构建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
②区域有不同的层次划分，区域财政也多以行政区划确立的社会、政治、经济区域为研究对象，但本文所论之区域指的是国际区域，国际区域财政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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