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本文是爱岗的小编为大伙儿收集的14篇外国文学论文范例，欢迎借鉴，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参考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外貌描写特征是一个由具体、复杂到抽象、简单，从追求形似到注重神似，从注重外貌到内在心灵、精神渐变的过程，其间体现出中国古代文人审美心理的嬗变及趣味的新追求。重新梳理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外貌描写的特征及其蕴含的审美意蕴是全面、系统、整体把握中国文学发展及演变规律的需要。早期的中国古代作家倾向于对女性外貌进行具体而复杂的描写，追求高、大、全似的多维、立体、动态的审美意蕴效果。美丽、高贵、迷人、气质优雅的女性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深处款款走来，风情万种、仪态万方、美艳惊人。如《诗经•卫风•硕人》中说：“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是卫国人赞美卫庄公的夫人庄姜的诗歌，诗人连用五个比喻来描写庄姜之美，她柔嫩的手指如出生的白茅幼苗一样，她的肌肤如脂肪一样洁白，她的脖子像白而长的天牛幼虫一样可爱，她的牙齿像白而整齐的葫芦籽，她的额头方正，眉毛弯细如蚕蛾的触角。更神奇地是她微微一笑，露出美妙的酒窝，她美目含情，顾盼神飞。诗人不厌其烦地用各种具体事物描写庄姜之美，其实美人之美在于外形匀称、比例和谐而协调。最有意思的是她的巧笑与顾盼，把一个静态的美人变成了动态的美人，她的风情神韵动人、风华绝代举世无双，她既是现实的美女，又是理想中的“维纳斯”，诗人在字里行间表达出对她由衷地喜爱和赞美之情。其深层审美意蕴体现出早期作家对善与美的推崇；再如《庄子•逍遥游》中的藐姑射山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她的肌肤像冰雪一样洁白无瑕，她风度翩翩，如害羞的处子一样文静。这是神仙美女中的佼佼者，她亦是以人世间美� 以上两个例子可以说明：现实中存在的女性外貌描写与理想状态下的女性外貌描写，共同建构了女性文学外貌的特征的主要审美意蕴倾向。再如《汉乐府•陌上桑》中的罗敷“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 ”美女罗敷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劳动少女形象。在微风轻抚的早晨，欢快的小鸟在歌唱着新一天的开始时，她迎着火红的太阳，提着篮子，踏着香甜的露水，嗅着青草的气息，早早来到城南采摘桑叶。她的美体现在她的各种劳动器具上：青丝绳做篮子系，有着沁人心脾的桂树枝做成笼钩。她头上梳着偏向一旁成欲堕之势的时髦发型，下身的裙子是浅黄色的，紫红色的袄是其上衣。美人之美，不仅在于长得好看，更在于穿衣合体、打扮适度。
作者从罗敷的劳动用具、发型款式、衣服颜色与搭配等几个方面，这些具体而细致地写出汉代作家对女性外貌的关注点及审美心理追求：崇尚社会美与自然美相结合。再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著我绣裌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做细步，精妙世无双。”美丽的女子刘兰芝因不能讨得婆婆欢心，无端被休弃，她在回娘家前，精心、细致地打扮一番，她光彩亮丽地嫁到焦仲卿家，今天依然要盛妆打扮、体面离开。作者从她脚下穿的鞋子、头上戴的饰品、如杨柳般柔软又结实的细腰、耳坠、手指、樱桃小口等几个方面刻画她的外貌特征，表现她的独特的气质与不凡的精神。红颜祸水，美貌女子更是祸水中的“毒药”，因此，在一个不自由的时代与社会，普通女性想要得到自由的爱情、幸福的婚姻，就要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不亦悲乎？刘兰芝是一个不幸的女性，她用死亡抗争着社会、家庭对她的伤害，悲壮而感人。同时，她用人性的光明之烛照亮冷酷如铁的黑暗封建社会，为女性的自由、尊严、幸福而奋斗着的她虽死犹生。真、善、美是早期作家赋予女性外貌描写的美好品质，她们既来源于现实，同时，她们又超越了现实。中国古代文人爱美求真的审美追求影响着后世作家的创作，这为后世文人提供了创作的素材、激情与灵感。中国古代中后期的主要作家的创作追求从女性的外貌描写的繁琐、细致到注重内在思想、精神气质的表现，即从形似到神似，传达出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人物描写不断变化、发展、创新的过程。如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回《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的白娘子：“许宣看时，是一个妇人，头戴孝头髻，乌云畔插着些素钗梳，穿一领白绢衫儿，下穿一条细麻布裙。”白娘子的外貌描写非常简单、粗略，她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一身“白”，这既点明了她孝妇的身份，表明� 简略的外貌描写是为了突出白娘子的性格特征及表现小说的主题的需要，这可能与当时社会解放的思潮，推崇男女自由爱情，张扬个性密切相关，其深层意蕴体现出文人审美心理的特点：注重生命价值的美感特质。再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林黛玉是形神兼备的女性形象，具有形而上的超现实性。《〈红楼梦〉的赋化特征及其审美意蕴》中说：“林黛玉是贾宝玉，亦是曹雪芹心中理想的女神形象，曹雪芹用赋化手法塑造出内外兼美的林黛玉形象。”从表层含义说，这位才华横溢、风华绝代的佳人是中国文学中一个不可多得女性形象，且看她的外貌描写：两弯如细柳叶一样好的眉毛，一双蕴含着无限深情的眼睛，脸颊上写满哀伤与忧愁。她身体瘦弱，娇弱不胜风力。一双眼睛经常流泪，走起路来，如颤巍巍风中摇摆的杨柳一样。她娴静时像一朵美丽的花儿，行动时鹤立鸡群，孤标傲世。她比圣人比干还聪明，比西施还要美丽。林黛玉的外貌描写中主要突出她性格的核心成分：流泪与重情。流泪是为报恩，报答三生石畔神英侍者对它的浇灌之情；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男性以事业为重，齐家、治国、平天下；女性要勤俭持家，抚养子女，孝敬公婆，因此，对于黛玉来说，爱情就是她生命全部的价值与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既有传统女性之美的人物形象，同时，又有着强烈的叛逆色彩和抗争精神。而她追求肉体与灵魂自由结合的爱情，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是封建社会和家庭所不容许的，男女自由爱情、婚姻要服从于传宗接代、继承香火的现实需求。从深层含义说，曹雪芹想借黛玉的形象表达他对社会的认识、对生活的思索和对人性的探讨，表达形而上的哲理思考与追问：美是什么？美在哪里？为什么美的毁灭令人震撼呢？再如《聊斋志异》中《娇娜》“年约十三四，娇波流慧，细柳生姿。”、《婴宁》“有女郎携婢，撚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阿宝》“有女阿宝，绝色也。”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用极其节俭的笔墨传达出不同女性外貌的丰情神韵，使得中国古代文学中对女性外貌描写从形似到神似的转变得以真正实现，这也是他对外表美丽，内在气质优雅女性的喜爱和赞美。他用大手笔写小女子，其间蕴含着他对女性生命价值与个性尊严的尊重与肯定。因此，女性外貌特征的变化是一个值得深思和研究的文学现象。综上所述，中国古代作家关注女性的外貌、心理、思想、精神等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蕴的方面，他们在女性身上发现了美与善。拙作《白娘子形象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探析》一文说：“要想了解一个民族，要先了解这个民族的女性，因为是她们生养和哺育了这个民族。”如果说男性展现的是阳刚之美，女性展现的则是阴柔之美。关注女性外貌外在美与内在美是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尊重与对中华民族的负责。
二、女性外貌特征描写形成的原因
美国文论家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指出：文体的变异，“部分是由于内在原因，由文学既定规范的枯萎和对变化的渴望引起，但也部分是由于外在原因，由社会的、理智的和其他的文化变化所引起。”文体的变化受内外因的制约，内因起着主导的、根本性的作用，外因是必不可少的外在条件。这里可以借来分析女性外貌特征描写形成的原因。首先，女性外貌描写特征的变化和女性地位的历史变化紧密相连。大体而言，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上世：男女平等，中世：贵男贱女，近世：要求男女平等。中西皆然。旧石器时代，男女关系民主平等而自由和谐，“原始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逐渐取代了以� ”在西方的中世纪，女性绝对要从属于父亲或丈夫；而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严格限制和束缚着女子之言行，她们在生活、现实、社会中由中心、重心不断转到了边缘、从属的位置。做人是不幸的，身为女子是不幸中的不幸，因此，其外貌描写也经常被有意或无意的遮蔽与忽视。但是一些“另类”作家还是发现了真实状态下存在着的女性外貌之美，他们用手中的生花妙笔写尽女性的各种美：自然美与社会美；现实美与理想美；个性美与群体美。其次，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着作家的文学创作和审美趣味追求，这使得关注女性外貌描写成为可能。李泽厚说：“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最值得注意的重要社会根基，我以为，是氏族宗法血亲传统的强固力量和长期延续。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国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特征。”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重视氏族之间的血缘、地缘关系，更重视实践理性对外在世界的认知、改造。因此，早期作家对于女性外貌描写追求的是具体、细致、全面，这与他们对外在世界的求知、探索有着密切关系。他们的求知欲、好奇心与冒险精神使得他们主动、积极的去关注周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当然也包括身边的各种不同女性。当他们用审美性的眼光观察女性时，他们惊奇地发现美的多种表现形式，不仅外界的花草树木是美的，而且女性也拥有自然化的社会美和人性美。于是，他们用文学的、艺术的形式表现女性的不同之美，当然，外貌美是最容易、最直接表现的。因此，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留下女性美丽的倩影。最后，女性外貌之美的存在的被遮蔽导致理想中的女性外貌描写多于现实，但是，这也使得女性外貌描写具有超越性了。西蒙娜•德•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后天形成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女人的地位不是生来如此的，是男人和社会使她成了第二性。社会把第一性给了男人，男人是主要者，女人是次要者，女人从属于男人。“她是附庸的人，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或绝对，而她则是他者，他者是指那些没有、丧失了自我意识，处于他人或环境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被异化的人”这一段话指出女性处于被压抑、消极的地位主要是男性造成的，虽然有几分道理，但有失偏颇与公允。其实，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社会现实生活中，女性次要的、服从的地位的形成具有历史原因，更与中国古代文化审美心理相关，这就决定了女性个体与群体只能长期处于匿名、无名的状态。因此，要发现她们的外貌美、思想情感和内心世界是困难重重的，这就注定多数可爱的女性只能默默地出生，无可奈何地死去。能够被作家关注到的女性只是少数幸运儿而已。客观而言女性美的存在是合理的、正常的，这需要若干年后的“文明历史”为“野蛮存在”而证明，不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吗？女性外貌特征审美意蕴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多样的、立体的，需要我们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对待，给予充分的肯定与足够的关注，挖掘其外貌特征描写背后隐含着的深层民族文化精神与审美旨趣。那么其审美意蕴又有哪些呢？
三、女性外貌特征描写体现出来的审美意蕴
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外貌描写体现出的审美意蕴是以阴柔之美为主，同时兼有阳刚之美，阴柔美与阳刚美的结合使其审美意蕴呈现出刚柔相济的美学风格。这彰显出人道主义作家对女性地位的尊重、对其个性的肯定及对其历史价值的重新认识与思考，这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有着正面的、积极的意义。一个社会强者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程度，是衡量这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之一，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讲是弱势的、被动的、消极的，不同的社会同样需要给予其足够的关注。女性外貌描写特征体现出的审美意蕴：阴柔之美和阴柔美与阳刚美相结合的美学风格。首先，阴柔美，阴柔之美主要指感情缠绵、含蓄、细致、细微、细小等。如《诗经•卫风•伯兮》中说：“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这位美丽、贤惠的妻子深深地思念着他远行出征的丈夫，丈夫不在家，她无心梳妆打扮。因此，头发散乱像风中飞舞着的蓬草一样，心爱的人不在，我打扮给谁看呢？那棵能医治她不断思念的忘忧草在哪里呢？女性细腻、真实的心理描写是阴柔美的体现。其次，阴柔美与阳刚美的完美结合是符合中国人审美心理习惯的，也更能满足读者接受的需要。皑皎雪月卓文君、风流女冠鱼玄机，万里桥边女校书薛涛，女中丈夫李清照，红粉豪杰李师师，德才兼备的升庵夫人黄娥，烈魂忠唱河东君柳如是，鉴湖女侠秋瑾…个体女性与女性群体用生命的歌声唱出她们生命中的大欢乐、大痛苦与大悲哀，具有阳刚之美。
比如从心理文化上，分为表达辩证观念的词语、伦理观念的词语、中庸和谐委婉意识的词语、汉民族心态特征的词语和一些象征词语；从制度文化上，分为礼俗文化词语、民俗文化词语、宗教文化词语、典籍文化词语等；从物质文化上，分为饮食、姓名、数词、颜色词、地名文化词语等。常敬宇先生的分类影响较大，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拓展，但基本上仍是遵循着相似的模式，如王国安(1996)把文化词语分为表现中国独特的精神、物质文化、自然地理、制度、风俗习惯等词语；杨德峰(1999)将文化词语分为政治制度、宗教、人物、地理、历史、文艺、服饰、饮食、建筑、节令、器具、成语、习俗、礼仪等；张高翔(2003)把文化词汇分为四类：制度文化词语、物态文化词语、心态文化词语、行为文化词语；王德春(1998)指出部分词汇中存在着国俗语义，将承载国俗语义的词语分为：具有特殊文化色彩、历史文化背景意义的词语，习惯性的寒暄用语，具有修辞意义的人名，具有两种以上国俗语义的词语，国俗熟语以及反映我国特殊事物的且外语中没有现成对应的词语。
二、教材《轻松学中文》中的文化词汇分类
笔者对教材《轻松学中文》的文化词汇的分类参照的是常敬宇先生的《汉语词汇与文化》的分类标准，把教材中的文化词汇按照物质文化(地理名词、饮食名词等)、心理文化(熟语、祝福语、反映中国人的心理特征的词语)、制度文化(礼俗、民俗文化、典籍等)进行第一层次的分类，同时又将物质文化、心理文化、制度文化进行再分类，比如物质文化中又分为饮食、姓名、地名、数词、颜色词文化词语等。在《轻松学中文》中，第一册没有出现文化词汇，这与对外汉语教学基础阶段的教学目的是吻合的。第二册中的文化词汇主要集中在饮食类上，有8个之多。第三册文化词汇仍然与饮食类相关，但是数量降低到两个。从第四册开始，文化词汇的子类型开始变得丰富，除了饮食类外，乐器、名胜古迹、习俗、民间娱乐和称谓语大量出现，尤其是称谓语非常丰富，表现了教材从物质文化到制度文化的过渡和衔接。第五册中的文化词语类型更为丰富，饮食、名胜古迹、器皿、艺术、节令、习俗、祝福语都已经出现，这与学习者语言水平的发展是相适应的。第六册和第七册沿袭了文化词语类型丰富、数量增加的模式，心理文化方面的文化词汇逐渐增多，比如说祝福语、熟语、象征词语之类在这一阶段出现的频率增多。到第八册，无论是在类型上还是数量上，文化词语的分布都是本套教材中最多的。因为，此时学生在语言与文化方面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可见，《轻松学中文》在文化词汇的分布上，体现出明显的分阶段逐步递增的特点。该套教材在文化词汇的分布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零文化阶段，专注于语言知识本身。以第一册为代表；二是文化浅层接触阶段，提供表层的物质文化知识，以二、三册为代表；三是文化深层接触阶段。文化词汇数量增多，类型丰富，全方位地展示语言与文化的相互渗透关系，最初是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在此基础上注重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文化词汇的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也应该分阶段进行。
三、分阶段进行对外汉语文化词汇教学
在中小学生学习文化词汇的初级阶段，可采用直观性教学法，利用具体的实物或图片等方法来解释该文化词汇的意思，让学生轻松理解。例如，由于笔者所在学校的条件有限，不能提供所有教材中出现的乐器，因此带到课堂上的是友人所赠的“笛子”和“葫芦丝”。古典乐器这一课是这样展开的：(1)图片展示“鼓”，播放电影《十面埋伏》片段，其中以女主角跳《仙人指路》击鼓的水袖舞，引出文化词语“鼓”，并展示“鼓”的图片，播放视频“北京凤乐团”的《五虎声威》，再次展示“鼓”的图片，领读“打鼓”。图片展示“二胡”，播放一段《二泉映月》。再次展示“二胡”的图片，领读“拉二胡”。(3)图片展示“古筝”，播放一段名曲《渔舟唱晚》视频，再次展示图片“古筝”，领读“弹古筝”。(4)图片展示“琵琶”，播放一段名曲《十面埋伏》的视频，再次展示图片“琵琶”，领读“弹琵琶”。(5)图片展示“笛子”，播放一段名曲《扬鞭催马运粮忙》，然后拿出从国内带的笛子给学生展示，并示范笛子的指法，进行“吹笛子”的动作示范，让学生传递感受，摆出吹笛子的动作，给学生拍照留念，领读“吹笛子”。(6)图片展示“葫芦丝”，播放一段葫芦丝名曲《月光下的凤尾竹》，给学生展示葫芦丝实物，并示范葫芦丝指法，进行“吹葫芦丝”的动作示范，让学生感受，摆出吹葫芦丝的动作照相留念，领读“吹葫芦丝”。通过以上方法，学生对古典乐器词汇已有所了解，然后再次领读这一节课所学的古典乐器文化词汇，并做词汇游戏再次掌握词汇。最后，播放古典乐器乐团“女子十二乐坊”演奏的《恭喜恭喜》(因为学生学过《恭喜恭喜》这首歌，节奏感很好，学生很喜欢唱，他们会跟着节奏哼唱)的视频。文化词汇是民族特有的词汇，学生没有见过的事物他们是很难理解的，通过教学过程中提供文化词汇的图片等媒介的展示和切身体会，学生既可以对所学词汇加深印象，又可以提高文化词汇的学习兴趣，更能产生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之情。中小学生学习文化词汇的中、高级阶段，可以采用“情景再现，走进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方法进行文化词汇教学。这种教学法主要是采用语境教学法。孔凡成的《语境教学研究》中指出：“语境，是指人们运用语言来进行言语交际的一种语言环境，包括社会文化语境、上下文语境、认知语境、情景语境等；语境教学，是指以培养学生的言语能力为宗旨、以课文语境为依托的语文教学。语境教学强调的是，运用语境理论指导教师的教以及学生的学，基本方法有社会文化语境教学法、上下文语境教学法和认知语境教学法以及情景语境教学法等。”任何一种语言的使用，都不可以离开语境而独立存在，语境的使用能让抽象的词语变得更具体、更形象。语境不同，词语的使用要求也不同，但是相同的词语要是在不同的语境中反复出现，可以加深对这个词的理解和记忆。语境教学法是一个很好的对外汉语教学手段。
四、结语
1、课题的选择是时代和社会的需要
人类大量的知识和信息都是通过阅读获得的，阅读能力的培养是从儿童早期开始的，如果说阅读是学习的基石，那么，儿童阅读就是基石的核心。因此，早期阅读更被称为“终身学习的基础、基础教育的灵魂”。儿童时期的阅读是发达国家早期教育的焦点，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早在1982年就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在80年代，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就已把儿童智能发展的重点转移到阅读能力的培养上来了。
儿童早期阅读的材料是图书，其中儿童文学以独特的形式呈现给孩子，不仅具有认知和教育功能，而且还有审美和娱乐功能。儿童文学的特点与儿童的年龄特征相对应相合拍的，它适合儿童的接受心理、接受能力、接受方式。它将那些“有持久生命力的艺术珍品”，呈现给儿� 所以，以儿童文学为小学生高年级的阅读材料，也为教师走入儿童内心世界、掌握教育教学规律提供了一把特殊的钥匙。
2、课题的选择是教育和学生发展的需要
有人说，童年阶段的阅读是审美情感和美好人性的起点，阅读儿童文学它能让人善良，增强人审美的意趣，能让孩子的心灵变得丰富敏锐，培养和提升高年级学生阅读儿童文学作品的态度、兴趣、习惯、和鉴赏能力，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创造能力及审美能力，使学生在儿童文学作品阅读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对作品中的情境、语言、审美情趣有所感悟；促进和推动课内外文学阅读的同步和互动；培养学生延伸到成年生活的阅读习惯；在阅读儿童文学作品的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儿童文学的阅读，遵循了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也有助于儿童语言教育和自身发展。
