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通用33篇）
《万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一部明史研究专著。该书以明朝万历十五年为主轴，运用了大历史观的视角，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多个角度，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精辟的解剖，外加之合理阐述同等时期西方社会运转姿态，揭露了中国明朝由盛变衰的过程。
读了本书后，改变了我对历史的看法，让我深深地意识到，我们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必须以大历史观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之症结，才能真正做到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传统文化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合理融合，为我所用。
万历十五年，表面太平，国富民安，然而在黄仁宇先生的剖析下，整个大明帝国其实危机四伏，各种矛盾激烈对撞。即使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但腐朽政治制度滞后于经济颇多，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潮流，溃败实属必然。从不理朝政的皇帝，到有心无力的首辅;从维持传统的阁僚，到受人尊敬却无人效仿的清官;从天生统帅却被打压的将领到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各类思想家。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这些不再是教科书上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着独立人格和思想的人的形象。在万历皇帝眼中，或许他自己只是个傀儡，即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也不能去违背传统的伦理道德，也不能去打破传统的文官制度。这就意味着即使是一个英明的、有改革魄力的、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对阻碍历史进程的伦理制度也毫无能力，何况本身这些制度直接受益者乃是皇帝，他又何来勇气?这也造就了作为明朝的某些皇帝，还经常以赌气的方式跟大臣玩捉迷藏，去换取所谓的自由，所谓的非紫禁城的气息。在这种伦理制度的压迫下，反而要求人们去追寻创新，去强调发展，而创新的成果一旦触犯到该制度又将会无情被压制甚至为之牺牲，这自相矛盾的去维系旧制度的做法实在需引起人们反思。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也出现了像反右派、人民公社和等种种主观不符合客观的做法，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这正确的决定迅速提高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依法治国也正式纳入宪法，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一个进步。但同时，国家当今依旧面临的不少问题仍需我们从这本书中去学习和借鉴。面对当今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它带给我们的启迪是：我们不仅要借鉴外国优秀成果，更要深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下，产生一个既不同于传统文化，又区别于西方文化，却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新文化，这文化，产生于对政治体制的不断改革之中，产生于对自身矛盾的不断解决之中，产生于对自我的不断完善之中。只有如此，国家才能不断发展，人民才能永远安康。
对于明神宗朱翊钧，历来人们大多持否定态度。其实不仅如此，说起明朝的皇帝，人们都没有好感:他们不理朝政，就像一个个败家子，折腾着祖宗的基业。在朱家统治时期，虽然写就了不少的辉煌，也留下了无数的骂名。鲁迅先生在论及明朝时曾说:“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
但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黄仁宇先生则明显地表达了他对朱翊钧的同情与悲叹。当然，黄先生也从他的“大历史”观向我们展示了万历皇帝的一生，以及万历出发，追溯封建统治的源头，着重剖析了明朝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全面给我时期的文臣武将、思想家。
在高中历史课上，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封建集权统治在明清空前强化，皇权至高无上。但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
我想，其实，这也是万历皇帝的可悲之处。封建统治从秦朝到明朝，已经有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它所推崇的文官制度，这时已经完备成熟。皇帝，在这个以程朱理学为根本太子思想的国度里，已经成为一种象征货体制。万历皇帝，只要努力扮演好他的这个皇帝角色，按时参加各种典礼活动，批准内阁大臣的奏议，在全体文官以及程朱理学的协调下，整个国家基本上就可以正常运转了。皇帝，似乎已经成了礼制的象征，国家的精神领袖，倒有点类似于英国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但这怎么可能呢?在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皇帝基本上都是呼风唤雨，独揽大权，说一不二的。
可是，在明朝，在以理学为一切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的国家里，熟悉掌握了理学的文官集团，却逐渐壮大成熟，甚至达到了与皇权对峙的地步。万历皇帝想立皇三子为皇太子，朝臣竭力反对，双方苦苦斗争了三十几年。最后，万历皇帝被迫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但这是以六七位阁臣的离职，上百名大臣被降级为沉重代价的。从此以后，万历皇帝心灰意冷，深隐后宫，消极怠工。朝臣的奏议，他不予批准，也不加反对，就一直搁着，拖着，让朝臣的目的也大不到。这很像小孩子的斗气行为。但一国之君这样做，却是以一个国家的没落为代价的。
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疑问:立谁为太子，谁为下一任皇帝，作为臣子的，和他们有多大关系，他们为什么非得拥护皇长子，甚至不惜和皇帝对着干?在以嫡以长不以贤的礼法原则下，常洵为长子，就应该为太子。万历皇帝立常洛为太子，就是违反礼法的行为。在以礼法为根本原则的社会里，这是关系国家根本的问题，是不能允许的，即使皇帝也得遵守。
在历史上，神宗皇帝偏激逆反，昏庸无能。亲政初始，清算张居正。他晏处深宫，声色犬马，荒废政事，又大肆兼并土地，溺志于财货。其在位期间，围绕太子发生的“国本之争”，更是将朱王朝进一步推向深渊。
如此可憎之人，必有其可怜之处。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万历皇帝如何从勤勉政事，励精图治，逐渐堕落退化。
朱翊钧自幼聪慧过人，读经史过目不忘，而且颇为早熟。九岁即位，在生母李太后以及张居正的教导下，也算是一位少年英主。张居正亲自教导他，安排课程，指导读书，选拔贤能的大臣辅导他，培养他治国安邦的本领。虽然十分严厉，却也不妨碍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在张居正生前，皇帝一直支持他的改革。但张居正的正直，却得罪了不少人，触动了守旧势力的利益。在他死后，反对他的人开始反扑。他们纷纷上奏，要求清算张居正。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皇帝对昔日威炳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对他的严格管理也感到了厌倦。于是他从维护张居正，到顺水推舟地开始了对张居正的清算。这也是在他树立自己的权威，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于是，生前忠贞不二的“元辅张先生”，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臣。虽然清算成功，但这对朱翊钧来说，这肯定是个不小的打击。为什么他敬爱的老师就成了乱臣贼子，曾经受过张居正提拔的人为什么反而要陷害他，这些问题也使皇帝迷茫困惑。于是，他对朝臣的反复奸诈深恶痛绝。尤其是长达三十几年的立储问题，慢慢磨尽了万历皇帝的雄心壮志，迫不得已地立长子为储，也加剧了万历皇帝对朝臣的厌恶，以及对政事的热情。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万历皇帝的优柔寡断的性格也起了不少作用。
我还太年少，从这纸业中厚重的历史，只窥得一些野心，闻得一些感慨，也有了一些见解，今与诸君一谈。
纵观万历年间，其实有许多想不明道不清的事，为何万历皇帝前十五年兢兢业业，后期却废于朝政？为何一代首辅张居正有权衡阴阳之术，却在死后身败名裂？为何向来宽厚的申时行， 却被迫乞骸骨？有太多太多的谜团可以在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中得以解释。
黄仁宇先生在本书中提到了人有阴阳两面，于万历皇帝而言，阳面在他创业伊始最为凸显，对各种礼仪照章办理，在过去的15年，他曾祭天地，祭庙祖，庆元旦，赏端午，他接见外国使臣和谢职对修著有功勋的官员，毛老他还曾检阅军队颁发战旗，并在一次战役中获得胜利，以后接受献俘。然而于阴的一面，身为皇帝，他不能大刀阔斧的改革，不能立自己心爱女人郑氏的儿子为太子，不能出去游玩，他只能通过不上朝尽量不与官员往来这种消极的行动做最后的'挣扎，这是他无声的呐喊，也是他最后的反抗。他的一生对阴阳失衡的问题都没有做出解答。而于首府张居正，阴阳对比则更为明显。于炀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没不香了，长须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横分明，他的心智完全和仪表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颇合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然余音一面全清朝野的张居正，他的作威作福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凡是他所不满的人，已经用不着他亲自出面，则自有其他的内外官员对此人投井下石，以此来讨好首辅。
我先是很不解，我知道人有多面。一面，可是人可受到他人的尊敬和崇拜。另一面就很不堪，甚至自己都难以直视。其实权衡这两面最重要的关系就是自己的信念。就像万历皇帝一般身在儒家的思想熏陶中，方可置身于朝堂，而不注重于后宫之事。倘所有朝堂之人，都视朱子为信仰，万众一心，那明朝末期就不会那般的颓坏。政策的实施实施后的成败，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勿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人不过是空中阁楼。
《万历十五年》，名头很大，总觉得自己之前读过，即使没读过，也考虑到曾经读了《明朝那些事》，或许没必要专门去读《万历十五年》。
也是这次读书会，促使自己真真正正坐下来好好读一读这本书。读了之后才发现，这本书包罗万象，有很多值得我学习和思考的地方。
一方面是黄仁宇独特的写法，似乎能证明科学与艺术是相伴相生的。黄先生虽然是研究历史的，但不得不说他写这本书的方式方法是典型的工科做法，或许这也是搞研究的科学方法吧。首先他选择了一个科学研究最标准最典型的方法——排除干扰法，选择最平淡、无其他因素干扰的一年——开始研究大明王朝，或者说研究封建王朝，探询王朝兴亡的本质。其次他选择了不同个体比较的方法，从七个不同的人物视角描述了巍然耸立的王朝内部细节。最后是他选择客观真实地记录“实验”结果，不掺杂个人主官意志。尤其是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描写没有张居正的王朝运转日常，表现出黄先生很喜欢也很善于用侧面细节描写反衬主题主线。总之，黄先生的写法让我感觉到，不管文科还是理科，研究问题的方法是一样的，最终两者终能殊途同归。
另一方面是申时行的生平，好像在说读书就能够读出个宰相来。我们承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们也承认每个读书人的职业生涯规划“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目标就是当宰相，但我们也要承认有很多人追求的是宋朝赵恒的《劝学诗》中写到的那样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因此，读了“首辅申时行”的章节，我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读书就能做大官？申时行是靠读书读出来的，是在张居正的提拔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只知道他考上进士，进了翰林院，后来当了首辅。他被人评价“老成”，是因为编撰整理了本朝的历史，其实可能就是眼界开阔些，经验丰富一些，但他处理事情的能力不得不说还差一些。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毫不影响他的仕途晋升，毫不影响他拿几千年来的经验稳住当时的王朝。真真的应了《圣经》里那句话“太阳之下没有新鲜事”。
第二个问题是京官就能管天下？这一章节里也介绍过，申时行之前的大多数首辅，都是终身在京为官，从未到地方上去任职，这不得不令人怀疑，没有基层经验能够管理好国家吗？且不说我们现在常常提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拿秦朝和宋朝来说，商鞅是变法前实地查看了秦国的风土人情，王安石年轻时不愿做京官只愿做地方县官，莫非这只是谋划改革、胸怀大志的官员的特质？
第三个问题是个人人生规划到底应该是什么？不得不说，我们现在的国家体系比封建王朝完备许多，当然也还能看出不少以往传统的痕迹，毕竟我们的历史上下五千年，还是要有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的。所以，个人的人生规划，还是要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同时要把握现实需求，真正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比如说我个人，作为研究所行政管理的一员，如果仅仅停留在以往的“身份管理”上，学习晋升级别的政策制度，必定跟不上时代，必须看到现在是人才引领发展的时代，沉下心来到科研一线看看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才是正确的成长途径，才能找到正确的管理方法。而且，黄先生已经教了我们方法——从不同的人物视角探寻单位运行的细节——下面要做的就是用实践检验真理了。
最后呢，还想跟大家探讨交流一个问题，万历皇帝是“活着的祖宗”，而我们目前的单位，尤其是企事业单位，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祖宗呢？面对这样的祖宗我们又能够采取什么办法呢？而这样的祖宗的存在，到底预示着什么样的王朝发展局势呢？
很早就听说过《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得到了很多人的推荐，但一直没有机会阅读，毕竟是历史方面的书，和日常生活和工作交集不大。暑假期间偶然机会借到这本书，用了1周多的闲散时间阅读完。
本书是美籍华人黄仁宇所著，1976年就已经出版了英文版本，本书不单单是一本历史书，书中通过历史文献的研究从财政、人事、军事、政治、哲学、阶级等多个解读来解读明朝历史上“无关紧要”的一年。
在书中黄仁宇先生提供了研究历史的新角度和方法，提倡用大历史观来研究历史（大历史观提倡“将历史的基点退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在这本书中就是通过研究万历年间6个主要人物作为横截面来研究整个明朝，甚至整个封建社会。
阅读时感受比较深的有以下几点：
1、封建制度越来越登峰造极，皇帝越来越沦为一个符号或者“牌位”。这和之前上学时学历史和平时看书看到的结论不同，之前的观点是明清两朝中央集权达到顶点，明朝废除了丞相，清朝设立了军机处，只是作为皇帝的顾问和行政秘书，皇帝的权威得到了无上加强。
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确是皇权在封建社会后期更多作为一个象征出现，真正起到统治作用的是一大批文官集团，这些文官集团用儒家经典对皇帝的任何行为举止和言行都做出了规定，皇帝在公开场合翘个二郎腿也会受到文官集团的劝谏。文官集团不要求皇帝有多么文治武功，也不需要锐意进取，只需要作为一个表征在那里就可以。
2、认识到了更丰满的历史人物。中学时的历史教科书在描写或评判历史人物时往往一笔带过，如果我们只通过历史教科书来了解历史人物那就真的是管中窥豹了。中学以后通过网络、图书也了解了一些历史人物，但这些了解都很片面，缺乏专业性。
在书中的6个人物中，比较感兴趣的是张居正，戚继光，这两个人物耳熟能详，在看本书之前也在别的地方听说过两位的大名，但是还比较浅显，印象中他们都是为当时朝代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物。尤其是戚继光抗倭胜利还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在里面，理所当然认为戚继光是大英雄，大豪杰。
看了本书之后才对两位名人有了更丰满的认识，他们不仅有光辉伟岸的一面，也有在当时环境和自身条件约束下“阴”的一面。张居正作为万历朝的首辅，万历皇帝的老师，深得皇帝信任，大权在握，为改革财政制度，支持军事改革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生活奢华、任人唯亲、不择手段等为当世文官集团所不齿的劣迹。
