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锁记读书心得（精选9篇）
《金锁记》写于1943年，小说描写了一个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女子曹七巧的心灵变迁历程。七巧做过残疾人的妻子，欲爱而不能爱，几乎像疯子一样在姜家过了30年。在财欲与情欲的压迫下，她的性格终于被扭曲，行为变得乖戾，不但破坏儿子的婚姻，致使儿媳被折磨而死，还拆散女儿的爱情。"30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张爱玲在本书中在空前深刻的程度上表现了现代社会两性心理的基本意蕴。她在她那创作的年代并无任何前卫的思想，然而却令人震惊地拉开了两性世界温情脉脉的面纱。主人公曾被作者称为她小说世界中惟一的"英雄"，她拥有着"一个疯子的审慎和机智"，为了报复曾经伤害过她的社会，她用最为病态的方式，"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随心所欲地施展着淫威。
作者将现代中国心理分析小说推向了极致，细微地镂刻着人物变态的心理，那利刃一般毒辣的话语产生了令人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金锁记》在叙述体貌上还借鉴了民族旧小说的经验，明显反映了类似《红楼梦》之类的小说手法已被作者用来表现她所要表现的华洋杂处的现代都市生活。
《金锁记》写于1943年，小说描写了一个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女子曹七巧的心灵变迁历程。七巧做过残疾人的妻子，欲爱而不能爱，几乎像疯子一样在姜家过了30年。在财欲与情欲的压迫下，她的性格终于被扭曲，行为变得乖戾，不但破坏儿子的婚姻，致使儿媳被折磨而死，还拆散女儿的爱情。“30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张爱玲在本书中在空前深刻的程度上表现了现代社会两性心理的基本意蕴。她在她那创作的年代并无任何前卫的思想，然而却令人震惊地拉开了两性世界温情脉脉的面纱。主人公曾被作者称为她小说世界中惟一的“英雄”，她拥有着“一个疯子的审慎和机智”，为了报复曾经伤害过她的社会，她用最为病态的方式，“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随心所欲地施展着淫威。
《金锁记》在叙述体貌上还借鉴了民族旧小说的经验，明显反映了类似《红楼梦》之类的小说手法已被作者用来表现她所要表现的华洋杂处的现代都市生活。
后作者又将《金锁记》做了修改，重命名为《怨女》。
读《金锁记》，读到的是一片苍凉。很难想象，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子写出这么凄幽的故事，曾经的怨或喜，和月亮一起，沉了下去……
七巧
“她到了窗前，揭开了那边上缀有小绒球的墨绿洋式窗帘。季泽正在弄堂里往外走，长衬衫搭在肩上，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褂里去，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
高中时，在同学的摘抄本上看到这段话，以为是张爱玲在描写她自己的爱情，场景迅速在脑海里构建：她那时是一个正值芳华的女子，住在上海的一座老房子里，站在阳台上目送心爱的人，心里亦有小小的期盼，他，是否会有些留恋，是否会有一刹那的停步回望。我想象中的季泽，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男人，有些才情，有潇洒的姿态。
然而，那只不过是有些花痴的幻想。现实的作用就是毫不留情的打碎它。事实上，“她”指的是七巧，麻油店小老板的女儿，之所以能嫁到姜公馆，是因为丈夫是个天生的软骨病人，而且姜家又出了很多钱。嫁入姜家后，受到各种蔑视和冷落，得不到起码得尊重。在这样得环境下，她的心理畸形，愈加口无遮拦，疯疯癫癫，招人讨厌。就连寻花问柳的小叔子季泽，也只限于和她开开玩笑。七巧，却觉得自己是爱季泽的。至少她恍惚的认为——“当初嫁到姜家来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要和季泽相爱。”
如果换一种场景，也许会是一个浪漫的想法。
在我看来，季泽并无甚过人之处，游手好闲，沾花惹草。小说中的他，“是个结实小伙子，偏于胖的一方面，脑后拖一根三脱油松大辫，生的天圆地方，鲜红的腮颊，往下坠着一点，有湿眉毛，水汪汪的黑眼睛里永远透着三分不耐烦。"这样一个俗人，为什么七巧会喜欢他?话说回来，七巧又何尝不是一个俗人，这俗世中的事，谁又能说清楚呢。
七巧是制度的受害者，从未得到一个女人应得得幸福。而同时，她也用利刃，伤害了很多人，比如，长安。
长安
“有时在公园里遇着了雨，长安撑起了伞，世舫为她擎着。隔着半透明的蓝绸伞，千万粒雨珠闪着光，像一天的星。”
幸福都是相似的，它们的背景温馨浪漫。而长安这个名字，总会让我想到汉代的长街，长长的，平和中有些神秘。
长安却是不幸的。她有那样一个尖酸刻薄的母亲。因为七巧变态的心理，她被痛苦的缠了小脚。争取到上学机会，却被一再羞辱，退学后，便不再想着上进了，言谈举止越来越像母亲。因一场痢疾，在七巧的诱引下吸下了***，一个鲜活的少女就这样被误导……
直至三十岁，这个忧郁的瘦弱女子才开始与世舫恋爱，快要接近幸福时，又被母亲有意的残忍破坏。真的很不解，母亲，原本是为儿女考虑的人，怎么可以这么狠毒?