3、课题的选择是本校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从葵涌街道第二小学的教学实践和研究来看，在语言教育上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特色，特别是课题“”实施以来，也积累了大量可供借鉴的教学经验和扎实的研究基础，并且具备了一支擅长文学艺术教育的师资队伍，和两年的绘本阅读教学实践研究，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课题的实施，也将对我校校本文化建设，以及结合新课程构建校本特色课程，将起到一个引导、落实、推进、深化的作用。
二、课题的概念界定及目标假设
（一）概念的界定
儿童文学：是指专为少年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主题明确突出，形象具体鲜明，结构单纯，语言浅显精练，情节有趣，想象丰富，其内容、形式及表现手法都适合于少年儿童的生理心理特� 按不同年龄阶段的读者对象，儿童文学又分为婴儿文学、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和少年文学，体裁有儿歌、儿童诗、童话、寓言、儿童故事、儿童小说、儿童散文、儿童曲艺、儿童戏剧、儿童影视和儿童科学文艺等。这儿的儿童文学主要是针对小学高年级阶段而言，题材以儿童故事、小说、散文、戏剧等为主。
儿童文学阅读策略：是指以儿童文学为切入口，来研究符合小学高年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规律的阅读教育行为、计划和方法。
（二）目标假设
1、通过研究，探索小学高年级儿童文学阅读的目标、内容、措施及其有效的教学方法。
2、通过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激发学生对儿童文学阅读的兴趣，提高倾听、理解、观察、表达、表现、思维、想象、自信等综合能力，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3、通过研究，提高教师对儿童文学作品的鉴赏力，分析力，促进教师深入细致地研究教法和学法，提高教师综合素质。
三、国内外同一研究领域现状和课题研究的价值
（一）国内外同一研究领域现状
国外对阅读策略的研究是随认知心理学的兴起而兴起的，它被当作学习策略的一个内容来研究。如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的达菲（G.G.Duffy)等人对小学生进行的排除阅读理解障碍策略的训练（1982—-1987），由科克（L.K.Cook）主持的对大学二年级学生进行的有关阅读材料组织策略的训练等。“阅读策略辅导”在语言教学领域里已相当普及。虽然我们能看到的这些研究报告主要是从心理学实验的角度做的，研究也仅限于阅读策略的某一方面，但这些研究报告对于我们如何严格地组织阅读策略辅导实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国内外都很重视儿童阅读教育和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越来越多的西方儿童文学研究者将研究目光投向了与儿童文学相关的儿童文化领域，致力于寻求和探讨儿童文学与童年文化之间的复杂关联；而这种探求构成了对于传统儿童文学研究话题的重要丰富与拓展。例如，《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除了探究儿童文学及其阅读活动的方方面面之外，还探讨了诸如玩具、电视和电影是如何影响体验和理解文学的方式等话题，其主要作者佩里·诺德曼本人也是对于儿童文化始终保持学术敏感的一位研究者。《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一书则将儿童文学、儿童电影等的研究置于错综复杂的儿童与成人的“文化-权力”关系中加以探讨，同时也显示了鲜明的美国文化色彩和意识。
在美国，不管是克林顿的“美国阅读挑战”运动，还是现任总统布什的“阅读优先”方案，都大力提倡阅读。美国的儿童每天有一个小时在阅读作业室工作。由于移民渐增，英国正快速变为多种族、多语言的国家，语文能力下降已经成了一大隐忧。因此，英国教育部下决心要在几年内让80％的11岁学童达到应有水准。他们把1998年9月起到1999年，定为全国阅读年，全国各学校每天也增加1小时的读写课程。早在10年前日本政府就积极推广儿童阅读运动。1995年一群国会议员开始推动设立国际儿童图书馆，1997年日本修正“学校图书馆法”，规定学校规模只要超过12个班，都必须指派学校图书馆员。2001年底，日本儿童阅读推进法颁布，指定4月23日为日本儿童阅读日。
西方国家的主流课程体系和我国不同，他们趋向于设置专门的文学教学课程。英国和美国都探讨并制订了语言艺术课程标准。西方教育界认为，文学是人类想象的文字表达，是一种文化自我传播的基本方法；阅读和研究文学作品可以使学生开阔眼界，增加他们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体验和理解；文学教学对学生有重要的意义；英美诸国都有为文学作品的阅读教学制定的教学目标。
国内的儿童文学阅读教学起步较晚，改革开放后人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怎样学习”比“学习什么”更重要，因而国内教育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学习策略的研究成为热门，如研究记忆策略、解题策略等已经出了不少成果；但对阅读策略的研究还比较少。上海市宝山区教科室周龙兴所作“小学生阅读策略发展及教学研究”（发表于《教育理论与实践》1999年第3期），是研究阅读策略起步较早也是比较典型的一例，另外还有一些中小学教师，研究不同文体的阅读方法也涉及到了阅读策略。语文教学法研究会出版的《学会阅读》（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北京第2版）一书，从阅读能力培养的角度，总结出的一套阅读方法，也可以看作广义的阅读策略。
考察各国和地区，除了政府发动，民间推动外，家庭、学校互动外，各国和地区都非常重视在小学母语课程体系中纳入儿童阅读指导的内容，而且从初步的考察可以得知，各国和地区的儿童阅读是以儿童文学为主要内容的，并且在小学——母语教育的初始阶段，儿童文学更是和小学阶段的母语课程密不可分。不仅各国和地区的小学母语课程教材中大量收进儿童文学作品，而且不少儿童文学作家直接主持或者参与教材编写，中国台湾的林海音就有10多年参加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的经历。还有很多儿童文学作家直接深入小学校和学生开展读书交流，直接和孩子就童书展开讨论。英国的钱伯斯、美国的吉姆。崔利斯就是突出的例子。同时，国外的小学语文教师都受过比较充分的儿童文学教育，有比较好的儿童文学阅读经验和素养。
从大陆的情况来看，建国以来，很多学校和老师也在改革小学阅读教学，加大学生的阅读量，丰富学生的阅读实践等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但总的来说，儿童文学界和小学语文教育界长期缺少沟通和对话，小学语文教育中儿童文学视野的缺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缺失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儿童文学对于小学语文教育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怎样引进儿童文学的视角，促进小学语文教育改革？这些已经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2006年5月31日，北京师范大学亚太实验学校正式成立了全国首家“学校儿童文学阅读示范阅览室”。以切实推进“中小学儿童文学阅读活动”为首要目标，倡导儿童文学的教育推广，以公益性、专业性、实验性为特色，在传播儿童文学阅读理念的同时，力图解决中小学校课外文学阅�
近几年来，国内许多学校都将读书活动放在了学校工作的重要位置，广大教师也充分认识到了阅读在孩子健康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审视当前学生的阅读现状却不太令人乐观，在大力呼吁读书的同时，许多老师并不知道该如何有效地指导学生进行阅读，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孩子们也缺乏良好的阅读习惯。
（二）课题研究的价值
我们课题研究的价值在于从儿童的心理与能力出发，对小学高年级学生进行儿童文学的阅读指导，有效地提高孩子的阅读质量与阅读乐趣，培养学生的想象力、适应力及文学修养和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四、课题研究目标、内容与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研究目标
1、教师层面目标
通过本课题研究，培养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科研教师要掌握课题的研究方法，自觉地进行科研实践，提高教育教学水平，能写出可供的专题课改论文。
2、学生层面目标
通过本课题研究，培养和提升小学高年级学生阅读儿童文学作品的态度、兴趣、习惯、和鉴赏能力，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创造能力及审美能力，使学生在儿童文学作品阅读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对作品中的情境、语言、审美情趣有所感悟；促进和推动课内外文学阅读的同步和互动；培养学生延伸到成年生活的阅读习惯；在阅读儿童文学作品的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3、科研层面目标
通过本课题研究、探讨、总结出儿童文学作品阅读指导的理念和基本策略，并加以推广应用。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儿童文学作品的阅读指导策略的研究、探讨和实践。重点是对儿童文学作品的阅读指导策略的探讨，希望研究出的策略能有效地培养小学高年级学生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和习惯，培养学生的审美个性，提高学生审美能力；能让学生在儿童文学作品的阅读中从小吸收规范的、高质量的语言，为其后的语言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能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提高学生的思想境界。
（三）课题解决的主要问题
1、如何有效地培养小学高年级学生阅读儿童文学作品的兴趣和习惯，培养学生的审美个性，提高学生审美能力。
2、如何确定小学高年级儿童文学阅读的目标、内容、措施，并制定有效的教学方法。
3、如何提高教师对儿童文学作品的鉴赏力，分析力，促进教师深入细致地研究教法和学法，提高教师综合素质。
五、课题的预期创新点
1、建立《儿童阅读成长档案》。
2、对开展的阅读交流活动（如：读书笔记展览、读书征文活动、故事会、知识竞赛等）的组织形式、推进策略进行研究。
3、教师对学生进行儿童文学阅读教学指导研究。
六、课题研究的方法和步骤
（一）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收集有关儿童文学阅读的中外研究资料及他人成功的阅读课、读书会的案例，借鉴其成功之处，同时进行不断扬弃，形成课题研究的基本理念。
2、行动研究法：实验教师研读童书，引领学生阅读童书，以阅读课为阵地，课内外想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地反思、改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3、个案研究法。通过建立《儿童阅读成长档案》，教师应观察并记录个体阅读情状及个体心理变化，施以个别辅导。
4、对比法：对实验前、中、后期学生对儿童文学的阅读状况进行对比。
5、经验总结法：在课题实践研究的基础上，从理性和实践层面上总结、提炼童书阅读的具体方法与经验。
（二）课题研究步骤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阶段及具体安排：
1、申请立项阶段（2009年3月－2009年5月）
（1）选题。申报课题。
（2）成立课题组，组织教师学习培训。
（3）对小学高年级学生的阅读现状、现行儿童文学现状等进行调查、分析，收集资料。
（4）制定方案、开题论证。
2、研究阶段（2009年6月－2010年5月）
（1）根据研究目标、内容、制定阶段研究计划，开展实质性研究。
（2）定期交流课题研究进展，做好阶段小结。
（3）进行中期成果鉴定。
（4）在第一轮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有关问题展开验证性的研究，根据实际情况作适当调整。
（5）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吸纳前期研究经验，逐步形成具有校本特色的课程模式。
3、结题深化阶段（2010年6月－2010年12月）
（1）收集论文。活动设计、个案记录等材料，归纳总结。
（2）完成课题研究报告，举行结题评审鉴定会。
七、课题研究的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组长：李梦
副组长：任海燕
组员：高年级语文老师
（二）制度保障。课题组有较健全的科研制度，将参与活动情况和科研成果纳入课题组成员的年度考核。
（三）师资保障。课题研究队伍年富力强，既有较丰富的科研经验，又有饱满的工作热情和活力。
（四）经费保障。学校划出一定的资金作为课题组专项研究经费。
八、课题研究预期成果
1、论文、研究报告、目标体系。
2、校本特色课程集、案例集。
3、课题阶段性研究报告。
4、课题结题报告。
5、课题研究活动影视专集（视频与图片）。
九、主要参考文献
1、《通向儿童文学之路》陈晖著新世纪出版社
2、《阅读儿童文学》梅子涵著少年儿童出版社
3、《中国儿童文学5人谈》梅子涵、方卫平、朱自强、彭懿、曹文轩著
在高等学校，一方面学生要撰写毕业论文，另一方面指导教师要通过撰写科技论文来达到交流科技成果与推动科技发展的目的，因此论文写作能力就成为论文撰写的关键。从目前国内高校教师的任职经历来看，大多数教师撰写科技论文的能力是通过自学、模仿或导师指导的方式而训练获得的。这种形式的能力训练突出的是自我学习和总结。作为一种科技交流，科技论文的写作有其自身的要求与特点，比如论文的框架组成、描述的用词与语句安排、图表与文字的搭配等等，都有着与其他语言作品显著的差别，而这方面的能力如果通过专门的训练会取得显著提高。目前能撰写外文科技论文（特别是英文）已成为对高校教师的一个基本要求。但通过初步调查可以发现，我国高校在英文科技论文写作培训方面还没有固定的机构或者组织，且已有的培训多注重形式，没有考虑到实践可行性，更没有可持续性的规划与实施思路。[3]最近几年，由于职称评定或者考核的要求，高校教师在教学、科研的同时，还需要发表足够数量的科技论文，这种要求可能导致出现论文重复发表、抄袭、数据造假等学术不端。虽然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缺乏论文写作的系统培训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国外大学写作培训项目中，通常会安排专门的课程来讨论如何分辨重复发表、抄袭等行为，从而避免出现因疏忽而引发的不良影响。对比美国科罗拉多州矿业大学（CSM）的语言培训项目可以发现，其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如何撰写论文（包括学生毕业论文、科技论文、研究报告等）、论文的语法与表达、对英语是第二语言人员（ESL）的语言培训、论文相关的伦理与道德等。而国内写作培训的主要内容是：科技论文的写作方法、英文科技论文的写作、毕业论文的写作、论文学术规范知识。另外，CSM写作项目的初衷与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的交流能力，从而在职业发展过程中更具竞争力、更有自信、更易成功，并最终取得更高职位从而影响他们所从事的领域甚至是整个世界。从这个意义上看，开展高校的写作培训项目目的明确、意义重大。
二、写作培训的形式与方法
当前国内高校开展的写作培训项目还比较少，尽管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推出了在线培训课程，但课程只针对教师，且无法系统考虑写作培训目的，因此对比美国高校的写作培训项目，探讨适合国内高校的写作培训形式与方法尤为重要。作为一种能力培训，讲授与训练必须相结合方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培训首先应该明确培训的目的，根据目的制定培训课程大纲。可以通过集中讨论授课、集中专题讨论（针对某一方面开展专题研讨，如针对论文用词、语法和表达等）、分散教学讨论（针对某问题所涉及小群体开展的讨论）等形式进行培训。另外，还可以开展基于网络的在线培训。从实践情况来看，网络在线培训具有方便、灵活等优点，但也存在针对性差、不能起到积极督促作用等缺点，因此建议综合这两种模式，开展面授讨论与网上在线培训相结合的培训形式，以达到高校教师写作（包括学生写作）能力培训之目的。在具体培训方法方面，由于培训对象多数已具备科技论文写作的基本能力，因此培训以理论方法为辅，实例讨论教学为主，并结合培训进展以及教师正在准备的论文进行实际训练点评，以达到事半功倍之效果。由于培训内容涉及的面较广，因此针对不同内容所采用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在科技论文伦理道德培训方面，除了讨论辨别重复、抄袭的技术定义与方法外，更需要结合实例，辨明可能出现的学术不端等行为。另外，对学术不端涉及的法律、规范方面要做出解释，培养良好、严谨的治学与研究操守，这也是我国科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三、写作培训机构或平台
1.培训机构高校写作培训项目的重要性毋庸赘言，但如何去实施、如何保证实施的效果则还需要软硬件方面的保障。从国内多数高校的实际情况来看，都已经具备开展写作培训的条件，特别是有外语系或学院的高校，都已具备了培训所需的基本师资力量。但作为一项系统培训工程项目，建立相应的培训组织机构非常必要。[4，5]在CSM，写作培训是由人文科学与国际研究系来承担的，在美国的其他高校也基本是由语言与人文学科系来承担写作培训项目。通常情况下，培训机构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但多数人员都是兼职工作。培训机构有自己的办公室与培训场地，机构运行所需费用来源于学校拨款和社会捐赠。2.人员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包括专职人员、兼职人员、志愿者以及特聘的专家。人员数量根据学校规模不同从3~5人到十余人不等。专职的工作人员通常具有文学、语言学、科学与哲学方面的硕士或博士学位，并具有多年从事培训的经验。可以看出，国外高校对写作培训人员有很高的要求，以确保在用词、语法、表达方面的准确性。在我国，培训人员多由有中文语言学和英文语言学、文学等专业背景，同时兼顾科技专业背景的教师组成。除了安排固定的培训教师，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培训内容聘请校内外的专家进行讲座或讨论，特别是可以聘请国外的专家，开展英文科技论文撰写的讲座。3.网站网站是现代社会信息和交流的重要渠道，因此高校的写作培训项目也离不开网站的建设与支持。培训机构的网站通常挂靠在所在学校的院系下面，主要作为两个方面的平台：信息平台与培训平台。信息平台用于介绍机构、培训科目的设置、培训人员组成，以及培训信息等。培训平台更多是一种交流平台，提供在线培训课程、培训相关资料，以及培训教师与学员之间的问题交流。从CSM多年的培训经验来看，写作培训为学生和教师提供了非常好的能力训练，这与学校的重视、培训教师的认真负责是分不开的。培训机构印刷了大量的培训资料，并免费发放给学员。同时，培训机构与其他高校的培训机构也建立了多方合作关系，以保证新思想、新技术与新方法的快速推广应用。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不竭的动力。人们不但要学会获取新知识，更要学会运用新知识以及创造新知识，这样才会获得可持续发展。国外大学教育以设立创新基地、改变教学形式、调整课程设置、创新经费补贴等方式鼓励创新，为广大学生创建了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MIT让本科生参与研究项目，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几年前欧洲共同体创办了一所“欧洲高等学校研究生院”，接纳欧洲共同体各国富有创造力的大学生到校深造，从事科学研究和科学发现工作。美国很多大学的教学方法很值得学习，如讨论、读书报告、小组工作、社会调查、实习、实验等，一般采用的是交互式教学模式。在教学中，教师不再唱独角戏，而是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发挥创新思维能力、勇敢表现自己并提出各种问题，允许学生标新立异和个性化发展。盛行世界的“问题教学法”使得学生对知识和真理充满了好奇与追求，同时也活跃了课堂气氛。国外大学课程成绩并不是由考试一刀切决定的，而是由考试成绩、平时测验成绩、课后作业和论文完成情况、课上讨论和小组工作时学生的表现等构成。
另外，考试大多采用“带回家”的开卷形式，试卷内容重视考察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美国大学的课程设置体现了以生为本的体制，充分考虑了学生的兴趣，从而调动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也更� 在入学时不规定专业，而是在全校范围内广泛选课，在二年级时学生再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兴趣自由选择自己的专业与课程。美国许多大学还开设了一系列关于创造能力培养和创新思维能力训练的课程，以提高其创新能力。纵观我国的教育情况，我国许多大学的教育一直“以知识为中心”，把知识与创新能力等同起来，把知识与书本、课堂等同起来，从而造成了“死读书”的情况。许多大学教师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不注重与学生互动，而且上课形式及考核形式单一，课程设置不灵活，没有给予学生自由选择的权利。为此，我国的大学教育应以创新能力� 另外，大学教育应成立创新教育基地和创新科研基金，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大学生搞科研创新活动。
二、基于能力本位的实践教育
