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中包含刑事法律援助和民事法律援助两大部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都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民事法律援助中，而忽视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存在。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人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理应在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起源及立法规定
法律援助制度最早起源于十九世纪的英格兰，是缓和阶级矛盾的产物，最初仅仅是一种律师个人道义行为和某些社会团体的慈善行为。直到20世纪中叶，法律援助才逐步由个人慈善行为转化为国家的责任，在这一时期，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法律援助制度化。
我国的法律援助则开始于1994年，时任司法部部长的肖扬同志提出了在我国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并开始在全国进行了试点。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的决定》，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框架。这也是在我国立法史上，首次明确提出“法律援助”的概念，并将法律援助写入法律。而我国整个法律援助制度的确立则是始于1996年5月1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该部法律专设一章，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和律师的法律援助义务，从而确立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框架。可见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最早起源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
1997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对刑事法律援助做了详细的规定，20xx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此基础上，将刑事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实施阶段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大，在受案人群中增加了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力人提供法律援助，在受案范围中增加了为无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从原先的仅在刑事审判阶段提供法律援助，扩展到在侦察、起诉、审判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使刑事法律援助能够真正担当起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国家责任。
而我国的《法律援助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又进一步对刑事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条件进行了补充规定，增加了自诉案件的刑事法律援助。
可以说，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已经非常的详尽了，几乎涵盖了整个刑事诉讼的全部过程，主要包含了未成年人刑事辩护，盲、聋、哑、限制行为能力人刑事辩护，死刑、无期徒刑刑事辩护和经济困难人员的刑事辩护三大部分。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所存在的问题
据不完全的统计，20xx年我国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共达到80余万件,但刑事法律援助的数量自20xx年来几乎始终保持在11万件左右，一直没有大的增长，仅占到全部法律援助案件的20%左右。以我市所提供的法律援助案件的统计为例，20xx年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基本持平，但到了20xx年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增长了近三倍，而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却减少了50%，于整个法律援助案件的增长趋势极为不符。且近五年来，我市提供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类型仅包含未成年人辩护和死刑、无期徒刑刑事辩护两大指定辩护，未涉及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申请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援助机构没有充分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的重要意义，对刑事法律援助存在误解。
在实践中，法律援助机构很少主动接受受援人的申请，都是被动的接受法院的指定，认为刑事法律援助仅是法院指定的案件，刑事法律援助是法院的职责，法院不指定，法律援助机构便不应当主动的介入到刑事诉讼程序中，法律援助机构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处于辅助地位，而不应当是主导地位。这是因为一方面大部分的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在我国体现我国司法公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忽略了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样处于弱势地位，同样需要法律援助给予援助。另一方面，由于刑事辩护的风险大于民事代理，刑事法律援助本身是无偿的，其风险相对于普通的刑事辩护更加大一些，导致了一些法律援助机构存在畏难思想，不希望或者不愿意承担刑事法律援助。
（二）法律援助机构不注重宣传，导致刑事法律援助在大众中的知晓度相对较低。
