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中的新旧两代知识分子（7篇）》由精心整编，希望在【代清】的写作上带给您相应的帮助与启发。
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从方法论的角色回顾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指出其所围绕的传统与现代、学术与政治两个轴心的内在限制。作者认为，在新世纪的背景下，知识分子研究有必要纳入到重新问题化的框架之中。本文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论域：在思想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中，研究知识分子在特定的社会语境和关系网络中，如何产生知识分子共同体，如何相互交往，影响和建构社会公共空间和关系网络。在这其中，都市空间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课题。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大区别之一，乃是在于他们从乡村走向了都市，以都市的公共空间和文化权力网络作为背景，展开自身的文化生产、社会交往和公共影响。本文通过分析都市的空间网络、近代中国两种不同形态的公共领域、都市知识分子的身份演化、自我认同和内在紧张、知识分子共同体和公共交往，详细讨论了知识分子与都市空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若干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近二十年来，知识分子研究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热点。这一热点开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第二次“五四”新启蒙运动。在新启蒙运动中，启蒙知识分子 批判传统的中国文化，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在这种林毓生所说的“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思想模式的主导下，1 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被分外突出。因为思想文化的主体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承担着向大众启蒙的使命，而作为启蒙者，知识分子自身又同样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因而伴随着“文化热”，同时出现了一波“知识分子热”。从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末，知识分子研究围绕着两个向度进行：一是按照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划分，分析知识分子在从传统向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其文化选择以及内在的思想文化冲突；二是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社会角色，研究知识分子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所体现的社会身份，重点考察知识分子在转型时代的政治命运，是如何丧失和重建独立人格的。这两个研究取向，这十多年来，无论从宏观分析，还是个案积累上，已经拥有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虽然不能说不再有什么东西可以发掘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层面的研究基本上已经达到了自身的极限。更重要的是，支撑其研究取向的几个重要的理论预设，比如传统/现代二分模式、“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模式等，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了相当普遍的置疑。这表明，如果知识分子研究缺乏新的问题意识，还是继续停留在原先的论域中，这一热点课题会让读者产生“审美疲劳”，无法产生原创性突破。
在新世纪已经来临的今天，知识分子研究必须被纳入到一个重新问题化的框架之中，开辟新的研究论域。事实上，近年来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开拓了新的领域，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比如从学术史的角度，更加细致地研究知识分子如何继承中国的学术传统，建构现代知识体系和进行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或者从社会史的领域，研究明清以来士绅阶级自身的内部变化。可以这样说，1990年代中期以后，知识分子研究开始呈现出一种学科化、多元化的趋势。那么，除了上述新的领域之外，还有没有新的知识分子研究论域值得开掘呢？
我认为，继承1980年代中期以来知识分子研究的思路，可以继续从两个层面将知识分子研究推进一步。其一是知识分子研究的内在理路，从启蒙思想的内在复杂性，来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自我冲突。简单地说，就是要在突破上述传统/现代、中国/西方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的基础上，重新研究中国启蒙思想内部的复杂性，它们是由中国和西方哪些思想资源相互结合所形成的，启蒙思想内部又形成了哪些纠缠在一起、又相互冲突的现代传统，这些思想传统对于现代中国的历史乃至当代现实发生了哪些影响。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中，中国与西方的思想传统不仅存在着对立和冲突，而且也是相互纠缠和交织在一起。同西学一样，中国文化传统也同样参与了启蒙思想的建构，而中国的现代性又往往通过传统的方式加以显现。考察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是如何形成他们的现代性思想，在其内部又是怎样形成
[1] [2] [3] [4]
中青两代妈妈的育儿比拼
当80年代出生的孩子也做了妈妈，由于她们和她们的妈妈在生长的时代和收到的教育都不相同的情况下，育儿这件事情上想法有什么不同呢？也许下面这两代人中例子会给我们对她们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80年代
规划型
提前给孩子规划人生
宋芬（52岁）：我生女儿的时候是1980年。
那个年代生孩子，生就生了，没见谁想那么多。我和丈夫在单位都很忙，所以谁也不能把心思全放在孩子身上，只能轮流管。