长安的记忆里，永远保留着与世舫相遇的这一页罢。她的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爱。
谣言说长安后来和一个男子在街上一同走，我却希望不是谣言，我希望那个男子是世舫，或者是，可以给她家的温暖的人。
《金锁记》是张爱玲非常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曾得到许多批评家的赞誉，傅雷先生誉之为“文坛较美的收获”，夏志清教授则称之为“中国从古以来较伟大的中篇小说”。年少曾读，体会不深，近日重读，拍案叫绝，再三回味，越爱不释手。我以为，和张爱玲其他的小说篇章比起来，这篇《金锁记》可以说是张爱玲顶峰之作，无论从技巧上还是思想上，都能体现张爱玲的天赋所在，寻常人是无法企及的。
张爱玲善于刻画女人，尤喜描写各色“坏女人”，《金锁记》也不例外，小说女主人公曹七巧是麻油店人家出身的下级阶层的女子，可是她的大哥为了攀附权贵，把她嫁入了没落大族姜家，她丈夫是个自小就卧病在床的废人，七巧出身平民，有着勇敢刚强直爽的一面，突然进入了死气沉沉、勾心斗角的封建家族，而且嫁着一个废人，这个矛盾注定这是一个悲剧故事。在姜家她处处遭到排斥和冷眼，因此她不断反抗，在别人眼中，她恶名昭著。后来丈夫和老爷相继死后，姜家分了家产，七巧终于得以脱离封建家族的桎梏——张爱玲把它比作是一把金锁——带着儿女搬到外头住。在七巧的下半生，虽然没有了压抑的生活，而且有了经济基础，可是她的后半生过得并不如意。旧时曾托以幻想的意中人三爷季泽来找她，她毫不犹豫揭穿了他的骗财的把戏，把自己生命中唯一一点的爱情葬送了；儿女长大要成婚出嫁了，可是七巧偏要和儿媳过不去，终于气死了儿媳；女儿三十岁了仍未婚嫁，好不容易找了对象，七巧偏从中破坏……较后，这么一个不幸的女人终于在郁郁中死去，结束了她不幸的一生。
张爱玲的小说受到传统小说影响很大，这篇《金锁记》尤其明显，单从技巧上来说，许多地方可以看得出《红楼梦》的影子来。比如人物描写方面。写七巧，小说一开端并不直接就写，而是通过两个下人的床头闲话点出，把这个家族的人物关系和大致的情况都交代清楚，这和《红楼梦》借冷子兴贾雨村之口道出荣宁二府的兴衰故事一样异曲同工。
在两下人的口中，道出了七巧的出身；然后再借二嫂三嫂的背后冷言闲语，交代了七巧在家族中的低劣地位，因为她是平民出身，而且直言直语，大家都瞧不起她。在一系列铺垫之后，七巧终于出场，一开始就写她因为替二小姐云泽作媒，气得二小姐哭，三言两语之下，完全通过语言和动作来表现七巧的独立个性，还把姜府的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交代得相当清楚。短短四五千字，完全是侧面描写，就把七巧的出身、人物关系、人物形象交代得非常圆满清楚，张爱玲生花妙笔，让我赞叹。
其实这种侧面交代的方法在小说中应用得很广。较妙一笔是在后面，当写到七巧约准女婿童世舫见面，要拆散他们，在童的眼中，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在童的心中，印象是“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子”，而小说在写七巧老年的时候，一处都没有正面去刻画七巧的形象，而到较后才借旁人的眼睛点出，妙笔如斯，再次叹服。
其外，小说跨度三十年，写人物和事情的变迁，《金锁记》里面用的方法更是奇妙。比如小说较后，七巧把手上的镯子往手臂上推，那镯子在年轻圆润的时候是丝毫推不上的`，可是到了老年，油尽灯枯，镯子能一直推上腋窝，这金镯子好比一把枷锁，三十年的压抑和苍凉无奈，就在这一推之间，纤毫毕现，实在是点睛之笔！