从近几年的工作中我们能够发现，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在日常宣传中，均注重民事法律援助的宣传，很少或不对刑事法律援助进行宣传。这种宣传方式，直接导致大众普遍认为，法律援助只是民事纠纷提供援助，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提供法律援助，从而使得应当得到刑事援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丧失了他们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公安部门、检察部门也因为不了解刑事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和条件，而拒绝为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转交法律援助申请。最近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进行了扩大，对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申请阶段也做了扩大规定，我国的各级法律援助机构仍没有抓着这一宣传的大好机会，对刑事法律援助进行专题宣传，错失了扩大刑事法律援助影响力的有利时机。
（三）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的衔接机制不顺畅。
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都是到了法院审判阶段才介入，在侦查、起诉阶段基本上不介入。导致这种现象
的原因是，对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如何具体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没有相关实施细则，也没有建立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因此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立法和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三家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衔接机制的缺失，公民的刑事法律援助权也就难以得到保障。
法律援助机构没有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建立联动工作机制，缺乏了可实际操作的规范性文件，现阶段的法律法规中涉及此项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各地在落实公检法司四家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时也少有实施细则，事实上造成了有关部门对刑事法律援助不重视，宣传不到位，工作不落实。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不知晓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自然也无从保障其诉讼程序的合法利益。
（四）法律援助机构不能够充分保障辩护律师行使辩护职责，严重影响了辩护律师的辩护积极性。
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有时候将对被告人的判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因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补贴本身较低，调查取证的费用又相对较高，辩护律师要调查取证，就要自己承担有关费用，严重影响了刑事辩护律师的积极性。同时，由于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对于律师行使辩护的行为进行了诸多的限制，导致辩护律师在辩护过程中阻碍较多，没办法充分行使其辩护职责，刑事法律援助的公益性，导致了大部分的援助律师更不会积极地行使辩护职责，从而影响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办案质量，使刑事法律援助流于形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刑事法律援助不再信任，进一步制约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发展。
三、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措施
（一）充分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的重要性
平等是现代法的基本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仅是口号，更是社会实践的内容。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要求，公民在司法面前享有平等的地位。为经济困难的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提供刑事法律援助，体现了国家对公民的平等保护，体现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要求。在刑事司法领域，没有律师参与的审判，至少在程序上被认为是不公正的审判，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的共识。保障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各阶段能够有效的律师帮助，己经成为衡量程序是否公正的标准之一。正如美国学者所言：“司法正义——不管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是其他任何种类的，都不仅仅是目的，而且还是一种程序：为了使这一程序公正地进行，所有被指控犯罪的人都必须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因此，提供法律援助不仅有利于被告人的基本人权得到保障，也有利于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法律的保护，对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二）扩大对刑事法律援助受案范围的宣传，提高其在公众中的知晓度。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法律援助条例》对于刑事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和申请手续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但是人们往往更注重或者倾向于民事法律援助部分，忽略了刑事法律援助部分，作为刑事法律援助的实施者和管理者，法律援助机构应当重视自己担负的责任，借助新《刑事诉讼法》即将实施的契机，扩大对于刑事法律援助的宣传，采取多种宣传方式，将刑事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审批条件广泛的宣传出去，尤其是应当将新《刑事诉讼法》中专门针对法律援助新增加的章节进行专门的宣传，可以就扩大的刑事法律援助范围进行专题宣传，以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知晓度，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刑事法律援助，同时还应当在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审判部门等部门进行刑事法律援助的宣传，并在这些存放刑事法律援助的宣传材料，在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向犯罪嫌疑人告知其诉讼权利时，能够将其拥有申请刑事法律援助的权利告知他们，以便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援助权利在侦查阶段、起诉阶段得到充分保障。