我女儿断奶很早，1个月就给她喂奶粉了。因为怕烫着她，每次喂前，我都把奶瓶放在嘴里试试温度。3个月时，我开始给她吃蛋黄，4个月喂烂面条。她大一点了，特别不爱吃饭，必须得边哄边喂，有时太费劲了，就开电视让孩子看，达到多喂几口的目的。
老人都说孩子怕冻不怕捂。每到降温，我就给她捂上厚厚的一层，晚上反复起来，看是不是又踹被子了。
她小时候爱让人抱着，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面，我都抱着她，全家一起看电视时，每次她不老实，就得把她放在腿上，又拍又晃，有时还要使劲地颠，这才听话。P8
女儿几个月的时候，就让她学走路了。一来担心地板脏，不愿让她在地上活动，二来怕爬的`时间长了，耽误了学走路。
我们特别重视孩子的学习，每天监督她做作业，否则不能下楼玩。我妈说，邻居的孩子，小时候都没怎么管，现在也都挺有出息的。可我觉得不对，孩子就像一张白纸，完全看家长怎么描绘，怎么给孩子铺平前进的道路。我们从小就给孩子做了规划，上什么小学，考什么高中，学什么乐器，准备多少钱留着出国上学用。
专家点评
这位家长犯的错误不少，比如，辅食添加不够合理，母乳喂养的时间不够。孩子在6个月以后才能给他们吃果泥等糊状食物，不应该吃蛋黄、烂面条等。喂孩子吃饭是不好的习惯，我们现在更讲究培养他们的参与意识，鼓励自己吃。孩子不能总捂着，否则很容易体质变差，易生病。冬季室内温度低时，给孩子盖被子也要盖到腋窝以下。如果棉被较厚，要把孩子胸口处的被子掀起来一点，以利于呼吸和散热。不要错过孩子的爬行阶段，爬行可以增强手、足、胸、腹、腰、背、四肢的肌肉力量，且锻炼协调性，并扩大视听、触觉，增强小脑平衡与反应能力；不要老抱着孩子，让他们多接触自然，多做户外活动，保证每天至少1小时。
新一代
信息型
照着书本养孩子
王睿（28岁）：怀宝宝时，家里所有的家务活都不用我干，每天的菜谱也都由家里人精心烹制。婆婆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补汤，全家人都围着我转。
怀孕时，我买了很多书“恶补”，还上网搜索一切需要的育儿经验，常常泡在网络育儿论坛里，和年轻妈妈交流心得。
孩子刚生下来时，我什么都不会做，尿布不会换，奶粉不会喂，大部分时间都是婆婆和大姑在照顾。一次心血来潮，把孩子带回自己家，结果，孩子晚上受了凉，得了支气管炎。
听说给孩子喂奶要严格按照每两三个小时一次的频率，所以孩子睡着了我也要把他弄醒喂奶。有人说孩子在四五个月前神经系统发育不全，睡觉时会惊醒，需要大人在一边陪伴，我就抱着他睡。
可再注意也有出问题的时候。一次给孩子喂朋友从美国带回的高级液体奶粉，结果他连续10天不大便。这可把我急坏了，心急火燎去了医院。医生左看右看觉得孩子没病，后来得知孩子吃的是美国奶粉才找到根源：原来美国的奶粉并不适合中国儿童，孩子吃了火气很大就不排便。
在教育方面，我崇尚一切以孩子快 我会带他听音乐、看戏剧、到游泳馆健身等。我们这一辈的新妈妈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想法比较先进。一次，儿子在客厅自己跑着玩，脚下一滑摔了一跤，我看在眼里却不去扶，他四下张望，撇了下嘴，就自己爬起来，什么事也没有地去玩了。
专家点评
相对于父母代代传承的育儿经验，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一批新妈妈可能会有不少源自科学的育儿知识。普遍拥有较高学历的“独生父母”们往往借助网络的力量来拓宽育儿知识的来源。新媒体、专业书籍、长辈传授经验，成为当代育儿的“三大法宝”。所以，育儿知识已从传统意义上的口口相传，变得更加多元。只是“80后”们大多只在理论上达到了一定高度，在父母眼里，他们更多的不过是“眼高手低”。年轻父母自己要有积极的态度，相信自己能够照顾好孩子。也可以去医院开设的婴幼儿养护教育班听听专家的课，有利于做好各种准备。
编后
其实，我们在这里讨论中青两代人的育儿体会，更多的是想告诉您，尽管社会观念在进步，但过去的育儿方法仍有其可借鉴之处。所以，隔代育儿带来的不应该是没完没了的矛盾，而应该是各取所长之后优势的叠加。
无形资产在新旧会计准则中的主要变化论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知识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无形资产在企业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加强对无形资产的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显得非常重要。202月财政部发布了新的会计准则体系，其中《企业会计准则第六号―无形资产》针对1月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对该准则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无形资产的定义；
（2）商誉的处理；
（3）研究开发费用的会计处理；
（4）有关无形资产信息披露。本文主要讨论的就是修订后的无形资产准则的主要变化。
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无形资产对社会经济进步的促进作用日益突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与此同时它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将产生约束性的影响，因而如何对企业的无形资产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从而更完整地、公允地、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现金流量，进而更好的满足投资者等其他财务报告使用者的评估和决策需要，显得尤为重要。20的《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的颁布实施，对于规范企业无形资产的会计核算及相关信息的披露，进一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该会计准则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因而年新发布的会计准则对其进行了修订，下面就分别从上述几个方面讨论无形资产会计准则修订前后的主要变化。本文中引用的年颁布的会计准则中有关无形资产的规定称为“原会计准则”，2006年新颁布的会计准则体系中的有关无形资产的规定称为“新会计准则”，以示简约和区别。
一．原会计准则中存在的问题
1 无形资产定义的问题
