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精心为大家整理的社会学理论论文优秀6篇，您的肯定与分享是对小编最大的鼓励。
关键词：统计学专业；数据挖掘；大数据；教学
一、引言
通常人们总结大数据有“4V”的特點：Volume（体量大），Variety（多样性），Velocity（速度快）和Value（价值密度低）。从这样大量、多样化的数据中挖掘和发现内在的价值，是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机遇与挑战，同时对数据分析技术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传统教学模式并不能适应和满足学生了解数据处理和分析最新技术与方法的迫切需要。对于常常和数据打交道的统计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更是如此。
二、课程教学探讨
针对统计学本科专业的学生而言，“数据挖掘”课程一般在他们三年级或者四年级所开设，他们在前期已经学习完统计学、应用回归分析、多元统计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课程，所以在“数据挖掘”课程的教学内容选择上要有所取舍，同时把握好难度。不能把“数据挖掘”课程涵盖了的所有内容不加选择地要求学生全部掌握，对学生来说是不太现实的，需要为统计学专业本科生“个性化定制”教学内容。
（1）“数据挖掘”课程的教学应该偏重于应用，更注重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教学目标应该是：使学生树立数据挖掘的思维体系，掌握数据挖掘的基本方法，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为在大数据时代，进一步学习各种数据处理和定量分析工具打下必要的基础。按照这个目标，教学内容应以数据挖掘技术的基本原理讲解为主，让学生了解和掌握各种技术和方法的来龙去脉、功能及优缺点；以算法讲解为辅，由于有R语言、python等软件，学生了解典型的算法，能用软件把算法实现，对软件的计算结果熟练解读，对各种算法的改进和深入研究则不作要求，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课下探讨。
（2）对于已经学过的内容不再详细讲解，而是侧重介绍它们在数据挖掘中的功能及综合应用。在新知识的讲解过程中，注意和已学过知识的融汇贯通，既复习巩固了原来学过的知识，同时也无形中降低了新知识的难度。比如，在数据挖掘模型评估中，把混淆矩阵、ROC曲线、误差平方和等知识点就能和之前学过的内容有机联系起来。
（3）结合现实数据，让学生由“被动接收”式的学习变为“主动探究”型的学习。在讲解每种方法和技术之后，增加一个或几个案例，以加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除了充分利用已有的国内外数据资源，还可以鼓励学生去搜集自己感兴趣的或者国家及社会大众关注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升学生学习的成就感。
（4）充分考虑前述提到的三点，课程内容计划安排见表1。
（5）课程的考核方式既要一定的理论性，又不能失掉实践应用性，所以需要结合平时课堂表现、平时实验项目完成情况和期末考试来综合评定成绩。采取期末闭卷理论考试占50%，平时实验项目完成占40%，课堂表现占10%，这样可以全方位的评价学生的表现。
三、教学效果评估
经过几轮的教学实践后，取得了如下的教学效果：
（1）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度在提升，课下也会不停地去思考数据挖掘有关的方法和技巧，发现问题后会一起交流与讨论。
（2）在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或者数据分析的有关竞赛中，选用数据挖掘方法的人数也越来越多，部分同学的成果还能在期刊上正式发表，有的同学还能在竞赛中取得优秀的成绩。
（3）统计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选题中利用数据挖掘有关方法来完成的论文越来越多，论文的完成质量也在不断提高。
（4）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岗位中从事数据挖掘工作的人数有所提高，说明满足企业需求技能的人数在增加。继续深造的毕业生选择数据挖掘研究方向的人数也在逐渐增多，表明学生的学习兴趣得以激发。
教学实践结果表明，通过数据挖掘课程的学习，可以让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结束语
数据挖掘是一门新型的多学科交叉的学科，知识内容体系不断地发展和更新。目前在大数据背景下，开设数据挖掘课程有其现实意义，同时对教学是一个挑战，需要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探索和研究，引领学生发现数据挖掘方法与传统统计分析方法的区别和共同之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针对统计学专业的学生，尤其是本科生现有的知识水平，认真安排教学内容，科学设计教学方法，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增强学生实践能力。
在大家的眼里，本科毕业论文都是很容易过的。确实也是这样，都是可以过的，只是看你是想体面的过，还是想很随便的过。一篇的论文的好与坏，主要取决于你的态度，同时指导老师的态度也是相当的重要的……在此，我感激的想说，我遇到了一个好老师——郑老师！郑老师，谢谢您！ 我的毕业论文是从去年5月份左右开始的，一直在摸索着前进，主要是关于分子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老师，也是今年第一次试行以生物信息学为主要研究方法开展课题的……而我也是仅有课堂学到的一些皮毛知识而已。从老师确定课题那一个刻起，我开始游荡在NCBI（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毕业论文，郑老师的指导起着无比重要的作用。老师从去年12月份就叫我开始写论文了，感觉老师比我紧张多了。
