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以下是可爱的编辑帮大家整理的民俗学论文范例【优秀6篇】，仅供借鉴，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随着21世纪的来临，许多人文学科面临着新的挑战，“反思”成为许多学科的重要话题。
民俗学作为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适时地总结自己的不足，根据学术发展的规律及时调整本学科发展的战略，也属于民俗学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因此，本文就民俗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民俗学界的同仁。
一、中国民俗学的历史回顾
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被引入中国，肇始于1918年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歌谣征集活动。10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从此揭开了中国民俗学的序幕。此后，1922年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本办的《歌谣周刊》，在其创刊词中更明确提出了民俗学的学术目的：“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也不以不各尽一分的力；至少去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歌谣》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11月。）历来为精英们所不屑一顾的民间俚俗歌谣，如今竟然刊登在堂堂国家最高学府的报纸上，并进入了学生的课堂，这在当时被看作是石破天惊的事情。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0年代末，除北方的北京大学外，广州的中山大学又成为民俗学发展的另一个中心，1928年成立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并创办《民俗周刊》，出版了一批民俗学调查与研究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山大学时期出版的著作中，以顾颉刚的《妙峰山》影响最大。妙峰山调查是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1925年组织的一次考察活动，当时的调查文章在《京报·副刊》上以“妙峰山进香专号”的形式分六期刊出，1927年顾颉刚把这些文章汇集成册，作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的一种出版。妙峰山调查在学界影响颇大，何思敬在读到“妙峰山进香专号”后，曾指出：在当时社会的知识分子中存在一种对于民众生活知识缺乏和态度冷漠的“暮气”，妙峰山调查是对民间文化、民间宗教“科学的调查是第一次，并且这第一次的调查已经得到很好的成绩”；并称赞说：“妙峰山专号就是打破这种暮气的一个霹雳。”（《民俗》第四册，上海书店影印本第一册，1983年12月。）
北京大学的民俗学活动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战爆发，中山大学的民俗学活动持续到40年代初期。其间，20年代末到30年代后期的杭州、抗战时期的西南、三四十年代的陕北等，都有一些属于民俗学方面的活动，并出版有民俗调查和学术研究的成果。
从1918年到1949年的30余年间，民俗学在中国的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这种基础对于一个新兴的学科来讲，还是相当不牢固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没有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占有稳固的位置，如建立系科、培养学生等；其次，它没有以此为生的学者，民俗学在中国最早的提倡者大多数都没有成为民俗学家，或者本来就是把民俗学作为自己专业的副产品。如顾颉刚提倡民俗学最为用力，但终其一生始终是一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时期的民俗学会会长容肇祖后来也是以哲学、历史而享誉学界的；至于北大时期的周作人、刘半农，中山大学时期的杨成志等，也都不是以民俗学而立足于学界，后来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钟敬文，在30代也是以散文而闻名于国内的，但他与其他学者不同，当时他已经立志要以民俗学为自己的学术目标。因此；我们认为，本世纪上半叶，民俗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开始进入中国，并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独立的学科，民俗学在当时的中国还远没有成熟起来，以后要走的路程还很长很长。
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本来就没有显赫过的民俗学更加寂寞。在这期间，由于社会的、政治的原因，民俗学中的民间文学受到特别重视，得到了突出的发展。民俗学研究的部分内容也在其他领域得到了应用，如在五六十年代的民族普查与民族识别工作中，对于调查者而言，民俗学成为必不可少的知识，而民族的风俗习惯也成为识别区分不同民族的重要标志。
1979年至今，民俗学从呼吁恢复到学科地位的最终确立，又走过了20年的历程。如今的中国学界，民俗学已经登堂入室，被确立为社会科学大家庭里面的一门独立学科，民俗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步入正规，民俗学的学术组织纷纷建立，民俗学的学术著作不断面世，全国各地建起了许多规模不等的民俗博物馆，民俗、民俗学、民俗文物这些过去不被人们所重视的名词．现在也已经广为人们所熟知。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黄金时期。
二、中国民俗学的现状及其学科危机
中国民俗学经历了近20年的恢复和发展，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开端。但是，居安思危，当前的中国民俗学仍然潜存着一些不可忽视的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俗学对于学科名称的争议，不利于民俗学在当前学术界的顺利发展。
民俗学虽然已在中国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们是，对于将本学科定为何名仍然是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现有的论点中就有“民间文化学”、“民俗文化学”、“民俗学”等几种不同的观点。主张用“民间文化学”为学科名称的学者认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现在已经扩展到整个民间文化领域，原有的民俗的概念已经不能涵括现在的研究内容。因此，要用“民间文化学”来取代“民俗学”。若依此说，同样以民间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类学似乎也应改名。“民俗文化学”的出现是近年来流行的把一般性概念套用“文化”一词的结果，持此说者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定为民俗文化，认为“民俗文化”一词的内涵已经超出了原来“民俗”一词的范围。至于用“风俗学”替代民俗学，这已经不是什么新论，早在30年代就有学者坚持这种主张，但并没有在学术界流传开来。类似的名词概念的争论还有，如“物质民俗”、“阶级性”、“阶层性”等等。
