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许多多贪腐案列、廉洁故事,都在警示我们做廉洁文化的倡导者、廉洁制度的遵行者、廉洁从业的践行者。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关于廉政故事，方便大家学习。
“两弹元勋”邓稼先，当年作为总指挥，每次核试验，都要带头钻到巷道里去取样，甚至还要跑到沙漠里寻找爆炸后的***碎片。由于当时的防护条件很差，天长日久，他的身体遭受超剂量的核辐射。1986年，邓稼先因全身核辐射造成大面积溶血性出血，被迫住进北京的一家医院。
住院期间，他的好友杨振宁来探望时，曾问他：“研究***，国家究竟给了你多少奖金?”邓稼先回答：“***10元，***10元。”当年***爆炸成功，国家给的奖金是1万元，加上单位拿出的十几万元，最终按10元、5元、3元三个档次，分别发给当时从事研制的科研人员。邓稼先拿的是10元。
这点奖金，现在看来，的确是可怜兮兮，不值一提。但重要的是，获奖者的着眼点不在这里，而是“志存高远”。邓稼先的感人事迹和精神境界，为此作出了鲜明注脚。
为了研制“两弹一星”，邓稼先35岁隐姓埋名，离开繁华的都市，走进大漠深处。这一走，就是28年!28年看不见故乡的花开花落，看不见长安街的车水马龙，听不到妻儿的欢声笑语。多少个日日夜夜，他住在干打垒里，面前永远是如血的夕阳、如豆的灯光，是无边无际的荒漠、绵延起伏的雪山。当时，科研条件也很差，没有高性能计算机，没有现代化车间，只能用古老的算盘计算实验数据。邓稼先绝不是为了奖金之类的个人名利，而是要用满腔热血造出***，浇铸共和国强盛的根基。
曾经有一位战友问他：“稼先，你说再过几十年，人们还记得我们这些人的名字吗?”邓稼先微微一笑，说：“记得或者不记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为国家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他想的，绝不是奖金之类的个人名利，而是为了深爱的祖国和人民，自己该做的事做到了没有?他是这样说的，更为此践行了一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颤动着嘴唇，断断续续说出几个字：“我……为了……这件事……死了，值得!”他死而无憾，走得安然。
奖金之类个人名利的动力，毕竟有限。只有大爱、大勇、大智慧以及无私奉献的精神力量，才能成就邓稼先这样的堪称民族脊梁的英雄豪杰。
“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人民群众是党和政权的生命源泉，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毛泽东离开西柏坡时说：“进了城，我们就正式管理这个国家了，更要多为人民着想。李自成胜利了就忘记了人民，不然他是不会失败的。”历史和现实都反复证明，人心向背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
在毛泽东心目中，李自成既是一位历史英雄，又是一面历史明镜。每每在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关头，常常提起。尤其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时刻，毛泽东更是以李自成这个浴血奋战16年，却只在紫禁城坐了41天皇位就被赶下台的失败者来警示自己、告诫全党。
在延安时，当毛泽东读了描写李自成起义的章回体历史小说《永昌演义》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后，就为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失败唏嘘不已，称其是自秦两千余年来，推动社会向前进步的几十次农民战争中极著名的一次。但因骄傲而腐败，因腐败而亡国，一个含辛茹苦冲锋陷阵、流血流汗打出来的政权，居然没几天就糟蹋殆尽。这个悲惨的结局令人胆寒，这种“错误”谁犯得起?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演中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祭》。1948年底，中共中央接管平津两市之后，毛泽东在对接管干部的重要谈话中，又提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他说，我们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一进城就变了。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把此行比作“赶考之旅”，他特意号召全党同志再看一看《甲申三百年祭》。“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
从毛泽东多次提及李自成，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伟人超越时空的深邃思考。
创业不易，守成更难。必须居安思危，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和忧患意识。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战略家，早在延安时期，就对中国共产党未来的全面执政问题作过深入思考。高瞻远瞩地预见到胜利后居功自傲、贪图享受是导致政权腐败并最终走上覆亡之路的重要因素。著名的“延安窑洞对”，反映了毛泽东对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律的思想应对。党执政60多年来,这一历史周期律如高悬在中国共产党人头上的一把利剑，令人不敢高枕无忧。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向全党发出要居安思危的告诫。他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坚持“两个务必”，是避免重蹈李自成覆辙的重要思想武器。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代代相传的优良作风。“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上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也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我们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要靠头脑清醒，靠时刻牢记并践行“两个务必”。
时刻保持“赶考”的精神状态。毛泽东把执掌政权视作“赶考”，“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从毛泽东当年给郭沫若信中的这段话，可以充分看出毛泽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境。60多年后的今天，虽然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进步，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告诫的那样：“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全党都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共产党人来说，无论是借鉴历史教训，还是继承优良传统，都将获得丰富的营养剂和强劲的正能量。从毛泽东多次提及李自成，我们可以感悟到：一代代人的“赶考”、一代代人的接力、一代代人的牺牲、一代代人的胜利——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轨迹和向人民交出的历史答卷!
