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论文优秀29篇》由精心整编,希望在【博弈论论文】的写作上带给您相应的帮助与启发。
关键词:博弈论;田忌赛马;一般扩展式
一、什么是“博弈”
博弈论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但真正作为一种理论研究则始于20世纪20年代,公认的开山之作是1944年出版的由科学家冯诺依曼和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坦恩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的理论》一书。此时,“博弈论”才作为一个完整的新名词被提了出来。此后,国内外对博弈论有了广泛的研究,博弈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国内方面,关于博弈论的文章、专著不胜枚举,各位学者对“博弈”一词的认识或定义也存在偏差。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博”是丰富多彩的意思,而“弈”则指下棋、打牌等对抗性游戏,因而“博弈”就是指丰富多彩的对抗性游戏。①在英文中,“博弈”一词是“game”的复数,表示各种各样的游戏。因此,汉语中的“博弈”与英语中的“game”意思完全一致。“博弈”与“游戏”有这密不可分的联系。
学者王俊冰对“博弈”一词有着不同的理解。他指出:博弈的“博”字是竞争的意思,“弈”是对弈,是一种关于在竞争中选择策略,争取最好结果的技艺。②概括来讲,博弈是一种技艺。学者郭磊认为:博弈的基本意思是弈棋,博弈本身是一种游戏,但博弈更强调谋略……博弈则可能是一系列策略与行动的组合体,并且是一个由始而终并产生结果的完整过程。③可以理解为博弈是一个过程。还有学者认为:博弈即一些个人、队组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④
二、“田忌赛马”概述
忌数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辈。于是孙子谓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胜。”田忌信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及临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于是忌进孙子于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⑤这是我国“田忌赛马”故事的原型。这个故事可谓是众所周知了,该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齐威王和大将田忌赛马,根据马跑的速度双方各有上、中、下三种等级马各一匹,其中田忌的马比同一等级齐王的马跑得慢,但比齐王低一级的马跑得快。比赛规则为三局两胜制,每局比赛各出一匹马,负者向胜者支付黄金⑥一千,显然相比之下齐王的马占优势。在第一次比赛中,田忌以上等马对齐王的上等马,以中等马对齐王的中等马,以下等马对齐王的下等马,结果连负三局。在第二次比赛中,田忌采纳孙膑的建议,以下马对齐王的上马,以中马对齐王的下马,以上马对齐王的中马,结果胜两局负一局,赢齐王一千金,而自以为胜券在握的齐王反而输掉一千金。
首先要从语言上分析一下这个典故。“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这一句是前提,否则这个故事就不会发生。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句话,即“齐威王和田忌的马根据速度划分各有上、中、下三种等级各一匹,其中田忌的马比同一等级齐王的马跑得慢,但比齐王低一级的马跑得快”。假如齐威王的马按速度由快到慢分为A1、A2、A3,田忌的马由快到慢分为B1、B2、B3,那么这六匹马由快到慢依次是A1、B1、A2、B2、A3、B3。另外,还有一处是学者研究中普遍遗漏的,即“及临质”三个字,这一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句话在这个故事中应该翻译为“等到将要开始比赛的时候”,那么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什么讯息呢?我认为是说孙膑献计田忌改变马的出场顺序这一情况并不为齐威王所知,这也成就了田忌在第二轮赛马中能够胜出的重要因素。“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这一句也是关键所在,通过这一句话得知,齐威王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输的,所以请教孙膑。假设如果齐威王知道其中玄机的话,那么田忌将必输无疑。以上三点是“田忌赛马”故事得以出现的基本前提。
而我国关于“田忌赛马”博弈论研究的相关论著可谓不少,但鲜有人认真透彻地分析这个故事的原型,殊不知这关系到“田忌赛马”是不是博弈、是怎样的博弈等问题。在以往的文献中,王俊冰在《白话博弈论》一文中指出“田忌赛马”是一个非合作博弈;詹国枢在《博弈处处有,几人能识之》中指出“田忌赛马”是博弈论的实际运用,是典型的博弈案例;周瀚光认为“田忌赛马”是一个“二人有限零和博弈”,⑦但他并没有首先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这个故事的前提;此外学者袁国强、和蔚、逯彦彦、郭鹏等等均指出“田忌赛马”是一个博弈,但没有深入分析它到底属于什么类型的博弈,是怎样博弈的等问题。
三“田忌赛马”的博弈论分析
前文分析了该故事的三个前提,一、田忌的每等级的马均次于齐威王同等级的马,但强于齐威王下个等级的马;二、齐威王事先不知道田忌临阵改变了马的出场顺序;三、齐威王不知道改变马出场顺序其中的玄机。本文以下的分析均基于此三前提。
首先要从博弈论定义上理解“田忌赛马”。很明显,“田忌赛马”确实符合“博弈”的定义,但现在言“田忌赛马”就是博弈还为时尚早。
其次需要分析“田忌赛马”是否具备博弈理论的基本要素。国内学术界对博弈论基本构成要素有分歧,基本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博弈论要素有四方面,即博弈的参加者、策略、进行博弈的次序、博弈的信息。但是主张博弈理论四要素这一派内部也有分歧,学者胡静认为博弈理论的第四个构成要素是“博弈方的得益”,⑧而不是博弈的信息;另一派认为博弈理论具有五方面的要素,即博弈的参加者、策略、进行博弈的次序、博弈的信息、博弈方的得益。可以清晰地看出后者对博弈理论的要素有了一个完整的归纳。那么“田忌赛马”是否具备五个要素呢?齐威王和田忌是博弈的参加者;策略选择按照排列组合来计算共有六种(这里不详细叙述);博弈的次序是双方非同时决策,齐威王是先手;博弈的信息是不完全的,齐威王不知道田忌策略的变化;得益是每胜一局有一千金的奖励。通过分析这些要素,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即“田忌赛马”是一个完整的博弈。
最后要弄清楚“田忌赛马”到底属于什么类型的博弈。首先要了解一下博弈论的分类情况。(1)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如果各博弈方能达成某种有约束力的契约或默契,以选择共同的策略,此种博弈就是合作博弈。反之,就属于非合作博弈。(2)零和博弈、常和博弈与变和博弈。这是按得益情况划分的,一方得益必来自一方损失,这种博弈是零和博弈。常和博弈又叫非零和博弈,指博弈各方得益之和不为零。变和博弈中各方得益之和不确定,这是最一般的博弈,常和博弈和零和博弈是它的特例。(3)静态博弈与动态博弈。根据博弈的次序,即参加者策略选择并行动的先后次序博弈可以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静态博弈指参加者可同时决策并行动的博弈,并不考虑决策的次序问题。动态博弈指参加者先后、依次决策并且后行动者能够观察到先动者所选择的策略和行动。⑨(4)完全信息博弈与不完全信息博弈。在前一种博弈中,每一个参与者都拥有全部的相关信息,只拥有部分相关信息的便属于后一种博弈。⑩博弈理论按照不同的标准基本可分为以上四种情况。
“田忌赛马”这个典故是非合作博弈,也是零和博弈,这在上文中已经提到。同时,依据上文的三个前提,它同时也是一种不完全信息状态下的动态博弈。
四“田忌赛马”博弈的一般扩展式及其序列均衡
上文我们提到“田忌赛马”博弈是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而这种博弈则是博弈论 序列均衡是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核心概念。
一个动态贝叶斯博弈的扩展式为=﹛N,H,P,I,p,u﹜,其中N为参与者集合,N=﹛0,1,2,…,n﹜,0代表自然。B11H为全历史集合,即从博弈开始到博弈结束所有可能的行动序列﹛a0,a1,…,am﹜,m为任一自然数,表示一个全历史包含的行动次数。P为参与者函数即对于每一个子历史h,P(h)将其映射成自然或是其他参与者。I为信息空间。p为自然的概率分布函数,其表示当自然行动时,自然以多大概率选择某个行动。u表示参与者的偏好,其定义是在全历史结果上的收益函数。B12
在“田忌赛马”博弈中,参与者集合N=﹛0,1,2﹜,0代表自然。H是全历史集合,表示所有可能的行动序列﹛上中下,上下中,中上下,下上中,下中上,中下上﹜,即共有六个可能的行动。在此博弈中,由于是齐威王先行动,所以无论马出场顺序如何,作为自然的孙膑总是可以帮助田忌,以下等马对上等马,以中等马对下等马,以上等马对中等马(顺序无先后),这样如果把三场全胜看做“1”的话,那么田忌总有“2/3”的收益。也就是说田忌有100%的可能获得2/3的收益。齐威王由于过分自信或者智商不高,未能识破此中玄机,所以败下阵来。但在现实生活中,一方的决策是严格保密的,作为自然的“孙膑”并不可能事先知道“齐威王”的决策,而齐威王有六种行动序列,相对应,“田忌”也有六种,我们说过,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助“田忌”胜出,所以“田忌”获胜的概率仅为1/6。P为参与者函数即对于每一个子历史h,P(h)将其映射成自然或是其他参与者。在此博弈中,假设一个子历史“上中下”,那么P(h)作为一个映射将有六种;一共有六个子历史,所以P(h)应该有36种。I是信息空间。假设I1 是齐威王的信息空间,I1=﹛上中下,上下中,中上下,下上中,下中上,中下上﹜,I2同I1,因为他同样不知道对方的策略。
在“田忌赛马”这个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需要我们注意,即参与者可能临时改变策略,这也更带来了决策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因为一场赛马是由三局比赛构成的(非同时进行),假设第一局结束后,参与者肯定要根据这一局得结果变换策略,同时也能观察到一部分对方的策略,这么说来,双方获胜的概率就不是齐威王5/6,而田忌1/6的概率了,需要更复杂的计算。
客观而言,直到今天理论界也没有找到能适用所有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均衡概念,也缺乏一个普遍的方法来求解动态博弈的序列均衡。B13
结论
“田忌赛马”博弈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的一个博弈,反而是博弈类型中最复杂的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应该对这个博弈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并且,在这个博弈中,至少包含着两个子博弈,这更加剧了此博弈的复杂性。博弈论思想虽然在实际生活中适用性差,但它教会我们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对合理规避风险,获取最大收益还是有指导意义的。(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注解
①姚国庆:《博弈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页。
②王俊冰:“白话博弈论”,《理论学习》,2006年第6期,第63页。
③郭磊:“博弈论简论”,《山东经济》,1999年第6期,第17页。
④胡静:“博弈论在数学中的应用”,《商情》,2006年第4期,第213页。
⑤《孙子吴起列传第五》,《史记》卷六十五,中华书局,2007年4月。
⑥“黄金”在古代是一种货币,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黄金;“黄金一千”只一千两黄金的意思。
⑦周翰光:“论孙膑的对策论和辩证法”,《齐鲁学刊》,1984年第3期,第36页。
⑧胡静:“博弈论在数学中的应用”,《商情》,2008年第5期,第213页。
⑨逯彦彦:“博弈论前瞻探讨”,《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33页。
⑩胡静:“博弈论在数学中的应用”,《商情》,2008年第5期,第213页。
11“自然”指在动态贝叶斯博弈中参与博弈,无收益,但可以决定不同历史发生概率的参与者。
1.什么是风险投资。风险投资是一种经济行为。从投资行为的角度来讲,风险投资是把资本投向蕴藏着失败风险的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具有生命力的领域,旨在促使高新技术成果尽快商品化、产业化,以取得高资本收益的一种投资过程。从运作方式来看,风险投资是指由专业化人才管理下的投资中介向特别具有潜能的高新技术企业投入风险资本的过程,也是协调风险投资家、技术专家、投资者的关系,追求一定的利益,并且使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风险共担的投资方式。近几年来,风险投资在我国的发展也是相当不错的,但是也不免会存在一定的问题。
2.风险投资的相关主体。风险投资的相关主体包括风险资金、风险投资者、创业企业。风险资金也就是指专业的风险投资者向需要投资资金注入的公司或者是企业的资本,这些资本可能就是这些生命力极强的新型企业成长壮大的资本,也是未来整个公司的运作资本,资金资本一般是用于一个新兴企业的初建或者是新扩张的一个阶段,在这个企业逐渐成长壮大之后,风险资金就会退出这个新兴企业发展的过程了,最后成为这个企业发展和生存的长期资本。风险资金具有好多的特点,比如说风险资金具有周期性长的特点,在企业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风险资金参与的只是企业的决策与管理,而不是企业长期的投资资本地位,除此之外,与风险资金直接挂钩的是股权和贷款,在企业发展的后期,风险资金会分散为一部分私人资金等,甚至更多的 风险投资的主要对象就是创业企业,并且风险投资的主要功能就是发现创业企业的价值,为具有新生命力的企业发展注入资金动力。风险投资的相关主体除了风险资金和创业企业之外,还包括风险投资公司。风险投资公司有包括风险投资家,指的是一些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具有专业投资知识的金融家,他们有着丰厚的投资经验和关于金融方面的知识技能,他们能够为创业企业带来了极大的价值。
二、博弈论视角下的风险投资
1.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家之间的初步博弈。研究博弈论视角下的风险投资行为,首先研究投资过程当中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之间的初步博弈关系。在整个风险投资的过程当中,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家的关系是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这就展开了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之间的博弈。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两者选择的第一步就是风险投资的资本,其中选择风险投资资本是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的第一步博弈。其次,在风险投资的接下来的过程之中,投资者要不断地对自己所委托的风险投资家进行一定的考察和鉴定,这就是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之间的进一步博弈。在整个风险投资的博弈过程当中,会存在着很多确定的因素或者是不确定的因素来供投资者进行选择和辨别。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之间的这种博弈行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家不断地博弈过程中和博弈的行为中,建立起两者之间互相信任的条件以及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建立起委托关系的基础,都是相当不容易的,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家的出发点都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之间的目标也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通过双方之间的博弈行为,从而达到自己风险投资的目标。所以,这就是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之间的初步博弈行为。
2.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家之间的不确定因素博弈。上面讲述了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家之间的初步博弈,接下来就是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之间的不确定因素博弈。根据一系列的研究显示,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有了初步的博弈之后,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家面临的下一步博弈就是风险投资过程当中不确定因素的博弈。风险投资中的不确定因素的博弈指的是在面临一系列没有预测到的风险之后,风险投资家是否可以按照投资者的要求去管理和妥善经营投资者的风险资金,所以这就展开了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之间的不确定因素的博弈。其实,由不确定因素引起的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之间的博弈的主要目的是能否在最后获得最大的利益,这才是博弈的关键所在。在不确定因素的博弈过程当中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家之间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同的,在这个不确定因素的博弈过程当中,很明显,投资者在这一过程中所处的地位相对来说是不利的,而风险投资家的地位与投资者相比是有利的。因为,投资者在这一过程当中他不知道风险投资家会不会很好妥善的处理这些不确定因� 所以,这就是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之间的不确定因素的博弈。
3.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初步博弈。除了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之间的初步博弈以及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的不确定因素的博弈之外,接下来的风险投资主体之间的博弈就是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博弈了。风险投资家与投资者的博弈行为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营,对企业风险的降低也有着一定的积极地作用。风险投资主要是针对一些风险企业的,这些风险企业的发展前景是相当不确定的,例如说对风险企业如何进行风险投资,以及在什么时候进行投资以及投资的多少,这些都是一些风险企业的不确定因素。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博弈与风险企业的这些不确定因素是有着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关系的,甚至可以说如果风险投资家在与企业家之间的博弈中优先掌握了这些与风险企业相关的因素,风险投资家在整个风险投资的过程当中就会掌握主动权,甚至会略胜一筹。在风险投资的整个过程当中,风险投资家就应该考虑到所有的关于风险企业的不确定因素,从而加强自己的判断和预测。而且在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初步博弈之中,风险投资家要不断的考虑风险企业的发展前景,同时企业家的专业素质和知识技能也是风险投资家在整个风险投资的初步过程当中应该考虑的问题。如此一来,风险投资家在整个风险投资的过程当中,就会掌握主动权。所以说,风险投资家企业家之间的初步博弈是发生在风险企业的初步创立阶段。
4.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家之间的进一步博弈。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博弈除了初步博弈之外,还包括进一步的博弈。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初步博弈是指投资前期的博弈。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家之间的进一步博弈是指投资之后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博弈。在这个阶段,有很多的风险投资家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管理风险企业的环节之上,这个环节的工作主要包括投资公司的战略计划以及投资公司的管理人员的招聘以及投资公司的未来发展战略问题。风险投资家在这一过程当中,主要致力于投资公司的投资管理,其中主要包括投资公司的市场潜力的研究以及生产的计划还有风险企业的高速发展情况,这些都是风险投资家的工作范围。在这一风险投资的阶段,企业家会觉得自己的公司应经走上了正轨,甚至认为风险投资家的进一步工作是多余的甚至认为风险投资家的工作在这一过程当中会碍手碍脚。因此,这也就形成了在企业的发展阶段,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家之间的进一步博弈。在之后企业到了需要续资的发展阶段,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博弈还是存在的。在企业发展的这一阶段,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分辨企业一些项目发展的质量,从而做出一定的正确、科学的规划来进行进一步的投资,所以进入企业发展的续资阶段,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博弈也是存在的。所以,这就是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家之间的进一步博弈。
三、结语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分析研究,我国风险投资这一行业起步较晚,从发展的阶段来分析,我国的风险投资业处于低级阶段,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并且我国的投资业发展规模有限,风险投资的效率低下,除此之外,风险投资的效果不够突出。所以我国的风险投资还需要一定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和规范,使得我国的风险投资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从而逐渐避免由于机制不健全造成的风险投资渠道不畅通。文章从博弈论的角度来分析和探索了风险投资行业,并且从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家以及企业家之间的博弈来分析了风险投资。投资者以及风险投资家和企业家是博弈论视角下风险投资的关键性因素,他们三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确定或者是不确定的博弈因素,不论是在投资的初级阶段还是投资的管理阶段都存在一定的博弈因子。文章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了博弈论视角下的风险投资,对我国未来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和现实的发展意义。