戚继光作为明朝中后期最为重要的军事将领，创立新军，创新军事技术、整肃军纪，清剿了东南沿海的倭寇，但同时他的专横跋扈，对首辅张居正的密切接触也广受诟病。但是戚继光仍然作为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书中对戚继光的描写有一句话很中肯，“戚继光的才能不是说彻底变革当时社会制度，而是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下尽了自己最大努力做到局部改善。”
在阅读时发现另外一点，书中几乎所有的数字、对话和任务关系都有相应的文献支持，书后长长的参考文献列表足以证明著作的专业性。
当然了，由于自己没有受过专业的历史学训练，提出以上感想只是一家之言，也不能对本书提出更专业的解读。书中一些说法和结论还需要多次阅读、思考和推敲。
我曾经以为《万历十五年》会是一幅宏篇巨构的历史，就算不满眼艰涩的文字，也该是难逃作者的主观臆断落了下乘（这也是我不喜欢读历史评论的原因，作者有所偏好，不够客观）。但显然，是我胡乱猜测了。
这本书初读显得琐碎，你甚至不觉得它多有文采，就平淡无奇的讲一个故事，甚至有点无聊。
但到了后面，你开始被它吸引，于平淡中跟着作者不慌不忙的一路过去，竟有点欲罢不能。
看书喜欢窥探作者的三观，企图找出作者的狭隘和洋洋自得。然而这次只看到作者对历史的悲悯、清醒的目光以及高远的视野。这丝毫不夸张的文字，突然让我怀疑：是作者没有斐然的文采，还是不屑炫技，只想安安静静地讲好一个故事？
再说故事。
我们总宣扬人定胜天，认为这样才算英雄，作者却让我们看到到历史的偶然与必然：历史大车轮下，很多人物被裹挟着前进，根本无力反抗。真要反抗未必会失败，只是难如登天！自动开启hard模式，何苦？
历史人物也是人，不是历史课本里的寥寥数语，万历皇帝，海瑞，戚继光，张居正，他们未必没有争过，没那么高尚，也没那么不堪，但最终也未能扭转历史的潮流。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黄仁宇一生经历了太多，对历史有一种天生的悲悯和冷静，者注定了这本书的成就：很多人写史读史，却最终陷入偏见，客观是最基本却最难做到的。黄的高度，黄的经历，足以让很多人说一声佩服，让很多人汗颜。
至于人物各自的故事，突然没有了兴致，罢罢罢，不讲了。
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这本书命名为万历十五年，但所写内容并非是那一年的事情，也不只是万历年间的事情。而是通过这本书，写出了明代官场的黑暗，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以及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
在明朝，整个帝国的统治者并不是皇帝，而是整个文官集团。这与我在高中历史中所学的皇权至高无上是截然不同的。即使是皇帝，也不可以触动文官集团的利益。明朝的文官们也可以为了集团的利益而舍弃自己的生命，甘愿为他人作为垫脚石，具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
在这本书中，我也看到了世态炎凉。张居正辅佐万历皇帝，排除万难推行万历新政，为了国家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张居正身居高位，独揽大权的张居正，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在他去世后，由于一些人的私欲，对张先生进行栽赃陷害，最终彻底激怒万历，将其抄家，家属流放。张居正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人亡而政息，张居正在位时所采取的新政，也恢复为曾经充满弊端的政策。使得刚开始走向正轨的明王朝，继续走下坡路。这也注定了明王朝的毁灭。
呜呼!苦心孤诣的张居正倾尽半生的努力到头来竟换来一个这样的结局。
张居正死后被清算，就是因为他没有看透当时的文官集团。他那大刀阔斧的改革政策，往往触动了大部分文官的利益，所实施的改革制度和现行的文官制度格格不入。而他的下一任首辅申时行则看似明白这一规则。他就作为文官们与皇帝的缓冲剂，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和事老”才得以全身而退。
亡国之理，在于不和。为了明朝政府的强盛，不得不去实行那些政策，但实行政策的同时，却无法保证文官集团的利益。如此矛盾的事实之下，较弱的“改革方”只能任由“保守方”吞噬。而如此进行下去，国力便日益衰微，俨然成为一种恶性循环。
“和”这个字看似简单，却是连万历首辅也难以轻易做到。当百姓和，将相和，君臣和之时，一个国家才能真正崛起，并致万乘之势。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欧洲历史上，正是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际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笔下，我们开始了一场难忘的大历史之旅……
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试图革新的倾向，都是不合时宜的，一切企图在虚伪而又被认为是万能的道德之外发展法治的观点，都是异端邪说。于是改革家空有抱负而鲜有实践之机，变革在重重困难中或夭折，或走样;道德纯正的人尽管其行为获得了统治者的赞赏和平民的钦佩，却难以获得效仿——无人想去发扬和继承其高尚品质。对他们来说，阳奉阴违，道貌岸然所带的，比这虚名要现实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时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压中度过一生。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践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术化或神秘化”。
一个年轻的、曾经试图励精图治的君主，在诸多程式阻碍下，只能循规蹈矩，延续枯燥。他并不甘心：也许出于负气，或者是无奈的消极反抗，此后(1587年)很多年，众臣再也很难轻易见到他出席各种仪式——漫长的怠政在明王朝的历史轨迹上延续 。从他观赏中官掷银取乐表明，“一个喜欢活动的人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做出积极的创造” 。他的壮志，他的宏图，已是历史云烟，难以再续。立，何其难也，而破，也是千难万难。
“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顺的成为单调生活的旋律。于是，一切变得不那么重要，一切似乎可以无所谓。安逸，足以造就肆无忌惮的不思进取。在平淡无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为了年轻君王的必修课。他的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的品德可谓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却鲜有人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们大多活在官方的宣传和平民的称赞之中。他们的信条和个性使他们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们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们的榜样办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别人皆雷锋，却很少考虑自己也应该那样无私。他们只是“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却无法引起公众行为上的追随。海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具有强烈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道德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他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意严格要求别人。于是他的所作所为，令各方面感到为难和纠结。万历十五年，岁暮天寒，“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的松了一口去，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们总是喜欢将自己打扮成道德标杆，高尚莫比，严以待人，却无法严以律己，甚至宽以待己;相应的，同时他们也就把自己当作道德监督者，实践总是别人的事，而他们只需对此指手划脚，品头论足。因而他们总是正确，别人多少——如果不是总是的话——有错。明朝历史上，就有一位这样的人物——张居正。“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据说张居正大人的官轿，32人抬着(按当时礼制皇帝也不过16人规模)，约有50平米，分为会客室和卧室，全套明式家具，还有个独立卫生间。轿四周有围廊以供观景怡情。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在作者看来，“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促进人类共同行为准则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它。但是将道德——一成不变的道德准则——作为万能的手段来调控社会的一切问题，则是荒缪的异想天开。道德必须被遵守和实践，乃至被信仰，否则便是虚伪的。然而缺少制度的规制和约束，在功利主义——毋庸质疑，我们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作用下，道德就很难突破停留在口号和宣传中的困境，成为难堪的所在。而法治，则弥补了道德的缺陷，从而“使人类的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富勒语)。法治应当成为一种公众信仰。而正如苏力教授所认为的那样：“这里所说的信仰并不是一种言词上的表白，一种决心，而必须是一种身心的投入;而且由于法律是一种社会的全民的事业，因此对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个或某些个体的心灵活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实践显示出的对法律的尊重和倚重。”
当前，中国正处于法治建设和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书中对历史的反思，以古为鉴，今人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给中国留下一个天翻地覆、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创造法治历史时代的机缘。
中秋放假三天，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利用三天将我七月份就买到手的《万历十五年》看完了，打了三天的篮球，两天打的非常精彩，这个假期还是过的很开心和满足。
读后《万历十五年后》，大明朝这段历史还是活生生地塞到了我的脑子中，其中事非功过，真是很耐心回味，不管是大到今日之中国，还是小到日常的工作环境，均可以从中找到许多答案、许多启发。以下是我的一些读后思考：
一、近现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何在?
中国自三皇五帝开始，经历几百上升年，万历及期先辈，必然对于历史兴衰之道，对于管理一部国家机器有自己的做法，可是，不管是哪一个朝代，当经过多年的发展后，最终走向没落，就像一个得了癌症的人，从早期、中期到晚期，似乎一步步走向衰亡而没有一点办法或有的只是苟延残息，在这个进程中，能人志仕，当然包括万历也想励精图治，富国强兵，可是就是无法施展，甚至是一国之君，似乎一国之君就是被文官阶层所绑架。我在想，大明的覆灭之路，那些文官阶层不知道吗?大明倒台，对他们有益吗?其实是无益的，这一点，可以从文官同意戚继光与日本浪人在沿海开战，可以看的出来!因为日本浪人在大明的沿海已成为心腹之患，如若不除，也会威胁到文官阶层自己的利益，其实这些文官不知是不是像血吸虫一样?如果外界环境不至于伤害到他们继续谋取既得利益时，天塌下来，他们也不理会，但一部国家机器凭借惯性向没落方向行进时，这些文官还以为天下太平!可悲!他们不知道同时代的，欧洲发展如何了?坚船厉炮发展到什么样子了!帝国的没落给大清的衰落、近代中华所受的欺辱埋下了多少种子!一个人犯错，可能影响他一个，一个国君，一个管理国家的机构如果出错，其再纠正是需要付出大么大的代价啊!中国浩瀚历史长河，中华民族经历多少灾难，最终屹立不倒!为何我们近现代却输给了西方?甚至我们身边的弹丸之土?这不光是历史学家需要研究的问题，更是所有中国人应思考的问题，国家的统治阶级自不必说!黄仁宇先生在书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一方面是由于文官阶层的腐朽，另一方面是由于统治阶层与社会的脱节，再就是中国人一直沿用的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思维习惯。由于我看的书还不够，思考的深度也不足，因此我姑且记住，我会在日后的学习过程中，带着这个疑问一直去研究，去思考。
二、孔孟之道，仁义之学到底应坚持还是摒弃?
黄先生说中国人用道德代替法制，这似乎是历朝历代一直沿用的方法，孔孟之道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百姓如想步入仕途，必读《四书》、朱熹四书译注等相关书籍，可以说形成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基石和共识，在国家的统治和管理中，这些思想又真正可以带来多少好处?又有什么坏处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辩证看待，有选择的吸取，才是适应当下世界环境的上策。
三、人具有阴阳两性吗?
答案是肯定的，即一方面人们总是口口声声大喊仁义之道，这是阳，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顾及自己的利益，虽然老子倡导无为，孔孟让人们行仁义之道，佛教告诉我们无我，一切皆因缘，想必那些文官阶层不比我少理解这些知识和道理，可是他们中许多却中饱私囊，拉帮结派，挑起内耗，并最终导致了帝国的灭亡。这其中真包含有易经的许多层深意，物极必反，“文极必开动乱之机”，如若人，特别是统治管理者，不进行自我省，自我救赎，或只有一小部分在这样做时，这群人是可悲、可怜又应该打入地狱的!因为他们的呆板僵化，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覆灭。
四、张居正其人
在书中，黄先生似乎一直抱有一种同情、支持、理解的态度来看待张居正，我也是这样的态度，在明末，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强力的人物，党派之争将更加激烈，许多实事也将不能实施，明朝的覆灭也将更快!也许历史会批评张的专权，可是如果不专权，如何能办成事?位极人臣!死后却被清算，实在有些凄凉。从中也可以看到政治斗争的厉害和残酷，我们中国人有一点特别不好，就是当一个人什么不好，连你死了，也要挖出来清算，真是凶狠毒辣!对于政治斗争的残酷，张不是不知道的，他在生前说过“入大火如入清凉界”，这是张居正独特的政治哲学。大火，能把人烧焦;清凉界，能使人心静如怡。语出《华严经》，华严宗讲宇宙万般境界，都可以即出即入，互涉互入，也就是说都能相融相通。如果你说张居正贪恋权贵，无强国之治，我想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于这个人物，我本人很佩服，佩服其才能，其志向!其气度!
五、申时行其人
一个忍耐待机会到时，抓住机会的典型代表，一个一生追求“真诚”的官员，他也许从张居正的一生看到了暴风骤雨似的改革由于文官阶层的阻挠而不能实现，更看到了其悲惨的结局，在理想和实现之间，他选择了一种平衡之策，虽然得善终，但对一个病入膏肓的帝国，我更佩服张居正那种大无畏的精神!
因为此时的帝国，其实是需要猛药的，如若不然，只是苟延残喘，最终终归覆灭。
六、海瑞其人
每一次以全新的视角，来看海瑞其人，也许海瑞圆润一些，可以让自己过的更舒服，对社稷、对百姓的贡献也越大，但是他是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和实践人!最终草草了却一生，但其代表中国文人的那种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是感动和鼓舞千秋的，这也形成了中华文化、中华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类似的历史人物，我想还有屈原。
七、戚继光其人
不论如何，其将帅之才足以使其彪炳千秋。成功清剿南方沿海日本倭寇，并威退北方蛮夷，其实戚继光有许多更为先进的方案，但他能洞悉当朝允许他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并在这个范围能做到最好，这一点，非常厉害!人常常是不知何可为?何不可为?能洞悉当时的社会本质，也说明戚非等闲之辈了!有机会，研究一下他的著作，看能否从中学会一些。很可惜的是，明王朝没有继续发展武力!不然如何可以轻易为清所取代!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和感受到许多重要的历史契机!真的像缘份一样，稍纵即逝!而且影响深远!甚至影响中华民族的命运!为何几百年后，我们才发现这些?才发出一声叹息啊!一个国家，如果让真正有远见的的人来统治，政令通达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
八、李贽其人
给我感觉是，此人很混乱，我未理解他的主要思想和观点，难怪称他为“自相矛盾的哲学家”，叙述他的这一章中，我最感动的有两点，一个是其妻子对于他一生追求的支持，他们的三个女儿，有两上因饿、营养不良而死去，这对一位母亲是多么大的一种伤痛，这让我对于女人，特别是母亲，有一种天然的敬佩!(但对于干预政治的女人，却特别讨厌，因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皆因皇帝未处理好与女人的关系而导致动乱)，另一个是李穷困潦倒时，总有人，特别是一些社会上层的文官一直支持他，给他吃给他穿，李无后台，有的我想可能是像芝兰一样的品格和思想!才会吸引如此多人一直支持他，帮助他!给予他这么多及时和超越政界与阶层的关爱!这是一种多么难能可贵的精神和气度啊!
