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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研究著作中记述的刊物情况
民国时期中山大学出版的期刊，已有许多论著进行研究，其中关于中山大学粤北时期办刊情况的记述主要集中在几部有关中山大学校史的著作中。梁山、李坚和张克谟主编的《中山大学校史（1924—1949）》将这一时期中山大学出版的刊物集中进行列举：“这个时期学校出版的刊物……有：《中山学报》《大同》《文学院专刊》《现代史学》《经济科学》《社会学报》《社会研究》《自然科学》《天文台》《地理集刊》《地质集刊》《农声》《病理学》《中等教育》《中师季刊》《教育研究》《文科研究所集刊》《民俗》《Sunyatsenia》《中山学报》专刊等十余种。”［1］黄义祥编著的《中山大学史稿（1924—1949）》也有类似的记述：“这时期学校复办和创办的刊物计有：《中山学报》《大同》《文学院专刊》《现代史学》《经济科学》《社会学报》《社会研究》《民俗》《文科研究所集刊》《教育研究》《中师季刊》《中等教育》《自然科学》《天文台》《地理集刊》《地质集刊》《农声》《病理学》《Sunyatsenia》等。”［2］394吴定宇主编的《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则按院系梳理了中山大学在这一时期主办的刊物，主要有《民俗》《教育研究》《文学院专刊》《现代史学》《地质集刊》《特刊》《临时报告》《古生物志》《地质专刊》《经济科学》《社会学报》《社会研究》《农艺通讯》《Sunyatsenia》《中等教育》《中师》《中山学报》等［3］。吕雅璐主编的《抗战烽火中的中山大学》记载，这一时期“在办学经费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中大仍办了十余种学术刊物”，主要有《中山学报》《民俗》《农声》《Sunyatsenia》《湘蚕》《经济科学》《社会学报》《社会研究》《中等教育》《中师季刊》《地质集刊》《特刊》《临时报告》《古生物志》《地质专刊》《现代史学》《文学院专刊》等［4］。其他论著亦有回忆、探讨某一种或几种刊物的出版情况的，亦有在相关历史人物的研究中提及其曾办过何种刊物的，但大都不出这四部著作列举的范围。为方便直观地表示上述四部校史著作中所述科技期刊的异同，特制作表1如下。从表1可以看出，上述四部校史著作中提到的科技期刊共计14种，其中仅有3种是完全重合的。通过比较，梁著和黄著中提到的刊物完全一致，吴著和吕著中提到的刊物则大致相同（只是吴著多了《农艺通讯》，吕著多了《农声》《湘蚕》），但前两者与后两者的不同之处却较多，这就需要我们来进行考证、辨析。
二、相关科技期刊出版情况的考证
通过搜集相关科技期刊的实物、查阅相关人物著述、参考相关研究成果，笔者将上述14种刊物的出版情况分为以下三类。
（一）粤北时期创办或复办的期刊
1.《中山学报》，1941年11月在坪石创刊，由中山大学各学院暨研究院轮流主编，见图1。该刊是中山大学全校性的学术刊物，“主旨在传播专门知识，阐扬高深理论，便利员生发表，发挥本校精神。”［5］原本计划一年出版8期，实际上不定期出版。目前所见共两卷：第一卷8期，其中第二期由农学院编辑，第五期由医学院编辑，第六期由理学院编辑，第七期由工学院编辑，第八期由研究院编辑（从本期始实行文理科论文混编）；第二卷4期（缺第四期），编辑者统一改署为国立中山大学。1944年6月第二卷第五期后未见再有出版。2.《地质集刊》，全称《两广地质调查所地质集刊》，1943年7月1日在坪石创刊，由陈国达主持编辑，两广地质调查所印行，见图2。自1942年8月起，两广地质调查所派出五组人员分赴粤北各地进行地质调查，陈国达在《地质集刊》创刊号的序言中说：“本期集刊所收入报告，仅为曲江及连县两组之工作结果。”［6］创刊号的主要内容为粤北连县、曲江、乳源及乐昌等地的地质、矿产调查报告。该刊在抗战时期仅出版一期，第二号则于1949年10月在广州编辑出版。3.《Sunyatsenia》，中文刊名《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专刊》，1930年6月于广州创刊，由陈焕镛主编。该刊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因此又简称“中山专刊”。“该刊为不定期刊物，刊载国内外各种农林植物学实验研究之报告”［7］49，“是中国国内第一份出版纯植物学的英文版学报”［8］，且“该项专刊对于学术上之价值堪与国际权威植物学杂志比美”［7］108。1941年9月第六卷第二号出版后停刊，直到1946年才复刊。需要指出的是，广州失陷后陈焕镛避难逃至香港，这一时期《Sunyatsenia》的出版地在香港九龙而不在粤北地区。4.《农声》，1923年由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学生会总干事张农创办，后成为中山大学农学院院刊，出版至第二二〇期（1938年9月）后停刊。1940年1月在云南澄江复刊，1940年10月第二二二期迁至韶关坪石出版，见图3。该刊“以灌输农林业知识、发展农林业为宗旨”［9］。第二三一期（1944年2月）出版后再次停刊。1949年1月在广州石牌复刊，出版一期后终刊。图3 《农声》第二二二期5.《地理集刊》，1937年6月创刊，国立中山大学理学院地理学系编辑，见图4。时任地理学系主任的孙宕越在《发刊词》中称：“本校地理系，既为华南研究地理之唯一机关，将来华南各省新地志之完成，当然属于份内事。最近如甘竹炸滩，黄埔辟埠，海南开发诸设施，同人等应以所知尽量贡献，俾当局有所资采。此本刊之主旨也。”