[摘 要] 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的众多企业面临着保住国内市场和打入国际市场的双重战略任务,这两个任务的完成情况,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面对这个问题,笔者利用动态博弈的原理和方法,并结合“337”地板事件,主要针对知识产权的问题,利用一个动态博弈模型和“337”地板事件的实例来研究中国企业对于未进入的国际市场如何进入的问题,并且使得原市场在位者没有能力对其进行打击,只能让出市场的一部分与其共享利润。 【论文关键词】 博弈论 市场 知识产权 美国《关税法》第337节对不公平竞争尤其是侵犯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的进口产品发起的调查即“337”调查。如果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判定违反了“337”条款,将签发排除令,指示美国海关禁止该批产品的进口,甚至会导致整个行业的相关产品都无法进入美国市场。 中国已经安装强化木质地板生产线60条,年生产5000万平方米~6000万平方米。除欧洲、北美以外,中国已跃为强化木质地板生产大国,在亚洲处于第一位。而中国国内的市场根本就没办法消化完这么多的产品,许多企业就把目光转向了国际市场。目前中国强化木地板品牌企业中有30%的企业主要做出口,70%做内销。 由于强化木质地板生产投资少,产出高,产出与价格比的比值高,市场利润大,所以当中国的强化木质地板进入国际市场后,外国的强化木质地板企业不会无动于衷,听之任之,他们会利用自己的优势打击排挤中国的强化木质地板所占的市场,独占市场。譬如“337”地板事件,中国强化木质地板侵犯专利权的问题。下面通过建立模型对此进行分析。 假设某国际市场已经被某国企业A抢先占领,而另外一国的同样产品的企业B想打入该国际市场,占领一定的市场,分享一定的盈利。但是,对于企业B来讲,一旦打入该国际市场,就会遭到企业A的打击,也许企业A会用降价销售竞争市场的手段打击企业B,或者企业A会用其他手段打击企业B,想法设法缩小企业B的市场范围,甚至把企业B驱逐出该国际市场。但是,企业A采取降价销售的手段打击企业B的同时,自己也会有亏损,那么企业A该如何是好,到底要不要打击企业B ,同样企业B如何才能顺利的打入该国际市场,且不受企业A的打击,与企业A共同占有该市场呢?这就构成了一个博弈模型。 我们不妨假设企业A独占某国际市场,盈利设为M,如果企业B也进入该国际市场,企业A与企业B和睦相处,那么企业B就要平分盈利M,双方企业各盈利为M/2;如果企业A降价竞争打击企业B,那么企业B的净亏损故且设为Q,企业A的盈利也就下降为N,如图所示。 这是一个动态的市场竞争博弈,博弈的结果由图显然可以看出只有三种可能:第一,企业B不进入该国际市场,企业A独占市场;第二,企业B进入该国际市场,企业A降价打击;第三,企业B进入该国际市场与企业A和睦共处,共同占有该国际市场。 我们不难得出,对于M和N的取值不同,企业A与企业B采取的措施也就不同。 ①如果M/2<N时,那么企业A对企业B打击显然是真实的,企业A决不允许企业B进入该国际市场,所以企业B面临的不是亏损,或者就是退出该市场。 ②如果M/2>N时,那么企业A对企业B的打击是假的,企业B可以进入该国际市场,所以企业A只能和企业B和睦共处,共享市场,平分利润。 根据上图我们不难得出,对中国地板企业来讲,要尽可能降低N的取值,以求获得最大的利润,然而对外国的地板企业来说,就要努力把M的值控制在一个范围内,否则就会出现亏损或不盈利的现象。 然而,目前就中国每年出口到美国的强化木质地板约3000万平方米,国内木地板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不到10%,出口每平方米平均价格在50元左右。外国地板企业能否控制M/2>N呢? 我们不妨看下面一个例子。 假设在一定的市场范围内,市场需求量是个定值W,中国每年向该市场输入木地板X平方米,每平方米利润为 x元,外国的企业每年向该市场输入木地板Y平方米,每平方米的利润为y元,市场总利润为Z元,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W=X+Y,Z=Xx+Yy,也就是说,市场总需求量是中国企业输入的地板总量加上外国企业输入的地板总量,总利润为中国地板企业盈利总额加上外国地板企业盈利总额。 近年来,由于中国出口的强化木地板物美价廉,在美国市场上以几何倍数的增长速度增长,在W=X+Y中,因为W是定值,所以当X不断增大时,Y的取值就减小。同理,Z=Xx+Yy,因为Z,x, y都是定值,所以当 X不断增大时,Xx的取值也增大,那么Yy的值就随之减小,y的值为定值,Y的值就减小。当Y的值见效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会出现M/2<N的情况,那么外国企业就要对中国的企业进行打击,这就引发了“337”事件。 2005年7月, Unilin Beheer B.V.公司、Floor Industries Ltd.公司和UnilinFlooring N.C.公司(合称“ Unilin” ),依据美国联邦行政法典第19编第210.14(b)条款(“337”条款),联合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状告包括中国的圣象、升达、菲林格尔等18家地板企业在内的地板锁扣(带有边缘连结结构的地板扣件)侵犯美专利第6006486号,第6490836号,第6874292号和第6928779号(486号专利、836号专利、292号专利、779号专利),要求启动“ 337”条款对侵权产品实施普遍排除令。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裁定,全球38家地板企业在美国销售的地板侵犯了荷兰Unilin及其关联公司爱尔兰地板工业公司和美国Unilin北卡罗莱纳地板公司的地板锁口专利。 “337”地板事件调查的结果: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最终确定中国被诉企业在美销售地板专利侵权成立,并签发了普遍排除令。终裁令一出,中国的地板出口企业将不能再向美国违规出口任何锁扣地板;对已输入美国和库存的产品将依据ITC的禁止令销毁或缴纳保证金。如果要在美国市场销售,必须向Unilin公司一次性支付10万至12万美元,另外每销售1平方米须付0.65美元的“专利费”, 目前就中国每年出口到美国的强化木质地板约3000万平方米,以此计算,这些地板如果要在美国市场上销售,中国每年就要承担1950万美元的专利费,这让中国强化地板产品在美国等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不复存在! 终裁的结果意味着中国众多的强化地板企业要么“一走了之”,放弃美国的市场;要么“花钱消灾”。 地板锁扣,是强化木地板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小环节,而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小环节而引发的***烦,暴露出了国内地板生产企业对知识产权在意识上的缺失。一个小小的地板“ 锁扣”难煞了中国地板企业的老大们,“337”调查的杀伤威力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利用美国的“337”条款,对中国地板企业发难,目的仅仅是为了维权那么单纯吗?显然,还有别的答案。Unilin公司利用美国的“337”条款,发难中国地板企业,其目的显然不是单纯的维权那么简单。近年来,中国出口的强化木地板凭借物美价廉,以几何倍数的增长速度迅速在美国市场站稳了脚跟。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中国木地板行业面对中国木地板企业如此惊人的发展速度,让国际上一些行业巨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维护自己在美国木地板市场的销售份额和竞争地位,利用锁扣专利打压中国木地板企业就显得不足为奇了,抡起锁扣专利大棒打压中国木地板企业,以保住自己在美国木地板市场的销售份额和竞争地位立于不败之地才是目的。值得一提的是,人家借以挥舞的大棒,击中的刚巧是我们的软肋。 起诉方荷兰Unilin公司、爱尔兰地板工业公司和美国Unilin北卡罗莱纳地板公司(后两者是荷兰Unilin公司的关联公司)只花了150美元的申诉受理费却获得了“一次性支付10万美元~20万美元,以及每销售1平方米就另付0.65美元”的专利费的可喜结果。同时,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签发普遍排除令,此举无疑会对国内的木地板企业未来出口造成重大影响。 两相对比,真可谓是四两拨千斤。相信国内企业愁眉紧锁之时,人家却在弹冠相庆。痛定思痛,为何一个小小的锁扣却牢牢的锁住了我们多年企盼的地板强国梦,透过“337”地板事件的失利,或许我们需要更多的反省和总结。 此次针对中国地板企业锁扣专利的“337”调查案,主要是基于我国企业在自主知识产权拥有和保护薄弱而引发的,从长远的发展角度出发,要摆脱这种技术壁垒的困境,国内地板企业不仅要提高专利保护意识,更要加大科研投入,自主研发具有“核心专利技术”的产品,通过高科技为背景的核心竞争力,而不是低价格来参与国际竞争。 商场如战场,尤其是在强手如云的国际市场上,面对着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如何成功地将中国企业的产品打进国际市场,赢得国际用户,又如何坚守已经取得的国际市场份额,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里面不仅是质量的竞争,而且还有专利、知识产权等其他力量的竞争和较量。当今社会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是 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权利之一,不仅与个体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也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紧密联系。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成为世界贸易体制的基本规则。世界各国纷纷把知识产权上升为国家战略,通过保护知识产权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高新技术发展,力求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有利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讲,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随着我国产业技术的不断升级,高新技术产品在我国出口结构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不断优化,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我国企业与外国企业在国际贸易领域因知识产权问题引发的纠纷将日益增多。 “337”事件给中国强化木质地板企业一个沉痛的教训,国际化是一种趋势,而知识产权的保护正是国际化市场的重要游戏规则,希望中国众多企业及其人员对于知识产权的重视和保护能够尽快的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在研发上很下工夫,注重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做出自己的品牌,早日打入国际市场,使得原市场在位者没有能力进行打击,只能让出市场的一部分,与其共享利润。-01-29/67581.html 苏 克:中国强化木质地板实用指南[M].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1年1月P1~2 王国成:竞争对策博弈论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M].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年10月P70 Hal R. Varian: Microeconomic Analysis[M], Third Edition P15 KREPS D. Game Theory and Economic Modeling[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2
【关键词】组织文化 民营企业 文化断层 博弈论
我国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的繁华背后,却有着一串惊人的数字。据调查,全国每年新生15万家民营企业,但同时又有l0万多家死亡,60% 的民营企业在5年内破产,85% 的在10年内破产,平均寿命只有2.9年,导致民营企业“短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组织文化的缺位。
一 组织文化的缺位已成为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一大瓶颈
中国大部分民营企业核心价值体系的缺失一直是制约企业长期发展的瓶颈。民营企业在诚信方面的缺失诸如合同欺诈、欠账赖账、假冒伪劣、违背合同、账目造假、偷税漏税等问题日趋严重。此外,近年来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我国民营企业的一些行为,我们也能管中窥豹我国民营企业组织文化的道德价值观缺失到了何等地步。安徽阜阳“毒奶粉”事件、“三聚氰胺”、“瘦肉精”、“毒胶囊”、“老酸奶”等事件,国人近年来上了几堂深刻而惨痛的化学课,对一些民营企业的“开源节流”敛财法都“深感钦佩”。
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企业成功最重要的因素。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谈到企业价值观的重要性时说:“企业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的企业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我们企业将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我们的企业应该是什么?”可以说,对三个问题实践与否,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成败。诸多案例可以证明,企业可以在短期内攫取较多的利润,但是其要持续成长和良性发展所要依靠的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财务指标,更为重要的是企业是否确立了正确的价值观并为之奋斗。
从种种迹象看来,中国民营企业许多傲人成绩是建立在一种“求量不求质”的陋习上的,这是十分可怕的。组织文化的缺位,特别是企业核心价值观的缺位是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的一大“瓶颈”。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下,这样的民营企业队伍只能算作是一支不正规的“游击队”,是不可能和其他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相抗衡的。即使不得不上战场,大概也只能用上“打不过就跑”的原则,如果不积极寻求壮大之道,迟早是要被国外的竞争对手鲸吞蚕食的。
二 民营企业组织文化缺位的原因分析
如何弥补企业组织文化缺位已成为当前我国众多民企积极探寻的命题。其实,这个道理许多民营企业都了解,因为已经有太多名家讲座与著作强调这个问题,但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民企深陷这个泥沼难以自拔,甘心做个杀鸡取卵的短视者?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无知也有无奈,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制约。
1.内部因素
第一,组织文化断层——历史遗传基因未能较好延续,新文化尚未形成。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十大商帮。作为中国第一商帮,晋商资格最老、历史最久、经营范围与地域最广,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而晋商之所以辉煌,是因为他们创造了独特的商业伦理和道德,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传统儒家思想里的诚信理念与群体意识。中国历史上如徽商、晋商等都是比较推崇儒家文化、注重“道义”经商的,这也算是一种“民营经济”,而现在所说的民营企业应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些现代意义上的企业组织。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家成长真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春风。民营企业家们正是在此基础上摆脱了“社”“资”的枷锁,成为“敢吃螃蟹”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群。在这些民营企业家中,农民占了绝大多数,从工人、销售员逐渐走上管理者、总裁的职务。这样的起步方式不可避免的带上了中国民企发展的历史独特性——草根性。再加上近代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和等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民营企业身上流淌的基因中原先的商业伦理和道德,那些组织文化已经几乎找不到踪迹。而且在引入市场经济的同时,西方的契约精神又没有很好地树立和融入,导致价值观的模糊。来自田间,受教育程度低,对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变化缺少敏锐的洞察力,对现代科技、文化和管理知识难以熟练把握和运用,这是对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草根性”的最好描述。“埋头做产品,积极把钱赚”的民企老板们大多所保有的观念,他们更在乎眼前的效益而缺少长远的战略目标,走一步算一步,哪里有利就往哪里钻。很少有人会去注意一个企业的组织文化建设这样看似务虚无用的东西,缺乏企业长期经营的战略眼光。
第二,民营企业内部缺乏行之有效的组织文化创建与维系体系。长期以来我国民企主要采用粗放式的经营模式,靠廉价劳力、低价竞争抢占低端市场,但这种缺乏核心竞争力的经营方式必将在竞争日益加剧的市场洪流中被淘汰。经营模式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这其中包括了企业文化、产业结构、增长方式等等的脱胎换骨。而组织文化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在组织文化创建与维系中均存在较大缺陷。
马云的阿里巴巴算是在民企中的佼佼者,在组织文化的愿景规划中,提出了十年规划等,做好“过冬”的准备,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做好做强不做大”的策略等都是建立组织文化的良好开端。但正如先前讲到的民营企业的“草根性”,很多企业缺乏这些战略目标。
2.外部因素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一直处在一个剧烈转型的时代。从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国家转型过程中,似乎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明确的改革目标与蓝图,农民企业家也是一步一个脚印摸索着前进,如同温州龙港农民城镇长陈定模所说“改革总从违法开始的”。没有清晰的法律界定,加上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论断,极大的鼓舞了农民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只要不动摇社会的稳定,一切发展皆是硬道理;只要能够赚取更大的利润,驰骋于“灰色地带”又有何妨?这种整个社会浮躁冒进、一切以“利”为先的心态成就了当前中国独特的商业环境。过分地夸大“发展”“利益”导致社会物质和精神追求上的极不平衡,反映在商业上即众多企业的“商术发达而商道缺失”。民营企业的组
织文化当然也难逃大环境思想的影响熏陶。
三 博弈论视角下以诚信为核心的组织文化是强企之路的必然选择
企业诚信文化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以规范和调节企业与社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之间信用关系的一
种道德理念,它要求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尊重他人利益,诚实守信,遵纪守法,不损害对方和公众利益。企业诚信文化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一种稀有资源,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诚信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于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领域,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埃德加?沙凶(EdgarH.Schein)在《企业文化生存指南》一书中指出:“大量案例证明,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文化再造是推动企业前进的原动力,但是诚信作为核心价值观是万古长存的,它是企业文化的一个永恒主题——诚信作为企业生存发展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是不能动摇的。诚信孕育于企业文化、扎根企业文化、渗透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石。”
下面是笔者简单地分析两个企业之间的诚信博弈模型列表:
甲企业诚信 甲企业不诚信
乙企业诚信 以低成本获取利润;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获取良好的发展机遇;提高企业自身发展的软实力 以较高的成本获取利润;乙企业终止和甲企业合作,甲企业失去发展的机遇;甲企业失去了自身发展的软实力
乙企业不诚信 以较高的成本获取利润;甲企业终止和乙企业合作,乙企业失去发展的机遇;乙企业失去了自身发展的软实力 以最高的成本获取利润;甲乙企业失去自身发展的软实力和核心价值观
从上述的分析框架中我们可以可以发现只有在两方都诚信的前提下才能够达成利益的最大化,虽然可能存在着“囚徒困境”,但应当了解到企业之间的博弈是重复的,不是一次性的,存在着合作的可能与必要,是重复博弈的过程。企业要学会在重复博弈中觉醒,学会保护自己,明白在现今不断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建立以“诚信”为核心价值观的组织文化是一个企业长期生存与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样才能在重复博弈中获得长久的利益。
[1]陈琳、张晓华。组织文化基础理论研究[J].现代商业,2010(3)
[2]茅理翔。民企需要应对三大挑战[J].经营管理者,2010(11)
[3]刘韬。关于企业文化研究的思考[J].商场现代化,2008(4)
[4]李明玉、郭小慧。构建民营企业诚信经营自律机制的思考[J].现代商业,2010(26)
[5]莫昌珍、张丹丹。我国民营企业“短命”现象的原因分析[J].经营管理,2010(10)
[6]王晓佳。晋商文化对组织文化构建的启示[J].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1(1)
[7]史少博、张文青。现代企业精神对儒家思想的汲取[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关键词: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6)07-0061-03
近年来,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行为愈来愈严重,这不仅不利于优良学风氛围的形成,而且也不利于研究生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本文对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行为进行了博弈研究,运用博弈均衡理论,把研究生和学校管理部门作为博弈局中人,分析合作博弈各方的利益函数,建立博弈模型,以此协调合作中的利益分配,提出了研究生学风建设与学术道德培养的相应策略。
一、研究生学术道德问题概述
学风是指学生或学生集体在学习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特点和作风,是一种氛围,一种无形的力量,对于研究生而言,研究生学风是指研究生在学习和科研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行为特征以及精神风貌。研究生在从事学术科研工作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守学术界所认可的一系列道德规范和准则,然而当下,一些研究生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自我学习以及自我约束的能力不足,心浮气躁,加上学校管理部门监督管理制度的不健全,研究生对学术道德规范持消极的态度、对学术道德规范缺乏坚定的意志力、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存在不仅会影响到人才培养质量,而且也会对未来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
二、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博弈分析
(一)博弈论概述
博弈论是指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在直接相互作用时,人们如何进行决策以及这种决策如何达到均衡,博弈论开始于冯・诺依曼(Von Neumann)与摩根斯坦(Morgenstern)在1944年合作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The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一书的出版[2]。博弈论首先假定人是理性的(Rational),这里所讲的理性的人是指在进行具体策略选择的时候,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作为目的,博弈论所要研究的是理性的人之间如何进行具体策略的选择,简单说来,就是每个博弈方通过自己所掌握的信息,从自身的利益和目的出发,同时考虑到他的决策行为对其他人可能产生的影响,选择最佳策略计划来采取行动,从而达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博弈方、博弈的规则、策略、收益、结果是描述一个博弈活动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的要素[3]。
(二)研究生与学校管理部门之间的博弈
研究生学位论文及科研成果水平是衡量学校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当学校管理部门对研究生在读期间学位论文质量及科研成果进行具体要求时,研究生与学校管理部门之间就开始了博弈。研究生由于自身内部和外部原因,可能采取一些不诚信的方法,以最低成本达到学校管理部门对研究生学位论文及科研成果的相关要求,以顺利获得学位。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管理部门必须通过相关制度规定引导研究生的行为,鼓励研究生通过自己努力学习达到学校管理部门规定的质量要求。针对该问题本文建立博弈模型如下。
把研究生与学校管理部门之间的博弈看成是一次完全信息下的混合策略博弈,在这个博弈中存在一个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现在,以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问题为例,假设面对学位论文时,研究生按照某一概率可以随机选择诚信或者不诚信这两种纯策略,学校管理部门也同样按照某一概率可以随机选择检测或者不检测这两种纯策略,假设个人收益没有增减的情况为0,研究生选择不诚信采取其他手段完成学位论文的成本设为C1,学校管理部门不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研究生选择不诚信采取其他手段完成学位论文后获得的额外收益设为A,学校管理部门对研究生发表学位论文进行检测的成本设为C2,学校管理部门检测出研究生不诚信时研究生所承担的后果设为L,学校管理部门对研究生不诚信行为进行惩罚后,研究生改正后给学校管理部门所带来的收益设为F,学校管理部门不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进行检测,出现研究生不诚信时的损失设为H,研究生选择不诚信策略的概率设为p,研究生选择诚信的概率设为(1-p),学校管理部门选择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的概率设为q,学校管理部门选择不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的概率设为(1-q),那么研究生与学校管理部门之间的混合策略博弈得失矩阵如表1。
通过对研究生与学校管理部门之间的混合策略博弈得失矩阵的分析可以求出,研究生的期望收益函数E1是:
学校管理部门的期望收益函数E2是:
对于学校管理部门选择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进行检测的混合策略 (q,1-q),研究生希望使得期望收益函数E1最大化,因而对上述公式(1)进行求偏导,即E1对p求偏导,然后令所求得的偏导等于0可以求到:
可得
同理,对于研究生选择不诚信行为的混合策略(p,1-p),学校管理部门希望使得期望收益函数E2最大化,因而对上述公式(2)进行求偏导,即E2对q求偏导,然后令所求得的偏导等于0可以求到:
可得
由上述求得的值可以知道,研究生选择不诚信策略的概率p,与学校管理部门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的成本C2成正比,与学校管理部门对研究生不诚信行为进行惩罚后,研究生改正后给学校管理部门所带来的收益F、学校管理部门不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出现研究生不诚信时的损失H之和成反比;学校管理部门选择进行检测的概率q与学校管理部门不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研究生选择不诚信采取其他手段完成论文后获得的额外收益A和研究生选择不诚信采取其他手段完成论文的成本C1之差成正比,与学校管理部门不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研究生选择不诚信采取其他手段完成学位论文后获得的额外收益A及学校管理部门检测出研究生不诚信时研究生所承担的后果L之和成反比。其中A与L具有一致性,就是说研究生选择不诚信采取其他手段完成学位论文后获得的额外收益越大,对学校管理部门造成的损失也越大,因此学校管理部门检测出研究生不诚信时研究生所承担的后果也应该越大,即A或L越大,q 越小。