最近我把《万历十五年》重看了一遍，当然还没看完。我就看了三章，可是这三章让我明白许多，也让我明白了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极力想说的观点。
1、道德与法律的位置，也就是儒与法的位置。自从秦朝因重法而灭亡后，自西汉以来，各朝都开始任用儒生。但是治国不能光靠儒家的道德观念，还是需要法家的，于是明儒暗法这一治国之道诞生了。但是一直以来儒都是高于法的，也就是说道德是高于法律的。这一点到了明朝最为显著。明朝的官员遇到法律所不能包括的案件时，是在用道德观念来判定对错，而明朝的道德观念是被朱熹的四书概括的。海瑞的斟酌标准里就非常强有力地表现出这一点：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样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观得以解决，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观填补，没准有一些没有道德观的官员回去钻法律漏洞，以图私利。但是如果让法律高于一切，就会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况，无论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么面面俱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法律肯定会有漏洞，这个时候又没有道德观，社会将会更加腐败。只有让法律和道德齐头并进，社会才会和谐。可是自秦朝以来，各朝统治者怕蹈秦之覆辙，所以致使儒生目空一切。
2、文官集团的弊端。由于天下所有的事情不可能都让皇帝过目，所以各朝统治者创建了文官集团，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可是久而久之，统治者们发现问题本身就是文官集团。但是这个时候要改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文官集团这个制度已被天下有学之士所接纳，如果彻底改变，天下人都会说统治者无道，局部改变又无济于事。文官集团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科举制度。
如果想入朝为官、名扬天下，这缺不了祖父的生财致富、父母的辛苦养育、妻子的贤淑达惠、老师的辛勤培养、朋友的鼓励加油、考官的欣赏录取、上级的提拔教导等等等等，所以说一个人当官之后都要回报这些人，可是明朝官员的俸禄仅够温饱，与实际脱节，就算俸禄可以维持小康，但是不够回报帮助他的人。所以要收常例，有良心的人就收一点，没良心的就会造成苛政。这全看当政的人的品行。所以张居正想改革，最后措施全部作废;申时行和稀泥，最后虽然使明帝国苟且残喘，可还是阻止不了帝国的衰亡。
如果真的想改变这一状况，还是需要林达所提出的“平衡与制约”。
当然，《万历十五年》里对封建社会制度的看法远不止这两条，还有许多的侧面描写和一笔带过的东西，如：重文轻武的利与弊，愤青的不顾全局等等等等。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如果想全面了解，就去看一下《万历十五年》吧。
之前常听老师说起《万历十五年》，读完《万历十五年》，你会发现在近代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预见的，中国近代的衰败与腐朽，懦弱与自大，无疑可以从《万历十五年》中品味出来。
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平淡无奇，和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一年一样平淡，但就在这平淡无奇的一年中，发生了很多细枝末叶的且极容易被忽略的事。这些事，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发生大事的症结所在，也是将在得以掀起波澜的机缘。在这一年中发生的事为将来孕育了祸根。
万历皇帝在刚刚9岁的时候就登上了皇位，一成不变的生活，重复的事情，不变的礼仪，令年仅24岁的万历皇帝心生厌恶，权力被束缚，行动言语都受到约束，仿佛一个提线木偶，无法自主。万历皇帝的一生处于不断的被束缚中，万历皇帝也想做一个好皇帝，但朝堂上的寸步难行，一成不变的生活令万历丧失了信心与激情，到了后期万历的做法是无为而治，不在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管理国家事务。在这个国家治理体系中，没有绝对的权威，即使你是皇帝，很多事情也是不能做的。
在多年学习中，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封建集权统治在明清空前强化，皇权至高无上。但是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
万历皇帝是可悲的，他曾竭尽全力想做一个好皇帝，一个好君王，可是文官集团势力的强大，让万历皇帝寸步难行，作为一个皇帝，他是可悲的，作为一个君王，他是不合格的。在僵硬的体制下，万历皇帝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象征，在祭祖大典上作出正确的礼仪与行为，在朝堂上只需要同意文官集团的奏折，在万历皇帝的身上我们似乎看不到像秦始皇的唯我独尊，看不到唐太宗的不可一世，皇帝似乎成了一个文官集团为了统治国家而推出的傀儡，寸步难行的万历，无法作为的的万历。在这段历史中，我无法说明谁对谁错，只有一声叹息。
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就是“万历十五年平淡无奇，明朝注定灭亡。”也就是说，在平淡无奇的一些日常生活背后，导致了一个不平凡的大帝国的灭亡，这实在是非常经典的。你仿佛看到冰山上面的一角，然后感觉到底下有一个巨大的冰山，在支撑着它，使你认清一个历史的必然性，明朝的灭亡并不是决定在李自成打进北京城，而是决定在万历十五年。
我们可以把万历十五年这个时期的明朝看作是一个家族企业，万历皇帝就是这个家族企业的继承人、董事长;把第二章所写的首辅申时行当做是他任命的 CEO ;把第三章写的张居正这个人，当作是一个前任的 CEO ，你可以比较前面的 CEO 跟后面的 CEO 做法有什么不一样，从而影响了什么样的一个未来;第四章，“活着的祖宗”，你可以看作是这个家族企业所遗留下来的一些企业文化、企业的价值观，所带来的一些制约，祖宗虽然已经死了，可是仿佛活着，你的权力和限制都是来自祖宗，但是到底对一个人影响有多大，又与这个人的能力有关系，如果万历是唐太宗或者康熙这样的皇帝，把他摆在同样一个地方，做的肯定是不一样的事情。
第五章所写的海瑞，是一个低阶别的政府官、地方官，有点像我们分公司、办事处的主管。他们直接接触客户，立即服务，为当地服务。然后他也会产生书中所讲的困惑:到底是听朝廷的，还是要听老百姓的?类似这种矛盾。像以服务为导向的部门，自然是以客户为先。但是，朝廷的意愿与百姓的心声，永远是两难的选择。
接下来戚继光。戚继光是一个将领，他去打倭寇，这比较像行销部门，跟竞争对手作行销的战争。例如我 从中国台湾被派到大陆来，就是一个外派的将领，就是要来攻打这个市场。而在打仗的过程当中，必须要用掉公司大量的资源，但这个仗要怎么打，公司就要因此决定怎样去分配资源。
如果说“活着的祖宗”代表了历史的包袱、历史的价值观、或者是朝廷上层的价值观，第七章讲到的李蛰正好相反，代表的是下层平民文化的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他比较接近老百姓，可是跟上层的思想体系有一些冲突，是“自相冲突的哲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000字学家”。这就好像刚进公司的大学毕业生，感觉公司的上层，就像是“被腐化的知识分子”，权力很高，已经萎靡了。
从第一章念到第七章，从“公 司董事长”内心的转变，一直看到普通人的思想。然后你会慢慢醒悟，平淡的“万历十五年”如何决定了几十年后明朝的灭亡。把它归到你现在的企业里面，或许这一周也是平淡无奇，和以前一样，但可能公司未来的五年就决定在这一周，不是因为这个礼拜产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变局，不是!而是在这一周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冰山、一个很大的体系在运作，有形的官僚体系，加上无形的思想体系在运作，而导致了你五年后的景况。
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从他们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当中，可以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所以很值得我们去品读。
历史沧桑，到头来什么也剩不下，永生的愿望随同历史的波涛一起消逝在我们目光尽头。这本书告诉人们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上至帝王下至平民任何人的生活、权力都是没有保障的。所以我们期望有为万世开太平的圣者出现改造我们国家的根本问题---体制。
整本书读起来很有意思，作者黄仁宇先生由于为了写一个论文从此结缘于明史，而他的著作更是让读者对历史长胜了浓厚的兴趣。在书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无奈，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有很多东西去不由他抉择。旁人可能觉得皇帝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职务，但是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平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体现出了皇帝的苦恼。
由此，万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团怄气，但他应该知道，实际上文官集团的力量是一个皇帝难以约束的。我终于知道，一个不好的皇帝往往是由于一些原因。从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少年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一件件事的不能决断，他终于无法忍受。而立储之事就成了他的一个爆发。他终于在这件事上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也由于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读到张居正是，我更是感到了世态炎凉，生前的荣华和身后的悲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清算张居正的行动中，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受到牵连，不是流放边关就是把官回乡，其中戚继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继光是一个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脱历史的惯性发展，它便是牺牲品。
戚继光和张居正一样是很有作为的，戚继光发明的战法确实令人惊叹，这让我知道早在明代就有人发明了各兵种协同作战，并使用火器。弗朗基和大将军炮，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应用，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西方国家已经有了大船，火炮。1587年，这一年正值西欧历史上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
黄仁宇先生认为; 国家如是等等的问题，其症结到底何在，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认真考虑的。笔者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
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可以功德圆满。即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纟廷)，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说来惭愧，《万历十五年》这本写于1978年、1982年即在大陆发行并引起强烈反响的书，我在93年、94年才知其名，95年才得于一观。
记得在《书屋》杂志上有一篇谢冕先生的文章，谈到自己喜爱的书，其中就有《万历十五年》，并且他还强烈推荐大家一读。当时年轻，读书甚为偏狭。虽然有先哲的教训说：“读史使人明智”，又有伟大领袖因为通读历史而明了人事国情进而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终掌国柄的故事，但我早有成见，以为历史不过是零碎事件的堆积，是用来寻找论据的故纸堆，以为研究历史不过就是乾嘉之学，加上中学大学学习《中国革命史》带来的后遗症，所以对历史书望而却步、敬谢不敏。
除了几本我党领袖发家史，为了猎奇;范文澜的几本《中国通史》随便翻翻;一本韦尔斯的《世界通史》，作为培养大局观而用;一本《史记》当作“无韵之离骚”的散文读;一本《东周列国志》还只能称为历史小说;几本新旧《唐书》是为了和《唐才子传》、《唐诗故事》两相参照。当时自己的感觉是：正史太凌乱琐碎，而历史小说又太浅显无意味;将来也许会读一些历史书，但那也是为了更好的寻找论据和利用论据;总之，历史书给我的阅读体验是很差的。既然看到谢冕先生的推崇，自然心中多了一分留意。恰恰自己所在的学校图书馆小，里面竟然找不到这本书，新华书店里也未见到。大半年过去，遍觅不得，好奇心渐渐淡去。
95年一次千里访友，途经一小镇，适逢大集，随眼一扫，竟然在一不起眼的旧书摊上发现此书，急忙买下，正是三联书店的正版书。如此巧遇，实是有缘。那一次的阅读体验是强烈的冲击：原来历史书可以这么写，原来历史可以是这个样子。这种震惊和耳目一新的感受相信很多人有过。此后这本书便留于枕边，时时闲翻，每每给人新的感触，但因为烦于冗务，对此未能深究。现在看来，感触只是感触，还是风吹即散的胡思乱想，真辜负了当时眼界为之一开的欣喜若狂的感觉。
一、这本书改变了我对历史书对历史的看法。
历史是枯燥无味的，是只需要背一背的课程，相信这是很多人从中学时代得来的印象。
翻翻二十四史，卷帙浩繁，帝王将相，如果不是看看故事，寻些典故，学点立身处世的狡黠，谁还会将它看作历史专业书籍以外的读物呢?通过浅翻，我对历史的模糊印象一直是：历史不过是一些事实的简单堆积，是对历史史实的冰冷客观的描述，是陈腐的，无趣味的。
这种从受过的历史教育、从国内历史书籍中得出的印象，如果不是机缘巧合看到一些外国的新鲜的东西，很难想象历史也可以写心态、写文化、写地理并且写得鲜活。
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需要历史教育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那么历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知识结构不致欠缺，掌握一些应知的历史史实?还是使我们明了老祖宗文明的博大精深，增强所谓的民族自豪感?
答案当不应如此，“读史以明智”(李世民)、“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列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从历史中寻求历史之教训”(陈寅恪)、“不了解一国之历史则不配为一国之国民”(钱穆)，我们当应从历史教育中锻炼我们的史识，明事理，切时用，而不是学些常识，记几个知识点。
目的决定手段，我们应该进行怎样的历史教育?研究政治史，满眼的帝王将相，充斥的是主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意义是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这种干瘪枯燥的历史教材又能够让我们提高多少洞察力呢?早在美国历史学家J·H·鲁滨逊就提出：要冲破以政治史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与感情”;法国的年鉴学派更是极大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人类学、人口史、社会史、生态文化地理史、心态史以及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在年鉴学派的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详尽的探讨起文明由生到亡的发展历程;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提出了“全球历史观”……
这些二十世纪初的史学革命在西方早已如火如荼，但似乎一点也没有反映到我们的历史教育上，依然岿然不动波澜不惊的是僵化的八股，干瘪的教条，使人望而生烦。这些丰富多彩的内容也许在历史专业里面不算什么，但是似乎对国内的普通读者却一直圈着高墙，没有几本普及读物涉及这片万紫千红勃勃生机的花园，似乎历史普及只限于“戏说”、“帝国”、“王朝”之类披着历史外衣的现代剧。
僵化的思想局限了人们的视野，这可以算作一个原因。高度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消磨了历史学者的个性和勇气，是他们对历史学方法缺乏反思和创新精神，因而造成历史学著作的死气沉沉。而另一方面，故作高深的理论和生硬搬用的各种术语，又刻意给学术著作和论文垒起高墙。
学术著作似乎和自由活泼的文风势成水火，文字生动流畅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就没有学术价值，而那些佶屈聱牙只能由少数人看懂得才是学术著作。这种刻意营造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似乎可以遍见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
同时，作茧自缚故作清高的虚荣和自由思想挥洒文字能力的欠缺，使历史学者们鄙视通俗写作，因而也造成了高质量通俗历史读物的缺乏。我们能够面对的要么是干瘪乏味，要么是胡编乱造，也就渐渐消淡了对历史的兴趣。让“普通大众”所接受与学者的学术志向就必然存在着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吗?历史学一定要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严重脱节吗?历史学家可不可以具备一些在社会上传播历史真实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呢?