1月份给老师交了论文的第一稿，老师很认真的看了我的论文，最后教我调整思路重新写过……哈哈……接着放寒假过年，我就把论文丢到一边去了，直到4月底，整理所以的数据和资料，重新写论文。写完马上发给老师，老师每次都会很详细地看。记得有一次，老师很忙，但是老师会熬夜到第二天早上3点帮我看论文……我知道后，倍感难过……从这次后，我决定我晚上熬夜写论文，写好了就给老师发过去，老师第二天白天就可以看了……应该是我熬夜，而不是老师。郑老师，谢谢您！ 每次老师看完论文，都会给我更加多对于数据分析的任务。因此从5月7号起直到16号，我每天晚上都熬夜——写论文，做华师附小科技活动的展板，做答辩ppt。最高纪录是熬到早上5点。其实，那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累，因为我从中收获了很多，真正学到了知识，感觉那是自己的劳动成果，也感觉到做学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许这就是一种成就感。
郑老师，谢谢您！ 每次和郑老师打电话都至少1个小时，到办公室找郑老师每次至少2个小时，郑老师耐心的教导，让我收获了很多，无论是知识上，还是生活上。郑老师说我之前挺好的，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还好现在又变回来了……我想是我有一段时间对毕业论文很不上心，让老师失望了……我想说，老师还好您一直都没有放弃我……谢谢您！ 相比很多同学来说，我的毕业论文阶段是很幸运的。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很有责任心，很认真，很严格，要求高的老师！郑老师，谢谢您！ 郑老师希望我没有让您失望！希望5月28日，在学院汇报完我的毕业论文后，我可以为我的毕业论文画上完美的句号。
农村中学语文涉及10亿农业人口的子女，人数多，底子薄，条件差，素质劣，难怪人们抱怨农村中学语文教学师劳效微，举步维艰。
新中国建立49年，经历了风风雨雨。农村中学语文教改走过49年，遇到过无数坎坷；农村中学语文教改荆棘丛生，囿于“瓶颈”，困于“低谷”，一直跳不出“少、慢、差、费”的怪圈。
培养跨世纪人才，迎接21世纪的挑战，要求未来公民的素质必须极大的提高。
农村中学语文教学担负着足举轻重地培养教育任务。21世纪的构想方略应该是，研究并落实如何“走出瓶颈”、“跃出低谷”、“跳出怪圈”？
笔者认为，以语文学科为龙头，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是重中之重，是当务之急。
一、以“学生为本”，实施“成人”教育
新世纪的时代特征具有科学和人文精神，这就要求基础教育必须重视人的本质，重视生命的本质，把人的发展性提高到高于一切的位置。
农村中学语文教学，应该力求运用语文工具，以学生为本，把全体学生都培养成热爱祖国、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学会审美，使学生得到全面协调的发展，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
农村中学生，辍学现象因地而异，但是禁而难止，恐怕在全国广大农村要根绝还需相当一段时间和得力措施；农村中学生，升入高等学府的比例尽管因地而异，逐年递增，但是所占同龄中学生的分数值却不到10％。
国情如此，省情如此，校情如此，农村中学语文对培养全民族未来公民绝大多数劳动者所担负的“成人”教育，尤为重要。
笔者研究学习魏书生十几年前的做法，深受启迪，新世纪农村中学语文“成人”教育的构想可否借鉴和参照？
其一是道德品质教育。大多数农村中学生虽然不能升学，但是必须要跨入21世纪，甚至要成为各条战线的主力军。为了适应祖国未来社会的各种需要，他们就得继续学习，而且主要靠自学。不能设想，一个没有自学能力，缺乏远大理想，靠个人主义驱动的人，?会对新世纪起多大作用。?魏书生让学生写作如下文题：《莫做精神乞丐》、《风物长宜放眼量》、《追求》、《战胜自己》等。
其二是共产上义理想教育。魏书生在阅读指导中经常向学生推荐杰出人物的传记，常常通过语文教学把学生的思想引向未来。指导学生写作《我心中的共产主义》、《新世纪的一天》、《新我旧我之争》、《理智与感情》、《得与失》等。
魏书生每天给学生抄一则格言警句，老师抄，学生抄，轮流抄，熏陶感染，潜侈默化。
其三是引进科学成就知识教育。如把《微型电脑》、《站在月球上想别的》、《新能源》等文章，作为补充教材。
此外，魏书生帮助学生制订“五育”（德智体美劳）、“十二科”（政治、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体育、音乐、美术）计划，引导学生坚持“两跑三操”：道德长跑（结合思想教育实际写日记）和健身长跑（锻炼意志、增强体质）；眼操、记忆力体操、智力体操以及课外活动等。
如果当前全国农村中学语文教师能像魏书生老师那样运用语文工具，培养语文能力，发展智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面对21世纪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二、以“课堂为主”，实施“成才”教育
如若把学校喻为培养新世纪公民的主阵地，那么，课堂教学就应视为“主渠道”。
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的最主要部分，课堂教学不改变，学校教育改革将是形式的、不彻底的。
农村中学语文教改，要实现和完善“成才”教育，探索新世纪的理想课堂教学，是广大语文教师的首选课题。
（一）改革课堂教学过程的结构
突出两个改变，改变原来语文课堂中把知识点的教学作为主要教学目标，改变把掌握知识点作为教学基本内容，变成为教学内容突出知识结构，学习活动突出过程结构。
1．突出知识结构。?中学语文教学长期沿袭字、词、句、篇、修、逻、文八字宪法，加上训练知识点，这就等于语文教学的全部内容。不难看出，这样教学的弊端就在于单一零散，缺乏整体感。
突出知识结构，如识字的重点是字形结构，短语的重点是类型结构，段落层次的重点是体裁结构等。