因此,本博弈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为:
即研究生以 的概率选择不诚信策略,学校管理部门以 的概率选择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
在研究生选择不诚信策略的概率p一定的情况下,学校管理部门选择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即q=1的时候,学校管理部门的期望收益函数E2(p,1)为:
学校管理部门选择不对研究生发表的论文进行检测,即q=0的时候,学校管理部门的期望收益函数E2(p,0)为:
时,E2(p,1)=E2(p,0),学校管理部门将会对研究生学位论文随机选择进行检测或者不检测,当0
研究生选择诚信策略,即p=0的时候,研究生的期望收益函数E1(0,q)为:
根据上述博弈分析,可以总结出:(1)由于学校管理部门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需要消耗一定的成本,因此学校管理部门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所消耗的成本越高,研究生选择不诚信采取其他手段完成学位论文的概率将会增大,所以,在实际生活中,研究生的不诚信问题很难彻底解决;(2)在学校管理部门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的成本一定的情况下,学校管理部门对研究生不诚信行为进行惩罚后研究生改正后给学校管理部门所带来的收益不高,或者学校管理部门不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出现研究生不诚信时的损失比较小的时候,如果学校管理部门选择不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那么研究生选择不诚信策略的概率将会增大;(3)学校管理部门检测出研究生不诚信时研究生所承担的后果越大,学校管理部门选择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的概率就会相应地降低,同时加大对研究生不诚信行为进行处罚的力度,也可以增强对研究生不诚信行为的治理,在惩罚力度一定的情况下,加大学校管理部门选择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的概率也会使研究生更倾向于选择诚信行为;(4)研究生选择不诚信采取其他手段完成学位论文的成本很小,或者学校管理部门不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研究生选择不诚信采取其他手段完成学位论文后获得的额外收益很高的时候,研究生就会选择不诚信采取其他手段完成学位论文,那么研究生选择不诚信策略的概率就会变大。
三、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解决策略
(一)加强对研究生不诚信行为的治理
研究生的策略选择受到学校管理部门检测出研究生不诚信时研究生所承担的后果以及学校管理部门的惩罚力度大小的影响,如果学校管理部门检测出研究生存在选择不诚信采取其他手段完成论文的行为时,对其行为予以遮掩或并未进行惩罚,那么,学校管理部门检测出研究生不诚信时研究生所承担的后果L就会变得很小,相对而言额外收益A就会变大,这必然会导致更多的研究生选择不诚信行为。因此,学校管理部门只有在对研究生发表的论文进行检测发现其不诚信行为后,加重研究生选择不诚信行为时所承担的后果,加大对其进行处罚的力度,才能够有效治理研究生的不诚信行为。
(二)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的利益观
在学校管理部门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的成本一定的情况下,学校管理部门对研究生不诚信行为进行惩罚后研究生改正后给学校管理部门所带来的收益不高,或者学校管理部门不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进行检测出现研究生不诚信时的损失比较小的时候,如果学校管理部门选择不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进行检测,那么研究生选择不诚信策略的概率将会增大,长此以往,不仅会严重影响学术科研环境,而且也不利于研究生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同时,从博弈论的角度看,研究生在评估学术不端现象与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风险以及预期收益时,可能会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从而对因学术道德失范行为而造成研究生长远利益损害的情况持有一种不清楚、无所谓、不关心的态度[4]。因此,学校管理部门要对研究生不诚信行为进行全面的监督,建立学术监督机构,引导其树立正确的利益观。
(三)完善研究生评价制度
学校管理部门可以为研究生建立个人诚信档案,对研究生不诚信行为进行记录并及时对外公示。除此之外,当前的评价体系是以数量、期刊级别为中心的,然而科研工作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并且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并不能保证每年都有预期的成果,特别是对于研究生来讲,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既要完成课程的学习,又要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以及取得高质量成果,这就对他们造成较大的压力,可能导致他们选择不诚信采取其他手段或是完成学位论文[5]。学校管理部门应该全面完善研究生评价制度,从理论素养、课程学习、行为表现、实践能力、创新思维等方面多维度、多形式、多途径地评价研究生,以更广阔的视角真实地表现研究生的综合素质能力,使得研究生能以更好的身心状态投身于学术科研中去。
通过运用博弈均衡理论对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博弈研究可知,在研究生与学校管理部门之间的博弈中存在一个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学校管理部门必须加强对研究生进行学风建设与学术道德教育,提高其收益分析的能力;加重研究生选择不诚信行为时所承担的后果,加大对其进行处罚的力度,有效治理研究生的不诚信行为;要对研究生不诚信行为进行全面的监督,建立学术监督机构,引导其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完善研究生评价制度,从理论素养、课程学习、行为表现、实践能力、创新思维等方面多维度、多形式、多途径地评价研究生,以更广阔的视角真实地表现研究生的综合素质能力,这样才能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才有利于研究生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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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杨亚楠。基于博弈论的研究生学术道德问题研究[J].中
论文关键词:会计信息失真,博弈
会计信息是为信息使用者提供相关决策服务的,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保证信息使用者作出正确决策的基本保证。而会计信息造假的存在,极大地损害了信息使用者的利益,也扰乱了资本市场
一、博弈论的基本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行为在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决策的均衡问题。当人们的利益存在冲突时,每个人所获得的利益不仅取决于自己所采取的行动,还有赖于其他人采取的行动,因此,每个人都需要针对对方的行为选择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反应。一个完整的博弈模型包括局中人、行动、信息、策略、
(一)会计行为博弈的假设1.假定政府、投资者和其他利益
2.博弈的双方对信息的了解程度是不对称的?乙方是企业的经营者毕业论文格式,对企业的经营情况有充分透彻的了解,甲�
(二)经营者与监管部门之
假设C1(假设为30)为管理当局提供真实信息的收益,C2 (假设为50)为管理当局提供假信息而没被查出的收益,- C3 (假设为-50)为管理当局提供假信息而被查出的收益,C4 (假设为-60)为监管者监管严格的成本,C5(假设为40)为监管者监管不严格的成本?其中C1,C2,C3,C4
单位 监管者
严格
不严格
提供真信息
C1,-C4(30,-60)
C1,-C5(30,-40)
提供假信息
-C3,-C4(-50,-60)
C2,-C5(50,-40)
假设管理当局提供真信息,在此情况下监管者会选择监管不严格,因为C5<C4?当管理当局提供假信息时,监管者也会选择监管不严格?假设当监管者选择监管严格时,管理当局会选择提供真的信息,应为C1>-C3&
(三)投资者与经营
我们假设经理有两种战略选择,且必须选择其中一种。我们把第一种选择称为提供真信息,我们可 第二种战略
表二 经理人员与投资者
投资者 单位
提供真信息
提供假信息
购买
60,40
20,80
拒绝购买
「摘要题乡村治理
「关键词宗族/农村治理/合作博弈
一、引言
随着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以及“草根民主”观念的普及,农村村民自治和农村治理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尤其赢得了很多社会学家的智慧。农村治理,就是农村公共权威管理农村社区,增进农村社区公共利益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徐秀丽等人(2004)所指出的,治理不同于统治,它不仅仅依赖于政府权威,还依赖于民间权威,或者二者的结合。因此,农村治理不是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自上而下发号施令、制定和实施政策,而是通过上下左右的互动、合作协商、确立认同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从近代直到现在,治理中国农村的公共权威结构主要由政府、政党和民间三部分组成,其中,政府和政党属于官方的权威机构,他们在中国农村治理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治理结构与以前相比还是有了很大变化,政府和政党权威深入农村,国家对农村的控制明显加强。民间治理权威,尤其是一直广泛存在的“宗族治理”受到严厉打击,在建国后的30年里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才逐渐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国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治理改革,源于体制解体后农村社会广泛出现的权力真空。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自治体制。1987年全国人大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农户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88年开始实施,标志着农户委员会的建设进入了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根本法和具体组织法确立了农户委员会作为农户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农户委员会组织法》的正式颁布,确定了农户委员会不是一级政权组织,而是农户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要求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于建嵘(2002)认为,在文本制度上,村民自治是以确认和保护农户个人权利为前提的农村治理制度。目前中国乡镇村治体制是国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农户个人权利承认和保护的制度性承诺,是一种基于市场、民主和法制理念的新的行政管理结构和农村治理方式,标志着国家行政化与乡村自治权的相对分离。
换言之,农村治理应该是一种基于民主和市场的“合作”过程,是谈判而不是强制的。我们知道,要在谈判的基础上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谈判双方达成的协议必须是能够自我实施的,也就是说,谈判结果必须是一个纳什均衡。但是,从个人理性出发,一次性博弈的纳什均衡很难是“集体理性”的,即结果不会是相互合作,著名的“囚徒困境”表达了这个思想。在一个村庄当中,农户之间是否会相互合作?如果能,则农村治理容易达到所谓“善治”(俞可平,2001)的结果,否则,农村治理必将陷入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上看,在农村治理中,宗族通常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宗族在很多农村地区出现了复兴局面,那么,宗族复兴是否有助于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新型农村治理达到所谓的“善治”?以民间权威为主导力量的农村治理意味着农户要有相互合作的动力,而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产生一种能自我实施的协议来约束农户的行为,促使他们进行长期合作?本文的目的是回答上述这些问题。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了农村中宗族治理的产生、发展和复兴的原因及背景;第三部分引入了一个合作博弈的分析框架;第四部分分析合作剩余的来源;第五部分做了一个推广,分析了产权安排与农村治理之间的关系;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农村治理中的宗族:我们知道什么
历史上,宗族曾在农村治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将宗族置于20世纪的历史时段,宗族在村治中的作用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前半叶居主导地位,作用很大;第二阶段即1949年至1979年间,宗族作用潜伏着,没有正式的合法的地位;第三阶段为1980年以来,宗族的作用凸现,但是不如20世纪上半叶那么强大(肖唐镖,2001)。在新中国成立前,宗族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南方地区一直是村级治理的核心。宗族治理依靠的是农户间的相互合作(尽管有国家行为的痕迹),这就要求从长期来看,“合作”比“不合作”的收益更大。尽管乡绅和宗族势力在1949年以后都遭到了严厉打击,乡绅阶层消失了,宗族和宗法制度的合法性被彻底剥夺,但是,宗族势力却没有消失。在宗族销声匿迹的30年中,宗族赖以萌生的先天土壤,成员连结的血缘性和居住的地缘性相契合,在中国农村并没有遭到根本的破坏。即使在国家对基层控制最严的20世纪60~70年代,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群体仍构成农村庄会的基础,宗族的关系网�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宗族复兴对于农村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它意味着农户之间自愿合作的意愿加强,那么,利用农户的这种合作意愿,以民间权威为主的农村治理就可能取得成功。不过,农村的宗族为什么会出现复兴?这种复兴是否真的是农户“合作意愿”加强的表现?
唐军(1996)在《当代中国农村宗族复兴的背景》一文中对宗族的复兴作了精彩的论述。他认为,宗族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复兴,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户委员会的设立及儒家思想的回潮,为宗族复兴提供了需求、空间、际遇和资源的结果。宗族的复兴说明,第一,由于社会还没有为回应农村家庭的求助而建立的正式的生产经营支持机构,于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合作就成了农村生产经营合作最主要的方式。第二,生产经营与家庭利益的紧密联系又在不断地压缩农户可能信赖的合作对象范围,有血缘联带的宗族家庭遂成为农户最主要的合作选择对象。第三,农民委员会与原来的生产队相比,其对农户生活的介入及对社区运转的调控能力大为弱化,这最终导致了农村庄区生活的组织真空,宗族因而有可能以同宗家庭的利益保护者和利益协调者的面貌出现,这是宗族在农户间较易取得信任也较易扩展势力的领域。第四,农村社区的很多方面缺少社会的保护、国家的干预和法律的覆盖,这也为宗族的活动提供了生存依据。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刷下,村庄内部的宗族和宗族联系的日益理性化是非常明显的。在通过复兴宗族和宗族力量可以在新的社会时空条件下获益的地区,宗族和宗族的联系实际上通过市场的力量以一种类似传统的方式出现(刘义强,2004)。但是,这种合作只是短期的,由于外部世界被打开,农户不再将宗族和宗族作为当然的社会联系范围,而是寻求家庭利益的最大化,这就导致传统的基于血缘的宗族和宗族这种首属群体的社会连结机制的日渐消解。宗族和宗族意识淡薄,即使亲兄弟之间也很难进行一些长期的合作(刘义强,2004)。
我们可以看到,宗族的复兴是由于农户能够通过“宗族”形式下的合作获得更大的收益,包括从生产、谈判和自我保护中得利。也就是说,宗族的复兴表明了在很多领域,农户之间存在“合作”以获得更大剩余的动力。因此,宗族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成一个村民为获得更大的剩余而相互合作的过程。同样,以农户自愿合作为基础的新型农村治理也可以看作是农户为获取更大的剩余而相互合作的过程,换言之,这个问题可以放在一个合作博弈的框架中进行分析。
三、一个合作博弈的框架
在本节中,笔者引入一个合作博弈的框架,分析农户合作的动力和背景。农户间的自愿合作意味着:①合作能够产生更大的剩余;②每个参与人都能从合作中获益,即对剩余的分配是合理的。在一个合作博弈的框架中,我们必须知道的几点是:
1.博弈的初始状态是什么?或者说,村民的保留效用为多少?又取决于什么?一般而言,村民的保留效用就是不合作的时候能够获得的收益。因此,在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农村治理结构以前,农户总的收益减去各种税费支出就是农户保留效用。显然,这个保留效用随着农村治理状况的变化而变化,治理状况越好,保留效用越高,反之反是。这也就意味着,治理状况越差的地方(比如公共品没有提供,公共资源不能得到保护,社会治安状况不好,农户间合作很少)越有形成新的治理结构的需要,农户的合作意愿更强。
2.合作何以发生?事实上,宗族出现和复兴的一个基本原因便是农村数百年以来的聚居格局。而且,农户聚居的村落一直以来都是封闭的。相对封闭的世居和人们在生活中的各种来往和联系强化了有关宗族的意识和观念,在农村中人们为争夺各种资源的斗争和冲突则明确了宗族或宗族的边界(杨善华等,2000)。封闭的聚居格局就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最重要的含义首先在于单个农户的信息在村庄中是公开的;其次在于村庄是封闭的,农户不可退出村庄。因此,熟人社会的真正要义在于把农户之间的博弈从单阶段博弈变成了重复博弈。
农户之间难于形成长期合作,与“外部世界被打开”密切相关。从博弈的结构看,农户之间进行重复博弈,意味着农户即使在某一个阶段受到损失也不要紧,因为他更看重长期利益,农户会珍惜自己的“愿意合作”的声誉而不至于为了短期利益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外部世界被打开,农户不再将宗族和宗族作为当然的社会联系范围”使得农户决策时面临的是一个一次性博弈。对于一次性博弈而言,只有当合作的收益肯定大于不合作的收益,即合作是农户的占优策略时,农户才会采取合作的行动。
因此,总结起来,合作发生条件有两个:要么合作能够产生足够大剩余①;要么合作是长期的。
3.合作剩余如何分配?一般情况下,合作剩余总是根据谈判能力来分配的。不过,在一个农村中,村民之间的谈判能力取决于农户的保留效用,显然,农户的保留效用是以农户的效用函数和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越偏好劳动的农户,保留效用越高,劳动生产率越高的农户,保留效用越高;反之反是。
四、合作剩余从何而来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合作剩余的大小决定了合作能否取得成功。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合作剩余从何而来?
1.生活保障的提供。赵力涛在分析宗族的时候指出,宗族的维持机制有两个,一是宗族仪式,它在确认宗族结构、明确宗族规范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二是日常实践,农户的日常实践活动发生在这么几个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杨善华(2000)进一步强调道,中国农村的宗族组织、宗族意识和宗族活动,固然体现在宗族仪式、宗族象征符号及制度规范等方面,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活生生的东西,存在于农户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刘援朝(1997)指出,宗族组织正是由于它所具有的认祖同宗和族人互济的功能,使同姓农户在心理上获得了保护,从而延续数千年之久。宗族具有的互助和公益事业的功能是其他社会团体所不能取代的,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将在新的时代以新的面目出现,在新的环境下产生新的适应方式。这些论述表明,资源的提供和农户之间的互相救助是日常生活实践主要的表现。显然,族人共济这一方式所提供的生活保障功能是合作剩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抵制外来压力。近年来,中国乡村两级基层政权负债严重,财政困难。它们在“压力型体制下”借助乡村准行政性体制加大了对农户税费的征收规模和征收力度,乡村干部的“赢利性经纪”行为突显(刘义强,2004),以至于在很多地方,乡村干部的工作职责变成了抓计划生育和收农业税(费)。随着农业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推行,乡村基层政权面临的财政困难将更加严重,乡村政权不能运转,这会导致乡村政权加紧对农户税费的征收,并最终使得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有研究指出(项继权,2002),财政困难可能导致乡村民主的出现,也就是说为了抵制乡村政权对农户的剥夺,农户会联合起来要求更多的自,因此,抵制外来压力也是农户互相合作,实行农户加强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page_break]
3.村庄或者说农户间的合作,只能在农业范围内提供收益,因此,随着农业收入占农户总收入比重的日益下降,农户选择不合作的可能性增加。但是,在很多有着强大集体经济,尤其是集体工业的农村,乡村�
4.生产要素、技术和生产工具的提供。农户间通过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的共享与合作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劳动强度。对大型农具的共同拥有和使用,则有助于减少农户的生产成本。另外,生产技术和市场信息的共享也有助于降低农户的生产成本并且增加其收益。
前文笔者论述过,合作有两个条件:要么合作剩余足够大,要么合作是长期的。在某个一次性博弈中,合作可能是所有农户的“占优策略”。但是,这种均衡结果出现的概率不高,因此,另外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把合作从“一次性”转化为长期的,如何把一次性博弈变成重复博弈,或者说,有没有这种转变的可能?
新中国成立前,村落的封闭性使得农户不能退出村庄,没有退出权又进一步使得农户之间的博弈从一次性博弈变成了重复博弈,声誉机制的作用最终导致了农户之间的相互合作以及宗族势力的强大。改革开放以来,农户的流动增加,村落也不再是封闭的,而是逐渐向外开放,农村庄会正逐渐变成了一个“半熟人社会”甚至“陌生人社会”,尽管单个农户的信息在村庄中是公开的,但是农户可以退出村庄,村庄和宗族不再是农户获得资源的唯一地方,这样一来,农户间的博弈就成了一次性博弈,农户相互之间的长期合作变得困难。因为合作的参与方不能惩罚不合作的参与方,只要外部机会足够好,农户就存在“先偷懒然后退出获得外部机会”的动力或者干脆“获取外部机会而从不与其他人合作”。总而言之,在这种环境下,“声誉机制”已经不起作用了。农户对农村内部合作需要程度的变化会影响农村治理模式的变动。农户对合作的需求越强烈,农户达成合作的可能性就越高。
五、一个推广:产权安排与农村治理
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知道,要保证农户间的合作,就必须保证,至少从长期来看,合作的收益比不合作的收益要大。一般情况下,只要博弈是重复的,对于效用函数和劳动生产率相同的人而言,合作收益通常是大于不合作受益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若是能够保证博弈是可重复的,农户间就会选择合作。不过,在人们的效用函数或者劳动生产率不同的情况下,合作的达成就要困难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在合作的情况下,分配往往是平均主义的,由于信息缺乏和合同不完备的原因,从而按贡献分配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假定农户的效用函数取以下形式:
U=a[,i]Lp[,i]+b(24-L)
其中,L表示劳动投入时间,p表示劳动生产率。i=1,2表示两个不同的农户。首先考虑效用函数的不同,即a[,1]≠a[,2];b[,1]≠b[,2];不失一般性,假定a[,1]>a[,2];b[,1]<b[,2];也就是说,农户1更加偏好劳动,而农户2更懒。此时,如果农户2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事实上,农户2几乎总是不合作,因为这样他的效用更高),与两个农户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相比,农户1对农户2的惩罚更困难。考虑一个两阶段博弈:农户1在第一阶段不合作,如果在第二阶段农户1以不合作做为惩罚手段的话,他的惩罚措施必须足够强,使得农户2不合作的总效用低于它合作的总效用②。如果农户2足够偏好闲暇,那么农户1就必须采取“彻底”的惩罚措施,但是,“彻底”的惩罚措施,比如说完全不干活,也会大幅度降低农户1的效用,因此,农户1不大可能采取很“彻底”的惩罚措施(否则自己遭受更大的损失)。这就说明,在效用函数不同的情况下,(不合作)更加可能成为农户间博弈的均衡结果。同理,在农户的劳动生产率不同的情况下(即p[,i]的取值随农户不同而不同),只要分配方式不是完全按照贡献进行(完全按照贡献进行意味着信息是完全的,而且农户的贡献是能够被证明的),那么也会导致不合作的结果。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即便博弈是可重复的,如果农户间的效用函数或者劳动生产率不同,农户间也不会达成合作。因此,促使农户合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边缘化不合作者?即边缘化那些具有更加偏好闲暇的效用函数和劳动生产率更低的人?