同时我被《万历十五年》打动的还因为作者的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具体的史实考据，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不会仅仅满足于钻在故纸堆里皓首穷经。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注定会有其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对时代精神的理解。他必定会依据自己所认定的进步或腐朽的标准来看待历史，并且按照他自己心中的某种他认为对社会有利的图式来选择、安排和强调他研究的题材及其事实材料。
伟大的史家大都是基于现实关怀而思考，并研究和总结历史的。司马迁之所以能够成就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巨著《史记》，就在于他首先是极具思想性的社会人，对现实有着深切的体察和忧虑。司马迁之“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清楚地反映出其研究历史的志向所在。
修昔底德之所以能写出不朽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正在于他立志要“擎起历史的火炬，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决心通过正确总结历史，来创造正确预示未来的重要途径。通过其在著作中对民主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的公开颂扬，我们更能够体会到他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关怀，和建立在这种关怀基础上的思想的前瞻性。
通过《万历十五年》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这一点。作者截取一个断面，仔细析清当时社会脉络，深刻剖析其经济社会结构，所为的不过就是为了揭露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模糊管理、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反而保护落后经济以维持王朝的安全……等种种体制上的弊端，其目的还在于通过“技术的角度”、“数目字管理”，为中国发展寻出路。且不论他所提倡的“中国革命的的目的，无非跟随着世界趋势，以商业组织的办法，代替昔日农业生产方式里以多数小自耕农为基干组织的办法，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是否绝对正确。为什么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不能从传统社会的架构中脱胎出来?以现代商业组织代替传统的农业组织其具体过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的剖析已经激发了我们的共同的思索。
《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打开了我的视野。通过《万历十五年》及随后读到的一些有关历史的书籍，我明白了研究历史有多种角度：不仅仅是那些帝王将相的历史，也可以涉及平凡人物的心态和性格;对历史事实，不仅仅是说明“是什么”，也能够通过分析和剔别，说出“为什么”;不仅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个别人物的历史，也可以是总体的社会的历史，“从底层向上看的历史”……我知道了历史的另外一种写法，可以写的生动流畅活泼有趣。只是可惜，这种类型的书太少了。
初读《万历十五年》，幸而，这显然不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历史书，作者运用了平和的记叙手法，这点倒是让我想起了曾十分爱看的《易中天》品三国，当然这本书更严肃一点，通俗易懂的文字将我们置身于明朝之殿，以及其错综复杂的利益争斗，人情善恶，和让万历及读者都有些倍感无奈地政治体制，文官体制。
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但就像风暴前的平静，又如同作者黄先生所说：“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万历皇帝10岁登基，在位长达48年，又有张居正这样的能臣亦或是奸雄，这不禁让我想起清朝一位流芳百世的英明神武的君主——康熙皇帝。同样是幼年登基，在位时间冠绝该朝，同样有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却为何命运迥异，一个被认为是明朝衰败的根基所在，一个却开创了康雍乾盛世。首先，不得不提对万历有着深远影响的大学士张居正。
在万历年幼时，张居正在危难之际保全了皇室的安全，并进而成为首辅大臣，对于万历的种种事物牢记于心，他是一个有野心的政治家，是他首先意识到明高祖所建立的统治制度，随着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流逝，越发显得不合时宜，他力推改革，成就了万历即位以后第一个欣欣向荣的十年。但我认为，也正是他毁掉了万历，张居正权倾朝野，组建利益集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颇有鳌拜功高盖主的味道，为积弊已久的朝堂埋下了隐患的种子。而万历皇帝呢?对于张居正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怀有对前辈的尊敬，还是对他庞大的政治力量有所依赖，有所依仗，还是对于这位朝中具有无可比拟地位的大臣，心生恨意?张居正去世半年后，因为各种言论，弹劾对张居正的冲击，让这位亲政不久的皇帝感到对他的信任简直就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张居正和冯宝，万历年少时最为亲近的两人，后来都不得善终，这对万历的心理上觉得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和难以磨灭的创伤。
另一个让万历变得不死朝政的原因就是让他倍感无奈的政治体制——文官体制。身为之尊，也只能是一个“活着的祖宗”。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不仅是正统思想，更是统治思想，本来这是帝王用来喝令权臣，统治天下的思想利器，个人认为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便是一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岳飞亦或是《水浒》里的悲情英雄宋江，都未能摆脱这一思想，但时至万历，已经变成了万历想励精图治的巨大障碍，没有统治，只有约束。万历无能为力，只能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朝政，对待群臣所谓的道德压力，于是开始了不理朝政，不思进取的万历年代。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但以秦国商鞅变法为先，统一全国，依法治国的效力可见一斑，但秦国又迅速地覆灭，秦王的横征暴敛，滥用劳力，民不聊生，固然是一方面，但哪个朝代的后半期又不是这样?我认为当时的人文思想没有统一，没有被君君臣臣的思想所束缚住，也是原因之一。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不仅仅是一种人文思想，更是一种统治文化，一种将天下士子的思想能集中统一的利器，是一种帝王之术。古代科举制度的论题一般也以孔孟之道，四书五经之类为题，而一般不以时事政治，怎样具体的治理国家为题，因而这种道德至上的风气一直伴随着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重德轻法的弊端便是许多行政，经济，管理问题变得政治化，道德化，上纲上线，难以以统一的数字化标准来衡量好坏，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
作者也在书中评注道：“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万历虽也曾有雄心壮志，但终究还是一个悲情皇帝，思想道德上的束缚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虽在位长达48年，但长期不理朝政的他还是留下的骂名与非议。当我们徘徊于王朝的兴盛与没落之间，我们是否能够回归历史，正视历史。本书留给我们的最大思考，便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显然万历的悲剧说明了以道德代替法律荒谬之极，但反观当今社会，我们拥有了比那时健全的多的法律制度，名目繁多的法律多到直接催生了律师这一职业，但显然道德的缺失又成为了一大问题，道德问题无法通过规章条例来硬性规定，如同小悦悦事件的冷漠路人，他们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但如果受到法律的制裁，是否也是一种悲哀?是否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精神?那怎样才能找回社会所应具备的基本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这又是一个当今社会继续思考的问题。
当我们行走与历史与现实之间，我们是否能以史为鉴，哀之鉴之。万历的悲剧我们不会重演，但我们应积极思考现代社会给我们带来的问题，避免成为下一个悲剧。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改变了人们历史观念的书，它的大历史观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是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三十年呕心力作。最早在美国出版，从1999 年第一版到现在，《万历十五年》出版二十余次，这在学术上日益边缘化的今天无疑是罕见的。
书中介绍了受制于他人事事不能自己做主的万历皇帝，深谙为臣之道，处事圆滑的首辅申时行，出色的改革家张居正，孤独的将领戚继光，古怪的模范官吏海瑞，还有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作者写这本书时说“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点”。书中所写的人物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其中缘由并非其个人所致，而是当时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他们只是制度的牺牲品。
对于万历皇帝，所有人都认为他昏庸无能，但他也值得同情。他虽贵为天子却事事被他人压制，群臣在立储问题上与他针锋相对，使他最后被迫妥协。在无奈下，他用沉默向百官反抗，开始了长达三十二年的罢工。因此，使中国的国力不断衰败，这让人十分扼腕。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地皇帝没有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利用，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着活着的祖宗。几百年之后，他带着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体现着命运的残酷。
在儒家的道德中做官要清廉，做人得正直，孝顺。但现实却是做官的贪腐，做人背信弃义。张居正想改变现状，但无奈根基太深无法撼动。海瑞为官清廉与体制格格不入，最终导致了悲剧命运。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以道德维系的体制，但这种道德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而大部分人都不是圣人，所以当道德与现实相差过大时，人们选择放弃道德，成为“两面派”，开始了明着一套，背着一套。
正是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人们虽然口口声声说着道德，但私底下却没有人这么做。现代社会道德的缺失也正是如此，老人跌倒了不敢扶，以及“小悦悦”事件正是这种道德缺失的具体体现。只加强道德建设并不够，还需要健全法律制度。学习西方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完善我国的法制，这才是改变现状的必由之路。
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是一种失败的，但现在很多西方人士，认为西方法律才是道德的根源，这也是不正确的。正如作者所说:西方所谓的“自由”与“民主”都是抽象的观念，务必经过每一个国家的地理及历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英国之民主即不可能与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国的自由也和美国的自由有差别，所以要具体分析。
书中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和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扯上一个道德的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能妥协。所以，在现代应加强法制建设，同时重视道德作用。只不过不要把道德技术化，要优先考虑法律的作用，这样便不会重走以前的老路。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门内看行道，门外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一历史
历史本无所谓错与对，但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总爱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汉中自立为王……”，“假如元朝大军向日本进发不遇到海难……”，这些言论无法改变已过去的事实，有意义的在于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昆德拉所言“永远隆起的硬块”意亦如此。
历史是欲望推动的，众多的欲望组成之合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么办?”“在地上怎么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因为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要吃饱饭这统一的欲望就是团结的基石，同一团队的人必须要相互配合才能猎取到食物。但通常这仅局限于内部，在部落与部落之间，如何获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协作解决的问题，资源争斗(抢地盘)则成了更能解决问题的手段，战争和掠夺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更高层次需求相应而生。得到尊重变成了理所当然的追求。由于得到尊重的主体必然是个人的，这种欲望彻底破坏了团结，成员之间相互冲突，出现了社会等级。
二道德
等级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彻底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欲望的冲突，这种用暴力或者其他强制性力量对冲突进行缓冲，这种冲突急迫地需要解决，同时胜利者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够长久保持，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从这个黑洞里舀了一点能量出来便世界大乱，拉登沾了一点就能制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秘主义特点就意味着对道德的理解的多样性。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如何吃面包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让今天的我们感到好笑;伊斯兰教的妇女们个个是蒙面大侠，让汉人望而生畏;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今天依然激烈，这说明了道德由于其神秘主义特性，无力完成对欲望的彻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秘主义的法律，而不是单纯的法律，有时相反成了欲望冲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中国古代的德治，毕竟是种境界，全民景仰，只因无法实现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以国家的名义公然撒谎，在大家都知道是谎言的情况下，搞政治教育，三个代表，事实上连统治者自己也知道是个谎言，公然推行与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实为世界奇观之最。
总结：当道德变成谎言的时候，对欲望的抑制无能为力的时候，何不撕掉这层厚厚的包袱，以获新生?欲望是动力，过分地抑制欲望，也让一切都变得死气沉沉，自春秋战国之后，中国从此败落，盖为此。
明朝时，中央集权已经达到了高峰，废除丞相制度，文官集团日益强大，但是军队建设却极其落后，依靠多次翻修的城墙巩固国防，待倭寇入侵才开始培训新兵。天下的奏折，评判的标准则仅仅依靠仁礼道德，没有强而有力的法制建设，文官集团越发强大，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异族的兴起，最终走向灭亡。
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古以“礼”为尊的国度，从民风淳朴的先秦、百家争鸣的春秋、诗词盛行的唐宋，甚至是大部分民族的传统文化已失传的今天，传统道德的渗透力也不可能完全消失。它就像是手表中的齿轮，在历经时光岁月的磨损之后，终于在运作中发出了不和谐的噪声。