孔子说：“中人之情，有余则侈，不足则俭，无禁则淫，无度则失，纵欲则败。”(《说苑·杂言》)
意谓就一般人的性情而言，手里的钱多了，就会奢侈挥霍，不足就节俭。没有禁令就放纵，没有节度就逸乐，放纵欲望就败亡。
接着孔子说：“饮食有量，衣服有节，宫室有度，畜聚有数，车器有限，以防乱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听也。”意谓饮食要有定量，衣服要有节制，住宅要有限度，聚敛要有常数，车辆器物要有限额，以此来杜绝祸乱的根源。所以法度不能不明确，教育的话不能不听从。
孔子说的“度量”和“善欲”两条，体现的是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重的原则。
这就是说，一方面须设立一定的法律条令给予指导、调节和节制，使人举足有措而适归于治;一方面要通过教育，让人有是非标准和是非之心，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
孔子认为，“凡夫之为奸邪、盗窃、靡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无度。无度，则小者偷盗，大者侈靡，各不知节。”(《孔子家语·五刑解》)意谓凡是邪恶、偷窃、犯法、恣意妄行的人，是由于不满足，不满足是因为没有限度。没有限度，往小的说是偷盗懒惰，往大的说是奢侈浪费，都是没有节制造成的。
人由好变坏，是一个渐进过程，不是一开始就变坏的，是由细微的变化慢慢积累起来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只有注意平时的防微杜渐，才能防止由量到质的变化。
俗话说：“苍蝇不叮没缝的鸡蛋。”如果鸡蛋没“缝”，苍蝇即便是有通天的本事，也无奈何于鸡蛋的。所以，关键还在自己。
有些人变坏，除了个人的原因，也有制度方面的问题。制度不健全，或者虽有制度但监督不到位，这都有可能让意志不坚定的人走向堕落。因此，制度的完善与落实，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大问题。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都甚为看重为政清廉的品德。
宋代清官包拯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包拯《乞不用赃吏》)
做官贪得无厌，必定会给他带来祸害的，这种祸害，有时是致命的。
近些年来，报纸上披露的一些倒台的高级干部，有的甚至走上不归之路，也是渐渐变坏的。这些人不乏宏图大志，但中途或晚年倒台，都是因“无禁、无度、纵欲”由量变引发质变造成的。“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贪心过重，失去控制，完蛋是迟早的事。
一根黄瓜
1947年，彭德怀、习仲勋领导的只有区区两万人的西北野战兵团与胡宗南率领的全式美械装备25万大军经过三次交手，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把胡宗南打得缩为一团。
为寻找新的战机，彭德怀与习仲勋商议后，决定北上三边。时值六月，酷日当空，部队行进在漫漫无边的沙漠里，由于水源奇缺，干渴难耐，很多战士都因干渴而晕倒。年近五十的彭德怀每天不仅和战士一起徒步行军，而且经常把分给自己的那壶水，拿去救助晕倒的战士。警卫员望着彭德怀那裂开血口的嘴唇，有些不乐意，彭德怀耐心地教导警卫员：在这种时候，一口水就是一条命，我能见死不救吗?