中国农村的实践表明,公有产权往往是低效率的,因为人们无法边缘化那些不合作的“搭便车者”。这是由于公有产权伴随着的事往往是“平均分配”,而公有产权下的农户根本不可能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或者相同的劳动生产率,相反,他们的效用函数和劳动生产率具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即便博弈是可重复的,农户间也无法达成合作。最终的结果是在公有产权下,那些不合作者往往很难被边缘化。事实上,由于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户间相互知根知底,信息是完全的,只要合作产生的收益足够大,那些效用函数和生产率相近的农户就有相互合作的动力。因此,如果不是强制性的合作,农户间通过自由选择就能把那些不合作者排除在外。我们知道,要保证没有合作不是强制性的,就必须保证农户所拥有的产权是明确和清晰的。换言之,在公有制条件下,那些愿意合作者将不能将那些不愿意合作者摈弃,从而达不成合作的结果。
以上的分析表明,在以农户自愿合作为基础的农村治理环境中,明确和清晰的产权是一个关键。通过边缘化那些不合作者,愿意合作的农户能够达成稳定的合作。然后,那些不合作者在被边缘化之后能够获得更低的收益,从而不得不加入合作。同时,对于那些劳动生产率低地的农户而言,加入合作组织的条件是同意对合作的剩余“按贡献分配”,而在公有制下,这是不可能的。
六、总结
在乡村政权向服务型政权转型的过程中,农村治理将更多地依赖于民间权威,即农户之间的谈判、协商与合作。农户之间要通过谈判达成合作,尤其是要达成长期合作,条件之一保证农户之间的博弈是重复博弈,这就要求村庄的结构是封闭式的。封闭式的村庄不是指地理位置和信息上的封闭,更不是指农户无法退出村庄,没有更好的外部机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保险。毫无疑问,农村的开放和农户流动的增加使得村庄不再是封闭的,部分农户可以有更好的外部机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更高的收入。因此,农户间的合作越来越困难。
不过,由于农户依然有着加强组织,增强自身谈判能力的需要,农户依然有互相合作的需要。为了对抗上级政权的过分的税费征收以及对村庄的侵扰或者与其他村庄争夺经济资源,农户们可能联合起来,这也可能加强农户间的合作。笔者的分析表明,村庄治理的难易程度与农村的市场开放程度、经济发展程度和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市场开放程度越高,农村治理越困难,因为农户互相合作越困难;经济发展模式越是村庄主导(即集体经济越发达),农村治理(尤其是农户自治)越容易。
另外,笔者的分析还表明,即便农村社会是封闭的,从而博弈是可重复的,合作也不一定能够达成。因为产权安排会影响农户间的合作,本文认为,在以农户自愿合作为基础的农村治理中,明确而清晰的产权是题中之意。因此,必须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土地承包权,对那些共有的自然资源,比如山林,水库,池塘等,要么完全由村委会管理或者上级政府管理,要么就通过承包、租赁等方式明确其产权。
注释:
①足够大的剩余意味着,在该剩余下,囚徒困境的均衡结构不可能出现,当一方合作时,另一方不合作所得到的收益仍然小于双方合作所得。
②比方说,在一个两阶段重复博弈中,农户1合作的效用是5,农户2也是5,在博弈的第一阶段,若农户1合作,农户2不合作的效用为6.那么,只要第二阶段农户1不合作时农户2的效用低于4,农户2在第一阶段就会选择合作。不过,若在该博弈中,农户2合作的效用为4,而在对方合作自己不合作时的效用为6,在第二阶段中,若农户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作为对农户2在第一阶段中不合作的惩罚,那么,只有在该条件下惩罚才是有威慑力的:都不合作时农户2的效用小于2.显然,与第一种情况相比,第二种情况下,农户1的惩罚措施必须足够有力,这也意味着该情况下合作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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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弈论的形成和发展
1、博弈理论的早期研究。一般认为,对于博弈理论的最早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瓦德格拉夫(Waldegrave)在1713年提出了两人博弈的极小化极大混合策略解。古诺(Cournot)和伯特兰德(Bertrand)分别在1838年和1883年提出了博弈论最经典的模型,两位学者分别从产量决策和价格决策分析垄断的双寡头竞争模型,确定了在竞争之下各自的最优反映函数。这些都是关于博弈问题的早期的零星研究。
2、博弈论发展的不同阶段。一般认为博弈论萌芽于20世纪20年代初。博弈论创立的标志是冯・诺伊曼和奥・摩根斯坦(Morgenstern)在1944年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这部著作,他们的贡献现在看来主要是创立了博弈论研究的基本概念、二人零和博弈的完全解决和对合作博弈的贡献。现在应用更为普遍的非合作博弈理论的创立,则是以纳什(John Nash)1950年的博士论文《非合作博弈》为标志,该文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纳什均衡的概念。此后(20世纪70年代),美国海萨尼(Harsanyi)和德国塞尔顿(Selten)的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工作进一步完善了非合作博弈理论。当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将注意力由价格制度转向非价格制度时,博弈论逐渐成为经济学的基石。
1944年,冯・诺伊曼(Von Neumann)和奥・摩根斯坦(Morgenstern)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被认为是博弈理论初步形成的标志。该书在总结以往关于博弈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博弈论的概念术语、一般框架和表述方法,提出了较系统的博弈理论。而且,在该书以前,博弈论主要是数学家们研究的课题,主要是一种数学理论而不是经济学理论。《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极大地促进了博弈论和经济学研究的联系。从此,博弈论开始被经济学家们所接受,对博弈论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虽然《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的出版标志着博弈论的初步形成,但是这个时候的博弈论还是比较幼稚的,研究的范围也较小,总体影响也很小。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少数类型的合作博弈和零和博弈。
20世纪的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是博弈论的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了博弈理论的研究。1950年,纳什(John Nash)在他的博士论文《非合作博弈》中,将博弈论扩展到了非零和博弈,最终形成了非合作博弈理论的思想源泉,纳什均衡概念的提出以及纳什均衡存在性的纳什定理的证明,发展了以纳什均衡概念为核心的非合作博弈理论。纳什均衡是对古诺模型和伯特兰德模型中均衡概念的一般化,纳什均衡的概念是有关均衡概念的最基本的概念,后来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贝叶斯纳什均衡、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等概念的提出都是以纳什均衡为研究出发点的。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70年代也是博弈论发展历史上较为重要的一个时期。“微分均衡”、“强均衡”、“重复博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等概念就是在这一时期提出来的,而且在60年代初开始了博弈论在进化生物学中的应用的研究。这个时期产生的里程碑式的成果是海萨尼(Harsanyi)关于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他在1967-1968年的三篇关于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的论文中,提出了关于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贝叶斯纳什均衡”的概念,此外还在1973年提出了关于“混合策略”的不完全信息解释,以及关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严格“纳什均衡”概念。同时这个时期也是进化博弈论发展的重要阶段,提出了“进化稳定策略”等概念。当然,这个时期产生的博弈论成果还有很多,博弈论更多地应用到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当中,为80-90年代博弈论的成熟以及经济学理论的博弈论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80-90年代到现在是博弈论走向成熟的时期,期间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表明博弈论已经作为一种一般的分析方法逐渐走进了政治学、军事学、生物学、统计学等多门学科中。尤其是在经济学中,博弈论占据了核心地位。这个时期,是对非合作博弈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产生了博弈论基础上的经济学分支,如信息经济学,以及一些关于特殊问题的理论,如拍卖理论、激励理论。早在1983年,因一般均衡理论而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德布鲁(J・Debreu)表明,如果没有博弈论中纳什均衡的重要概念,也就没有他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的证明。到了90年代,克莱普斯(D・Kreps)、克***曼(P・Krugman)和格罗斯曼(S・Grossman)都是因为在博弈论上的贡献而获得了美国的克拉克奖(Clark Prize),这是美国对40岁以下经济学家的最高奖。之后,博弈论两度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4年颁给纳什(Nash)、海萨尼(John Harsanyi)和塞尔顿(Reinhard Selten)三位博弈论专家;2005年颁给罗伯特・奥曼(Robert J・Aumann)和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 )。
二、博弈的类型及其均衡概念
博弈理论有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之分。合作博弈强调团体理性,强调效率、公平和公正,非合作博弈更强调个体理性、个体的最优决策。按照参与人行动的先后顺序,博弈可以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完全信息博弈是指每个参与者对所有其他参与者的特征、策略空间和支付函数有准确的知识;否则,就是不完全信息博弈。下图是基于上述分类方法的博弈类型以及各自的均衡概念。
三、博弈论的研究趋势及未来
1、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之分。博弈论有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之分,现在的研究更多地是基于非合作博弈的研究,事实上合作博弈也是博弈理论的重要内容。当前合作博弈理论研究的落后,正说明这个领域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基于这方面的研究可能会带来博弈理论以及经济学理论的重大革命。
论文摘要:上市公司信用缺失是一个国内外证券界都存在的问题。美国的“安然”事件,中国的“银广夏”造假案即为明证。围绕其问题的监管 本文试图从博弃论角度探讨,进一步完善中国证券市场监管措施。
上市公司业绩操纵和证券监管是证券市场上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证券市场诚信机制的基石。上市公司作为证券产品的提供者,其经营业绩对其利益极其重要。由于现行《证券法>>规定的强制信息披露制度和措施不仅是上市公司维持其上市融资资格,享有首次发行股票,配股,增发等权利的前提条件,对于支撑其二级市场股价更具有决定作用,因此上市公司有业绩操纵的巨大利益动机;现实中监管方由于未能有效预防造假而受到社会的关注和责难,其监管力度和方式也倍受争议;同时,广大中小投资者因为部分上市公司业绩造假而承担了极大的社会成本。因此,研究业绩操纵是改进证券监管工作的前提。
一上市公司造假与证券监管的博弈分析
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灵魂。由于人们理性的有限性、证券交易的不确定性、市场信息不完全等因素的存在,致使失信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必然发生。上市公司造假,就是国内外证券都存在的信用缺失的问题。美国的安然事件,中国的“银广夏”造假事件即是信用缺失的突出案例。那么必须从哪个角度入手,避免信用缺失呢?笔者以为对上市公司信用缺失的博弈分析,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启示。
(一)基本模型假设:
1上市公司有绩优(G)和绩差(B)两种类型,公布好报表(H)和差报表(L)是其管理部’I’7选择的结果。现实中存在上市公司与审计部门合谋的可能性。
2监管是有成本的。认真监管可以识破造假。监管方能判断得出编好报表同时又是绩优公司的概率。
3好报表给上市公司的好处为V1(如配股,优惠政策,监管较松),差报表不给公司带来价值,绩差公司业绩操纵成本为C1,查处一次的平均成本为C2,查处一次受到奖励的价值为V2,查处不利使监管方名誉受损的负价值为一V3oV1>V2V3>C1>C2均大于Oo4以P,1-P代表公司绩差、绩优的概率,以Q.1-Q代表好报表和差报表的概率,F与此同时1-F为证监部抽查和不抽查业绩操纵的概率。
结合国内证券市场的发展实际情况,可以看出上述假设适用于分析国内证券市场现状。
(二)分析业绩造假的可能性。
本模型是信号传递博奕模型,推导过程如下。(如图1所示)
首先公司经营的“自然N1”情况决定公司类型,然后公司选择做好报表和差报表,最后证监部门在观测到公司发出的信息后,使用贝叶斯法则从先验概率1-P与P得到后验概率:P(G/H),P(B/H),P(H/B),PCL/B)然后选择行动,查处或不查处。中国证券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在于:上市公司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类型公司,但证监部门必须依赖主观概率来估计公司的业绩是否属于操纵。博弈双方的收益情况如图1-11表示,第一行数字代表公司收益,第二行数字代表证监部门收益。
根据以上博弈状况分析,上市公司基于收益选择自己的行为,那么:如果C1>V1,即造假的成本大于收益,换言之,惩处很严厉,上市公司感到得不偿失,自然会放弃造假。市场的监管就成为例行公事,应该是完全有效的。投资者可以根据公司报表来衡量公司股票价值,市场上没有造假行为存在。但是这种情况不符合国内实际;如果C1<V1,即造假成本小于收益,使造假成为可能。实际上,国内很多上市公司由于先天不足,经营业绩不尽如人意,所以绩差公司比例较大。这使得监管变得尤为重要。而从监管部门这一方分析,监管方可以根据历年上市公司的资料,通过一定的净资产收益率来了解证券市场上绩差和绩优公司的比例。如模型假设2.监管方能判断得出编好报表同时又是绩优公司的概率。即P和一P是己知的。我们现用PX(V2+V3)来具体表示为监管部门是否查处绩差公司造假操纵行为得到的奖惩之和的期望值。前提是V2>C2,只有这样监管方才有查处动力。
再进一步分析:当PX(VZ+V3)<C2时,此时Cl<Yl,若上市公司不管好坏都选择做好报表,而监管方判断:P(G/H)-1-P:P(B/H)-P,那么分析查处时的收益为U1=-P(G/H)C2+P(8/H)(V22),不查处时的收益U2=-P(B/H)V3。由此看来,当U2>U1时,监管方会放松监管不进行查处。此时市场造假现象存在,监管效率是弱效的。这一结果可以从经济学角度来帮助解释国内外证券市场无法完全杜绝造假事件的的原因。当P(V2+V3)>C2时,证监部门有很大的查处激励动机,证监部门判断:P(G/H)二(1-P)/{1-P+PQ)1-P,P(B/H)=PQ/1-P+PQ<P。那么从策略上考虑,监管方选择查处。综上模型和分析所述,造假和监管是上市公司和监管方在理性收益一成本下作出的博弈选择。结合国内情况,我们建立如下坐标(图2):横轴表示业绩操纵成本C1,纵轴为监管收益期值,C2随C1的上升而上升。我国目前监管绩效介于A1和A2之间。完美的监管绩效在A3区域。
既然业绩造假现象存在,监管措施就有待完善。建立对监管方的激励约束机制和对上市公司的造假惩罚制度应是缺一不可的。由于国内上市公司绩差比例较大,且造假带来的利益诱惑太强,从长远来看,公司绩优时做好报表,公司绩差时以Q和1一Q的概率选择造假,只有选择做差报表,监管方选择加大查处。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以下进一步探讨在ci<vi情况下,加大对绩差公司的造假惩处对完善监管制度的短期和长期绩效。
二。加大造假惩处对完善监管制度的短期和长期绩效分析
从常识上看,加大惩处是能有效遏制造假,维持市场公平竞争,减少证券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保护投资者利益,现我们从博奕角度论证当监管方选择不监管时,在绩差公司选择造假时的最佳概率Q的决定及C1<V1下加大惩处这种措施对监管的短期和长期绩效。可以推论得出(图3)。每单元格中第一个数字表示绩差公司净收益,第二个数字表示监管方净收益。
现在我们从博奕角度讨论绩差上市公司选择编好报表(造假)的概率Q和编差报表的概率1-Q的概率的最佳决定和加大造假惩处对监管的短期和长期效用。
试建立坐标(图4):(o<Q+>,e分布于横轴。纵轴则反映对应于e的选择不监管的期望收益。假定e=1时,监管方负价值为一V3时,监管方为[-C2],图中从-C2到一V3的连线L就是期望收益。因此图中该线和横轴交点Q*点为最佳造假概率,不造假的最佳概率为1刃*,而L上每一点纵坐标都构成不监管时的监管方理论收益。
同理也可列出监管方的策略(图5),监管方随机选择监管概率D点和不监管概率1-D点,连接V1-C1和-C1的连线K为对应的造假方理论收益。可得出D*点为监管方选择不监管最佳概率。可以得出,在沪点和D*点,各方的理论收益为最大,所以这就是博弈唯一的纳什均衡。
加大惩处的主观目的是减少造假行为,但从图4上可知,这使一1点下移到一C1*点,如果监管方策略不变,由于使造假收益减少,监管的确起了成效。但从长期来看,不监管的最佳概率D*会提高到D*,造假方会调整策略,双方达到新的均衡。由于绩差公司的策略概率分布由图4决定,不受C1值影响,所以,加大造假惩处的措施从长期来看不能抑制造假,最多只能抑制短期的造假发生率。其主要作用是让监管方更放松了监管。
三。上市公司信用缺失的治理对策
上市公司造假是有其背后的利益驱动背景。由于其造假动机的概率存在,市场无法完全杜绝造假行为。美国证券市场的产生与发展已有200多年了,监管措施不可谓不严密,但依然出现安然事件:造假和监管是上市公司和监管方在理性的收益。
成本分析下作出的博弈选择。选择监管与否和监管下选择查处与否的概率是由不同的博弈过程决定的:监管实践中单纯加大对造假公司处罚的监管措施在长期中实际上起到了让监管方人员放松监管的消极效果。这种政策的目标和效果存在着经济学上的悖论。因此,国内单一的对上市公司加大处罚的监管措施是不完善的。
1.良好的监管体系不在于单纯的松紧之分,而应采用多管齐下的方法。证券监管部门应建立并进一步完善监管人员预防造假和查处造假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该机制要与现存的惩罚上市公司造假的相关措施相结合,以更好的进行监管。
2.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霉制度。改变监管方和上市公司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状。加大投资者教育力度,切实提高投资者财务知识,倡导对绩优公司的价值投资,使当前信息批露制度尤其是报表披露真正为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服务。
21世纪又是世界城市大竞争的时代。就城市而言,大竞争时代是指当今世界范围和亚洲范围内国际化大都市之间的竞争和较量。一个月前,2012年奥运举办城市的竞争如火如荼,伦敦、巴黎、纽约、马德里、莫斯科等世界一流国际化大都市纷纷倾力出动,奇招频出,总统元首一起上阵,举国上下协力夺标。与当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后,奥运会门庭冷落,无人应接的窘境相比,已成天壤之别。何以如此?