读罢黄仁宇的《万历十万年》，不得不对本书作一个高度的评价。短短四个篇章，从万历及两位首辅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国在长期“不事朝政”的万历手下正常运转的奥秘；后三篇章选取了万历年间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剖析了万历这个时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张居正、申时行两位首辅。在笔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质过硬的政治家，后者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官僚。但如果给他们打分的话，两者我都不会给满分，因为两个聪明一世的人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了不一样的错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一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在分析、比较这两位首辅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同样一段《明实录》中的史料，由于史官对事件背后的故事不会有详尽交代（甚至是为了政治利益能够篡改历史），不一样的人会从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一样的结论。
例如在谈到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被黜一事时，黄仁宇认为是高拱一句“十岁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论体现了其谋逆之心，从而得出张居正与冯保联合罢黜高拱是维护了大明江山的结论。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多少有些荒谬。第一，从政治意图来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动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贴合“赢利远大于风险”这必须律。“高拱谋反”的获利无非是继续做首辅或者自我登基，而付出的却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况且太平盛世谋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从史料看来，并无充足的资料能够证明“高拱谋反”（史料中并无高拱收买内侍、准备兵丁武器等行动）。若将黄仁宇先生的“谋反”理解为“摄政”，那么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任何人成为首辅必然都会“摄政专制”。第三，从结果来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谋反，他的下场会是罢黜这么简单吗？第四，就张居正、冯保和高拱的关系来看，他们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张居正并非高拱的亲信，高拱对权力的独揽已经引起了诸多大学士的不满，自然也危及张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对冯保的升迁也屡次阻拦，足以引起他的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他们将高拱原话中的“孩童”改为“天子”，这句话便有了十足的杀伤力。这么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获得的回报便是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和冯保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职。能够说除了获利之外，张居正能够自保，冯保能够复仇。
除了对“高拱罢黜”一事笔者与黄仁宇先生观点不一样外，“徐阶是强占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郑贵妃是聪明的女政治家”的观点笔者也不是完全认同。此外还需指出黄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即宫女“许配”给太监后并非成为“答应”。“答应”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较低的宫女，而这种被称为“对食”的现象并非是光明正大的。
以上是笔者阐述的一个基本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二“官僚”和“政治家”的名词解释
下头笔者将对“官僚”和“政治家”连个名词进行简单的解释。在笔者看来，政治家相对于官僚，对政事更加负责，出发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礼仪；而官僚关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那里不妨列举几位名人。徐阶（嘉靖年间首辅）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并且他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在嘉靖年间的首辅之争中不但政绩上有所建树，最终也得以保全自身；严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应对蒙古骑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区的行为作出的“不抵抗”的决定至今令人唾弃；海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实际上他是懂得官场之道的，可是却绝不践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
笔者说张居正是一名政治家，并非说他不懂为官之道，只是他升迁太过刚愎自用，不知韬光养晦，才在死后遭挖坟鞭尸抄家（这和多尔衮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官僚；说申时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时他也是一名较为合格的政治家，毕竟治理黄河和封贡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杀的功劳，但因为他在“争国本”事件中太过圆滑，首鼠两端的行为触犯了文官集团坚守的道德礼仪，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若两人做比较的话，张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时行是官僚的代表。
三张居正和申时行
自古以来，君权和相权是一种博弈平衡的关系。可是在明代，作为君权外围的宦权也加入了这种博弈。君权的外围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种，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压（为了防止靖难之役重演），外戚势力弱小，宦权得以提高（尤其是东厂出现之后）。就相权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销宰相后跌入低谷，但之后出现的内阁又极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团的权力。大学是手中有权力，而言官御史们有战斗力，他们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个人私利，但大部分是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礼仪，所以文官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权时而联合相权对抗宦权，时而联合宦权对抗相权，但都是为了寻找权力的.平衡点。若宦权与相权联合，那儿皇权便岌岌可危（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及阉党造成的动乱就是一例）。对于张居正和申时行而言，前者维护的是相权（是自身的相权而非整个文官集团的权力），后者维护的是君权。
这种情景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一样。张居正当政时，万历正处于青少年时期，不可能完全独立地把握政局，所以张居正扮演了臣子、导师和严父三种主角。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师，教习经史，并适当调整科目以使万历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万历沉迷书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辙）；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他联合宦官冯保、外戚李太后稳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动荡。同时在前期，他肃清吏治，任用贤人，使得大明帝国能够正常运转。但作为一名“严父”来说，他的行为太极端，在万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暂且不说，他当政后期任人唯亲、扶植私党、排除异己都在与他有利益冲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张居正和其亲信势力过于庞大，影响到了皇权，所以张居正死后的悲惨结局也可想而知。张居正确实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但太过刚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收场。此外，还需张居正一个并非高瞻远瞩的决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时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导致了明朝中后期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矛盾——流民现象。所以张居正当政前期的表现令人叹服，但后期其盲目自大却又令人扼腕叹息！
作为张居正的亲信和万历的教师，申时行成为首辅的时候，万历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申时行的政治风格更倾向于温和稳重。例如张居正刚去世时，言官大臣纷纷上述弹劾，申时行既不参与弹劾自我的教师（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机），也不维护自我的教师（不与众矢之的统一战线以维护自身安全），但暗中他还是极其照顾张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动。由此可见，申时行处事确实圆滑。而却他上任之后立刻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他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对蒙古采取封贡互市政策，这都是他不可磨灭的攻击。但作为一名官僚而言，他对君权的态度在“争国本”事件上与文官集团的道德立场完全相悖，导致辞官回家的惨淡收场。
在对待君权的态度上，张居正的极左做法触怒了君权，申时行的极右做法触犯了相权，所以他们在权力博弈中并未找到平衡点，结局也就不那么完美。可是在“成王败寇”的权力斗争中，千百年来哪有完美的结局呢！
四这本书带给我们的启示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三人，他们代表了不一样阶层不一样环境的人，但同样怀有“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当年明月曾说过：“‘知行合一’这句话，张居正读懂了，海瑞没有读懂。”我想戚继光和李贽也都读懂了，仅有海瑞一个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条主义世界中。
应对同样的现实，戚继光顺从了，人们在他的杀敌保固与为官的左右逢源中却读不出他的无奈与孤独；李贽选择了出价，却始终无法割舍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同样更不会有人读懂他孤傲的悲凉。
这本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大明帝国这台生锈的机器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只是依靠文官集团和几个强有力的君主在维持着齿轮的正常运转。张居正的折腾（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剧了社会矛盾，而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的“无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终，崇祯皇帝，这个有勇气、有骨气、有决心可是缺乏知人和远见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驿站制度，社会矛盾加剧，加之四方战火和天灾人祸，导致了整个大明帝国的灭亡。
之后建立的大清帝国，类似的体制、类似的经济模式也预示着历史的大失败会继续上演。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封建专制体制并不见得比资本主义落后，只是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败的铁锈出现后，自然落后于一杆新制的枪炮。
张居正在历史上以铁腕著名。黄仁宇先生认为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依靠自己的勤奋和人事关系安排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改革却远远超过了盘根错节的文官集团可以接受改革的范围，过大的威胁到了既得利益者而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张居正的确很快，但是不见得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太快。只是现实没有给他放慢的机会。万历年幼尚有他改革的机会，一待万历成年，有了自己的见解与看法，他的种种措施很有可能化为泡影。
他必须在短短十几年内获得成功。书中一章取名为“世上再无张居正”，倒是反映出作者对张居正的些许惋惜之情。如果多那么几个张居正，前赴后继般努力进行变革，张居正也不需要那么急切，可以按部就班理清各种复杂交错的社会关系，将整个社会推上正轨。
只可惜，儒家的中和色彩排斥着这种人的存在。
在现代，很少有人这样观察歷史;在文坛，更少有人这样写作歷史。
作者黄仁宇穷尽叁十年心血，出入典籍，宏观细究，以超然独到的眼光，俯瞰古老的中国，以四海平靖、几乎无事可记，却对未来中国发展举足轻重的万历十五年为中心，将中国的纠结、迷惘与困惑，纤毫毕现的开展在读者眼前。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在1979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被美国许多大学採用为教科书，另有法文、德文、日文等版本。在台发行迄今已多达二十余版，是黄仁宇着作中最畅销的一本。
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曾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戡乱期间的国军，后赴美求学，为密西根大学歷史博士和歷史学家、中国歷史明史专家，大歷史观的宣导者之名而为世人所知。着有《万历十五年》等畅销书。
二●内容摘录：
理想与装饰究竟不同于虚伪，一个人仍能以此作为起点去推行他的诚意。(p.63)
他的挣扎，他的自我责备，以及他对臣僚所作的爱民的训示，都可以安慰困窘中的人心，有如一服清凉剂。(p.132)
生命不过是一种想像，这种想像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这里的地下玄宫，加上潮湿霉烂的丝织品和胶结的油灯所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衝破的凝固和窒息。(p.139)
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p.218)
叁●我的观点：
在大自然中，公狮对幼狮有着望子成王的期待;在皇宫裡，皇帝对太子也有着望子成龙的寄望。但我们都知道：不是每隻幼狮长大都能成为独当一面的万兽之王，也不是每位太子即位都能成为众所爱戴的人中之龙。这其中参杂了一些先天和后天的因素左右着他们的表现。
就万历皇帝而言，因为他的一生被太多的人、事、时、地、物所牵绊、纠葛，所以难以独断的批判他是个昏君与否。不过，歷史中的他的确不是位尧舜之君。我想，左右万历皇帝一生成败最大的因素是年龄，以现代观点来看，肯定会觉得让一个未满十岁的孩子当统治者是荒谬至极的事。但宏观中国歷代，幼主即位却是司空见惯，因为他们多半有着「辅佐」他们的大臣或外戚，甚至是宦官，然而，「辅佐」往往成为「干政」的名义。歷史上最着名的例子就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到了明代则有张居正和冯保架空了幼年的万历皇帝，使他变得依赖、优柔寡断;张居正死后，发现当年敬重的老师虚伪又富有野心时，万历皇帝又变得难以相信人。最终，因立储问题而消沉、一无所成。这一切都是因为年龄衍生的更多失败因素。反观现代，不同选举年龄皆有所标準，就是为了避免造成国家统治失控与动盪。
皇帝有贤愚之分，臣子也有忠奸之别。但究竟什么才是成为好官的条件?符合了条件，又真能流芳百世吗?歷代百官中不乏难得一见的清官，如海瑞这种模範官僚，但犯颜直谏，往往落得贬官下场，人言：「伴君如伴虎」，就算一生安分守己、勤俭持家，也不知道哪天会招来他人的诽谤，总之，受重用的人仍在少数。反观，潜伏在皇帝身边的小人，也许才疏学浅或心怀不轨，却权倾朝野。这样看来，当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当一个人想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时，劝告他人可能招致人际上的误会，若选择独善其身，又太过无情。也有人喜欢曲意逢迎，以求官运亨通。但我相信：歷史是一座不朽的天平，时光会冲淡谗言、诽谤，也能洗刷冤屈。
虽然人言可畏，但可敬的却是汗青。地下忧愤而死的忠臣是否能因此瞑目已不可考，可知的是不论是当时的得志还是失意，千百年后，他们所有的事蹟都将为后人所推崇、警惕，或评论一番。唐玄宗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天，我拿起「万历十五年」这面歷史的明镜，在作者犀利的笔锋下，窥探看似风平浪静的万历十五年，实则是一场风雨的前兆。然而置身于故事之外的我们，也应当思考，若是在生活中也遇上了问题，我们是否能跳脱当下迷思而未雨绸缪?这才是我们读这本书真正的意义所在。
四●讨论议题：
为何每个人都说「瑕不掩瑜」，而歷史却不一定如此，有许多皇帝、大臣一生丰功伟业，却因为一个错误而遗臭万年，其中是否有其塬因?或者，我们应该以更多面向分析歷史，而不是轻易的概括论定?