能力本位教育并不是一个崭新的概念，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成为欧美教育界关注的焦点。基于能力本位的实践教育是构建以能力为导向的建立在非书本上的学习活动，着重在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动手能力、创造能力、运用知识的能力、合作能力以及社交能力，以便更好地服务社会。国外大学教育从课程层面、课外活动、专业实习等方面开展了实践教育。美国各大学增设了许多实践课程，如实验课、实习课、见习课等，推动了教育的实用性。MIT要求学生自己设计实验，斯坦福大学要求各学科每周至少开展一次面向工业界、企业的咨询与交流活动。不管是欧美还是日本的大学，他们都非常注重加强与企业、社会的联系，并有着长期的合作，鼓励学生走出去，要求学生到工厂或企业参与实习。通过与企业的合作，培养了大批面向社会的应用型人才，避免了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脱钩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此外，国外大学都很注重开辟第二课堂，鼓励学生参加各种课外活动，不但丰富了校园生活，而且锻炼了大学生各方面的能力，激发了大学生的潜能。
国外的课外活动非常丰富，形式多样，如学术、娱乐、体育、宗教、公益等，常见的有模拟法庭、篮球联赛、俱乐部活动、沙龙、演讲比赛等，既增长了见识，又锻炼了能力。课外活动是实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综合素质教育的体现。我国的大学教育应设置以能力为导向的实践课程，让学生根据自己的个性和能力选择自己的培训课程；改变“以知识为中心”的教学考核方式，增加以能力考�
三、注重校园文化建设
大学文化是大学在长期办学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历史的积淀、自身的努力和外部环境的影响逐步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形态。大学文化是一所大学的软实力，也是大学的精神核心所在。大学文化是历史积淀的结果，是无法移植效仿的。大学校园文化凝聚了学校的特色和独有的风格，是大学走向世界� 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包括物质文化建设和精神文化建设。在物质文化建设方面，西方国家的大学校园多为历史悠久且各具特色，与校园文化相得益彰。同时，西方国家的大学校园与社区融为一体，不设大门和围墙，即被称为“无边际大学”，显示了文化的开放性。在精神文化建设方面，国外大学的校园文化配套设施齐全，资源丰富，能完全满足学生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与渴望。哈佛大学之所以闻名于世，最令其骄傲的是拥有90多座图书馆，基本上每一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图书馆，馆藏资源1500多万册，培养了3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耶鲁大学体育设施齐全，篮球场、足球场、游泳训练中心、皮划艇等体育设施给体育文化建设提供了可靠保障。此外，国外大学都积极倡导学术自由，充分给予学生平等、自由选择的权利。不论是在政治和宗教信仰上，还是在选课、选举上都享有绝对自由的权利。从国外大学的文化建设中窥知，要推动我国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需主要从以下方面下工夫：首先要加强校园文化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尤其是图书馆建设；其次要以人为本，大力倡导学术自由，充分尊重学生自由选择的权利；最后要开展多样的社团活动，利用校园广播、报纸等媒介进行文化宣传。
四、完善的教育制度
随着社会的发展及科技的进步，大学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成为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组织。前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在《大学功用》一书中提出了新的大学理念，即巨型大学理念。对于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来说，需要有完善的制度或模式去管理。国外大学的管理模式主要分为五种：利益相关者管理模式、教学人员管理模式、公司管理模式、董事会管理模式、混合管理模式。国外大学一般都拥有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学术与行政各司其职，互相促进。耶鲁大学采用董事会管理模式，它已被写入耶鲁大学宪章，是耶鲁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有监督权、审核权、决定权等，负责制定学校的大政方针，这种管理方式高效、民主。学术与行政分权而治，相互配合。耶鲁的传统之一是采用教授治校，因而采用教授终身制的人事聘用制度。获得教授终身制的教授必须是国际领域最优秀的前三名，因而筛选要求非常严格，为了提高教授的积极性，而后采用了有期限的合同制。在财务运作方面，耶鲁大学采用董事会、校长、教务长三权分立的制度，使得操作各方相对独立，避免了钱权交易。另外，耶鲁大学强大的财力投入主要是来源于学费、项目资助、捐赠三部分，保证了各项职能的顺利进行。我国很多大学管理中的行政主导、“官本位”思想仍然比较严重，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之上，造成了学术与行政权力失衡以及校园学术不端和腐败的现象。因而要想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必须从制度上进行改革，还校园一片学术净地。
五、大学教育国际化
引进国外大学化学实验教学资源不应仅仅是引进和翻译教材，而应该更全面地、系统地学习和借鉴他们的大学化学实验教学体系和方法，实验教学和管理人才的培养经验，实验室管理方法等，藉以探索建立大学化学实验教学新体系的途径。在这方面，我认为应该注重以下几点：
(1)注重实验教学体系的研究。
我们在以往学习国外化学实验教学方法时，大多是注重对实验教学内容和实验技术的学习，而对他们的化学实验教学体系研究不够，对于发达国家的大学化学实验教学课程设置、教学知识点、教学课时以及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设计研究不够。国外的化学实验教学与化学理论课程教学是如何相得益彰的，如何通过化学实验课培养学生逻辑实证的科学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以及如何通过化学实验课程对学生进行国际标准化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教育，如何通过化学实验课来培养未来优秀的化学家，国外的学术机构(化学会)和实业界(化工企业和制药公司)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大学化学实验教学体系的，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此外，还应该了解国外大学是如何评价学生从事化学实验工作能力的，包括他们怎样给学生化学实验课成绩，以及化学实验课成绩在学生专业能力综合评价中所占的比重如何。应该注意中外大学之间的化学实验教学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材的比较研究，这是以往引进教学资源方面的一个薄弱环节。通过比较研究才可以发现我国的大学化学实验教学的优点以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哪里，在引进、消化、吸收基础上实现化学实验教学的全面改革和创新。
(2)学习发达国家大学化学实验教材的编纂方法和处理教材中有关知识产权问题的方法。
由于化学实验教科书中采用了非常多的最新化学科研成果———化学科学理论和新技术，这些科研成果转化为化学实验课教学内容时，国外发达国家教科书处理知识产权问题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教材还包括虚拟化学实验教学软件和化学实验电子教科书，我们应该学习国外电子教材的编纂技术以及他们是怎样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寓教于乐的。
(3)学习国外大学化学教学实验室的管理经验和实验室文化。
引进化学实验教学资源还包括了解国外大学的化学教学实验室是怎样实现国际标准化的，他们是如何处理化学实验室环境问题的、他们的实验室管理制度如何，以及应用了哪些新技术管理化学教学实验室。大学化学教学实验室的传统和实验室文化对于化学科学工作者的成长具有深远的影响，我们应该在了解和学习国外大学化学教学实验室的传统和实验室文化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化学实验室传统和实验室文化。
(4)学习国外大学培养化学实验课教师和化学教学实验室管理人员的经验。
现在高等学校的人才结构面临着有经验的、高素质的实验课教师和管理人员匮乏的问题。因此，教学资源的引进还应该包括学习国外大学对于优秀的化学实验课教师和具有高素质的实验管理人才的培养机制，了解他们如何吸引这些人才终生从事这一职业。
(5)扩大化学实验教学资源引进的地域范围。
应该引进更多不同国家的化学实验教学资源，除以往引进资源较多的美国、英国、加拿大、俄罗斯和日本等国家以外，还应该注重引进韩国、新加坡、印度、挪威、丹麦、荷兰、芬兰、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家的化学实验教学资源，使我国的大学化学教师对于全球大学的化学实验教学状况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2引进化学实验教学资源是化学教学改革的重要步骤
大学化学实验教学改革正在步入新的时期，实验教学改革是以开放为前提的，引进教学资源是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引进、学习和借鉴国外大学化学实验教学资源和教学方法的过程中，应该更多地发挥化学实验课教师的积极性，教师要积极向自己任职学校的图书馆和国家科技图书出版机构推荐自己感兴趣的化学实验教科书、化学实验教学方法与技术专著和虚拟化学实验软件。在邀请国外学者来中国的大学访问时，要请他们讲一讲国外大学化学实验教学的情况；我国留学生和出国访问学者在回国时也应介绍一下国外大学化学实验教学的进展。同时，应该及时了解引进资源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反映，了解社会对引进和借鉴国外实验教学资源前后培养的人才的能力评价如何。也希望有关大学化学教育的杂志能更多地发表介绍国外大学化学实验教学的文章和对于优秀化学实验教科书的书评。
3结语
我们知道，正如现代中国学术制度和高等教育来自西方一样，1917年周作人首度在北京大学开设“欧洲文学史”课程并最先用汉语著述《欧洲文学史》，也是西方文学史框架和观念之影响的产物。此后，外国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很快就成为中国大学人文学科中重要工作，外国文学史的编纂成为知识界和学术界最关注的工作之一，以至于近百年来，中国著述各种类型的外国文学史已近三百种。然而，这些文学史著述的经验，以及著述本身的有关论述，却没能对世界发生积极影响。无独有偶，中国大陆学人著述的近千种《中国文学史》，最多只是很有限地影响汉学界，未能在理论层面上提升国际学术界关于文学史著述的经验。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令人困惑的问题：文学史研究作为文学史家立足于当代文学史观，在参考历代文学批评家对相关文学现象讨论的基础上，对特定语种或区域的文学发展进行系统化表述的成果，这种由欧美学界发起并持续不断的现代学术行为，如哈佛大学教授温德尔(BarrettWendell，1855—1921)《美国文学史》(1900)、加州大学河畔校区(Riverside)教授埃利奥特(EmoryElliott，1942—2009)等人主编《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1986)、沃特鲁学院英文系主任克林柯(CarlKlinck，1908—1990)等人主持的多卷本《加拿大文学史：英语中的加拿大文学》(1965)、奥尔巴尼大学教授维斯特布鲁克(PerryWestbrook，1916—1998)《新英格兰文学史》(1988)、奥伦学院教授贝内特(BruceBennett)等人的《企鹅澳大利亚新文学史》(1988)、莫泽尔(CharesMoser)的《剑桥俄国文学史》(1989年初版、1992年再版)等，作为学术性很强的专业研究成果———谙熟特定区域或语种文学现象(包括文学思潮、文体变化、文字表述、文本讨论等)，为何就能先后影响国际学术界对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俄国的文学史的认识，甚至对象国的读者和学界也服膺于这样的“外国文学史”研究？而受西方影响的现代中国学人，同样著述包括外国文学史在内的各种类型文学史，却为何难以对国际学界认识文学现象产生积极的影响力呢？原来，晚清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关于文学的认知，先是受时代的社会潮流和文化思潮左右，后受主流话语所囿，期间对外国文学发展变化和外国文学史问题的认知基本上并非是纯粹的专业学术活动，因为知识界把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或研究外国文学，当作认识社会和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建构外国文学史是按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进行的，并非学术进步的内在动力使然，无关乎国际学术界对文学史的探讨情势、理论变化，和对象国的文学发展的实际状态出入很大。
一
1921年时任北大教授的胡适在开学典礼上声言，被社会誉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其实“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理由之一是北大四百多个教职员、三千来个学生才办一个月刊，两年之久《大学丛书》也只出了五大本。所谓“大学丛书”，是当时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的“北京大学丛书”，除陈映璜《人类学》、陈大齐《心理学大纲》、梁漱溟《印度哲学概论》外，还有胡适本人《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周作人《欧洲文学史》。论及周作人《欧洲文学史》，它乃我国第一部欧洲文学史，吴宓称其“真能确实讲述西洋文学之内容与实质者”。1917年周作人被北大聘为文科教授，据作者晚年口述自传《知堂回想录》第三卷①，1917年9月22日开始写第一卷(古希腊文学)，两天后开始写第三卷(中古文学与文艺复兴文学)，第二卷(古罗马文学)则始于1918年1月7日，全书完成于1918年6月7日(“晚编理讲义，凡希腊罗马中古到18世纪三卷，合作欧洲文学史”)，1918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样经过一年的光阴，计草成希腊文学要略一卷，罗马一卷，欧洲中古至十八世纪一卷，合成一册《欧洲文学史》，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作第一讲包括古希腊文学的起源、史诗、诗歌、悲剧、戏剧、哲学、杂诗歌、杂文等，第二卷包括古罗马文学的起源、古希腊之影响、戏曲、三种诗歌(牧歌、田园诗、讽刺诗)、四种文和杂诗等，“中古与文艺复兴文学”则包括异教诗歌、异教精神之再现、文艺复兴的前驱、文艺复兴时期拉丁民族之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条顿民族之文学等，关于“十七十八世纪文学”先简论17世纪文学，然后分别简述18世纪的法国、南欧、英国、德国和北欧的文学。这本由教案组成的文学史教材，其原创性价值包括：作为中国的第一部外国文学史，创建了一种便于迅速掌握外国文学史知识的文学史叙述体例；力求准确传达外国文学史知识，避免错误，该书人名地名皆不汉译，而是用罗马字样书写，书名则用原文标示，如荷马史诗中的荷马不是英文Homer，而是Homeros，《伊利亚特》不是Iliad，而是IliasPoiesis，《奥德赛》则不是拼写成Odyssey，而是Odyssia;撰述文学史，仰赖作者此前10余年所做大量译述工作、出色的外语能力(翻译过不少作品)、人文主义的文学史观(发表有多篇论文学篇章)。即便如此，作者在《知堂回想录》第三卷中论及该作时还是这样说：“这是一种杂凑而成的书，材料完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不过，那时也凑合着用了。”
这不是自谦，说的是事实，因为《欧洲文学史》整理完成之后，继续编写“近世文学史”，“而后来商务印书馆要出一套大学的教本，想把这本文学史充数，我也把编好了的十九世纪文学史整理好，预备加进去，可是拿到他们专家审订的意见来一看，我就只好敬谢不敏了。因为他说书中年月有误，那可能是由于我所根据的和他的权威不合，但是主张著作名称悉应改用英文，这种英语正统的看法在那些绅士学者的社会虽是当然，但与原书的主旨正是相反，所以在绅士丛书里只得少陪了”，“编文历史的工作不是我们搞得来的，要讲一国一时期的文学，照理非得把那些文学作品看一遍不可，我们平凡人哪里来这许多的精力和时间。我的那册文学史在供应时代需要以后，任其绝版，那倒是很好的事吧”［1］(pp．333～334)。不过，这部以介绍19世纪欧洲文学为主体的《近世欧洲文学史》虽没能及时出版，却未妨碍周作人继续在北京大学国文系开设欧洲文学史课。今天看来，这部以讲义状态存在的《近代欧洲文学史》和那本及时面世的《欧洲文学史》开汉语界撰述欧洲文学史之先河，把复杂的欧洲文学发展历程简化成文学进化史。该书结语如是总结道，“文艺复兴期，以古典文学为师法，而重在情思，故又可称之曰第一传奇主义(Romanticism)时代。十七十八世纪，偏主理性，则为第一古典主义时代。及反动起，十九世纪初，乃有传奇主义之复兴。不数十年，情思亦复衰竭，继起者曰写实主义(realism)。重在客观，以科学之法治文艺，尚理性而黜情思，是亦可谓之古典主义之复兴也。惟是二者，互相推移，以成就世纪初之文学。及于近世，乃协合而为一，即新传奇主义是也”;其开篇则云，“欧洲文学，始于中世纪。千余年来，代有变更，文化渐进，发达亦愈盛。今所论述，仅最近百年内事。盖以时代未远，思想感情多为现代人所共通，其感发吾人，更为深切。故断自十九世纪写实派起，下至现代新兴诸家。唯文学流别皆有本源。如川流出山，衍为溪涧江湖，不一其状，而一线相承，不能截而取之。今言近代文学，亦先当略溯其源。通观变迁之迹，递为因果，自然赴之，足资吾人之借鉴者，良非鲜也。文学发达，亦如生物进化之例，历级而进，自然而成。其间以人地时三者，为之主因。本民族之特性，因境遇之感应，受时代精神之号召，有所表现，以成文学。欧洲各国，种族文字虽各各殊异，唯以政教关系，能保其联络。及科学昌明，交通便利，文化之邦，其思想益渐同一。故今此近世文学，亦不分邦域而以时代趋势综论之”。［2］(p．3)#p#分页标题#e#
把文学如此简单化，并非周作人的个人之举，而是中国知识界变革传统诗学之潮流所为：晚清以来，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着力引进西方进化论改造中国传统的文学审美体系，也由此成就了现代中国得以建构出文学发展史，并使之在当时和后来一段时间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典型者如胡适之《学史》(1919)，该作不单开创中国文学史撰述之体例，还使中国学者撰述文学史的进化论史观有了很具体的成果：胡适本人曾云，“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眼光。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眼光”［3］(p．167)。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强调文学发展的进步性和规律性。这种情况，有助于还没有文学史研究经验的中国知识界能迅速而快捷地把握文学发展脉络。进而，孕育了1920年代用进化论撰述文学史之风潮。在这种潮流中，用著述我国第一部中国文学通史著作《中国文学史大纲》①的谭正璧(1901—1991)，五年后(1929)甚至出版《中国文学进化史》(上海光明书局)，把中国文学变迁历程归结为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向大众方向“进化”的历史；更有甚者，用进化论著述《文学大纲》(1924—1927)、《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中国俗文学史》(1938)等著作的著名学人郑振铎，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1927)中甚至声称，掌握“进化的观念”就如同“执持了一把镰刀，一柄犁把，有了它们，便可以下手去垦种了”［4］(p．127)。这些把复杂的文学现象严重简约化了的著述、观念，改变了中国文人对文学认知的格局：传统中国在文学认识上，更多是文人按既有的知识体系，对文学文本进行个人欣赏及经验性表达，这就出现了诸如大量的诗话、词话、小说评点之类，即使有人注意文学的理论问题，如钟嵘《诗品》论述每位诗人特点时好追本溯源，清代学者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评价说此举“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但钟嵘只是说明具体诗人的创作情况，并没有“史”的眼光；同样，刘勰的《文心雕龙》也少关注文学发展变化问题；此后，“诗必唐宋，文必秦汉”成为中国文人认识文学规律之原则，即使刘熙载(1813—1881)《艺概》(1874)论述文、诗、赋、词、书法及八股文等文体流变，却少文学发展史观，而是“举少以概多”。
当然，如此叙述，可能与古代中国习惯于纪传体有关，即使司马迁《史记》有明确的史学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也改变不了中国对历史认识的经验性表述———使用纪传体、追求事件的真实性和历史的现场感，这也正是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导言所说的，“在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史学，却不曾有过修昔底德的方法”［5］(p．5)。有意味的是，以进化论判断文学变迁问题，哪怕它把复杂文学现象简化了，却吻合当时急于知道世界和判断世界的激进主义风潮，文学史著述便是一些知识分子在文学认知领域的实践。在进化论席卷文学史构建的风潮之下，外国文学史著述 换句话说，周作人之所以能推出《欧洲文学史》，不是因为他专攻欧洲文学史，而是他以人文主义和进化论研究各种文学和文化现象，其相继推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文学史上的俄国与中国》、《圣书与中国文学》等轰动一时之作。进而，欧洲文学史研究之于周作人， 同样，用进化论研究中国文学史方面卓有成就的郑振铎，更希翼用这种文学史观把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进程，其三卷本《文学大纲》(1924—1927)认为圣经故事、希腊神话、东方穆斯林和佛教经典、印度史诗、中国《诗经》和《楚辞》等是世界不同民族文学的不同起源，发展到中世纪，各种文学的演变还是有着共同规律的，如关于中世纪中国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乃第一诗人时代，即自沈约等人变诗之古体为近体起，中经五七言律绝诗之大发达，至唐五代间此种诗体之衰落为止；第二期即第二诗人时代，即自五代词之一体一开始发展起，至宋元之间此种诗体之衰落为止”［6］(pp．375～376)。