对于民俗学的学科基本概念展开争论，确实有助于学术的发展，也可以进一步促进学科的规范化。现在国外民俗学界也有关于民俗学改名的争论（李扬、王钰纯：《Folklore名辩》《民俗研究》1999年第3期。），其起因主要是民俗学不光彩的历史和民俗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应问题。但是，这种对于民俗学名称的争论，在当前的中国却会对学科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民俗学是近几年才被国家承认为独立学科的，国家确认的学科名称就是民俗学。现在连自己的学科名称都需要重新讨论，这很容易被那些对民俗学怀有不良用心的人所利用，用以作为打击稚嫩的民俗学的借口。笔者认为，对于民俗学这个学科到底使用什么名称是可以争论的，但从大局出发，在现阶段应该努力维护“民俗学”这一已经被本学科和学术界普遍接受了的学科名称，以利于学科的连续发展。
2、民俗学核心概念——“民俗”一词内涵的扩展，与学科外延的无限膨胀，会给现阶段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当前民俗学受到重视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许多人文学科的学者开始关注民俗学，甚至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展到民俗学的领域中来。说明了民俗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已被广泛认识，固然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是，还有种倾向却不利于学科的发展，甚至会对现阶段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带来负面影响。这就是，民俗学的核心概念——“民俗”的内涵在被人为的扩大，致使人们误认为什么都是民俗，民俗无所不包，同时，民俗学学科的外延也在膨胀，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分支学科。
民俗作为一种生活文化，它的范围确实比较广泛，民俗事家与其他许多学科领域、具体行业都会发生联系，如饮食民俗之与烹饪、食品业，居住民俗之与建筑学、勘舆学，服饰民俗之与服装行业，交通民俗之与交通、旅馆、道路管理等。尽管如此，当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出现交叉的时候，民俗学是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现在有些学者的做法却是将某一类民俗事象与其他领域硬性结合，便创造出一种所谓的民俗学的新的分文学科，而这种分支学科的学术框架往往又没有什么创新，几乎是完全套用现有的民俗学理论框架，其基本模式是在民俗学理论框架中填充一些某类民俗事象的例子。民俗学的分支学科应该有，而且分支学科的出现也标志着民俗学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不过．现在出现的民俗学的分支学科，存在的一个最普遍的问题就是失去了作为民俗学的学科特性，即没有体现出是民俗学的分支学科。我们读一些分支学科的著作，总会把这个分支学科和与它相临的学科（如饮食民俗学之与烹任、食品，民俗语言学之与社会语言学等）混淆起来，或者，读分支学科的著作与普通的民俗学概论类的著作区分不开。与此类似，关于民俗概念内涵的无限制扩大问题同样应该引起民俗学界的重视。民俗的内容涉及面非常广，但民俗学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并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主要研究属于民俗观念性的现象。早在民俗学的初创时期，曾担任过英国民俗学会会长的博尔尼女士（CharLotteSophiaBurne过去多译为“班尼”）有段非常著名论述：“民俗包括作为民俗精神秉赋（theMentalequip）的组成部分的一切事物，而有别于他们的工艺技术，引起民俗学家注意的，不是耕犁的形式，而是耕田者推犁入土时所举行的仪式；不是渔网和渔叉的构造，而是渔夫入海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或房屋的建筑术，而是施工时的祭祖以及建筑物使用者的社会生活。”（[英]查·索·博尼尔著，程德祺泽：《房俗学手册》，第一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同样是一件民俗物品，作为手工艺人会从制作技艺、用料、实用价值等方面去考虑问题，文物工作者会考虑它的文物价值，而民俗学者需要研究的是通过这件物品所反映的民俗活动（仪式）和民俗观念。尽管我们现在也非常重视物品在民俗研究中的作用，甚至出现了“物质民俗”、“民俗文物”等名词。但我们绝不能就物论物，必须看到物品后面的民俗意义。民俗物品的研究如此，其他方面的民俗学研究也是这样。这个看法可能会被许多人认为太保守，笔者觉得即使保守一些，也比失去了自己固有的研究领域，最终成为一门没有确切研究对象的学问要强得多。
3、民俗学从业人员学术素养的欠缺已经成为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前面已经说过，在民俗学发展的前30年中，真止以民俗学为自己专业的学者几乎没有，多数学者是在民俗学的行当里“客串”。对于这类学者来说．民俗学只是他们所研究专业知识的补充，并非是必须具备的知识。近20年来，出现了部分民俗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对于这些专业研究人员而言，从事民俗学的调查与研究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学术素养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我们现在民俗学的专业研究人员，大多数是文学（主要是民间文学）出身，这与近50年民间文学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有关。1979年以后，在中国有了恢复重建一些以前被取消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可能性时，当时就是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最早认识到民俗学的重要性，而倡议恢复建立民俗学的。因此可以说，民间文学学者对于民俗学学科的提倡与重建功不可没，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民俗学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归属方面依附于民间文学（或者是文学）。
如果说，在学科恢复的初期，这种主要由文学出身的学者组成的民俗学的队伍，基本上还能够适应学科初创阶段的需要的话，那么，随着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从业者知识结构的欠缺而对学养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的问题就越来越突出，如今这种不利影响已经不只是学者本人的问题．还影响到了对下一代学术接班人的培养。这突出地表现在民俗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上面。过去，民俗学不属于独立学科，我们只能借鸡下蛋，利用文学的硕士、博士点培养民俗学的高级人才，由于是文学的学位，所学的课程自然以文学为主，只是在专业课程的设置上略有侧重。如今，民俗学已经成为独立学科，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可是，我们面临的难题是，有许多民俗学专业的学生必修的课程（如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原始社会史等），指导教师本身就十分缺乏，致使教师必须与学生一起进行补课。
作为一个民俗学者，除了牢固掌握本学科的知识以外，还要对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并且能够熟练运用田野作业和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只有这样，民俗学的整体学术水平才会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民俗学才能够在社会科学之林中扎好根、发好芽。