［10］中山大学迁粤北后，时任地理学系主任的吴尚时多次率领学生对乐昌附近进行考察，并将考察结果写成《乐昌盆地地理纲要》一文，发表在《地理集刊》第七期上。目前笔者所见的最晚一期为第十二期，残本虽未标明出版时间，但根据其刊载文章内容及“本系（地理学系）主任吴尚时率领三四年级学生，于六月十八日步行至连县考察，历时旬许始返校”［11］的消息报道来看，该期的出版时间当在1943年下半年。6.《特刊》，全称《两广地质调查所特刊》。根据《国立中山大学现状》记载，抗战以来，两广地质调查所已出版的刊物有《特刊》第十六号、第十七号、第十九号，当时在印刷中的有《特刊》第十八号［7］75。其中《特刊》第十六号、第十七号在云南澄江出版，第十八号最终没能面世，所以粤北时期出版的仅有《特刊》第十九号。7.《临时报告》，全称《两广地质调查所临时报告》，粤北时期共出版4期：第三十号《乐昌西瓜地铁矿》、第三十一号《南雄之氟石矿》、第三十二号《乳源梅花街锑矿》和第三十三号《乐昌九峰地质矿产》［7］75。
（二）粤北时期未办、停办或存疑的期刊
1.《天文台》，全称《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两月刊》，1930年2月于广州创刊。该刊主要内容为广州地区天气状况的观测记录与天文界的消息，“自第一卷至第七卷，每两月一次，七年无间。”［7］741937年2月第七卷第六期出版后停刊，共出版42期。2.《自然科学》，1928年3月于广州创刊，1937年6月出版到第七卷第四期后停刊。在粤北曾计划复刊，并在《中山学报》第一卷第四期、第五期刊登广告，但未见出版，直至1948年3月才于广州复刊第一卷第一期［12］。3.《病理学》，根据《国立中山大学现状》所载：“（医科研究所）现正编辑一不定期之《病理学专刊》，登载本所员生各种研究结果，不日付梓。”［7］49至于其是否如期出版，笔者手眼所限，目前尚未查阅到该刊任一期次；中山大学当时的各种刊物素有互相登载广告的传统，也尚未发现其踪影；相关领域的研究论著中也未找到任何能佐证其已经出版的材料。4.《古生物志》与《地质专刊》，根据《国立中山大学现状》所载，两广地质调查所曾计划“恢复《古生物志》及增创《地质专刊》等项”［7］75。然在1949年10月1日出版的《地质集刊》第二号的封底刊有《两广地质调查所出版刊物》，其中对《古生物志》的介绍仍为“已出第一卷第一二两册”［13］。另据杨超群的《两广地质调查所简史》统计：“从1927年两广所成立到1952年广州分所撤消，该所取得了大量成果：出版的刊物有年报5卷共8册，古生物志1卷，特刊18种，集刊2期，汇刊1期和临时报告4种等6大类。”［14］根据这个统计来看，计划中的《古生物志》应是没有恢复。而计划“增创”的《地质专刊》则到1949年才进行编辑，《地质集刊》第二号封底的《两广地质调查所出版刊物》可为证明：“地质专刊……分甲乙丙三种，分别专载地质矿产及矿业专题研究报告，每一种第一号在编辑中。”［13］
（三）其他刊物
1.《农艺通讯》，应为《农艺研究会通讯》。中山大学农学院农艺研究会出版［2］374，具体出版了多少期不详。据《华南农业大学校史（1909—1999）》记载，其“曾刊载丁颖教授的《纯粹科学的农学观》和《广东稻之种性问题》”［15］47。虽然它也会刊载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但根据其本为交通信息的办刊目的来看，并不能算是纯粹的科技期刊。2.《湘蚕》，具体出版了多少期不详。《华南农业大学校史（1909—1999）》记载：“农学院与湖南省建设厅合办的湖南蚕丝改良场还主编刊行了《湘蚕》杂志。”［15］47据此，该刊应是农学院与湖南蚕丝改良场合办的。
一、代农学的成就
1、农书的增加
笔者对王毓湖《中国农学书录》加以清点，历代农书（从先秦至民国17年）共542种，现存的289种，遗失的253种（佚书中有辑本的10种）。其中清代农书有200种，占全数的36.9%，但因清代时间距现在近，佚书较少，现存的有159种，则占全部现存农书的55.01%。因《中国农学书录》出版于六十年代，以后发现的农书不断增加，估计全数肯定在千种以上，其中最多的当然是清代。以蚕桑类农书举例，据王达统计，《中国农学书录》未收的明清蚕桑类农书还有204种，内清代占197种[1]，而《中国农学书录》所收的清代蚕桑类农书仅30种，可见清代农书增加之突出。
清代农书的内容与清以前的农书比较，有很多新的特色。在文献搜集整理方面如《授时通考》（1742年）是中国四大农书之一，同其他三部农书比较，《授时通考》是文献搜集最多的一部，计有427种之多，而《齐民要求》为157种[2]，《农政全书》为225种[3]，《王祯农书》最少，但以农器齐全为特色。《授时通考》引用文献，体例严谨，少数几个字也必注明出处，如“分地之利”注明《孝经》，“楛耕伤稼”注明《荀子》之类。而《王祯农书》和《农政全书》的引文常有脱漏，至于其他农书摘录前人文献，不注出处或张冠李戴者更属比比皆是。又，《授时通考》将农业上的某个项目的历代文献都汇集于一起，便于后人的查检研究。如谷种篇抄录了16个省233个府、州、县的明清方志中水稻品种3429个（包括重复），无疑给后人研究以极大方便。
再如《广群芳谱》（1780年）是补充明·王象晋的《群芳谱》（1621年）的集体编著，《群芳谱》是十七世纪初的一部植物学兼农学巨著，体例沿用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在国内外植物学界有很大影响，但《群芳谱》也有不足之处，是所谓“略于种植而详于治疗之法与典故艺文”（《四库全书》提要），清·康熙认为“比见近人所纂《群芳谱》，蒐集众长，义类可取。但惜尚多疏漏，因命儒臣即秘府藏帙，捃摭荟萃，删其支冗，补其缺遗”（康熙《广群芳谱》序）。王象晋以一人之力，写成《群芳谱》，难免疏漏，经过汪灏等人的集体对原书的讹误错漏加以更正，又删其冗文，增加许多新的内容。并用“增”字标明系新增内容。“原”字表明为《群芳谱》原文，体例谨严，新增内容多，不啻为一部新著。
