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如下是可爱的编辑给大家整理的金融风险论文【最新10篇】，欢迎借鉴，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作者又依据已存的一些理论假设，依靠公式模型的理论，可能会发现一些不同的理论和预期得到的贸易和金融在数据上的正相关的关系。下面列举了一些可能的理论：
1．金融相当于对贸易的输入。由于双方更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了更少的交易成本和更小的风险，更大的国家间的资金流从而产生。但由于更便宜的交易信贷，金融的发展也使得贸易繁荣。
2．信息溢出。通过商业活动，产生了贸易联系；贸易联系加强了两个经济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但这也反过来刺激出更大的将金融资本的流动。相反的因果关系也是可以想象的：更强的财政的交互作用何能会导致更客观的信息交换，这也会刺激更多的贸易。信息在公共和私人之间也会泄露。
3．完全违约和贸易惩罚。贸易的所得可以被用作一旦违约时的惩罚手段。
4．名声的间接影响。持续的低风险，在商品合同中的诚信交易可以提升名声，进而提升长线交易的可持续性。
5．风险共享和产量划分。国家间的金融发展和合并推动了风险共享，这就可以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产生更加专门的产品模式，从而提高贸易量。
6．外国直接投资。由于有建立“出口平台”的愿望，外国直接投资是有动机的。它是由价格因素决定的。FDI随着贸易的变化而一起变化。当运输成本太高时，本地市场就需要更多的本地厂家，FDI就替代了贸易。
基于上面的理论和双边贸易、资金流等数据的可靠性，作者假设上面的项目存在一定的关系，这个关系可用于从某个策源国到几个目的国的资金流：
ln(FinancialFlow/GDP)it=a+bln(TradeFlow/GDP)it+cXit+uit
金融资本流动量由参与国的规模适当规划，X是其他影响国家间金融流量的变量的矢量，u是误差，使公式保持正常。
这里有些单元是在过去某时段的接收部分，它是整个时期的平均数据。典型的数据可以通过不同时段的几个接受部分的数据获得。这里所依赖的变量值用来衡量双边金融流入量。类似的，贸易值也可以衡量贸易。可控变量X包括人均收入、货币制度等。这些变量值对贸易量、金融流动量、或二者兼有影响。
（一）稳健性检测：其他控制变量
经过分析，得到一些变量，这些变量反映了其他可能补充对该国的资本流动的因素的贡献：劳动力增长（通过人口增长率和移民率反映），人们的资本积累水平（通过教育费用衡量），自然资源（通过代表出口资源反映）。这四个另外加上的变量没有对私人部门有很大影响但初级产品变量对公共投资造成了较大影响。
（二）稳健性检测；辅助变量估计：
作者再次运用工具变数校正贸易潜在内生性的方法进行基准分析，当用贸易的工具变数分析时，贸易对私人和公共投资的影响都要比在运用OLS分析时要大。从结果中得出在该例中贸易金融关系对于由金融到贸易的相反原因引起的内生性保持稳定。
（三）稳健性测定：违约和制度
对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决定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影响，因为该影响是间接的。讨论说明大英帝国继承了优良的体制，该体制和帝国与高的贸易流相联系，促进了更多的资金流。贸易和金融的关系，从表中得出的结论对默认值变量和体制变量并不敏感，事实上是固定的。
（四）模型检测：贸易帝国的交互作用和惩罚理论
最后，抛掉没有意义的体制系数，对战前例子中加入一个关于殖民的变量。关于殖民的系数可以说明贸易对资金流的影响相对独立国家是强还是弱。关于惩罚假说，表中没有提供支持。在殖民地贸易对金融的影响并不逊于独立国家。我们得出贸易和金融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的联系是一样强的，同时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
二、讨论
在美国情况就不同了，首先要指出的是在两次战争之间，美国的投资并没有像战前英国那样被贸易所引导向私人部门。因为人们公认在两次战争之间时期的贸易比战前贸易更为不安全而交易成本更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包括在战后持续的贸易锐减，金本位的崩溃，更严重的贸易壁垒以及增大的交易成本。有可能由于上述问题过于严重，从而使得连通私人部门间关系的渠道被削弱了。多年在世界金融领域处于领导地位，給战前英国足够的时间来展示这些累积的力量。然而在两次战争期间，在美国霸权建立的早些时候，美国没有显示出这种积累。这一在新金融霸权出现期间联系的削弱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我们接下来指出在两次战争之间所出现强烈的所得效益。这些所得效益对于私人投资和总投资说明了新的霸权是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上的。如果在两次战争之间，信用薄弱，持续时间很短且难以有效获得信息的话，美国的投资人将会寻找一个可选择的信号来帮助他们找出较好的债务人。这是人均收入可以被视为在该国能可靠经商投资的信号。这一因素在强烈的贸易-金融关系中尤为明显。
最后，要指出的是金本位制对于其他衰退的影响是十分轻微的。在研究中，贸易关系与殖民地地位比起前在投资目标国的货币体制更能吸引投资者。金本位制可以看作是贸易变量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许多采取金本位制的国家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把殖民地这一因素和金本位这一因素结合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把金本位制视为殖民地因素的一部分。
三、结论
总体结论是贸易-金融之间关系在1870-1913和1920-1929确实存在并发挥作用。通过对于机制等变量的分析可以发现：增长的贸易将导致从两个霸权国家获得更多的投资，一战前的英国和战后的美国的银行家走向了世界。
那些研究信息与信用有贸易外溢到投资的理论可能会借助于我们分析中所发现的两个霸权国家之间的差异。由于英国商人和借款人有足够的时间来建立相互关系及信用，外溢现象在一战前更为显著，而由于美国是新兴的霸权国家，缺少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充当领袖的记录，这一关系在两次战争间的美国较为薄弱。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发现在两次战争间私人投资的贸易-金融参数较小。
最终作者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有关贸易与金融之间的联系的解释说明应着眼于在各个时期都有效，并加入其他外生变量如政治，帝国，组织机构，运输成本及其它可以更好的说明这一理论的变量。
关键词：金融中心；形成机制；金融中心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5-0144-03
引言
现代经济金融发展理论指出：现代经济是金融经济，而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金融既是资源配置的对象，又是配置其他资源的途径，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血液。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势的快速发展，国内许多城市为了适应经济与金融发展的需要，纷纷提出了建立金融中心的构想。如北京、深圳、南京、杭州、沈阳、大连等一批城市先后确立“大力发展金融业”的指导思想，力争打造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全国金融中心和区域金融中心城市。与此伴随的是，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国内外出现了许多对金融中心问题研究的文献，以希望通过理论的提炼和实践的总结来指导各地纷纷兴起的金融中心建设热潮。
笔者期望通过对金融中心相关文献的梳理，为金融中心问题的相关研究提供一般性的理论基础和开启广阔的研究视角，为各地的金融中心建设实践提供比较和借鉴的可能思路。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这些文献展开讨论，即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金融中心的功能、金融中心评价指标体系。
一、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
出于对金融中心建设实践的关注，关于金融中心问题的研究，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金融中心是如何形成的。大量关于金融中心研究的文献集中于这一领域。现有的研究认为金融中心是一个介于城市经济学与金融学之间的边缘问题。因此，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进行了研究。这里，按照研究进展的脉络，从金融地理学、金融集聚以及制度分析三个角度对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进行文献梳理，从理论层面上揭示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问题。
（一）金融地理学与金融中心的形成
金融地理学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门边缘学科，其研究的重要内容是从地理区位角度解释金融中心的形成规律。Rstio Laulajainen （1998）认为，在现实经济世界中实际的金融景观完全是不同质的，具有极端的异质性和不规则性，因而对于金融中心的形成就有从地理意义上解释的必要[1]。Kaufman（2001）指出，金融中心城市或地区的兴起与衰落，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些地方作为主要商贸中心、交通枢纽、首都和中央银行总部所在地点的地位变迁以及战争的影响有关。二战以后，伦敦、纽约、东京、香港、新加坡等国际和地区性金融中心地位的变化，都全部或大部分地反映了上述特征 [2]。我国学者潘英丽（2003）探讨了金融中心的聚集效应和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并运用企业区位选择理论分析了金融机构选址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她还得出了地区成本优势、人力资源的规模与质量、电信设施的先进性与安全可靠性以及监管环境与税收制度，是吸引金融机构空间聚集的四大因素 [3]。金融地理学从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了金融中心形成过程中地理位置的重要作用，是从金融中心的环境和自身特征对其进行的研究和探讨，该领域的研究对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金融集聚与金融中心的形成
当生产实体达到一定的规模以后，便产生了集聚效应。而金融集聚理论是从金融集聚效益出发对金融中心进行理论阐释，金融中心的形成是为了获取金融集聚效益。从集聚经济角度解释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往往是把外部的规模经济作为分析的切入点。规模经济能够促进金融业集聚，在加强银行之间协作、共享基础设施、密切联系生产者与消费者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而加速金融中心的形成。Kindleberg （1974）认为，金融市场组织中的规模经济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主要向心力，这种向心力不断吸引新的金融资源聚集于该区域，从而导致金融空间集聚规模进一步增大[4]。这种规模经济在节约周转资金余额、提供融资和投资便利、加速银行和高度专业化的金融中介集聚等方面，促成了金融中心的形成。潘英丽（2003）对规模经济与金融集聚效应理论进行了提炼和归纳。她认为金融中心的集聚效益体现在，集中交易能够大幅度提高交易效率；提供近距离交流与沟通的便利。外部规模经济效益体现在，节约周转资金余额，提供融资和投资便利；提高市场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和投资风险；金融机构的合作得以开展，辅产业得以共享，从而从微观方面对金融中心的形成进行了探讨[3]。黄解宇、杨再斌（2006）研究了金融集聚在国际金融中心形成中的理论应用，认为金融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是金融机构集聚的直接原因[5]。从金融集聚角度对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进行了理论的分析，揭示了金融中心形成过程中最为基础性的因素。
（三）制度分析与金融中心的形成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渗透和影响不断扩大，一些专家和学者认为，只有对经济活动赖以运行并受其改变的多种多样的制度因素给予应有的关注，才能更加充分地理解社会经济景观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在金融中心问题研究中，这种重视研究制度因素的转向，越来越强调制度背景、制度网络、管制网络、制度过程在金融中心形成及演替发展中的体制动力。Martin（2000）认为，制度是历史的携带者，制度把路径依赖传授到经济过程，不同地区制度路径不同，从而导致金融景观产生差异。结合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及两者关系，可以更好地解释金融中心形成及其演化路径[6]。尤其是在现在金融中心形成机制的实证研究中，许多的学者认为良好的金融、法律、产权制度保障在金融中心形成过程中可能比区位因素更为重要。Kaufman（2001）认为，具有严格信息披露制度和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是形成金融中心应该具备的最重要条件[2]。国内一些学者也认为，经济金融制度和政策因素是影响金融资源集聚和扩散过程以及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的重要因素。
总的来看，目前研究认为金融中心形成是经济金融长期发展的过程，受到包括地理区位、金融集聚和制度创新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同时也是一个包含诸多的历史偶然性因素的演变结果。尽管目前还没有一种成熟的理论能够比较完整地解释金融中心形成演替的一般规律，但上述三种不同理论研究丰富了我们对金融中心形成机制的认识，为我国金融中心的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
此外，对金融中心的形成模式也是文献关注的一个重点。许多研究认为，金融中心的形成模式可以分为自然形成和政府推动两种，其中代表性的中心城市分别是伦敦和新加坡（王晓静（2007，新加坡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状况及启示，放眼海外）；徐新华，陈铭仁（2007，金融中心形成模式比较及启示，经济纵横）；段军文（2010，离岸金融业务的国际经验借鉴，经济导刊）。
二、金融中心的功能