（三）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四家的衔接机制。
由于当前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检法司四家的衔接机制的缺失，使受援人的'合法利益受到了较大侵害。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得到公检法三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完善这种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首先，制定约束力较高的规范性文件，尽快出台行政法规效力以上的法律法规，将目前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之间关于刑事法律援助联合通知这些零散的发文统一到一个法律文件中去，以加强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效力。其次，各地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在施行过程中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并将这种实施方案落实到实处。再次，由于在刑事法律援助衔接机制中关键是让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享有申请法律援助的知情权，以及提高效率、简化相关手续，让受援人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因此，为了让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就要在法律中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有关部门处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的时效做出严格的规定。
（四）建立有效辩护机制，确保刑事法律援助律师能够充分行驶辩护人辩护职责。
只有刑事法律援助的辩护律师充分行使辩护职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保障，刑事法律援助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体现。这就要求法律援助机构一方面加大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资金投入，为刑事辩护律师充分行使调查取证的权利提供财政保障，鼓励援助律师积极行使调查取证的权利；另一方面，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主动与侦查部门、检察部门、审批部门进行沟通，为刑事法律援助的辩护律师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辩护职责，提供不同于有偿辩护案件的便利条件，以体现刑事法律援助案的公益性。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充分保障辩护律师在辩护过程中的权利，在辩护律师受到阻挠时，能够充分发挥机构作用，积极协调同各部门的关系，消除援助律师在辩护过程中的障碍。
（五）提高刑事法律援助的质量，构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体制。
虽然刑事法律援助是无偿的，但是因为其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刑事法律援助的辩护质量关乎了刑事法律援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刑事法律援助的辩护质量显得尤为重要。在实践中，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体制，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确保法律援助律师认真、负责的行使辩护人的职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建立会见旁听制度，用以监督辩护律师能够在会见过程中充分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案件情况，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案情不被遗漏。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建立庭审旁听制度，确保援助律师能够认真参与庭审，充分行使辩护人的辩护职责。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建立案件回访制度，从而了解法律援助律师在整个办案过程中是否有存在违规违纪行为。法律援助机构还应当建立奖惩机制，对于认真行使辩护责任的援助律师给予适当奖励，对于在辩护过程中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辩护律师，给予惩罚措施，以做到赏罚分明，既激励了援助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积极性，又可以对于侵害受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给予惩罚。