《授时通考》和《广群芳谱》都是集体编写，又依赖皇家所藏图书，自有其便利条件。但即使一般的农书，也有不少是文献训诂超过前人的。《江南催稻课耕录》是李彦章为了推广早稻而写的论证扩种早稻的优点和可行性，他从“早稻原始”、“早稻之时”、“早稻之法”、“各省早稻之种”、“江南早稻之种”等十个方面，搜集了历代有关早稻的文献，展开论证，其方式类似现代进行某项研究或设计时，必先提出可行性论证一样。以“各省早稻之种”为例，共搜集了南方9省81个府州县的早稻品种（及其特性描述）共数百个，远非宋代《禾谱》46个品种，明代《稻品》36个（包括早中晚稻）品种所能比拟。
又如程瑶田的《九谷考》（17世纪末）和刘宝楠的《释谷》（1840年）是将训诂与农作物相结合的著作。《释谷》特详于水稻的考证，可说是一篇全面的稻作文字考证论文。《九谷考》则详于黍、稷、粱、秫、穄等各种古代粮食作物的考证，稻不及《释谷》详尽。这两篇论著是治中国谷物史中正名必需的参考书。
清代农书内容方面的特色是实用操作技术的丰富、详细，覆盖面扩大，超过了前代。举凡大田作物的栽培管理技术，复种指数的增加，土壤耕作理论和操作技术，施把技术，良种繁育、园艺、造林、蚕业、畜牧兽医、渔业、农产品贮藏与加工以及农具、农田水利等都有涉及。特别是出现了不少地方性农书，超过了宋元明时期。一般综合性的农书所记技术虽很丰富，但往往背景不清，地方性农书则所述都是各地的实际情况，其操作技术切实可行。清代地方性农书中重要的有反映杭嘉湖地区稻桑农业生产的张履祥《补农书》（1658），反映江西抚州地区农业的何刚德《抚郡农产考略》（1903）和奉新地区的刘应棠《梭山农谱》（1717），江淮地区的包世臣《齐民四术》（1849），四川农业的张宗法《三农记》（1760），广东农业的屈大均《广东新语》（1699），山西新阳的祁寯藻《马首农言》（1836），陕西关中的杨屾《知本提纲》（1747）和《修齐直指》（1755），山东沂州的蒲松龄《农桑经》（1765）和丁宜曾《农圃便览》（1755），浙江金华的胡炜《胡氏治家略》（1758），江苏上海的姜皋《浦泖农咨》等等。地方性农书中有高度理论概括的如《知本提纲》中的施肥“三宜理论（时宜、土宜和物宜），是历代施肥经验的集中总结。《补农书》中的看苗色施肥经验，可说是营养诊断的萌芽技术，这一技术始于明代的《乌青志》。
清代农书的另一特色是专业性农书大量涌现。其范围除农作物外，涉及花卉、蚕桑、果蔬、牧医、虫害、气象、水产等，而以蚕桑及花卉的专书占最多数。蚕桑专书的大量问世，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花卉专谱以兰花最多，历代流行的牡丹、菊花之类是雅俗共赏的，而兰花则偏于文人的欣赏。可能是清代士人在政治中受到压抑，国想上趋向避世，因而把爱好转向深山邃谷的幽兰。清代出现好些治蝗专书，反映了蝗灾的猖獗。气象与水产专书也较前代为增加。
2、农业技术的成就
明初的人口约六千万，基本上与西汉时最高人口数相近，但清代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的历史上未有过的“太平盛世”，解除了各种抑制人口增长的因子，使人口犹如脱疆之马，从康熙时的二千多万猛增至乾隆后期的三亿，和到道光十五年（1834）的四亿，而耕地的增加远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导致人地比陆续下降，从明·洪武廿四年（1391）时的14.56亩/人，下降到康熙时的5.5亩/人，到道光时只剩1.65亩/人[4]。正如赵翼诗所咏的：“只为人多觉地褊，一人一亩尚难全。孟夫子若生今世，敢复高谈古井田！”，“海角山头已遍耕，别无余地可资生。只应钩盾田犹旷，可惜高空种不成”。[5]
由于人地比不断下降，尽管被迫在洞庭洞、珠江三角洲围垦、开发海岛和海涂，大量无地流民通向边远山区毁林开垦，扩种玉米、甘薯、马铃薯等高产粮食作物[6]，收到一定效果。但支持这样庞大人口增殖的物质能量——粮食生产的重担不得不落在提高土地利用率、即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上，而单产提高的最有效途径是增加复种指数，把一亩田当两亩用，在一年365天内完成单种时需要的400多天的生育期。
人多地少，劳力充裕，不论什么措施需要多大劳力都不成问题，出现“粪多力勤”这种中国特有的集约劳动原则。南方中稻麦两熟的太湖地区，要求用人力的铁搭（齿锄）“垦倒极深”，“多下垫底”（基肥）。冬季的麦子油菜则要求起垅，经常清沟排水，很费劳力。北方旱地耕作则要求“转耕”：“初次浅，次耕渐深，三耕更深，四耕反而同于二耕，五耕反而同于初耕。古曰转耕”。[7]
清代的双季间作稻和连作稻在广东、福建、广西、湖南、川南盆地、赣南、渐东南等地都有相当的面积。双季稻一般可比单季稻增产五成以上。《广东新语》还提到在双季稻之后接种油菜、烟草、甘薯、蓝、姜、蔓菁等的一年三熟和“若勤于耒耜，则一年有三熟之稻”[8]、麦、稻、稻的一年三熟不仅见于闽广地区，也曾个别推进到长江中游，如同治《江夏县志》即记有早稻于割麦后插，晚稻于早稻后插的麦–稻–稻一年三熟。由于康熙着力推广早熟御稻，双季稻在18世纪后期曾推进到江苏里下河地区（北纬33°）