4、民俗学爱好者众多，但专业研究人员不足；民俗学群众性学术组织虽多，但专业研究机构不健全；社会上民俗活动不少．呈现出的却是一种虚假的学术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民俗学潜在的诸多问题。
现在，全国有省市级的民俗学会近3O个，地县级的民俗学会则更多，尽管相当一部分学会有名无实，根本不搞学术活动，但每年全国各地组织的民俗学的会议也在十几次。而且近几年地方性学会动辄组织全国性、甚至国际性学术会议，声势浩大，规模不小，确实也在社会上为民俗学制造了一定的影响。除了学术组织举办的民俗学的活动以外．一些政府部门，其他的社会团体也利用民俗或者打着民俗的旗号举办一些活动。诸如此类，都造成了在社会上民俗学似乎十分繁荣、十分走俏的现象。
但从学科发展和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对上面所说的这类民俗活动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许多学术组织召开的学术会议，参加人员虽然不少，论文数量也很可观，但学术水平不高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造成学术水平不高的原因固然与我们学科尚处于初创恢复阶段有关，更重要的还是由于民俗学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不高，学术水平较差。我国民俗学的队伍中，大约80％以上是在基层从事群众文化或者地方史志工作的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在政府部门的业务人员或管理人员，他们涉足民俗学的原因，是由于所从事的工作与民俗相关；在大学或科研单位中进行民俗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在整个队伍中所占的比例大约不足10％。基层的研究人员受条件所限，主要是进行一些地域民俗的调查和研究丁作；政府部门的民俗学研究者，主要是利用民俗学的现有成果为时政服务；因此，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任务主要是由在大学和科研部门从事民俗学专业研究的人员来完成。而这部分专业人员的状况又是如何呢？民俗学在多数大学里，过去都依附在文学等其他学科之中，缺少起码的资料、教学、办公条件等各方面的积累，起步就处于劣势；而且，现在多数大学里的民俗学的教学或行政，仍然没有摆脱受制于其他学科的状况，没有取得与其他学科同等的地位。至于民俗学在科研机构中的处境更是不容乐观。至今在国家科研机构中（如社会科学院）尚没有民俗学的位置，科研机构中研究民俗学的学者一般分布在文学、社会学、民族学等机构里，大多是以其他专业为主，兼营民俗学。这些，都是不利于民俗学学科发展的因素。
至于地方政府或其他社会团体组织的一些民俗活动，其动机就不是为了发展民俗学，而是利用民俗，以民俗为媒介企望能够创造经济效益。近些年各地搞的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许多活动，其中的“文化”的内容，主要指的就是民俗的内容。实事求是地讲，这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民俗学应用研究的活跃；同时，通过这类活动民俗学的学术研究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在这类活动中也存在着歪曲民俗、制造假民俗，甚至破坏民俗的现象。对此，民俗学者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以免造成社会上的民众对民俗学产生不好的印象。
民俗学界的学术活动虽多，但水平不高；社会上的民俗活动不少，但只是片面利用民俗。民俗学表面上的繁荣潜伏着学科的更大危机．这也是当前民俗学发展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
三、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前景展望
中国民俗学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许多不足，甚至是致命的缺陷。但学科的发展前景并非是一片漆黑，展望即将到来的21世纪，民俗学的发展仍然充满着机遇。
一、学科地位的确立为民俗学会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7年，民俗学在传入中国80年之后，终于在高等院校中堂而皇之的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民俗学取得了独立学科地位。这意味着，今后民俗学可以培养自己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而不必象以前那样，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力量培养民俗学人才（所谓“借壳下蛋”）。截止到1998年底，在全国高校中，共有8所院校被国家授予培养民俗学博士、硕士的权力，其士点一个，硕士点8个。1999年秋，中国第一批以民俗学的名义招收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进入高校，这标志着我国在民俗学高级人才的培养方面已经步入正规，在三五年之后，将会有一批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民俗学人才进入社会的实际工作部门，民俗学将会在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下个世纪，中国许多行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大发展，将会为民俗学的生存创造良好的环境，为民俗学的应用研究提供广阔的天地，为民俗学专业毕业的学生提供就业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将会促进民俗学整个学科的发展。
中国的产业结构在下个世纪仍然会有较大幅度的调整，民俗学将会在这种调整中成为获益者。像旅游业就必定会有在今后的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为民俗学人才提供用武之地，应用民俗学、旅游民俗学等与实际应用有密切关联的一些分支学科也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必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影响，对此，民俗学将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在保护本民族文化、了解异族文化，促进全球贸易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
民俗是一个民族的基础文化，在民俗文化中最能够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因此，民俗学通过对本民族民俗文化的研究，揭示民族文化的真谛，总结民族文化的精华，这在保留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抵御外来文化的侵入等方向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跨地域、跨民议跨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行为将越来越多，对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民俗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将成为经济活动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民俗学在这个领域内的研究将会对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对经济的发展带来直接效益。
关键词：艺术民俗学；文化产业；教学模式