诚然，工资对于农民工来说是全部的生活寄托，一旦没有保障，发生拖欠，极易引发社会矛盾，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影响当今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同时，被寄回家乡的工资，具有外溢效应，是农村最重要的资本积累，一旦被割断，将不利于农民的增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着眼于此，本文将调研目标定为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他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优越的生活条件、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为自己伸张正义，这样一个群体在遭受到不公平待遇时他们是如何面对的？他们采取了什么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社会上是否有这种机构援助他们？通过对沈阳市法律援助中心在处理农民工欠薪个案的分析基础上，并采取随机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度思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农民工欠薪个案调研
（一）案件介绍
4月22日至9月末，肖某承揽了沈阳太美幕墙网架工程有限公司四处工地的网架工程。随后，肖某雇用康文泉等23名农民工，并约定了劳务报酬标准。这些农民工在工地如约付出劳动后，却分文未得。农民工们多次找到沈阳太美幕墙网架工程有限公司和肖某索要应得的工钱，但对方却拒绝支付，致使23名农民工生活无着，甚至露宿街头。
10月25日，沈阳市总工会的农民工维权车在街上宣传时，遇到了走投无路的康文泉等人。总工会经协调未果，就将23人介绍到沈阳市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中心指派辽宁四洋律师事务所的3名律师及沈阳市法律援助中心的孙辉、刘越岭、李静、张连华四名专职法律援助律师，共同代理此案。
（二）案件结果
苦干了5个多月，23名农民工的工钱却迟迟得不到兑现。在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下，这些农民兄弟终于讨回了自己应有的权益。12月12日下午，皇姑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被告肖某给付康文泉等23名农民工工资计4万余元，被告沈阳太美幕墙网架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至此，拖欠半年的工程款终于有了着落，23名农民工可以回家安安稳稳地过新年了。
二、调查问卷统计结果的分析
1、了解法律援助手段
农民工是一个知识含量较低的群体，他们了解社会动向的方式很单一，他们没有机会看电视。看报刊杂志，对于他们来说也只是在闲暇时间，互联网就更不用提了，对于他们来说是天方夜谭。根据调查显示，他们了解法律援助的方式最多的是报刊杂志，最少的是互联网，其余三项所占比重适中，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沉思，运用什么手段才能让这个弱势群体了解到这种捍卫自己权利的方法，据调查可见应该在报刊杂志上大肆宣传，同时增加法律援助中心的宣传活动，真正做到“服务于群众”。
2、法律援助的知晓度
在调查的人中我们统计到有69.4%的人听说过法律援助，但是在农民工群体中对法律援助这一概念的理解还存在着较大的偏差，在100位调查对象中，仅有6位（5.4%）正确回答了法律援助所包含的内容。
三、对策和建议
通过对沈阳市法律援助中心处理农民工欠薪个案的分析，结合社会问卷调查的结果，本文认为，要想真正解决好“农民工欠薪”问题，需要全社会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为此，本文从七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加大普法教育宣传，突出强调重点。
由于调查中我们发现，当今在维护农民工权益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并非是农民工缺乏维权意识，而是维权能力相对较低。因此相关部门有重点地加大关于维权能力的教育，如保存能够证明与雇主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欠条、结算单等有效证据，同时要求在书面证据上记载“劳动量”、“应付工资”等必要内容。其次，要向农民工宣传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向农民工解释各级司法机关的审判程序和诉讼风险。使得农民工既能打得起官司，又能打得赢官司。
（二）要坚持以人为本，灵活处理农民工突出的困难。
对于因长期工资被拖欠或突发事故使生活陷入困境的外地民工，采取先行办理制度，打破地域和管辖限制，以首问负责形式让援助工作人员直接介入实施法律援助，帮扶和解救民工出危难后，再补办相应的法律援助手续。降低法律援助的门槛。
（三）修改并完善现行法律制度，制定专门的有关法律援助方面的法律法规，解决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法律障碍。
重庆市渝东南民族地区属武陵山区，是一块嵌入湖北、湖南和贵州三省之间的三角地带，包含黔江区（原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武隆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一区五县，地理位置上以黔江区为中心，东连湖北省恩施州和湖南省的湘西州，南与贵州省铜仁地区接壤，西接贵州省的遵义地区和重庆市涪陵区，北濒长江与万州相邻。东西宽147公里，南北长264公里，片区总面积为16936平方公里，总人口300余万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集居区，聚居着土家族、苗族、侗族、仡佬族及蒙古族等14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200余万人，占渝东南地区总人口的66.1%以上。长期以来，人们在生活习性、受教育程度、教育方式、对事物的认识接受等方面受民族习俗的影响很大。这使得渝东南民族地区法律援助工作面临的大背景与工作开展状况与我市其他区县相比，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受民族习俗影响较深。由于受传统民族习俗影响，群众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宗族思想较严重，特别是在几个姓杂居的地方，人们发生矛盾纠纷常常依靠宗族势力解决，大姓欺负小姓，小姓口服心不服，时常发生宗族械斗，死人伤人的事时有发生，妇女合法权益受侵害，老人无人赡养等问题突出。
群众解决问题讲武力，法制观念淡薄。渝东南地区民族成分复杂，受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和历史等原因，群众法制观念淡薄，解决问题常常依靠武力，加之涉交界地众多，“插花地”、“三不管地”实质存在，纠纷多，械斗多，刑案多，社会治安状况复杂，据近三年统计，在渝东南片区的一区五县内违法犯罪人员共达5000人以上，年均1500—人。每年的违法犯罪人员有增无减，呈上升趋势。民间纠纷更是频频发生，仅去年黔江区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就调解纠纷5100多件，平均每天达14件。违法犯罪和纠纷的另一面往往就是弱者的合法权益受侵犯。