原无形资产准则认为，无形资产指企业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给他人，或为管理目的而持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性长期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权、商誉等。国际会计准则第38号认为，无形资产指用于商品或劳务的生产或供应，出租给其他单位、或管理目的而持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资产。原无形资产准则把无形资产的本质属性确定为非货币性长期资产，不区分是否可辨认，即无形资产包括可辨认无形资产，如土地使用权、商标权，也包括不可辨认无形资产，如商誉。而国际会计准则把无形资产的本质属性确定为可辨认非货币资产。也就是说，不可辨认非货币资产不属于无形资产，如商誉。两者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异，主要原因在于国际会计准则可以把商誉放在《国际会计准则第22号――企业合并（修订）》中予以规定，而我国原无形资产准则还没有类似准则。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就将商誉作为无形资产核算，原无形资产准则继承了这一做法，但国际会计准则是将商誉放在企业合并的会计准则规范中。因而原准则不如国际会计准则那么完善，而且在实务操作中对商誉的处理也存在着矛盾，这一点将在下面的无形资产范围的问题中提到。
2形资产范围的问题
这主要指的是商誉的问题。原无形资产准则第4条规定：“无形资产在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企业才能加以确认：（1）该资产产生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2）该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但同时第7条又规定：“企业自创商誉不能加以确认。”在原会计准则中，无形资产准则不涉及企业合并中产生的商誉，但同时又规定，无形资产可分为可辨认无形资产和不可辨认无形资产，不可辨认无形资产是指商誉，这导致了会计准则适用范围上产生了矛盾，在实务操作中会有很大的麻烦，又容易被人为的操纵，导致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真实性出现偏误，不利于投资者以及相关财务报告使用者的使用和作出经济决策。
3、研究开发费用的会计处理问题
原会计准则第13条规定“企业自行开发并依法申请取得的无形资产，其入账价值应按依法取得时发生的注册费、律师费等费用确定；依法申请取得前发生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应于发生时确认为当期费用”这种会计处理方法，符合会计的稳健性原则，且核算简单，便于会计人员操作，同时也体现了国家对企业进行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政策支持，使企业获得了税收优惠，有利于企业进行更多的研究与开发。但从会计确认和计量角度来看，存在如下问题：
（1）不符合真实性原则。真实性原则要求企业会计核算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为依据，如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由此看来，无形资产准则规定将研究与开发费用作为当期损益处理，显然歪曲了企业的财务信息，造成企业在开发无形资产过程中虚减当期利润，也可能使企业当期的盈利转为亏损；而在依法申请取得无形资产后，由于申请取得前发生的研究与开发费用没有计入成本，从而使得每期摊销的费用减少，进而又虚增了企业利润。这难以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有悖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原则。另外，若将无形资产的研究与开发费用支出费用化，企业管理者为追求短期的盈利指标，会不适当地削减研究开发支出，这不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更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2）不符合配比原则。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收入与其费用、成本应当合理配比，同一会计期间的各项收入和相关的成本费用应当在该会计期内予以确认。而我国无形资产准则将研究与开发费用作为当期损益，即在依法申请取得前将研究与开发费用予以费用化，而仅仅将依法取得时发生的注册费、律师费等费用资本化，这显然严重低估了无形资产的入账价值，使得无形资产依法申请取得后，能为企业创造收益时，分摊的成本远远少于实际获得所耗费的总成本，与以后带来的经济利益的配比产生了差异，不符合成本与收益配比原则。企业发生的研究与开发费用，目的是让企业未来更好地发展、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它与未来各期的收益密切相关，该项费用支出也理应与未来收益相配比。
4、有关无形资产信息披露的问题
对无形资产重视不仅仅应准确的加以确认，而且还应有一种较为完整的披露体系，以全面的提高无形资产的利用价值。原企业会计准则中有关无形资产的`披露部分规定如下：
（1）各类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
（2）各类无形资产当期起初和期末余额，变动情况及其原因；
（3）当期确认的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及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成本和取得方式。然而，在当前知识资本的比重日益提高的今天，仅仅披露这些内容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伴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加剧，许多新兴的无形资产种类将会进一步增加，因此，在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的过程中应更加完整地披露无形资产信息。
二．新会计准则中的修订
由于原会计准则在理论层面和实务层面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新的会计准则对此作了一系列的修订，相应地体现在以下几点：
1、无形资产定义的修订
新会计准则规定，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同时规定，企业合并中形成的商誉，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企业自创商誉以及内部产生的品牌、报刊名等，不应确认为无形资产。无形资产只包括可否辨认的没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性资产，从而排除了商誉，这样就参照了国际会计准则中规定，使得我国无形资产的会计确定、计量和报告同国际上的通例具有了可比性，也有利与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化的竞争，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2、无形资产范围的修订