即使分专章论述中世纪波斯诗人、印度和阿拉伯文学、日本文学，但仍以理性为标准，导致“人文主义”、“理性”和“进化论”等时常不能统一，因而对文学发展的描述多有矛盾：论述17世纪文学，重视英国清教文学、法国古典主义，而更有文学史价值的巴洛克文学则被忽视；把18世纪世界文学纳入共同的时间框架，中国传奇小说与英、法、德等启蒙运动文学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论述(作者并未顾及这些文学现象的本质性差别，因而也就难以考虑这种叙述的理据);论述19世纪文学，以进步论分析英国和法国的诗歌、小说、批评，并延及德国、波兰、北欧、南欧、中欧、美国、中国和日本等文学，有诸多不妥之言说；最后一章“新世纪文学”，描述1925年之前国际文坛状况，把彼此毫无关联的文学现象，诸如康纳德、吉卜林、肖伯纳、罗曼•罗兰以及泰戈尔、林纾、严复等创作，只是因为他们同属于“一个时代”，被混合在一起。如此一来，在缺乏进化论或理性或人文主义文学史观之处，该作只根据时间顺序把世界各地区文学合为一体，表述散乱，读者难以从中建构世界文学史概念。并且，这种著述虽然遵从现代学术规范，如每一章后面附有详细的参考文献，但并不意味着每一章都写得专业化，如民国16年6月10日作者日记这样写道：该作“以四年功夫写成。发表于《小说月报》后，曾随时加以补正，但有些没有来得及。关于日本文学部分几乎全为谢君的手笔”。哪怕如此，进化论作为文学史研究方法，因其结束了孤立研究文学现象的状态，注重文学现象之间的历史联系，具有文学研究的历史思维，吻合文学史之为历史所需，很快演化为研究外国文学史的普遍方法：1924年8月10日《小说月报》第15卷第8号刊出沈雁冰《欧洲大战与文学：为欧战十年纪念而作》就是以“进步”与否讨论20世纪初文学，他以方璧之名所推出的《西洋文学通论》①，更是这样快捷叙述西洋文学进程及所经过的各阶段，包括神话和传说、古希腊罗马文学、骑士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及之后、写实主义等；在李菊休和赵景深合编《世界文学史纲》(上海亚细亚书局，1933)中，进化论亦然。#p#分页标题#e#
这样的撰述，与知识界和文化界译介国外具有进化论色彩的文学史著作之热潮相呼应，如罗迪先所译(日)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学术研究会，1921)、沈端先即夏衍(1900—1995)所译(日)本间久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概论》(开明书店，1927)、韩侍桁(1908—1987)辑译《近代日本文艺论集》(北新书局，1929)、朱应会译日本学者木村毅《世界文学大纲》(昆仑书店，1929)、著名报人胡仲持(1900－1968)译美国学者麦希《世界文学史话》(开明书店，1931)、沈起予译？理契《欧洲文学发达史》(上海开明书店，1932)、楼建南译弗理契《二十世纪的欧洲文学》(上海新生命书局，1933)、杨心秋译柯根《世界文学史纲》(上海读书和生活出版社，1936)等等皆然。相应的，反过来，这些译作又加剧进化论思潮在当时中国的盛行。然而，用进化论建构外国文学史，使文学史研究受到很大限制，如文学的历史判断被研究者假定的“进化”这一“普遍规律”所左右，文学史自身发展的具体意义和复杂情势反而被忽略，并导致具体研究过程受进化观念之决定的情形合法化，或者说，对进化史观的强调，目的已不在文学史本身，而是用文学史研究来证明文学发展进化的某些规律，证明进化之必然性，由此遮蔽文学发展变化的独特性及其独立的审美意义，以至于进化观念从方法论变成了目的论。上述那些当时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所推崇的文学史著作，普遍有这种不足。而这种不足，就在于这些“文学史家”并未反思“进化论”本身的恰当性，以及这种观念运用于复杂的文学现象的合适度。胡适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就特别显示出这样的矛盾：他以是否符合进化论来评价中西戏剧之优劣，认为“西洋戏剧便是自由发展的进化；中国的戏剧只是局部自由的结果”，认为中国戏曲在长期发展历史中形成的规矩，如脸谱、嗓子、台步、唱工、锣鼓、马鞭等等，是不符合进化观的“遗形物”，主张废除之，并批评维护戏曲传统的文人是“不懂得文学进化的道理”，而“缺乏文学进化观念”会有大害。这样的认知自然是很片面的。
曾身体力行用进化论去建构文学史的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中就反过来批评说：“中国的文学，在过去所走的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像一道弯曲的河流，从甲处流到乙处，又从乙处流到甲处。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变”，如此之变形成了“诗言志———言志派”与“文以载道———载道派”，它们起伏跌宕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而且，言志派和载道派之变有其发展规律，新文学是这种变化的延伸和变异，即新文学运动不是始自晚清，而源流于明末———明末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多有相似，“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虽然他们不读竟陵派的书，彼此相似具有巧合。［7］(p．27)当然，即便把中国复杂的文学现象归结为“言志”与“载道”，也有简单化之嫌(如没有顾及“雅/俗”、“文言/白话”、“文人/民间”等因素)，但至少看到了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演变的更富杂情形，在承认进化论结束此前孤立研究文学状况的基础上，消解了进化论臆想文学是沿一条直线或根据预定目标而进化的幻想性，批评胡适之《学史》的诸多错误，如把学视为中国文学唯一的方向、认为文学跨越了种种障碍物而于五四走入正轨并确定了今后的前行方向等。［7］(p．18)周作人这种注重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复杂因素、文学发展史中起伏不断的力量及其作用、不预设文学发展目标等做法，改变了此前继本人用进化论对判断文学的做法，凸显各种对立文学现象之于文学史家的意义，促使知识界注意到文学发展的各种复杂情形。这种检讨很有成效，大大降低了进化论史观在文学史著述中的作用，学界随之就少有人再撰写外国文学通史，转而研究不同时段文学现象或文体文发展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文学史写作趋向于研究文学发展的具体情状。
而外国文学史著述转向用唯物史观替代进化论，以更深入地揭示审美的复杂情状，这是当时中国的文学史研究趋势所在，如罗根泽《乐府文学史》(北京文化学社，1931)、杨荫深《先秦文学大纲》(中华书局，1932)、苏雪林《辽金元文学》(商务印书馆，1933)、游国恩《先秦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吕思勉《宋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29)、柯敦伯《宋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宋云彬《明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钱基博《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等，就深入研究特定时期的文学发展情形。这种潮流当然延及到对外国文学的认知上来：且不论此时梁实秋、冯至和朱光潜等人的欧洲文学研究，仅1934年9月—1935年11月茅盾在《中学生》第47～53期连载《世界文学名著讲话》(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涉及荷马史诗、《神曲》和《战争与和平》等七种国外文学名著，专注于具体的文学现象，不再试图建构完整的“欧洲文学史”;1935年4月上海东亚书局推出其著作《汉译西洋文学名著》，生动论述《荷马史诗•奥德赛》、但丁之《新生》、薄加丘之《十日谈》……王尔德之《莎乐美》等32种欧洲文学名著，对具体的经典文学文本个案进行生动描述，而不是对文学发展史进行宏观研究。当然，用唯物史观著述外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自然会遇到文学文本叙述的社会内容及其审美之矛盾关系问题，如特定文学作品触及社会问题仍然是审美性的表述，文学的审美本质使得文学叙述的社会性内容仍然不能等同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直接表达。对此，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罗根泽(1900—1960)，在事后多年总结中国编纂文学史的三个时期的经验时认为，主导五四前文学研究的为退化史观，在五四后变化为进化史观，1930年代变成了辩证唯物史观，而以辩证唯物史观写文学史，因缺少对唯物主义史观的整体把握，成功之作不多。［8］(pp．53～56)
二
进化史观在中国的衰微和唯物史观在文学研究上的难度，使知识界不再热衷于撰述系统完整的外国文学史，转而引进西方学院派的治文学方法———新批评：重视对文学文本的细读、用人文主义审美赏析替论演绎。1930年朱自清主持清华大学国文系，改革中文系课程，其《中国文学系概况》(1936)声称：该系课程要“以基本科目及足资比较研究之科目为限”，“基本科目”乃相对于工具科目与国学基础而言，包括中国文学概要、中国音韵学概要、中国文学史等；而“足资比较研究科目”指“西洋文学概要及英文文字学入门两科而言”，以比较眼光透视外国文学之意义，“比较研究不独供给新方法，且可供给新眼光，使学者不致抱残守缺，也不致局促一隅”。［9］(p．296)如是“比较”，强化了外国文学课程的独立价值，也改变了授课方式：战前的“西洋文学概要”由外语系教师用英文讲授，抗战后西南联大开设“世界文学名著试译”由杨振声用双语讲授，并要求学生实践翻译，———这是重建文学史的成功经典实例！论及西南联大的外国文学课程，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变革上最富世界眼光的举措之一。查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7年北大、清华、南开)》(1996)，文学院中文系1937—1946年共开设107门专业课，其中“文学理论”理论系列选课中有“文学概论”(主要是来自古希腊罗马以来西方经典文学理论，包括现代主义文论)(杨振声、李广田主讲)，还开设了“世界文学名著选读及试译”。此举让学生自然受益良多———外语水平的提升与外国文学阅读能力的提升有机一体，对教师要求自然也很高。而外文系以英语和英国文学为主，大二开设英国散文及英语作文、英国诗歌和欧洲文学史等，大三要加上西洋小说、西洋戏剧、欧洲文学名著选读等，大四则开设有莎士比亚及翻译、经典阅读、印欧语系及语言学研究，选修课则包括国别文学史(英、法、德)、断代文学史(从欧洲古代到现代各种文体)、作家作品研究(包括雨果、歌德、乔叟、尼采等西欧各经典作家)等，此外还有人文主义、中西诗之比较、文学与人生等研究专题。#p#分页标题#e#
此举使英文水平有切实长进，文学及理论也有确切掌握。至于师范学院中文系(系主任由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兼任)和英文系，在主干课开设上与之相当。这样一来，西南联大在外国文学课方面，并不教授系统的外国文学史，如俄国文学很少被触及，原因之一是教授团中几乎没有留学过俄国或专门治俄国文学的，除历史系俄国教授加拉诺维奇开设俄国近代史和俄国史之外，就只有刘泽荣、李宝堂、衣家骥、王恩治等俄语二外教员(当然，联大这块学术阵地缺失对俄国文学的关注，对当时和后来中国社会变革是莫大的损失———天然地少了识别苏联文学和苏联确认的俄国文学的能力)。而西南联大如此变革，正是受益于清华大学的启示：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调整大学课程，委托朱自清等人为国文系编订“中国文学系科目表”，朱自清把清华大学战前做法稍事修缮提交，虽然学界有人批评国文系的外国语言文学的学分要求过高。而西南联大尝试通过研究具体民族国家文学之途去准确讲授外国文学———原作阅读和试译，给学界从理论上探讨如何汇通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外国文学提供了实践基础：开明书店出版《国文月刊》刊发胡山源《论大学国文系及其科目》(第49期，1946年11月)、闻一多遗稿《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语文学外国语文学二系机构诌议》(总第63期刊，1948年1月)、朱自清《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同期)等。其中，闻一多建议把“现行制度下的中国文学系与外国语文学�
这便是说，绝大多数文法学院的系是依学科的性质分类的。唯一的例外是文学语言，仍依国别，分为中国文学系与外国文学两系”。闻一多的建议大大提高了外国文学在大学相关科系中的地位，即与中国文学平等，同为“文学系”的基本组成部分。该提议得到朱自清、冯至、王力、浦江清等一致赞许：冯至1947年在《独立评论》(4月28日)发文《关于调整大学中文外文二系机构的一点意见》称：“哲学系讲中国哲学，也讲西方哲学；政治学系讲中国政治制度和思想，也讲欧美政治制度和思想。学政治的，有中英文功底就不难研究政治了，学哲学的就不那么简单，只懂中文和英文是不够的。语言学系和文学系就更不同了，无论研究哪一种语言或哪国文学，都需要第一步能读懂那种文字。”这些连同盛澄华教授《试说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的途径》(《周论》第1卷第6期，1948年12月)之主张，普遍强调文学研究的外语重要性，即国语和外语对中文/外文学系学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中/外文系学生在文学上汇通是必要的。而办学条件与西南联大同样艰苦的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除同有坚持民族认同和努力进取之外，在外国文学课程设置上与西南联大亦有颇多相似处。自1938年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宣言》到1941年6月修改章程，也开设“世界文学名著选读”课。开讲人中，最著名的属周立波：去延安之前，在上海就研读过马列和苏联文论，通过英文翻译了《被开垦的处女地》(1936)等，在鲁艺讲授托尔斯泰研究和欧美文学名著，颇受学员喜爱———授课不得不从小教室转到大教室，再又移到大操场。
此外，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的著名翻译家曹葆华(1906—1978)，1939年来延安后在鲁艺开设英文班，讲授惠特曼《草叶集》和菲尔丁《汤姆•琼斯》等作品；著名作家沙汀(1904—1992)曾在鲁艺讲授果戈理，经由英文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的周扬和长期旅居苏俄的文学系主任萧三(1896—1983)等讲授苏俄文学等。到1941年，鲁艺已初具大学雏形———显示出正规化和专业化特点，如各系必修“西洋近代史”、“外文(俄/英/法)”和“艺术论”等公共课，文学系则必修“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理论名著选读”、“翻译”等，期间鲁艺云集了除这些人之外，还有何其芳、陈荒煤、严文井、张庚、田方、洗星海、吕骥、贺绿汀、王朝文、华君武等优秀人才，茅盾于1941年6－9月曾受邀前来讲学，艾青、丁玲、高长虹、萧军等也应邀来此演讲。对这种重建大学性的改革，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罗迈(李维汉)还代表中央发表了肯定性意见。只是整风运动，使这些大学性先被批评为“关门提高”、后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直至大学性被改造成工农速成中学性，“世界文学名著选读”课从切实的文本选讲演变成文学史概论，远离了学术性和外语的要求。西南联大和鲁艺这种培养学生独立阅读文学文本的能力、促使教师在研究基础上提升教学质量的做法，与当时和后来的西方大学很流行的新批评阅读，遥相呼应。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VadimirNabokov，1899—1927)，1948年受聘于康奈尔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副教授、1952年受聘哈佛大学讲师(1958年离职)，讲授英、俄、法、德等文学大师的创作和英译俄罗斯文学课，短短几年讲授笔记，而不是系统的文学史工作《文学讲稿》和《俄罗斯文学讲稿》，成就了他小说家之外的文学研究家的声望。对此，在散文《固执己见》(Strongopinions，1973)中他解释说，“我设法向学生提供有关文学的准确信息：关于细节及其如此这般地组合是怎样产生情感火花的，没了它们，一本书就没有了生命。就此而言，总体的思想不重要。
谁都能看得出托尔斯泰对通奸的态度，但要想欣赏托尔斯泰的艺术，优秀的读者必须乐意去想象，如百年前从莫斯科到彼得堡的夜间火车之情形”［10］(p．261)。不单纳博科夫是这样理解世界文学，新批评式理解文学的国际著名批评家、耶鲁大学布鲁姆教授(HaroldBloom，1930－)，在1990年出《西方正典：伟大作家与不朽作品》(1994)，针对后殖民浪潮和解构主义试图颠覆既有的文学经典，他从文学审美具有超越种族、性别、国别的普遍性价值，和不同作家具有不同文学影响关系等角度，细读莎士比亚、但丁、乔叟、塞万提斯、蒙田和莫里哀、约翰逊博士、《浮士德》、华兹华斯和奥斯汀、惠特曼、狄金森、狄更斯和乔治•艾略特、托尔斯泰、易卜生、弗洛伊德、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等，从具体文本的字里行间读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的不断解构和重构之规律及其意义，再次让国际学术界看到文学文本的魅力。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的《英国小说导论》(2003)，则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解读斯威夫特、狄福、斯特恩等英国著名作家的小说特点和意义，同样令人叹服。这些人的如此阅读，个性化地解释了文学史上的具体情景，意外地扩展了他们作为作家或学者或理论家的声望。很可惜，这些能意外地与国际学术潮流并行不悖的文学史著述和文学现象理解的现象，先是因为战争局势紧张、后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高等教育改造所影响，没能获得可持续发展。#p#分页标题#e#
三
在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领域的这种冲击波至今仍有余音。原本是专业性的外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文学史观高度意识形态化，并且用体制化方式处理学术问题———借用苏联体制改造中国大学。但是，苏联延续帝俄时代借鉴日耳曼大学体制，尤其是其教研室制度，如语言文学系设有外国文学教研室(зарубежнаялитературнаякафедра)，负责开设外国文学史基础课和系列选修课(苏联解体以后这种学科制度继续保留着)，有效保证苏俄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业性———借助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联合高校编纂出高水平的《世界文学史》，这是高校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参考教材，而不是高校任意编写缺乏专业性的教程。例如，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耗时近20年(1976—1994)著述8卷本《世界文学史》，其知识之丰富、体系之完备令人钦佩：任何章节的作者都是该领域杰出专家，如科学院院士M．阿列科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著名法国文学和西欧戏剧专家C．莫库利斯基教授、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学研究专家A．斯米尔诺夫合作该套文学史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卷(1978年初版、1987年再版)，从而使之在中世纪文学的文献运用、史料处理、体例安排等方面，以及对世俗文学(светскаялитература)、民间文学创作等研究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同样，对欧洲诸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研究，包括史料考据和对文学发展的认知，至今也是被� 而这种重视史料和文献运用的治外国文学史传统延至今天，如1990年代后期莫斯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五卷本《外国文学史》便如此。