受封建迷信思想影响较深。由于科学思想在民族地区不够普及，封建迷信思想盛行，部分少数民族群众相信命运、相信神灵，算命先生、巫婆、神汉、江湖郎中在民族地区大量存在，群众有病不上医院，不请医生，而是请巫婆、神汉“作法”、“驱鬼”，或者请江湖郎中或土医生用土办法、偏方医治，常常贻误病情，或致伤致残致死，往往引发人身伤害矛盾纠纷。
群众居住较分散，交通不便，寻求法律援助十分不便。民族地区大多系边远山区，群众分散居住在大山沟里，山高路远，交通十分不便，有的地方至今仍未通车，靠马帮运输，最远的从家里到乡场要一天，从乡场到城区要一天，往返就要4天，农村弱势群体寻求法律援助十分不便。
经济落后，民生困难，无钱打官司。民族地区往往都是穷地区，经济落后，群众收入不高，往往靠外出务工挣钱养家糊口，黔江区52万人口中，外出务工人员近12万人。统计资料显示，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仅2828元，其中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即达2721元，除去生活支出，所剩无几，连寻求法律援助的交通费用都支付不起，有的在合法权益受侵害后不得不放弃法律援助，把苦水往肚子里吞。
弱势群体数量庞大。以黔江区为例，除近12万人外出务工外，还有残疾人3.02万人，未成年人6.8万人，老年人5.9万人，绝对贫困人口30761人，城镇低保对象11211人，其合法权益受侵犯案件时有发生，法律援助工作量大，实现“应援尽援”目标任务重，压力大。
法律援助工作受经费等因素制约，举步维艰。民族地区由于其“边、山、穷”等共性，财政困难，人才难引进，法律援助工作受经费、编制、人员素质等因素影响，开展十分困难。黔江区法律援助中心仅有4名编制（实际在编2人，均为管理人员，另2名编制正在向全市公招专业人员），没有专职律师，没有交通工具，也没有独立的办公场所，其设置与业务发展极不适应。由于经费不足，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远远不能满足需求量，供需矛盾突出。
针对这些特点，笔者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加大对民族地区法律援助事业支持力度，帮助民族地区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
民族地区由于财政困难，经费不足，中央和市上应加大对民族地区法律援助事业的支持力度，帮助民族地区建立“一元为主，多元结合”的经费保障机制。“一元为主”就是要建立以中央、市财政拨款为主的经费保障制度，建议中央、市对民族地区法律援助经费按照人平1元的标准纳入财政预算，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逐步增加法援资金的投入，以保证少数民族享有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的法律援助服务。“多元结合”就是在政府拨款上坚持中央财政和各级地方财政拨款相结合，要求地方政府给予相应比例配套，以此调动地方财政投入法律援助经费的积极性。
（二）加强法律援助中心三大建设
一是网络建设，在各镇乡建立援助站，村设援助点，在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老龄委分别设立职工、未成年人、妇女、残疾人、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站，在主要劳务输出基地设立外出务工人员法律援助工作站。二是队伍建设，各援助站落实1—2名工作人员，保证正常工作开展。援助中心增编至10人，面向社会公招具有律师资格的执业人员专职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和法律援助管理工作。三是基础设施建设，各援助站配齐办公用房和必要的办公设施，援助中心建设独立的办公房，配置交通工具，确保工作开展需要。
（三）推行法律援助网上审批，方便群众申请法律援助
黔江区司法局投入10万元自主研发了法律援助网上审批系统，5月上旬正式投入运行以来，效果良好，法律援助办事效率大大提高，群众申请法律援助更加方便，法律援助审批更加公开正，法律援助信息管理更加科学，法律援助监督渠道更加畅通。事实证明，这是解决民族地区困难群众申请法律援助难的最好办法。下一步，该局一方面推进网上审批的全覆盖，另一方面，借助电脑的普及进一步完善网络审批系统，让有电脑的城镇弱势群体在家也可以网上申请法律援助，农村（社区）弱势群体申请法律援助不出村（社区）。
（四）放宽民族地区法律援助条件，扩大民族地区法律援助范围
1、现行《法律援助条例》主要针对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残疾人，在民族地区，可以考虑把患重大疾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受侵犯纳入援助范围。
2、由于受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在少数民族地区重男轻女的现象特别严重，建议将民族地区妇女申请法律援助条件放宽，不用审查经济状况。
3、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涉嫌家庭暴力的，无论男女都应提供法律援助。
4、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家庭财产权利受侵害，如高速公路、铁路、水电站等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中损坏农民家庭财产的，免费提供法律援助。
（五）加大普法、科普宣传教育力度，让法律、科学的阳光照耀民族地区
要不断探索新时期民族地区法制宣传教育的有效途径。在内容上要突出新颖性，使少数民族群众易于接受，学得懂、记得牢；在形式上要突出多样性，要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年龄段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利用有效载体，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如电视、报刊、网络等优势作用，播放法制宣传片、开辟以案说法、法律问答、维权服务等栏目，以此解决少数民族群众集中组织学法难的问题。广泛开展以“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为主要内容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推进法律知识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通过加大普法宣传教育力度，用法律涤荡封建宗法势力和重男轻女封建思想，用法律制止宗族械斗，提高群众的法律知识和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从根本上减少侵犯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案件。同时，大力宣传普及科学思想，帮助少数民族群众破除封建迷信，弘扬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