新会计准则规定，无形资产只包括可否辨认的没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性资产，从而排除了商誉。同时规定，企业合并中形成的商誉，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这同国际会计准则的规定是一致的，充分体现了经济社会化和全球化的要求，也解决了原会计准则适用范围上产生了矛盾的问题，同时也有利于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3、研究开发费用的会计处理的修订
参照国际准则规定，新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应当区分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研究是指为获取并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有计划调查。开发是指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某项计划或设计，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产品等。 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研究阶段的支出，应当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确认为无形资产：
（1）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2）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
（3）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的，应当证明其有用性；
（4）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
（5）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原准则中，对于研究开发期间所发生的所有费用均作费用化处理，待研究开发成功后，申报相关专利时，对于发生的专利费和律师费等才作为无形资产的帐面价值。因为在实际应用中有许多不利影响，所以此次准则修订，将企业在研究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区别对待：对于研究开发阶段发生支出进行费用化处理，但是对于开发阶段发生的费用，在符合相关条件的前提下，允许资本化。为了防止企业利用该规定操纵会计信息，财政部在运用指南中对有关问题作出了严格的规定。
2．4有关无形资产信息披露的修订
新会计准则第二十四条规定， 企业应当按照无形资产的类别在附注中披露与无形资产有关的下列信息：
（1）无形资产的期初和期末账面余额、累计摊销额及减值准备累计金额。
（2）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其使用寿命的估计情况；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其使用寿命不确定的判断依据。
（3）无形资产的摊销方法。
（4）用于担保的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当期摊销额等情况。
（5）计入当期损益和确认为无形资产的研究开发支出金额。而且把无形资产分为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从而将无形资产作了重要的分类，因而无形资产的摊销时间、摊销方法和摊销额都会有相应的变化。这一个改变主要是和国际会计准则相协调的结果。
硝烟中的迷失（下）――抗战时期中国文学中的知识分子话语
这不是逻辑推论的结果，也不是主观臆测性，而是民族形式讨论中已经表现出的倾向。最有代表性的是向林冰的观点。他对五四文学的否定和对传统的张扬无须在此重复，需要注意的是它事实上是30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中瞿秋白等人观点的继续。但不同的是30年代的讨论因其集团的性质而只是一种自由言论的表达，不能构成对文学的全面影响，而在抗战的新形势下，它却借国家权威话语的力量对文学发出了共同的号令。
其实不难明白，只要从政治和军事的实用主义出发，任何批判国民性的行为都是不明智的。任何一个实用主义的政治家和军事将领都不会指着即将奔赴前线的士兵批判他们的阿Q主义。这正是启蒙主义思想家和实用主义政治家的不同之所在。由于抗战的时势，文学对民众落后精神面貌的表现已经不合时宜。陈伯达在《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一文中说：“我们在文化上反对独断，反对迷信，但对于那迷信任何独断，迷信任何宗教的同胞，我们不但不应反对他们，而且要尽力避免刺激他们的宗教感情”。（10）在这种情况下，“大众喜欢看”成了唯一的目标。如何讨大众欢心，顺应大众心理而鼓动他们的热情和不怕死的精神，成了艺术的全部奥秘。为了大众喜闻乐见，文学在形式和内容上全面地迁就和适应大众，不能适应大众的东西都要受到怀疑和批评。早在抗战开始不久，就有人指出老舍发表的京戏《忠烈图》中“讲到贞操观念的部分，虽然是对的，但是却容易引起大众的反感”。（11）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无法再继续五四启蒙主义的精神，尽管洛蚀文等还没有忘记启蒙主义，还不愿意让文艺一味地迁就和迎合大众，但文艺迁就和迎合大众的趋势已经无法阻挡。尽管很多人对大众化的理解还不是迎合大众，但在大众化的含义中硬要加上化大众的内容，这不过是一些不愿意彻底放弃五四启蒙主义精神的文学家的一厢情愿。当大众化这一口号提出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注定了它后来在半个世纪中流行的解释：“变得跟广大群众一致，适合广大群众需要”。这是至今流行的《现代汉语辞典》中对“大众化”的解释。我们不必怀疑辞典的解释是否正确，最流行的辞典采用的必然是最流行的解释。半个世纪以来，每当强调文学的大众化的时候，总是要求文学实现这种解释。就从词意上说，“大众化”这一概念本身就无法包容启蒙主义的“化大众”的内容。所以，这个问题必须清楚，大众化方向与启蒙主义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可惜直到今天有些研究者仍然把大众化与启蒙主义作极为有害的混淆。