这天，部队终于走出了沙漠。晚上吃饭时，彭德怀意外地发现桌上摆着几根水灵灵的黄瓜，他没有多想，拿起一根就咬了一口，顿时，鲜美的滋味浸入肺腑，但刚刚吃了一口，他就停下了。他让人把管理员叫来，问黄瓜是从哪来的?管理员答，是在集市上买的。彭德怀又问：战士们都有吗?管理员犹豫了一下，没敢说话。彭德怀的脸立刻沉下来，将没有吃完的半截黄瓜扔在桌上，起身向外走去。
管理员感觉大事不妙，急忙找到副政委习仲勋，实话实说地做了交待，他说就是觉得彭总行军打仗太辛苦，想给他增加点营养，才破例买了这几根黄瓜，想不到彭总不但没吃，还生了气。管理员让习政委帮着从中说和一下。习仲勋找到彭德怀，彭德怀不容习仲勋开口，首先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吃了不该吃的东西，违反了纪律，剩下的那些黄瓜，他已经让警卫员送给伤病员了，但他还是希望习仲勋能召开一个会议，他要当着大家的面认真地作一次检讨。
习仲勋被彭德怀的精神感动了，他采纳了彭德怀的意见，专门召开了一次团以上干部会。彭德怀在会上坦诚地说：“这些日子，部队过沙漠确实很艰苦，累热不说，主要是缺水，有的部队甚至渴死了人，可是在这种时候，我彭德怀居然吃上了黄瓜。在这里，我首先向大家作一个深刻的自我检讨，我彭德怀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彭德怀说到这，摘下军帽，向众人深鞠一躬。习仲勋见状，插话道：“其实，这些黄瓜彭总并没有吃，全让他送给伤病员了。”彭德怀打断习仲勋：“你们也许觉得，不就是一根黄瓜吗?我彭德怀堂堂一个兵团司令，吃了也就吃了，何必小题大做呢?但我要告诉你们，我今天就是要小题大做!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军队和国民党军队最大的区别就是官兵平等。今天我这个兵团司令吃了一根黄瓜，明天你们这些纵队司令就会心安理得地跟我学，去吃一只鸡，再过几天，旅长、团长、营长、连长也会上行下效，官兵之间的距离就是这样一点点拉开的!”众人都被彭德怀的话深深震撼了，默默低下了头。彭德怀说到这，又把脸转向习仲勋，严肃地说：“习政委，我本人的检讨今晚就会交给党支部，对其他相关人员的处分，由你这个支部书记作出决定。”
事后，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将军得知了这件事，他只说了一句话：“共产党有彭德怀这样的将领统帅部队，焉能不胜!”
不忘本
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期间，他每次下部队视察都轻车简从，最反对前呼后拥。有一次，他去东北视察，铁路部门按照他的职务，给他安排了专列。彭德怀坚决不坐，一定要让警卫参谋景希珍去给他买普通客票。景希珍劝慰彭德怀：“您是国家领导人，坐在普通车厢里不安全。”彭德怀火了：“你别拿安全给搞特殊化找理由，我就不信，谁想成心害我老彭不成?!”景希珍见说不动彭德怀，只好去找铁道部门的领导，他们告诉彭德怀，专列已经安排好了，不坐也是浪费。彭德怀像没听见一样，坐着纹丝不动。景希珍走过去给彭德怀拿行李，被彭德怀喝住：“你给我放下!”景希珍的手僵在空中，不知怎么办好。彭德怀的犟劲上来了：“如果你们一定要安排专列，那我就不走了。”最后，铁路部门按照彭德怀的要求，取消了专列，在普通旅客列车上给他安排了一个软卧包厢。彭德怀拿过票看了看，笑了：“这还差不多，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不是封建朝代的王公大臣，不能一出行就先摆个銮驾，摆那个排场干什么?!”