艺术与人类的总体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随着人类的文明、习俗发展而不断演变。以艺术为对象的研究也在不断地完善，在艺术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者们从艺术的起源、艺术发展的规律、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艺术的创造等方面进行探讨，更有学者从民俗学、人类学等角度对艺术展开研究。就艺术与民俗而言，有学者从民俗中的艺术展开讨论，另有学者从艺术中的民俗进行探析。不论民俗中的艺术还是艺术中的民俗，都是对艺术与民俗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的探究，旨在深入了解伴随民俗产生的艺术本质以及艺术产生、创作的民俗文化内涵。正如学者钟年在其文章中所述“对于艺术的认识，不能‘止步于对艺术事象的静态分析’，而应该‘以艺术活动中的审美形式与情感效应为材料，将其置于民族区域社会中生产生活的、社会时尚的、的广阔背景下予以观测论析”’。就此研究视角，张士闪教授首先提出了“艺术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理念，尝试在民俗文化研究和艺术学研究的学科间，建立一门交叉性的学科研究理念，旨在研究艺术与民俗之间的关系，同时对艺术进行民俗学的视角研究。
学科归属上，艺术民俗学是艺术学的分支学科，由艺术学与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相结合而形成。艺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作为艺术活动背景的民俗文化，包括民俗事象和民俗观念。其次，它将以民俗学的视角重新审视、阐释艺术的源起，本体，功能，以及艺术与民俗的真实关系。”艺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民间文化的表象之一，同时还是文化形态的一种表现方式，它们在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地发生着形态和功能上的演变。
文化产业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就“产业”而言，其本源之意为国民经济的各种生产部门，后随着第三产业的兴起而逐渐拓展为“泛指各种制造、提供物质产品、流通手段、服务劳动等的企业或组织”。从文化产业角度结合艺术民俗学的研究视角对其进行观照，能更全面地对艺术的本源进行阐释，同时也对其产业化发展展开更深入地探讨。
当下，我国的文化产业事业正蓬勃发展，在此热潮中应运而生了文化产业专业教育，尤其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与民族文化息息相关，同时也与民俗、民间艺术联系紧密。因此，要发展文化产业，对艺术民俗的研究、探讨必不可少，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开设艺术民俗学这门课程也是有必要的。笔者在本文中将尝试探讨艺术民俗学在文化产业这一专业领域中的教学模式，从而为今后的文化产业民俗研究提供一定的依据。
1教学模式制定的理论依据
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首要功能之一，在人才培养的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教育的发展规律，正如潘懋元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理论：“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指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即必受一定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并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服务；教育内部关系规律指教育必须与人的发展规律相适应。”同样，艺术民俗学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的教学也应遵循以上的教育规律。由此，制定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相一致的教学模式是有必要的，而且应该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1结合艺术民俗学的教学特征，应该突出区域特征或民族特色
就笔者执教所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而言，该地区世居12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有壮族、瑶族、侗族、苗族、水族、毛南族、水族、彝族等11个，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艺术产生所依附的民俗文化也各具特色。在教学中深入挖掘、整理各民族文化资源，构建富有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的文化产业专业领域艺术民俗教学特色，强化学生的优创意识、特色意识和品牌意识，在保护和传承该地域中优秀的艺术、民俗类文化的同时，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在文化产业领域中进行艺术民俗的研究。
1.2重视学生能力培养
通过日常教学，使学生接收系统的理论知识培训，包括艺术民俗学学科所涉及的艺术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基本理论知识，以及艺术民俗学科学专业知识和规范，对学生进行专业的理论训练，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通过专业知识学习和专业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同时使学生具有一定程度的学术研究水平。
1.3促进专业教学改革与发展
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完善专业结构、巩固艺术民俗学专业优势，逐步建立健全该专业课程体系，整体优化教学方法与手段，制定有效的教学评价标准，拓宽文化产业专业领域学生的专业视野，是艺术民俗学在教学中亟待完成的重要任务。
艺术民俗学教学除了遵循专业研究规范外，还要围绕我国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标准，结合我国国情下的文化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专业教学。在2012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高等教育质量观贯彻于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学科研创新、服务社会发展、文化传承创新之中”。由此可知，艺术民俗学教学贯穿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应结合该专业的学科特点，让学生在掌握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掌握民俗学、艺术学的专业研究方法，尝试艺术民俗与文化产业等学科理念融合展开科学研究，进行文化创新和传承。
近年来一些人士对我国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与群众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探究。而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不但可以从根本促进群众文化的进程，同时还对社会的全面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传承；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艺术；群众文化
群众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要素，群众文化建设的进程是加速社会文化传播及发展的主要路径，同时对群众的精神文化也能够有较大的促进。特别是民族民间民俗文化，在传承环节其自身具有显著的民族历史文化特性，合理的与当代群众文化建设相结合，能够推动我国文化特色全面进程，可以更好的促进经济发展。