作为大众化的理论前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对当时大众/民族精神状态的误识。我还无法断定一些解释是政治家式的为调动群众积极性而以赞美的方式调动其力量，还是真的由于眼睛的问题而看到了虚幻的景象。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症结――由于民众的抗战热情，便误以为民族的精神已经得到了彻底的改善，用一种相当普遍的表述方式就是：“战争使民族得到了新生，使人民大众广泛的觉醒。”（12）周扬是这样表述的：“要描写抗战，首先就要描写在抗战的具体环境下行动着的一个个的中国人。而这是一个怎样变化万端令人惊异的环境呵！在这个环境之下，人又是变化得怎样的迅速呵！昨天还是落后的，今天变成了进步的；昨天还是愚蒙的，今天变成了觉醒的；昨天还是消极的，今天变成了积极的。革命时期必然地伴以人类心灵上的深刻剧烈的变化，只适合于社会停滞期的艺术家的那种静的看法现在是完全不适用了。我们的现实中正涌现着新的人，新的抗日英雄的典型。我们不能把他写成平时的人一样，因为抗战的不平凡的环境已经使他变质；……中国新文学中可 在这个可笑又可悯的人物身上，反映出了中国农民的软弱的黑暗的一面，因为中国的农民性？ 吐浜笮裕？直皇游？泄？裥缘拇？碚摺O衷冢？Q们？鹜防戳恕9赜诰跣蚜说陌Q?档眯匆徊扛？蟮淖髌贰！保？3）阿Q既然已经觉醒，并 所以，虽然在理论上有时也谈及文艺教育大众，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已经是只有赞美和迎合。而且，这时的所谓教育也不再是启蒙主义所强调的使被教育者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的人的主体地位，而是教育他们如何服从战争的需要，鼓励他们战斗的勇气。这样的教育是启蒙主义还是蒙昧主义是不难识别的。
在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讨论中，国家权力话语和民间话语又一次联手扼制着知识分子话语。在其开始，是战争的要求使文学走向民间。然而，迅速生长的民间政治力量迫使知识分子向民间大众认同。两种力量同时要求文学走向传统，也同时要求文学走向民间。不过虽然要求相同，目的却绝不相同。占据国家权力地位的政治要求走向传统，去张扬传统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去弘扬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这从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中即可看到；民间的政治力量希望文学表现统治者的腐败和大众的疾苦以助长反抗情绪。然而，无论目的多么不同，他们都要求文学走向传统的同时走向民间。这导致了民族形式的胜利。民族形式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国家权力的胜利，也是民间大众话语的胜利。抗战前期真正胜利的是国家权威话语，而抗战后期真正胜利的是民间政治话语。前期是一场更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后期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大众文艺运动。
有必要注意国家权威话语与民间话语的联合这一20世纪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在此之前，最为对立的是这两种话语。因为在这两种话语之间存在着两种政治力量的激烈较量。它们能够迅速统一起来，原因就在于两者之间本来就具有更多的可联合性。其对立主要是政治上的，虽然阶级立场对立，进行着压迫与反压迫、翻身与反翻身的较量，但在文化基础上，却都坚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反抗西方现代文化。所以，在反对五四和扼制知识分子话语方面，二者很容易地统一了起来。
三、坚守者的困境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战争的环境要求文学服从民族整体利益的需要，接受国家权力话语对文学进行整合。然而，知识分子是否就应该象士兵一样以服从为天职而放弃独立的思考？为了使文学更有效地服务于动员民众的任务，文学必须走向通俗。然而，文学是否就应该与大众认同以至迎合大众的观念和趣味？这是抗战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面临的问题。尽管国家权威话语和民间话语同时对知识分子发出各种传唤，知识分子仍然不可能彻底放弃自己的话语立场和话语形式。考察抗战时期的文学，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话语对国家权威话语整合企图的反抗，也可以看到知识分子话语在大众化潮流中所做的艰苦守卫。
我把张天翼的小说《华威先生》的发表看作在民族意识中心和国家权威话语整合过程中的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华威先生》的确不同于当时的抗战文学，它没有满足于鼓动人们的抗战热情，也没有表现国家权威话语所要求的英雄主义，而是讽刺和揭露了抗战阵营中的官僚，显示了知识分子对独立批判权的持守。小说发表之后，立即受到一些人的指责。理由就是
抗战文学的揭露和讽刺的对象应该是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如果揭露抗日阵营中的黑暗和丑恶，只能有利于敌人。这种指责更多地表现着对权威话语的依从。这种指责所展示的观念是重要的，从抗战开始到抗战结束，从重庆到延安，文学的批判精神一直受着这种观念的制扼。因此，这种观念与知识分子独立的批判权的实现是极为不利的。关于《华威先生》，另一些人则认为，在抗战生活和抗日阵营的内部，既有光明也有黑暗，既有民族新生力量也有腐朽的旧势力，甚至有各种卑鄙无耻的恶棍。因此，文学不能忽视对抗战队伍中的恶劣分子的揭露。这种意见表现着知识分子话语对旧势力的批判意志。从文化思想上解剖旧社会，揭露黑暗，抨击腐朽，这是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一直为之努力的任务。即使在战火之中，知识分子也仍然 它意味着知识分子话语仍然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批判权，意味着他们不愿因为战争而无条件维护国家权威。各种现象告诉我们，尽管共赴国难，但知识分子并不愿放弃自己的话语权而对权威话语全面服从。作为具体的表现，是一些作家在沉默中保持着清醒，一些作家则在一阵从戎的热情过去之后很快开始进行反省，由单纯的抗战号角和抗战颂转向对旧势力和旧思想的揭露和批判，重新操起了知识分子自己的武器。沙汀的《联保主任的消遣》、《在其香居茶馆里》、《淘金记》等小说都以对农村的封建势力和基层政权的腐败的揭露而获得了较高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的情感态度发生的变化是值得注意的。在抗战初期，允许与抗战无关的作品存在都是大逆不道；到后期，作家们却纷纷从直接配合抗战宣传的战线上撤离，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都以自己的创作显示了同一性质的转变。《寒夜》和《北京人》等作品都不再是直接配合抗战，而是重新回到了知识分子的话语立场。这意味着一种告别和逃离，可是，正是这种告别和逃离而给这个时期的文学留下了最具光辉的 篇章。