《万历十五年》虽然以此为题，但实际上万历十五年不过是个引子，黄仁宇只是借在这一年发生的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展开文章，把万历十五年作为叙述的线索和落脚点，全面地展示了明代后期万历年间从皇帝到官员国家暗藏的症结，显示了在落后的制度里无论怎样的个人，身处在何等位置，做出怎样的努力，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想改变和摆脱的社会环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锢着，让个人成为了这制度的牺牲品。既然个人凭一己之力已无法做出任何改变，这制度让明王朝离开了世界的中心，甚至无法跟上白山黑水边上一个小部落的节奏，明王朝已经到了沉没的边缘，落日沉沉，败落已经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看起来黄仁宇只是选择了几个独立的人物作为章节来撰写，而实际上他选择的这些人颇具代表性，作者总是把他们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制度与背景中来叙述，他们看起来是个人，他们认识到了自己时代前进与滞后的碰撞中所出现的问题，也付出自己的努力，他们都是作者认为那个时代中的佼佼者，但无论是坚持道德的力量维持复古亦或是某种程度追求自由和变革，结果对于个人命运或者个人的社会追求来说都是失败的。因为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对抗制度，每个人都是制度链条中的一分子，当他想改变这链条时，他无疑会被链条上的其他人所残酷打压，维持守旧平衡的集体力量是强大的，而想阻挡时代的前进也是个人办不到的。因此即使某个人意识到了现实与社会制度的格格不入，他也无法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际，只能感受着社会的暗流涌动而束手无策。
第一章从小事切入万历的宫廷生活和处处被安排好的成长环境，他最终清算了自己坚持原则的老师和首辅张居正，想获得自主的权力，最后发现皇帝只不过是制度的执行者而已，并不具备自主权。而第二章里继任的首辅申时行则努力在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折中共济，小心谨慎地维持文官集团内部的平衡，使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但这种处世态度并不为文官集团接受。第三章皇帝为立储一事与群臣对抗，认清了自己所处的环境无法实现自己的个人意志，最终对百官采取疏远、消极应付的态度，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百官失去了效忠的意义，也采取消极敷衍的做事态度。第四章进一步借内外政的大事表明了皇帝不能以个人意志做出决定而实际决定于群臣，活着的皇帝个人和他已死去的祖宗没什么区别。第五章清官海瑞希望恢复洪武皇帝时的制度和风气，然而这样做无疑与社会时代相悖离，虽然道德值得敬佩但无法真正施行。第六章从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角度叙述了明朝武官处于被文官压制的境地，而无法有所作为。第六章社会名人李贽的思想与社会的冲突，其实是儒家内部思想派生出的心学与传统朱熹理学的对立，然而李贽的思想虽然批判时弊，但并不能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故而本质上无法改变社会反而显得自相矛盾。
总而言之，作者的观点是认为明代当时的制度已然极为落后，财政与组织上极为松散，导致国家实力名不副实，而微薄的薪水也导致文官阳为道德，阴为私利，实际主导国家的文官集团都处在此种阴阳冲突之中不能自拔，而任何企图的改变都遭到了强烈的攻击和反对。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海瑞、武官戚继光、思想家李贽从个人的角度面对混乱的现状希望有所突破和改变或者凭借道德的力量恢复平衡，但种种努力在对抗现实的庞大群体时都显得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因为他们既然无法改变制度，就无法避免的遭到来安于此制度的文官的攻击，所以即使是小的改良也无法推行，小心谨慎地保持平衡也不可能，国家此时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问题只是时间而已。
《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在这本书的末尾写到：“由明朝可以向后倒推到其它各朝，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候地理关系的影响。”这就是作者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得出了的历史结论。
当历史的问题牵扯到地理环境时，似乎一切已经注定。气候天决定，文化随之产生，历史的大环境也就矗立在那里了。那么，在既定的环境中，历史人物又该如何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呢?在《万历十五年》中，作者通过几个不同人物的故事串联起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比如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
写到张居正这一章的时候，作者拟定的章标题是——世间已无张居正，也就是说书中阐述更多的是他的落寞和跌入谷底之后朝局的变化。何以一代内阁首辅身前地位显赫风光无限，死后被鞭尸，被抄家?也许，从他的一生，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理解社么叫物极必反。活着的张居正总是幻想凭借一己之力来改变一个国家的发展，他的威严、权利和智慧不仅在小皇帝身上展现出来，也笼罩在整个朝野。他想当皇帝吗?其实不见得，从他不遗余力的改革赋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来看，他也许真的希望这个国家能在他的努力之下蒸蒸日上。只可惜他太相信自己的力量，而忽视了一个事实，推动历史的发展不是一个人的事。他自身就处于明朝这样一个文官体系当中，当他把所有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者贬黜的时候，就打破了整个体系的平衡。
在当时明朝的大环境中，张居正站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度，心中可能有这样的独白：“万人阻挡又怎样，权利会帮我达成所愿。”他不顾整个历史环境的力量，不考虑文官系统里其它人的想法，一意孤行，希望通过明确而坚定的态度处理公务，最终的结果历史给出了答案。当他孤独前行的时候少有人真心实意的成为他的同伴，当他死后大部分人对他群起而攻之，表达不满。
申时行同样作为明朝首辅，并不如张居正那样“有名”。他深知自己处于怎样的一个环境中，没有锋芒，更谈不上毕露。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他更愿意成为和事佬，不触动谁就会相安无事。作为张居正首辅之位的下一任，他看到了前任处事风格之后的下场，因此他不会去重蹈覆辙。
除了厉害关系让他没有做烈士的决心外，他对环境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他认为，在既定的系统中，身为首辅也只能按照整个系统中的共同意志办事，能够恰如其分的调和其中的矛盾，并对大家起到感化和领导的作用才是首辅的角色需求。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任职期间他努力的穿行在百官和皇帝之间，尽量的平和政治波澜，希望凭借“诚意”建立起信赖，通过恕道期望事情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从当时的大环境来看，申时行的做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历史并没有给他太多的时间，大明更不会。对待一个岌岌可危的病人，张居正的猛药行不通，申时行的小米粥同样没有用。
除了通过两位明朝首辅来阐述自己的大历史观，《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还煞费笔墨的写了这位一代名将戚继光，很明显他是偏爱戚将军的。在书中作者写到：“我们的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作部分的修补。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可避免，而他的成功在于他善于运用技术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戚继光没有像张居正一样超脱于环境之外，自负的以为自己可以搞定一切，而是灵活的适应环境，斡旋在各种关系中。也没有像申时行一样“看透”了环境，将希望寄托在所谓的“诚意”上，而是依据环境采取了必要而可行的措施。他严格练兵，创造的各种战术虽不先进也多有弊端，但是符合当时的军队人员构成和经济技术水平的。
从明朝整个大的历史环境来看，似乎戚继光对环境采取的措施更值得推崇。其实，未定。除了由于地理环境所造就的历史环境之外，每个单纯的个体也处于自己的小环境中。试想一下，如果戚继光处在张居正的位置难道就不会通过权利铁血施政吗?如果申时行只是一方将领他是否会摒弃犹豫不决胆小怕事呢?如果张居正处于首辅之位时和申时行一样看到了前任的不幸，说不定也会小心翼翼，忐忑前行。再往前推，除了职位环境的不同外，每个人生活成长的环境也不同，形成的观念和理念也不同，所以就算历史倒退，试图去寻找一种周全的做法改变明朝的的结局也是不可能的。
所谓“读史使人明智”，如果非要问我《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看完之后有哪些启示和借鉴，我想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比以上人物平凡很多的普通人，成长的时代也不同，处事之道是借鉴不来的。但是，看待事情的宽容度可以更高一些，不要总拿中国和外国比较，历史都说了，地理环境决定了很多的不一样。不要看到某种行为之后就说三道四，你不是别人，你看不到别人的小环境。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作者选取万历十五年作为一个分界线，介绍了神宗万历，首辅张居正，申时行以及清官海瑞，将军戚继光，哲学家李贽等人的经历，挖掘出这些看似风光的人物各自的经历中隐含的的悲剧，从中看出他们所处的大明王朝表面繁荣下的无奈。
关于明朝，说句惭愧的话，如果不是因为这本书是写的万历年间的事情，我对它的理解最多也只是停留在万历是明朝的一个皇帝，明朝有段时间是万历年间而已。至于戚继光，李贽，海瑞，张居正这些人在看这本书之前也只是知道他们都是明朝的，但不知他们其实是一个时代的人物。更不清楚，其实中国古代对于社会机制的设计已经十分成熟，成熟到，就算皇帝徒有其名，不做任何动作。下面的文官机制也能基本上照常运行，它已经将自身内部的人训练成了它自己的齿轮，不会因为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不合作就乱了套，哪怕这个制度是封建皇帝制。
万历十五年吸引我的，是能认识到里面几个真实的人。在黄仁宇先生夹叙夹议的文字里，我看到了他们内心的挣扎。印象最深的是万历皇帝，书里虽没有万历心理活动的描写，但作者对一件件事原因的分析，还是把万历个人的形象很完整的呈现出来了，虽贵为天子，但他终其一生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很多时候，他企图用个人的力量和传统习俗做抗争，但强大的阻力将他推回。
万历在十岁那年登基成为大明帝国的主宰，由于年纪尚小，大部分的决定背后都有张居正的协助。他曾经励志做一个圣明的皇帝，但得知张居正的真实面目之后，他才知道自己被最尊敬的老师蒙骗了这么久，他的世界观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在随后数次与朝廷文官的争斗中，也让他心灰意冷。他发现了自己虽贵为九五之尊，但实质上不过是封建礼教的一面旗帜，是文官集团为了保护其所有权而创造的符号象征。
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者尚且如此，这个王朝还能走多远呢？
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已死，死后被大清算，家产抄了，儿子革职，所有的荣耀都被剥夺，甚至差点开棺戮尸。一个厉行改革的大官，一度掌握举国的重大决策的大权，却沦落至此，子孙都不得保全，之前有多荣耀多尊贵，现在就有多卑微，多惨淡。
其实张居正所厉行的改革，总的来说，对明朝还是好的，但是他的位高权重和锋芒毕露，威胁到其他文官的利益和升迁，于是反张派必除之而后快，张居正怎么也不会想到，是他亲手为大明帝国走向衰败埋下了伏笔。
读史思今，时至今日，凡有争议之事发生，道德就时常被人提起，而法律却是陌生的，我们很少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道德却成了人们口中的舆论导向和判断是非的标准，由此观之，这和几百年前的万历十五年又有何不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却有教化之处。然而，受过教育的人应有独立之思想，能够明辨是非。愿你我能以史为鉴，审视自身和社会，不做随波逐流的跳蚤。
《万历十五年》共七章其中就有专门一章描写海瑞，标题是《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这既是该章的标题，更是黄仁宇先生对海瑞的真实评价。一方面认为海瑞行为处事古怪，与时代发展不符；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他是明朝的模范官僚。虽然海瑞从政二十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但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并牺牲自我的精神，并且自己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传统伦理道德。
在我看来，在海瑞的身上体现出了以下的特质：
一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信仰和敬畏。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海瑞保持着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极大信仰。始终用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忠孝要求自己，时刻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要求。也正是这种强烈地信仰，让他内心对传统伦理道德保有敬畏之心，认为传统伦理道德是神圣的，必须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
二是言行如一，说到做到。可以说海瑞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实践者和践行者，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善至美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明朝官员的俸禄极低，甚至连基本的生活水准有时都难以维持，但海瑞欣然接受，
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二十两，甚至不够殓葬之资。
三是原则性极强，执行规定不打折扣，不论人情事故。回顾海瑞从政二十多年，对成文规定执行地不折不扣。任浙江淳安知县时，严格执行钦差大臣的俭朴规定，致使钦差大臣不入淳安；任南直隶巡抚时，严格执行官方限制大户过多占有土地的规定，强迫自己的救命恩人徐阶退田十几万亩。
四是精细入微的人文关怀和生活阅历。文章中提到海瑞审理一起因杀人案件。该案案情是妻子的哥哥前来索取欠款，之后与丈夫发生扭打，进而失手将丈夫推入水塘淹死。为掩盖真相，丈夫的尸体被哥哥沉入水底。恰巧案发前有一朋友极其仆从在他们家住宿，知道这件事后不敢声张。后经邻居报官，至此案发。经初审认定，此案是因奸而致谋杀。例如是死者的妻子与这位朋友必有情，不然，何以偏偏在这位客人到达的那天，丈夫突然丧命等等。后经海瑞审查后发现多处疑点，认为此说法从情理上讲不通：一则妻子与她的丈夫生有二子一女，决不会如此忍心；二则这位朋友家境一般，且早已娶妻，最多成为此人的小妾；三则若真有此事，那也应当是参与密谋的人越少越好，为何要牵扯上这位朋友的仆从。正是由于海瑞细致入微，注重情理，促使一件冤案得以昭雪，无辜的人免受凌迟之苦，也还了多人以清白，避免了司法体制蒙受冤屈。
自己从检7年，从事过公诉、监所检察业务工作，接触过律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服刑人员及其家属等形形色色的人，也从法学生转变为执法者。自己也在不断的思考，应具有怎样的素养才是合格的检察官。至少从海瑞身上，找到了部分答案。
一名合格的检察官，要有高度的自信。这种高度自信源于对自己能力的认可，但更重要的是来源于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认可。只有对自己从事工作的高度自信，对自我价值的充分认可，才会激发我们从事工作的热情与信心。海瑞作为一个孤独的斗士，一个人在践行着那些纸面上而实际上大家都不再相信的伦理道德，试想如果没有强烈的自信，他能坚持下去吗？或许我们的待遇比不上别人，但并不由此就否定我们工作的崇高性；或许我们日常琐碎，但并不由此就低估工作的重要性。
一名合格的检察官，要时刻保持对法律的信仰和敬畏。检察官作为法律人，作为执法者，应当对法律有着崇高的信仰和敬畏，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法治才有前途。这也要求我们要加强对实体法的理解和把握，对程序法的程序自觉和程序自信。当前存在许多执法不规范的问题，法律也存在不足和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我们应当有着坚定的法律信仰，保持着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做到严格执法、规范执法。
一名合格的检察官，要具备人性执法，以人为本的思维。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我们与犯罪分子不是敌我矛盾，在办案过程中不能简单地粗暴办案，应当更多的进行换位思考，用我们的真心去体会犯罪分子，让犯罪分子感受到法律的温情。
一名合格的检察官，要有良好的职业素能。当今时代，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法律也在不断变化和修改，作为一名执法者必须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这就要求我们要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能，确保执法过程实现社会效果、政治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黄仁宇说：“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政府为什么宁愿维护落后，也不愿发展商业和金融呢?原因当然就是安全。发展商业资本，扶助先进的经济，当然可以增益全国财富，但是发展先进经济引起的贫富差异，不免带来动荡;而私人财富一旦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又为王朝安全之累。有着这种种风险，视帝国为一己私物的皇帝和力求保位升迁的官吏们，自然宁愿因循守旧;即使偶一有了深远见解的勇夫稍稍迎合了这种变革的趋势，也会立马淹死在“祖宗之法一字不可易”的唾沫星子之中。政事上也是如此，注重的是体制的安定，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了少数人，只要能维持大局就行。军事上也是如此，落后陈旧的卫所和军户制度早就应全盘放弃，代以先进的募兵制度;零碎的补给，也早应集中管理。但是泱泱帝国没有能力也不允许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部分的修补。反观我们当今，是不是也有着这种隐忧呢?为了稳定，我们放弃激进有力的改革措施;为了稳定，我们只周旋于政治体制外围做小修小补的敲打，而不敢触及根本;为了稳定，我们宁愿翦灭异己听到整齐划一的颂歌，而不愿听到真实的叫喊……
万历十五年，表面看去，四海升平，不过是平平淡淡的一年。然而在黄仁宇先生锋利的剖析下，各种陈旧腐烂的病因毕呈。正如先生所说：“表面的安宁永远是虚幻的。”我不知道，在现今这个我们自称着繁荣稳定、歌颂着太平盛世、表面上生机勃勃的社会，用黄先生锋利的刀一划，是不是也会发现皮下种种腐烂的肌肤和筋络?
1587年，欧洲文明正摆脱着中世纪阴影而焕发出勃勃生机;1587年，中华帝国却在歌舞升平中走向死亡。中国不是在有清三百年才衰落下来的，但是中国同样不是在1587年才开始衰落。一种制度，在形态完全展开的一瞬已走向腐朽。而其后的表面摇曳，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腐朽的制度束缚了经济，大帝国渐渐衰弱老去，气息奄奄，日薄西山。僵化的体制使社会发展已至山穷水尽地步，没有全面改革和全社会参与，任何个人行为都属无济于事的小小敲打。
《万历十五年》中也写到力图振作的皇上、精明强干的首辅、勇猛老练的将军，但是这些努力在与腐朽的制度的冲突中无异鸡卵，于是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或郁郁而终，无不作为牺牲品遭殃受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所说的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在此显露无疑。体制的先进与否决定了其后经济发展的爆发或衰败，决定了国家实力的变化和地位升降，甚至使一种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较量中毁灭死亡……我们的改革，自经济政策的修补开始，渐至结构调整，至经济体制，然而最终总会落在政治体制。我们在外围敲打半天，最终还是无可避免的要动真章。看传统政治对经济影响的历史教训，我们还想借着安定团结的幌子拖延逃避几日?