张爱玲在小说不断的提到“月亮”，月亮是苍凉的寂寞的象征，而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期去看月亮，皆有不同感受，月亮是人物内心变迁的见证，如开场时的月亮是：“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低一点，大一点，象赤金的脸盆，沉下去……”，这预示着一个没落的时代没落的家族；“模糊的状月，象石印的图画”，这是七巧女儿长安眼中的月亮；“彰影绰绰乌云里有个月亮，一搭黑，一搭白，象个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七巧眼中的月亮；“今天晚上的月亮比哪一天都好，高高的一轮满月，万里无云，象是黑漆的天上的一个白太阳”，是儿媳眼里的太阳。月圆月缺，正是人物命运的象征。
七巧的悲剧命运是通过一系列矛盾展开的，小说正是通过一系列的戏剧冲突牢牢抓住读者的心。一开始，一个出身低微的女子置身于封建大族，本身就是较大的矛盾，也是人物不幸的命运的开始。然后再通过七巧和妯娌间的矛盾、七巧和三爷季泽的矛盾、七巧和儿女们的矛盾，一环扣一环，结构严谨，故事，就在一幕幕矛盾中开展来。
七巧表面泼辣强悍，对人性极端不信任，但是，骨子里还是向往着幸福，她在寂寞的时候时常想起昔日和自己打情骂俏的猪肉贩，甚至，她大胆追求着三爷季泽。但是，想象终究是想象，而三爷也因着她的狼籍名声而不敢沾染。在幸福丧失之后，她唯一等待的就是独立出去。
晚年的七巧不断的和自己儿女斗争，其实正是她一生不幸的反映。她故意气死儿媳，因为在他们身上找到她自己青春的影子，她妒忌他们的性生活，因此近似变态地加以报复，这正是因为她没有得过幸福的性生活；她拆散女儿的婚事，因为她对男人已经是一律敌视的态度，因为她就是被自己所爱的男人欺骗，这几近心理变态了……整篇小说，从表入里，从正到侧，手法如此奇妙，七巧在张爱玲笔下，已然不是纸上人物了，而是写得活了，这样的功力，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很少人能比得上的。
通篇读完，也许大多读者和我一样，非但不会对七巧种种变态行经感到厌恶，而是会感到一种直彻心骨的苍凉的悲哀和同情。七巧其实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子，年轻的时候，她也会和街上的走贩眉来眼去，享受着生活的快乐；同时她也是一个十分善良的女子，你看她，尽管大哥把她带到火坑了，她后来再见大哥，哭闹过后，一样塞了许多贵重礼物送给大哥带回，这时她仍然有温情的；她的情人季泽被她骂走后，她不也会躲在窗户背后看着爱人仓皇而去的背影吗？那时她心中还有爱情，就是到晚年，她在某一瞬间也仍然怀念年轻时候的温柔。这样，这个人物也活了，我们也对她丝毫没有世故的眼光，她是可爱的，也是不幸的。
张爱玲，确实是个奇女子。不但是她的经历，还奇在她的文章。愿一读再读，细细把玩，趣味无穷。
张爱玲的小说里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只“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七巧是一家麻油店的女儿，年轻的七巧是店里的“活招牌”。“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的朝禄，他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无疑，那时的七巧是美丽的，像所有的少女一样，她也有过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想象。然而，旧时的女人，若想改变命运，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嫁人。再加上父兄的自私贪财，于是就把她嫁给了有钱又有权的姜家二少爷。名为“嫁”，实为“卖”。那是一个得了“软骨症”的残废男人。姜家在当地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家，