值得注意的另一现象是陈铨等人的“民族文学运动”受到的广泛抵制。30年代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之所以被知识分子话语和民间话语同时反对，原因是它倡导民族意识，弘扬民族精神，自觉不自觉地为国家权威做着意识统一的作用。同时， 抗战开始之后，文学事实上已经走上了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一致的道路，抗战当中，全国作家都围绕在民族救亡的旗帜之下，努力宣扬民族意识，然而，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却仍然不受欢迎，甚至受到严厉的批判和打击。如果只是从表面上看，这的确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具体地考察，原因复杂，但是，有一个明显的原因是知识分子话语对这种试图以民族意识进行统一的做法的反抗。有顺从又有反抗，这正是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威话语的复杂关系所致。
冷静地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承认，虽然批判者都往往通过“法西斯主义”这一词语把民族主义文学与国家权力联系在一起，但陈铨的确不是御用文人。《战国策》的《本刊启事（代发刊词）》中宣布：他们“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宗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它所显示的是民族危难之秋一些知识分子面对现实而作出的一种选择。但是，民族文学运动受到批判和否定却是必然。在陈铨发表的理论文章中，最见水平的是《民族文学运动》。在这篇文章中，他说：“过去二十几年间，中国的思想界，从个人主义到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到民族主义。中国现在的时代是民族主义的时代。我们政治上的先知先觉，虽然早已经提倡民族主义，然而真正民族意识强烈的发展，实在是近几年来的事情。政治和文学，是互相关联的。有政治没有文学，政治运动的力量不能加强；有文学没有政治，文学运动的成绩也不能伟大。现在政治上民族主义高涨，正是民族文学运动最好的机会；同时民族政治运动，也急需民族文学来帮助他，发扬他，推动他。”他虽然宣称“民族文学运动不是复古的文学运动”，“民族文学运动不是排外的文学运动”，然而，他象30年代初的民族文学运动一样，特别强调“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学的根基，民族文学又可以帮助加强民族意识”，“最大的使命就是要使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感觉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政治集团。他们的利害相同，精神相通，他们需要共同努力奋斗……”这就使它象30年代初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一样使自己的后背靠在了国家权威话语身上。
更重要的是，陈铨把五四之后的文学分为三个阶段，认为第一个阶段是个人主义的，第二个阶段是社会主义的，第三个阶段是民族主义的。应该承认这种划分基本是准确的，但是，他充分描述三个阶段的对立，而对前两个阶段的文学持否定态度，就不能不引起前两方面作家的强烈反感。他没有意识到，人们虽然集合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之下，但追求人的解放和阶级翻身的目的并没有因为从事民族解放的斗争而彻底忘掉。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坚守知识分子立场的作家和带有极浓的政治色彩的持民间大众话语立场的作家一起对民族文艺运动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而且，正因为这种试图以民族主义文艺取代前二者的倾向，才导致了许多文学家对五四文学精神的重新认同。已经在故纸堆中沉醉多年的闻一多在《新文艺与文学遗产》中大声疾呼：“五四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干！我们还要科学、要民主，要打倒孔家店和封建势力……”。胡风说：“我们把五四的新文学叫做'革命文学'我们骄傲这个革命传统，正是因为它代言了一个伟大的精神：不但用被知识分子发动了的人民的反帝国主义的意志和封建、买办的奴从帝国主义的意志相对立，而且要用'科学'和'民主'把亚细亚的封建残余摧毁。”（14 ）胡风是来自左翼的一员，但他与鲁迅一样，愿意以生命和鲜血为大众解放事业而努力，却不愿意在精神上认同大众和放弃对大众的批判权力。他更不懂得为了赢得大众的追随和拥戴而赞美和利用他们的`愚昧。在抗战前期，胡风就没有参与对“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这不是偶然的，从感情上说，他不可能倾向于梁实秋，但是，他却不赞同一些人紧密配合国家权威而忘记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也不赞同昨天还针锋相对今天就无条件逢迎的灵活态度和滑稽表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关心民族的命运，但也关心人的精神，关心文化和文学本身，所以他关心如何纠正公式化、概念化和“抗战八股”的问题，密切关注着文学界的“混乱”、“危机”和“逆流”，他痛苦于五四文学传统得不到发扬，“战斗的东西被市侩的东西所淹没”。将自己的集子定名为《在混乱里》和《逆流的日子》，可见他当时的态度。
在抵抗民族主义整合的斗争中，知识分子话语与民间话语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一致，然而，面对大众化的传唤，知识分子话语却陷入了更艰难的境地。
面对大众化潮流导致的知识分子话语的失落，知识分子在言论上表示的反抗是有限的，声音是微弱的。尽管很多人都不同意对五四的彻底否定，也有人试图把民族形式的讨论限制在形式上，但是，所做的多是有限的守卫。在讨论中，知识分子话语的捍卫者是葛一虹和胡风。葛一虹竭力反对旧传统的继承，捍卫五四文学，强调民间形式的陈旧性与五四文学的进步
性，指出五四文学在其普遍性上不及旧形式的根本原因是“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长期分家以致造成一般人民大众的知识程度低下的缘故。”强调要在五四文学所完成的基础上完成“表现我们新思想新感情的形式”。这是对五四文学传统的捍卫，也是对五四知识分子话语精神的捍卫。胡风坚决反对那种认为五四新文学“割断了历史的优秀传统，割断了人民大众的联系的观点”，坚决反对以“民间文艺为中国文学正宗”的企图。他清楚地看到了五四新文学“不但和古文相对立，而且也和民间文艺相对立”。（15）所以对民间形式保持了足够的警惕。也许在这一点上胡风的表述不是太清楚，但他接触到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民间文艺与五四所否定的旧文艺在意识形态上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他拒绝向民间文艺投降，直到最后以自己的艺术生命为代价捍卫五四知识分子话语。然而，这种捍卫并不能改变知识分子的话语继续跌落的时代命运。