彭德怀历来反对送礼，对送礼的行为深恶痛绝。有一次，他到南方去视察工作，临走时，发现有人往他乘坐的汽车后备厢里装酒。他走过去，问：“这酒哪来的?”景希珍答：“他们送的。”彭德怀追问：“谁送的?送谁的?哪个出的钱?”景希珍被问住了。彭德怀严肃地说：“出发的时候我就讲过，一路上又不停地在讲，我们绝不收礼，你们怎么就是不执行?!”陪同的干部解释道：“这些酒是当地的土特产，不值多少钱，就是一点心意，请首长带回去尝一尝。”彭德怀较真道：“你们不是每个人来，都表示这番心意吧。”陪同的干部窘住了，不知如何回答。彭德怀语重心长道：“你们不要以为这样做是关心首长，实际上是害了他们!别小看这一箱酒，有时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彭德怀说完，督促景希珍把酒全部卸了下来，一瓶也没留。
在中南海，彭德怀对自己、对家人的严格要求是出了名的。他居住的永福堂，是一个很陈旧的小四合院，自从他把侄女彭钢和左权烈士的女儿左太北接到家里一块住，屋子就显得更加局促。军委机关的房管部门几次想给彭德怀换一套大点的房子，都被彭德怀拒绝了，按他的话说：“当初闹革命的时候，谁能想到今天会住在皇帝老子的地方，这已经很好了。一个人不能忘本，我这个人如果说有什么长处的话，那就是不忘本。”
1956年，彭德怀率军事代表团去苏联访问。临行前，浦安修嘱咐他，能不能给刚参加工作的侄女彭梅魁带块手表回来，彭德怀答应了。可彭德怀回来的时候，什么也没买。浦安修问他，发给你的外汇都干什么了?彭德怀不以为意：“上交了。”浦安修哭笑不得：“那么多钱，都交了?”彭德怀认真地说：“国家的外汇本来就不富裕，国家派你出国是让你去工作的，不是让你去享受的。”
彭德怀回到家，无意中发现客厅里的沙发都换成了崭新的皮沙发。他问浦安修：“这是怎么回事?”浦安修告诉彭德怀，是管理局统一换的。彭德怀又问：“那原来的沙发呢?”浦安修不耐烦地说：“让他们拉走了。”彭德怀的脸不由得拉下来，他让景希珍马上去把管理局局长找来。浦安修怕彭德怀训人，急忙拦住景希珍，“你找人家管理局长干什么!”“我让他把那套旧沙发给我拉回来。”浦安修解释道：“这是统一换的，又不是我们一家，你要是坚持把旧的换回来，别人家怎么办?”彭德怀一根筋的劲上来了：“别人家的事我管不着，但在咱们家，我总还有发言权吧，本来好端端的沙发，又没坐坏，换它干什么?”
管理局局长局促不安地跑来，彭德怀指着沙发问：“这沙发为什么要换呀?”局长早有准备：“这是从国外进口的真皮沙发，样式大方气派，坐着透气舒适。”彭德怀又问：“进口这一套沙发要多少钱呀?”局长犹豫了一下：“也就六七百块钱。”彭德怀的火腾地一下蹿上来：“你说得好轻松呀，你知道这六七百块钱，是多少农民一年的收入。”局长不说话了。彭德怀命令道：“你去把原来的那套沙发给我拉回来，把这套新的给拉走。”局长显得有些为难：“首长，这都是统一配置的，您一贯严于律己，勤俭节约，我们都知道，可既然拉来了，您就先坐着，下不为例行吗?”彭德怀口气毫不松动：“你别跟我说什么下不为例，很多事情都是从第一次开了口子，以后就收不住了。”彭德怀顿了一下，接着说：“你要知道，世界上的好东西多得很，总不能见到好东西都搞过来嘛!”最后，在彭德怀的执意坚持下，管理局局长还是把那套旧沙发换了回来。
熟悉彭德怀的人都知道，彭德怀不喜欢游山玩水，他不管上哪去调研视察，周边的名山大川、风光古迹从来不入他的法眼。可有一回，他听说当地政府在一处风光秀丽的风景区给他修了一幢元帅楼，决定去看看。
这幢元帅楼确实修得很气派，前后都有花园，而且挂了个“游人止步”的牌子。彭德怀问工作人员：“这楼是给我盖的吗?我怎么不知道呀?”工作人员回答：“这栋楼统称元帅楼，十大元帅谁来了都可以住。”彭德怀又问：“有人来住过吗?”工作人员叹了口气：“这楼盖好快两年了，一直没人来住过。今天把您盼来了，也算给这栋楼剪彩了。您先进去喝点茶吧。”彭德怀没有走进去，他围着那栋别墅转了好几圈，自言自语道：“有人硬是把我们往贵族老爷、帝王将相的位置上推，还怕人家不知道，还修了这帝王将相的庵堂庙宇。”
彭德怀扭头就走，工作人员追过来：“首长，茶都泡好了，你怎么不进去喝口茶就要走呀?”彭德怀正色道：“在这种地方喝茶，我喝不下去!”工作人员劝慰着：“那你也得再等一会，省里的领导听说您来了，正往这赶呢!”彭德怀掷地有声地说：“请你转告省里的领导，他们也许是真心实意地尊重我们，但我也要真心实意地告诉他们，我们共产党人不是帝王将相，他们这样搞，是在群众面前孤立我们，群众会骂娘的!