2．突出过程结构语文课堂必须注重学生积极参与，?突出过程结构，就能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就能使每个学生当堂掌握方法，让自学与互学结合起来。突出过程结构，是新世纪教学的需要，它对于培养学生自主能力，竞争意识，学会学有裨益。
（二）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
新世纪课堂教学中的师生关系应是合作关系，教师的角色任务应是帮助学生发展、共同达到教学目标、完成课堂学习任务的组织者和引路者。
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中学语文课堂生动活泼，丰富多采；农村中学语文课堂的时空，天高海阔，独具特色。
以学生为本的课堂教学，教师应该充分尊重学生的人格，努力提高课堂生活的质量，使每一个学生都更好、更生动、更活泼地成长，以适应新时代社会的需要。
三、以“教师为首”，实施“成功”教育
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办好农村中学，提高农村中学语文教学质量，是关系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素质，培养跨世纪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实现现代化宏伟战略目标的大问题，那么，提高农村中学语文教师的素质，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
目前，农村中学语文教师队伍在诸多方面的不适应，亟待解决。其一是知识面窄，文化上不适应；其二是专业性差，业务上不适应；其三是体制不顺，心理上不适应。
构想方略是：首先加强文化学习，鼓励教师参加进修班、函授班或自修班等，努力扩展农村中学语文教师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其次是开展教研活动，以校为单位或以区域为单位，把邻近几校划为一组，听课、评课、说课兼用，下大力气抓好10项技能训练，达到结业过关水平。第三是加快传递信息，及时、准确地把教改新信息传达给广大农村中语教师，必要时可举办教育信息专题讲座，沟通教育信息，办好简报和通讯等。第四是抓好敬业教育，要以党的十五大精神为主要内容，以提高教师政治修养和敬业爱岗精神为最终目的，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爱岗敬业，爱生献身，创新进取，使教师成为课堂实施素质教育的排头兵，成为“成功教育”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四、以“活动为辅”，实施“成型”教育
农村中学语文教改，必须树立大语文思想。除了要在课堂教学活动中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外，还必须充分利用好语文活动课的机会，开展形式活泼，内容丰富的语文活动，激发兴趣，培养习惯，开发智力，把语文活动课真正扎扎实实开展起来，不走过场，不搞形式，寓教于乐，提高效率。
比如魏书生老师搞“记忆力竞赛”，规定时间和内容，授以适当方法，让学生都积极投身到记忆竞赛中。初一，5分钟记忆172个字，初二，5分钟达到250个字。
书写竞赛。要求在限定时间内，看谁写得又快又好。
另外，还有查字典、读课文、作文、造句等一系列竞赛，促使学生大脑机器处于高效运转状态。
搞好语文活动，还必须考虑学生个性特点，在活动中要尽量为每一位学生发展个性提供更多的机会，让学生尽快“成型”，防止整齐划一。
五、以“理论为魂”，实施“成果”教育
农村中学语文教改，长期蠕动爬行，成效尴尬，何以如此？究其根源在于或盲目“洋化”（指欧美各国模式），或墨守陈规（吃老祖宗的老本）。
“三老”理论（《叶圣陶、吕叔湘和张志公语文教育论文逊）应该视为农村中学语文教改的指导理论，成为教学改革的灵魂。“三老”理论既融汇了传统教育的精华，又吸收了国外先进教育科学的成果。
这篇毕业论文经过较为长久的准备，一段时间集中精力的赶稿，现在终于写成了二稿，稿子交给导师，我的确也该动笔写我的后记了。这篇后记要怎么写，我乃斟酌良久，最后我想我不如做得稍微特立独行些，写出我这些年的成长来，而我的寻寻觅觅的心情，我对那些帮过我善待我的人们的感激，也包含其中了。
我与燕园的缘分，到如今已近七年，其中研究生的这三年尤其值得我铭记。铭记什么呢？首先是我的导师姜涛老师。他教给我的远不止是学术，从他那里我太丰收了，以至于一时竟说不出他教了我什么。这些天我交了稿子，正在读一本介绍中国社会学史的书，读之收获很大。我一边读一边想，姜老师以一个诗人，为何要下那么多功夫把社会学纳入他的知识结构与思想方法？我认为这个答案很要紧，关乎人文学者的安身立命问题。我以我对社会学的粗浅涉猎而认为：最重要的是，社会学视野教导我要回到人类生活中去。历史尚可能以大人物为中心，而社会学是真正关注日常生活和普通人。当一个人在书斋里太是玄思了的时候，打开社会学著作，便马上看到普通人怎样生活，这复杂纷繁的人间俱呈于目前。我尚还在思索，思索得并不通彻，但感到对我自己，研究生期间能接触这样的思想让我兴奋，而且对我真正有所补益。我幼稚的青春期，曾经长期是与这个时代和它的大众生活充满紧张感的人，中学时代从学校学到的不过是应试，而我自己私下里的阅读和自我教育，则把我变成了一个典型的不合群的文学青年。那时的我尖锐而盲目，虽然我对美好事物的信仰都是真诚的。生活环境的限制和性格的幼稚爱走极端，让我信任孤独而不是交往，幻想超脱而不是参与。我曾自己选择孤独，但我的孤独不是我向世界交出的答卷，只是说明我盼望却没有答案。那时我没什么说知心话的人，却自己指认历史中的无数同伴，比如阮籍、嵇康，比如写作《野草》的鲁迅，比如波德莱尔和尼采……我充满年轻人的冲动爱这些人，却不能爱我生活的世界。我相信一切美好的灵魂都是痛苦而纯洁、孤独而挣扎的，而我在这个时代，至少我狭小的'生活圈里看不到这些。我看着自己不合时宜，非常悲观，相信我要走一条苦难之路。
本科四年的我，在对于北大的熟悉与对自己的批判反思中痛苦度过。其间发生了一些对于我个人非常不幸的事情，我在长期夸张地预感到苦难以后终于结结实实迎来了苦难，这是命运的恶意，也是命运的顺理成章。但是艰难地、悲观地、充满怀疑地，北大开始预告给我一种成长的可能。我还记得，并且会永远记得一些事情。比如大二时韩毓海老师的当代文学课——那是我在本科期间经历的最大的一次思想冲击。我开始了解到北大所孵育出来的真正的左派立场，他们绝不孤独绝不感伤，他们知道为人而不只是为己。就像多年以后我在戴锦华老师课上所听到的：判断一个真正的左派的标准是他是否站在弱小者立场上发声。闻此言我是一旦豁然而贯通之，鲁迅的怜小弱真是比鲁迅的反抗绝望更加可爱了，鲁迅的世界中总有对受苦者的爱。我从鲁迅又想到自己，我灵魂的苦痛与挣扎必须回到人群，必须回到为他人，这样才是真正的自我珍重与自我拯救。