旱地作物方面，山东、河北、陕西关中出现二年三熟制。间作套种形式多样也是清代的特色，如麦豆间作、粮菜间作、稻豆间作、稻肥套作、麦棉间作、桑菜套作等。陕西三原地区更创造出两年十三熟的菜粮间套作技术，涉及的作物有菠菜、萝卜、蒜、蓝、粟、麦等，可说是达到了北方旱地复种技术的高峰。在人口压力下，清代后期的林则徐、李彦章都亟力提倡扩种早稻，李彦章在《江南催耕课稻编》中引经据典，搜集地方资料力陈早稻之利，林则徐为之作序，也大力主张把福州的双季稻推行到江苏等省去。另有一些知识分子则试求恢复西汉《汜胜之书》的区田法，打破常规的产量水平，是中国式的高产试验法，以潘曾沂最为积极，他于道光八年（1898）亲自在潘姓义庄田里试行水稻区种法两年，获得丰收，于是用白话写成《潘丰豫庄本书》详列区种法32条。其实这些技术也完全适用于一般水田。这本书代表了清末有系统的水稻丰产技术指导手册。受潘曾沂的影响，以后陆续有关于区田种法的农书和图解问世，直至民国时期，还有人试种区田丰产水稻。
二、清代农学的问题
1、农学理论的成就和停滞
清代农书在农学理论方面较之前代有不少发展。远的勿论，从南宋陈旉《农书》起，陈在理论上的贡献是提出土壤肥力可以保持“常新壮”的观点，批驳了历来认为的“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的观点，指出“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壮矣”。陈旉的理论着重土壤肥力一个侧面。明·马一龙的《农说》则进一步用阴阳两种“气”的发生、敛息、相互消长关系进行论证水稻栽培技术的正确运用，达到水稻的完好生长。所谓阳以阴化，阴以阳变，察阴阳之故，参变化之机，才能知生物之功。到清·《知本提纲》（1747年）中，作者杨屾进一步从更为宏观的“日行三道，地分五带”的视野入手，提出“知三道之行，则天时始可乘；识五带之分，则地利始可尽矣”的观点。杨#屾除了继承阴阳理论以外，又融入“五行”，阴阳五行虽早盛行于汉，但杨屾这里是以天、地、水、火、气为五行，天、土、水、火称“四精”，气则为“精之会”。他把五行结合到耕作、播种、密度、耘锄、施肥等具体环节中去，而以“气”的消长盛衰贯通之。他把人食谷物、肉、菜、果等理解为采五行的生气，才能维持人的生命代谢，而把人体排泄的粪尿理解为“五行生气”的“余气”。所以这种余气才能滋养和禾苗。这种思想实际上已经接近于营养元素的概念，几乎可以呼之欲出。只因缺乏近代化学知识和化学元素的分析，表达而出来而已。所以杨屾的理论显然较陈旉的“地力常新壮”和马一龙的“阴阳化生”又深入一层。这种阴阳五行观从历史的纵向方面比较，虽然又有进展，但从同时期西欧的认识水平横向地比较，则暴露出它仍停滞在抽象的哲学思考上，直接用抽象的哲理概括去解释指导农业生产，只能妨碍通过科学的实验观察，解剖生物学的过程，以进一步了解动植物生长发育的本质及其和自然的新陈代谢关系。这种理论上的停滞，有其客观的历史社会原因，其后果是造成中国科学技术与西方的差距，难以在短期内缩小。
2、重文轻理的加剧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一向重文学轻科技，到清朝则更是变本加厉。汉、唐、宋、元和明曾是中国科技知识的高峰，居于同期世界领先的地位，也有过若干低谷，但清代则是前所未有的最低谷。康熙本人非常注意学习西洋科学，却并不在知识阶层提倡学习西洋科学，反而实行严酷的政治镇压和大兴文字狱，把知识分子驱逼到远离政治的文字训诂之路上去虽然训诂之学在清代大放异彩，科学技术则一落千丈。因为轻视科技，不少重要的科技发明创造也得不到记载推广，往往只能从一些笔记散文中偶然窥见一些叙述。如《阅微草堂笔记》中提到有一个人曾发明一种能连发28发的“鸟铳”：“火药铅丸藏于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牡牝，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矣，计二十八发，火药铅丸乃尽”。[9]发明者本拟将其献给军营，但被人诃责：“上帝好生，汝如献此器，使流布人间，汝子孙无噍类矣。”于是不敢献而失传。西洋的机关枪是德人马克西姆于1883年发明，迟于上述28发鸟铳一百多年。这个例子说明即使民间有什么创造发明，其命运只能是自生自灭。
另一方面，在封建农业的结构中，一家一户的小农以及大量的雇佣农民，他们被剥夺了读书识字的权利，靠祖祖辈辈的传统经验和自身种田的体会，可以应付正常年份的生产，思想上习惯于按老经验办事，生产上对科学技术缺乏要求，使得农学的发展缺乏动力。
现代的实验农学植根于科学技术，清代的科学技术既然遭到压抑轻视，又缺乏推动力，就不可能从经验农学摆脱出来向实验农学发展。
3、生物科学落后对农学的影响
生物学是农学的基础，没有生物学的领先，农业技术的创造改进只能停留在感性阶段。生物学的发展又依赖物理和化学。促进生物学发展很重要的仪器是光学显微镜。只有显微镜能放大人眼的的微观视野，看到肉眼见不到的细胞、微生物等。最早的用两块凸透镜制成复式显微镜的是德国的G.Schsiner(1628年，即明·崇祯元年)，接着英国的R.Hooke于1665年（康熙4年）用他自制的显微镜发现了细胞[10]，从此打开了了解动植物生命结构的奥秘之门。这对农业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中国在明末清初时已传入西洋光学仪器，主要是望远镜，苏州的人工磨制眼镜，工艺水平甚高，是否曾试制过显微镜，不得而知[11]，即使曾制造出来，其命运也必同上述连发鸟铳一样，否则，总会见诸应用推广。
有了显微镜，引起生物学及农学飞跃进展的是对动植物两性受精作用的认识。清代的农学恰恰从这里开始落后于西方，拉大了差距。