一些人对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并非没有留恋，但是，无论为了民族的利益还是为了大众的解放，他们大都努力顺从而不再抗争。然而，对很多人来说，大众化的理论接受起来是非常容易的，创作的实践却困难重重。即使那些立志要做大众留声机器的人毕竟也是与大众很不相同的知识分子，他们要很好地表现大众的声音，就必须深入生活，去努力体会大众的思想和感情，甚至要学习他们的语言。这意味着知识分子要放弃自己的主体而重新获得一个外在的主体。然而，事实证明，觉醒的知识分子却不大可能主动改造成留声机，非大众作家要表现大众意识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没有真正大众化的知识分子总是难以很好地表现大众的思想感情，而且总自觉不自觉地表现自己的声音。他们有时能够成功地压抑自己的声音，有时却压抑不住或者不愿压抑而使它顽强地冒了出来。丁玲、肖军、王实味等人就是突出的例子。他们的思想和创作及其命运构成了40年代文学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道风景。
丁玲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显然表现着强烈的个性解放的要求，而且在创作上也是一种自我表现，女主人公身上明显地表现着作者的思想和心理。参加左联后，丁玲写出了表现群体生活的《水》，受到左联的赞扬，冯雪峰特意写了一篇《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赞美她从自我小天地走向了社会，从个人主义走向了工农大众的革命道路。然而，到延安后，丁玲写出的却是《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这样的带有强烈的个性主义色彩的作品。女青年贞贞的遭遇使我们看到了群众中的旧思想旧观念对人的摧残和扼杀。围绕陆萍的矛盾使我们看到了医院中各种落后、愚昧的封建主义思想和小农意识。那个陆萍参加了革命队伍而仍然保持着自己鲜明而强大的个性，事实上有点象丁玲。小说受批判时，陆萍被称作反党分子。因为她看到的是延安的黑暗而不是光明。问题就在这里，从五四先驱们那里接受来的眼睛总是无法回避黑暗。在《我们需要杂文》中，丁玲说：“中国所有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联结着的”。因此，她呼唤杂文，呼唤五四文学精神，呼唤学习鲁迅。她说：“鲁迅先生死了，我们大家常说纪念他要如何如何，可是我们却缺乏学习他不怕麻烦的勇气，今天我以为最好是学习他的坚定的永远的面向着真理，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我们的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个武器。”这不仅是丁玲一个人的呼唤，文艺整风中被批判的作品告诉我们，即使在某种潮流中，仍然有人继承着五四精神，坚持着从五四获得的知识分子话语立场。总有那么一些知识分子思想难以改造，拒绝改造或者想改造也改造不好。象肖军那样，象王实味那样，脖子很硬，不肯轻易低头听命于权威，不想从众而要讲自己的话，要写自己真正有感的生活。他们坚持着自己对于生活进行独立观察和判断的权力，坚持着五四之后新文学对人的关心，为人在封建势力面前的遭遇而悲哀，因此而发出呼号。他们有感于封建势力和各种传统观念的顽固，而仍然要致力于启蒙运动，仍然要发挥杂文的作用，揭露黑暗和愚昧，建设真正的人的生活……这其中所显示的是五四新文学中知识分子话语本质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严格的说，在这些人中，肖军可以说是鲁迅的嫡传弟子，丁玲等人都算不上五四精神的自觉坚守者，也不是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自觉捍卫者，但一个知识分子的个性和独立精神的追求却使她不时地踏上五四的道路。受到五四精神影响较深的人很难完全屈从于权威，也很难向民间大众话语认同。读一读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吧！他的全部的不合时宜之处就在于象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一样不愿意放弃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对自己赞同并为之献身的阶级和集团的弱点和阴暗也给予不留情的揭露与批判。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在民族形式讨论的基础上，大众化方向得以确立，抵制西化，复归传统，放弃启蒙，迎合大众，成为一种新的时代潮流。丁玲们只有再一次虚心向大众学习，彻底地克服自己的知识分子立场和观点，从思想观念到语言形式彻底向工农大众认同。知识分子改造的核心就是克服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感情，说到底也就是克服五四新文化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留下的痕迹。而改造的目标就是与工农大众一致，就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民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甚至有“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得多”之论。（16）五四高潮过后二十年，由对大众启蒙倒向大众认同，这个逆转终于最后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坚持知识分子话语立场，坚持独立的人格和思想，保卫自己的个性，再也从谈起。生活中要求组织纪律性，思想上要求保持一致，舆论要求统一，甚至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接下来是工农本位的价值取向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之间的教育关系的倒错，是“臭老九”命运以及知识青年必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的运动。
从四十年代开始，中国文化从多元状态逐渐走向一元状态。作为民间状态的文化终于战胜旧的国家权威话语而占据了统治地位。在改造旧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机器的同时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文学中出现了知识分子话语的大面积缺席。我愿意如此理解这段历史中知识分子话语的命运：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中国知识分子以牺牲自我的方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代价之所以付出，一半是形势所迫，一半是自愿的选择。然而，这不是高尚的行为，因为现代化进程也因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一点应该清楚：现代知识分子话语与封建主义文化传统势不两立，知识分子话语的失落必然伴随着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复兴。是依附还是独立，有没有独立的批判精神，这是评价一个知识分子是否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准之一。是否承认个体个性，是否允许知识分子独立批判精神的存在，则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摆脱封建主义文化笼罩的试金石。