一、群众文化建设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艺术的基本功能
目前群众文化建设的全面进程已获得广大群众的认可，群众文化本身就是对以往文化艺术的传承，不管在文化艺术的构架以及类型上，都能够利用群众活动去全面开展，进而去完成创新。从国内现阶段一些以常规形式传承的传统文化活动我们可以观察到，就算经过一定时间，一些文化活动在特性依然没有改变以往的风貌，比如国内一些地方所开展的赛龙舟就是典型的文化承递。同时还有一些民族传统佳节在历史过程中已变成被大众所接纳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不但可以体现我国的历史文化，同时还向全世界彰显了华夏文明丰盈的文化底蕴。就用户县农民画为例子，其发展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户县农民画结合了传统美术的一些艺术形式，让农民画焕然一新，在国际上也享有盛名，同时被一些学者所赞扬。因此我们要将传统文化艺术中包含的民族文化以及民族精神全面的展现给世人，不仅要进行传承及保护，同时还要侧重于对传统文化的创新，要将它融入到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环节之中。从群众文化特性视角来看，其有较为显著的唯一性、区域性以及民族性，这种特性在持续的发展中表现的非常明显。物质文化可以为群众活动的构建奠定路基，而制度文化被视为两者间的介质，可以把群众的相关规范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行有机的结合。在历史文化的持续发展的浪潮，群众文化构建活动只有和常规的传统民族文化适应，才能够得以长久的生存及发展，在传承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时代背景，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确保与当下的社会背景相适应。
二、民族文化的传承是群众文化建设的必经之路
若想剖析传统民族文化艺术，先要分析文化的基本理念，我们将文化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可以把社会经济构架及政治构建全面的体现出来，所以一个民族的发展要全面合理的运用文化功能。而有着显著时代特色的民族文化具备十分鲜明的民族色彩，其时代特点以及民族特点显而易见。一些民族文化在历史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可能其生命周期十分短暂，同时也有一些民族文化会出现形式上的变更。不过这种民族文化出现过，那么其必然存在一定的意义，且对社会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特别是可以传承至今的历史文化，这些至今仍被沿用的历史文化已经从根本影响了华夏文化艺术的进程。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数之不尽，且华夏文明文化具有较深的文化底蕴，这些与广大人民群众对民族文化的支持密不可分。换一种说法，即精神财富的构建与广大群众是不可分割的。不过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在世界文化背景的全面入侵下，仅保护传承传统民族文化艺术已显得力不从心，因此要侧重于对我国各民族间的多样文化予以结合并持续完善，使其顺应时代的脚步。而想要促进传统民族文化艺术发展我们就要借助于群众文化活动，对现阶段我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上所提出的抢救为先，保护为主这一口号来看，对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和保护是重中之重。只有进行有效的传承及保护，才能够在群众文化构建中结合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艺术，进而全面深化我国的文化建设。
三、群众文化发展要依附于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承及创新
群众文化的构建具有显著的历史性，上文提及群众文化在以物质文化为核心的基础上，其内质也有一定的独立性，就算是传统经济被瓦解，依然不会遏制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所以群众文化发展环节我们要重视民族历史，以防文化与历史之间出现断层的情况。在实际继承文化遗产过程中，不但涵盖民族文化艺术，同时还包含民族文化艺术表现机制。换一个角度分析群众文化发展内容，不难发现其中包含了对劳动者的歌颂以及对真爱的赞誉，在未来的传承活动我们要对此类内容进行全面的深化。针对群众文化活动的形式，一些民族文化艺术结合了古代诗词以及戏曲等，这些均为群众艺术的产物，就算是传承到今天也没有在相关记载中发生显著的变化。而且一些群众文化形式也保持着以往原汁原味的风貌。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民族文化遗产中也掺杂着一些负面的内容，比如迷信等，要对此类传统民族文化予以正确的传承。推动群众文化需要在继承民族文化艺术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革新。可以进行创新形式的民族传统文化活动，让群众文化活动的内容变得多元化。所以，在创新的潮流中要将继承作为核心内容，在此基础上予以创新，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全面促进群众文化长久的发展。
综上所述，群众文化构建一定要依附于传统民族文化艺术，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艺术无论在继承或是创新上都要和现阶段的社会背景相结合。在继承的过程中要规避其中的糟粕，将经典再升华，同时在群众文化活动中去完善传统民族文化艺术，在其表现形式上予以全面且持续的革新，长此以往能够从根本充实群众文化活动，进而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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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俗学 民间文学 课堂教学 “生态平衡”
课堂生态平衡是指课堂教学中各要素之间相互构成、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这种平衡状态能使师生和谐共进，师生与环境相互应答，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学生个体的进步与发展。以往高校的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教学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课程教学与社会要求不相适应，重视课堂教学对课程的现实应用关注不够，教学的生态失去平衡。因此，在高校民俗学与民间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实践中有必要引入生态思维和生态智慧，从生态学这个跨学科的角度去思考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认真研究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教学诸因素的相互关系，适度配合，强化诸因素之间的互补功能，保持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教学的生态平衡，促进课堂教学整体优化。
一、课堂教学资源平衡
教学资源是为教学的有效开展提供的素材等各种可资利用的条件，通常包括文本（即教材）、案例、影视、图片、课件等，也包括教师资源、教具、基础设施等。传统的课程教学资源结构单一，教材常被视为课程教学的唯一资源，教师往往过分依赖教科书及教参，严重影响了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和创造性的发挥。因此，高校的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教学要创造性处理教学资源，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开阔学生学习思路，充实学生学习源泉，拓宽学生视野，给学生提供更为广阔的学习空间。