姜老太太想给儿子置一房姨太太，可有身份的人家不肯嫁，所以降格以求，万般无耐下接受了七巧，为了能使七巧死心塌地服侍二少爷，索性就让七巧做了正房奶奶。名为“少奶奶”，实为“高级丫头”。七巧人生的悲剧序幕就从此拉开了。
自从嫁到了姜公馆，七巧就像关进了囚笼，守着一个残废的男人朝夕相处。这个大家庭给了她巨大的压力。表面上是书香门第，内里却矛盾四伏。人与人之间没有同情，没有温暖，没有和睦，各自为了自身的利益和生存互相利用，勾心斗角。七巧卑微的出身使她在姜家处于极其尴尬的地位,到处受到歧视和排挤。她原来也有着正常人的人性，她也渴望被人认可、被人理解、被人尊重。七巧自己也知道这屋子里的人都瞧不起她，因此和新来的人分外亲热些，倚在兰仙的椅背上问长问短，携着兰仙的手左看右手，夸赞了一回她的指甲。兰仙早看穿了七巧的为人和她在姜家的地位，微笑尽管微笑着,也不大答理她。七巧自觉无趣,转身到阳台上来，拎起云泽的辫梢来抖了一抖，云泽啪的一声打掉她的手，恨道：“你今儿个真的发了疯了!平日还不够讨人嫌的?”曹七巧身份的改变并没有得到周围人的承认,在他们的眼里她依然是麻油店老板的女儿，依然微不足道,没有人瞧得起她，甚至连伺候她的丫头小双也看不起她。她忍受着人们的鄙夷，处处防范算计，用一种泼辣、放肆的嘲骂来维护自身“二少奶奶”的地位。慢慢地，她变得更加敏感多疑，尖酸刻薄了。置身于这样的大家庭,她感到孤独、无望,她多希望自己的丈夫能给予她精神上的安抚。但是她守在身边的这个男人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生理上都不能给予她一丝一毫的抚慰,用她自己的话说“连我也不知道这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越想越不明白!”丈夫的无能更让她产生一种彻底的绝望和难以言传的痛苦。生命的错位，使她承担起了自己无法承受的重负，姜公馆成了七巧青春的葬身之地，她的命运就如“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怅”。
曹七巧无论多么泼辣、粗野，但她毕竟是个女人,是一个有着正常人性的女人。虽然曹七巧嫁了个残废的丈夫,但是年青身躯中对感情的欲望并没有因之而变得残缺,越是压抑得厉害,越是要喷发出来。她等待着爆发的时机,让情欲证明她的健康、她的诱人的女性魅力。
她结婚五年了，有一对弱小的儿女，可是从未享受过婚姻的幸福。她的情欲受到压制，以前有过的美好憧憬，编织过的爱的美梦，希望过的找一个自己心爱也爱自己的男人……这些都随着她嫁到姜家而失去了美丽的光环，变成了遥远的记忆。这些都无疑给七巧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和痛苦。于是她经常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同时也透露出她对爱情的渴盼。某天姜季泽的出现给她带来了一线希望的转机，她爱那个“有鲜红的腮颊”、“水汪汪的眼睛”、生得“天圆地方”的结实小伙子，同时她也渴望得到三少爷的爱,有事没事就主动接近季泽。她先是“身不由己”地走近季泽,接着“斜瞅”着他,不冷不热地说着话,渐渐地“试着在季泽身边坐下来……将手贴在他的腿上……” 她几乎是主动地将自己交到了季泽手上,等待他的占有。季泽与七巧叔嫂间的调情，真实反映了七巧内心的痛苦和对爱情的渴望。可悲的是平日拈花惹草的三少爷虽然荒.唐，却对嫂子严守礼教，“看着她,心里动了一动。可是那不行,玩尽管玩,他早抱定了宗旨不惹自己家里的人,一时的兴致过去了,躲也躲不掉,踢也踢不开,成天在面前,是个累赘。……他可是年纪轻轻的,凭什么要冒这个险?” ***的季泽不肯招惹她,不理会她的诱惑。和她的调情只不过是季泽无数游戏中的一种而已,而一旦触及到游戏的“规则”,他便怕了,他怕她的真情、深情,他不想“冒这个险”。而七巧也只能自怨自艾“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在这种长期的死一般的生活中，在长期的煎熬中，七巧的人性受到严重的压抑和摧残，她逐渐失去了正常女人的心理，最终使她一步步地走向变态。