当然，苏联《世界文学史》立论和写作方式上有其不足，如对中世纪态度严厉、对文艺复兴则极为赞赏、基督教对欧洲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未得到应有重视等，但比起苏联人著述的任何版本《苏联文学史》，外国文学史的著述要严肃得多，亦更有学术价值。在中国学习苏联的情势中，学术界学习苏联建构外国文学史方法，则是题中应有之义。遗憾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大学盛行的意识形态写作，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它不是正视苏联的世界文学史著述方法，而是照抄苏联人的苏联文学史———把苏联对自身文学史的意识形态写作，当作中国的外国文学史标准，结果是普遍缺乏苏联《世界文学史》的史料功夫，却有其文学现象判断的意识形态不足。这种情形，在当时及此后所出现的一系列外国文学教材，如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组编《外国文学参考资料》(高教出版社，1958—1959)、周煦良主编《外国文学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1964)、石璞(1907—)著《外国文学》讲义(四川大学中文系，1957—1958)、中国人民大学文学教研室编《西洋文学选读》(1958)等，有着这个时代明显的印记；与强调文学作品细读的吕叔湘编注《西洋文学名著选读》(上海开明书店，1950)相比，这些教材既缺乏“文学”的历史性，又少了文学“历史”的研究深度。总之，这时期与其后的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同整个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一样，并未按国际学术进展去重建文学史，而是为解决内部的拨乱反正问题，试图以人文主义替代其他观念和理论，对人文主义作为欧洲近六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潮流所发生的危机茫然无知，人文主义演变为人类中心论和人类理性至上论，为19世纪末以来欧洲和俄国知识界所诟病，且对人文主义认知的如此变化，影响到对历史的判断，也改变了文学史编纂的原则———要求恢复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本质。
一、构建微通讯软件学习平台
目前，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从高校的实际情况来看，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其他移动设备终端在学生手中已经随处可见，移动终端已经能够满足学生随时随地学习的硬件要求，移动互联网进入课堂将成为一种趋势[1]。通过移动互联网，学习者可以随时随地针对学习中遇到的疑难得到实时解决，提高了学习效率。根据柴阳丽[2]的研究，拥有智能设备的学生中有89%的人使用微信，并且学生普遍比较愿意接受微信的方式接受英语学习资料。以班级为单位构建微信学习平台，教师运用微信客户端创建微信组，将课前准备的和教学相关的信息，利用客户端实现资料传送，学生可以利用这些资源进行课前预习。在授课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在制作PPT的过程中加入“雨课堂”应用软件，学生只需要“扫一扫”二维码便可以加入老师的在线班级。老师通过设置一些单选题，填空题等随时检验学生的掌握情况，学生用手机提交答案后，软件能自动统计出学生的回答情况，进而根据学生的掌握知识点的程度灵活实施下一步的授课计划。同时，学生可下载英语翻译APP，辅助课堂的英语学习。在课后，师生可以通过微信实施远程教育，老师利用移动互联网随时随地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学生亦可以下载各高校的微课视频等学习资源，利用课下零星时间学习，实现碎片化学习，提高学习效率。
二、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是统计学相关课程教学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能让学生体会到学习这门课程的实际意义，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案例的选取应具备典型性和权威性，让学生能够了解该领域在国外专业发展动态，为毕业论文的撰写和工作后再深造打下基础。所以，案例应该选取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的统计学专业中具有比较典型分析方法的英文文献。分析案例让学生了解科技文的形式特点，文献的写作规范，英语单词的构词形式以及在进行翻译时如何做到准确规范，通俗易懂，简洁明了。通过案例分析能让学生在学专业英语的同时体会专业知识在国际上各领域的具体应用，提高学生的兴趣，增强学生的专业认同感，而不仅是为了应付考试。
三、专业软件情景教学
我校统计学专业只在大四本科生中开设32个学时的专业英语课程，学生在短暂的学习之后很难做到熟练掌握专业英语的听、说、读、译、写。为此，应拓宽这种受时间限制的课程设置模式，推广专业英语的教学方式[3]。如在统计学专业课程的教学中安装英文版的专业软件，SPSS,EVIEWS,SAS,R等。通过专业软件的情景教学，帮助学生熟悉一些英文命名规则，了解建模方法和基本步骤，掌握专业术语表达，为之后专业英语的学习打下基础。
四、翻译实践教学
翻译教学是统计学专业英语教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主要分为英译汉和汉译英两部分。在英译汉的的教学中，可以对学生进行分组，每组4-5人，协调合作找权威刊物收录的与统计相关外文文献进行翻译，并要求小组以报告形式展示汇报。小组成员依次用PPT讲解翻译的理论、方法、结论，且对教师或同学提出的疑问进行解答。教师根据每位学生的表现给出成绩，作为平时成绩的一个重要考核标准。通过精读、翻译外文，学生可以初步掌握撰写科技论文的一般步骤思路和方法。同时，在这种讨论过程中增强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在汇报过程中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展示自我的能力。本校要求统计学专业大三本科生必须独立完成一篇学年论文，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布置学生翻译学年论文的中文摘要，增强学生中译英的能力，为毕业论文英文摘要打下良好基础。在这些日常教学和学习活动过程中让学生感受到专业英语的重要性和实用性，并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结束语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的不断创新，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不适应现有的教学环境，社会对学生的素质要求却在不断提高。本论文提出了如何利用移动互联网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通过案例教学，专业软件情景教学手段来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后，对翻译部分采用实践教学。当然，以上只是我的一些探索研究，要取得良好的效果还需要教师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探索新的教学方式为教育事业不断创新发展献出自己的力量。
作者：刘艳萍 单位：桂林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郑玮。“互联网+”思维模式下高校英语教学探究[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6(2):130-132.
二、师资建设上已建成适合教改新方向的高质量教学科研团队
1、成功引入高学历和国外毕业教师多名
师资建设上引进博士5名，海外留学硕士人员1人，硕士学历管理人员2人，青年教师在职考取博士1人，获博士学位和在读博士师资人数继续保持在教师总数的50%左右。
2、初步建成互补型、复合型的国际新闻专业师资团队
培养传媒产业市场所需的复合型人才也需要具备复合型知识结构的教师。我院新闻学（国际新闻）专业近年引入的教师均有复合型知识背景，教师本科、研究生跨专业就读比例达到80%，有英语背景教师比例占到30%；同时引入毕业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师1名。
3、进一步优化了高学历、重基础、尚实用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团队
我院汉语言文学教学团队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占到90%，年底前出站博士后将达到30%。打造出一支科研成果丰富、教学效果满意度较高的教学科研团队。
三、学科建设上完成新闻和汉语言文学专业分设四个特色化方向的教改方案、新增广告学专业开始招生、完成二学位设计方案和硕士一级学科方案，拟申请的以跨文化传播为特色的传播学专业申报方案经7次修改最终完成定稿
1、建成汉语言文学（文化创意）、汉语言文学（涉外文秘）、新闻学（网络新闻）、新闻学（国际新闻）四个特色化专业方向，塑造竞争力强的高端特色人才
为建设“人有我特”、就业率高的专业，我院瞄准细分市场，汉语言文学、新闻学专业分别设计了就业前景好、应用价值大的特色化方向。各方向一、二年级专业基础课相同，高年级分别开设含6门左右课程的方向性特色课程群。学生可据个人兴趣选修其中任何一个。我院已完成以上特色化方向培养方案，组织专家完成了论证，*年顺利按新方案招生。
2、设计并成功申办了就业前景好、特色鲜明的广告学（会展策划）本科专业
我院经深入调研后，聘请广告界巨擘、厦大博导陈培爱等教授及业界著名人士指导，成功申办广告学（会展策划）本科专业。该专业培养的会展设计师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06年10个新职业中排首位。从需求角度看，环渤海经济区域乃至全国会展经济发展迅速，为以会展策划为方向的广告学专业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就供给来看，目前全国开设广告学专业的70余所院校均未将会展策划作为培养特色。我院设立的该专业，旨在培养外语基础扎实、能胜任国际会展工作、纯熟掌握会展策划运作、展牌展板设计与印制等专业技能、具有较强实践操作能力的广告专业人才。就业前景良好。
3、国际合作办学取得新突破，除与韩国“3+1”项目外，在校领导牵线搭桥下与日本城西大学成功开办广告学中日2+2合作项目班，高考咨询备受青睐，使我校跻身为少数国内广告学专业与国外合作办学的院校之一；同时支持韩国孔子学院建设获肯定，援外教师得以续签。
4、完成汉语言文学（涉外文秘）和新闻学（国际新闻）第二学位培养方案设计
鉴于文化创意和传媒产业的巨大发展空间，我院及时与校领导和相关部门沟通，在深入调研后设计完成了汉语言文学（涉外文秘）和新闻学（国际新闻）第二学位培养方案。
5、在研究生部领导下我院承担中国语言文学硕士一级学科授予单位申报工作，经五易其稿目前已完成质量较高的方案设计工作。
四、实践教学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建成央视七套等15个实习就业基地，我院学生参与了全国农运会、农交会等大型活动报道，业绩突出；05级新闻学（国际新闻）专业同学实习获得累累硕果，共计在省一级党报等媒体公开发表稿件500多篇，其中30%为瞄准重大社会问题的深度报道；同时启动赴美实习新项目；在学校大力支持下，我院组织专业教师经深入调研设计完成的新闻广告实验室建设方案获批，总计投资80万元，现在正处建设中，下学期即可投入使用
我院根据学校相关文件设计了全套实习方案，包括毕业实习教学大纲、毕业实习教学计划、毕业实习报告书等，系列制度创新包括：
1、实习教学建立了严密的组织管理体系。我院成立实习指导小组，制定了指导教师责任细则；院系、实习接受单位、学生家庭三者齐抓共管。为此设计了实习单位接洽意向书、实习单位接收表（限期回执）、含10个打分项目的实习生考绩表；并制作了家长通知单，将实习单位详情告知家长，督促家长及时联系学生，保证实习教学安全优质完成。
2、创造性地设计了一系列实习教学质量指标。我院毕业实习成绩由实习单位量化评价、实习报告、实习作品三部分构成，其中实习作品占权重最大。以此引导学生将重心调至文字载体类新闻稿件和摄影、电视节目编辑等数字媒体作品以及媒介经营与管理报告等专业作品上来，着力培育学生专业实践能力
3、以央视七�
4、我院*年启动的赴美实习项目，共有4名学生参与，效果良好。学生通过该项目，拓展了国际视野，体验了美国式工作与生活方式，并与众多国际学生交流各国文化。回国之后每人都提交了中英文各一份的项目报告，展现了各自的收获并提出了自己将来的发展计划。
五、毕业论文管理方面制定了《*外国语学院汉文化传播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实施细则（修订稿）》，做到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并深入贯彻，效果良好
六、*年10月，我院黄媛媛、*老师基本功大赛获佳绩，黄媛媛老师还被选拔赴*市参加*市第九届高校青年教师基本功竞赛获优秀奖。以大赛为契机在学院内开展多达5次的预选赛产生的衍生效应，也较大幅度提升了全院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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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科研上又获得丰收
为了支持学校科研工作的发展，提高全院教师的学术水平，向全院教师强调了科研的意义，并从组织上对项目申报、论著出版等进行大力支持，使全院在岗的14名教师在科研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1、申报省部级项目1项，结项2项（市教委、省各一项）
2、获*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一项
3、不完全统计人均超过1.5篇
4、出版专著、教材2部
八、在学院党政领导下，在院团委精心组织下学生工作和就业工作喜获丰收。
1、学生工作方面：结合我院专业特色，大力营造传统文化氛围；举办“成长导航”班导师学业指导沙龙活动；创建“师生科研团队”。院团委我院学生参与各种赛事，捷报频传，共获得市级以上活动奖项15项；一年多年来我院学生另还获得国家奖学金2人、国家励志奖学金26人、*市政府奖学金1人、*市三好学生1人、住友商事奖学金1人；3名毕业生参加“西部计划”，赴甘肃省服务；参加女足世界杯、北京奥运、达沃斯论坛志愿服务12人；暑期“赴武清区杨村镇育才小学”支教社会实践路队连续第三年获得*市优秀实践路队称号。
⑴、弘扬传统文化，展现华夏文明。汉文化传播学院在滨海校区成功推出传统文化展示系列活动，“中国玉文化”、“茶文化”、“紫砂文化”、“篆刻艺术”讲座，作为我院传统文化展示系列的重要部分，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汉学院的教师、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并肩负着继承与传播的历史重任。传统文化展示深化了同学们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拓宽了同学们的视野、积淀了文化素养、丰富了课余生活，真正起到了“汉文化传播”的效果。
⑵、举办“成长导航”班导师学业指导沙龙活动。“班导师辅导员学业学术指导沙龙”，是我院几年来坚持开展的常项工作之一，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调整和完善。其宗旨是学业指导、师生互动、教学相长、思想交流。该活动特点主要体现为它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学生实践之总结，强调师生互动和思想交流。三年来，班导师学业指导沙龙活动已经举办50余场讲座，深受学生的欢迎，已成为我院的特色品牌活动。
⑶、创建“师生科研团队”。今年我院创建本科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的“师生科研团队”活动，旨在提升本科生的科研意识，锻炼科研、创新实践能力。共有14名教师提出了自己的课题，并由学生自主选择参与研究，为学生的专业科研发展奠定了基础。
2、就业工作方面：在今年就业形势极度严峻的情况下，院团委大力开拓，先后精心组织达易新广告公司、东方名仕广告公司、空客集团、《今晚经济周刊》报社等7家公司来我院招聘员工，使得我院学生就业率高达99.34%。
关键词：学术能力；外语学科；构建；创新发展
2016年启动的第四轮一级学科评估和2017年由教育部、财政部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共同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的通知，标志着中国正在经历着由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1］。学科是以知识为中心，专业是以问题为导向，课程随着专业结构的调整必须进行重组，这种重组是专业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变化的要求。作为课程和专业的实施者，教师专业能力和学术能力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新的使命内涵，教师亦面临着重组［2］。
一、研究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教师研究历经外语教师地位的变换、教师角色的转变、教师知识结构的发展、教师专业的理论发展到教师研究型、教师行动研究和教师共同体的建构等［3］。外语教师专业的发展应该与教学紧密结合，在注重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同时，关注和加强行动研究［4］。国内外针对外语学科重要性的争论亦十分激烈，研究的课题主要包括学科知识、学科身份认同、跨学科教学、学科相关理论等。胡开宝，王琴(2019)认为外语学科核心竞争力要素主要表现为三大要素，即学术要素、人才要素和机制要素。其中，人才要素是外语学科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涉及具体研究领域、研究方向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学术要素是基础，机制要素是保障［5］。而学科建设的重要载体是科学研究，科研水平主要反映在“科研成果”“科研获奖”和“科研项目”三个方面。第四轮学科评估在一级指标“科学研究水平”板块注重学术质量，强调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强调期刊论文的他引次数［1］。对高校外语教师的要求由“量”升华到了“质”，只有教师学术水平高、科研强，学科方能强。
二、研究路线
本文基于文献分析法，辅以Excel统计，拟从河南高校外语教师在外语类核心期刊近三年发表情况中探索河南高校外语教师科研现状、实践效果及发展趋势，以期为打造名语特色学科(characteristicdisciplinary)提供前瞻性和建设性的参与和借鉴。(一)研究手段。1．研究问题。本文旨在研究下面几个主要问题：(1)河南高校外语教师科研现状如何？(2)河南高校外语教师科学研究焦点及实践效果如何？(3)河南高校外语教师科研发展趋势及对外语学科建设的影响、制约因素是什么？2．研究对象。本研究采用中国知网(世界上全文信息量规模最大的数字图书馆)作为样本数据库，研究检索的论文作者为河南省普通本科院校的外语教师，具体指高校里从事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外国文学、翻译等学科的教学和科研的教师，这里涵盖了高校从事外语教学的所有教师(包含读博教师)，也涵盖了单位为高校专业研究机构和在河南高校外语学科读博的学生。3．研究方法。本研究利用文献分析法及Excel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考察文献量、作者数和词汇数(分类)三个指标，分析总结河南高校外语教师一定时期内科研的发展趋势、作者聚焦、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分类。以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为基础，聚焦科学文献的外部特征，采用数学与统计方法来描述、评价和预测科学技术的现状和发展趋势［6］。计量对象主要是：文献量、作者数(个人集体或团数)、词汇数(各种文献标识)。(二)数据采集。1．数据采集方法。本研究的数据� 本研究采集的时间是2020年6月10日，研究主要从“com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采集2017．1．1—2019．12．31河南高校外语教师在以上11种期刊上的数据和文献的引文量并进行分析，探讨河南高校外语教师主要关注的外语学科领域的焦点。三年期间这些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共计4246篇，这些文章反映了国内外语界的主流研究。梳理出含有河南高校外语教师的文献，对河南高校外语教师发表的论文进行分类，并对数据进一步筛查和分析，探讨河南高校外语教师近三年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及对河南高校外语学科发展的影响。2．数据筛查原则。根据上述方法，在4246篇文献中，根据作者单位判断为河南高校外语教师、高校专业研究机构或相关人员在读博的，视为有效数据。统计文献有独著和合著。合著作者单位中含河南高校或研究机构的，亦视为有效数据。共采集到65篇文献。根据外语学科的属性和分类，把采集到的文献数据分为下面7类：(1)文学研究及评论；(2)语言学研究；(3)二语研究及应用；(4)翻译研究；(5)外语教育；(6)语料库应用及研究；(7)书刊评介。
三、数据结果分析
(一)趋势。2017．1．1—2019．12．31期间，河南高校外语教师在《外语教学与研究》比重大约分别为1．4%、1%和1．4%;在《现代外语》比重分别为0．4%、2．4%和0;在《外语与外语教学》比重分别为0．4%、0.4%和0.4%;在《外语界》比重分别为0．4%、0．4%和0;在《外语教学》比重分别为1．6%、1．1%和0.3%;在《外语学刊》比重分别为1．0%、1.1%和0．3%;在《中国翻译》比重分别为0．2%、0．2%和1．3%;在《外国语》比重分别为0．4%、0．9%和0．4%;在《当代语言学》比重分别为0．7%、0．7%和0;在《外国文学研究》比重分别为0.6%、0．6%和0．6%和《国外文学》比重分别为0．5%、0．5%和0．9%。(二)指标统计。论文研究内容统计方面，河南高校外语教师在这11种期刊上发表内容主要集中在语言学研究(58%)上。文学研究及评论(15%)、翻译研究(14%)、外语教育(3%)、二语研究及应用(3%)、语料库应用及研究(3%)及书刊评介(3%)。论文引用统计方面，65篇论文中论文引文量最高为15次，下载最高次数为2781次，反映出高质量的研究相对较少。论文作者排行统计方面，2017—2019年河南高校外语教师在国内11种主要外语类核心期刊，较多的前6位作者(均来自河南大学，含合著):徐盛桓(6篇)、刘泽权(5篇)、牛保义(3篇)、刘辰诞(2篇)、刘存伟(2篇)和张克定(2篇)。三年中河南大学教师在这11种外语类核心期刊中发表数量约占河南省高校外语教师的43%，郑州大学约占18%。(三)方法应用分析。研究方法以非材料性研究方法为主，实证性研究为辅。实证性研究仅为0篇，远远少于非材料性研究。常见的外语研究方法有两大类：实证性研究和非材料性研究。实证性研究包含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实证性研究方法主要通过对研究对象大量的观察、实验和调查，系统地、有计划地、客观地搜集材料信息和分析，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而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是追求真理探索学问的行为，是从事科学研究应该遵循的有效的科学工具，是进一步推动理论和学术发展的动力。