当然这首先是由于奥林匹克运动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它对举办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同时,也由于当下消费社会中的全球竞争、国家竞争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城市之间的竞争。在这样一个世界城市大竞争的时代,奥运成了世界范围内国际化大都市之间竞争和较量的重要机会;成为再造城市国际形象,争夺全球眼球的当代世界的重要经济方式。这种城市之间的竞争构成了基于文化的一种全球博弈。竞争在一定的硬件基础上,“软件活力”或“软实力”成为竞争的主要“筹码”。本世纪,成功的城市将是文化的城市。
一、文化新概念:城市竞争力
从国际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与发展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全球化,高新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与媒体技术的发展,使人们不得不对文化的发展投以极大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认识到文化对于当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影响和制约。世界各国普遍关注文化在人类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认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一部分,而脱离人或文化背景的发展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人类的发展不仅包括得到商品和服务,而且还包括过上充实的、满意的、有价值的和值得珍惜的共同生活,使整个人类的生活多姿多彩。因此,文化作为发展的手段尽管很重要,但它最终不能降到只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或促进者这样一个次要的地位。发展与经济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组成部分。发展是一种对个人和集体产生强大的思想和精神影响的现象。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又提出了一份《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供大会讨论通过。这份《计划》指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文化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对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文化政策是发展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未来世纪的文化政策必须面向和更加适应新的飞速发展的需要”。无疑,未来世界的竞争也将是文化生产力的竞争,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已成为21世纪最核心的话题之一。
本世纪,成功的城市将是文化的城市。所谓文化,不仅仅是指文化产品。不管是高雅的还是通俗的,地方的还是全球的,文化,意味着一种生活、行为、表达、思考和学习的方式。从历史上看,城市从来都离不开文化。但只有在当今全球化消费时代的背景下,社会,文化才以城市发展轴心战略的姿态出现。经济的、社会的、技术的和教育的战略,越来越紧密地与文化轴心联系在一起。信息、知识和内容创造已�
“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城市的“文化度”,它直接影响一个城市的吸引力。19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时期,鉴于东京的土地、物价昂贵,不少外国企业迁到新加坡和香港。正在此时,新加坡等作为传送信息的国际经济城市,极力向世界倡导“软件活力论”,这对香港构成了压力。新加坡的策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日本学者青木保文认为,作为大竞争时代城市的条件,可以考虑以下几点。首先政治上稳定,行动上自由,秩序井然,安全。其次是开放的社会,外国人出入容易。第三,经济发展富有活力,有各种机会可寻,现代城市的基础设施完备。第四,“软件活力度”高。
近年来,西欧展开城市复兴运动。其中文化旗舰� 在西欧,所谓城市复兴,就是对那些传统产业已经衰落,并且其社会、经济、环境和社区邻里也因此受到损失的城市,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手段在物质空间、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等方面得到全面的改善,再生其经济活力,恢复其已失效的社会功能,改善生态平衡与环境质量,并解决相应的社会问题。通过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举办盛大庆典活动、文化旅游、体育赛事等文化措施,这些城市综合提升了它们的文化、经济和城市形象。
欧洲最著名的城市复兴旗舰项目要属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1997年博物馆落成后,人们争相目睹,第一年参观人数就达到136万人次,其中85%以上来自该地区以外,而这其中的84%又是专门为了博物馆而来到毕尔巴鄂,仅博物馆的门票收入就占当年全市财政总收入的4%。截至2000年,博物馆的经济收入已达4.55亿美元,成为带动当地经济的龙头产业。对于毕尔巴鄂更为重要的是,就像悉尼歌剧院赋予了悉尼世人皆知的个性特征一样,毕尔巴鄂也从博物馆的建筑中受益,一跃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典范。
英国伯明翰于1991年建设的国际会议中心,它吸引著名的交响乐团、歌剧团和芭蕾舞团纷至沓来;谢菲尔德市则建立了文化产业区,1991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更是其城市复兴的催化剂,赛会过后,给城市留下了高水准的体育、休闲综合设施;利物浦不仅成功改造了一个包括画廊、海洋博物馆以及电视新闻中心在内的规模宏大的艺术、休闲和零售商业为一体的综合设施,同时,甲壳虫乐队的丰富文化遗产和英国肥皂剧Brookside的成功,都进一步改善了城市形象。
纽约将城市精神确定为“高度的融合力、卓越的创造力、强大的竞争力、非凡的应变力”。在纽约,当手工制造业在70年代衰落,整个城市陷入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时候,市长AbeBeame主持成立了一个文化政策方面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指出经济的复苏可以在开发文化资产的帮助下进行。20年后,国家地区计划协 纽约有2000个艺术机构,150000位艺术家和2000个商业美术行业以及相关的专业人士。美国主要的电视网络在那里占据主导地位,同时有世界最重要的剧院、博物馆、艺术市场经纪人和时尚的领军人。因此,纽约的艺术,时尚、流行文化和“硅港”(计算机商业区;许多计算机公司集中在一起的地方)已成为创意产业发展的沃土。纽约艺术联盟的相关报告《文化资本:纽约经济与社会保健的投资》显示,2000年,纽约艺术与文化非营利组织所创造出来的经济效益是57亿美元。同一年,商业营利的艺术与文化组织(包括百老汇、画廊、拍卖会、影视产业等)的经济效益则高达88亿美元。营利与非营利的纽约艺文组织总共创造了145亿美元的经济效益。整个纽约市文化产业提供总计达13万个工作机会。该报告还将文化产业看作是纽约经济的“核心财富”(coreasset),它对纽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就业方面,而是形成某种整体效应(见表1)。从该表可以看出,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核心财富”,其对地区和城市发展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直接的文化产业领域,而是对相关产业、就业、社会生活等方面产生一种综合的整体性影响。文化经济在整个国家、地区和城市发展中引发的这种“综合效应”已经非常明显,它也是文化经济与传统产业经济形式的重要区别之一。
表1:
(资料来源:纽约艺术联盟的相关报告《文化资本:纽约经济与社会保健的投资》)
当代世界都市博弈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展开。
二、创意都市:原创力时代的核心竞争力
当代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源于创意产业这一创新理念的发现和发明。创意产业、创意经济(creativeIndustryCreativeEconomy)或译“创造性产业”,是一种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推崇创新、个人创造力、强调文化艺术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的新兴的理念、思潮和经济实践。
早在1986年,著名经济学家罗默(P.Romer)就曾撰文指出,新创意会衍生出无穷的新产品、新市场和财富创造的新机会,所以新创意才是推动一国经济成长的原动力。但作为一种国家产业政策和战略的创意产业理念的明确提出者是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1997年5月,英国首相布莱尔为振兴英国经济,提议并推动成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这个小组于1998年和2001年分别两次研究报告,分析英国创意产业的现状并提出发展战略;1998年,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首次对创意产业进行了定义,将创意产业界定为“源自个人创意、技巧及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根据这个定义,英国将广告、建筑、艺术和文物交易、工艺品、设计、时装设计、电影、互动休闲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电视广播等行业确认为创意产业。
近年来,欧洲、美国、澳大利亚和其它国家的报告和研究成果大大丰富和推进了关于创意部门和创意产业的新观点。这些报告中创意产业部门的范围包括:广告、表演艺术、广播媒体、博物馆、软件开发乃至交响乐。一些经济学家对创意产业进行了详细研究和调查,力图建立一门新的创意产业的文化经济学。文化经济理论家凯夫斯(Caves)对创意产业给出了以下定义:
创意产业提供我们宽泛地与文化的、艺术的或仅仅是娱乐的价值相联系的产品和服务。它们包括书刊出版,视觉艺术(绘画与雕刻),表演艺术(戏剧,歌剧,音乐会,舞蹈),录音制品,电影电视,甚至时尚、玩具和游戏。
凯夫斯力图描述和总结当代文化创意产业的特征。在他看来,文化创意产业中的经济活动会全面影响当代文化商品的供、求关系及产品价格。无疑,创意产业的提出建立了一条在新的全球经济、技术与文化背景下,适应新的发展格局,把握新的核心要素,建构新的产业构成的通道。
另一位经济学家霍金斯在《创意经济》(TheCreativeEconomy)一书中,把创意产业界定为其产品都在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范围内的经济部门。知识产权有四大类:专利、版权、商标和设计。每一类都有自己的法律实体和管理机构,每一类都产生于保护不同种类的创造性产品的愿望。每种法律的保护力量粗略地与我上述所列顺序相对应。霍金斯认为,知识产权法的每一形式都有庞大的工业与之相应,加在一起“这四种工业就组成了创造性产业和创造性经济”(Howkins,2001,xiii)。在这个定义上,创意产业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中非常庞大的部门。有版权的产品(书籍、电影、音乐)带来的出口收入超过了像汽车、服装等制造业。正如霍金斯所说,“拥有主意的人开始变得比使用机器的人能量更大,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胜于那些拥有机器的人。”
托斯认为,“创意产业”这个词汇的含义包括音乐、戏剧、卡通、唱片、无线电、电视、建筑、软件设计、玩具、书籍、传统、旅游、广告、时装、工艺、摄影和电影,这些东西都是国民总产值或国际贸易平衡的一部分(Towse,2002;UNESCO,2002)。
许多英国专家与霍金斯的想法相同。英国1998年最大的单项出口为与辣妹(theSpiceGirls)相关的产品。电影制作人大卫•普特曼(DavidPuttnam)在1996年注意到,“英国的摇滚音乐家为平衡付款做出的贡献超过了钢铁工业”(引自Heartfield2000,9)。与此相似,在最近几年,享有专利的音乐一直在美国发行。创造性——被知识产权法所支持——成了一个大生意。文化娱乐服务业已经成为“第一世界”产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这种内容方面的创造对英国和美国至关重要。
霍金斯为创意经济所下的定义有不少优点。它为确定一种给出的活动是否属于创造性部门提供了一种有效而又一致的方式。创意产业依赖于知识产权的国家强力保护体系。通过界定创意部门,霍金斯避开了该职业的性质是否有创造性这一潜在难题。对霍金斯来说,“印刷书籍和摆放舞台布景的人与作者、舞台上的表演者一样都只不过是创造性经济的一部分”(Howkins2001,xiv)霍金斯的定义将不同种类的创造性在同一个题目下放在了一起。
澳大利亚学者金迈克认为,21世纪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估价文化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机会。“21世纪将会目击我们(作为消费者、观众和公众)利用文化资源的方式的空前的变化。文化被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将越来越取决于技术创新和全球化市场。文化研究这一概念应该使其自身脱离批判文化理论的会派(highchurch)并且严肃地作为一种产业来对文化进行思考――一个可以提供就业、培训、出口税收和外汇的产业。
像在英国、欧洲、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资助的信息技术创新所证明的那样,促进以知识为基础的文化产业与经济发展之间有许多交叉点。“创意产业”这一术语是这一发展战略的核心。创意产业在这个意义上被用来区分传统的受赞助的艺术部门和通过知识产权的产生和开发而具有创造财富的巨大潜能的文化产业。
另外一种更具实践意义的创意产业的定义将创意产业与雇佣人员数量的平均值和标准差联系起来。如美国密苏里州经济研究与信息中心的“创意与经济:密苏里州州创意产业的经济影响的评估报告”就将创意产业这样定义:
创意产业是指雇佣大量艺术、传媒、体育从业人员的产业。产业对艺术的依赖度是通过计算下列工作产业内所占的比例确定,这些工作属于“艺术、设计、体育和传媒行业”类。分类是根据联邦政府所制定的“职业分类标准”进行的。任何产业只要其艺术相关的职业比行业艺术雇员平均值高至少一个标准差,即可被界定为创意产业。在本研究里,任何产业的创意工作的雇员超过10%(等于比平均值高一个标准差)即被定义为创意产业。附件(一)列明了一系列产业及其艺术、传媒、体育相关雇佣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在这里,创意产业有三个基点,一是它与文化——艺术、设计、体育和传媒行业相关,二是它是新创业的有新的文化创意和运作方式的企业,三是从事创意工作的雇员超过先前同类行业10%。后一条甚至成了划分是否成为创意产业的实操标准。
“创意产业”这一新术语的出现当然有其自身的背景和语境。新术语、新行业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对旧术语旧行业的反思与批评。反映了对旧行业的理论范式、现有机制、政策趋向和实际运作的调整或反拨。创意产业的兴起一方面是对现有产业的机制、政策和运作的总结,另一方面也是对其缺乏创造性的批评。
创意产业的根本观念是通过“越界”促成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重组与合作。通过越界,寻找新的增长点,推动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并且通过在全社会推动创造性发展,来促进社会机制的改革创新。
对于中国对于亚洲来说,创意经济确是在寻找最好的高地。对于中国的城市来说,创意经济确是在寻找最好的大脑。一个城市创意的成功,取决于这个城市拥有的创意者阶层。创意人材,才是城市博弈中关键的关键。比如,上海的陈逸飞。
三、网络都市:数字化时代内容产业的高端展开
在IT革命的背景下,数字内容产业已逐渐成为21世纪经济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近年来,现代传播媒介的高速发展,宽带技术、多媒体传播、数字化与互联网的兴起,对传统的经济与文化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种飞速发展的电子、数字通讯、信息技术给当代社会产业结构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也产生了巨大的泡沫,成堆的问题。1990年代后半叶,全球知识经济与数字化的狂潮曾使世界欣喜过望,巨量的资金投入了网络业,全世界各行各业都争相到网络业来“烧钱”。结果新经济的泡沫迅速膨胀。在新经济的泡沫吹破之后,人们痛定思痛,深刻地认识到,在科技设施、技术手段和传播交互方式——即工具的问题逐步解决之后,传播什么或发送什么就显得极为重要。也就是说,作为“上帝”的消费者们需要什么消费什么,成了新经济发展的关键。事实证明,正是缺乏内容产业的有力支持,知识经济才落入低谷,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同样,正是短信这样最不起眼的“内容”以惊人的力量支持了新经济的复苏,支持了IT业的再度崛起。毕竟,一套软件光盘里面98%是内容,只有1-2%是程序,几十个电视频道开播了,观众要看的是节目而不是技术。总之,人们想得到的是你所提供的文化内容,而不是内容所依附的介质。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网络等媒介产业的生存能力取决于“内容”的创造和消费,取决于与广大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工作与娱乐、休息的联系。没有千百万人需要或喜爱的文化节目,没有与千百万人的实际生活相关的内容,高新技术与新经济就没有了市场,没有了市场也就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从发展的环节看,内容产业已成为文化经济传播交流的“基础的基础”。
从2001年的世界市场规模来看,动画、游戏、电影、音乐等文化内容产业的世界市场规模都远远高于造船、半导体、家电等传统制造业(见表2)。
表2:
<2001年主要制造业与文化内容产业的市场规模对比>
单位:亿美元
主要制造业主要文化内容产业
区分世界市场规模区分世界市场规模
造船460动画750
半导体1,390游戏1,704
(存储器)(249)电影677
TFT/LCD144音乐337
数字家电381卡通1,220
钢铁4,915广播电视1,780
(资料来源:徐炳文《文化内容是未来竞争力》,
当代信息产业也已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技术产业,而是信息技术与文化内容的交融汇合。以制造和经营内容为主的“内容产业”,不再仅仅局限在原先的电影、电视、报业的界域之内,新型的数字多媒体软件等内容产业,早已打破先前文化艺术固有的边界,横跨通讯、网络、娱乐、媒体及传统文化艺术的各个行业,进行了“除界域”的融合重铸过程。而数字电影、数字电视、数字报纸、数字刊物、数字艺术、数字游戏等一大批“非驴非马”的新型文化方式则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早在2001年由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永事务所向包括诺基亚、时代华纳、索尼、美国AT&T等跨国公司CEO在内的全球128位首席执行官发出“未来问卷”调查,在同时参考了100多份相关问卷后得出结果:大多数被访CEO认为,以宽带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已迫在眉睫,而依托于高技术的内容产业将占据经济发展重要地位。宽带将促使内容产业在新世纪重排座次,高技术娱乐将成为新娱乐业的领头羊。他们认为,日益普及的宽带网络和无线应用,使人们对内容的需求远远超过从前。接受调查的CEO中,五分之三的人认为,“宽带将改变人们的娱乐体验”,“这是一种快餐式的技术,它可以让你吃得更多”,人们将像吃快餐一样“订购”娱乐。过去拨号上网一分钟只能下载一首歌曲的十分之一,未来一分钟可以下载300首歌曲;过去一块硬盘存不了多少音乐,但到了2006年,一块硬盘可以容纳现在所发行的全部15万种光盘里面的歌曲。调查显示,拥有宽带的家庭,对娱乐和内容需求的平均消费量为635分钟,远高于没有使用宽带的家庭。调查指出,越来越多的人会借助于宽带技术“订购”娱乐。
无疑,今后各种软件程序将急剧增加,电视频道将越来越多,互联网上的内容需求将成倍增加。因此,内容集成供应商将应时代之需而蓬勃成长。内容供应商将通过成功地管理大量信息,并利用各种方式把它们传送到用户的各种电子平台上——比如网站、PDA、有线电视以及报纸上而获得巨大的商机。同时,宽带内容管理(ICM,即InternetCommunityManagement)——内容的精编、归类及网站客户的服务及其管理也已提上议事日程,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方面。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院长徐炳文认为,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硬件时代、80年代的软件时代、90年代的信息通讯网时代之后,在21世纪,“创意性文化内容的时代”已经到来,在未来的竞争中,文化内容是最为重要的竞争力之一。
所以,建设与未来世界新的经济形态和技术形态相协调的新的文化产业形态——内容产业与创意产业,就成了新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文化产业需要高新技术,高新技术也需要文化产业——内容产业(contentindustries)。于是内容产业便历史地、合乎逻辑地登堂入室,并快步跨向舞台的中央。今天,谁拥有最好的数字内容,谁就拥有最辉煌的未来。所以我们必须加紧构建强大的数字文化平台。包括:虚拟创意产业园区,数字文化信息港,网上文化内容市场。