人活着，必须有各种欲望的支撑，当所有的欲望都遭到了破产，只剩下黄金的枷锁时，七巧就成了一出彻底的悲剧。这种彻底的悲剧终于让七巧成了一个彻底疯狂的人。当岁月无情地从她可以直推到腋下的手镯里徐徐地溜走了时她的生命已是一个徒具形式的空壳。她的性格被扭曲了，行为变得乖戾，不但破坏儿子的婚姻，致使儿媳被折磨而死，还拆散女儿的爱情。“30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七巧这个人物承载了张爱玲心中一切由幻灭所铸就的痛苦和疯狂，这昭示着她的激情不停地渴望着、幻想着，而理性则不断将其扼杀。这是多么凄惨的人生，于是，《金锁记》带着这种残酷复杂的痕迹修饰着历史，成为了一个荒凉的传奇。
《金锁记》是张爱玲小说中文化内蕴最为丰厚的作品，刻画了一个阴鸷毒辣的母亲形象—曹七巧，把金钱异化人性的力量叙述的惊心动魄。
文章中，“家”——门第森严的姜公馆对曹七巧来说是一座不满陷阱的丛林，她由被迫陷入其中的无辜者变成陷阱的主动设置者。由于各种身心方面的空缺，人性中的负面因素潜滋暗长，发展为对金钱的变态追逐。这是一个在特殊的文化环境中滋生的女人，也是一个把自己所在黄金枷锁中的女人，性格暴躁，心里变态，有着强烈的占有欲和疯狂的报复欲，由金钱的牺牲品沦为金钱的奴隶，一步步丧失了人性。作者从人性的视角透视曹七巧的一生，发现黄金欲可以把一个本属悲剧性的人物演化为一个邪恶的人。著名翻译家傅雷称赞“《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最完美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小说中，曹七巧与姜二爷的婚姻并非“良缘”，而是以青春、健康——人，与地位、金钱——物，作为交换中介，造成了婚姻构架的倾斜，人与物价值的互换倒置。曹七巧婚前是位麻油店老板的女儿，贪婪的兄嫂把她当作摇钱树卖给了高门大户的姜家，只能当二奶奶，受尽奚落。她的丈夫是个没有一点“人气”的骨痨病患者，坐着只有三岁的孩子那么高。曹七巧刚到姜家时，并不以自身门第的低下而颓丧，市井社会的生辣气使她在这个家庭里能够待下去。然而，作为妻子的她却算计着丈夫死后如何把分到的一大笔钱 去盖自己的黄金屋。张爱玲没有按照传统路叙述故事，而是让七巧很快被高抬为正头奶奶，还为姜家剩下一男一女，变成一个名正言顺的妻子和母亲。曹七巧本是个漂亮泼辣的女子，守着无情无欲的丈夫，情感世界一片空白，大胆热烈的追求小叔子，虽然没有得到回报，但对小叔子的幻想，仍是她荒芜的情感世界中的一块绿洲。十年后，当季泽满面春风地立在她眼前时，七巧心生摇荡，死去的梦复活了。然而又是在一瞬间，七巧的五彩梦醒了，熏染在金钱社会中的二奶奶已不是纯情少女，当她终于明白季泽不是为了爱情而是出于对金钱的贪欲时，残存的情感世界彻底坍毁了。她暴怒起来，把手中的扇子向他“掷去”，轰走了她等待多年的男人。在“寂寂的一刹那”，她后悔了，提着裙子，跌跌绊绊地跑上楼去，为的是要在窗户里再看他一眼。可怜的七巧受着强烈的情欲与物欲的的双重煎熬，从此失去与现实的联系，成了一个幽灵禁锢在精神的地狱里。
《金锁记》写出了人性的扭曲与变态，颠覆母爱，解构母亲深化。由于曹七巧在畸形的夫妻关系禁锢下从未享受过生命的真正快乐，长期的压抑刺激了她的心理，满腹怨气变成尖刻的歹毒，不择对象。七巧在潜意识中是把儿子当做一个真正的男人看待的，既然自己得不到，也不能让别得到。