植物受精概念中国古代对两性植物早有认识，如称雄***为枲，雌***为苴，《齐民要术》还称雄***的花粉为“勃”，认识到雌***要有雄***“放勃”才能结实。但对于雌雄同株同花的受精作用一直不见记述。明代传入玉米，对于玉米的雌雄异花也只观察到“花开于顶，实结于节”[12]而止。对于稻、麦、菽等作物的花器结构只有“稃”、“房”、“荚”等名称，而不见雄蕊的花药、花丝及雌蕊的柱头、花柱等区分，直到清末都如此，更谈不上花粉粒、胚珠等认识。这当然妨碍了对植物授精作用的认识，更不可能有杂交试验的尝试。而欧洲有了显微镜，R.Camerasius于1694年（康熙33年）即找出蓖麻、玉米不实的原因是雌蕊的“胚珠”（Ovules）没有获得“花药”提供的花粉之故。接着J.Koelreuter(1773–1806)通过人工授粉试验证明，植物不能自己进行授粉，要末依靠昆虫采蜜（附带粘带了花粉）或风力传送花粉而进行授粉[13]。他并且用显微镜观察花粉粒的结构，指出花粉有两层壳，当花粉掉在雌蕊柱头上时，他看到有些物质从花粉粒中逸出，并推测是一种“油分”，这种油分同柱头分泌的另一种“油分”混合，形成一种酸或碱的盐类，为柱头所吸收，而进入花柱，到达子房，从而形成了胚珠。这是十八世纪时对授精过程的认识水平。Koelreuter还进行了一些杂交试验，指出〔〕亲缘相近的植物，容易杂交，亲缘远的不容易杂交。另一位Grew在1671年发表的论文中把植物的花粉比作动物的精子，认为植物散放大量花粉犹如动物放射出大量精子是一样的。由于这些先驱的工作才使得林奈（1707–1778）有可能根据植物的雌雄蕊进行非常可靠的系统分类，并称这种植物分类系统为“性系统”（sexualsystem）。也使得孟得尔（Mendale,1822–1884）有进一步进行豌豆杂交，从事遗传研究的可能。而我们从马一龙《农说》中只看到“稻花必在日中始放，雨久则闭其窍而不花”。和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江南麦花夜发，江北麦花昼发”等非常表象的记述，而像这样简单的记述在其他农书或文献中还没有提及。从马一龙到杨屾（16世纪至18世纪中）始终也阴阳变化阐释栽培技术和植物生命过程而不涉及从开花至结实这一关键时期的细节。倪倬（1813）所著《农雅》仿《尔雅》作释天、释地、释世界形势等，仍旧在文字训诂上打圈子而没有新的发展，这都是与重文轻理、缺乏“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器——显微镜分不开的。
动物授精概念R.Graaf(1641–1673)以研究性器官著名，他指出哺乳动物卵巢中的像细胞的突起，相当于家禽卵巢中的卵（蛋），一切动物的受精过程都是相似的，家禽的授精卵在输卵管中获得蛋白和蛋壳，哺乳动物的受精卵经过喇叭管（输卵管）进入子宫，并在子宫中发育，二者是一样的。卵巢（Ovary）和睾丸(testis)这两个名词即他首创[14]。O.H.Hertivig（1835）进一步指出受精卵的两个核，一个来自雄性，一个来自雌性。到Fol（1879）已直接观察到精子钻进了卵子，从而证实了Hertivig所认为的只有一个雄生精子起了受精作用的观点[15]。但是，我们试看清代学者是怎样分析男女受精的呢？纪昀（1724–1805）转引他友人程鱼门的见解说：“夫胎者，两精相搏哈合而成者也。媾合之时，阳精至而阴精不至，阴精至而阳精不至，皆不能成。皆至矣，时有先后，则先至者，气散不摄，亦不能成”。又：“精如谷种，血如土膏，旧血败气，新血未生，乘生气乃可养胎也”[16]。纪昀是乾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对于受精现象，同意了程鱼门的见解，用阳精、阴精、气三个概念作哲理的推析，没有任何实验观察。这种现象是普遍性，是重文轻理带来的必然结果。
植物营养概念清代突出的农学理论家杨屾，对于植物的营养总是先提出实际操作要求，比如怎样整地、中耕、除草、施肥，然后用哲理概念分析。如说中耕的作用是“锄频则浮根去，气旺则中根深，下达吸乎地阴，上接济于天阳”，“浮根不去，则中根不深，不能下吸地阴，上济天阳，则子粒干缺，所收自薄”。“穑得其时，则气充而多脂；穑失其时，必气浅而多滓”。我们可以将“天阳”理解为太阳的光合作用，“地阴”则是土壤的水分和营养成分，但究嫌拔高和附会，因为他到底还没有光合作用和营养元素的具体内容。可是明末清初时的欧洲，Malpigihi首先提出叶片是植物制造“食物”的部分，由叶片再将制造的“食物”输送到植物部分去，这有点像中国古书中的“膏”，也即杨屾所说的气充而多脂。18世纪初I.Houss相信植物的各个部分都会吸收氧生成二氧化碳，同时绿色部分则吸收二氧化碳而呼出氧。他在1796年（嘉庆元年）即肯定植物是从大气中获得全部所需的二氧化碳[17]。而《潘丰豫庄本书》（讲水稻栽培很透彻的）直至1834年仍停留在“横根布在泥面，得土的生气不厚”，“腐草败叶原是雨露的精华”等没有具体物质的抽象概念上。可见缺乏生物学的知识，农学是无法提高的。
没有显微镜，就看不到病原微生物如真菌、细菌等，对于植物的发病现象就不好理解，只好用“鬼火”，“瘟”等概念去解释。《天工开物》解释稻瘟病是：“东南风助煖，则尽发炎火”，直至现在农民还叫“火烧瘟”。又怀疑是“鬼火”所致：“凡苗吐穗（即抽穗）之后，暮夜鬼火游烧……凡禾穑叶遇之，立刻焦火”[18]。对照欧洲的M.Tillet(1714–1791)曾长期观察小麦黑穗病，1755年发表的论文确认本病是由黑穗病的“粉尘”落在籽实上所致，到1767年F.Fontanag正确指出谷物的锈病是由真菌寄生的引起，他发现了菌丝（hypha）,但感到失望，因为他当时错误地认为真菌也应该有花、种子和芽，而他没有找到，引以为憾[19]。
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农药科学使用知识等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重视农药安全使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舆论氛围。采取举办科技讲座、召开防治现场会、展示病虫绿色防控技术等多种形式强化农药科学使用技术培训，并以推广当地主导产业、特色产业病虫等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技术为突破口，深入普及农药科学使用知识，指导农户科学用药，把农药对环境的污染降低到最低限度，不断提高种植户科学、合理用药水平，为市场提供绿色、无公害农产品。