左权，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牺牲的职务最高的指挥员。他把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幸他为后人留下了一沓生动鲜活的家书，才使我们永远记住这位情感细腻的威风男儿。七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家书的纸张已变成了枯黄色，字迹也淡化了许多，然而，这字里行间蕴含着的绵绵深情却永远震撼着我们。
司令部里最繁忙的人
左权，原名左纪权，号叔仁，1905年生于湖南醴陵。1924年到广州，进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后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选送到苏联留学，相继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0年奉调回国，被分配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红军军官学校一分校教育长、新12军军长、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红15军军长兼政委、中革军委作战局局长、红一军团参谋长等职，多次参与指挥反“围剿”作战，参加了长征。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左权被任命为八路军副参谋长。不久，他随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部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开辟抗日根据地。随后他还兼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在指挥作战和军队建设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1940年参与领导了著名的百团大战，1941年取得保卫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的“黄崖大捷”。1942年5月25日，在指挥八路军总部机关转移时，被敌人的炮弹击中牺牲，时年37岁。
左权长期担任参谋长工作。著名作家刘白羽1939年春天曾在八路军总部见到左权，发现他是司令部里“最繁忙的人”，“除了重大的事由朱总司令决定之外，一般工作都是他处理”。左权牺牲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在悼念左权的文章中说：“军队的一切建设,
部队的管理教育, 战斗战役的组织,一切军机的运筹帷幄, 无不精细周详, 大事不悸, 小事不忽, 在日常工作中, 尤其是敢于负责,
决非敷衍苟且之徒可比。”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回忆说：“对于工作, 左权同志有着认真不懈的工作精神, 每天都要做到十五六个小时工作,
往往工作到更深人静的半夜。”抗战期间曾担任左权警卫员的陈利财回忆说：“左副参谋长的工作是非常繁忙而紧张的，每天工作在16个小时以上。有时朱总、彭总去延安开会，总部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从早到晚不停地忙着。”
左权读过两所军事院校，又喜欢读书，军事理论水平很高，撰写了许多关于游击战争的论著。周恩来称他“是有理论修养同时又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朱德评价他“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建设、参谋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有极其丰富与辉煌的建树，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烽火家书寄深情
左权年少离家，投身军旅，戎马倥偬十余年，无暇顾及个人问题，直到34岁时在抗战前线遇到了刘志兰。刘志兰1917年生于北平，是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参加过“一二·九”运动，1937年入党，带着弟弟刘志林一起奔赴延安参加抗战,1939年2月来到山西前线，在中央北方局妇委会工作。经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做媒，4月16日，左权与刘志兰在八路军总部驻地潞城县北村结婚。第二年5月，生下了女儿左太北。女儿出生后，一家三口度过了一段其乐融融的生活。
然而，战争越来越残酷，日军疯狂进攻太行山根据地。八路军总部经常转移，家属随同活动有诸多不便。1940年8月30日，左权不得不把妻子和女儿送往延安。分别之前，三个人照了一张合影，当时女儿不满百日。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分别竟是刘志兰母女与丈夫和父亲的永别。