张爱玲是一代才女，她的人生早熟、奇特、充满传奇色彩，她的性格聪慧、执着、特立独行、不受束缚，她对周围的事物有着敏感、深刻、独到的认识，她的作品凄幽、秾艳、苍凉，充满了人性的主题。《金锁记》是她的早期作品，发表时她不过只有二十三岁，但作品已经是相当成熟，从取材的视角、思想的深度和表现技巧方面，都有突破，当时及后世的评论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金锁记》是以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家庭为原型的。小说写了一个大的封建家族中一个只有名份但却出身低微、没有地位、不受尊重的女人的大半生，她既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害人者。主人公的名字叫曹七巧，是麻油店小老板的女儿，之所以能够嫁到姜公馆这样的公侯之家，是因为丈夫是个天生的软骨病人，而且姜家又出了很多钱。
但嫁到姜家之后，她因出身低微，倍受婆婆、妯娌乃至自已的丫环的蔑视和冷落，得不到起码的尊重。她心里喜欢小叔子姜季泽，但季泽却是只限于和她开开玩笑。于是本来要强、泼辣的她就愈发口无遮拦，疯疯颠颠，别人也就愈瞧不起她。只有她的哥哥嫂子让着她，是因为向她要东西。十年后成了寡妇的她分到了自已的公馆，有了家产，她就把全部心力用在了护住钱财上，为自已带上了一套金色但沉重的枷锁。为了钱，她撵走了有意找她的姜季泽，病态地拆散了女儿的婚姻，故意在儿子、儿媳间制造矛盾。
“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表面上看，曹七巧是被金钱迷乱了心性，变成了一个有着“疯子的审慎和机智”的狠毒、绝情、病态的人，但其实是她的人性被所处的环境逼迫、扭曲的结果，在当时社会中具有普遍性，而这种普遍性是与封建社会的根本相联系的。作为女人(不仅是女人)，除了生存必需的物质外，男女之爱是她们的基本需要。但身处没落公侯之家的七巧却连正常的生理和感情需要都得不到满足。
她生命中有三个男人：丈夫、小叔子季泽、儿子长白。丈夫是个天生的软骨病人，在她看来是“没有生命的肉体”，“要是能有点人气就好了”，她无法得到爱欲的满足，甚至连她自已也弄不明白怎么会有了两个孩子。姜家只不过是让她来侍奉他，她因此最终分到了姜家的财产。
季泽是她心中爱着的人，喜欢到了身不由已的地步，但季泽虽然在外面寻花问柳，可在家里却不敢太造次，只限于和她开开玩笑，他有他的原则。分家后季泽来找她，向她做了表白，但她却认为他是来骗钱的，不是真情，所以把他撵走了。可以看出她的渴望除了性爱之外，还有情爱，但因为猜疑，她放弃了这种机会。我不认为作者只想表现金钱的胜利。
但此后，她抛弃了这么多所获得、保护的财产，就成了她生命的唯一依托。从丈夫、季泽得不到爱，她忍受着情欲的煎熬，产生了疯狂般报复的病态心理，对所有男女之爱充满忌妒，包括儿子长白、女儿长安。儿子长白成了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她让已结婚的长白整夜陪着她通宵聊天，讲小夫妻的性生活，最后逼得儿媳妇自杀身亡。与丈夫结合只是使她获得了家产，季泽只给了她爱的煎熬，长白则在她的管教下成了一个浪荡子，连同女儿长安，都成了她病态心理的牺性品。
她生命中的三个男人都不能给她爱，作为女人，她的一生是可悲的一生。更要说明的是，这个“黄金的枷”，不是她自已愿意戴的，是社会强加在她身上的(作为正常的女人却因为金钱原因嫁给了一个废人，这种违反人性的作法，在封建社会是司空见惯的，女人大多是无法反抗的)，最后她被金锁压疯了，想摘也摘不掉了。小说没有痛诉，没有反抗，只给人一种苍凉的感觉。
张爱玲关注人性，表现人性，《金锁记》写的就是人性受到压抑以至扭曲的故事，小说充满了“人生味”(张爱玲语)。在张爱玲看来，什么是“人生味”呢？她在散文《道路以目》中写道：“有挣扎、有焦愁、有慌乱、有冒险，所以‘人的成份’特别的浓厚。我喜欢它，便是因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我想这便是她对于“人生味”的解释吧，就是人生的本来状态，人和社会的复杂性，“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朴素”(张爱玲语，出自《自已的文章》)，当然也可以反过来理解。比如对七巧拒绝姜季泽求爱时描写，就是真伪并存，虚实共有，使人物更加可信、鲜活。