金融中心的功能也就是金融中心的功效、效用、效应或作用。从金融中心功能的角度来研究金融中心需要的条件和建立金融中心的抓手具有优越性和准确性。影响比较大的是美国金融学家 Kindleberg（1974）从功能角度对金融中心进行的界定：金融中心不仅可以跨时结算个人或企业的储蓄与投资，将资金从存款者手中转移到投资者手中，还可以影响不同地域之间资金的交付与转移；银行与金融中心充当了资金交易的中介，而国际金融中心则提供了专业化的国际借贷和国家之间支付的服务。他还强调金融中心的交易功能、储藏功能和中介功能（即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功能）[4]。而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金融中心功能系统研究的文献还不是很成熟，但我国学者对于金融中心的“功能”一词的提出可以见于诸多报刊杂志、专著作品等载体。其中对金融中心功能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曾康霖教授（2003）概括了金融中心的六大功能，即融资功能、筹资功能、投资功能、交易功能、创新功能[7]。黄解宇，杨再斌（2006）认为，金融中心具有六种功能，即资源配置、融资服务、金融信息形成、多样化投资渠道、风险防范与规避和市场交易与解散便利[5]。余秀荣（2009）认为，金融中心核心功能是金融聚集和辐射功能，一个金融中心并非必须具有所有的金融中心的功能，在具备了集聚和辐射功能的基础上，具备其中的某些功能也可以成为金融中心。而金融中心的层次越高，金融中心的功能就越多，层次也越高[8]。秦源（2011）认为，从功能角度看，现代金融中心可以分解为资金的集聚和配置中心，金融资产的价格发现、风险度量和再配置中心，实体经济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发现和风险配置中心以及货币当局实施货币政策的操作中心等四大中心。金融中心的资金集聚和配置功能是金融中心的基本功能[9]。
金融中心的功能包括中介、资源配置、融资、清算、金融集聚与辐射等功能，在诸多的功能中，金融集聚和辐射是金融中心的两项核心功能。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建立至少需要在这两项核心功能的基础上，同时再加上其他的功能，这样形成的金融中心才能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
三、金融中心评价指标体系
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并非出自偶然，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通过量化的数据建立金融中心评价指标体系，可以找出金融中心的主导因素，有利于判断其所处地位并估计其发展潜力。许多的学者用定性的手段对金融中心的建立进行了研究，比如前面说的从金融中心形成机制和金融中心的功能角度对金融中心进行研究。而通过量化的数据来建立金融中心评价指标体系，可以找出影响金融中心的定位及形成的主导因素，从而有助于评判其所处地位及发展潜力。国外学者通常应用的评价方法主要有线性回归、聚类分析（成簇分析）、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法等。Reed（1981）利用聚类分析法比较了76个城市的9个金融变量，按照1900—1980年期间所指定年份的数据将金融中心分为均等的簇群，最后运用阶梯式综合判别法确立了主要变量并对金融中心进行排名，发现这些金融中心具有明显的层级结构特征[10]。Choi等（1986）利用非线性加权最小方差等回归分析方法，把全球最大的300家银行在14个金融中心不同类型的办事处数量以及这些金融中心吸引办事处的理由进行了排名[11]。Liu等（1997）在Reed（1981）的基础上利用层次成簇分析和主成份分析法对亚太地区（包括上海在内）的金融中心进行了排名并试图寻找其中的主要影响因素[12]。
国内的一些学者也从金融中心评价指标体系角度对金融中心进行了研究，李虹、陈文仪（2002）构建的国际金融中心指标体系包括：金融规模、效率、安全指标和金融国际化指标。但是该指标体系强调了国际化因素对金融中心发展的重要影响，各项指标因素多为定性描述，无法进行实证论证，没有提出具体可行的评价指标[13]。杨再斌和匡霞（2004）分别为城市微观条件、国家宏观条件及周边外边环境3组共13项因素建立了国际金融中心的解释结构体系，并利用层次分析和模糊判断法应用建立的指标体系对上海和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新加坡加以量化比较[14]。王仁祥（2005）将运用模糊综合评价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充分利用定性和定量两方面的信息构建区域金融中心的指标评价体系和建立综合评价模型，以便对区域金融中心进行综合、全面和较为准确的评价[15]。张泽慧（2006）建立的国内金融中心指标体系包括：所在城市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数量、所在城市证券市场交易量、所在城市银行存款和所在城市的金融从业人数。她还提出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前提是成为国内金融中心，并通过指标体系的建立体现了国内与国际金融中心评价体系之间的区别与联系[16]。
国内外通过建立金融中心评价指标体系来对某一国家或地区建设金融中心进行了一些理论研究，从相关的文献可以看出，对金融中心评价指标的设置可以为政府找出差距，以指导相关的金融中心建设工作。但是在金融中心指标体系的设置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指标的数目少，对我们所要考查的地方没有足够地反映出来；指标不够全面，不能充分反映金融中心的概貌；对于一些发达的金融中心，机构和市场的数据指标固然重要，但一些代表软实力的评价指标，如法制和监管环境、会计及税收制度等更为重要，应该有所反映。
四、总结
众多文献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金融中心的功能和金融中心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对文献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一是金融中心形成过程是经济金融长期发展的过程，受到包括金融集聚、地理区位和制度创新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同时它也是一个包含诸多历史偶然性因素的演变结果。虽然目前依旧还没有一种公认的理论能够完整解释金融中心形成机制的一般规律，而且笔者认为国内外对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的理论研究依旧不是十分成熟，但是对其相关理论的研究丰富了我们对金融中心形成的认识，为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
二是从金融中心的功能研究中可以知道，金融中心功能的发挥是基于金融资源聚集的基础上的，而金融资源聚集的种类和规模决定了金融中心功能的种类。因而金融中心的功能是多层次的，而且是可以分离的。金融中心形成过程中以及形成以后，随着金融要素的聚集所带来的规模效应、聚集效应和溢出效应，原有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金融功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其作用的领域也更为广阔，发挥的水平也会更高。而且金融要素聚集的规模越大、种类越齐全，金融中心的功能发挥也更为充分，最终金融中心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三是纵观金融中心评价体系的研究，体系范围从国际到区域再到国内，在定量研究中不断注重定性因素，整个评价体系不断多元化，不断细化，不断深入关注环境和人的因素，突出了跨学科性、人文性、动态性的研究特点。但现有文献对金融中心评价体系这个问题的研究仍不充分，这主要体现在： 评价指标纷杂，并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主流看法； 评价指标不全面，有的失于偏激； 评价方法各异，不尽合理。而且，金融中心评价研究在我国的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我国在统计数据连续性方面的工作有所欠缺，不利于各城市统计数据的搜集和筛选；其次，我国金融中心理论研究进展缓慢，缺少理论创新。这就使得我国金融中心竞争力评价研究在建立思想和方法上与国外学者的研究还有一定距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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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组织援助贷款的目的是帮助贷款国的发展。从国际发展援助经验看，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是一种风险较低的财政赤字融资渠道，既有可能给贷款国带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也可能使该国政府造成严重的财政压力而事与愿违。大多数研究认为国际援助贷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个国际援助贷款的饱和点（国际援助贷款占GDP比重为15%耀45%），在其范围之外，国际援助贷款的作用是递减的。近期一些提议中要求在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全面援助的同时，将援助资金的结构从贷款向赠款倾斜。美国财政部（2000）指出将贷款转为赠款可能会压制捐赠国公众对发展中国家转移支付的支持，而且难以得到司法上的认可，反而限制了贫困国家对于融资资源的整体获得性。奥德多昆（2004）从理论和实证上探讨了贷款和赠款的一些经济和政治问题。克莱米、笈多等（2004）对1970—2000年接受外部援助的107个国家的经验进行了研究，检验赠款和贷款对国内财政收入的不同效应。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管理经验方面，陈兰、朱留财（2008）介绍了全球环境基金在节能减排领域同我国的合作前景。云南省财政厅涉外（2009）针对云南省1984—2008年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若干项目进行分析、总结，提炼出新思想、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模式。王雨晴（2011）通过世界银行贷款北京环境二期项目分析了世行的项目设计和管理特色。高梅（2009）结合上海的案例分析在小城镇环境基础设施项目中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特别融资平台。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陶风华等（2009）分析了甘肃省利用国外贷款对经济发展的拉动效应。张悦玲、白永慧（2010）分析了金融危机背景下河北省借用政府外债的问题。张景辉（2011）通过对黑河市的研究提出把国际金融贷款与国内金融贷款结合使用，既可以优化政府债务结构，缓解政府债务偿还压力，还可以加快地方经济发展。谢煊（2012）针对新疆利用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存在的问题提出“十二五”期间稳步扩大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赠款等思路。贷款绩效评价方面，雷刚（2010）对世行贷款山东城建环保二期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建议在项目建设中逐步推行全过程绩效评价。李娟（2010）以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为例分析了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监察机制及其对我国西部地区的影响。彭润中、赵敏（2011）通过对我国约50个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的数据从相关性、效率、效果、可持续性和项目综合绩效等五个方面的评价结果进行归类整理，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中的相关经验和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与思考。朱洪祥、彭山桂（2012）针对现有《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评价操作指南》评价体系指导项目准备期绩效评价的不足，对评价框架和评价方法进行调整优化，提出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项目投资决策机制。唐斯斯（2012）对财政部和我国利用国际金融贷款农业项目的绩效评价实践进行了梳理。孙翔（2012）阐述了改进后的绩效评价框架，指出新框架的优势及其在实务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是间接利用外资的重要内容。国际金融组织的援助不仅可以优化政府债务结构，还可以将“引资—引智—引技”三大功能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此笔者试图通过分析河北省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的状况，研究在新形势下如何继续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从而为河北省经济改革和发展战略提供政策建议。
二、河北省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及其变化
（一）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规模不断扩大，数量金额逐年增加
河北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始于1981年。30多年来，贷款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14年3月，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48个，签约贷款额21.14亿美元，累计使用20.3亿美元。从表1中河北省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结构看，2004—2014年3月10多年的新增贷款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其中，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增长率达到39%。
（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行业分布趋于集中化，农业行业位居首位
河北省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涉及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基本属于公共财政范围和公益性项目。但是从2004—2014年10多年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行业分布来看，河北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涉及行业主要集中在农业、城建与环境。其中，农业项目的增长率达到45.45%，城建与环境项目的增长率达到28.57%（见表2）。从行业分布来看，农业、城建与环境项目排在优先位置。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有白洋淀生态建设与环境综合治理、小城镇开发示范、林业综合发展、张河湾抽水蓄能、河北节能减排促进、节水灌溉二期等六个项目，这些项目主要分布在农业、城建环保、节能减排、能源等领域，项目实施促进了河北省农业基础条件进一步改善、交通基础设施进一步配套，城市环境和基础设施进一步优化。