2、根据防治对象科学选用农药品种、剂型
各种农药都有其防治范围，超过这个范围则无效。因此，在生产实践中，防治病虫等应根据药剂的性能特点和防治对象科学选用农药，才能做到对症下药。如杀虫剂中的胃毒剂对咀嚼式口器害虫有效，但对刺吸式害虫无效；杀菌剂中的硫制剂对***病菌有效，但对霜霉病菌无效。在防治病虫害时，应尽量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或生物农药。
3、选购或使用农药时，要认真阅读使用说明书，做到对症施药
在正规门店选购药剂品种，选购或使用农药时，一定要认真阅读农药使用说明书，做到对症施药。购买农药时要看清标签，不要购买标签不清或包装破损的农药。使用农药前应认真阅读农药使用说明书，如有疑问应及时请教农药经营者或当地植保技术人员，务必严格按照农药使用说明书标注的使用浓度和使用对象使用。
4、加强病虫监测预报，适时用药
选择最佳施药时期和施药量，不要盲目混用农药或连续多次使用农药以及随意加大施用浓度。在最佳防治时期用药，可以用最少的药量达到最好的防治效果。明确主要防治对象，并进行定点定期规范调查，及时病虫等有害生物发生动态，是开展科学防治的前提。在做好病虫等有害生物测报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高效、低毒、低残留及生物药剂试验，筛选出适合当地生产实际的经济、高效品种、剂型、用法和用量等，通过示范样板，加快推广。一般来讲，防治害虫在幼虫低龄施药最为适宜；使用保护性杀菌剂防治病害，要在发病初期及时施药才能奏效。农民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已经过了最佳防治时期才开始用药，结果按常规药量难以控制，不得不混用其他农药或连续多次使用农药以及随意加大使用浓度，这样不但增加防治成本、杀伤天敌、污染环境，而且更重要的是造成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量严重超标，影响食用者身体健康。
5、根据天气状况科学用药
一般应在无风或微风天气施药，同时注意气温变化。气温低时，多数有机磷农药效果较差；温度太高，容易出现药害，严禁中午高温喷药。刮风下雨天气会使药液流失，降低药效，因此，使用农药最好选择内吸剂，其次用乳剂。
6、注意农药安全间隔期和农药包装、废弃物等回收处理，减少农产品和环境污染
农药安全间隔期是指最后1次施药到作物收获的时间。施用农药如未达到安全间隔期后采收，食用后会严重影响人体健康，所以应严格按照农作物的安全间隔期采收农作物。做好农药包装、废弃物等的回收处理，是减少环境污染的有效措施。
7、防治病虫害提倡轮换用药，科学混用
长期单一使用某一种农药，会引起病菌、杂草、害虫等有害生物产生抗性，防效降低。随着使用年限的延长，抗药性逐渐增强，用药量增大，防治成本加大。因此，提倡轮换用药或采用混合用药方式，以延缓抗性产生，稳定防效。
8、注重农业、生物、物理、化学等措施综合运用效果，找准衔接点，发挥灭虫防病整体作用
生物农药毒性低，防治病虫等有害生物不易产生抗药性，且不伤害天敌、无残留、安全系数高，不足之处就是成本较高、药效较为缓慢。如蛋白农药诱导植物产生免疫力、苦参碱、BT乳剂、灭幼脲、农抗120、井岗霉素、春雷霉素等。应用诱虫灯、防虫网、诱虫板、诱虫器和创造有利于天敌生长繁殖的环境，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和用药次数，节约生产成本和减少污染。通过改善生产生态条件，创造有利于作物和天敌、不利于病虫滋生的环境，增强植物自身免疫力，增加天敌数量，减少用药次数，恢复生态系统自我调节功能，为市场提供丰富、优质、安全的农产品。
9、加快生产基地认证和种植技术规范推广应用力度
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是适度规模生产经营的必然选择，也是展示标准化、规范化种植的平台，做好生产基地认证工作意义重大。制定种植生产技术标准，规范操作，加强宣传与技术培训是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实现规模效益的保障。
10、加大农产品农药残留监测力度，强制生产者从事标准化、规范化生产
[关键词]19世纪；日本；西洋农学；吸收
一、前言
明治10年代至20年代，在日本农业史上曾被称作是“老农时代”。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中村直三、奈良专二和林远里等老农在日本农业改良方面非常活跃。明治初年政府开始推行的劝农政策（西洋式大农业经营的引进）以失败告终，传统农法的改良得到提倡，这给他们的活跃提供了舞台。船津传次也是活跃于这个时代的老农之一，但他的经历却极为特殊。
1832（天保3）年11月1日，船津传次平出生于上野国势多郡原之乡（现群马县势多郡富士见村原之乡）。在父亲为村内农民子弟开办的寺子屋[1]接受了“阅读、书写、珠算”等基础教育，接着又在蓝泽蓼园开办的私塾学习了汉籍的素读和俳谐[2]等。后来，他在思想上受到了来自中国古典著述和日本书籍的影响。1849（嘉永2）年开始学习和算，3年后得到关流的真传。和算的学习诱使传次平进入了合理性思维的世界。1857（安政4）年父亲去世，他继承了家业。父亲开办的寺子屋也由他接管，用于近乡村民子弟的教育。1858（安政5）年被选为名主服务了3年，1867（庆应3）年再次当选名主，1879年（明治）兼任乡里的总管和劝农官。[4][5]