英国学者沃尔克•格雷斯马克提出了“数字身体”的概念。他认为,在信息社会,人类不仅拥有物质的身体,而且还拥有数字的身体,文化产 电子上午电子政务和数量庞大的网络服务、网站、电子邮件、公告版等成为文化产业的不速之客,文化产业具有“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双重身份,如何孵化与管理成 制定数字身体的规则成为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内容产业有一个历史的发展变化过程,比如在日本,在上世纪的50年代至60年代是电影业的成熟时期,70年代后电影业逐渐没落,代之兴起的是电视业。80年代末至90年代前半期,是早期电视业的兴盛时期,电视剧与综合性娱乐节目大行其道。90年代中期电视游戏软件业兴盛,90年代后半期电视节目日趋完善,在数字技术和全球网络的推动下,兴起了信息技术热、个人电脑热、手机热。近年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通信产业”发展迅速,移动通信的手段(电子邮件、有照像功能的手机等)日新月异。内容产业进入了数字化时代。
全球的发展也是如此。内容产业以强力的发展支持了新经济的复苏。电脑动画和游戏软件等数字娱乐内容市场保持高速增长。全球电脑游戏行业已成为与电影、电视、音乐等并驾齐驱的最为重要的娱乐产业之一,其年销售额已超过好莱坞的全年收入。据普华永道在2003年初的调查数据,全球游戏市场规模未来5年可成长71%,达到860亿美元。专家预计,全球数字内容产业市场规模在2005年预期达到1500亿美元。
在美国,据美国游戏研究机构NPDFunworld调查,仅网络游戏业的电子游戏软件销售额就由1996年的37亿美元增长到2002年的69亿美元,电子游戏软件销售量由1996年的1.05亿套增长到2002年的2.217亿套。美国IDSA的一份市场调查结果显示,平均每个电脑使用者70%的上机时间在玩游戏。连续三年,35%的美国
英国近来加强宽带内容试验可行性研究,加速制定国家宽带计划。英国电子商务部向英国公营与私营企业发展宽带内容的倡议,受到公营与私营企业压倒性的全面支持。2003年的11月联合举办的国家型研讨会,参会的各个地区的资深代表,及来自数字内容协会与宽带业界的管理者,一致给予宽带内容明确的支持与肯定,认为宽带内容产业在英国未来经济发展中将扮演关键的角色。2005年G7的时代将来临,宽带内容产业是提升整体宽带产业,带领地区、国家更具生产力的动力,是促使国家具有竞争力重要源泉。宽带内容将为国家带来更高的竞争优势。
日本对此也高度重视,把内容产业定位为“积极振兴的新型产业”。日本经贸部2003年专门成立了内容产业全球策略委员会,用来促进和协调数字内容产业的迅速健康发展。他 日本数字内容协会在2003年度白皮书中表示,依赖于IT信息技术革命的数字内容产业将对21世纪的日本经济起重要的作用。认为通过内容产业进行战略运用,较其他产业能起到更大的经济波及效果,同时能加深世界各国对本国文化的理解,使本国文化在国际上得到尊重,有利于提高国家的形象。他们对数字内容产业的界定从单件制品、网络在线、移动电话和数字广播四种形式下分为四个方面:音乐、影像、游戏和信息出版。而数字内容产业的市场包括开发和销售数字内容、生产平台和相关服务,也即内容产品、播放产品和服务业务。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日本的数字内容产业销售总额达到了2.0573万亿日元(比2001年增长108.1%),其中包装品(如DVD等)约占70%为1.4562万亿日元,在线为2千8百73亿,移动电话为1千7百57亿,数字广播为1千3百81亿日元。日本动漫产品仅在美国市场的规模就达43.5亿美元,是日本对美国钢铁出口额的4倍。
韩国政府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高度重视文化产业领域的发展,力图跻身世界文化内容产业的五大强国之一。2002年韩国的游戏产业规模达到30亿美元,比前一年增加12%。韩国文化观光部表示韩国游戏产业成长率(12%)是2002年国内GDP成长率(6.3%)的2倍。以韩国的最大游戏公司天堂为例,他们的年生产收入约1000多亿韩币,纯利润约350亿韩币,利润率高达35%。一个游戏公司产生的利润比韩国最大的企业三星电子还要多。
四、华彩都市,注意力经济时代的城市形象再塑
与创意产业与内容产业相对应,当代世界进入了一个眼球经济与注意力经济的时代。从城市形象和传播影响方式来看,城市竞争是一种争夺注意力的竞争,是一种争夺眼球的经济方式。
注意力经济源于年在美国发表了一篇题为《注意力购买者》的文章。这位经济学家在这篇文章中指出,目前有关信息经济的提法是不妥当的,因为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其研究的主要课题应该是如何利用稀缺资源。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极大丰富甚至泛滥的社会,而互联网的出现,加快了这一进程,信息非但不是稀缺资源,相反是过剩的。而相对于过剩的信息,只有一种资源是稀缺的,那就是人们的注意力。他进而指出,目前正在崛起的以网� 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相对于无限的信息来说是稀缺的,因此在互联网上人们的注意力是“虚拟经济的硬通货”。
注意力本身就是财富。Goldhaber说:“获得注意力就是获得一种持久的财富。在新经济下,这种形式的财富使你在获取任何东西时都能处于优先的位置。财富能够延续,有时还能累加,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财产。因此,在新经济下,注意力本身就是财富。”注意力作为一种资源,有它自己的独特之处。与信息相比较,信息是可以准确计量的,而注意力的计算是模糊的;信息是由信息的产生者不断创造的,而注意力对于信息的浏览者却是有限的。简言之,信息产生后能创造多少价值是不确定的,相反注意力却能直接产生价值。
另外两位发轫者,《注意力经济》一书的作者达文波特和贝克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对于今天的商界巨子来说,稀缺资源不再是土地、资本、劳动力,而且也不是信息,注意力才是供应不足的稀缺资源。”所以争夺稀缺资源的新的经济形式应为“注意力经济”(attentioneconomy)。他们认为,在当前时代,理解和掌控注意力已� 你若是想留住你的员工,就需要抓住并保持他们的注意力。你若是想出售产品或服务,有时候,顾客将不得不把注意力投向你。如果你开了一家上市公司,想要让你的股票升值,你必须吸引投资者和分析家的注意力。换句话说,公司想要稳定,只有竞争力是不够的,你必须激活你预期中的顾客的脑细胞和心灵。”
“注意力经济”的理论认为公众的注意力是城市竞争的最大资源,谁能吸引更多的关注谁就能拥有更大的价值,吸引更多的投资。3年前,英特尔公司前总裁葛鲁夫在一次引人入胜的演讲中提出过“争夺眼球”的观点,于是有人直白地称之为“眼球经济”:谁吸引到的目光最多,谁就可 因此,注意力就成为当代城市竞争的稀缺资源。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也曾说过: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有价值的不再是信息,而是你的注意力。在信息社会里,硬通货不再是美元,而是关注的程度。相对于浩如烟海的信息(据说全球每4分钟便有一个新的网站诞生),个人的注意力将是极为稀缺的资源,这种情形有点像一个听众面对一万个、甚至更多的讲话者,每个讲话者都试图让听众听到自己的声音,于是,如何在巨大的“噪音”干扰中脱颖而出,赢得听众的青睐变得至关重要。因此,研究人的注意力的规律,吸引别人的更多注意力,将成为新一轮城市竞争的着重点。
25年前,一个城市只要有一个标志性建筑,人们就会过目不忘,像北京的十大建筑。一个事件只要有一家报纸报道,就会家喻户晓。现在是无数的楼盘如过眼烟云,无数的新创造叫人目不暇接。新形象新创造要想引起国人注意绝非易事,更何况全球。开了许多新闻会,作了许多广告,都可能收效甚微。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网络已创造无限量的流通信息,而注意力则是稀缺的和有限的。一个城市如何在无限的信息量中生存呢?必须争夺注意力。于是注意力与眼球成了卖方市场,它待价而沽。几十年前,英国媒体专家斯梅塞就曾告诉我们,每天看电视的观众实际上是在为媒体打工,媒体把观众的观看(收视率)打包卖给了广告商。今天,注意力作为稀缺商品更是奇货可居。
有人曾对张朝阳说“你们真是活雷锋,每天给我们这么多免费的大量信息,你们怎么赚钱呢?”张朝阳的回答是,我到底是“活雷锋”还是“红色资本家”?只要你看sohu网
站,你就给了我最宝贵的注意力,有了你的注意力,我就能赚大钱。
由此,我们思考当代都市的形象经营。在当代各种经济要素顺畅流动的今天,哪个城市最受关注,那个城市就拥有吸引最大资源的可能。形象力将转化为生产力。当代都市形象是全球社会公众、市民和游客对某一城市的整体印象和评价。富于魅力的城市形象无疑将提升一个城市参与国际竞争的竞争力。
当代城市经营,就是要通过自我形象魅力的展示,使公众对其产生良好的心理认同,并产生巨大的马太效应。受到这种传播的扩展效应,公众或团体在面临与该城市有关的活动时,就会做出有利于该城市的倾向性选择,无形之中提高了城市的竞争能力。
城市形象战略是城市理念、城市环境、城市行为和城市视觉标志的综合构成体。策划、实施与树立城市形象是一项促进城市发展的注意力产业。这一产业将产生巨大的效益,产生难以估量的经济推动力,创造出城市的增殖价值。
香港国际化大都市战略是从城市形象设计开始的。1997年,香港遭受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经济活力大受影响,社会存在比较严重的危机和悲观意识,迫切需要重新拾回信心,向全球展现积极进取的形象。从2000年起,香港政府新闻处就开始负责统筹策划香港的新品牌形象,组建了一支跨国顶尖的专业品牌顾问团。该顾问团成员包括:全球最大的品牌策略顾问与设计公司—美国朗涛设计顾问公司,世界多个著名品牌如可口可乐、耐克、IBM的形象等都出自该公司;全球顶尖的公共关系和管理专业顾问公司—博雅公关公司以及品牌策划市场调查公司—WirthlinWorldwide公司。这几家专业公司组合在一起,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广泛性的专业调查和研究,为香港城市品牌的定位和视觉形象的表现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和富有创意的设计。2001年5月10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隆重向大众推出了“香港品牌—飞龙标志”,一个百年城市新品牌形象从此诞生,新标志显示了香港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创新思维。
总之,一个城市形象的总体战略和设计应该是由政府有关部门来主导和管理的,保证战略性和系统性;代表城市形象的宣传品应是多方面的专家组成设计的,在创意上和制作上保证高度的专业性。
城市形象设计的国际经验表明,成功的城市形象不仅在于设计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维持和不断推广,从而保证一个城市的品牌工程从开始建立一直到全社会的贯彻落实始终在一个健康的体系中运转。香港设计了新的城市形象后,邀请了香港著名影星如刘德华、成龙出任城市品牌形象代言人,大张旗鼓地在全世界推广香港的旅游城市形象,而且不断更新城市的品牌形象广告,在本港台、翡翠台等电视频道大规模推广,保证了城市形象的持续和更新。
眼球与注意力经济时代的另一个竞争方式是会展业和由之产生的会展经济。20世纪西方兴起城市经济学,运用经济学理论来研究城市土地利用、交通运输、城市环境、住宅建设、公共财政等方面的问题,推动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近年,人们更关注利用市场经济手段经营城市文化和城市形象。从城市的经营和推销来看,发展会展经济对于扩张城市文化影响,构建城市形象具有重大作用。发展会展经济带动了房地产业、交通业、宾馆业、旅游业、物流业、广告业、餐饮业、信息服务业等,并在拉动城市建设,完善城市服务设施基础上,大力提升了城市的知名度,打造了品牌城市的形象。像奥运会、世博会等国际展会是最大、最有特色、最有意义的城市“名片”,它能够向各地的参展商、贸易商和展会观众宣传一个城市的科技水平、经济发展实力,展示城市的形象,扩大城市影响,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像瑞士日内瓦、德国汉诺威、慕尼黑、西班牙巴塞罗那、美国纽约、法国巴黎以及香港等世界著名的“展览城市”,都从展会中获得经济与文化的双重收益。北京申奥成功后,上海开始申博,当时的中国申博委主任委员吴仪曾表示:如果申博成功,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举办的奥运会和在中国经济中心上海举办的世博会,将成为21世纪初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引擎”。
会议展览活动的举办,还有助于加深政府、国内外企业和其它团体之间的了解和交流,推动城市间人员的互访和文化的交流。大量具有创新思维和战略眼光的知名专家、学者、企业家汇聚一堂,有利于这些外界人士更好地了解城市交通、通讯、金融、特色产业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有利于招商投资,为会展举办城市创造更多投资机会。总的来看,会展经济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会展经济是朝阳产业。当今成熟成功的会展经济是高收入、高赢利的行业,其利润率大约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据专家测算,国际上展览业的产业带动系数大约为1:9,即展览场馆的收入如果是1,相关的社会收入为9。上海旅游委组织专家写出了一份预测报告:2010年世博会如果在上海举行,届时参观人数将超过5000万人次,仅仅世博会门票、餐饮、旅游纪念品等的直接销售收入就将达到91亿元,其中包括门票收入73亿元人民币;餐饮收入9亿元人民币;饮料费收入4.5亿元人民币;纪念品销售额4.5亿元。而世博会对上海及周边城市的旅游、房产、广告、交通等行业的带动效应将是更加惊人的。但会展品牌的培育需要相当数量的先期投入,初期需要承担较大风险。而会展经济的效益往往不在自身,而是在其综合经济效益。
会展业是典型的眼球经济,是瞬时经济,但著名会展品牌的打造往往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只有这样,瞬时才能变成恒久。比如全市人只有口151万(连同地区为400万)的巴塞罗那,1992年通过成功主办第25届奥运会,一举跃升为世界名城,享誉四海,使全世界更多的人了解了巴塞罗那。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以后,奥运会的组织者们,又制定出一整套适合于该城市发展的方案,那就是让巴塞罗那继续关注文化以及当今世界热点。由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下举办了“世界文化论坛”。2003年论坛经过114天,将近4个月的活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巴塞罗那在城市文化和经济上获得了双重效应。在品牌城市经营上,创造了又一个“丑小鸭”的经典案例。
五、舒适都市,体验经济时代的生存格调
在当代,体验已� 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渴望得到体验。而在城市的竞争中,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不仅要有生动丰富的创意和创意者阶层,还要将自身创建为一个消费和体验创意的城市。
1999年4月,由约瑟夫—派恩二世和詹姆斯—吉尔摩合著的《体验经济》初版时,受到了广泛注意,该书提出了“工作是剧场、生意是舞台”的理念,体验经济从此走红。
如今,一些发达国家已把体验业作为一个重要产业来开发,美国的休闲业已成为第一产业,据预测到2015年时将独占GNP中的半壁江山;日本2001年仅电子游戏产业就占了全国经济的20%,超过汽车�
近年来,体验经济渐渐为中国经济学界、新闻界所熟知。体验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以全新的文化理念对服务经济进行深化和发展而形成的精神体验作为其内涵。什么是体验?体验就是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围绕消费者创造出值得消费者回忆的活动。按照体验经济的观点,商品是有形的,服务是无形的,而创造出的体验是令人难忘的。进一步看,如果你为物品和有形的东西收费,你所从事的是制造业;如果你为自己开展的活动收费,你所从事的是服务业,而只有当你为消费者和你在一起的时间而收费时,你才算进入体验经济。
在体验经济下,消费者不再限于购买产品后所获得的美好体验,而是更加侧重于在消费过程中甚至企业生产过程中所获取的“美好体验”。当消费过程结束后,消费者记忆将长久保存对过程的“体验”。消费者乐意为这类体验付费的原因在于体验是如此美好、不可替代,对某一个消费者来讲它是唯一的,有时是不可再生的。所以体验经济给城市经营者的启示就是:非物质产品比物质产品的价值更高,升值空间更大。一个国际化的都市,必须更多地关注文化、娱乐和格调。
当今的世界是如此丰富多彩,不同的城市拥有不同特色的人文景观和文化遗产,这就给我们享受文化差异体验一个很好的契机。不同的城市,构造了不同的文化空间,代表着另一类文明和异质景观,自然在消费者中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和新鲜感。文化是体现体验因素的最主要的载体或说是体验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
在当代都市的国际化竞争中,温馨的都市氛围,独特的城市格调,很高的舒适指数,享受规范服务的心理体验,都是最重要的因素。美国学者弗罗里达就曾提出创意阶层对生活环境的特定要求。一个社区的生活质量越好,在吸引和挽留高学历、创造性人才方面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体验营销”方式是使城市拥有独特魅力的一个法宝。
近年全球的各种狂欢节大受追捧,与体验经济时代消费欲望、消费快乐的全球趋势相关。经营快乐是服务业的极致,是体验经济最佳的切入点。“环球嘉年华”和“迪斯尼”、“环球影城”� 每一个到过美国迪斯尼乐园的游客都会被快乐淹没,那种用心经营的快乐让人兴奋不已,难以忘怀。于是全世界记住了迪斯尼,它的品牌价值无限放大、延伸、辐射,最终使 迪斯尼的成功,缘于抓住了服务业最本质的特征:制造快乐并去经营快乐。“环球嘉年华”是世界上最大型的巡回移动式游乐场。她在运营形式不同于迪斯尼和环球影城,环球嘉年华的场地一般是向当地政府租借使用,使用期限即为活动时间,大致在一个月到两个月之间,而不是在固定场地上长期进行。2004年在北京营业52天的总收入至少超过3亿元。环球嘉年华投资有限公司的“2005北京环球嘉年华”活动于7月29日至10月9日在北京石景山区国际雕塑公园北园举办。2005年的“嘉年华”共有100多个游艺项目,比2004年新增了17项设备,其中7项大型乘骑设备,都是首次在亚洲地区亮相。2005年嘉年华延长了时间,在北京“狂欢”73天。参观人数将达200万人。据推测,今年总收入预计超过2.5-3亿元。
由于体验式经济充分满足了消费者体验和消费的愿望并收效明显,这种意识在设计领域引发风暴,由此,体验模式很快在美国、日本、欧洲各地流传开来。在日本,著名的GardenWalk是一家专门销售高级女性流行服饰的购物中心,设计师以各种灿烂如庆典般花朵的主题图案,设计和连接了三个不同情调的露天广场,用不同的花瓣和叶子镶嵌在路面上,引导购物者进入三个购物商场,花刺成了购物者舒服的座椅,橘红色的大向日葵塑成的舞台供朋友聚集与才艺表演之用,绚丽明亮的颜色和图案,营造出复杂而多变的都市花园氛围。GardenWalk年营业额预估约有9000万美元。这是一个以花为元素的主题体验式商业设计方式。这种体验式商业,借规划、设计、装修、材料等来体现统一的商场主题,通过对主题事物的发掘,在建筑、装饰、商品组合等方面采用象征、隐喻等表现手法,创造出令人心旷神怡的商业环境和氛围。
在美国,拉斯韦加斯的论坛购物中心就是成功展示体验经济的例子。它以古罗马集市为主题,从各个细节展现主题。购物中心铺着大理石地板,有白色罗马列柱、仿露天咖啡座、绿树、喷泉,天花板是个大银幕,其中蓝天白云的画面栩栩如生,偶尔还有打雷闪电,模拟暴风雨的情形。在集市大门和各入口处,每小时甚至有凯撒大帝与其他古罗马士兵行军通过,使人感觉仿佛重新回到古罗马的街市。古罗马主题甚至还扩展到各个商店,例如:珠宝店用卷曲的花纹、罗马数字装潢,挂上金色窗帘,营造出富裕的气氛。论坛购物中心1997年每平方英尺的营业额超过1000美元,远高于一般购物中心300美元的水平,这表明了体验的巨大价值。
美国电影《白鲸》中有一位酷嗜咖啡的大副名叫星巴克(Starbucks),他的大名如今已成为世界知名的跨国经营的咖啡连锁企业的品牌,其总部设在美国西雅图。星巴克咖啡店是亚洲白领人士心目中“健康、成功和地位”的象征,是“精英聚会的场所”,并不是因为这里的“物美价廉”,最吸引人的是这里温馨舒适气氛、动听的音乐、优雅的会客环境、咖啡文化的浓郁氛围,星巴克把喝咖啡变成了一种情感体验,7倍于同行业平均利润的骄人业绩,充分证明了体验经济对人们的无穷诱惑。当“体验”不仅仅是一种个体的心灵感受,也不停留于传统服务业的附属品,而可以单独作为一种经济价值出售的时候,体验经济时代就来临了。
如今星巴克咖啡公司除了在北美、英国、欧洲大陆、中东和太平洋地区设有5800多个销售网点以外,还通过其专门机构销售咖啡和茶叶产品,包括其网上销售商店Star-。在星巴克,客人和咖啡师之间、客人和客人之间的互动是其特征之一。在都市闹中取静的幽雅环境中,有精选的轻音乐、有轻松闲适的聊天欲望。总之,是以顾客的体验为核心的咖啡文化,所以有了相当的认同和忠实的客户队伍。2003年,星巴克总公司的营业收入已达30亿美元以上,其中品牌价值超过18亿美元。这一切预示了体验营销的无尽潜力。
根据生态社区环境的特点,建立博弈模型[10]步骤如下:Step1:假设信号博弈论主要对象为政府管理部门G和社区间的企业(沿街店面、企业等)P,其 Step2:用12,表示为P的类型空间,α为对P的专有信息,当1时,表示社区企业采取了“治理”决策,当2时,表示社区企业采取了“不治理”的决策,α对S是一个未知的博弈信息源,但S知道P的先验概率i。Step3:用12mm,m表示为P的信号空间,在这里假设社区的环境污染给社区企业造成的环境经济损失和进行“治理”决策企业需要投入的成本费用的总和为PC1,采取“不治理”决策时需要支付的费用为PC2,显然12PCPC,当1mm时表示社区企业给政府管理部门缴纳的费用为PC1,2mm表示社区企业缴纳的费用为PC2,通常情况下α1型社区企业缴纳PC1,α2型社区企业缴纳PC2,假设完全理性条件下,α1型企业不可能缴纳的费用为PC2,当α2型企业缴纳费用为PC1时,企业为作假缴纳费用,必须受到与之相对应的处罚。Step4:P发出的博弈信号被G接收到后,根据贝叶斯法则对i进行修正,得到P类型的后验概率''''''''iim,并根据博弈信号值来推测出P的类型空间,选择行动β,这里假设G的行动空间12,,当1时表示政府管理部门G采取了“监管”决策,当2时表示为G采取了“不监管”决策。根据以上的博弈模型假设,我们可以构建出政府管理部门和社区企业对整个生态社区的环境治理决策博弈模型,这个博弈模型属于不完全信息下的博弈,采用海萨尼转换将该博弈模型转换为完全不完美信息博弈。博弈模型表述为:将社区中的除企业外的其他居民假设为虚拟的参与自然人N,且N按先验概率确定信号发出方P的类型α1,G根据发出的信号mi运用贝叶斯法则计算α的后验''''i,并采取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动β,其中i=1,2。P的信号选择策略是类型空间α映射到信号空间上m的概率函数,G的行动空间β是m映射到对象集合上的概率函数,由此可得管理部门和企业的期望收益如式(1)和式(2),式中(,,)PiiiZmZ为支付矩阵取值,(,)GiiZm和(,)PiiZm分别为政府管理部门G和社区企业P的决策。图1为信息不对称下政府管理部门与社区企业信号博弈的博弈树,图弈主体收益为博弈树“末梢”处括号内的值,其中第1个值为社区企业收益1Zm,第2个值为管理部门收益2Zm,1is和2is为G的决策集合,GC为政府管理部门监督的成本,1i和2i为社区环境质量差给政府管理部门带来的负面影响,满足12ii,r为政府管理部门对采取“治理”决策的社区企业所给予的补贴或奖励,0为政府管理部门未监督,且企业采取未治理决策时后受到未评为生态社区的处罚,1和2分别为社区企业未采取治理决策以及谎报支出费用的罚金。