（三）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支持经济和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社会经济效益并重
河北省积极发挥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作用，促进了有关行业领域的快速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通过实施世行贷款“小规模肉牛发展项目”，五个项目区农户养殖业纯收入平均由项目前1600元提高到2100元，提高了31%。林业可持续发展项目，项目区森林覆盖率提高了2%~3%，对河北省平原的防沙治沙、改善生态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促进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了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承载能力和服务能力。京深高速公路（石—安段）利用世行贷款5.5亿美元，大大提高了河北省的交通运输能力。三是促进节能减排，对发展循环经济、减少污染排放、提高大气质量，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四是提高了教育卫生服务质量，促进了卫生、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河北省教育厅利用世行贷款“贫三”项目的实施，解决了贫困地区办学经费不足问题，项目县校舍危房比例大幅度下降，办学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教育质量明显提高。
（四）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提升了管理水平，引智引技作用明显
河北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发挥了“引资—引智—引技”作用，提升了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省际竞争力。一是引进先进的项目管理模式和经验，推动了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融资改革。我国现在通用的工程监理机制，投资、运营和管理模式，采购公开招标制度等多是从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实施与合作中学习借鉴得到的。此外，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清洁发展机制，林权、水权制度改革实践等，对河北省发展市场经济、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世行贷款河北省城市环境项目引进的供水、污水收费制度，为河北省给、排水价格体制的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二是提高了项目人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改善了人力资源结构。国际金融组织为了保证投资效益，每个项目都向中方提供了大量的培训机会，使河北省相关行业的人力资源结构有了明显改善，通过项目培训与实施，人们更新了观念，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掌握了本领。
（五）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评价走在全国前列，注重信誉以评促效
在财政部的统一部署下，从2008年开始河北省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的管理中逐步引进了“以绩效为基础，结果为导向”的绩效评价机制，由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评价小组，聘请专业人员为小组成员。问时，对被评价单位相关人员和评价小组所有成员进行专业培训，详细讲解绩效评价的方法、步骤和工作程序等。评价中，评价小组根据被评价单位上报的有关资料，采取案卷研究、因素分析和综合指数等相结合的办法，对项目立项、申报、实施，项目完工后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进行全方位的评价，根据各评价因素所占的分值和权重进行评分，评出“优“”良”“中“”差”等级，并写出项目的绩效评价报告。通过绩效评价，学习和掌握了绩效评价理念和方法，打造了一支政策明、业务精的评价队伍，建立了准确、全面的信息收集和数据库，确保了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评价的权威性，绩效评价走在全国前列。
三、当前河北省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面临的困境
（一）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总量和投向的约束性增大，获得贷款难度增加
随着我国实力不断增强，预计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将于2015年或2016年前后触及世行、亚行硬贷款“毕业线”，加上之后不超过5年的过渡期，在2020—2021年前后从世行、亚行硬贷款毕业，到达“毕业线”的日期日益临近，国际金融组织对中国贷款总量呈逐步下降趋势和贷款投向更为严格的限制。世行新的国别伙伴合作战略与中国确定了未来几年双方的三个合作重点：绿色发展、包容性发展和加强中国同世界互动，世行集团中国际复兴发展银行将保持年均15亿美元的对华贷款规模，国际金融公司预计每年在华投资5亿美元耀10亿美元。世行贷款将致力于知识及知识合作、能源和环境、贫困和质量问题，主要投向我国的中西部地区。亚行对中国2013—2015年的国别贷款分配额度分别是14.45亿美元、14.35亿美元与13.30亿美元的贷款。亚行《2011—2015年中国国别伙伴合作战略》继续加大在包容性增长、环境可持续发展、区域合作与一体化等三大支柱下的合作，强调合作将更加突出创新、附加值及示范效应，合作重点将突出自然资源与农业发展、节能环保、交通、城市发展、私营部门业务等五大领域。在贷款总量下降和贷款投向严格的限制条件下，相对于获得更多支持的中西部地区而言，作为东部沿海省份的河北省争取硬贷款的难度有所增大。
（二）对于“举债”有认识偏差，错失项目立项机会
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是一个重要的融资渠道，它不仅风险小、收益大，而且可与国际金融组织之间建立互信互利、良好的伙伴关系，将国外的先进管理理念和技术应用于企业，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加快地方经济持续增长和经济转型，增进社会福祉。有的相关部门思想解放不够到位，意识不强，对国际金融组织合作在“引资—引智—引技”方面的作用认识不够，对于合理适度利用外债认识不够深刻，将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简单地理解为负担和债务，担心项目失败给当地财政带来还贷风险和负担，争取项目和资金的动力不足。有的相关部门认为贷款资金量不大，审批程序漫长又复杂，管理制度严格，资金使用起来受限制较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机会，导致当地利用外资工作进展不大。二是外债风险意识欠缺。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作为国家主权外债，按照贷款协议是必须要偿还的。有的部门缺少外债统筹规划，还没有建立外债风险预警机制，偿债准备金没有完全列入预算。因此，主动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为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的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三）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监管不足现象，责任跟踪不能放松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管理涉及申请、实施到还款、持续发展等环节。一是有的部门重项目引进、轻监督管理，没有及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项目实施管理上来，在项目设施与达到预期发展目标方面监管不够，缺乏责任追踪相关管理意识和手段及其相应制度配合实施。二是个别基层单位存在配套资金落实不到位现象。由于受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有些项目配套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项目的实施进度和质量，相应主管部门没有完全尽到监管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河北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高质量工作开展。
四、新形势下河北省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空间的拓展
（一）将知识合作打造成新的增长点，拓展新的合作空间
当前，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主要是贷款项目、技术援助项目和知识合作三种形式，贷款项目这一传统形式已触及世行、亚行硬贷款“毕业线”，从客观上讲，传统的贷款合作受到国际金融组织毕业政策的限制无法无限期地做下去，这就需要通过创新合作内容和形式，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开辟新的合作领域，打造新的增长点。在世行、亚行和国际农发基金与发展中国家合作过程中，知识合作将成为工作核心。知识合作不仅通过所提供的分析咨询工作和技术援助，更重要的是通过投资项目这一载体来进行，通过具体投资项目的示范和试点，帮助地方政府为其各自的发展方向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新成立的世行—中国发展实践知识中心以及亚行—中国区域知识共享平台是地方政府深化知识合作的两个具体抓手。2008年开始，河北省先后对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和外国政府贷款项目实施了结果导向绩效评价，其中河北省石安高速公路项目、河北省城市环境项目和河北省小城镇发展示范项目等被财政部和评价专家组评为典型案例并收录典型案例汇编。
（二）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推动企业走出去
随着主权外债业务的逐步退出，世行国际金融公司和亚行私营业务部门非主权业务（非主权业务指的是由国际金融组织资助、与地方国有企业、其他公私主体或私营部门主体作为还款方或被投资方而开展的业务）将逐步成为财政工作新的着力点。在与中国合作战略期间，国际金融公司将适度扩大与中方合作规模，重点工作之一就是从私营部门角度帮助实现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的南南合作方面的目标。亚行《2020战略》将促进私营部门业务发展列为其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亚行开发的非主权业务涉及能源、交通、城市、农业和电讯等领域，还包括为贫困家庭、农村家庭提供创新和深化金融服务以及在当地拓展一般业务，并将环境和社会因素纳入其业务目标。河北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需要加强业务政策指导，做好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发展民营经济的总体思路，结合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工作的特点，探索和完善财政在民营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理顺现有的管理机制和程序，积极探寻加强民营经济管理的工作要点；需要进一步挖掘与国际金融公司、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亚行私营部门业务局的合作潜力，积极引导非主权业务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金融改革、小微企业融资、节能减排（如能效提高、绿色建筑节能、区域集中供热等）、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发电等）、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如城市垃圾发电、污水和污泥处理等）等领域，引入新的机制和先进技术；需要积极探索国际金融组织与民营经济开展合作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促进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创新，推动民营经济与国际金融组织开展“三方合作”，共同投资于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农业、能源等产业和工业园区建设，通过承办国际会议、接待高访团组等机会，组织开展研讨推介活动，为引进外资和智力资源、推动企业“走出去”等牵线搭桥。
（三）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开辟新的资金合作渠道，优化环境惠及民生
目前，在我国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农发基金、全球环境基金、欧洲投资银行、绿色气候基金等国际金融组织开展的合作中，世行是全球最大开发性金融机构，其在动员和配置全球多边发展援助资源、制定国际发展援助规则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亚行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致力于促进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国际农发基金是联合国专业扶贫机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资金，促进全球粮食生产和减贫事业发展。全球环境基金通过提供赠款，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具有全球环境效益的项目活动。随着“毕业线”的日期日益临近，河北省需要在继续稳固发展与世行、亚行等传统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的基础上，深入拓展与国际农发基金、全球环境基金、欧洲投资银行和绿色气候基金等其他多边金融组织的合作。紧密结合河北省“十二五”规划，根据京津冀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实际需求，突出支持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城乡统筹、区域发展和民生等领域发展，做好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新项目申报和规划内项目的前期准备、对外谈判和签约实施工作。
（四）提升与国际金融组织技援合作的层次和水平，突出战略性及有效性