船津家里的耕地面积（1867年）是水田1反9畝，旱地8反7畝[6][7]，在村子里属于中等规模。传次平很早就从事农业，接受父亲严格的指导。他在农业改良上非常热心，动了很多脑筋，进行了很多发明。例如在养蚕上发明了桑田簾伏法，在稻作上研究过水田土地改良的“底破法”。作为老农，他渐渐在附近乡里出了名。
1877（明治10）年，被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作为人才发现了的船津传次平来到了首都，成为内务省的科员。第二年3月，开始在驹场农业学校工作，负责本国农场的管理与本国农事的讲义。在这里船津与外国教师交流，向酒匂常明和横井时敬等日后成为日本代表性农学家的学生们教授稻作和养蚕。[8][9]
1885（明治18）年8月，船津担任甲部普通农事巡回教师。翌年3月，正式调动到农商省农务局树艺课，为推动日本农业改良而在各地巡回作讲演和指导。1893（明治26）年担任西原农事试验场的技手[10]，三年后升任技师[11]。作为民间出身者，他的晋升是个特例。1898（明治31）年3月，以罹病为由辞职，同年6月15日去世，享年66岁。[12]
正如上面所述，老农船津传次平的经历是非常独特的。老农中的许多人是在野度过其一生的。与此相对，船津被发现后则步入仕途。另外，拘泥于传统农法而排斥西洋农学的老农很多，而他对西洋农学则持友好的态度。他站在了传统农法和西洋农学的结合点上。
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有二。一是考察日本近代农学形成过程中，老农船津传次平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一是考察老农船津传次平对西洋农学持什么样的态度。
二、驹场农业学校与船津传次平
致力于实现日本农业现代化的明治政府，作为施政的一环，1872（明治5）年10月在内藤新宿设置试验场。1887（明治10）年1月，在这里开设农事修学场，2月开始授课。该校于当年12月迁移到驹场，成立驹场农业学校。1886（明治19）年与东京山林学校合并成立东京农林学校，1890（明治23）年演变为帝国大学农科大学，是现在东京大学农学部的前身。[13]
驹场农业学校的学生大多是士族子弟，一点农业经验也没有。教师全是英国人，对日本农业也是毫无了解，只是教授以英国农业为主的讲义。关于日本学生首先必须要学习的稻作，他们不能教授任何东西。接替英国教师的德国教师也是一样。酒匂常明和横井时敬等所学到的稻作知识是由船津传次平传授的。[14]酒匂从该校毕业后，仍极大地得到船津的帮助，常常农业上有什么疑问就去请教船津。他是“在实业上将老农船津传次平”作为“师友”来仰赖的。[15]
1887（明治20）年10月，东京农林学校教授酒匂常明出版了《改良日本米作法》。这是由日本农学家撰写的最早的农业书籍。翌年1月再版。酒匂在其自序中向船津传次平表达了谢意，他说：“我希望此书能得到社会的好评。只所以做到这一点，是因为通过经常征询他的意见，听他的话，自己变得有实力了。”[16]晚年，酒匂表明，在撰著《改良日本米作法》时，船津掌握的经验知识给了他很大的帮助。[17][18]
关于稻作技术，如果把明治10年代的船津传次平的学说和酒匂常明的《改良日本米作法》（明治20）年中的学说按不同技术分别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正如酒匂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改良日本米作法》利用了许多船津的知识。即使说是完全照搬了船津所讲解的知识，也不算过分。只是在施肥技术方面，施肥方法自身虽然非常酷似，但在从分析化学的角度来说明肥料这一点上，是与船津大相径庭的。在酒匂的说明中，“氮”、“磷酸”、“碳酸钾”等专业用语频出，釆用的是从其成分来说明各种肥料有效性的方法。这是从德国教师OscarKellner和MaxFesca教授学习到的方法。[19]
三、西洋农学与船津传次平
船津传次平的自然观在日本人中是非常特异的。它是这样一种自然观，比起把自然看成是与人和谐的这种东洋式的自然观来说，它更是大大接近于将自然看成是可以克服的对象的这种西洋自然观。《中庸》中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这样有名的文言。“率性”一般训为“性にしたがう”，但江户中期的思想家太宰春台训为“性にひきいる”，船津接受太宰的观点，更独自将“性にひきいる”解释成“将动植物的品性向有利于人类的方向转化”，认为人类理当将自然改造得更合适。[20]这与老农林远里（1831～1906）等主张绝对地看待自然，农业也必须顺从“天理”的观点正相反。[21]
具有西洋自然观的船津在驹场农业学校可以融洽地同英国教师、德国教师，还有学生交流。他不仅教他们日本农业，反过来也不忘记向他们学习。受影响最大的是对肥料的看法。他正确地掌握了日本传统肥料所具有的性质。通过经验他了解到了什么时候施什么肥料叶片就会茂盛，或果实就会丰硕。但是，那些肥料中的什么成分是有效的，他不知道。可以明快地解荅这种疑问的是西洋传来的分析化学。他在驹场农业学校工作时汲取了那方面的知识。明治20年代，他在地方的讲演中能够传达分析化学的知识了。例如在1888年举行的讲演中，他向农民解释说：氮“富于使茎叶茂盛的养分”，磷“富于组织茎家的养分”，碳酸钾多含组织根茎力表皮的养分。[22]1895（明治28）年在新泻县进行的演讲中说：“作物施用有机物多的肥料则叶茎长得茂盛，（中略）这是因为它们是多含氮的肥料”。另外，船津在讲演中又是引用在驹场农业学校和东京农林学校进行的实验结果，又是使用“遗传”、“细菌”等专业术语。[23]但是，他自身没有做过与分析化学和遗传有关的实验。也许不如说是不会做。这些实验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他的能力。如果说到他做过的实验，仅限于像种籾选种法的比较试验（盐水选与水选）这类简单的实验。[24]