四、外语教师学术能力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通过对河南高校外语教师近三年在外语类专业期刊上情况进行统计并进行定量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河南普通高校外语教师科研情况如下。(一)研究结论。1．发表趋势。河南高校外语教师在这11种外语类专业期刊发表量同比增长幅度不大，与全国同行相比，河南高校外语教师在外语类核心期刊数量比重偏低，说明河南高校外语教师科研水平比较滞后。2．研究内容。河南高校外语教师科学研究焦点侧重于语言学研究、翻译研究和文学研究及评论，缺乏一定的原创性和特色性研究，原创性成果较少。与本省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的有影响的论文较少，与人才培养相关的研究较少，体现出学科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及服务值较低。与大多数教师教学密切相关的应用语言学研究相对较少，部分高水平的研究与目前融于信息化技术的外语教学和评估等实践结合不够密切，实用性不强，权威性的学术论文针对外语教师的思政研究相对关注不够。3．采纳的研究方法。河南高校外语教师的科研现状与国际国内以实证研究为主的发展趋势存在较大差异，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反映出教师没有掌握基本的文献检索方法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国际国内以实证研究为主的发展趋势存在较大差异，教师缺乏基本的科学研究方法。教师缺乏相关资源，无法及时了解相关研究领域最新的发展动态，导致所选的题目或所做的研究毫无价值、重复研究或意义甚微；或者选准了研究题目但却不具备研究条件和研究方法等，导致难以产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无法与国际国内研究主流保持一致，无法与国际接轨，缺乏创新性研究。4．其他从我省论文引用次数反映出学术论文质量相对较低，论文他引次数反映出论文影响力较低；从论文作者排行侧面反映出河南省高校外语教师普遍缺乏一定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意识。(二)制约因素分析。科研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高校师资水平，我省的科研现状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河南高校外语学科大多处于“边缘学科”，学科建设无法体现当地特色建设。综合以上分析和讨论，本文认为可能制约或阻滞高校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因素可简要归纳如下。1．学科专业定位不准。大多数高校外语学科专业定位目标模糊，整体学科专业布局不合理，分布不均衡。学校重点发展的学科不突出，专业建设缺乏特色，缺乏具有鲜明特色的教学团队和科研团队，缺乏一定的创新精神和特色研究。一流的学科建设离不开一流的教师队伍的建设，没有好的团队，没有团队合作精神，学科内部人财物分散，缺乏沟通和交流，严重阻碍了学科建设的发展。学科缺乏专业的带头人，没有学科梯队核心和灵魂，在学术上起不到带头和指导作用。2．科研时间难以保障。外语涵盖面非常广，要求掌握丰富的语言文化，以及语言国家的历史、地理、宗教和风土人情，并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语言听、说、读、写水平，才能成为一个优秀教师，才能在教学上得心应手。但大多数学校日常教学工作繁重的，占用了教师较大的时间和精力，在这种超负荷工作状态下，外语教师能投入到科研上的时间和精力非常有限，不能够在科研上进行深度的研究，专业发展和学术提升之间的矛盾阻碍了教师学术水平的发展。3．教学与科研方向不一致。扩招带来了外语教师的需求增加，但大学对外语教师学历要求都在硕士以上，教育类学院培养的教师是有限的，这样造成大多数外语教师出自非教育学院，多以学语言应用为主，从事的教学工作与自己的学习专业不一致。由于缺乏系统的教育学方面的理论，对语言研究的方法和工具不熟悉，再加上教学与科研的方向问题，限制了专业研究的发展。4．科研环境欠佳。外语教师作为特殊的群体，女教师的比例大约80%，加上社会分工的不同，由于家务多而分散了精力，在整个学校都属于重教学轻科研的大环境下，缺少学科带头人，整体科研意识淡薄。科研是教师由教 好多教师只是为了评职称才做科研，否则就不做科研，科研经验和方法的欠缺及科研成果少影响了教师群体的专业发展和科研水平。
五、外语教师学术能力构建策略
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里明确提出“要紧紧抓住教师队伍‘主力军’、课程建设‘主战场’、课堂教学‘主渠道’……，形成协同效应，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和“要加强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建设，建立健全优质资源共享机制”。基于以上种种制约因素，河南高校外语教师在外语学科创新发展方面应该构建自己的学术能力。(一)立德树人。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作为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仅仅承担“传道、受业、解惑”的角色，仅仅完成语言教学目标这是远远不够的。提出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高校教师要更好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因此，我们还要关注学生学习策略的培养，关注学生正确价值观、人生观的引领工作。作为高校外语教师，要采纳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把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融于教学目标，并且贯彻于整个教学过程，尤其是在教学目标的制定和中西文化教学和活动实施过程中，充分利用新媒体和信息技术，吸收大量的案例，丰富“课程思政”的教学资源和教学活动，寓教于乐，增强时代感、吸引力、思想性和学生的参与性，注重在潜移默化中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二)加强教师科研创新观念的培养。在大数据和新信息技术的大背景下，在混合式教学风靡全球的大背景下，高校科研创新不仅体现在管理机制、机构或组织，更加体现在创新的主体———教师方面。作为高校教师，外语教师个人首先应该界定自己的身份认同，明确自己的教学身份和科研身份，明确自己的研究方向，具有创新的科研意识和科研精神。教师要发挥自主能动性，具备一定的创新意识，掌握创新的思维和方法，善于运用科学的方法，善于运用大数据和新技术，善于结合语料库和各种云平台，结合地方经济和特色研究，结合目前“以评促学”“混合教学”“素养”“大数据”等研究热点为契机，明确个人科研研究的方向。陈麦池和戴俊霞(2012)提出教师培养科研创新能力需要掌握创新的思想和方法，切实重视实践性环节，从而持续提升自身科研创新能力［7］。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思政和思辨能力的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和“行动”能力，及时地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及时有效的收集和分析数据，并且结合发现的问题，做出与教学研究相关的“选择”，采取相应的“行动”，构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职业发展道路，有效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三)加强平台建设，推进教师学术能力发展。学科创新能力的发展离不开环境和氛围的支持，学校要通过创造学习氛围及建立平台推动教师学习。首先高等院校应加强外语学科资源库建设，推进智库建设；其次外语院系应该科学制订外语学科发展规划、建立学科梯队培育体系、加快外语类线上线下教师培训平台建设等。亓明俊，王雪梅(2017)建议从学习共同体的视角构建专业认同的模型［8］，教师个体可通过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培训、学习共同体、学习社区和Mooc学习，参加中国高校外语学科发展联盟［9］等形式或者参加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高校与高校之间、高校与基础教育之间、高校与企业或者科学研究机构之间展开行动研究等方式，促进教师学术能力的发展。与此同时，高等院校应该进一步加强教师管理，健全激励机制。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把课程思政建设成效作为“双一流”建设监测与成效评价、学科评估、本科教学评估、一流专业和一流课程建设、专业认证、“双高计划”评价、高校或院系教学绩效考核等的重要内容。从资源库平台建设、培训平台建设和激励机制平台的完善等方面综合推进教师学术能力的发展。(五)加强团队建设。团队是为了共同目标组成的一个群体，团队中的个体具有各自的技能并相互协作。孟亚茹等(2019)等研究跨校外语学术共同体中发现所形成的集合型专家提高了团队的整体科研能力［10］。教师团队的建设不能仅局限于本校教师，应当引进相关领域的专家，并与企业或者其他研究机构和学校联手，形成伙伴关系，通过共同研究以及示范教学的形式，相互学习并改进自己的教学策略，提升教学质量。教育部曾发文要求加强教学团队建设，建立有效的团队合作机制，推动教学内容、方法的改革和研究，促进教学研讨和教学经验的交流。我们要找准研究点，积极组建一支结构合理、富有团队精神的学科梯队，并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的引领作用，加强队员的学术能力培养，以培养专业基础扎实、实践能力较强，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应用型、外向型专门人才为目标，构建“实基础、强能力、多方向”的教学模式。(六)做好外语教育学科属性定位。学科属性是指学科的本质性质和特点，阐述本学科所解决的根本问题。就外语教育而言，我国外语教育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关于外语学科的定位众说纷纭，学界对外语教育的学科属性仍不明晰，对其独立学科地位仍然存疑，我们要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对相关问题深入探讨，准确定位定位外语教育的学科属性。作为高校外语教师应具备一定的学术能力，对外语教育进行深入的研究，学会运用科学、规范的方法和技术，针对外语科研的研究领域(从外国语言与语言学研究、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外语教育与教师教育发展研究到语言和经济相结合的研究、翻译相关研究、跨学科研究和特色研究等)中发现并提出的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或者结合地方经济发展和学科发展进行特色研究。只有合理地、科学地定位了学科归属，才能把语言教育研究纳入正常的学术研究范畴，外语教师才可能更加理直气壮地加大教学投入，积极从事与外语教育相关的研究，才能够加强结构调整而实现自我革新，在语言教育的宏大舞台上找到自己的研究领域，使外语教育为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服务。
六、结束语
总结河南高校外语教师近三年在外语类专业期刊上情况，及时掌握探索河南高校外语教师科研现状、实践效果及发展趋势，不但可以为外语领域研究提供参考，也可为外语学科的特色建设提供参考。外语学科的创新发展与科学的研究方法关系密切，在争创“一流学科”“重点学科”“特色学科”的同时，如何正确地引领高校外语教师在本领域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提升河南高校外语学科内涵发展的有效途径———学术能力素养的提高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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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三同志1896年10月10日生于湖南省湘乡县萧家冲。少年时代，他曾和同志在湘乡县东山小学同学，之后一起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求学。他和、蔡和森等同志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并为同志主办的《湘江评论》撰稿。此后，他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与赵世炎等同志一同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期间，他参加了以“实行社会革命，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工学世界社”的组织工作，加入了赵世炎、等同志组织的“少年共产党”（即“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他经胡志明同志介绍和王若飞等五位同志加入法国共产党，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协助陈乔年、邓小平等同志出版刊物《少年》1923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1月与任弼时等同志代表中共莫斯科支部参加了列宁的葬礼及护灵活动。同年夏回国。曾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中共张家口地委书记、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书记等职。1927年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筹备、组织工作，同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解放后，先后出席了第一、二、五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萧三同志对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斗争以及文化交流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在1928年，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任教期间，就开始从事文学活动。1930年他作为中国左翼作家常驻代表，出席了在苏联哈尔科夫举行的国际革命作家会议，并主编该会刊物《世界革命文学》的中文版。1934年他出席了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见了高尔基，并代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了大会发言。经我党组织批准他参加过苏联共产党，担任过两届苏联作家协会党委委员。在苏期间，他与鲁迅保持着密切的通讯联系，并通过文艺作品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及其领袖人物，写了、等同志的传略，写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一些小说、报告文学等作品，被译为俄、保、英、德、法、西、日、捷等多种文字，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萧三同志的作品，充满高度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歌颂党和党的领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映了国内外人民的革命斗争。他坚持文艺的革命性、战斗性和群众性，力求使文艺和革命血肉一体。他的《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一直在我国人民中广泛流传，同时也受到国外读者的重视和欢迎。由他主编《革命烈士诗抄》及其续集，成为进行革命传统、革命理想和革命情操教育的宝贵教材。他坚持诗歌民族化与大众化的方向，努力探索革命文艺的道路，积极宣传、实践文艺思想，为中国新文学和新诗歌的成长、繁荣，付出了毕生的辛勤劳动。他的主要诗集有：《和平之歌》、《友谊之路》、《萧三诗选》、《伏枥集》，俄文诗集《湘笛集》、《我们的命运是这样的》、《埃弥？萧诗集》、《萧三诗选》等。萧三同志是著名的文学翻译家，是� 为了密切配合革命斗争的需要，他翻译了剧本《马门教授》、《新木马计》、《光荣》和影响广泛的剧本《前线》以及《列宁论文化与艺术》等名著。
萧三同志对我国文学运动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长期担任文艺界各种领导职务，做了大量的工作。1939年春回延安后，任鲁迅艺术学院编译部主任、陕甘宁边区和延安文协常委，文化俱乐部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委员，并主编《大众文艺》、《中国导报》和《新诗歌》等杂志。1946年任华北文协主任。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书记、顾问、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和国际笔会中心副会长等职，为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萧三同志又是一位著名的国际文化活动家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战士。他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局长、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中苏友好协会副总干事、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理事及书记处中国书记，并常驻书记处工作两年。作为一位著名的文化战士和中国人民的和平使者，常年奔走于世界各地，出席历届保卫世界和平会议，访问过许多国家，两次出席亚非作家会议。参加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为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萧三同志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时刻以普通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尊重组织，关心群众。1962年他把自己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全部编辑费上缴。1981年又把《萧三诗选》的全部稿费捐赠给四川灾区人民。
在十年内乱中，萧三同志受到、、康生一伙的诬陷和迫害，被非法关押七年多，他和“”及其爪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无情地揭露和谴责了“”和康生的阴谋活动。恢复自由以后，他虽然已是八十高龄，体弱多病，但始终以老骥伏枥的精神顽强工作，还尽力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晚年，他写了大量的革命回忆录和诗歌。他在辛勤劳动和与疾病顽强斗争中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历程。病危期间，他还认真学习党的十二大文件，表示完全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路线方针、十二大的决议，他念念不忘未竟的事业。去年12月4日他口授了一封给同志的信，再次表达了这位老革命家对党的无限忠诚。他写道“……我是无限感激也无限惭愧：我要为党做的事都没有做完。我的诗文集，特别是延安以来的日记还没有头绪，命在旦夕时，我不曾想到死。开始清醒时，我想到的第一件事，也是这批资料，我一定要把它贡献给党，决不能‘带走’。我为此同疾病奋战，坚持自己的誓言：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趁我还有余力，还有记忆，请求再帮助我一次：组成几个人的班子，加速完成上述资料整理工作，一旦此事告终，我死也瞑目。”
1.数学课程标准的形成过程
加拿大各省的数学课程标准由各省教育部组织的课程专家和课程咨询人员以及数学教师密切合作而形成。近年来，各省还倾向于在编写人员中增加进“所有有切身利益的人”，包括父母、大学事务理事、教师联合会人员、大学教师、商人和研究人员。最终由各省教育部以立法形式颁布数学课程标准。
2.数学课程标准的实施和保障
加拿大各省数学课程标准以立法形式颁布后，特别强调对数学课程标准的宣传、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加强校长和教师的培训。其宣传力度是很大的，不仅行政事务官员、教育官员，而且社区人员、每个学生的家长都要知道数学课程标准。因为，他们认为：学生家长如果对数学课程标准不了解的话，家长对孩子的数学学习就起不到积极的作用（在加拿大，家长与孩子一起讨论交流学习，家长与教师进行沟通是很普遍的）。社会各方面都大力支持并给予财力的保障，加强校长和教师培训，使数学课程标准尽快实施。
3.数学课程标准对教材的编写要求