2精炼贝叶斯均衡分析
按照类型空间与信号空间22的组合,理论上该模型的精炼贝叶斯均衡解有4个,现分混合均衡与分离均衡两种进行讨论[11]。
3博弈结果分析
通过对精炼贝叶斯均衡的求解可知,混合均衡12m,m在一定区间内存在,分离均衡12m,m一定存在,混合均衡在以下情况将被打破:当G“监督”成本减少,社区企业采取“治理”所获得的政府补贴或奖励减少,企业未采取治理决策和谎报支出费用所被处罚的金额以及政府管理部门由于“未监督”受到上级部门的处罚增加时,混合均衡区域将减少,直至政府管理部门G采取“监督”决策。
4结论
目前我国生态社区环境与社区企业、居民的利益存在矛盾,但从本质上来看是一致的。从博弈模型可以看出,当支付函数的参数取值满足一定条件时,政府管理部门与社区企业信号博弈模型存在2个精炼贝叶斯均衡,通过对博弈模型参数的调整使得模型结果向目标状态(治理,不监督)转化。通过对模型的求解与分析,可以得到在生态社区建设中,影响政府管理部门与企业治污决策的主要因素包括:社区企业对环境治理的成本,社区企业采取“治理”决策时受到政府管理部门的补贴或奖励以及社会声誉的提升,而当采取“不治理”决策时,受到的处罚与社会声誉的降低;政府管理部门检查的成本,未检查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处罚等。因此要想确保生态社区博弈模型实现最优解,政府管理部门不仅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和激励机制,还要加强监管和实施力度。
【关键词】博弈论 策略思维 思考
从历史方面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海萨尼、泽尔腾以及纳什等人在相关研究中对博弈论的解概念予以不断精炼,并将其在理性经纪人的行为分析中予以应用,表明经济均衡与博弈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了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以及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等多种传统博弈论的分析框架,使博弈论在经济学领域中产生的巨大影响。
一、智猪博弈分析
假设猪圈中有小猪、大猪各一只,于猪圈一端对按钮予以设置,每按一次按钮,猪圈另一端的食槽就会有10单位猪食进槽,但是每按一次按钮就导致相当于2单位猪食的成本被消耗。若是大猪按钮取食,小猪呆在旁边观望,那么大猪可以进食9单位食物,而小猪只能进食1单位食物;若是大猪与小猪同时按钮取食,那么小猪可以进食3单位食物,大猪可以进食7单位食物;若是小猪按钮取食,大猪呆在旁边观望,那么小猪可以进食4单位食物,大猪可以进食6单位食物,详见表1。这个博弈并无“剔除劣策略均衡”,主要在于大猪并无劣策略,而小猪的劣策略主要为“按”,因为大猪不管怎样选择,小猪选取“等待”均要优于选取“按”的一种策略。因此,小猪会将“按”剔除,选取“等待”,而大猪了解小猪一定会选取“按”,所以最佳选择为“按”。
实际生活中,这样类似的“智猪博弈”案例较多,其主要体现的是参与人低位不对等的博弈结构,此不对等可以是参与人选取的策略与行动,也可以是其拥有的支付函数与信息。例如:大户在股票市场上为大猪,其主要对信息予以收集,进行技术性分析,对股价走势进行预测,而散户在股票市场上则为小猪,其在技术分析方面基本不用花费资金,主要在于其跟随大户在投资方面的策略进行股票买卖,这一现象就是“散户跟大户”。大股东在股份公司中为大猪,其主要对相关信息予以收集并负责监督经理,在经理任免方面拥有决定性的投票权,而小股东在股份公司中则为小猪,其不需要对经理予以监督,在投票权方面并无实际权利,主要跟随着大股东获取收益。大企业在技术创新市场上为大猪,其在技术创新上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成本,对新产品进行研发,而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上则为小猪,其不会开展大规模技术创新,而是跟随着大企业的技术研发,当大企业研发的新型产品进入市场之后,对大企业研发的新型产品予以仿制来进行产品销售。
二、演化博弈论分析
演化博弈论,实质上就是生物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产物,其不仅汲取了哈耶克的思想观念,还对传统博弈论中理性经纪人的超理性假设进行了修正,主要强调热情、冲动、遗忘、规则、习俗、习惯、非理性预期以及犯错误率等一系列传统博弈论中未被重视的内容,对传统博弈论的理论基础产生的一定的影响。演化博弈论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其提出经济人并不是超理性的,而是以惯例、习俗以及个人习惯等一系列生活常规为基础的一种“异质低度理性”,大部分时候其在了解、掌握的信息基础上作出理性、正确的决策与行动。这一观念主要表明,适应性过程的展开有充足的时间时,在社会制度变迁中有着关键性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个人理性,而是演化力量,强调均衡形成过程中制度变迁具备的重要作用。
所以,在均衡概念理解方面,传统博弈论与演化博弈论在本质上存在着差异性。例如:若是传统博弈论强调的是尘埃落定之后世界看上去会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么演化博弈论则更加关注尘埃是怎样落定的,并且将这一过程当作随机力量形成的持续冲挤,因此在博弈论中引入随机过程后,可能会引起多种结论出现变化。若是将传统博弈论看作是演化博弈论的一种特例,那么对于“进化稳定策略”形成机制的演化博弈论进行探讨,能够进行研究的内容就更为宽泛,演化博弈论在正统博弈论基本假设方面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对博弈论的解释能力、解释范围予以了丰富与扩展,并且使其成为了一个潜在诺贝尔奖研究领域。
同时,在对“制度”进行分析的时候,演化博弈论在这一方面主要将制度作为一种合理的高维博弈中的均衡,若是在规范方面出现了偏离状况,则需要接受惩罚。比如,在一个行驶需要靠左的国家中,在行驶过程中靠右的结果就是车毁人亡,但是这并不代表规范、制度处于一尘不变的状态,有些时候均衡在独癖性冲击下会出现相应的变化,例如:法国大革命之后,民众强烈要求拿破仑制定并实行向右行驶的新规定,并且逐渐向拿破仑占领的国家中传播,在此后多年中,由于道路资源使用频率逐渐增大,局部性规范逐渐转变为地区性规范,奥地利、西班牙以及葡萄牙等多个国家改变了行车规则,因此靠右形势无疑是行驶的最佳策略。
三、结语
博弈论主要来源于实际生活,其完美且不平凡,其完美主要体现在博弈论具有透彻且凝练深邃的策略思维,同时与人类智慧的最佳发挥相伴。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通常可以找寻到博弈论理论模型的原型,而且现实生活中的习惯、习俗以及经验法则均能够在博弈论中寻找到相关元素,博弈论在实际生活中的体现实质上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且学术研究前沿主要在现实生活中获取验证,而随着演化博弈论的出现及发展,博弈论理论研究必然会更加深入的推进。
参考文献:
[1]李凌,王翔。论博弈论中的策略思维[J].上海经济研究,2010.
[2]张国鹏,丁恩杰,涂相华。基于博弈论的协作中继策略[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12.
[3]郭贵春,刘伟伟。博弈论语义学的方法论特征及其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2012.
一、博弈论的形成和发展
1、博弈理论的早期研究。一般认为,对于博弈理论的最早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瓦德格拉夫(Waldegrave)在1713年提出了两人博弈的极小化极大混合策略解。古诺(Cournot)和伯特兰德(Bertrand)分别在1838年和1883年提出了博弈论最经典的模型,两位学者分别从产量决策和价格决策分析垄断的双寡头竞争模型,确定了在竞争之下各自的最优反映函数。这些都是关于博弈问题的早期的零星研究。
2、博弈论发展的不同阶段。一般认为博弈论萌芽于20世纪20年代初。博弈论创立的标志是冯・诺伊曼和奥・摩根斯坦(Morgenstern)在1944年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这部著作,他们的贡献现在看来主要是创立了博弈论研究的基本概念、二人零和博弈的完全解决和对合作博弈的贡献。现在应用更为普遍的非合作博弈理论的创立,则是以纳什(John Nash)1950年的博士论文《非合作博弈》为标志,该文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纳什均衡的概念。此后(20世纪70年代),美国海萨尼(Harsanyi)和德国塞尔顿(Selten)的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工作进一步完善了非合作博弈理论。当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将注意力由价格制度转向非价格制度时,博弈论逐渐成为经济学的基石。
1944年,冯・诺伊曼(Von Neumann)和奥・摩根斯坦(Morgenstern)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被认为是博弈理论初步形成的标志。该书在总结以往关于博弈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博弈论的概念术语、一般框架和表述方法,提出了较系统的博弈理论。而且,在该书以前,博弈论主要是数学家们研究的课题,主要是一种数学理论而不是经济学理论。《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极大地促进了博弈论和经济学研究的联系。从此,博弈论开始被经济学家们所接受,对博弈论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虽然《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的出版标志着博弈论的初步形成,但是这个时候的博弈论还是比较幼稚的,研究的范围也较小,总体影响也很小。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少数类型的合作博弈和零和博弈。
20世纪的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是博弈论的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了博弈理论的研究。1950年,纳什(John Nash)在他的博士论文《非合作博弈》中,将博弈论扩展到了非零和博弈,最终形成了非合作博弈理论的思想源泉,纳什均衡概念的提出以及纳什均衡存在性的纳什定理的证明,发展了以纳什均衡概念为核心的非合作博弈理论。纳什均衡是对古诺模型和伯特兰德模型中均衡概念的一般化,纳什均衡的概念是有关均衡概念的最基本的概念,后来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贝叶斯纳什均衡、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等概念的提出都是以纳什均衡为研究出发点的。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70年代也是博弈论发展历史上较为重要的一个时期。“微分均衡”、“强均衡”、“重复博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等概念就是在这一时期提出来的,而且在60年代初开始了博弈论在进化生物学中的应用的研究。这个时期产生的里程碑式的成果是海萨尼(Harsanyi)关于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他在1967-1968年的三篇关于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的论文中,提出了关于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贝叶斯纳什均衡”的概念,此外还在1973年提出了关于“混合策略”的不完全信息解释,以及关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严格“纳什均衡”概念。同时这个时期也是进化博弈论发展的重要阶段,提出了“进化稳定策略”等概念。当然,这个时期产生的博弈论成果还有很多,博弈论更多地应用到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当中,为80-90年代博弈论的成熟以及经济学理论的博弈论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80-90年代到现在是博弈论走向成熟的时期,期间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表明博弈论已经作为一种一般的分析方法逐渐走进了政治学、军事学、生物学、统计学等多门学科中。尤其是在经济学中,博弈论占据了核心地位。这个时期,是对非合作博弈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产生了博弈论基础上的经济学分支,如信息经济学,以及一些关于特殊问题的理论,如拍卖理论、激励理论。早在1983年,因一般均衡理论而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德布鲁(J・Debreu)表明,如果没有博弈论中纳什均衡的重要概念,也就没有他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的证明。到了90年代,克莱普斯(D・Kreps)、克***曼(P・Krugman)和格罗斯曼(S・Grossman)都是因为在博弈论上的贡献而获得了美国的克拉克奖(Clark Prize),这是美国对40岁以下经济学家的最高奖。之后,博弈论两度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4年颁给纳什(Nash)、海萨尼(John Harsanyi)和塞尔顿(Reinhard Selten)三位博弈论专家;2005年颁给罗伯特・奥曼(Robert J・Aumann)和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 )。
二、博弈的类型及其均衡概念
博弈理论有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之分。合作博弈强调团体理性,强调效率、公平和公正,非合作博弈更强调个体理性、个体的最优决策。按照参与人行动的先后顺序,博弈可以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完全信息博弈是指每个参与者对所有其他参与者的特征、策略空间和支付函数有准确的知识;否则,就是不完全信息博弈。下图是基于上述分类方法的博弈类型以及各自的均衡概念。
三、博弈论的研究趋势及未来
1、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之分。博弈论有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之分,现在的研究更多地是基于非合作博弈的研究,事实上合作博弈也是博弈理论的重要内容。当前合作博弈理论研究的落后,正说明这个领域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基于这方面的研究可能会带来博弈理论以及经济学理论的重大革命。
2、博弈论将更加注重理论和实际的融合。从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来看,非价格机制正在代替价格机制,也就是均衡理论和价格机制已经越来越不能充分解释实际中的一些问题,市场中更广泛地存在着垄断竞争的问题,在一个市场中,就是典型的厂商与厂商之间的静态和动态博弈的过程,以及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博弈过程;从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来看,1933年美国的梅奥(Myao)的人际关系理论的创立标志着各项活动更加注重的是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到后来的管理学者巴纳德(Barnard)的社会系统学派的建立,认为在强调个体与个体的关系之外,还应该强调个体与组织的关系。所以说,博弈论会更加注重解释实际中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就要求博弈论的体系以及理论结构更加完善,这同时会推动博弈论以及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纳税人为了达到少纳税或不纳税的目的,可能采取向征税人寻租的策略,与征税人员勾结偷税。征税人利用手中控制的税收征管、稽查等权力接受纳税人的寻租行为(行贿),而相应地给予纳税人偷漏税的机会,同时自己获取非法收益。纳税人为获得这些好处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贿赂),而征税人员又因其受税收任务与受贿风险的约束,其能够接受纳税人寻租的“租金”是有限的,因此,就会出现同类纳税人向征税人竞相“寻租”的结果。因为如果某一部分纳税人通过寻租成功减少了税款,就相当于减少了其生产或经营成本,相应地就具有了相对于守法纳税人更为有利的竞争优势。从这个意义而言,纳税人是否选择寻租是具有“竞争性”的。而寻租成功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又进一步地鼓励其他纳税人加入寻租的行列。
假定只有两位纳税人(寻租者)A和B,对于一项特定的税收优惠,寻租者寻租成功后的预期利润为L,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一方面,每个寻租纳税人愿意花在寻租上的额外支付不会超过既定税收优惠R和他此次寻租后的预期收益L的差额M(M=R-L);另一方面,为了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每个寻租纳税人会使自己付出的租金M最大化。研究假设R/2≤L≤R,即寻租者寻租后的预期利润不小于平均利润,也不超过征税人员违规提供的税收优惠总额R,由此可推导出R/2-M≥0。其支付矩阵如图1所示。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问题,在这个博弈中纳什均衡就是(寻租,寻租)。因为若给定B纳税人寻租的前提下,A纳税人的最优选择是寻租,若其不寻租,则A的预期利润为0,B的预期利润为R-M,因此对于A来说寻租比不寻租好。同样,给定A纳税人寻租的前提下,B纳税人的最优选择也是寻租。因此该博弈的唯一纳什均衡为(寻租,寻租),各方收益组合为(R/2-M,R/2-M)。事实上,如果将这个博弈模型扩大至多个(N个)纳税人(寻租者),各参与方的行为也符合上述分析结论。多个纳税人的竞争行为会使每个寻租者均会选择“寻租”策略。因为如果有一个纳税人不选择这样做,那么他的预期收益将会从R/N-M降为0。因此,当所有博弈参与方的想法均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时,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们都采取“寻租”策略。由此可见,在税收征管活动中寻租行为是很容易发生的,征税人员若没有足够的激励和约束,就很容易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与纳税人互相勾结,偷税漏税,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导致税收无序流失。
再者,因为税收总规模是既定的,纳税人的寻租活动也是需要付出一定成本的,因此,由纳税人相互之间的竞争所产生的这种博弈不是“零和”博弈,因为在交易过程中会造成大量社会资源的损失和浪费,从而最终会产生某种“负和”的结果,即社会损失。这一过程正如奥尔森(1999)认为的那样,“这种情况与其说是分蛋糕,不如说是在瓷器店争夺瓷器:一部分人虽然多拿了一些,但同时也打破了一些本来大家可以分到手的瓷器。”而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各参与方之间的寻租行为,在交易过程没有创造任何的社会价值,而是通过对有价值资源的浪费来消灭价值,致使很多社会资源以交易成本的形式无谓地消耗掉了。而且如果放任下去,管理层面缺乏相应的制度和机制设计来改变这种各部门博弈的状况,这种不利局面将作为一种“纳什均衡”的状态长期存在下去。
二、监督和治理“寻租”行为的博弈模型分析
由于租金的存在,导致纳税人之间争相寻租以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无谓损失和浪费。因此,要想消除寻租行为带来的不利影响,必须消除寻租活动中产生的租金,这主要从寻租和受租(设租)两方面进行监督和治理。
(一)对纳税人寻租行为进行监督的博弈模型在该博弈中,参与者为纳税人和监督机构。纳税人以“寻租”或“不寻租”作为其纯策略选择,监督机构以“监督”或“不监督”作为其纯策略选择。假设在寻租过程中产生的“租金”为R;寻租成本为F,其中:寻租金额为F1,被发现后寻租者所受到的惩罚为F2,监督成本为C;监督机构进行监督的概率为α,监督成功的概率为t(相应地,监督不成功的概率为1-t),纳税人选择寻租的概率为β(不寻租的概率为1-β)。该混合策略博弈模型如图2所示。
(二)对征税人受租(设租)行为进行监督的博弈模型在该博弈中,参与者为征税人和监督机构。征税人以接受寻租或不接受寻租为其纯策略选择,监督机构以监督或不监督为其纯策略选择。同样假设在寻租过程中产生的“租金”为R(因为征税人接受寻租从而引起的税收损失),征税人的工资及各种薪金收入为S,监督成本为C,征税人接受寻租的金额为M,征税人受租被发现受到的惩罚为B,社 监督机构选择监督的概率为θ,征税人选择接受寻租的概率为γ。博弈模型如图3所示。
三、税收管理中寻租行为治理的路径选择
通过前述博弈模型的分析,对税收管理活动中的“寻租”与“设租”行为的治理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形成良好的税收激励约束机制
一个良好的税收制度的设计和调整应该是对政府的施政目标和纳税人的利益目标通盘考虑的,能够兼顾各个博弈参与方的利益,即税制设计既考虑纳税人在具体税制实施过程中有可能采取的为了减少其自身的税负或减少纳税数额而进行的各种对策选择,又要充分考虑纳税人的这些对策选择会对整体税制的实施所带来的预期影响。因此,政府应尽可能设计这样一种税制,即能够使得纳税人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策略选择刚好符合政府的利益取向和施政目标,从而能够形成税收“激励相容约束”,以减少税收的无谓浪费和流失。
(二)建立有效的税收相关信息获取机制
因为纳税人和征税人之间、纳税人和监督机构之间,以及征税人和监督机构之间的这些博弈都属于不对称信息博弈,因此,征税人对纳税人行为和策略选择、监督机构对于纳税人和征税人的行为和策略选择的了解和掌握通常是不全面的,且一般情况下某些博弈参与方会尽可能地隐藏其相关信息。因此,应建立一种有效的包含税收各参与方在内的信息获取机制,全面推进税务机关与工商、银行、海关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制度,以尽量打破信息壁垒,缩小信息不对称的范围,使得税收制度的设计与调整尽可能在信息完备的情况下进行。