&nbs
p;注释：
（1）《关于国防文学》，《文学界》创刊号，1936年6月5日。
（2）胡风《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P375.（3）（12）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P31，P29.（4）《抗战文艺论集》，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P53.（5）《编者的话》，《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应予资本化的资产范围
根据旧准则，应予资本化的资产是固定资产。而新准则规定，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是指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才能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的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存货和无形资产等资产，如有些以船舶、大型设备为生产产品的企业发生的借款费用就应计入存货成本。
2.应予资本化的借款范围
根据旧准则，应予资本化的借款范围为专门借款，即为购建固定资产而专门借入的款项，不包括流动资金借款等。根据新准则，应予资本化的借款不仅包括专门借款，而且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占用一般借款的，应将一般借款中应予资本化的利息金额资本化。需要说明的是，新准则中的专门借款是指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专门借入的款项。
3.借款利息资本化金额的计算有所差别
新旧会计准则中，借款利息资本化金额的计算方法是不变的，即每一会计期间的利息资本化金额，包括计算截至资产负债表日的累积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计算资本化率和利息资本化金额。不同的是为购建或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院淤借入专门借款的，应当以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费用，减去将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利息收入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后的金额确定。于占用了一般借款的，企业应当根据累计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超过专门借款的部分乘以所占用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计算确定一般借款利息中应予资本化的金额。
4.计算借款费用扣除项目不同
旧会计准则中不考虑借款费用扣除用于短期投资所获得的投资收益，新会计准则允许借款费用扣除其用于短期投资所获得的投资收益，
有些借入资金常常在发生符合条件的资产支出前，用作临时性投资。此种境况下，在确定本期应予资本化的借款费用金额时，将获得的投资收益从发生的借款费用中减去。比如说，计算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费用时，要按全部借款费用减去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后的金额确定。
5.折价或溢价的摊销方法和调整内容
旧准则规定，如果专门借款存在折价或溢价，应当将每期应摊销的折价或溢价金额作为利息的调整额对资本化率作相应的调整。折价或溢价的摊销，可以采用实际利率法，也可以采用直线法。新准则规定，借款存在溢价或折价的，应当按照实际利率法确定每一会计期间应摊销的折价或溢价金额，调整每期利息金额。可见，新准则取消直线法，只允许采用实际利率法摊销，这样减少了企业的会计选择，使企业之间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有所增强。
6.辅助费用的资本化及其金额
根据旧准则，因安排专门借款而发生的辅助费用，例如，银行借款手续费、承诺费和发行债券的手续费等，属于在所购建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发生的，应当在发生时予以资本化；如果辅助费用金额较小，也可于发生当期确认为费用。根据新准则，专门借款发生的辅助费用，在所购建或者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之前发生的，应当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额予以资本化。但取消了根据重要性原则将金额较小的辅助费用予以费用化的规定。
二、借款费用差异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1.会计科目的变化
新会计准则中借款费用资本化的资产不仅包括企业的固定资产，还包括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达到可销售状态的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以及存货。所以要增加存货或投资性房地产中用于借款费用资本化相关的会计科目，如院开发成本等。
2.会计处理的变化
新会计准则中纳入借款费用资本化的资产包括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达到可销售状态的存货以及投资性房地产，所以要增加与此相对应的会计核算业务以及相应的会计处理。
3.财务状况的变化
新会计准则中扩大了借款费用资本化的资产范围和借款范围，相应的会增加企业的资产价值，如院存货、无形资产等的价值。减少当期财务费用，进而增加当期利润，但其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不得进行追溯调整。
总之，新准则在应予资本化的资产范围、应予资本化的借款范围以及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的计算等方面的规定与国际趋同，同时减少了企业的会计选择，增强了企业之间会计信息的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