国际金融组织是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国际开发协会（IDA）、国际金融公司（IFC）、亚洲开发银行（ADB）、联合国农业发展基金会和其他国际性、地区性金融组织。对我国提供技术援助的国际金融组织主要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地方政府利用国际金融组织技援资金要结合当地发展规划、改革重点领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摸清需求、有效对接，不断提升技援合作的层次和水平，搞好地方经济社会体制机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为地方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提供指导。在技援项目选择方面，要看是否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源资源节约及生态环境保护；是否有助于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城乡均衡协调发展；是否有助于促进民生改善和社会事业改革与发展；是否有助于深化宏观经济管理改革与促进结构调整。在技援资金的投向方面，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结合地方政府的特点和需要，进一步加大国际金融组织技援资源向地方倾斜的力度。在技援项目的管理方面，要主动向有关部门介绍国际金融组织技援资源，主动查清技援合作的潜在需求，提高技援项目的战略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强化技援项目的结果导向管理，促进项目成果的推广应用，及时总结宣传项目成效。
五、河北省深化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的路径选择
（一）注重合作，提升服务水平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有严格的政策要求和投向限制，目前主要用于环境保护、农业、扶贫开发、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包括农村沼气）开发利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这就要求相关部门要认真学习研究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新政策，结合河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本行业的实际需求，根据贷款支持方向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谋划和设计项目，以提高项目申报的成功率。在资金投向上，要发挥贷款资金的补位效应，在符合贷款资金使用要求的前提下，力求使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一般财政性专项资金在用途上相统一，重点用于政府应办而限于财力不足未办的公共性项目；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管理和一般财政预算项目管理上，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尤其是学习与借鉴国际金融组织在环境治理与保护、节能减排、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先进经验与技术，总结和发挥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管理的示范效应；在合作渠道上，进一步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开展知识领域的合作，包括技术援助资金在内的多种渠道的赠款、贷款资金，充分利用国际资源，针对河北省的经济社会热点问题进行研究，比如与外方合作开展防治大气污染研究，引进先进知识和经验、介绍河北省实际做法、实现共同发展。
（二）加强管理，提高项目质量
（三）立足实际，创新合作模式
一是创新业务管理模式。对贷款业务可以通过贷款批准方式、中间金融转贷、提前收回贷款资金滚动使用等方式，从而达到项目准备时间较短、利用金融机构的专业知识降低贷款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目标。例如河北省利用亚行贷款节能减排促进（能效电厂）项目贷款，由于节能减排项目具有建设周期短、时效性强等特点，为避免出现子项目发生变化，河北省综合考虑国家金融政策、产业政策、贷款转贷流程、贷款资金安全等因素，采取了“财政转贷和中间金融机构服务”项目模式。同时，引入合同能源服务模式，为利用亚行贷款用于合同能源管理服务项目模式进行了有益尝试。二是创新资金合作模式。探索贷赠款资金与国内预算资金、专项资金结合使用的新模式，促进内外资金的整合与优势互补。进一步放大国际金融组织资金的杠杆效应和示范效应。可以通过发挥财政部门的平台作用，结合国际金融组织非主权业务的开展，协调国际金融组织与地方政府、国内政策性银行、清洁能源基金等合作成立专项基金，用于定向支持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和行业发展规划领域的节能减排、清洁能源及民生改善等项目建设。同时，结合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申报，协调国内政策性银行、清洁能源基金等以相对优惠条件提供配套资金融资，确保项目资金来源，发挥资金倍增效应。充分发挥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资金准公共资金的特点，进一步做好财政预算资金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资金的结合使用。探索国际金融组织与民营经济开展合作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由于自有资金有限，近年来世行、亚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积极鼓励通过PPP模式撬动更多私营部门投资。在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领域推广PPP模式，有利于利用有限公共资金撬动更多的私营部门投资，扩大公共投资的杠杆效应。河北省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但目前地方政府自身财力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快速城镇化对基础设施融资的巨大需求，PPP可以有效弥补地方政府公共资金的不足，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引入私营部门管理和运营经验提高基础设施运营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河北省可积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资金和智力资源，为在省内推广和完善PPP模式创造条件。积极引进国际金融组织长期优惠资金，合作开发PPP试点项目，发挥创新示范作用，并借以引入国外先进的项目管理经验，提高河北省公共部门PPP项目管理水平；利用国际金融组织技术援助资金开展培训，增强PPP项目的设计、实施、管理能力。
（四）与时俱进，争取世行新的贷款品种
我国与世行的合作30多年来，不仅引进了大量的世行资金，也学到了国际上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的提高，我国从世行获得优惠传统投资贷款额度越来越少。为了进一步加强与世行的合作，世行将在我国推行发展政策贷款和结果规划贷款两种新的贷款品种。世行发展政策贷款产品是指通过向借款国提供非指定用途的一般性预算支持，促进借款国的制度和政策改革，实现减贫与发展目标。该贷款支持的范围广泛，包括加强公共财政管理、调整经济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完善公共服务等。世行对发展政策贷款的总规模和单个贷款项目贷款的规模没有限制。一国使用该贷款的规模将根据不同国家的国情来确定，并遵守世行国别贷款上限的规定。世行结果规划贷款产品是介于投资贷款和发展政策贷款之间的一种贷款产品，主要用于支持借款国某一部门的规划项目，可以是新项目，也可以是在建项目。该贷款的主要特点是注重结果导向，每个项目均设有清晰完整的结果指标体系。世行贷款资金支付依据相关指标的完成情况，而不是按传统世行项目的提款报账制；世行可提供总额不超过贷款资金30%的预付金。面对新的形势和机遇，河北省有关部门应未雨绸缪，积极与上级有关部门保持联系，搞好与世行的对接，谋划一批既切合当地实际又符合世行要求的项目，争取世行新的贷款品种早日在河北落地开花。
（五）提升素质，打造涉外队伍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风险防范
1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
1.1美国次贷危机
美国抵押贷款市场分“次级”(Subprime)及“优惠级”(Prime)，它是以借款人的信用条件作为划分界限的。次级贷款，指的就是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以所购房屋为抵押的住房贷款。
2001年至2004年，美联储实施低利率政策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发展，美国人的购房热情不断升温，次级抵押贷款风靡一时。2005年至2006年，随着美联储17次加息，美国房地产市场逐步出现降温迹象，但是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也并未因此而停住脚步。放贷机构为了竞争，不断放松放款条件，一些贷款机构甚至推出了“零首付”、“零文件”的贷款方式，即借款人可以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购房，且仅需申报其收入情况而无需提供任何有关偿还能力的证明。宽松的贷款资格审核成为房地产交易市场空前活跃的重要推动力，但也埋下了危机的种子。与此同时，次级抵押贷款被证券化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指的是将缺乏流动性但又能够产生可预期的稳定现金流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汇集起来，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对贷款的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分离与重组，再配以相应的担保和升级，将其转变为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出售和流通的证券。次级抵押贷款证券，被美国的金融机构做到了全世界，危机发生，全球就为美国的次级债买单。
在进行次级抵押贷款时，放款机构和借款者都认为，如果出现还贷困难，借款人只需出售房屋或者进行抵押再融资就可以了。但事实上，由于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住房市场持续降温，借款人很难将自己的房屋卖出，即使能卖出，房屋的价值也可能下跌到不足以偿还剩余贷款的程度。这时，危机就发生了。危机一旦发生，就必然引起对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悲观预期，这就会冲击贷款市场的资金链，进而波及整个抵押贷款市场。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价格也会因为房屋所有者止损的心理而继续下降。两重因素的叠加形成马太效应，出现恶性循环，使得危机愈演愈烈。
1.2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到2007年爆发，至今已经经历了4次大的冲击波。第一波冲击始于2007年8月份。当时危机开始集中显现，大批与次级住房贷款有关的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被迫进入“降息周期”。第二波冲击始于2007年年底至2008年年初，花旗、美林、瑞银等全球著名金融机构因次级贷款出现巨额亏损，市场流动性压力骤增，美联储和一些西方国家银行被迫联手干预。第三波冲击发生于2008年3月份，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濒临破产，美联储紧急向其注资，并大幅降息75个基本点。第四波冲击发生于2008年7月。美国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美国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房利美)和美国联邦住宅抵押贷款公司(房地美)陷入困境。美联储拟注资250亿美元。第五波冲击发生于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的破产最终引爆全球金融危机。
2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分析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原因是多方面的，金融监管缺失是本次危机的直接原因。金融监管缺失使一些国家的金融失去监管，使金融杠杆不适当的放宽放大。
监管松弛和内部管理松弛是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监管松弛表现为金融当局和金融机构管理层缺乏及时全面掌握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动向和真实信息的有效制度安排及措施手段，缺乏对有关从业人员行为的有效约束，奖罚不明，渠道不畅。金融监管松弛的例子有很多。2008年12月15日，美国华尔街传奇人物、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前董事会主席伯纳德·麦道夫因涉嫌证券欺诈遭警方逮捕。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麦道夫一直向其客户承诺每月约1%的投资回报，无论大环境如何他从未亏过。据估算，投资者们损失可能高达500亿美元。受害者名单却越拉越长，既有来自美国、欧洲和亚洲众多银行和机构的投资者，也有为数不少的对冲基金，学校、慈善基金，甚至还有许多和他同为犹太裔的富翁。全球多家著名金融机构损失惨重。随着越来越多的案情细节浮出水面，美国公众的情绪从震惊演变为愤怒——在麦道夫涉嫌欺诈的二十年时间里，监管部门都干什么去了？!金融作家GuntherKarger已经正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总检察长投诉，要求调查该委员会主席考克斯和其他委员是否履行了各自的职责。震惊全球的麦道夫案风波还未平息，美国又一起“大规模商业欺诈案”浮出水面。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以涉嫌“大规模商业欺诈”指控得州的亿万富翁、斯坦福金融集团的董事长艾伦·斯坦福及其旗下3家企业欺诈80亿美元。多年前，美国金融监管机构曾发现美国得州大亨斯坦福集团涉及重大证券违法行为，一些专家认为这是即将发生大问题的信号，但监管机构每次都让该公司缴相对小额罚款了事。近期，英国版麦道夫—一名外汇交易商涉嫌欺诈4000万英镑被捕。这是英国第一次因信贷紧缩而引发的大型案件。金融监管缺失状况从上述典型案例可见一班。
3加强金融监管的思路
金融监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涉及的内容相当庞杂，本文主要从家监管目标、主体、依据、对象和国际合作等方面阐述加强金融监管的思路。
3.1金融监管目标要以安全优先，兼顾效率