前些日子笔者认真拜读了黄仁宇先生所著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在刚看到书名的时候，自然而然我把《万历十五年》当作一本常规的历史书来读。但其实，真正读过了之后猛然发现这本书不只是一本历史书，更不仅仅只有这一种读法。
纵览本书，在万历十五年，这个春寒料峭的1587年里发生的林林总总，一切看似平淡无奇，却已为大明王朝的衰颓埋下了伏线。怠政罢工的万历皇帝、厉行却悲剧收场的张居正、尽心帷幄的首辅申时行、孤独的将领戚继光、清高矛盾的哲人李贽……某一年，某一人，这种切入笔法细微得很，但牵动全文的是一条张驰自如的线：牵出这高拱、郑贵妃、邹元标，牵出耕织伍旅、财贷制度、民德风俗，牵出官场的阴与阳，皇尊的欲和权。合上书后我鲜明地感受到这里边里承外合、互文相应的妙处。
此外，这本书最让我意外和印象深刻的有两点。第一是没想到历史书竟然可以这样写，作者取一个特定的年份，然后串起所有的事情，用一个人传记式的描述，串联展现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其次，在大家的思维中，总觉得王朝中皇帝最大，皇帝说了算；在任何一个组织中，第一把手说了算。但是这本书却告诉你了另外一种规则：一个组织一旦形成，同时也会形成一种独有的惯性。这种惯性力量很大，个人有时根本不能抗拒，甚至皇帝都不例外。因此，从一个组织的惯性就可以窥探一个组织的生死存亡。
所以说，这本书不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写出来的作品，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奇特经历和深刻感受的作品。在这样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心理学上的，政治学上，组织学上的，管理学上的，很多现象和道理都可以触类旁通。而这正是本书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理解和体会。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读法，每一个人都能读出属于自己的《万历十五年》。
美籍教授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通过纪传体的方式，生动展示了一幅明王代万历年间的王朝画卷。黄仁宇教授着重写了万历皇帝、改革家张居正、调和者申时行、清流海瑞、武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等六人的事迹和思想，从正面或侧面描绘了该王朝的面貌，让今人读来，能够感知那个年代;也对明代的制度、文化、经济、政治有一个较为直观的认识。从其他历史书籍我们可知，明王朝从张居正时期(万历初期)的中兴，逐渐沦落，最后受迫于外交内困，轰然倒塌。这其中，外因通过内因发挥作用，而内因组织的落后、制度的不切实际和僵化，以及由此演化出的严重腐败都是内因的方方面面。由于这些弊端环环相扣，顽疾深远，以张居正为代表的改革派的所作所为也只是逞一时之强，不可能从根本上撼动帝国建立时的错误，而另立新的帝国制度。
我就简单谈谈对明王朝的道德、文化、经济、政治下的制度的认识。
明王朝没有西方一样强大的宗教力量，如果说有，也只能是汉朝以来就被历朝推上神坛的儒家文化。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规范着帝国的道德，儒家文化时明王朝的根本，成为指导人们的唯一的道德标准，进而成为治国标准。道德伦常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性，约束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它们已经取代了“公正性”的法律，自身就是“道德性”的法律，规定着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的行为和思想。地方乡绅自治用传统道德为标准;官员判案以“四书”为准绳;皇帝欲废长立幼也要受到伦常的制约。道德伦常为国之根本，它不仅可以指导判案，而且可以替代法律。
用传统的儒家道德文化文化治国，缺乏“公正性”，而且等级制度森严，社会“公正”成为维护固有制度下的牺牲品。“治理国家的官员(以下统称为文官)大多科举出身，依靠一群熟读经史的人治理国家、把控政治的可行性，是由于帝国在体制上实行中央集权制，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替代行政。没有了“公正”的法律，用人治的方式，社会的腐败容易滋生，因为腐败者本人，多数为人治的执行者。
制度的设定必须具有切实的可行性和应有的弹性。明代官员的俸禄极低，这是缘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本朝时典型的“小农意识”，他的王朝能够回归到朴素的农业社会，除了不遗余力的打击大地主和国家工商业外，他希望官员成为人民的仆人，只发卑微的薪水。如：一个正二品尚书一年的俸禄才120两，实在少得可怜。在建朝200多年的万历年间，这一僵化的制度并没有太多的变化，但现实已经让他名存实亡。没有合理薪水收入的文官，通过各种变相的手段获得处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收入，甚至腐败丛生，以过上骄奢的生活，这成为上至皇帝，下至黎民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事情。而这些收入则压迫在农民的身上，过度繁重的压力，推动农民不断走向贫穷的深渊，成为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该制度的设计也就如果一纸空文。
财政税收制度的效率低下成为政治和军事的累赘。税制同样发源于太祖，他规定，“人民纳税的实物不入府库，直接供应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饷。”这样的做法除了低效率外，极大的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黄教授指出：“如果军需税收总发总收，国内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进步，次之则保险业、银行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财政税收以“朴素农业”的方式设置，让明王朝的经济发展被禁锢，而施政的方针和目的，也不是提倡发展先进经济，而是维持稳定和平均的状态。而军事方面，财税制度的落后，成为限制区域军事指挥的一大因素，也让明王朝纵有当时世界上为数最多的陆军，军事效率却不高。这从江浙、福建沿海地区受到日本倭寇常年攻击就可以看出。另外，文官集团对武官权利的限制在没有外敌的情况下还有可行性，但当发展壮大的满族成为强大的外患时，就让帝国变得没有战斗力。
缺乏民间金融系统，导致高利贷横行，大量民间土地被权贵兼并，农民流离失所，这成为明王朝灭亡的经济根源。及至万历一朝，太祖朱元璋时期设立的“土地均分”已经不复存在，大量土地为少数权贵阶层所有，农民中的自耕农数量不断锐减，丧失土地的农民成为佃农，因而备受盘剥，变得愈加贫困，这一经济隐患就会演化成政治问题，无数农民就会揭竿而起。
一般在王朝建立之初，大地主、官僚阶级在农民运动中受到极大打击，而实行的恢复生产的政策，为了鼓励生产，也会让农民占有相当的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农民会因各种原因变得手头资金紧张，在没有其他金融系统的时候，只能通过典当、高利贷等方式筹集零时短缺资金，但是这些筹资方式的成本奇高，无法还债的农家就只得将土地抵押还债，由此走向了贫困的深渊。再加上权贵阶层的侵占，大量农民相继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而此时的官僚机构也变得异常腐败。少数获得土地的农民和权利相结合，形成压在农民身上的食利集团。如果食利集团扩大，帝国总体人口增加再加上天灾人祸，要么饿死要么战死的农民会纷纷选择起义，这成为历朝历代灭亡的重要原因。两千年的封建历史就是这一过程的不断轮回。
这其中，文官集团的腐败和民间高利贷二者是重要的原因。我个人认为，腐败乃是根本原因，因为腐败榨干了农民的剩余，而高利贷则为推动农民走向贫困的加速器，它让农民更加迅速的失去土地。在中央集权的社会，权利来自于上方，民众自身又没有权利;在信息落后和等级森严的社会，地方权利受到的约束和监督少得可怜，严重腐败变得不可避免。即使有张居正之类的改革家，或有皇帝整肃吏治的决心，都只是以一己之力对抗制度的徒劳。
进一步的说，王朝建立在禁锢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又受到权贵阶层的奢侈巨耗，加上新增人口的巨大需求，才使得王朝覆灭不可避免。经济学说推动经济发展，民主学派的权利制衡，以及人口控制的实施可以让社会长治久安。若再有“两个公平”(生存公平、机会公平)和军事保障，则可谓一个理想型的社会，但是人类至今能够获得这种制度的可能性小之又小。
政治方面，尽管明王朝的皇权在历朝中已经非常强大，但是黄仁宇教授则反复强调文官集团和皇权的博弈，甚至文官集团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万历皇帝坐姿不雅，他们会立马批评;万历皇帝喜爱书法，它们会加以限制;万历皇帝欲立三皇子为太子，他们则坚决反对。以至后来万历仅为皇权的象征，其权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官的制约。万历本人可以免去或者诛杀冒犯他的文官的职务，但却对整个文官集团无能为力。
首辅张居正执政时期，万历正处少年，为了进行执政和推动改革，张居正以皇帝和太后给予的信任，直接或间接培养出很大的势力集团，其中，担任京城要职的官员大都为他一手提拔，但纵使如此，文官中也有不少倒张势力，不断对其进行弹劾，而且好几次都严重危及他的地位，必须得皇帝严厉惩罚相关官员，才能遏制进一步的弹劾。首辅申时行时期，他的作用更像是皇帝与文官之间的调和者，他会用委婉的手段让万历皇帝顺从文官的主张，同时又帮助万历皇帝实行皇权，但终于得罪了文官集团，被弹劾。在他被迫下台之后，万历皇帝和文官集团因缺乏调和者而导致万历长达二十年的消极怠工。
皇权方面，万历相信自己的权利是受命于天，天意能否持久则在于人和，否则他就会被推翻。在明王朝初期，皇权有很大的权力，及至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他可以为所欲为，不上早朝，在皇宫外居住并炼丹求仙，将文官集团的请求置之不理。万历当朝时年龄尚小，许多事情必须依赖老师张居正，大伴冯保以及太后的主持才能进行，他成为了皇权的象征(像皇帝出席各种仪式)，而非皇权本身(自己施政很少)。万历作为皇帝是有其行为准则的少年时期，他成长极哭，学习、出席仪式、早朝、批阅奏折等等，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皇帝的身份也让他的情感无法交流，对待文官必须庄重，甚至对母后也只能通过信函以文字的方式交流。万历更加受到以“四书”为代表的传统道德文化的规范，这个规范也是文官集团对他的规范，文官集团希望万历皇帝成为严格按照传统道德伦理行事的皇帝，否则，他们则会不断批评皇帝的行为。
虽然共同约束着万历皇帝，文官集团内部却不是一团和气，他们之间自然形成各种小利益团体。同一个地方的文官成为“乡谊”，同年考取进士的为“年谊”，还有师生关系，受同一人提拔的关系以及姻亲而形成的裙带关系等等各种利益团体。这些团体会相互竞争，已获得更大的权力和地位。
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共同构成了文官整体，具有很大的共同性，一起制约着皇权。文官中大多数都是科举出身，共同受到“四书”教导，而科举制度则是按照朱熹注释的“四书”机械的思考和回答。“四书”中的传统和道德成为文官中共同认可的，是帝国的基石;文官以“四书”为准则，来要求万历皇帝。如果万历皇帝不符合他们的期望，对其责备就相当严厉，海瑞上书说万历皇帝虚荣、残忍、自私;御史上书说万历皇帝收受贿赂，更有一批文官抱着必死的决心，指责万历皇帝，希望能够受刑，成就他们扬名史册的愿望。在万历年间，由于皇权变弱，文官集团成为了帝国的实际所有者。对上，政令的执行又必须依靠文官集团，他们可以制约皇权;对下，他们又占有大部分的土地和财富，控制着地方乡绅。
地方乡绅也有较大的力量。明朝最低级政府为县制，而知县(县长)一人统管民、政、军，由于官僚机构的范围有限，地方官员不得不依赖地方乡绅治理乡一级别的地区。乡绅多为宗祠的族长、退位的文官都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话就相当于法律，而他们断定是非的标准就是“四书”，乡绅自治保证了明王朝的稳定，也使得传统道德的规范灌输到帝国的最下层人民中。
(一)黄仁宇的“大历史观”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只是依稀记得他的“大历史观”。由于孤陋寡闻，不能从专业的角度解释“大历史观”。最初我觉得历史是由一个个事件组成，既然是发生过的事实，那么历史书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历史事件罗列出来告诉人们过去曾经发生过些什么。人们掌握的史料越详细，就越接近历史"真相"。后来才知道书写历史时还有所谓的"历史观"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对历史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眼中的史实是不同的。大概这也就是方法论上的差别。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中很明白地指出他所持的是大历史观。所谓的大历史观就是注重历史事件背后的大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而不纠缠于具体的人人事事，因为所有人物的"贤愚得失不足以更改上述历史发展的程序"。
以前，屡次在书摊上和那本书擦肩而过，直觉固执地认为《万历十五年》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其实该书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
书，特别是一本沉淀了历史精髓的书，是需要一颗宁静的心去解读。拿到书的时候，装帧显得很朴素。相对其他小说类读物，淡淡的封面不禁渗透出深邃的历史。于是就一天看一点，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从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模范官员海瑞、将军戚继光、哲学家李贽到活祖宗万历皇帝，无不叙述了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饱受煎熬，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这些人最终都没有功德圆满，甚至身败名裂。张居正最终被查没，万历自己死后也无法同最爱的郑氏同陵，海瑞则在大家的摒弃中挣扎。。。。。。“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引自书中的话。
(二)首辅之殇
张居正几乎开创了“万历盛世”，把明朝推向辉煌的历史顶峰。以前只知道张居正生前身后的强烈反差，兀自归咎于万历的“逆反报复心理”。读后感触颇深，幡然醒悟其真正原因乃是他的强势行政模式和作风同当时的“文官政治体制”格格不入。他在世的时候没有发挥他旷世的精明干练发现“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的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他忽视了他所要改变的东西正好是当时落后的生产方式与政治现实相平衡的产物，他忽视了中国两千年来封建体制的症结就在于道德代替了法制。于是他的失败和海瑞被视为异端就理所当然的。张居正十年鼎力革新，也受尽怨谤，最终人亡政息，至他身后，与他交好的还屡受其株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政治家最大的失败。而在其后的申时行，也许就领会到了这一点，他开始同文官体制妥协，甚至宁可被看作是大和事老，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依旧坚持折中调剂的原则。一切的一切，目的也是为了让国家机器的稳定运转。
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变成文官体制与封建皇权的缓冲剂。一旦缓冲失效，夹于中间的首辅就不得不“引咎辞职”，成为冲突的替罪羊。首辅犹如深陷历史漩涡的一叶扁舟，注定沉沦。
所以说，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政治家为保障社会的稳定，而有可能采用保护落后来作为手段之一，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种政治家的睿智，因为当时落后的一方占据主动权。因为这样，无论从国家资源还是个人资源以及发展中可能付出的社会成本都有可能是最小的。
在上层文官集团和下层成千上万的农民之间，在多达两万人的文官集团内部，明朝如此庞大的国家所赖以维持秩序的是儒家的“孔孟之道”。换句话说，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并不是靠现代化的法律和理性的制度而是依靠道德来维持的。但是，道德不过是一些抽象的准则，真正在人与人之间起作用的是"礼"，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礼保证了整个社会运行秩序。
无奈的是，这腐朽的制度就这样肆无忌惮地不断创造一幕幕历史的悲剧。
(三)怠政的背后——万历从阳到阴
自汉代儒家思想上升成为意识形态之后，历来统治者的目标都是一致的：用道德来保障乡土社会基本秩序，而不去顾及经济技术上的进步。事实上，道德以及它的外在准则"礼"务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力图摒弃一切竞争因素，鄙视任何经济和技术上的努力，其结果是几千年来乡土社会几乎是静止的，历代皇朝更替不过是历史的简单循环。黄仁宇指出在这样的社会中，法律极端落后，但并不表明国家的运行是无序的，相反，它依照道德和"礼"的秩序运行。明朝到万历年代所面临的问题在于表面上倡导的道德与人们实际上的行为已经严重脱节，这个矛盾已经严重到人们对道德和"礼"丧失信心并且无法维持下去。比如万历皇帝看透了道德与行为不符合的阴阳之别，拒绝用"礼"来表率天下，使得朝野上下对道德进一步失去信心，更加肆无忌惮地发挥"阴"的一面。
作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万历皇帝曾几何时也想励精图治，甚至愿意努力去实践"礼"来建立人们对道德的信心，当他看穿了所有人的阴阳两面之后首先对道德丧失了信心。他的消极怠工并不是针对某个官员而是对这整套道德礼治体系。明朝后期道德和"礼"的确发展到畸形。这一整套道德和礼治体系一旦被建立起来就不再受人们所控制而是处处限制人们的行为。一直以为传统社会的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呼风唤雨。看过《万历十五年》才根本改变了我的看法，皇帝不过是整套制度系统当中的一个角色，而且最受整套系统的压抑和控制。
有些史学家，粗鄙地认为万历皇帝是慵懒的。其实，他是睿智的，看透了体制的本质。他是优柔的，放弃了对体制束缚的抗争。
(四)饕餮悲剧
至于其他人如抗倭名将戚继光、清官海瑞等等没有一个不是这样一套制度下的悲情人物。