后来我开始读研究生，我开始师从姜涛老师。我还记得之前第一次上姜老师课，那时我大三，没见过他，只听说是一个英俊的诗人。他走上讲台时一身黑衣，未开口前我莫名想到了穆旦，一开口则我不知怎样形容。总而言之，姜老师的幽默即是智慧，智慧即是幽默了，简直分不开。后来我渐渐懂得，深刻当然必须经过痛苦，然而深刻发展到高级阶段必须超越痛苦，一种高级的、从容的、成熟的心智，应该是幽默的。一开始我觉得姜老师不像我从前喜欢的那些诗人，姜老师的诗也不像我读熟的那些诗。我曾向他问起，为什么他成熟后的精神构造里一点也不提及彼岸，但又不是尼采式的激烈反对彼岸世界，而是一点不看重这个东西。姜老师的诗歌和态度，都是如此的基于人间，并且拒绝矫情和感伤：早年写都市人生活中那些挫败的、灰暗的、挣扎不脱的心情，然而表现上用的是机智的幽默反讽；近年来则抱负更大，为时代生活画像了。他曾说他的目标是写出尘世不圆满生活中复杂的层次，这个态度乃令我深思。向现世敞开，从容直面并对话于时代的全部险恶与温情、丰富与匮乏，这才是真正的勇者与智者，向往彼岸的人相比之下是软弱的，其逃世之情虽可以同情，但绝不是立志于思想者应该跟从的。于是社会学这个资源我渐渐引起重视，这门学问到极致可就真是详尽的理出尘世中人生活中复杂的层次来。作为一个研究思想的人，要知道思想都是人的思想，所以关注世俗人性意义重大。我这几天看着社会学书上对于民国时期城市和农村的人群生活状况的统计分析，觉得很大的启发。我终于那么真切、详细地了解到了我所研究的文学所来自的世界，也更能知道新文学在其中的位置。我感到触及了有血有肉的人们，而我们的工作应当于他们有意义，像那些社会学家一样。
我的这篇关于废名的毕业论文，是我报告研究生三年学习与思考的心得。关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是从本科大四开始的。因为我是一个一直拼命寻找思想支援的人，所以初读这部小说给了我好大的喜悦。莫须有先生的人生态度、对于家国命运的热心、对平常人的理解、规劝世人的诚恳，还有他把艰苦生活过成一种诗的心态，都使我激动。我也想像他一样。后来研一时旁听过姜老师讨论四十年代文学的一门课，也谈到《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我于是重读这部作品而有意于研究了。在研究中，我最后成形的思路是从身份问题切入，这是我在读研过程中的新认识，即考察一部作品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是在这种关系中自我确立和进行实践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废名出于对自己三十年代的反动，出于回归世事的思想新发展，他是真正参与到乡土社会中去了的，因此要说清这时的废名，非说清他参与了哪些生活。这部小说让我兴奋的也在这一点：它早已溢出了文学，扩展到思考整个人的生活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为人找到皈依（救现世的儒教），而这种含纳整个生活史的写作反而是有更彻底的诗的精神的。当然，这个“诗”要最广义地去理解。此论文的构思和写作过程中，姜老师付出了很多心血，与我往返讨论，我也在这个过程中锻炼了学术理解力和写作能力，并且在姜老师的引导下把废名这个个案和他所处的时代、社会、民族、传统联系起来，开阔了研究眼界，知道了什么是“小大由之”的学问。姜老师三年中对我的诗歌写作的耐心指导，也让我感激。我的诗虽然还不成熟，但是有良师教导，所以能看着自己一点点进步，而这种诗的进步背后是我的心智结构的进步。我真希望这种和姜老师谈诗悟道的生活能够永不结束。也感谢温儒敏老师对我的关心和指导，在温老师的热心邀请下，我曾带师弟师妹们上门拜访，温老师也曾给过我的论文设计一些指教，他对我们后辈的鼓励与期许在激励着我。姜门包括温门的师友们，对我来说也是很珍贵的缘分，李培艳师姐、金娟秀师姐、刘璐师姐、郑树敏师姐、刘芳文师妹、程晨师弟、高幼丰师妹、孙雅馨师妹、王欣玥师妹、杨先溥师弟，他们都给我的硕士生涯以陪伴，感谢他们让我有一个温暖的师门！
论文写毕，即将毕业，我还要感谢陈平原老师，既是因为这三年中选修、旁听他课程所获的教导，也是因为感谢他给我机会让我能继续在燕园读博。陈老师素来是闻名的严师，而又是那样严慈有度，为人为学都有一种温雅之风、人情练达之境，让人敬仰，我在今后的学习中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尽力交一份老师认可、也对得起自己的学术答卷。同时还要感谢陈门的同学们，尤其是李浴洋师兄。在我考博的过程中，李浴洋师兄给了我很多关心和建议，其为人的热心，学术的优秀，都是我深为佩服的。另外，张一帆师兄这一年也在做四十年代废名，与我撞车了。但还好我们是因此结下了同题之谊，张一帆师兄的研究对我是一种启发，我希望我现在的这篇论文也能有和他切磋的快乐。因为有陈门一批优秀而热情的同学们，我预感到我未来的博士生活会十分充实而快乐。
在这三年学习生涯中，我还要感谢现代文学教研室各位老师的帮助和教导。感谢吴晓东老师、王风老师、张丽华老师，三位老师对废名都有研究，都与我有过讨论。吴老师惠赠过我他的研究文章，并对我的开题报告提出了一些好建议，其人对文学的坚守与为人态度的近人情也让我叹服，他仿佛总在说：“文学是可以也应该爱的”，让我这样被文学灼伤过的人在反复的自我调整中坚持寻找新的与文学接通的方式。王老师以他编《废名集》劳苦而获得的心得无私地指导我，就最初的“写实”等问题与我有过讨论，王老师指导学生论文的话我最爱听，每次都觉得又懂了好多文章之道、学术之道。也感谢王老师为我引荐陈建军老师，陈建军老师惠赠过我他辑录的废名书信，对于不熟识的学生如此热情帮助，让我感到学者的淳厚品格。张老师在我最初接触废名时，也曾和我就她的废名论文有过讨论，开题时也指出了我的设计的问题，感谢她热情的帮助！同时，也要感谢孔庆东老师、高远东老师开题时给我的指导。现在，我以忐忑的心情将这份不甚完美的论文呈送于各位老师目前，接受老师们的批评。