金融安全，在更学术的层面上被称之为金融稳定。金融稳定是指金融体系能够有效发挥其配置资源、分散风险以及清算支付的功能，而其在出现各种冲击以及结构性变化时，依然能够发挥其基本功能。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100多年前，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货币经济是经济的第一推动力金额维持推动力。没有金融就没有现代经济。它的状况如何，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的未来。安全性、流动性和营利性是现代银行经营的三个基本原则，这三项原则既相互制约又相互联系，现代银行在其业务活动中，应注重兼顾协调，通过资产和负债的综合管理来实现三者的要求。在金融实践中，金融业必须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经营理念，始终把安全性摆在首位，这是金融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也是这次席卷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业的警示。
3.2金融监管主体要加强合作，提高监管效率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型金融市场的不断涌现，金融监管主体出现了出现了分散化、多元化的趋势。中央银抓们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督，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则由政府专门机构，如证券市场委员会、期货市场委员会等行驶管理只能，对保险业的监管也由政府的专门机构进行。近年来，一些国家将银行监管部门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
在监管机构分离，渐趋专业化的同时，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就成为了一个新的问题。从90年代以来的金融危机来看，微观层面上金融机构的稳健并不足以确保这个歌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在业务方面的交叉发展也使得针对特定类型金融机构所实施的监管效力被不断削弱。所有这些，都要求对监管体系进行重新调整。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整合，将其纳入到同意的体系当中，或者在保持专业监管机构独立的情况下，建立不同监管机构之间进行沟通和协调的机制，提高金融监管效率，以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
3.3依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规范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金融活动，提升金融监管水平
为了对金融机构监管，每个国家都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经济金融环境制定出了一系列兼容监管法规作为金融监管的依据。就西方国家而言，其金融监管依据是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巴塞尔协议”和《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协议和核心原则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它们对稳定金融体系具有很大作用，成为全球通用的银行监管文献。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银行经营复杂程度的不断增加和风险管理水平的日益提高，巴塞尔委员会1988年的资本协议已经那个越来越滞后于风险监管需要。2004年6月，在经过长达6年的的制定期后，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简称新巴塞尔协议火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或巴塞尔协议Ⅱ)。新资本协议反引发了现代景荣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也反应了全球化和国际金融活动的游戏规则。例如，审慎合理的风险承担、科学准确的风险衡量、充分有效的内部控制、科学合理的资本配置和风险敏感的资本监管框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针对银行的经营活动面临的诸多风险提供了风险敏感性更强的监管框架；为金融业管理金融风险设定了资本标准；鼓励商业银行在防控风险的过程中更多地考虑资本金收益。在这一系列措施中，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将资本要求不仅仅与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挂钩，而且还与其他实质性风险联系起来(比如支柱1下面的操作风险以及支柱2下面的利率风险等)。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是国际银行界的“游戏规则。目前，很多国家还不具备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条件。随着新资本协议在美国等十国集团的实施，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该行列。该协议将在商业银行计算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和操作风险加权资产的规范，商业银行内部建立完整而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的约束，、以及全球银行体系的稳健经营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3.4对金融创新产品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加强监管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创新造就了大量新的金融业务：可变利率存单、金融期货合约、期权交易等。金融创新使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迅速膨胀，金融期权、金融期货等金融衍生产品的派生型、杠杆性、虚拟性、高风险型使金融监管产品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和高风险化。
二战以后，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涌现出了大量非金融机构。目前，非金融机构在发达国际中已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表现在机构类型日趋多样化，发展迅猛，并且其资产和负债规模所占的比重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领域日益拓宽，在金融创新、资产重组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
因此，从金融创新产品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和高风险考虑，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经济影响和货币供给方面考虑，各国金融监管当局都应不得不重视和加强对对金融创新产品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加强监管。
3.5金融监管当局应加强国际监管合作与其他合作，提升防范国际
金融危机的能力
国家和区域性监管机构应加强国际合。一是完善国际监管体系，建立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加大全球资本流动监测力度，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和中介组织的监管，增强金融市场及其产品透明度；二是国家和区域性监管机构在遵循一致性原则基础上制定规章以及其他措施；三是监管机构加强同金融市场所有层面的协调和合作，其中包括跨国境的资本流动；四是监管者和其它相关当局应当在防范危机、加强管理和应对措施上加强合作；五是发展国际金融合作与协调，积极探讨必要十一的增加呢国际或作与协调的途径和方法，运用国际资源提升防范过金融危机的能力，化解国际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1]《欧盟建议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9年2月25日
[2]2009年2月27日，商务部陈德铭部长在伦敦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著名电视主持人罗伯特·佩斯顿(RobertPeston)的专访
[3]《通力合作共度时艰》15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上的讲话2008年11月15日
该书的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着重论述了“国际上主要金融市场的法律与监管”，在这部分介绍了美国的证券法，美国的国际银行法，银行与证券领域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欧洲单一金融市场，欧洲货币体系和汇率体系，欧洲货币联盟和日本银行与证券市场的国际化等问题。
第二部分介绍了“国际金融工具和离岸市场业务”。在这一部分介绍了欧元存款和银行存款，国际支付系统，跨国的资产冻结，欧洲债券和全球债券，国际资产证券化，国际股票市场的竞争，国际清算结算系统，国际期货与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国际掉期和离岸互助基金等内容。
第三部分介绍“国际新兴金融市场”。这部分着重介绍了亚洲一些国家的项目融资、新兴市场国家的民营化与机构投资者、亚洲货币危机。
从内容来看，书中收录了两位教授的有关论文，选摘了其他著名教授的有关论文和著名著作中的片断，还引用了一些法律和国际条约的原文，严格说来，本书是作者“半写半编”而成的。由于本书的领域涉及广泛，内容复杂，每部分都请最好的专家来写，请最有名的权威来支持。这种既突出重点，又体现合作的方法，使本书内容的每个部分都是最好的，全书也是最好的。
这两位法学教授在分析国际金融法的时候，不是就有关法律条文或判例进行介绍，而是从经济学与统计学的方法出发，用统计数字和图表向读者展现国际金融的现状与发展，然后进行金融市场的各种交易分析，再转入各国的国际金融政策分析、国际机构的政策分析，最后才落实到各国的有关法律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条约。这种风格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同美国法学院着重案例教学和司法技术研究不同，在曾经创立了案例教学法的美国哈佛法学院里，这两位教授居然不用案例分析，却用经济统计的数字来分析，以引起读者对国际金融宏观的兴趣。
维仑斯教授进入法学院之前，是经济学教授，而斯卡特教授则是欧美“30人小组”的专家之一。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几乎都是著名的经济专家，斯卡特教授作为法学专家参加这个小组可见他的经济学功底之深厚。
过去十年来，国际金融市场突飞猛进，急速发展。可兑换货币间的外汇市场交易规模持续扩张，到1998年4月底，外汇市场日平均交易量持续上升到1.49万亿美元，比1986年上升了8倍，数额相当于所有国家外汇储备的87.4％。在1984到1998的十五年间，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累计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34%，远远超过全球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3.37%和国际贸易的年平均增长速度6.34%。
在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外汇市场率先实现单一市场形态的运作，其显著标志是全球外汇市场价格的日益单一化，主要货币的交叉汇率与直接兑换的汇率差距明显缩小。
在资本市场，资金开始大范围地跨过边界自由流动，各类债券和股票的国际发行与交易数额快速上升，整个90年代，主要工业国家的企业在国际上发行的股票增长了近6倍。1975年，主要发达国家债券与股票的跨境交易占GDP的比重介于1％到5%之间，1998年，给比重上升到91%（日本）到640%（意大利），其中，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各国该比重增长最快的时期几乎都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与此同时，国际债券市场的二级市场获得了蓬勃发展。债券市场信息传递渠道、风险和收益评估方式以及不同类型投资者的行为差异逐渐减小，以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对冲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复杂的财务管理技巧，在不同货币计值的不同债券之间，根据其信用、流动性、预付款风险等的差异，进行大量？quot;结构性交易"，导致各国债券价格互动性放大，价格水平日趋一致。
海外证券衍生交易的市场规模有了突破性提高。几乎在所有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都在进行大量的海外资产衍生证券交住T谛录悠律唐方灰姿瓤梢源邮氯站？25种期货合约的交易，也有部分马来西亚的衍生证券交易；美国期货交易所的交易对象，更是包括了布雷迪债券和巴西雷亚尔、墨西哥比索、南非兰特、俄罗斯卢布、马来西亚林吉特、泰国铢和印尼盾等多种货币计值的证券和衍生产品。
二、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发展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市场一体化潮流中，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国际化进程加速。
在银行领域，1979年起，外资银行开始在我国设立代表处、分行、合资银行、独资银行、财务公司，到今年年初，共有38个国家和地区的168家外国银行在我国25个城市设立了252家代表处，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7家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19个城市设立了182个营业性机构，其中，有32家外资银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到今年6月底，在华外资银行总资产达323亿美元，其中贷款208亿美元。
在保险领域，到去年底，我国共有外资保险公司15家，对外开放城市由上海扩大到广州、深圳等地。