四、结语
老农船津次平通过向农学家传授经验性知识而在日本近代农学的形成过程中做出了贡献。同时，他也通过驹场农业学校时代的外国教师同僚和该校毕业的农学家而学到了西洋农学的知识。在讲演等说明农业技术时使用了那种知识的一部分。
但是，即使是对西洋农学怀有好感的船津，也強烈反对在日本导入西洋式的大农业经营。他认为在日本这样土地狭小又不规则的地方导入西洋式的大农具是不可能的，而且，粗放型的经营也不可能生产出养活日本人口的足够食粮。他主张唯有集约式的小农经营才是最适合的。[25][26]
如果详细地分析一下大量留下来的讲演记录，就会知道他对西洋农学的见识与他对农业技术的改良并没有什么联系。[27]西洋农学只停留在是一种知识上，没有变成技术改良的方法。他所论述的农业技术是由经验的积累而形成的。西洋农学只不过是扮演了说明那种技术的角色。他最重视经验，反过来说，也強烈地批判“学者的论述”。[28]在坚持依据自身经验这一点上，也许可以说他是典型的老农。（译者：韩健平）
注释
[1]“寺子屋”是一种私塾——译者注。
[2]“素读”指不去理解意思只照字面朗读。“俳谐”指俳句——译者注。
[3]“名主”江户时代作为村和镇子里的头头处理政务的人——译者注。
[4]上野教育会『船津传次平翁传』，1907年，国立国会図书馆所蔵
[5]「船津传次平翁传」、年代不明、船津传洋平家所蔵
[6]“反”和“亩”是土地面积单位。“1反”是，300歩，约9·917公亩。“1亩”是30歩，约1公亩——译者注。
[7]岡光夫：『日本农业技术史』，ミネル書房，1988，303頁。
[8]『船津传次平翁传』
[9]『船津传次平翁传』
[10]“技手”是技师手下的技术员——译者注。
[11]「船津传次平自筆履历书」，年代不明，船津传洋平家所蔵
[12]『船津传次平翁传』
[13]安藤円秀：『农学事始め』，东京大学出版社，1964，267～283頁。
[14]飯沼二郎：『农业革命の研究』，农山漁村文化協会，1985年，641～776頁。
[15]酒匂常明：『改良米作法』，再版，有邻堂，1888年，国立公文书所蔵
[16]同上
[17]『船津伝次平翁伝』
[18]「船津伝次平翁伝」
[19]内田和義｢农学者酒匂常明と老农船津传次平｣『2001年度日本农业经济学会文集』，2001。
酒匂1888（明治21）年出版科学肥料书『日本肥料全书』（有邻堂），1894年出版了全面改写的增订版。
[20]船津讲述过下面一段话。
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将“率”字训为“シタガウ”，这是朱子学一方的观点。在太宰学一方那里，写作“率者将也”，读成“ヒキイル”。我赞同将“性”读成“ヒキイル”的观点。当训成顺从性的时候，就变成说也要顺从动植物的性。（中略）训成“率イル”，即是说使动植物的品性变得有利于人类。（『普通农事改良讲话笔记』，新田见太忠太编集兼发行，1896年，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蔵）
[21]内田和义：『老农の富国论』，农山漁村文化協会，1991年，57～101頁。
[22]『农工商临时杂报』，第十二回，京都府劝业课，1888年，国立公文书馆所蔵
[23]『普通农事改良讲话笔记』
[24]『巡回教师农话笔记』，长野县农商课，1889年，国立公文书馆所蔵
[25]『日本农业技术史』，306～308頁。
[26]船津传次平訂：『稲作小言』，秀明堂，1892年。
[27]｢農学者酒匂常明と老农船津传次平｣
[28]例如，船津在下面这段话中这样来反对学者的学说。近来青年学者的学说中有这样的观点：品质差等的东西收成高，优等的东西收成少，这是植物界的一般通则。这是错误的观点。品质优等，收成也高的东西很多。至于差等的东西是不少的，可以播种柿子和梅子的核来看看。不仅收成少品质下等，而且树的生长也不好。因此，最重要的是在可成上品者里选育出收成高的东西。
AcceptanceofWesternAgriculturalSciencein19thCenturyJapan
InCaseofFunatsuDenjibei,SkilledFarmer
AbstractAlthoughFunatsuDenjibeihadbeentrainedasafarmer,heworkedattheKomabaAgriculturalSchoolwherehemanagedthefarmandlecturedstudentsontraditionalagriculturaltechniques.AlloftheotherteachersattheKomabaAgriculturalSchoolwereforeignersandlecturedtostudentsonWesternagriculturalscience.FunatsuDenjibeikeptcompanywithforeignteachers,andthereforehewasatthejunctionpointofWesternagriculturalscienceandtraditionalagriculturaltechniques.
Inthispaper,theroleFunatsuDenjibeiplayedintheestablishmentofmodernagricultural,hisattitudeagainstadoptingWesternagriculturalscienceisclarifi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