与此同时，也要感谢现代文学专业以至北大中文系的同级和众多师兄师姐兄弟姐妹们，董亚惠和曲楠选择和我一起考博，一路上我们互相陪伴，现在都考上了，以后博士期间大家还要一同致力于学术，希望我们继续相亲相爱共同努力。我的室友们，张亚婕、刘婧、胡琛莹也是我要感谢的，我们之间有互相帮助、有互相磨合，最终成为一个和谐的寝室，她们三人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我在和她们的相处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虽然如我前面说的，我少年时代长期的内心纠结、后来的人生走向都让我无法成为一个足够开朗、活跃、社交合群的人，其实我内心也为此困扰，但是和这么多优秀的同龄人相处，我改变了很多，我希望我能做得更好，也祝福他们都好。
最后，我还要感谢一直爱我、无条件支持我的学术追求的我的父母。人生之路原本不易，然而这样始终陪伴我，给我难过时的安慰，快乐时又和我分享喜悦的父母是上天最大的恩惠。他们并不是人文方面的专家，但他们相信我的追求自有价值。这是一个浮躁的急功近利的时代，而我有时还是会不免落寞而自我怀疑地感到自己是一个象牙塔里的孤守者。如果时代的大浪打来，我能坚持到怎样呢？尽管我已经越来越和世俗达成了某种妥协。可是我的父母，以他们的正直和善良教了我人生最重要的一课，让我知道不管时代和命运之浪未来将我裹挟到哪里，我都不会放弃爱、善良、忍耐，这些人生最重要最不易的东西。
社会文化理论以Schatzki（2002）的场所本体论为理论基础，说明信息素养是一种社会文化信息实践，该理论认为使具有信息素养及推进信息素养的实践过程的构建将取决于：实践理解（知道如何进行信息检索等操作）、规则（指出事情做法以及重点的明确规定）和目的性成分（与任务相关首要的目标、应对状态和情感）等[3]。信息素养应被视为存在于其他实践过程中的一种实践，分析单元不应为信息技术，而是发展信息技术场所的社会文化渊源。社会文化理论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场所本体论与实践论。
1.1理论概述
1.1.1场所本体论（Site ontology）
本体论是人对于世界现实的认知。场所本体论主要观点认为：社会生活是在一定场所（背景或社会领域）中形成的，实践与安排在其中相互交织、存在演进。背景是由社会生活的空间性、暂时性和目的性特征组成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和演变与其所产生的背景相联系；社会生活的中心要素是有组织的人类集体活动，而非个人及其思想状态，社会生活由人的活动安排组成，通过行为与目的性统一，这一统一正是实践的特征。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信息是“能引发变化的任何变化”[3]，这种变化可以是思想的、社会的或物质的，也可以是三者的组合。如果信息要引发变化，必须从社会生活背景的视角来理解它。知识不是独立于社会领域之外的，而是被实践（包括信息实践）带入特定社会场所，揭示文化和物质的本质关系，即Barad认为的“知识总是出自某处的一种看法”[3]。
1.1.2实践（practice）理论
场所本体论哲学兴趣在于了解社会生活是如何在实践中产生和演进的。实践不是个人产物，而被视为场所产物。信息素养作为一种分散性实践，是某些更广的综合性实践中与信息相关的活动的集合，分散于如学习、教学或办公等一些综合实践中。信息素养实践以其他实践的表现方式被场所中的社会、历史、政治和经济特征所形成，所以不同环境中作为分散性实践的信息素养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
实践理论强调：知识具有相关性，因而需要通过对话、实践或者特定的工具，来构建与获取；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政治的轨迹，形成在时间、空间和背景中；对实践的理解不仅仅要关注内化过程，更要理解具体行为表现的经验性本质[4]。
1.2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应用
社会文化理论要求人们考虑背景因素，理解信息素养及其相关活动是如何产生的；使人们探索，发现、理解支持这些活动的安排；使人们对实践安排展开更加广阔的探索，理解它对信息的促进或限制作用。随着关注点从个人转向集体，场所本体论和实践理论有助于发现新的方式，以研究人群、信息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被促进或抑制的。
社会文化理论体现了构建主义理论思路，描述学习被嵌入到社会活动中以及发生在一个学习者与其他人物、物体和事件进行互动的合作环境中。社会文化理论应用于信息素养的教育，注重在信息素养教学阶段的合作与协商，教学内容的语境化及信息的相互作用。Li Wang（2011）将社会文化理论应用于Auckland大学四年制本科的信息素养教学模式构建，主要是通过教学前的问卷、访谈，信息素养教学实施与评价阶段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来实现的[4]。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中性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更清晰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里的“社会意识形式”概念是马克思力求从中性的角度来表述“意识形态”概念的重要表征。总体上说，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概念主要是与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所要强调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地位决定了不同的阶级会产生出与其地位相应的意识形态。当马克思与恩格斯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颠倒的意识”时，他们是从异化的劳动势必会导致异化的政治知识的角度去理解意识形态的存在意义的，这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思路有着一致性。但是，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出于建立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需要，马克思逐渐将“意识形态”概念向中性发展，使其作为与经济形态、物质条件相对立的一个范畴而出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总体说来，正是通过深入分析知识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意识形态”概念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政治知识概念。“意识形态”概念势必是与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联系在一起的。