在证券领域，1992年，我国允许外国居民在中国境内使用外汇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特定的股票，即B股。有关管理部门对于B股市场的总交易额实行额度限制，超过300万美元的B股交易，必须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1993年起，我国允许部分国有大型企业到香港股票市场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即H股。部分企业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称为N股。境外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开设外汇帐户，筹集的外汇必须存入外汇指定银行。进入2000年后，部分民营高科技企业到香港创业板和美国NASDAQ上市筹集资金，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债券市场，我国对于构成对外债务的国际债券发行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由经过授权的10个国际商业信贷窗口机构和财政部、国家政策性银行在国外发行债券融资，其他部门可以委托10个窗口单位代为发行债券，或得到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特别批准后自行发债。债券发行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并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在国外发行债券所筹集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批准开设外汇帐户，存入指定银行。
三、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前景
随着加入WTO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金融市场正在准备与国际市场接轨，国际化进程将明显加快。
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达成的双边协议，加入WTO后，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将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银行领域，我国将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方面对外资银行进一步开放，逐步允许外资银行向中资企业和居民开办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加入WTO之初，外资银行可向外国客户提供所有外汇业务。加入WTO一年后，外国银行可向中国客户提供外汇业务，中外合资的银行将可获准经营，外国独资银行将在5年内获准经营，外资银行在二年内将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在5年内经营金融零售业务。
在保险业领域，加入WTO后，人寿保险公司中外资持股比例可高达50％，加入一年后，提高至51％。非人寿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将获准在合资保险公司中持有51％的股份，并可在二年内成立全资的分支机构。
在证券市场，中国将允许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从事基金管理业务，享受与国内基金管理公司相同待遇；当国内证券商业务范围扩大时，中外合资证券商亦可享有相同待遇；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证券商将可承销国内证券发行，承销并交易以外币计价的有价证券。
显然，随着金融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我国金融市场将逐步走向全面的国际化。
这种全面的国际化含义是：以资金来源计，国外资本以允许的形式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国内资本则可以参与国外有关金融市场的交易活动；以市场筹资主体计，非居民机构可以在国内金融市场筹融资，国内机构则可以在国外金融市场筹融资；国外交易及中介机构参与我国金融市场的经营及相关活动，国内有关交易及中介机构获得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经营及相关活动的资格和权力。
四、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利益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将降低新兴市场获得资金的成本，改善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效率，延展市场空间，扩大市场规模，提高系统能力，改善金融基础设施，提高会计和公开性要求，改进交易制度，增加衍生产品的品种，完善清算及结算系统等。
海外金融资本的进入，尤其是外国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者对市场交易活动的参与，迫使资本流入国的金融管理当局采用更为先进的报价系统，加强市场监督和调控，及时向公众传递信息，增加市场的效率。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过采用国际会计标准，改进信息质量和信息的可获得性，改善交易的公开性。交易数量和规模的增加，有助于完善交易制度，增加市场流动性。而外国投资者带来的新的金融交易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衍生产品的出现及发展。建立一个技术先进的清算和结算系统，对于有效控制风险、保持该市场对外国证券资本的吸引力、
五、金融市场国际化的风险表现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在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仍然蕴涵着一定的风险，因此，加入WTO后，我国金融风险可能有如下表现：
1.市场规模扩大加速甚至失控的风险。
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在增加金融市场深度、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将导致金融资产的迅速扩张。在缺乏足够严格的金融监管的前提下，这种扩张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根源。
此外，由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较低，金融体系不成熟，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资本流入导致其金融体系规模的快速扩张，而资本流入的突然逆转，则使其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大幅度上升。
2.金融市场波动性上升的风险
对于规模狭小、流动性比较低的新兴金融市场来说，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尤其是在一些机构投资者成为这类国家非居民投资的主体时，国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表现得更为显著。
由于新兴市场缺乏完善的金融经济基础设施，在会计标准、公开性、交易机制、票据交换、以及结算和清算系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无法承受资本大量流入的冲击，导致价格波动性的上升。新兴金融市场股票价格迅速下降以及流动性突然丧失的危险，大大地增加了全局性的市场波动。
3.本国金融市场受到海外主要金融市场动荡的波及、市场波动脱离本国经济基础的风险。
外国资本的流入和外国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大量参与，潜在地加强了资本流入国与国外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导致二者相关性的明显上升。
从国内金融市场与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波动的相关性来看，近年来，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对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显著上升。国外研究表明，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韩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3年到1994年间高达12%，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泰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88年到1991年间高达29.6%，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墨西哥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0年到1994年间高达32.4%。
这种溢出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市场稳定发展时期，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波动接受主要工业国的正向传导，表现为二者波动的同步性；其二，在市场波动显著、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时，二者波动出现背离，甚至呈反向关系。
从日本和韩国股票指数的相关性看，从1989年1月到2000年4月，二者股票指数的相关系数为36.52%，而在1989年1月到1992年7月间，该相关系数达89.09%。从92年7月到98年5月，该相关系数下降到44.86%，此后，该系数再度提高到80.65%。
4.本国金融市场与周边新兴金融市场波动呈现同步性，遭受"金融危机传染"侵袭的风险。
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资流入周期及结构基本相同，因此，其金融市场表现具有很强的同步性。
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间的股票市场相关系数显著增大，韩国和印尼股市的相关系数由43%上升到73%，印尼和泰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15%上升到78%，泰国和韩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55%上升到63%。显然，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投资者把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视为一个整体，同时从上述市场撤出资金，导致其同时崩盘。
此外，由于机构投资者在全球资本流动中发挥主导作用，而其行为特征表现出很强的"羊群效应"，其对新兴市场的进入和撤出也具有"一窝蜂"的特点，从另一个角度加强了新兴市场表现之间的同步性，这种同步性在金融危机时期表现为危机传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或"龙舌兰酒"效应。
5.银行体系脆弱性上升的风险
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现代化的压力下。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可能大幅度上升。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加深后，外资可能大量流入该国银行体系，促使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快速扩张，尤其是银行的对外负债增长更为显著。在一些国家，以银行对外负债形式流入的资金绝大多数投资于国内市场，导致银行体系外币净负债上升。特别是当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时，大规模资本流入使银行的流动性出现大幅度摆动，银行贷款膨胀和收缩时期交替出现，引起影响全局的风险，甚至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由于负债和流动性的快速上升领先于经济规模的增长，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有限的经济增长速度，无法为新增巨额贷款提供足够的投资机会，可供投资并提供高额回报的行业有限，银行的新增贷款往往集中于少数行业，如在泰国，大量资本流入后，银行信用发放给建筑和不动产的份额从1980年的8%增长到1990年的16%。大部分新增贷款用于不动产交易。
此外，由于大多数信用等级比较高的企业可以通过在国际市场直接发行股票和债券获得资金，国内银行只能向次级层次风险较高的客户贷款，因此，银行对于借款企业和借款个人的利润和信用等级要求相应下调。在外资持续流入、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前提下，这样的信贷投放策略通常能够得以维持，但是经济形势突然逆转及外资无以为继时，这种循环将被迫中断，一些行业出现周期性逆转，银行产生大量不良贷款。例如，在泰国，1988到1990年的资本净流入与资产价值的上升显著相关，即使商业银行对房地产贷款的土地抵押值超过贷款很多，而房地产价格下降，仍然使银行资产负债的获利能力受到很大打击。
由于银行体系保持巨额对外净负债，面临着很大的汇率风险，可能遭受本币意外贬值引起的损失。
中央银行针对外资流入实行的冲销性市场干预政策，往往导致市场利率的突然上升，从而加大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而在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某一个汇率水平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的情况下，短期利率可能上升到一个非理性的水平，这样将削弱银行盈利能力甚至危及银行的稳定。因此，货币危机往往是银行体系危机的前奏。
在金融市场开放导致银行体系稳定性下降的过程中，银行道德风险问题得到不同程度的暴露。在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中，克***曼教授认为，东南亚国家的金融机构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导致了泡沫经济的产生，而泡沫经济的破灭则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金融风险；预警系统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市场是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动脉。但是金融本身具有的高风险性和在发生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得金融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1金融风险的现状以及原因思考
金融风险是一定金融资产在未来时期内预期收入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也是指任何有可能导致企业或者财务损失的风险。
从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的教训看，金融危机最终表现都为支付危机。离我们最近的便是美国此次的“次贷危机”，仅占美国房屋抵押贷款10%的次级贷款危机会演变成人类历史上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雷曼、美林、AIG等跨国金融巨头如此不堪一击，连一向被认为投资避风港的货币基金也不再安全。
由于市场竞争日益加剧、资产证券化可以转嫁风险，银行和住房抵押按揭机构放松信贷标准，不必再担心借款人违约和坏账风险。华尔街的银行家们通过成立专门目的公司（SPV），买下这些风险极其高的次级债，精心设计和包装后再以此抵押，发行一种结构性投资产品——债务抵押债券（CDO）。为了能顺利销售，信用评级公司再将CDO拆分打包成不同风险级别债务层的CDO。为了吸引投资者，发行机构再以CDO为基础，衍生出信用违约掉期（CDS）。当美国长期低利率政策的预期破灭后，这一脆弱的平衡瞬间瓦解：房屋价值缩水、利率提高。借款人停止支付月供；CDO评级下降，价格缩水；CDS也无力补偿，为了偿还投资债务，投资者只有竞相抛售持有证券，“金融恐慌”闪电般扩散。论文