在《万历十五年》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相混淆，对人的一切评价最终归结到道德问题，人们就不得不生活在虚伪的面具下，所有人都隐瞒私欲表现出道德崇高的样子，加深了每个人阴阳两面的分化。阴阳两面的严重分化的结果就是表面上一套实际上一套，令所有人都不再相信道德。黄仁宇指出，儒家思想的道德力量在人们对它相信的时候是具有非常强大的作用的，像文天祥这样文弱书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而当所有的文官集团和所有的民众都不再相信道德时，这样的统治就岌岌可危了。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以德治国有问题，而在于私人道德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压抑了人性和自由，但压制不了的私欲以"阴"的一面存在和膨胀。
事实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五)史海回眸
历史就是这样神奇，总能创造出匪夷所思的故事留与后人去猜。
历史，就是这么客观地前行。放宽历史的眼界，伸展历史的触角，历史的书写应该还原历史发展真实的轨迹。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细节中，需要我们去体会和研习，而不需要他人直接的结论。
感谢黄仁宇先生，献给我们这么好的一本书，更感谢他独特的历史视觉。不同的人看《万历十五年》能看出不同的东西，甚至有人从中悟出了许多管理学方面的心得，我更关心的是黄仁宇在解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分析。
从《万历十五年》读出的不仅仅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中国社会更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影子，我们需要做更多这样的工作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面临的种种特殊的问题。
历史沧桑，到头来什么也剩不下，永生的愿望随同历史的波涛一起消逝在我们目光尽头。又是一个长假，终于又拿起了读了一半的《万历十五年》，重新翻开读到孤单的将军——戚继光，读到首辅张居正，读到万历皇帝。
曾有人感叹道:“历史竟然可以这么写!”是的，在读本书时，我也有同感，这本书不是单纯的描述历史，而是生动的分析历史。本书的英文名字叫做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译到英文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正是这本书的读到所在，我想本书说到的末端小结也许正是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结证。
整本书读起来很有意思，作者黄仁宇先生由于为了写一个论文从此结缘于明史，而他的著作更是让读者对历史长胜了浓厚的兴趣。在书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无奈，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有很多东西去不由他抉择。旁人可能觉得皇帝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职务，但是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平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体现出了皇帝的苦恼。百范文网
由此，万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团怄气，但他应该知道，实际上文官集团的力量是一个皇帝难以约束的。我终于知道，一个不好的皇帝往往是由于一些原因。从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少年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一件件事的不能决断，他终于无法忍受。而立储之事就成了他的一个爆发。他终于在这件事上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也由于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读到张居正是，我更是感到了世态炎凉，生前的荣华和身后的悲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清算张居正的行动中，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受到牵连，不是流放边关就是把官回乡，其中戚继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继光是一个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脱历史的惯性发展，它便是牺牲品。
戚继光和张居正一样是很有作为的，戚继光发明的战法确实令人惊叹，这让我知道早在明代就有人发明了各兵种协同作战，并使用火器。弗朗基和大将军炮，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应用，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西方国家已经有了大船，火炮。1587年，这一年正值西欧历史上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
《万历十五年》这样的“大历史”不纠缠于历史的细枝末节，而是将历史高度抽象，从而上升为理性的思考，更加深刻地分析历史、分析当今。我们学习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历史而历史，“观今宜见古，无古不成今”，历史的作用是指导人们正确地看待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最终的目的是人的关怀，而《万历十五年》便是这样一部史书。《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写作方法决然不同于前的历史著作。它的语言极其生动，有时还带有调侃;结构上没有明显的痕迹，像讲故事的小说，又像抒情的散文，还像讽刺的杂文——总之，不是干巴巴的“历史文”;对一个重要问题的阐释，也不厌其烦地前后从几个角度反复分析，将一个普遍真理掰开了了、揉碎了，然后融入读者的观念当中。
对于明朝的印象一直很不好，记忆中总是充斥的是宦官专政，无能的皇帝等等。
万历十五年，粗看题目便会想，那是特殊的一年吗?值得作者用时几年完成的一本巨作。在脑海里搜索里一下，发现完全没有有关这一年的印象。去找了资料发现这一年并没有发生特殊重大的事情。而这本书的英文题目《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也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一年很平凡。
谈到这本书先说说黄仁宇教授其人。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曾经学过工科，在报社工作过，当过兵，后来又在美国攻读历史。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历史有了自己独特的思考。他在自序中提到他与明史的联系，他的博士论文做的就是明代的漕运，因为对明代历史的兴趣及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他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读完了《明实录》133册，再加上写书的时间，一本不厚的书竟用了7年的时间!如此严谨的态度，坚持不懈的精神都是令人敬佩的。而正因为他的严谨的治学作风才有可能写出如此精彩，有影响力的巨著。
在看黄仁宇教授的书很愉快，似乎在进行一次历史的旅行。这本书非小说，但让看的人有看小说的感觉，著作中对环境、人物形象和心理环境描写细致入微却又不偏离历史;它是一本历史著作，却不枯燥，很是生动，也不深奥，这不是说教授讲的很浅，而是讲的细致入微让我们可以理解。更值得一提的是，教授常常在引用古文或诗句时，会细心地解释一下，让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他的想法和观点。
看其他历史著作总是看到的是不厌其烦地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方面来论述王朝命运的起伏或是重要人物的悲剧原因等等。而作者却反其道而行之，从张居正、海瑞、戚继光、申时行等明朝重要人物的命运梳理后来看明朝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和问题。
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苛税猛于虎，《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都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但黄仁宇教授则认为民穷的根本原因在于律制的僵化和政府的低能腐败。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同时政府极力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书中所记述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首辅申时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官而去的哲学家李贽，他们或身败名裂或壮志难酬郁郁而终，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不光是庶民、官员，乃至天子，都无不成为这制度的牺牲品。
在书中我看到了世态炎凉，做一个好官特别是做好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是多么的困难。由于万历皇帝继位时非常年幼，张居正又当老师，教育培养小皇帝，又为了国家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大力改革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但由于居官高位，独揽大权，有时候也难免有一些错误和问题。但这些个人的私欲，缺点引起的问题在张居正死后被朝中大臣利用，翻出各种证据使皇帝无法容忍，张居正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开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致使刚刚中兴的明朝，又走开下坡路。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0xx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正如作者小标题所写的“世间已无张居正”!
《万历十五年》并非就只写万历十五年间的事情。本书也正是紧紧围绕万历十五年发生的一些事一些人对从前和将来的发展展开详细，独到的诉述。作者无一不再说明这一个词，一个影响着中国二千多年历史的词——道德，在中国曾经一直以道德代替着法律，到了明朝已达到顶峰，这也使其把明朝推向了黑暗的深渊。
作者在书中末段指到了：“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一语便点出了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王朝的症结所在，这也是我们大明王朝乃至我们所有的封建王朝的晚期所需要改革的地方。
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作者是扎扎实实地从史料走中来，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才会拥有独特的见解。在后记中他这样解释他历史观的来源：“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
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可见这本书不是一个仅局限于书本的学者所写出来的作品，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经历和感受的作品。在书中，作者常常批评“道德代替法律”这一点。
明朝时，中央集权已经达到了高峰，废除丞相制度，文官集团日益强大，但是军队建设却极其落后，依靠多次翻修的城墙巩固国防，待倭寇入侵才开始培训新兵。天下的奏折，评判的标准则仅仅依靠仁礼道德，没有强而有力的法制建设，文官集团越发强大，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异族的兴起，最终走向灭亡。
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古以“礼”为尊的国度，从民风淳朴的先秦、百家争鸣的春秋、诗词盛行的唐宋，甚至是大部分民族的传统文化已失传的今天，传统道德的渗透力也不可能完全消失。它就像是手表中的齿轮，在历经时光岁月的磨损之后，终于在运作中发出了不和谐的噪声。
——欲望与道德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门内看行道，门外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一 历史
历史本无所谓错与对，但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总爱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汉中自立为王……”，“假如元朝大军向日本进发不遇到海难……”，这些言论无法改变已过去的事实，有意义的在于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昆德拉所言“永远隆起的硬块”意亦如此。
历史是欲望推动的，众多的欲望组成之合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么办?”“在地上怎么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因为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要吃饱饭这统一的欲望就是团结的基石，同一团队的人必须要相互配合才能猎取到食物。但通常这仅局限于内部，在部落与部落之间，如何获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协作解决的问题，资源争斗(抢地盘)则成了更能解决问题的手段，战争和掠夺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更高层次需求相应而生。得到尊重变成了理所当然的追求。由于得到尊重的主体必然是个人的，这种欲望彻底破坏了团结，成员之间相互冲突，出现了社会等级。
二 道德
等级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彻底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欲望的冲突，这种用暴力或者其他强制性力量对冲突进行缓冲，这种冲突急迫地需要解决，同时胜利者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够长久保持，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从这个黑洞里舀了一点能量出来便世界大乱，拉登沾了一点就能制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秘主义特点就意味着对道德的理解的多样性。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如何吃面包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让今天的我们感到好笑;伊斯兰教的妇女们个个是蒙面大侠，让汉人望而生畏;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今天依然激烈，这说明了道德由于其神秘主义特性，无力完成对欲望的彻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秘主义的法律，而不是单纯的法律，有时相反成了欲望冲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中国古代的德治，毕竟是种境界，全民景仰，只因无法实现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以国家的名义公然撒谎，在大家都知道是谎言的情况下，搞政治教育，三个代表，事实上连统治者自己也知道是个谎言，公然推行与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实为世界奇观之最。
总结：当道德变成谎言的时候，对欲望的抑制无能为力的时候，何不撕掉这层厚厚的包袱，以获新生?欲望是动力，过分地抑制欲望，也让一切都变得死气沉沉，自春秋战国之后，中国从此败落，盖为此。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大的感受：那就是被主宰的悲哀的命运,这句话适用于里面每一个人,包括皇帝、能臣、清官等,他们都试图去追寻他们心目中理想,但都付诸东流.
万历十五年是平淡的十五年,似乎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实际上,从这年起,王朝的覆灭已经不可避免了.或者并不应该这么说,应该说王朝的覆灭已经注定了,而只是从那时起,端倪更明显罢了.
明朝的统治者并非皇帝,而是文官集团以及书中没有提及到得宦官集团,这是区别于历代王朝的一个显著特点.明朝的创立者朱元璋废掉丞相,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做法,而他并没有为他无能的子孙想过,也没有想到在王朝的后期,文官集团会是凌驾于皇帝头上的正真主宰者.
文官集团有制度上的保障,也有思想上的巩固.而整个文官集团是以儒家思想为思想核心,这样便造成了一个以道德来实现统治目的的国家,缺乏了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使大批的人挂羊头卖牛肉,为国家的灭亡埋下了一个不定时的***.
在《万历十五年》中所描述的许多重大的宫廷斗争中,都是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消失所牵起的轩然大波,比如说首辅的张居正,他在任期间,父亲突然去世,这本来只是礼仪上的问题,但偏偏在文官集团的添盐加醋下成了一场政治斗争.
在本书中,作者是以阴阳的思想来阐述的.阳既是光明磊落、不顾生命安危誓死捍卫道德的人;阴既是所谓的贪官、贪财贪权.阴阳之间的不断冲突,是导致***爆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我个人认为,既是是阳者也有阴,阴着也有阳,在这个物序流转的世界里,每一个事物都有存在的理由,那么谁又能把王朝的覆灭归罪于哪一方呢?
最后,作者是以这么一段话结束他的作品的：“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
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