小说的语言简练、凝重，比喻新奇，人物对话上颇有《红楼梦》的风格。注重制造典型场景和人物心理刻画，借鉴了电影的一些表现手法。小说不足的地方我认为在某些地方主观性太强，比如对曹七巧主观上为什么那么看重钱，交待得不够，令读者推断起来就有些牵强。在刻画人物时也有这种缺憾，做不到象《红楼梦》那样不露痕迹地表现人物的内心和性格。这也许是现代小说的特点，但仍然给人有些突兀的感觉。
《金锁记》用了倒叙手法，由现在的月亮联想到三十年前的月亮，很自然地写到三十年前的事。文章先从风萧和小双大谈论着手，她们谈论下人的衣着基本上拣上头人穿剩下的衣服，就如小双说得“奶奶小姐们尚且做不得主，何况丫头?给什么，穿什么——一个个打扮得庄稼人似的!”她们还谈及兰仙的婚礼，排场很凄惨，有钱人家的小姐的婚礼竟比不上开麻油店家的女儿的婚礼。这可以看出姜家表面是一个大户人家，但也显露出姜家走向衰败的痕迹。文章下面还多处含蓄地表现出来。
很多人都评价张爱玲是一个古井，我倒认为《金琐记》里的七巧更是一个古井，一个幽深而衰败的古井，就似她的人生。当看到文章开头前两段我还以为兰仙是文章的主人公，那时我是期待着情节朝兰仙的方向发展。再看到下一段才知道主人公是七巧。七巧是个开麻油店的女儿，在这样的环境下造就了七巧的谈吐一点都不忌讳。就如：七巧跟玳珍、兰仙聊天时说：“真的，连我都不知道这孩子怎么生出来的!越想越不明白!”还有文章后面七巧趁芝寿、亲家母在场，在麻将桌上一五一十将儿子招供的她媳妇的秘密宣布出来，还略加渲染，逼得亲家母脸皮紫涨，放下牌就走了。因为出身低在姜家的人瞧不起她，就连下人也在背后指指点点。哥哥大年把妹妹嫁给瘫痪的二少爷是为了攀上高宅大院的姜家。而七巧是为了季泽进入姜家的。
现在谈谈七巧与季泽的感情问题。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出七巧是爱季泽的，文章多处表达七巧的心声。“当初嫁到姜家来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要和季泽相爱。”但是季泽是个游手好闲、到处沾花拈草的纨绔子弟。他说在家一刻也呆不住是为了躲七巧，不能平白的坑害了她……开始看到时，就有点疑惑——季泽到底有没有喜欢七巧?但看到后面就知道了。一个沾花拈草的人怎么会对七巧一直存有爱意呢?他只是为了哄骗七巧卖田，间接得到她的钱。文章说他对七巧的盘问回答得有条不紊，显然他是筹之已熟。
七巧是一个健康的正常女性。她嫁给一个只有躯体没有生命的残疾人。在得不到情欲的满足，一方面，她把精神寄托到了金钱上。她熬到分家那一刻，分得一大笔遗产。她认为她周围的人都想霸占她的家产，季泽、童世舫、亲哥哥等等。最可笑的一幕是：长安、长白和侄子春熹在一起玩，长安踩了椅子爬上柜顶拿糖莲子。长安猛地后仰，春熹扶住并将她抱下来。七巧见了就汹汹奔过来，将长安向自己身后一推。她骂春熹道：“我把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你别以为你教坏了我女儿，我就不能不捏着鼻子把她许配给你，你好霸占我们家的家产!我看……”还数落长安：“天下的男子都是一样混账，你自己要晓的当心，谁不想你的钱?”另一方面，七巧锁住爱欲，爱欲折磨了她一生，也影响了长安长白，折磨了一家人。媳妇芝寿、娟姑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长白索性就断了结婚的念头。长安虽然和童世舫有过一小段的幸福，但也失败了。七巧百般阻挠他们，在大伙儿面前把长安说得不成人，在童的面前说长安吸***。这是天下少有的母亲!
七巧是一个尖酸刻薄的人，用张爱玲的话形容是“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但还是值得同情的人。她毕竟也是当时制度的受害者!