（一）教材与拓展的平衡
教材是“教师在教授行为中所利用的一切素材和手段，它既包括了最标准的教科书，也包括了形形的图书教材、视听教材、电子教材”等。（P212）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材被简单地理解为教科书，并进一步错误地认为教科书是知识的浓缩和精华，教科书便是知识的全部。对教材认识上的片面性导致了师生成为教材（教科书）的附庸，教师受制于教材，缺乏自主的、能动的教材驾驭意识，学生的视野被限于教材之内，教师教教材，学生学教材，致使“教学内容封闭、教学行为僵化，课堂环境也相应地沉闷、程式化”。在平衡的生态课堂教学中，教材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创造性地使用教材，把“教教材”变为“用教材教”，对教材进行不断地更新、拓展与补充，使教材跳动时代的脉搏，充满生机和活力。为更好地拓展教材，在课前，教师可以让学生查找与教材有关的资料，获取必要的信息，以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在课中，教师可以针对学生知识的盲点去拓展和补充；在课后，教师可以把课堂中还需探索的学生感兴趣的问题或相关内容带出课堂，让学生继续研究。除了文字教材外，音像教材和多媒体课件也是教师需要善用的资源。文字教材内容详尽，结构完整，体例合理，是学生必备和必读的文本。音像教材是形象、生动地展现课程内容的辅助教材，它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课程内容，其教学目标是为辅导教师提供教学的基本思路，帮助同学理清学习线索，将知识点串联起来，形象化展示相关知识内容。因此，在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教学中，要重视以图片、音频、视频等资料作为课程教学的辅助，增加课堂教学的信息量。不少民俗文化相关网站，如中国民俗学网、民间文化青年论坛、中国民俗网、民俗文化视频网、民俗网、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网、中国民俗摄影协会网、中国民俗文化摄影网、国家文化网民俗民风、海上风民族民间文化论坛、壮族在线等等都是拓展了的重要的教学资源，让学生经常浏览这些网站上的文章，使他们更好地掌握民俗学的理论、方法，了解各种民俗文化现象，提高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理解，拓展学生民俗知识的广度和深度。
（二）课内与课外的平衡
课内一般是指课堂教学，它是教学的基本形式，也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建构知识和培养能力的最主要途径。课外亦被称为“第二课堂”，指与课堂教学有关的课外活动，它是课内的合理延伸和有益补充，是课堂教学的辅助形式。课内课外，犹如跷跷板的两端，要相互平衡，相辅相成。学生如果在课内学到的知识得不到课外的应用，那么知识对学生来说就枯燥乏味，就会变得毫无价值。对于大学生而言，要使他们学了民俗学与民间文学后，又会用掌握的相关知识服务于社会，教师就要注意把握好课内与课外的平衡，重视学生课外的实践锻炼，把他们所学的知识转化成为能力。笔者和同一教研室的其他同事在教授民俗学与民间文学课程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加强课堂理论学习与课外社会实践的对接。采用课内教学和课外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在课堂实践中通过参观、现场模拟等方式加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成立“大学生山歌队”，请歌王来学校开讲座和教唱山歌。同时我们还建立了多个田野调查基地，利用节假日，带领学生做田野调查，然后让学生撰写调查报告。我们还鼓励学生自己动手搜集各民族的民俗文物，参与学校民俗博物馆的建设工作。积极配合学院的“读、研、写、演审美体验工程”，组织学生在阅读、研究民间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写出剧本并演出，使学生加深了对民间文学、民俗学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培养和提高了他们收集资料、表演合作、表达交流和科学研究的能力。
（三）教学手段的协调使用
改变单一的教师讲授模式，丰富教学方式，多种教学手段灵活使用，相得益彰。在教学中要注意传统的教学方法与现代教学手段运用的有机结合，采用开放、互动式多媒体教学，以理论讲解、案例讨论为主，并结合课堂幻灯、录像材料进行实时教学。笔者在讲授民间文学、民俗学课程时，注重参考相关教材，查阅大量资料，利用幻灯片、动漫技术授课，精心制作多媒体课件，从文学、人类学、历史、宗教等角度来探讨民间文学、民俗文化的多重意义。例如，在讲到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故事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时，笔者制作了20多幅幻灯片，内容有思考题、民间牛郎织女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图画、牵牛星和织女星的天文星象图、历代记载牛郎织女与梁祝的典籍，让学生听《梁祝》小提琴协奏曲，观看《董永与七仙女》电影和《梁山伯与祝英台》戏曲。同时我们还建设壮侗语言文化网站等相关课程网站，建立教学QQ群和教师个人博客，开辟信息交流渠道，促进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信息和资源的共享，实现师生之间的在线交流与互动，使教学充满了魅力和活力。
二、课堂生态主体之间平衡
在民俗学与民间文学课堂生态化教学理念下，教师和学生都是教学生态主体，“只有主体之间的关系才能算得上相互关系，因为主体间的关系是互动的、双向的，而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是分主动和被动的，是单向的，因此不能成为相互关系”。（P179）过去的教学中，教师几乎是一统天下，是课堂的主体，学生在课堂上少有发言的机会。高校教师更是如此，主讲教师“一言堂”，教师与学生是强者与弱者的关系。生态化的课堂教学，师生之间应该是对话与沟通的平等、民主、合作的关系，教师首先要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要把学生视为教学活动的主体，把自己作为学生学习的伙伴，让每一个学生都能积极、主动、平等地参与课堂教学，给学生营造一个自主学习的空间。教师要真心做学生的知心朋友，是“平等中的首席”，而不是高高在上、无所不知的严师。要以平等慈爱之心待学生，师生情感交融，教学氛围自然、宽松、和谐，学生心理自由，有心理安全感，敢想、敢问、敢说。笔者在授课时，总是精心营造和谐宽松的课堂氛围，如在讲授民俗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运用时，让几个学生说出自己了解的当代民俗应用现象，然后就新民歌创作、时装与民族传统服饰、民间文学与影视开发、旅游中的民俗应用、网络文学与民间文学等等问题让全班学生都参与讨论，学生们都争先恐后畅所欲言，气氛非常活跃，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让学生在不同的情境下有多种机会去应用他们所学的知识，也就是将知识“外化”，将所学知识灵活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如笔者利用星期六、星期天和寒暑假带领学生到社区、到农村去采风，用在课堂上学到的田野调查方法去搜集民间文学作品，了解各种民俗事象与文化现象，并协助学校民俗博物馆搜集一些民俗文物，使学生不仅在实践中加深了对课堂知识的理解，也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与社会责任心。
三、教学对象的动静平衡