二、舍勒：知识的内在结构与人的权力内驱力
舍勒是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舍勒指出：“所有知识，尤其是关于同一些对象的一般知识，都以某种方式决定社会———就其可能具有的所有方面而言———的本性”；“反过来说，所有知识也是由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共同决定的”。由此可见，对于舍勒来说，知识社会学的重要内容就在于揭示决定知识的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与马克思强调劳动异化决定知识异化不同，舍勒主张，知识的内在结构是由人的本能—内驱力所决定的。他认为，“如果不存在追求权力的内驱力，那么，国家、政治文化以及国家所规定的法律就根本不可能存在”。由此他得出结论：“关于人的精神的理论是文化社会学所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而关于人的本能—内驱力的理论则是关于现实因素的社会学所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他的逻辑思路是，所有知识是由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共同决定的，而对于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结构加以研究的社会学则是以人的本能—内驱力的理论作为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所以，所有知识都是以人的本能—内驱力作为预设前提的，关于知识内在结构的研究应该到人的本能—内驱力理论中去寻求根据。在舍勒看来，知识本身就是透视社会及其特有结构的窗口。舍勒认为知识的结构与知识的从事者自己的状况有着极大关联。
例如，在对形而上学知识进行分析时，他指出：“对于一种形而上学的结构来说，形而上学家们所从属的各种社会等级和阶级具有最重大的意义”。此外，舍勒还强调了知识结构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他说：“对于知识社会学来说，形而上学体系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各个民族虽然也通过各种精确科学的方法论表述它们的本性，但是，它们却是通过形而上学把它们的本性更明确、更直接地展示出来的。对于知识社会学来说，建立一种能够把哲学理论史上的诸阶段与产生这些哲学理论的各种群体类型联系起来的理论，将是一项卓有成效的事业。”舍勒针对与宗教知识、形而上学知识以及实证科学知识关联的社会及其特有结构所做的分析是极其深入的。他还进一步说明了知识的发展与政治的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着力强调的是政治权力之间的竞争对于知识发展的重大贡献。他说道：“对于不断把比较小的、分散程度较高的群体合并成范围越来越大的国家群集来说，对于不断加强———一般说来可以使知识的发展从其中获益的———社会等级和社会阶级的形成过程来说，存在于一个政治时代的政治权力的扩张是最强大的力量。”如果说从马克思那里人们更多看到的是政治对于知识的负面影响的话，那么，舍勒的分析则更多地强调了政治对于知识的正面影响。在舍勒那里，除了上面提到的政治权力的扩张对于知识发展的正面影响之外，他还强调了阶级斗争对于知识发展的正面影响。他说：“如果人的精神内部不存在能够使自身超越所有各个阶级的意识形态、超越这些意识形态之以透视法表现的利益的任何领域，那么，所有有可能出现的对真理的认识都必然会成为欺骗。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认识就都将只不过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所具有的一种功能。”
三、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作为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曼海姆也是承上启下的人物。曼海姆在知识社会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将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政治性的理解清晰而明确地固定在知识社会学的范围之内，从而使意识形态这种政治知识形式的特性进一步明朗化。此外，曼海姆还论证了乌托邦也是一种政治知识形式。在曼海姆看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知识社会学还没有从对意识形态的揭露中剥离出来。因此，尽管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其历史观的一部分，但仍没有完全成熟。曼海姆明确指出：意识形态概念“反映了来自政治冲突的一个发现”。而且他还深刻地认识到，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将会导致“集体无意识”的出现。当然，也正是从曼海姆对“集体无意识”的阐释中，我们清楚地看到，“集体无意识”概念并不是强调存在着意识真空状态，而是强调人们的思想在受到某种意识形态控制之后会出现一种新的层面上的“集体无意识”状态。