得知妻子和女儿平安到达延安，左权于1940年11月12日给妻子写了第一封信，之后直到21个月后牺牲，他总共给妻子写了12封信，其中有一封遗失了，保存下来11封，共1.6万字。在这些家书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左权对于妻子和女儿深深的爱恋。他的每封家书都用较大的篇幅来问候妻子和女儿，或表达思念，或表达关切，从学习、工作，到衣食、冷暖，可谓无微不至。
昏黄的油灯下，左权洗去一天的征尘，看着桌旁一家三口的照片，心绪难平，遂铺开信纸，奋笔疾书：
“聪敏活泼的太北小家伙很远的离开，长久的不能看到她，当然更增加我的悬念。我只希望你一方面照顾着太北，同时又能很好安心的学习，有便时多写几封信给我。志兰亲爱的，最近的期间内恐难见面的，相互努力工作与学习吧!”(1940年11月12日第一封)
“延安的天气，想来一定很冷了。记得太北小家伙似很怕冷的，在砖壁那几天下雨起风天气较冷时，小家伙不就手也冰冷，鼻子不通奶也不能吃吗?现在怎样?半岁了，较前大了一些，总该好些吧!希当心些，不要冷着这个小宝贝，我俩的小宝贝。”(1940年12月23日第二封)
……
“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着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廿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1942年5月22日第十一封)
在战友和下属的眼中，左权是足智多谋、叱咤风云的指挥员，而在家书中，他是一位体贴入微的丈夫和舐犊情深的父亲。一家三口本该享受的天伦之乐，却被残酷的战争无情地阻隔，只能靠这薄薄的信纸倾诉衷肠。这些家书长期保存在刘志兰手中，1982年5月，左权牺牲整整40年后，刘志兰把这批珍贵的家书交给了女儿左太北。左太北才从这些家书中知道父亲是多么爱她，每一封信中都会问到她的情况。她原来以为父亲就是一位铁骨铮铮的军人，没想到家书里的父亲是那么感情丰富，那么富有爱心!
见证抗战的珍贵史料
左权写作这些家书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也迎来了最为艰苦的岁月。日军抽调重兵疯狂进攻华北抗日根据地，采取“三光”政策、“囚笼”政策、“铁壁合围”、细菌战等，根据地军民遭受极大的损失。左权协助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了百团大战等一系列反击作战。
对于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左权在家书中也有具体的描述。第一封家书中说：“敌人的政策是企图变我根据地为一片焦土，见人便杀，见屋便烧，见粮食便毁，见牲畜便打，虽僻野山沟都遭受了损失，整个太北除冀西一角较好外，统均烧毁，其状极惨。”第四封家书中说：“现边区受敌重重封锁，腹地亦密布钉子，敌图化[划]边区西侧为治安区，腹地为无人区，即以最凶恶的手段实行三光政策，并村等等，以遂其澈[彻]底毁灭我边区之目的。边区现已陷入极严重的斗争环境，困难也大为增加了。”第九封家书中说：“敌人的残酷仍然如故，军队损失虽然不大，老百姓却遭殃不小。敌人新的花样就是放毒。在军队指挥机关驻地，在地方，在某些政权机关及某些群众家里，满布糜烂性毒质[物]。在我们去年的原驻地布毒不少，我及廿二号的房子都布满了。”
敌人的凶残并没有吓倒根据地军民，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抗战的决心。“我们不管他怎样，在目前在本身工作上努力根据地之巩固军队的强大，随时准备着对付敌之北进。”“敌图改变我根据地性质的企图，也不会放松的，一切均有待我们准备在极严重极艰苦的环境中去战胜敌人。”“全区党政军民均在纷纷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我们的工作也就更急迫更紧张些了。”
由于根据地遭到日寇的重重封锁，邮驿系统迭遭破坏，这些家书都是左权托人捎带至延安，交给刘志兰的，有时一两个月，有时四五个月才能送达收信人手中，真正属于“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啊!
一封家书，一段历史。外敌入侵，生灵涂炭，军民奋起，保家卫国。左权家书为我们保留了一份反映敌后抗战历史的珍贵史料，这是战争亲历者的记录，是真实可信的第一手档案。左权家书同时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人间最为美好的夫妻爱情、父女亲情和爱国之情，凝聚在一封封家书中，默默地释放出震撼人心的力量。以左权为代表的前方将士的英勇牺牲和全国各阶层民众、海外华侨的倾力支援，共同汇聚成伟大的抗战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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