所谓“动”是指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让学生多动脑、多动口、多动手，敞开思路，广开言路，让每个学生都有表现自己的机会。所谓“静”是指由于某种教学目的的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有意安排短时间的宁静状态，以便让学生默读教材、思考问题。“注入式”的旧教学形式把教学对象——学生视作“容器”，课堂上只要求他们静待教师的灌输即可，根本无主动性可言。笔者认为，高校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教学的关键在于合理安排课堂的“动”与“静”，让学生把“动”与“静”辩证统一地运用于生态课堂中，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实效性和多维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首先，让学生动起来。动，就是让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占主导地位，能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在动中动手——表演，动口——讨论、交流、表达；动脑——思考、梳理、归纳。课堂上，笔者经常采用模仿式、讨论式、探究式等各种学习形式，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使学生学习的兴趣得到激发和调动。这样既培养了学生独立钻研的能力，又培养了他们解决困难、迎难而上的乐观精神。其次，让学生静下来。静，就是让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有充分的时间去发挥想象力、探究力和接受力，去理解新知识、运用新知识、归纳整理新知识。如在讲解节日习俗时，笔者运用了动静结合的教学方法，先是播放一段我国传统节日的视频，提问学生：你了解这些传统节日吗？节日习俗是怎样的？你是怎样过节的？你怎么看待传统节日？让学生安静思考，然后让学生按自己选择的节日自由组合，分小组交流，最后让各小组派代表参与全班交流：你最喜欢过哪个节？讲讲你过节时的情景，还可以说说有关节日的知识，小组其他成员可以补充。学生在动脑思考后进行讨论，互动中促进了交流，在交流中学会了合作，在合作中引发了争辩，在争辩中激活了思维，大大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新的时代对高校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更新自身的教育理念，探索新的教学思路，消除传统的教学弊端，才能解决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教学活动中的失衡问题。因此，我们应努力构建课堂的生态平衡，优化教学活动，才能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当然就课堂教学生态而言，平衡总是相对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课堂教学的调控总是由不平衡到平衡，尔后产生新的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如此循环往复，把我们的认识和课堂教学改革，不断推向新的高度，逐步实现民俗学与民间文学学科的“课堂教学素质化”。
新世纪广西高等教育教改工程项目《生态学视野下高校民俗学课程的教学改革研究》（编号2010JGB024）、广西民族大学教改课题《生态学视野下高校民间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探索》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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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钟启泉，崔允淳，张华。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用要（试行）解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关键词：传播学；中国民俗；跨文化传播
民俗，又称民间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较为稳定的文化事项，可以简单概括为民间流行的风尚、习俗。它体现了一个地方或一个民族人民的生活气息和特有气质。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民俗文化丰富，有“十里不同俗”的说法。政府对于民俗这种体现万千百姓生活习俗的文化是非常关注的，截至2014年，旅游与文化部公布了四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共有165项民俗类非遗项目入选，占部级非遗项目总量的12%，其比重之大足以体现国家对民俗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的重视。在中国文化走出国门的背景下，做好中国民俗的跨文化传播，对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联通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民俗跨文化传播现状
我们就中国民俗传播的情况做了问卷调查。选取了河北省入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80项民俗项目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对100名英国、美国居民对这80项民俗项目的了解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除了元宵灯会外，受调查人群对于其余民俗活动基本一无所知。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民俗体现的是某一地区特有文化，在国外文化语境中很难找到对应或相近的文化因素。我国民俗活动中有大量的祭奠、祭祀文化、丧葬习俗等，如妈祖祭典、女娲祭典、黄帝祭奠等。而受宗教影响，在西方国家中并没有这样的风俗，这种差异增加其传播难度。第二，我国民俗活动中有大量与农耕文化相关的元素，而西方人则是海洋工商型思维，对于富含这种农耕文化元素的译文不易理解。比如，冀东南地区、沧州、衡水等地有一个民俗是在农历二月二打囤，来祈求粮仓安全及风调雨顺。而在西方国家，很难找到和“囤”这种储存粮食容器对应的实物，这直接造成了跨文化传播的困难。第三，我国民俗活动涉及大量的历史典故、神话传说，例如：有些民俗活动和王母娘娘、女娲、炎帝、黄帝等有关，这些在西方社会中缺失的文化信息也会带来传播困难。
二、基于传播学理论的中国民俗跨文化传播策略
1．传播主体角度
传播主体负责发起传播过程，是传播过程的控制者，控制传播的内容、方式和渠道等。通常包括传播的发起者、策划者、源于文本编撰者和目标语文本译者四类。同一传播主体有时会身兼数职。中国民俗的传播主体应该是中国翻译工作者。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译者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源文本进行理解加工，然后用读者能够接受的语言，译成目的语，实现跨文化传播。因此，译者的基本素养和翻译理念对民俗活动的跨文化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一名优秀译者要有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所以译者要博览群书，增强阅历，加强基本素养的训练。充分理解民俗活动的内涵，了解民俗活动发展传承的历史及其对当地民众的特殊意义。同时要精通目的语读者的文化，在翻译过程中力求文化层面的求同存异，避免禁忌，提高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度。这一点，在巴斯内特提出的“文化翻译观”和奈达的“读者反映论”这些理论中均有论述。即读者的反映是检验翻译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目前，西方铺天盖地的有关中国的报道和分析，充满了偏见和误解。因此，我们认为，作为跨文化传播者，译者肩负的任务是将我国的民俗传播出去，展现中国文化的魅力，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接受中国文化，但一味追求读者的接受度，忽略我们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语用目的是不可取的。从语用学角度来看，翻译是文章原作者通过译者与目的语读者进行的特殊交际，最佳交际效果是实现社交层面的语用目的。译者要用灵活变通的翻译方法，秉承“以读者为导向并达到跨文化翻译的语用目的”翻译理念，使译文在字面和表达习惯上，符合读者审美标准，同时最大限度保存民俗文化底蕴。