从词源的角度看，“意识形态”一词的意思是“观念的科学”。后来，经过马克思的阐释，“意识形态”具有了“虚假意识”的内涵。客观地说，曼海姆的“意识形态”概念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虚假意识”思想的影响，他刻意将这种因有限的认知视角而产生的扭曲知识，称为“意识形态”，在词义上相当于强调“阶级的意识”。当然，也正是在阐释“意识形态”内涵的过程中，曼海姆看到了这样一类知识分子的存在，“鉴于他们自诩的独立自主性和各种各样的来历，不仅被要求在一个意识形态所扭曲的政治实践中扮演公正的集体批判角色，而且还应是建立在非相对性的、客观真理之上的科学政治的推动者”。曼海姆认为：“能够使这两种角色的扮演切实可行的工具，就是知识社会学：对意识形态与社会规定的优越地位及团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作系统的揭露。”由此可见，关于意识形态的深入分析，不仅帮助曼海姆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与政治本质，而且也催生了区别于舍勒的新的知识社会学。
曼海姆深入分析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还特别强调了知识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在此基础上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知识社会学。首先，通过强调“政治—历史知识总是局部性的，是仅从某种视角观察事物的”，曼海姆明确指出，在知识社会学领域势必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在认识到政治历史知识总是与某种生存模式和社会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后，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决定的作用，有些人倾向于否认达到真理和领悟的可能性”。其次，在曼海姆看来，倘若人们已根据上述的第一种情形来检验问题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那就产生了另一种探索的可能性：“它在于试图把发现和分析存在于每个历史—政治观点中的‘社会平衡’的任务分配给知识社会学”。曼海姆解释道：“这意味着，知识社会学的任务是分清具体存在的一点‘知识’和估价性的、利益约束的因素，然后把这些因素作为错误的根源加以剔除，以达到‘客观上’有效的真理的‘非估价性的’、‘超社会的’、‘超历史的’领域的目的。”最后，曼海姆还指出，这里还存在着第三种选择：“在本来的政治起始点上，评价性因素不容易被分离出来，至少不像是在形式的社会学思维中和其他种类的纯形式化的知识中以同样程度地可能被分离出来”。曼海姆之所以强调这种选择的存在，是为了说明正是在这种选择中，知识社会学包容意识形态成为可能。曼海姆之所以将乌托邦也解释为一种政治知识形式，就在于他充分地认识到，乌托邦概念与意识形态概念之间具有共通性。但是，与意识形态概念所体现的是统治集团的意识相反，乌托邦体现了受压迫群体在理智上对摧毁和改变特定的社会条件的愿望。更确切地说，乌托邦是关于摧毁与改变特定的社会条件的意识的总和。在曼海姆看来，乌托邦问样也存在“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也就是说，“在乌托邦的思想中，被怀着愿望的想象和行动的意愿所引导的集体无意识，掩盖了现实的某些方面”①。曼海姆还提出了“知识的政治”概念。很显然，“知识的政治”概念的提出极具创新性，它通过进一步阐明知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凸显了知识社会学的政治哲学意义。在这里，曼海姆所希望表达的思想是，政治的发展是受制于知识的，特别是受制于意识形态的，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状态。例如，官僚的保守主义这种思想模式带来的就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把所有政治问题掩盖在行政这个帷幕之下的企图，可以用官员的活动领域只存在于已经被阐明的法律界限内来解释”。
四、福柯：权力与知识
弄清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既是福柯关注的焦点所在，也是福柯的重要贡献所在。将知识权力化其意义就在于，使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更加明朗化，这也是福柯思想的最为直观的政治哲学方面的贡献。当代学者贝斯特曾经高度评价说：“福柯不会呼唤‘社会学的终结’，却会呼唤一种新型的政治化的社会学实践，这种实践将与现论的那些人道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和整体化的假定断然决裂。”福柯并未像马克思与曼海姆那样只是通过细分知识而走向承认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而是通过细分知识与政治而走向承认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的道路。福柯不仅进行了知识考古学研究，而且还建立了权力系谱学。通过将政治具体化为权力，在明确知识与权力之间联系的基础上，福柯使这种联系变得更加一目了然。福柯曾经明确说：“权力与知识是直接地彼此包含的；权力关系是以相应的知识领域为前提的，与此同时任何知识都预定了并建构着权力关系。”正因为权力常常会被作为政治的代名词来加以理解，因此，从福柯的话中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知识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包含关系。一方面，福柯所说的“知识”是指关于人的知识（大致相当于人文科学），而在其具体论述中“知识”又往往可以同“理性”、“科学”或“真理”等说法互换。