初读张爱玲，很难不为她的才华所震动，接踵而至的全是来不及的惊奇，唯有感叹。但读过之后，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仿佛在久旱的土地上忽然看到黑云压城，大风闪雷激动地喧腾了好一阵，结果淅淅沥沥掉了几点雨，又安静地收晴了。张爱玲的小说充满荒凉景致，她的散文却往往有戏谑和随意的气氛。她写小说有些哀伤的快意，而散文却是在笑中露出一丝冷苍来。
一九二零年，正是疯狂的年代。九月，张爱玲出生，带着这个月份特有的冷静和犀利。她无疑有巨大的天才，但可悯的是她的天才无论怎么飞跳，也跳不出她那种逼得人发狂的理智。她说自己“是天生的俗”，正透露出这无奈的意思。胡兰成也曾说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作为一个在浮华乱世中挣扎求生的女子，她是相当理性的。对于在五四反叛传统浪潮中的女性，鲁迅曾尖锐地提出“娜拉走后”在中国的现实中只会有两种结局：堕落，或者妥协。张爱玲写到：“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她们就会下来的”。这确实道尽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新女性”矛盾尴尬的处境，她们既渴望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由，又无法获得经济上的独立。非常不幸的是，她把自己这类人看得如此透彻，以至于总不免有几分自嘲自怜的情绪。我分不清是她的高傲使得她有些自卑，还是她的自卑令她有几分高傲，这些个性她总十分用心地掩饰着。
然而张爱玲同样是分外敏感和多情的女子。“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她对身边事物的感受细致到一丝一毫，对人性的观察洞若观火。她想到“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马上定乾坤”这样的纯洁和光整便要落泪;看到床头叠得很齐整的蓝青睡衣便会很高兴。可是这天才一旦碰到她铁冰的理智，便被那种冷酷和哀戚渗透了，开始呈现出一抹青惨的色调。她的天才和理智似乎一直在斗争。天才不断地生出梦幻的花朵，这花旋而又被理智掐灭了，然而天才的梦却总是不屈不挠地继续盛开。所以她终究是个不彻底的人――既成不了彻底的天才，也做不到彻底的俗人。
这种斗争造就了她作品中的虚无色彩。理性洞彻了人生所能洞彻的部分，终于便触碰到了余下的荒谬。一切人生的美好、繁华、灿烂。在刻薄的理性面前，都会成为烟花过后的沉寂。理智这条盘踞在心灵王位上的蛇时刻提醒我们，欢乐的代价是痛苦，繁华过后是没落，人生的终点是死亡。越是想抛开一切痛饮生命的苦乐悲喜，越是要猛烈地撞上这面冰冷的墙。我觉得，正是这种碰撞产生了《金锁记》这样一部杰作。
近代中国在政治上遭受列强侵略的同时，传统文化也面临西方思想的冲击。旧有的伦理观念不断瓦解，而新的价值观却还来不及形成，这样精神上便出现了一片茫然虚无的地带，令人无所适从。一种价值观念的瓦解对个人而言既意味着解放和自由，同时又预示着人必须面对虚无和幻灭。人不能再将选择的责任交给某种伦理或思想。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说过，尽管大多数人向往自由，但是过度的自由却是常人无法忍受的。若说存在主义认为人在面对虚无的时候还可以靠自身来做出选择，那么，对于连“自我”都失去的人来说，自由就意味着失去安全感、相与感，意味着虚无和死亡。这种焦虑感导致“个人希望与自己不相干的某人或某事结合起来，以便获得他所缺乏的力量”，这种放弃独立自由的倾向就是逃避自由。
通常逃避虚无感的心理最明显的表现是企图服从和支配他人，也就是被虐待狂和虐待狂。虐待狂通过主宰他人，对人施加痛苦来感觉自己的重要性;被虐待狂则企图完全放弃自己来与更强大的对象结合为一体。弗洛姆认为每个人大都存有虐待与被虐待的个性，如果一个人的性格全部为这方面所控制则必走极端。《金锁记》中曹七巧和长安这对母女正是如此。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地主阶级经历了最后的挣扎，终于走向没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兴起。傅雷分析说曹七巧的悲剧有两个原因，第一是门户的错配，第二是老太太让她做了正室，令这个低贱女子有了被金钱刺激的环境和残害别人的能力。“巧姐儿”是开麻油店的商人，她出身贫寒，是镏铢必较的性格，总希望抓住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而她嫁入的姜家则是没落中的地主家族，凡事可有可无，醉生梦死。她和婆家的矛盾也就是这两个处于新旧交替之间的阶层矛盾斗争的体现。但斗争的结果既不是旧的把新的扼杀，也不是新的将旧的征服，而是一片令人压抑的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