2．传播对象角度
传播对象即传播内容，是由一系列有意义的符号组成的信息组合，符号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民俗最贴近人民的身心与生活，其内容包罗万象，节日有节日民俗，劳动有劳动民俗，生活有生活民俗。跨文化传播过程既涉及民俗活动又涉及民俗的由来、禁忌等。较之其他内容而言，如上文所述，这些民俗在目的语的文化中没有对应内容，因此，民俗事象的跨文化工作困难重重。以祭祀为例，据我们统计，和祭祀密切相关的民俗占河北民俗事象总量的43%，但其传播度较差，只有17%的受访人群听说过某一祭祀民俗，3．5%的受访人群了解民俗的意义。中国人重视祭祀主要受到两种思想的影响：第一，对神的崇拜。人们总是希望通过祈求得到神灵对自己或家人的庇护，因此愿意在特定时间将最好礼品奉献给神灵，天长日久的习惯形成了民间的对神祭祀文化。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受孔孟思想影响深远，对于血亲和人伦极为重视，讲究“百善孝为先”。形成了对长辈“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观念。事实上，在全球众多国家中，中国是最提倡尊敬祖先、孝敬长辈的国家。因此在重要年节，生者通过祭祀显示自己的孝心，缅怀先祖就成为了中国的一项重要民俗事象。而在西方国家，祭祀有不同的意义。受基督教影响，西方认为人是带着原罪来到世上的，其所有活动都是为了赎罪，而死亡是通往永恒生命的通道，其丧葬和祭奠的目的是告慰亡魂，送其升入天国，接近上帝。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认为，在传播过程中，不应孤立地对民俗活动进行传播，要学会“讲故事”，讲清民俗活动的来龙去脉，讲明每项民俗活动涉及的渊源、典故等，使其更加丰富、立体。在介绍民俗活动的同时，还可以使传播客体增强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了解。
3．传播客体角度
传播客体指民俗跨文化传播的受众，是传播效果的检验者，因而是传播学关注的重点对象。中国民俗跨文化传播的受众是外国公民，或者是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的人。因此，在传播过程中需考虑以下几点———第一，考虑传播客体的语言结构。传播内容是给传播客体看的，因而传播的目的是得到客体的接受和认同。由于中国语言与传播客体使用的语言在词句层面、语篇语体层面差异较大，因而在翻译时首先要考虑使用传播客体熟悉的语言结构。例如，我国伏羲文化源远流长，在河北、湖北、湖南、陕西等地伏羲的祭奠是一项非常隆重的民俗活动。检索课题组的自建语料库发现，对伏羲文化介绍中出现最多的一句话是“伏羲文化历史悠久，它起源于公元前2436年，经过漫长的发展，到上世纪末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祭祀仪式”。这种一个主语带多个动词或者是短句的现象在汉语中很常见，但是不符合传播客体的语言结构。在传播时，译文应将汉语中的并列短句转变为目的语中的状语或者定语。这样的句子符合目的语语言结构的要求，能够提高民俗活动在传播客体中的接受度。第二，顺应传播客体的认知结构。对此，我们提出两种处理方法。中西方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有很多相似之处，彼此文化有互通现象，有相似的文化因子。我们可以借助传播客体文化中相似的文化因子，顺应传播客体的认知语境，实现传播目的。比如：在西方文化中有过Valentine’sDay(情人节)的传统，在传播中国民俗“七夕”时，我们可以借助这一文化因子，激活传播客体认知语境中旧的语境信息，提高传播对象的接受度。再如：篓子会，也叫傩舞，是河北廊坊一带很有名的民俗，在正月举行。人们用芦苇编成篓子，糊上宣纸画好鬼怪的形象，里面点上蜡烛，通过耍篓子来驱鬼除疫。在传播这一民俗活动时，可以借助传播客体文化中“万圣节”的文化因子，动态顺应传播客体的文化，提高传播对象的接受度。此外，传播时还可利用传播客体对异域文化的好奇之心，在不触及目的语文化禁忌的前提下，将传播对象原汁原味介绍给传播客体，扩大传播客体的认知语境，实现民俗事象的跨文化传播。在传播史上，热词和外来词融入文化的成功案例比比皆是，如CocaCola(可口可乐)、功夫(Kungfu)、磕头(Kowtow)等。近年来，中国民众对于圣诞节文化的接受也能够证明这一策略的可行性。中国民俗文化博大精深，民俗活动丰富多彩，做好民俗文化的传播对于我国大国形象的树立，以及其他国家对我国文化的认知至关重要。作为传播主体的传播工作者和翻译工作者应该勇于承担历史使命，积极响应在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号召，从传播学角度入手，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做好民俗活动的传播工作，为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做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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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要走出国门，迈向世界，成为大型运动会竞技项目，必须先进入学校，以学校为中介实施普及和推广。中学时期是青少年兴趣定型的关键时期，这不仅有利于学生养成终身体育的习惯以及全民健身计划的开展与落实，而且还为一些开展广泛、群众基础好的项目，提供了走出国门向世界挺进的机会。另外，对民俗体育的挖掘、选择、整理，引入中学学校体育，其意义是民族特色的延续，世界各国的学校体育都在为形成自己国家特色和民族特色而努力。学校是体育走向规范化、普及化的必经之路，是传播体育文化的摇篮。民俗体育课进入中小学，它极大地丰富了体育教学内容。它不仅是对中学体育的补充和发展，而且对提高学生的锻炼兴趣，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和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另外，民俗体育课所具有的教育、健身、娱乐、养生等本质功能和衍生的功能，都对学生的身心健康、个性发展和人文素质的提高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开展民俗体育活动特别是在中学开展民俗体育课是非常必要的。
2中学开展民俗体育课的内容、途径与方法
我国民俗体育历史悠久，项目十分丰富，拥有各民族的特色，既有能力、竞技方面的，又有娱乐方面的，还有德育教育方面的。根据教育教学的目的和新课标的要求，学校开展民俗体育课的内容：首先，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全日制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要求，将民族民间体育纳入中学教育计划；其次，在课堂的授课中，利用民俗、民间体育的社会性、制约性、长期性等特点，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再次，结合校园文化建设的需要，专门开设民俗体育文化知识的讲座，向学生灌输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针对当前我国中学身体健康素质普遍下降的情况，我们在大课间体育活动和课外活动中开设形式多样、趣味性强的民族体育活动，避免学生因缺乏运动会场地和兴趣不大而放弃体育锻炼。
3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