2我国金融业风险现状
我国金融业目前最大的风险来自于传统体制的影响以及监管失效导致的违规。由于长期积累的体制性、机制性因素，国有企业建设资金过分依赖银行贷款，银行信贷资金财政化；再加上金融机构内部管理不善，造成庞大的不良债权，导致金融资产质量不高。近年来，我国证券、期货市场一直存在大量违法违规现象，一些证券机构和企业（包括上市公司）与少数银行机构串通，牟取暴利，将股市的投机风险引入银行体系；一些企业和金融机构逃避国家监管，违规进行境外期货交易，给国家造成巨额损失。
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信息披露是我国金融监管的主导性制度安排。信息披露也可以称“信息公开”，受到我国金融立法的重视，成为我国金融监管的重要制度。从经济学上来考虑，在信息化的时代，有效的信息披露能为经营者和购买者提供充分的信息，有利于正确的投资决策的形成，而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信息披露制度能有力的防止由于信息不对称、错误等导致的不平等现象，防止信息垄断和信息优势导致的不公平。
3如何防范和预警金融风险
金融机构在具体的金融交易活动中出现的风险，有可能对该金融机构的生存构成威胁；具体的一家金融机构因经营不善而出现危机，有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构成威胁，会导致全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甚至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如何防范和预警金融风险成为至关重要的课题。
3.1稳健经营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稳健经营是我国金融机构比较现实和理性的选择，既可以不因保守而无法分享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也可以避免因激进而导致的重大经营失误。首先，任何一家金融机构的发展都应该是适度的。真正可持续发展不应受宏观环境和经济周期的影响忽快忽慢，而应始终坚持稳健的方针，坚定不移地朝这自己的战略目标前进。美国的“次贷危机”充分说明了稳健经营的重要性。只有结构合理，才可能持续地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速度。其次，任何一家金融机构的发展都必须坚持收益与风险相匹配的原则。金融机构能够承担的风险受限于所拥有的资本，从而决定多少盈利。如果所承担的风险超过资本金，就会处于一种高危的经营态势，偶然的波动都可能引发经营危机甚至倒闭，而一家金融机构的倒闭往往又会引起连锁效应，造成金融危机。
3.2传统信贷业务的底线，做深、做细、做透次贷危机的根源之一就是金融机构为追求过度利润而过度投机，过分迷信资产证券化等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分散作用，从而使其偏离了金融业经营的基本准则，而这些准则有助于经营从源头上规避风险。这些基本准则包括：审慎评估借款额度对银行和借款人的合理程度；关注借款人的现金创造能力；评估借贷风险与收益的平衡等等。公务员之家
3.3保障金融安全，就要加强金融监管，将金融活动纳入规范化、法治化轨道金融风险最大就是机构风险，所以，金融机构就要在国家有效监管的前提下“练好内功”，完善内控机制。在我国，立法和执法一直都重视国家监管，而对金融机构的行业自律和内控机制的完善没有足够的重视。这种内控和外控的不平衡削弱了外控监管的效果，无益于金融整体安全。而信息披露制度的设立和完善，再加上监管对信息披露的制约，就有利于将国家金融监管的外控机制转化为金融机构的内控动力。国家监管对信息披露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的要求，就势必会给金融机构经营造成压力，使其增强透明度，保持良好的经营状态。
3.4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完善相关政策一方面，要增强风险意识，密切关注流动性资金的去向，尤其是汇市、房市、和股市的去向，避免由结构性泡沫演化程整体泡沫；另一方面，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相关的交易规则。第三是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增强抗风险能力。
参考文献
关键词：国际金融；金融危机；传递机制
研究国际金融传递机制，对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建立有效防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金融传递可分为正常传递与非正常传递两种类型。正常传递指在维持各国汇率稳定和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影响，非正常传递指引起各国汇率剧烈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国际资本流动，它不仅由一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另一国，而且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危机“传染”。本文所讨论的国际金融机制，主要指后一种类型。
一、传递源与被传递对象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首先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地区）称为“传递源”。受传递源影响，同样的危机很快出现在其临近或周围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称为“被传递对象”。一般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源”多发生在区域经济链条较为薄弱的环节上。那些被传递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与传递源国家在经济类型、金融体制、发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经济一体化区域内高度相关的投资贸易关系。以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为例，东盟五国较为全面地进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阶段是在1976年2月五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区内实行特惠关税区时算起。当时东盟各国为了迅速发展经济纷纷实行50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当时美、日、欧占东盟进出口总额的60%，使得东盟各国经济极易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为此，东盟决定采取扩大区内贸易的政策，政策的实施使得东盟五国的内部贸易、投资比重迅速上升，各国经济命运由此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对东盟的这些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对外部波动极为敏感，加上各国在产业和进出口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竞争性，那么一旦某国货币受到投机者冲击而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和下跌时，自然也会迅速影响到其它国家的外汇市场，从而造成货币危机的传递。
（二）国家之间存在某种货币一体化安排。1992年欧洲外汇市场波动的背景正是国际投机势力看准了欧盟货币体系中，成员国虽然安排了相互间汇率浮动上下不超过2.25%的界限，这种货币一体化安排客观上要求各国一致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当时东西德统一不久，德国政府对赤字融资的需要要执意维持马克较高的利率，最终以英镑为首的其它低利率货币遭受投机者抛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整个西欧经济也陷入衰退。在这种一体化的货币安排下，任何一种薄弱的货币受到攻击都可能引起整个区域的市场动荡二、传递媒介、传递途径与传递过程
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中，货币政策传递机制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即汇率和利率等竞争性变量。区域金融危机发生，汇率和利率成为国际金融传递的主要媒介。特别是汇率变动直接对国际和一国经济发生作用。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作为传递源的国家都因过去的刻板的盯住汇率政策不能应付国家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并都改变了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引起货币大幅贬值而发生金融危机。既然国际金融的传递媒介是利率和汇率，那么样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就自然成为主要的传递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传递的过程可概括如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泰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多与美元挂钩，当泰铢贬值后，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便得到加强。与泰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周边国家为了维持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会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正是基于这种预期，国际投机者必然要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做空头，而投机性的抛售就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产生巨大的贬值压力。另外，心理因素也会加速金融危机的传递。由于经济类型的接近，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与泰国类似的经济问题，如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良债权、经常项目逆差等，投资者也害怕当地会发生金融危机，于是干脆把资本从新兴市场撤走，从而导致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实际发生。
三、现代国际投资组合理论———金融危机传递机制的一种理论解释
投资组合理论是现资组合行为的基础理论。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当前分散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已经由证券的种类构成转向证券的地区构成上来了。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每一种资产组合的风险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来度量，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组合中各资产的风险大小、各类资产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资产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在分散投资时，在既定收益下必须尽量减少资产之间的相关度，从而降低总体风险。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经济往来和一体化发展，其证券之间的相关系数已经变得很大，仅限于发达国家的投资组合已经无法很好地削减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投资组合必然会把部分投资换成回报。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往往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投资板块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国的货币风险上升，国际投资组合即对自身做出修正，这种修正行为就是把属于该地区板块的证券和货币抛出，从而引起该板块对应的整个地区的货币动荡。
四、传递力度与传递中止
2007年下半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很快危机演化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普遍实质。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仍然如此，只是具有了一些不同于以往危机的新的形式。由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生产过剩不再局限在某一个国家内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危机更为明显地具有了全球性的特征。这也是此次危机在一个国家发生之后迅速升级为全球性金融风暴的原因所在。
1.危机发生前，全球供给与需求处于暂时的平衡状态。