以高中数学为例，加拿大各省都重视学生已有数学知识经验对学习数学新知所起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其各省数学课程标准对教材编写提出明确要求：第一，每一学期的数学教材前言部分，需要提供学生学习本教材数学知识的基础回顾材料，同时提供学生自我检测数学的测试问题（让学生知道自己是否具有学习新知的能力）；第二，教材的每一章要提供学习本章的基础知识材料和测试问题；第三，要求教材的每一章、节配备足够的练习题（涵盖主要知识、问题类型、方法和实际应用），这样学生无须另选参考书。
二、加拿大中小学数学教材的特点
1.注重版块、栏目设计，重视数学素质教育
以高中数学为例，加拿大数学教材的编写以特定的版块和栏目的形式，逐步展开数学素质的教育。在高中数学教材第一册的前言部分，除提供学生学习本教材数学知识的基础回顾材料和自我检测数学的测试问题外，还用了14页的篇幅叙述、介绍数学素质包含的七个内容，即“发现数学（规律）模型的能力”“数学研究的能力”“数学推理、论证的能力”“计算器的使用能力”“计算机的应用能力”“应用数学于公用事业的能力”“熟悉经过很多伟大的数学家们的努力，解决了很多困难数学问题，但是还有很多经过长期努力尚未解决数学问题”。教材从数学素质的七个方面展开每章内容，建立了6个版块（数学建模、概念发展、技术、思维链接、问题解决、数学资料），某些大版块又分成若干个附属的小栏目，共有13个小栏目，从编排功能上又可分为以下几类：（1）导入类（考虑情景和探究）；（2）概念学习类（形象化、举例、讨论概念和概念交流）；（3）技术类（使用图形计算器和数学与技术）；（4）应用类（数学建模和问题解决）；（5）练习类；（6）拓展类（概念链接和数学资料）。对这些栏目，其内容的安排是考究的，不同章节的安排也有区别；但是，“问题解决”是数学课程的核心，每章都有，并且在高三专门做了总结，研究了解决问题的过程。
2.注重与社会、生活和科学的联系，关注学生的长远发展
加拿大中小学数学教材中提供了大量的有关生活、社会和科学的许多数学问题，这些问题必然能引起学生的极大兴趣，使学生在自觉和不自觉中体验到数学与生活、社会和科学之间的联系，当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学生可切实感受到“数学有用”。另外，加拿大的学生在高中毕业后将独立负担生活费用，甚至自立。因此，数学教材在设计上考虑到了教给他们一些生活常识的必要性。例如，学会自己做生活预算，懂得租车与买车的区别，懂得投资，如何经营小卖部等。几乎每一章节，每一个问题的提出都以实际问题为背景：教你如何装修房屋的同时，教你各种长度进制的换算；提出“***与身体健康”问题之后逐步引出等比数列。从此可看出，加拿大的中小学数学教材关注学生的长远发展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切切实实的。
3.重视运用技术学习数学
加拿大中小学数学教材，非常重视计算器、图形计算器、计算机网络的技术支持。计算量大的计算问题要求学生利用计算器熟练进行，可以节省较多时间。图形计算器就是掌上电脑，利用它可以辅助教学（例如，二次函数图像的平移，学生利用图像计算器，由自己观察多个图像，并得出结论）。教材中的数学建模问题，都给出了一个网址，供学生课后上网研究。运用技术学习数学已经是当代学生的一种重要学习方式，有助于学生更直观、更迅速地理解数学，能够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能力。
4.数学教材分层编写
加拿大的数学教材按照学生需求，体现分层编写的特点：一是教材内容的分层。比如，高一的数学教材是一样的，高二、高三的数学教材则分为大学预科和大学准备，教学要求与升学考试要求也体现分层。二是练习题的分层。练习题分为A、B、C三个层次，A练习题为教材中简单技能应用；B练习题需要几个步骤，含有应用题和问题解决；C练习题是更具挑战性的问题，需要先前的知识或为后续学习做准备。教材分层编写，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三、加拿大中小学数学教师具备的条件
加拿大中小学数学教师具备4个方面的条件：较好的数学专业基础；一定的教育理论、方法和实践；一定的课堂管理能力；熟练的教育技术。数学教师的培养直接由大学的教育学院承担，对于选拔出的高中毕业学生（当然要喜欢教师职业）在大学学习3-4年的专业知识后还要学习一年的教育课程获得学士学位，再到管理学院申请教师资格，获得教师资格证后，方可在中小学从事数学教学。大学教育学院根据教育部的教改精神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不断调整、更新教育方案和课程设置。教育学院与教育部、中小学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非常了解中小学的教育需求，因此，培养出的中小学数学教师是合格的。
四、加拿大中小学数学教学的特点
1.注重数学知识方法的归纳和概括
由于加拿大中小学数学教材的每一章、每一节乃至每个知识点和典型问题，都明确要求归纳和概括。因此，在数学课堂上，每位教师非常注重数学知识方法的归纳和概括，这大概是加拿大中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效益高的主要原因吧！
2.注重算理
加拿大从小学数学教学就开始注重算理，比如，为什么规定先乘除后加减？通过举例解释其中的道理。在中学数学教学中更是如此，比如，为何规定0!=1；对于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为何规定a>0且a≠1（当然，对于limx→x0f(x)=A中，x→x0但x≠x0作规定不解释是合理的，因为要解释在x→x0过程中x≠x0是很难的）等，教学中都做了深入的讨论，这样体现了数学教学重过程、讲道理，促进了学生的理解。
3.注重个性化教育
加拿大数学教材与练习题是按照学生的需求分层编写的，教学要求与升学考试也体现了分层。另外，“加拿大要求每一位高中学生各个学期都要制订一个个性化学习计划，其内容包括：第一，自己学习数学新知具备的数学基础情况分析；第二，明确数学课程的期望和教师的期望；第三，自己的期望目标是什么，达到什么水平（加拿大一般有4个学习水平）？第四，达到目标的措施有哪些？具体实施计划的安排？希望教师提供怎样的帮助？”教师针对学生的个性化学习计划，要给出具体的评价，并提出改进意见或建议，督促学生按照学习计划进行学习，并给予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及时的帮助与指导。这充分体现了尊重学生的差异，也反映出全程关注学生数学学习。
4.鼓励学生合作学习
加拿大中学数学教材中有这样一个例子：一家纸品公司把200张纸打成一包，然后把12个包放入一个箱子里进行托运。要求学生与一个伙伴合作做一个这样的箱子。学生在做箱子的过程中，经历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以至于解决问题的全过程，体验了合作的意义，而不仅仅是两人合作做了一个箱子！
5.学生学习负担轻
加拿大在小学四年级之前，学生没有家庭作业、没有测试，四年级之后，随着年龄与年级的增长，课外作业有相应的增多，但作业量不是很大，课外更多的时间用于锻炼身体。中小学生9点上课，保证睡好觉、吃好早点，15点放学。尽管加拿大中小学生在校时间短，课外作业不多，但中小学生学得轻松愉快，学习效益高，备受世界各国的关注。
五、加拿大中小学数学教学评价的特点
加拿大高中数学教学评价在以下几方面做得更好些：一是数学测试试题构成及各水平要求非常明确。试题结构由“知识与理解（40%）”“应用（40%）”“思维（10%）”“交流（10%）”四部分构成。试题要求，以“知识与理解”为例，水平一（50%—59%）“对于教学内容和概念具备初步的知识与理解”，水平二（60%—69%）“对于教学内容和概念具备较多的知识与理解”，水平三（70%—79%）“对于教学内容和概念具备大量的知识与理解”，水平四（80%—100%）“对于教学内容和概念具备系统的知识与充分的理解”。二是阶段学习目标明确。当学生测试的数学成绩达到水平三（70—79分，满分为100分）时，认为学生才具备学习下一阶段新知的能力。三是评价的目的明确。加拿大全程关注学生是其整个教学过程的核心因素，了解研究学生的数学学习情况，优化教师的教学行为，修订和实施课程政策以改进学校课程。这三项工作既有材料记载、分析研究过程，又有具体的改进方案与落实措施，效果明显。
六、启示
加拿大中小学数学教育的特点，至少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1.加强数学课程标准的实施和保障
加拿大各省对数学课程标准的实施和保障工作做得好，使其数学课程标准能尽快落实。相比之下，我国对数学课程标准的实施和保障工作做得不够均匀，城市要明显好于农村，财力好的省市要明显好于贫困省市。笔者所在的甘肃省陇南市，新课程的宣传没有进社区，没能让每一位家长知晓；至今还有一些农村山区教师没有进行过新课程培训，对于新课程实验教材他们依旧“满堂灌”，他们的感受是，新课程教材内容少，一节课用时不多就可讲完。这些迹象表明，我国贫困地区在数学课程标准的实施和保障中宣传不力，财力不支，培训不够，导致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改革推进缓慢。而国家对本次课改是非常重视的，比如，教育部原副部长王湛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强调：“明确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直接肩负起新课程实施工作的领导责任，要做好基础教育新课程的师资培训工作，坚持通识培训与学科培训相结合、参与式培训与讲座相结合，做到‘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另外，贫困地区的数学教师的素质差，也是影响新课改实施的一个重要原因。笔者所在的甘肃省陇南市，小学数学教师的成分十分复杂，多数是来自中等师范学校、卫生学校、煤炭学校、广播电视学校、农业学校、石油学校、畜牧兽医学校等各类学校的毕业生（有些山区小学教师至今还是每月花300元聘请的），这些中专毕业生（当然有一部分已经取得了自考汉语言大专文凭）有多少能胜任小学数学教学？这与加拿大小学数学教师的差别很大。因此，为使我国本次课程改革能顺利推进，必须加强数学课程标准的实施和保障工作，尤其是加强合格教师的培养和在职教师的培训，这是摆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面前的一件大事。美国新数学运动失败的教训之一是：搞这个主义那个主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培训好教师，提高教师的素质。
2.数学教材的编写有待进一步改进
我国的中小学数学教材在编写上有必要参考加拿大中小学数学教材编写的特点，教材应凸显数学素质的教育，应该有固定的模块和栏目，克服教材编写的随意性。人教版初中数学教材“注重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用分层设置内容的方法，使学生个性得到发展。教材的每节内容都设置‘观察与思考’栏目，习题分为复习巩固、综合运用、拓广探索3个层次，供不同能力的学生使用。在每章结束时，安排数学活动和选学内� 这一点做得很好，体现了“人人都能获得良好的数学教育，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的基本理念，但考核要求没有体现分层。教材应配备足够的练习题，使学生无须另选配套练习册或教辅（多数配套练习册或教辅质量都有问题，是损害学生身心健康之物）。教材应适当加强数学知识的系统性，尤其是数学知识的演绎性特征，这对于对数学的知识本质还没有很好体会和理解的中小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教材中要有利用计算机学习数学的内容，要建立学生课外学习数学的专门网址，为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打下坚实的基础。计算思维是人类科学思维活动固有的组成部分，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表现出了三种基本的思维特征：以实验和验证为特征的实证思维（以物理学科为代表）、以推理和演绎为特征的逻辑思维（以数学学科为代表）、以设计和构造为特征的计算思维（以计算机学科为代表）。2011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启动了CE21（theComputingEducationforthe21stCentury)计划，其目的是提高K—14（中小学和大学一、二年级）教师和学生的计算思维能力。我国中小学数学教材的编写要有前瞻性，要体现计算思维，今天的教材是为未来十年、二十年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服务的。计算思维模式将会为国家产生更多的财富，也会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3.改进中小学数学教学，提高教学质量
在我国贫困地区中小学数学教学中，仍然存在着教学质量不高的现象。笔者通过听课、调查、访谈等途径，发现和了解到有两种现象影响着教学质量：现象一是没有经过新课改洗礼的教师，数学教学是穿新鞋走老路，“满堂灌”涛声依旧，教师一味地讲，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现象二是经过新课改洗礼的教师，数学课堂上“探究”过热，课堂上是“一锅粥”，课后还是“一锅粥”。教师没有引导学生进行很好的归纳和总结，导致教学质量不高。为了弥补，1—9年级学生大量使用配套练习册和教辅材料，在课外参加各种辅导班（近两年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对课外办班查得很严，现在，课外辅导班转入地下，出现了教师“家坊式”的辅导班）。这无疑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与本次课改的精神“减轻学生学习负担”相违背。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讲算理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内容。小学数学中的所有规定都是有道理的，只讲算不讲理，其特点是教师讲不费时，且学生学得快，但学生死记的多，理解的就少了，对学生进一步学习数学有害而无益。其实，寓理于算的思想是我国古代数学教学思想的精华之一，我们应传承和发扬之！另外，教师还应要求每一位中学生各个学期都要制订一个数学个性化学习计划，而且教师要对学生的个性化学习计划进行评价与修改，督促学生照此计划进行学习，并全过程关注学生的数学学习。这样做，对数学学困生的出现有预见性，是针对目前我国贫困地区中小学数学学困生有逐渐增多现象的一剂良药。
4.深化评价内容，发挥评价功能
1、饮食的象征意义研究
在饮食文化研究方面，有关饮食的象征性意义以及不同群体对其的解读得到了广泛的讨论。首先，饮食承担着某种物质意义。Cook认为，饮食是“嘈杂的（noisy）”，他引用Stassart和Whatmore的话指出，“一只鸡、一颗洋葱和一磅面粉不会用相同的方式向消费者‘诉说’它们的故事”[10]。其次，饮食承担着社会文化意义。如Jackson等指出，饮食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过程中，其社会文化意义经历着不断的发展和重塑，并认为饮食在商品链中以产品的形式传递了动态发展的社会文化意义。一方面，饮食能够作为社会差别的标志，反映人们的社会身份。例如Cohen和Avieli在阐述人们的饮食习惯和用餐礼仪时，指出对于西方人来说，运用餐具盛放食物和食用食物是一种文化习惯和文明行为。另一方面，饮食被认为是地方的象征，反映了人们关于“我来自哪里”的身份界定，人们对饮食的选择，反映了他们对某个地方或者该地方所承载文化的情感倾向。例如，Collins指出，对于韩国人来说，泡菜是他们身份的象征，米饭是他们最基础的食物，肉则象征着财富。同时，饮食能够作为人们体验其他地方习俗和文化的途径。例如，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越南和其他亚洲国家，餐厅往往会把活鱼活兽养在水缸或者笼子里供顾客选择，这种行为在当地文化中象征着食物品种多样、质量优良和新鲜。而西方的游客却会拒绝食用这些“新鲜的”食物，因为他 因此，人们对饮食的选择取决于他们对这种饮食的象征意义解读，即取决于饮食与人们的沟通，但这种沟通时常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群体中形成某种落差和误解。
2、饮食的文化经济研究
近年来，标志人文地理学发展最显著的特性便是重新强调商品文化，即经济和文化的融合。由于现代饮食产业通过将食品的生产和消费与饮食文化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可以说是一种商品文化的表现形式。国外人文地理学关于饮食的商品文化研究涵盖了整个饮食产业链，从饮食的生产、运输、零售和消费的各个方面探讨饮食所起的社会文化作用和人地关系。关于饮食生产的研究往往将饮食与农业及其相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探讨食品种植和生产的影响因素，及其过程中体现的人地关系。这些研究指出，食品农业受到食品贸易政策和替代食品经济（alternativefoodeconomy）的影响，食品市场的“质量转向（turntoquality）”强调了对全球同质化食物的摒弃，而转向对更加“本土”和“自然”的食物的消费，这一趋势影响了食物的种植和生产。同时，Marsden指出，在获取食物的过程中，人类具有通过社会活动定义自然的力量，将“文化”嵌入农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农业生产活动、农业经济，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道德、环境认同和性别认同等问题的研究中。近年来，地理学者们开始从对饮食生产的关注转为对饮食消费的探讨。一些地理学者指出，空间、地方以及消费行为、消费循环和流通是经济地理学重构的核心。在此背景下，与饮食的零售和消费相关的商品链得到了一定的关注。例如Cook和Crang探索了商品唤起的“双重商品拜物教（doublecommodityfetishism）”地理知识，改变了地理学家对“产品如何、为什么和在哪里生产”的无视状态，这些地理知识意味着消费者的权力在复杂的全球饮食文化的流通过程中显得越来越衰弱。同时，由于地方饮食能够很好地体现城市的地方性� 例如Mak等指出全球化在对地方饮食体系构成了威胁的同时， Cohen和Avieli指出人们在旅游目的地的饮食消� 总之，有关饮食文化经济问题的探讨是现阶段国外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饮食文化研究最为核心和重要的方面。
3、饮食的文化政治研究
在商品文化研究盛行的背景下，有关饮食的文化政治研究主要关注饮食作为一种商品，在商品网络中体现的政治问题。在食品的生产方面，Winter指出，西方的饮食再政治化源自1980年代对共同农业政策（commonagriculturalpolicy）的批判，从而使农业和农村都受到开放和冲突政治的影响。与此同时，对食品远距离运输的抵制、伦理消费和道德经济的出现，使消费者更加希望能够清晰获得食品的一切生产信息。这些道德消费者往往抵制垄断的跨国企业生产的食品，而倾向于购买平等交易的食品和本地生产的有机食品和健康的肉类，并支持本社区的农业活动，人们的这种行为使本国政府和主要的食品零售商接受了较大的挑战。对于研究食品农业的地理学者来说，这些趋势使他们的研究从时间（通过记忆和忘记）、空间（通过连结和分离）、可见性和非可见性的视角探讨食品农业体现的道德经济以及个人和集体责任。而由于环境主义以及社会学科对自然—社会联系的关注，将饮食和自然环境联系在一起探讨其社会作用也是饮食农业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在有关食品销售过程的研究中，Redclift关于口香糖的著作《口香糖：味道的命运（Chewinggum:thefortunesoftaste）》指出，虽然生产口香糖的原材料来自墨西哥，但是它到达美国之后，才被赋予了“出生证明”。同时，在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居住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高地森林的生产口香糖的贫穷人口，其利益的新生产和交易规则的实施受到了巨大的阻力。在整个商品网络中，口香糖反映了权力不平等的地区政治经济对口香糖生产和消费的影响。而另一些学者则探讨人们日常饮食消费活动中的政治因素。Smith和Jehlicka通过对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居民的饮食传记研究，发现饮食是中东欧社会（尤其在社会主义系统崩溃之后）人们感知以及将自己放置于（或感觉自己存在于）戏剧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动荡中的最直观方式，同时指出，该地居民的饮食消� 这些研究关注的焦点集中于饮食业的商品链、商品流或者商品网络中所反映的道德和责任问题，强调了食品所处的商品网络中蕴含的压迫和抗争。
4、饮食与认同的相关研究
关于饮食与认同的研究中，最为突出的是饮食所唤起的地方、种族或民族认同现象。以往研究表明，人们的饮食习惯和口味偏好能够产生和维持他们的种族或民族认同，因为人们往往将美食和某种菜系与某个种族、民族或者国家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决定“吃什么”是维护种族或民族认同和地方认同的核心举措。在有关饮食和认同的研究中，学者们运用饮食探讨种族认同的发展和维持以及女性、漂泊人群（diaspora）、移民、流离失所者、被奴役的人群和贫困人群的文化身份认同，研究的主题往往涉及到非白种人（边缘种族）如何被赋予异域风情的标签或妖魔化，边缘群体的饮食历史如何被忽视、挪用或者被占主导地位的族群边缘化，以及这些被压迫的族群如何抵抗。例如，Ray[36]指出，一些白种人作者将某些食物与非洲侨民相联系，并使之成为黑人身份的表征，这事实上是从白种人的视角重新解读黑人的身份，并给食物贴上了种族的标签；Williams-Forson关注食品的失实描述（misrepresenta-tions）与女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鸡肉在塑造黑人女性身份认同（包括种族认同和性别认同）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人们的饮食生产和消� 例如，一些非裔美国人在食谱写作中，往往会斥责美国白人对黑人食品的负面描述，并寻求根除烹饪种族主义（culinaryracism）的方式。除此之外，学者们还把饮食与移民的怀旧（nostalgic）情怀相连结，移民不仅运用故乡饮食修复在迁入地的孤独感、疏离感和对故乡的怀念，还利用迁入地资源与故乡饮食创造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饮食文化，以克服记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分裂。这些移民所创造的饮食体系，被称为怀旧美食（nostalgicgastronomy），因为它通过迁入地的食物再现了移民迁出地的饮食文化，体现了移民对故乡的地方认同和情感依恋，以及在迁入地形成的乡愁。除此之外，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的饮食行为反映出的并不是对某个具体地方身份的认同，而是一种“世界主义认同（cosmopolitaniden-tity）”。例如，Duruz分析了生活在伦敦和悉尼两个多元民族购物街区附近的两名妇女（一个是英国人，另一个则是拥有英国血统的澳大利亚人）的饮食生活传记，指出这两名妇女的描述是连续却存在差异的，反映了她们对想象的“亚洲”、“欧洲”和“世界”的认同。