福柯的“知识”概念所强调的是人们在社会的所谓“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中的求真意志或真理意志。也就是说，在福柯看来，在人们的话语实践中包含有人们想成为（关于自身的）知识的主体的意志。福柯的“真理意志”概念无疑是从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衍生出来的，但二者的具体含义显然是不完全一样的。从另一方面看，福柯所说的“权力”比通常所说的（政治）权力在范围上要宽泛得多。因此，总体上说，福柯实际上是通过揭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而走上知识权力化的道路的。由此，福柯的知识权力化的深层次贡献就在于，揭示了“话语”与权力之间的相互包含关系。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话语”与权力是分离的。而按照福柯的分析，影响、控制“话语”运动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权力；“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在福柯那里，“话语”与“权力”是以同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对权力的任何一种方法的掌握，都是对“话语”的一种方法的掌握。以“说话”为例，所谓“说话”首先就是掌握说话的权力，“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而且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权力的施展，一方面不断创造知识（“话语”）的新对象和新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新对象和新形式也会导致和加固某种权力。这样看来，不仅“话语”不是消极、被动的，而且权力也不是镇压、压制等的代名词，而是同“话语”一样，是社会文化构架中必要的、充满活力的积极因素。由此，正是通过深入揭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权力才不再像过去那样被理解为消极性的，而是在此获得了新的内涵与意义。福柯不仅严格区别了“特殊的知识分子与普遍的知识分子”，而且在他的方法中，社会学家的角色和功能被重塑为一种独特的批判理论家或系谱学家，后者的任务不是为了知识自身而制造知识，而是为了对政治抵抗活动有所贡献。福柯认为，系谱学家是一类“特殊的知识分子”，他抛弃了任何自命为代表一切被压迫群体的虚夸态度，承担着一种更谦逊的局部斗争形式的顾问的角色。同时，与那种“普遍的知识分子”不同，特殊的知识分子并不企图强加一些封闭的整体化方案和行动计划，用来把局部的斗争统一成一个革命运动。不过，正因为福柯只是希望利用知识去颠覆当代的统治形式，最终他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口头批判者。安东尼奥曾深刻指出：“虽然福柯对统治和反抗的辩证法的分析暗示了一种批判的微观政治学，但他关于权力与知识相互渗透的更广泛的论点却提出，统治实际上是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每一个小生境中涌流出来的。控制的系统是如此地铁板一块和不可抗拒，以致很难想象任何有意义的社会变革可以从内部发生。”用福柯自己的话来说：“在我看来，在一个像我们的这样的社会中，真正的政治任务就是批判那些表面看来中立和独立的制度的运作，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批判它们———也就是要撕掉总是通过它们而被含混地运用的政治暴力的假面具，以便人们可以与它们做斗争。”
五、结语
综上可见，知识社会学具有政治哲学的意义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沿着政治哲学的路径继续走下去，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尽管这些意义都是潜在的，甚至是需要加以仔细挖掘的，但它们的存在却也为人们从中寻求知识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规律性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第一，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将知识泛政治化的过程。
在马克思那里，真正属于政治知识的只有意识形态；但是在曼海姆那里，不仅意识形态是政治知识形式，而且乌托邦也是政治知识形式。因此，从本质上说，知识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日益认清知识的政治属性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将知识泛政治化的过程。特别是在福柯将知识与权力相联系之后，知识的泛政治化现象更加明显。在福柯那里，权力现象无处不在，因而基本上所有的知识都会在与权力相关联中被打上政治的印记，成为政治化的知识。从福柯的分析来看，现实生活中人们很难找到与权力无关的知识，知识政治化已是社会的常态。
第二，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由强调“知识影响政治”到主张“政治影响知识”的过程。
前面我们提到曼海姆曾经提出“知识的政治”概念，其力求强调的是政治受制于知识，特别是受制于意识形态。但是经过福柯的分析，人们所看到的是政治影响知识，特别是权力影响知识。尽管福柯一直强调权力的积极意义，甚至认为不应该从消极的意义上理解权力，但是，他对权力与知识相互包容关系的极力推崇，表明了在他那里不仅知识是深受政治影响的，而且这种影响甚至是伴随知识发展始末的。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将政治的内涵狭义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