19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需求不足，美国经济当局于是尝试着依靠从公共和私人两方面鼓励提高借贷的方式来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公共借贷的结果是国家财政赤字的增长，私人借贷的结果是家庭的透支。一方面，美国公共和个人的透支消费不断增长；另一方面，美国的消费品市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东亚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这种经济关系通过两条渠道来完成循环：一是贸易渠道，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生产并出口到美国；二是金融渠道，东亚经济体通过贸易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积累的美元，又通过购买美国债券的方式回流到美国的金融市场，这些资金压低了美国的长期利率，同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和华尔街的金融创新一起，吹起了美国的房地产价格泡沫，由此带来的财富效应又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的实际消费能力。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刺激了美国的消费增长。同时，也使得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当然，也带来了经济的增长。危机之前，世界经济就是在这种暂时平衡中实现了快速发展。在2003—2007年间，世界经济以年均近5%的速度持续快速增长，国际市场需求明显扩大，拉动我国外贸出口高速增长，众多行业纷纷增加投资扩大产能，在推动我国经济以10%以上速度快速增长②。在美国不断增长的消费能力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生产能力不断扩张，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生产体系不断扩大生产能力，以满足消费需求，使二者达到暂时的平衡。支撑这种平衡的关键因素就是美元的霸权地位和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因为如果没有美元的特殊地位，巨额的外债将拖垮美国经济。由于美元的霸权地位，使美国能够足以承受巨额的贸易逆差和外债。而巨额外债的实质就是美国人的消费远远大于了他们的物质创造。数据显示美国消费占世界总消费的接近30%，美国的这种消费能力实质上是不真实的，它的存在依赖于两个条件：一是美国内部的过度信用；一是外部的美元霸权。在二者的支撑下美国消费能力被极大地放大了。但是，这种世界经济增长模式是建立在国家和个人的过度借贷的基础之上。美国人依赖其自身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导致消费的畸形膨胀，即公共和私人的透支消费。以经济长期透支为基础的过度消费，使得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体，汇丰银行的一份报告估计美国消费市场占全球的比重约为37%，高于其GDP占全球比重近10个百分点。全球经济长期以来不得不过度依赖美国市场。因此，一旦美国经济开始下滑，进口首先大幅收缩，对全球经济造成直接冲击。这体现出美国的消费远远超过其生产能力和经济实力。美国经济对世界长期透支放大了全球经济的风险。根据统计，80%的美国家庭拥有信用卡，每个家庭2008年底的信用卡平均债务为1.0679万美元③。在2001年—2007年的经济周期中，美国的GDP增长率处于战后最低水平。经济的增长完全依靠个人消费和住房投资，这些皆源于宽松的信贷和飞涨的房价。尽管房地产泡沫和布什政府的庞大联邦赤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刺激，但是经济表现依然糟糕。在2001—2005年间，房地产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几乎达到三分之一，对就业率的增长贡献接近一半。因此，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消费和住房投资就会下降，经济就会跌落④。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1976年以来，按照国民经济核算的美国经济透支率(私人和政府总支出与GDP的差值占GDP的比重)一直为正，也就是说美国一直存在不同程度的透支状态。80年代上升到1.8%，90年代回落到1.3%；但是2000年后急剧上升，2000年—2008年平均透支率超过4.7%。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经济透支率超过5.7%。透支率的不断增加正是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具体体现。总之，与世界经济生产能力相平衡的是被严重放大的美国消费能力。在这种暂时的平衡背后，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生产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实际的需求。
2.平衡破坏——危机发生
这种虚假需求是靠房价的不断上升来支撑的，但是，一旦金融泡沫破裂，消费能力必然要向真实水平回归，从而导致中国的消费品生产出现过剩，使大量外向型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甚至倒闭。由于事实上生产能力已经远远大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真实需求，所以一旦泡沫破裂，市场需求将向真实值回归，这样就会在整个链条中出现生产过剩。美国的虚假消费能力，信贷市场快速增长，规模庞大，透支消费非常普遍；不仅个人如此，国家亦如此。美国在国家层面的透支，表现为它的巨额国债。由于投资的支撑，美国经济表面数据一片繁荣，但是背后却是信用泡沫的不断积累。最终，泡沫从房地产信用贷款领域开始破裂。信用泡沫的破裂和金融危机的爆发打破了以上循环。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之后，基于房价不断上涨而设计的金融产品面临价格的不断下跌。由于其杠杆率过高，金融机构被迫出售资产以偿还债务，以防止资产负债表恶化。市场主体都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资本市场急剧下挫，资产价值快速缩水。在负债不变而资产价格不断贬值的双重作用下，包括金融机构、公司和家庭在内的资产负债表都迅速恶化，市场信心缺失，流动性急剧收缩，并严重侵袭到实体经济。金融危机将迫使美国消费者改变消费行为模式。由于信用紧缩和资产价格下降，之前过度借贷的消费者现在所能做的唯一选择，就是增加净储蓄，以缓冲家庭净财富的萎缩，而这只能通过减少举债或提高储蓄率来实现。以消费放缓为代价的储蓄增加，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实体经济恶化的速度和程度。失业增加，收入下降，消费者又要进一步紧缩开支，由此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而这注定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调整过程。自2008年7月美国“房利美”、“房地美”两大房贷公司濒临破产，美国政府向其注资2000亿美元“救市”以来，美国次贷危机便演变成金融危机。此后不久，美国金融危机酿成金融风暴，其五大投资银行悉数解体，最大的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等25家银行先后倒闭。除美国以外，其他许多国家金融危机也随之恶性发展。欧洲国家的金融机构同美国关系密切，受害尤深。不少金融机构或破产倒闭，或被其他银行并购，或被政府接管。连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的英国汇丰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虽有政府的大力支持仍难摆脱危局。前苏联东欧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深受其苦，许多国家股市大跌，货币大幅贬值，外资大批撤离，财政和经济状况严重恶化。特别是东欧国家主要靠欧洲银行提供贷款来维持经济增长，共欠外国银行债务达1.65万亿美元。金融危机使外资纷纷撤离，加重了其困境。在东欧国家中经济形势向来较好的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三国的货币分别下跌48%、30%和21%⑤。此次世界金融危机最严重的直接后果之一是造成全球财富大缩水。据权威专家估计，危机使全球财富损失达50万亿美元，全球股市总值从2007年的63万亿美元降至2009年2月底的28万亿美元，降幅达55%。这次的金融危机重创了全球虚拟经济，也重创了全球实体经济，无论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金砖四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大国，还使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无一不受到冲击，经济都出现严重的下滑势头。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机构和世界媒体均认为，这次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将是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衰退。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表现为：世界各类国家都遭遇工厂大批倒闭、失业率大幅上升、工业产值急剧下降。至2009年3月底，工业产值下降10%，其汽车制造业三巨头中就有克莱斯勒和通用两家公司相继宣告破产。欧盟失业人数一度达到2000万人，比危机前剧增20%。不少新兴国家工业产值也快速滑坡。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4月22日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09年世界经济出现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负增长1.3%，发达经济体负增长3.8%，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率大幅减少，其中俄罗斯出现了6%的负增长，为10多年来之首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2008年9月以来，欧美市场的萧条和萎缩，导致中国出口的大幅度下降，从而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全球经济活动急剧减速。受外需大幅缩减的影响，我国大批出口型企业经营困难、倒闭，失业剧增。据媒体报道，2008年上半年破产倒闭或已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全国有约6.7万家，下半年还在继续增加。随之，返乡农民工有约780万人。受出口持续下降和国内需求减弱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增速大幅回落，GDP的增长速度由2007年的13%，一下子降到2008年的9%，2008年第四季度更降为同比的6.8%，2009年第一季度降为6.1%⑥，由此可见危机使我国的经济陷入了极大的困难。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轮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全球生产链条的生产过剩，危机发生的机制可以表述为：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矛盾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信用消费和透支消费(以房价上涨为依托，由于其财富效应，导致消费能力被严重放大)——虚假需求快速膨胀——全球范围扩大生产能力——暂时平衡(潜在生产过剩)——房价下跌——信贷违约上升——金融危机——潜在生产过剩转化为直接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本轮危机的突出特点在于生产过剩表现出了明显的全球性特征。对危机的发生机制可以做如下的描述：由于美国信用泡沫的泛滥，导致消费水平远远超过实际消费能力，为了满足被放大的消费需求，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断扩张生产能力，以使二者达到暂时的平衡，这样的结果就是使生产能力大大超过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真实需求，所以维系过度消费的金融泡沫一旦破裂，市场需求将急剧下滑并向真实水平回归，这样就会在全球性生产链条中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进而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经济危机。
二、中国对策
【相关摘要】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及其法律监管制度是国际金融法上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本文运用国际金融法学理论和比较法对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及其市场监管中的若干法律问题进行了研究。除导言外，全文共分八章，约22万字。上世纪国际金融创新的一个主要标志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和发展。大量国际衍生产品的诞生和发展，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国际金融市场的格局和发展趋势，也对传统国际金融法的演变和发展带来了影响。有关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研究通常可以从合同法、侵权法、信托法、公司法等私法角度展开，而本文则主要是从公法角度来研究金融衍生产品的国际法律监管制度。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种类繁多、金融创新持续正在进行等原因，本文主要是对现行国际监管立法中的重点问题，如金融衍生交易场所和交易中介机构的法律问题、金融衍生交易中的客户保护、金融衍生交易的风险管理制度等。第一章是对金融衍生产品及其市场演变的基本介绍。在该章内容中，本人首先对金融衍生产品从法学和经济学两个角度概括了其基本含义，并对金融衍生产品的主要分类和新出现的复杂品种做了介绍；其次，文章对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出现和发展做了简要介绍，重点是对参与衍生交易的资格、交易目的，以及不同种类衍生产品的法律性质等问题进行了论述。第二章是对金融衍生产品国际法律监管制度的分析。上世纪60年代出现的金融创新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国际货币金融法律制度，也促进了金融衍生交易相对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立法的改革。在本章中，本人分析了各国金融衍生监管立法的演变和发展趋势，并概括出金融衍生产品国际监管法律制度的五大法律特点。第三章研究了金融衍生交易场所及其非互助化改革的法律问题，包括场所设立、产品设计、市场监管和非互助化改革所产生的法律问题等。第四章论述了金融衍生交易中介机构的法律问题，重点是中介机构的市场准入、业务行为的法律监管、交易透明度，以及禁止的业务行为等。第五章是有关金融衍生交易中客户保护的法律研究。由于金融衍生交易的风险性和创新特点，因此对客户保护成为各国金融监管立法的重要内容。本章从金融衍生交易的适合性和风险揭示原则入手，对衍生交易的行为规范、投资者赔偿制度和争议解决机制等法律问题进行了论述。第六章是金融衍生场外交易市场及其法律监管制度的研究。本章主要从合同发的角度对场外金融衍生交易合同的成立、法律性质、合同转让与变更、合同违约与法律救济、合同法律适用与法院管辖等问题进行分析。此外，对场外衍生交易市场国际法律监管制度的确立提出了本人的思考和建议。第七章是有关金融衍生产品风险管理制度的分析。首先本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识别和衡量做了论述，其次是对风险管理的法律框架，以及交易场所和场外市场的风险管理重点法律制度做了比较研究和阐述。第八章是金融衍生产品在中国的实践和监管立法的思考。在对中国金融衍生产品失败实践的法律原因进行分析归纳以后，文章论述了中国发展金融衍生产品的必要性、衍生交易法律制度建设、国债期货交易法律制度重建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文章的最后部分还对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理念的更新做了一定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