二、人文地理学的饮食文化研究趋势
从上述研究内容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全球扩散，关于饮食文化的人文地理研究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对饮食的全球进程及其凸显的新型、动态的人地关系，饮食文化和饮食活动对空间的塑造，以及饮食空间意义的关注。这些研究趋势不仅体现了地理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空间转向”，还凸显了人文地理学对“人”这一主体的进一步关注，强调了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具体来说，人文地理学的饮食文化研究趋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饮食全球化及其带来的影响
受到人口跨地方迁移的影响，饮食开始跨越地理边界移动，使得饮食的全球化现象越来越普遍。随着这一现象的普遍化，文化帝国主义和麦当劳化带来的“全球味道（globalpalate）”和“全球菜系（globalcuisine）”，即饮食同质化现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也因此显著地影响了地方的饮食形象和认同（一个地方饮食景观的总体形象），并剥夺了游客和本地居民的地方感，成为了切断食品与地方之间的纽带，或“地方味道（tasteofplace）”[50]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全球化也被认为是饮食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文化全球化带来饮食文化霸权和麦当劳化的同时，世界文化理论（worldculturetheory）和“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理论则提供了一个“双向”的视角，强调了全球和地方的交缠生产并再生产了地方的社会文化空间和人们的文化认同。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的表征是“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现象，使文化、身份认同和特定地方之间的联系显得越来越弱，文化的全球互连则越来越普遍，其通过说明文化认同不再拘泥于民族国家以及将地� 一方面，对跨国主义的关注为饮食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使学者们开始考虑跨国移民在生活中如何购买、准备和消费饮食，认为人们对熟悉的饮食产品的消费，让跨国移民们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世界重新生产为理想的、反映自己民族的家园。另一方面，跨国主义的框架能够用于解释人们动态变化的饮食行为和体验。跨国主义将文化和经济结合在一起，很好地描述了移民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行为及其对饮食的社会文化解读。同时，饮食产品的意义在跨国流通过程中是动态变化的。总之，对于全球化和跨国主义背景下的饮食文化研究往往着眼于饮食的差异性意义解读、商品文化和人们的复杂认同，凸显出饮食在全球流通过程中的意义变化以及对人们认同的塑造作用。
2、关注饮食的意义以及人、饮食、物质环境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探讨
大卫•哈维在课堂上提到，“我常问那些地理系新生，他们刚才那顿饭是在哪儿吃的。回忆制作这顿饭的所有原料可以揭示它对各个社会关系和生产条件的依赖”。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饮食是我们生活世界的隐喻，有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人们在吃的过程中往往会通过各种感官对食物及其包含的文化意义进行感知，并或多或少地与他人发生社会联系，也就是说，吃是一个生理的和社会的过程，该过程使饮食具有物质的和社会的双重意义，是一种包含了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文化现象。同时，饮食可以被理解为文化沟通系统的一个标志，并可以丰富饮食和饮食文化生产的“象征性”方面。在近期的饮食地理研究中，人们饮食行为的社会和文化意义被广泛探讨。例如，PeterJackson运用社会和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探讨了饮食的文化意义。首先， 而后，Jackson在他的著作《变化的家庭，变化的食物（ChangingFamilies,ChangingFood）》中将饮食研究延伸至家庭中，探讨饮食与家庭结构和人们家庭生活的关系，指出人们日常的饮食行为变得更复杂，并且人们更加关注饮食过程中体现的社会不平等，而不仅仅是为生活健康的问题。
3、从探讨饮食和饮食文化本身的地理学研究，转向对饮食空间问题的探讨
新文化地理学强调文化的空间性，并将文化视为空间过程的媒介，指出文化应该被理解成一种媒介，人们通过这种媒介把物质世界的平凡现象转变成由这些现象赋予意义和价值的世界。在现实中，空间的隐喻（metaphor）就是文化。人们之所以能够从某种事物的空间形式中感受到某种文化力量，正是因为人们理解了这种空间形式所代表的文化意义。这一趋势反映在饮食文化研究上，便是人文地理学开始对饮食空间研究进行关注。在国外饮食研究中，餐厅、食物市场、超市、厨房等公共或私人的饮食空间都是其常用的研究对象，其中的空间实践和人们的地方情感和身份塑造问题更是被广泛探讨的话题。
三、研究展望
段义孚说“也许世界上再没有其他文明如中华文明一般重视烹饪的艺术和饮食所带来的愉悦感”，中国文化是“饮食中心文化”。然而，我国与饮食相关的地理学研究却相对比较缺乏，仅有的研究主要着眼于饮食文化的区域分化及其形成原因、饮食景观、饮食消� 因此，本文在回顾国外饮食文化研究内容和趋势的基础上，对国内饮食文化研究提出以下展望：
1、从“时间—空间”的角度关注饮食体系所表征的人地关系问题
从时间—空间的维度来说，关于饮食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同样的食物对于不同的群体蕴含着不同的意义；二是，人们在不同的时间对饮食意义的解读会产生差异。但是，国内相关研究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尚浅，因此，需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相互交缠的维度探讨国内不同尺度地方的饮食体系所反映的社会文化问题，以及动态、差异的人地关系。
2、关注饮食所反映的跨地方问题
对于我国来说，最为显著的社会背景是人口跨越较小规模地方边界的迁移，例如省际迁移和城际迁移，以及人口从乡村流向城市。这些流动的群体如何用饮食来表征自己割裂的地方认同和身份认同，又是怎样用饮食来适应新的生活？同时，人口的跨地方迁移或多或少地使迁入地的社会空间产生改变，形成新的饮食空间。这些空间如何被社会生产，如何在城市中聚集，是否形成动态的社会边界，又是否成为人们跨文化认同和文化冲突的焦点？为响应国际饮食地理研究的发展趋势，凸显中国特色饮食地理研究，并对我国城市中的跨地方问题作出更好的解释，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有必要成为国内饮食文化研究关注的话题。
3、对饮食相关的文化政治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关注
针对一些科研人员把肺炎暴发的研究论文首发在国际期刊上，2020年1月30日，科技部了《科技部办公厅关于加强病毒肺炎科技攻关项目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要求科技人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中”。科技人员倾向于把论文（本文特指科技类，下同）首发在国际期刊上已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根据中国科技部的《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7）》（中国科学技术协会2018）对世界上14个论文产出大国SCI（《科学引文索引》）期刊论文的流入和流出情况，可以发现除了荷兰、英国、美国这3个国家属于论文流入国家外，其余11个国家的论文都在向外流失，而中国是论文流失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统计发现，中国至少有88%的SCI文章流向国外期刊，不仅数量而且质量也是远远高于国内SCI期刊。中国作者在国内SCI期刊所发论文的影响力仅为5.63，远远低于中国作者全部（国内国外）SCI文章的影响力（9.27）。为什么中国科技人员和高校教师热衷于把论文首先发表在国际期刊上呢？这里有许多原因，如国内人情稿的痼疾、重洋轻中的奖励机制等。国内各级科研机构对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的绩效、职称、资助、奖励等的考核评定，包括院士等荣誉授予主要看SCI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及其数量，对国内期刊即使是优秀期刊的认可度也不高。这种机制已造成至少两个方面的副作用。其一，一些科研人员急功近利，不择手段，造成最近几年中国科技论文造假泛滥。如SpringerNature集中撤销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于2012～2016年发表的中国学者的107篇论文，原因是各种造假。a中国学者最近5年国际期刊论文撤稿量为1437篇，于2017年达到高峰（400篇）；2018年112篇已被撤稿。其中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论文撤稿达273篇（占19%），基本上每5篇撤稿就有1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根据艾普蕾全球撤稿数据库，截至2018年5月31日，全球共有15059篇撤稿，中国学者的论文6879篇（占45.68%），几乎是全球每两篇撤稿中就有一篇涉及中国学者。一些科学家（如贺建奎）甚至铤而走险、违背科学伦理，在实验室非法造出基因编辑婴儿，把抢先在国际著名期刊看得高于一切，高于伦理、道德和人的生命。其二，追求国际期刊发表，造成科研经费的大量流失。李警锐、韩莎莎（2018）和江晓原（2017）都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发现中国学者在国外刊物发表文章的版面费，粗略估计每年达到数十亿元人民币。刘彩娥（2018）则利用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年度报告数据（2006～2016年），以2016年为样本，通过用WebofScience统计SCI期刊在2016年刊发的中国学者英文论文共321266篇为依据，测算出这些论文所耗用的科研经费大约为295.56亿元人民币。由于这些论文是用英语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因此国内同行科技人员要阅读这些文献，又不得不花费巨额资金购买国外文献数据库的使用权或订购国外刊物。根据刘彩娥（2018）估算，全国“211”高校每年购买国外文献数据库的使用权需花费十几亿元人民币，而这笔费用仅仅是购买一年的使用权。如何改变这种“SCI至上”和重洋轻中的情况？2020年2月18日教育部和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意见》，要求“抵制以发表SCI论文数量、高影响因子论文、高被引论文为根本目标的异化现象实行代表作评价”，规定今后“不再要求填报SCI论文相关指标”“取消直接依据SCI论文相关指标对个人和院系的奖励”等。李宇明等（2020）在《光明日报》发文响应科技部的号召，提出要“改变科研成果评价体系，提倡中文首发制，中国人包括世界华人最好最新的科研成果应先用中文发表，然后再用英文等外语发表或者中外文同时发表”。科技部的文件非常及时，李宇明等的建议也非常积极。但是应当看到，大多数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并不会因一纸文件而降低他们在国际期刊尤其是SCI期刊的热情，文件和倡议并没有解决这一日益突出的矛盾：随着国家对基础研究加大力量投入，国内期刊的现状日益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急需发表科研成果的要求。我们不能只堵不疏，而是要有积极对策，研究如何吸引他们把科研论文首发在祖国大地上。为此本文从3个方面探讨：（1）科研论文的发表机制；（2）科研论文的首发语言；（3）如何把科研论文吸引到国内期刊发表。
二、国内、国际期刊的审稿和发表机制
中国科技人员和高校教师倾向于把在国际期刊，除了奖励机制或国内刊物人情稿等因素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际期刊审稿和发表的效率。如中国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a介绍，他们于2020年1月24日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NewEnglishJournalofMedicine）发表的《2019年中国肺炎患者的病毒》（AnovelcoronavirusfrompatientswithPneumoniainChina,2019）（Zhu2020）一文，是基于该研究小组2019年12月30日从武汉金银潭医院采集的样本完成的。他们采集了3位患者的肺泡灌洗液，进行RNA提取核酸，最后分离出的一种毒株，被命名为2019-nCoV。接着他们马不停蹄，写成论文，投稿给《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后者收到后，经过同行匿名评审（一般是3个同行专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正式刊出。从投稿到送审到发表，其速度难以想象。疾控中心的另一篇文章发表速度更快。这篇2020年1月29日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题为《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Lietal.2020）的论文，是根据截至2020年1月23日上报的425例确诊病例（包括15名医务人员）所做的回顾性分析。《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总编辑、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免疫与感染性疾病系主任埃里克•鲁宾（EricRubin）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篇论文从提交，到数据核实、编辑发表，整个过程仅仅用了48个小时。b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TheLancet）同样如此。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胡子祺（Wuetal.2020）关于预测2019病毒在国内和国际传播的论文是2020年1月31日于《柳叶刀》在线发表（publishedonline）的，而该文在方法部分介绍，作者采用的是从2019年12月31日到2020年1月28日收集到的样本。最新数据是1月28日，刊出时间是1月31日，也只用了3天。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Nature）也是如此。根据澎湃新闻c，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于2020年1月20日向《自然》提交的一篇关于病毒的论文《可能由蝙蝠起源的病毒肺炎疫情》（Apneumoniaoutbreakassociatedwithanewcoronavirusofprobablebatorigin），确认“大多数早期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接触史，但现在该病已发展为人传人”。1月29日论文被《自然》接收录用，2月3日在线发表。从录用到发表也只有6天时间。由此可见，国际期刊往往有着非常灵活的发表机制。2020年第1期《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该刊是国际著名医学期刊，影响因子国际排名第3，为70.67，而中国医学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还不到3.0）根据中国的疫情，在第一时间集中刊登了各国科学家写的5篇关于病毒的文章。影响因子仅次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柳叶刀》（影响因子为59.12）在网上集中刊登了《中国武汉2019病毒肺炎99个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和临床表现：描述性研究》等6篇文章。a《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编（Eric2020）在期刊首页刊登主编寄语，大意是，暴发，盼望世界各国科技人员分享这方面的论文，而且保证可以简化匿名评审和编辑过程，用预印方法先发表。对比之下，中国很少有一本核心或权威期刊有《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柳叶刀》如此处理稿件和的机制和效率。读一下2020年第1期（2月发表）的国内核心期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影响因子1.22），按理说更对口，但没有一篇关于病毒的文章，发的都是老年人睡眠长寿、慢性病健康管理方面的论文。国内绝大多数期刊都是按部就班，准备在最近2～3期刊登的论文是好几个月前就安排定当了，再紧急的情况和再有时效的论文也很难改变刊登次序。可见，不改变国内期刊这种僵硬的审稿和发表机制，是无法把优秀论文吸引到祖国大地上发表的。
三、汉语、英语的首发语言考虑
Ronenetal.（2014）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9～2011年期间组织的、由150个国家翻译的大约220万部著作（涉及1000种语言），以及维基百科和推特（Twitter）社交网进行调查，并根据这些数据构建了世界语言网络结构。他们通过翻译中的源语言和目的语的数量、比例、关系（如原作是先翻译成什么语言，再由这种语言翻译成什么语言，或只有一次翻译，等等），发现知识直接用英语写的最多，传播速度最快，范围最广，也就是说，英语处在世界知识传播网络的中心，用英语写成的作品或翻译成英语的作品才能传播到全世界。其次是西班牙语、法语和德语等。而汉语则处在世界知识网络的最边缘，有趣的是越南语还位于汉语前面。汉语的影响力很小，只和周围同一语系的几个国家有关。因此，国际重要信息和科技成果都用英语发表，这已成惯例。以SCI为例，这个引文数据库是目前国际上三大检索系统中最著名的一个，覆盖生命科学、临床医学、物理、化学、数学、农业、生物、兽医学、工程技术等176个学科的9000多种期刊，尽管这些期刊来自40多个国家，有50多种文字，但用英语写的占到了95%（Hyland2006）。英语作为世界学术交流和知识传播的国际通用语，其作用是汉语目前无法替代的，这个事实在短时期内是无法改变的。也就是说我国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如果仅仅是用汉语来发表和交流，是很难及时传播出去的，是无法让全世界科技工作者的同行了解、分享和引用的，中国的科研影响力在全球就会大大降低。有些学者认为用英语在国际首发会“使国外过早了解到我国科研创新成果”，甚至会“极大地损害了我国的经济利益”“为其他国家获得并分析我国尖端科技的发展动向提供了直接或间接情报，带来严重的科技信息安全隐患”。（刘彩娥2018）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点片面。西方科学家把同样内容的科技论文首发在国际期刊上，他们为什么没有我们这个担忧呢？另外，同一内容用中文首发在国内期刊上是否就没有“科技信息安全隐患”呢？在今天知识数据信息化时代，论文只要公开发表，不管什么语言，都会在第一时间被感兴趣的相关方获取。我 确实涉及科技信息安全隐患的文章，当然不应在国际期刊发表，但也不能在国内期刊公开发表。不涉及安全的科技成果，尤其是对危害公共健康的医学和食品等科研成果必须第一时间分享给世界。据不完全统计，从2020年1月9日到2020年2月3日不到一个月时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柳叶刀》《自然》等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和医学预印平台（medRxiv）、生物预印平台（bioRxiv）（注：预印平台所发表的论文是为了抢时间而大多没有经过匿名评审的）等发表的方面的文章共68篇，涉及中国、日本、美国、英国、荷兰、德国、意大利和印度等国的科学家。有的文章涉及病毒传播模型构建，预测疫情走向；有的描述临床表现，提出判断指标；也有的提出治疗方案和药物使用。这些科学家与时间赛跑、与生命赛跑，考虑的是用最快的速度让全世界分享最新的信息和科研成果，相互合作，共同应对世界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全人类的共同命运高于首发语言的选择，生命至上、与死神赛跑高于知识和技术保密的顾虑。无论从发表机制还是从语言优势，至少从目前看，国际期刊是最佳载体，英语是最合适的语言，这一点我们无法否认。因此，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把科研论文用英语在国际期刊上发表并没有错，我们中国科技人员和语言政策管理者就应该有这样的世界胸怀。我们赞成李宇明等（2020）提出的“中文首发，外文次发或并发的建议，以此保护中文的第一发表权”。但是实现“中文首发”或“中英文并发”在目前的国内期刊审稿和发表的机制下似乎不大可能。在时间就是生命的情况下，我们能否按部就班地等待一个漫长的审稿过程和安排发表的过程？国内和国际期刊是否有容许论文用汉语和英语同时在国内和国际期刊上发表的机制？这些问题不解决，这样的倡议是无法落地的。
四、改进科研论文国内发表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