(三)规范征纳双方行为
1.治理纳税人寻租的行为规范选择(1)硬化细化惩罚措施,加大寻租惩罚力度。目前纳税人对寻租风险大都持无所谓的态度,即“风险中性”,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征税人方面一般是检查有余、惩罚不足,无法有效威慑纳税人,因此应硬化细化惩罚措施,加大对纳税人寻租的惩罚力度,使纳税人的寻租成本大大高于其由于寻租所可能带来的利润。(2)加大监督力度,降低监督的成本。加大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和征税人的双重监督,提高监督工作的效率和成功率,以此降低纳税人寻租或征税人受租的积极性。充分利用当前迅猛发展的电子信息网络,实施电子稽查与电子监督,以降低稽查成本。(3)利用各种媒介,强化税收宣传。在我国现阶段,以法治为核心的公民自觉纳税意识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出现了所谓的“意识约束真空”。因此需要加强税收宣传,广泛利用媒体,通过扎实、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引导纳税人自觉纳税,增加其寻租的心理成本。(4)规范税收征管,对纳税人实行分类管理。我国进行的历次税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部分税种在系统性、协调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上存在“先天不足”。因此应完善税制,建立健全税收征管法规,通过先进的税收征管手段、科学的征管方法和优化的征管模式使纳税人无机可乘。并可考虑根据纳税人以往的纳税记录,将其进行分类管理。
2.治理征税人受租(设租)的行为规范选择(1)健全约束机制,加大监督和惩罚的力度。应强化信息化建设,制约执法权,提高执法透明度,制定合理的惩罚措施,建立强有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从源头上杜绝税务人员通过各种途径获取“租金”行为的发生。(2)提升征税人受租(设租)成本和受租(设租)风险。要降低纳税人寻租成功的可能性,就必须从提高税务人员的受租(设租)成本和受租(设租)风险入手。一是提高受租(设租)者的未来收益预期,二是提高受租(设租)查处率,从而有效防止“囚徒困境”的产生。(3)引入竞争,采取激励机制。征税人之所以选择受租(设租),其原因在于可获取违规收益,税制的设计应在加强对征税人监督的同时适当提高其工资福利水平,完善激励机制,建立奖励制度,那么征收人就没有必要冒违规之风险,从而削弱税务人员接受寻租的动机。此外,由于征税人与征税人之间存在博弈,因此可考虑引入竞争,对征税人实行竞争上岗、优胜劣汰等,加大其机会成本和违规风险,建立有利于征税人自律的激励机制。(4)完善税法,改进征管技术。税法的不完善、不健全甚至是漏洞,不仅使纳税人有机可乘,也为征税人违规提供了可解释的空间,并导致监督成本的加大。因此应完善税收法律法规,改进征管技术和手段,建立健全循环、链条式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征管效率。
关键词:银行挤兑;成因;博弈;小储户
一、前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金融业也处于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中。银行作为金融业三大支柱之一,其发展状况和程度不容小觑。近年来,银行挤兑现象时有发生。2004年7月上旬俄罗斯几家最大的私人银行爆发了大规模的挤兑风潮。2007年到2008年,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并扩大为全球金融市场的混乱。经济危机使很多银行处于挤兑情况中。2007年9月英国第五大抵押贷款银行——诺森罗克银行各营业所15日连续第二天出现大批储户挤兑现象。仅14日当天,诺森罗克银行就有约10亿英镑(约合20亿美元)的存款被储户提走。在动荡的金融环境下人心惶惶,不明出处的谣言短信便使得香港第五大上市银行东亚银行和澳门的国际银行、永亨银行在2008年9月遭遇1997年金融风暴以来罕见的挤兑风波。无独有偶,澳门国际银行和永亨银行也因“投资雷曼债券财政困难”的传言在9月24日那天发生挤兑风潮。当日,澳门国际银行提款金额高达两三亿澳门元。银行挤兑现象并非离我们很远,什么是银行挤兑,其产生的原因何在?本文将给大家展示银行挤兑的成因,让大家了解这一现象,
银行挤兑,又称挤提,是银行因信用度下降、有(或传闻)要破产等原因,面临存款人集中大量地提取存款的情况,这会使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进而破产倒闭,是一种突发性、集中性、危害性的危机。在信用危机的影响下,存款人和银行券持有人争相向银行和银行券发行银行提取现金和兑换现金的一种经济现象。这种现象是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货币信用危机的一种表现形式。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博弈论采用的是非价格制度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更接近现实,� 许多经济现象都被理解为某种博弈问题。本文着眼于对相关利益主体在银行挤兑中的行为分折,通过建立博弈论模型与求均衡解,以期运用这一工具,从复杂的现象中简化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对银行挤兑的博弈模型进行分析,找出银行挤兑出现的原因,从而对找出正确的应对措施提供有利的指导。
二、博弈分析
假设有一家银行,只有两个储户。每个储户各有1000万元资金存入该银行且都为定期存款。银行将2000万元全部资金投资到某个项目,假设该项目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肯定是盈利的。当该项目结束时,银行可以拿出2400万元偿还给储户,每个储户可以得到1200万元。如果银行提前从项目中撤资,则银行 这是,我们可以写出两个储户是否提前取款的博弈如下(单位:万元):
储户甲、乙如果同时提前取款时,银行只能从投资项目中提前撤资,从而银行会因提前撤资而收到20%的惩罚,即只能有1600万供支付,此时银行也会破产,每个储户只能得到800万元。如果甲、乙双方都选择到期后才支取存款,此时银行投资项目盈利,每个储户可以得到1200万元,如果一方提前取款,那么提前取款的一方可以拿到他原来的存款1000万,但此时银行由于储户的提前取款而不得不从项目中撤资,其只有1600万元供支取,当另一个储户来取款时,他就只能得到600万元,这远远小于他原先的存款资金1000万元。明白了这个博弈矩形图,我们可以用相对优势策略画线法分析:当储户甲选择提前取款时,储户乙也会选择提前取款,因为资金800>600(万元);当储户甲选择到期取款时,储户乙也会选择到期取款,因为1200>1000(万元)。这样我们通过分析这个博弈可以得到两个纳什均衡:一个是甲乙双方都待到期时才来取款,每人可得1200万元。另一个是双方争先恐后的来提前支取他们的存款,这就造成了银行挤兑的现象。而且如果一个储户有提前支取动向,另一方为了避免利益的损失一定会争取提前兑取,这也会造成银行挤兑。事实上,绝大多数银行挤兑都发生在传闻银行经营不善有可能破产的时候。一旦破产,储户在该银行的存款就会遭受严重损失。因此,储户就会尽可能的提前兑现,这也造成了银行挤兑。
前面为了简化讨论,假设银行只有两个储户,我们可以放宽限制,假设银行有两万个储户,但这两万个储户只有两种行为模式。两万个储户分成相等的两组按照这两种行为模式(提前取款和到期取款)行动。双方博弈,分析方法和上述过程一致。不论是两个储户也好还是两万个储户也好,提前取款的款额所占的比例都是很大的。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也看到提前取款会造成银行挤兑,那么是不是储户在银行办理定期存款后最好就不要提前取款呢?现在,我们分析另一种情况来回答这个问题。即少数储户提前取款会不会造成银行挤兑。
假设银行有一万个储户,每个储户存入银行一万元定期存款,其存款期限都是相同的。我们把这一万个储户分为两个集团,集团A包含0.5%的储户,即50个储户50万资金;集团B包含剩下的99.5%的储户,即9950个储户9950万资金。银行将所有资金投资到几个项目中。其他假设条件同上述博弈一样。提前撤资,银行会受到20%的惩罚,到期取款集团A、B可以从银行得到20%的额外收益。现在建立集团A、B是否提前取款的博弈如下(单位:万元):
如果集团A、B即所有储户同时取款,银行必须从投资的项目中撤资,这时银行 如果集团B提前取款即多数人提前取款,少数人不提前取款,银行也 当集团A即少数人提前取款,银行有能力支付50万存款,剩下的资金仍然充裕对投资项目即使有影响也有限,银行仍可盈利。所以等到到期时集团B即多数人去取款时银行有能力支付,储户可以拿到资金加收益。假设最终储户拿到手的资金为H,H应大于受惩罚后的资金7960万元,小于银行最大支付额11940万元。了解了这个博弈矩形图,我们可以用相对优势策略画线法分析这个博弈。当集团A即少数人选择提前取款时,集团B即多数人会选择到期取款(因为H>7960),当集团ANJ少数人选择到期取款时,集团B即多数人会选择到期取款(因为H<11940)。当集团B选择提前取款时,集团A也会选择提前取款(因为40>0),当集团B选择到期取款时,集团A也会选择到期取款(因为60>50)。因此在这个博弈中,后一种情况就是一种“随大流”的情况,即多数人怎么行动带动整体的行动。前一种情况无论集团A选择何种策略,集团B都会选择到期取款。也就是说,少数人提前取款不会引起银行挤兑。
三、总结
一、成熟市场上的博弈
股票市场存在博弈行为并不令人奇怪,它似乎是一个遍布所有市场的普遍现象,在投资实践中广泛使用的技术分析便是博弈行为存在的证明。
参与股票市场的投资者,都希望通过买卖股票能够赚钱。如果投资者持有股票的目的不是股息或红利,那么,他赚钱的惟一机会只能通过低买高卖,获得买卖差价(资本利得)来实现。低买高卖是投资股票的重要法则,其核心是对股票进行估价。股票市场价格的高和低是相对其内在价值而言的,低于股票内在价值时为低,高于股票内在价值时为高。对公司价值的估价无论是实质派还是增长派,都要涉及到未来的预期。但是,投资者即使购买了自己评估其市场价格低于内在价值、预期其市场价格将要上涨的股票,实际上也不一定会上涨。此时,投资者只有购买其他绝大多数投资者预期价格上涨的股票,购买后股价才有可能真的上涨,也才能获得资本利得。也就是说,投资者对股价变动趋势预测的最终结果,与其他投资者的决策行为密切相关,因而,这是一个博弈过程。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来了一套“选美论”,将股市与选美联系起来,对上述过程作了一个生动描述:从事职业投资,好像是参加选美联系起来,报纸上发表100张照片,要参加竞赛者选出其中最美的6个,谁的选择结果与最终结果最接近,谁就得奖。在这种情形下,每一个参加竞赛都不选他自己认为最美的6个,而选 每个参加者都从同一观点出发,于是都不选他自己认为最美的,也不选一般 在凯恩斯的这个选美竞赛中,个人的审美标准对决定竞赛获胜者是无关紧要的,只有准确揣测其他竞赛者的审美标准和可以动向,选出绝大多数竞赛者认为美的面孔,最终才能获胜。这一形象的比喻揭示出了股票市场的一个基本投资原理:购买大家都预期看涨的股票而不是购买自己看涨的股票,只有与市场走势一致,才能获利,因为股票交易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只有在股价高位卖出才能够真正获利,而这并不是每个投资者都能做到的,这中间涉及到了买卖时机和选择与股市上所有参与者的多重博弈行为,也最终影响了结果。
但是成熟而规范的股票市场集中了一国所有的股票投资者。在这样一个近乎完全竞争的市场上,任何单个投资者都很难操纵整个市场,只能成为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即便是实力雄厚的机构投资者,由于受到政府或行业自律机构的严格管制和监督,也只能接受市场价格而不能操纵价格。
二、不成熟市场上的博弈行为
在发展中国家的股票市场上,由于市场不完善、监督机制不健全、市场效率不高、市场容量有限,从而决定了少数机构投资者能够利用信息优势操纵价格,获取暴利。在这个过程中,中小投资者发现某只股票价格上涨,也会跟风而进。最终能否实现盈利的多少,就决定于自己所购买的股票——这个接力棒能否传下去。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博傻”的过程,投机者总是期待着有更傻的“傻瓜”来接手,只要有新的同盟者加入,这场金融游戏就能继续玩下去,预期收益也能实现,金融泡沫才不至于破裂。下面我们对这种市场操博弈纵行为加以分析。
(一)机构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博弈
股市上的机构投资者经常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雄厚的资金实力来炒作股票,他们通过在低价时吸筹,然后拉升价格,在高价卖出股票的方式来获取超额收益。除了这类实力超群、足以操纵任何一只股票价格的大机构投资者外,还有一些资金规模不大、不足了操纵任何一只股票价格的中小机构投资者,他们获取收益的机会便是跟着大机构投资者一起炒作股票,以期分得一杯羹。大机构投资者虽然有实力操纵股价,但要连续拉升股价,还需要其他资金的进入与配合。他们往往通过市场或媒体散发出一些信息,吸引中小机构投资者和散户跟进。在价格低位时,大机构投资者尚能同各位投资者进行合作博弈,因为“众人拾柴火焰高”;股价一旦达到大机构投资者所期待的价位,他便要选择出货,卖出股票,而此时他仍然会散发一些信息,吸引其他投资者继续跟进和接盘,这又变成了大机构投资者同各投资者之间的非合作博弈。在价格低位时,大机构投资者和其他投资者还是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而价格一旦上涨,其他投资者便揣测大机构投资者的心理价位,因为谁都明白,谁接了最后一棒,谁就会被套牢,却又担心出货太早,股价涨势未完而赚钱不多。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往往总希望在价格更高一点时再卖,结果,大机构投资者早已在“障眼法”的掩护下出货了。股价一旦失去支撑,便会掉下来,这时,其他投资者想跑都来不及了。此时的博弈已演变为不完全正确信息的静态博弈。
机构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博弈,有点类似“市场进入”博弈。假设已有机构投资者A在炒作一只股票,称为在位者。另有一机构投资者B(称为在进入者)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有关该股票被炒作的消息,在获利动机的驱使下,机构投资者B能否获利,还取决于机构投资者A的决策行为。若机构投资者A认为该股票的价格还处于低位,机构投资者B进入时,机构投资者A还将选择合作(继续买入),与机构投资者B一起做庄。若机构投资者A认为该股票的市场价格已处于高位时,机构投资者B进入,机构投资者A将选择斗争(卖出股票)。因此,机构投资者B的收益与机构投资者A的决策行为密切相关。为了分析问题简化起见,假定该股票的价格处于低位,机构投资者B进入时,机构投资者A将选择合作。现列出在该假定下,机构投资者A、B博弈的支付矩阵(见图1)。
合作斗争
机构B跟进3,4-2,0
不跟进0,50,5
图1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博弈:低价格情况
这个博弈显然有两个纳什均衡,即(跟进,合作)、(不跟进,斗争)。例如,在给定机构投资者B跟进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A选择合作将得到4个单位的收益,选择斗争(卖出)将无利可图,所以,机构投资者A的最优策略是合作(买入)。同理,给定机构投资者A合作时,跟进策� 尽管在机构投资者B选择不跟进时,机构投资者A采取任何一种策略都是一样,但是,只有当机构投资者A选择斗争(卖出)时,不跟进才是机构投资者B的最优选择。所以,(不跟进,斗争)也是一个纳什均衡,而(不进入,合作)则不是纳什均衡。
在这里,机构投资者B先选择行动(跟进或不跟进),机构投资者A后选择合作还是斗争。如果机构投资者B选择“跟进”,机构投资者A合作,则支付水平分别是3和4。图2十分明了地显示了参与人行动的先后顺序、每位参与人可选择的策略以及不同行为下的支付水平。机构投资者B不跟进。博弈不会发生。机构投资者B进入后,机构投资者A选择行动开始后又是一个子博弈。因此,在实际中,(跟进,合作)是一个精炼的纳什均衡。机构投资者B跟进,该股票的成交量必将放大,价格将上涨。显然,该股票价格中的“泡沫”增大了。在散户不根据业绩而只盲目跟风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A、B的获利就有基础,此时,对该股的泡沫就会膨胀起来。
现在,再来分析在价格高位时的博弈。仍先给出完全信息假设下的静态博弈的支付矩阵(见图2)。
机构A
合作斗争
机构B跟进4,6-3,8
不跟进0,50,5
图2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博弈:高价格情况
在这里,由于假定机构投资者B已经知道该股票的市场价格是机构投资者A的最高心理价位,因此,这时的纳什均衡为机构投资者A斗争(卖出),机构投资者B不跟进(不买入)。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机构投资者B并不拥有机构投资者A的完全信息,不知道此时股票的价格已是机构投资者A的最高心理价位。在给定机构投资者B跟进时,机构投资者A的策略为斗争(卖出),实现收益,此时的纳什均衡应为机构投资者A斗争(卖出),机构投资者B跟进(买入),机构投资者B因机构投资者A的出货而有可能被套住。因此,由于机构投资者B不能准确猜测机构投资者A的心理价位,使得机构投资者B处于进退两难之中。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B就要推测此时市场价格是机构投资者A的心理高位的概率分布,再结合自己的期望收益,作出自己是跟进还是不跟进。在一般情况下,机构投资者B能够大致猜测出机构投资者A所期望的心理价位的概率分布,作出正确的策略。但是,若机构投资者B生性好赌,根据概率分布推测此时股票的市场价格已达到机构投资者A的心理高位,他还是要选择跟进,而此时机构投资者A觉得价格还没有达到心理价位,又发现有新的资金介入,这时他的策略选择就是大量吸筹,拉升价格。若机构投资者A、B实力相当的话,股票的价格将会迅速上涨,顷刻升天。在中国股票市场上,机构投资者们不知演绎了多少这样的神话。
在现实的股票市场上,机构投资者远远不止A、B两家,这些机构投资者们或资金实力不同,或信息来源渠道不同,总之,在股票市场上个个都神通广大,他们或者根据业绩,或者根据消息来炒股票,那些既没有业绩又没有消息的股票便遭到无情的抛弃。他们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题材来炒作股票,整个市场上或有业绩或有消息的股票都被炒作了,再加之大量散户的盲目跟风,市场成交量迅速放大,股票价格迅速上升,股价指数不断攀高,股市泡沫迅速膨胀。
(二)机构投资者与散户之间的博弈
在股票市场上,除了可以操作股价的机构投资者外,还有大量的中小投资者,即散户。他们同机构投资者相比:(1)资金实力有限;(2)信息来源渠道单一,主要收集市场上流行的小道消息或看报纸;(3)尽管散户数量众多,但由于风险偏好不同,所掌握的信息不同,对股价走势的看法不同,决定买卖方向很不致,力量分散,不可能控制价格走势,而只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散户的这些特征决定了散户获利的最优策略是后进先出,在机构投资者开始拉升股票价格之后再购买该股票,在机构投资者出货之前卖出股票。然后,由于信息不对称,散户往往很难做到这一点,经常是接了机构投资者的最后一棒,被套牢了。
机构投资者与散户之间的博弈,有点类似“智猪博弈”,下面给出这个博弈的支付矩阵(见图3)。
散户
接等待
机构B接4,13,3
等待7,-10,0
图3机构投资者与散户之间的博弈
在这里,为了表述方便,我们借用了“智猪博弈”里的策略术语,其纳什均衡是机构投资者接、散户等待,各自获得相同的收益。在股票市场上,机构投资者要赚钱,往往先利用各种信息渠道收集、分析和处理信息,然后利用自己雄厚的资金实力拉升个股,获取价差。散户无论是收集还是处理信息能力都不强,资金上也无实力操纵价格,其最优策略只能是跟庄。然而,在现实的股票市场上,散户很难从机构投资者那里分得一杯羹。由于机构投资者和散户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这在市场上表现在: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直接得到许多内幕消息,而且上市公司还经常散发一些有利于机构投资者的消息。在我国,还存在着上市公司找机构投资者炒作本公司股票,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联手操纵股价的现象。机构投资者往往持有一只股票的很大份额,他可以推算出散户所持有的份额,而散户只能根据股价走势推算该股票有机构投资者在做庄。
参考文献:
⑴凯恩斯(中译本).1986.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
WTO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在管理全球经济和贸易秩序的同时,也为各成员国进行多边博弈提供了一个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各成员国通过降低关税、开放市场、取消壁垒、进行平等的自由贸易,不仅带来了更多的利益,也使成员有机会平等地参与国际竞争。上世纪50年代起,博弈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在经济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国内外众多学者也开始运用这一全新方法从不同角度对GATT/WTO的产生、规则和运行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
博弈论;GATT/WTO;国际经济政策
西方传统经济理论大多是研究经济行为主体在市场完全竞争且信息充分对称的假设下进行决策,以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但却忽视了外部变量对经济行为主体决策的影响。博弈论作为20世纪70年之后在经济领域得到广泛运用的方法论,紧紧抓住经济行为主体之间利益冲突与协调以及策略相互制约这一关键,提出了比西方传统经济理论更贴近实际的分析方法。博弈论的广泛运用为现实中复杂经济问题的分析提供了最佳分析工具,拓宽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GATT/WTO就是一种从非合作博弈走向合作博弈的产物,为国家和地区提供国际贸易行为准则,对协议实施中的问题和未来贸易自由化提供了谈判的程序,以达到各成员均从中获益的博弈结果。所以说,GATT/WTO是一套使成员之实现制度性合作博弈以摆脱非合作博弈的制度安排,这套制度安排确保所有成员实现福利改进。
一、博弈论方法应用于GATT/WTO研究
真正将博弈论方法应用于GATT/WTO研究始于美国学者McMillan(1986)。他通过建立关税博弈模型,证明了“互惠贸易协定能增进国民福利”这一命题,从而为GATT/WTO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Dixit(1987)研究了在无限重复博弈条件下的关税谈判与关税减让问题,结果显示,通过对背叛国家惩罚的可信威胁,世界可以维持一个低于纳什均衡关税的合作关税水平。
Thomas Hungerford(1991)进一步将关税博弈模型扩展至非关税博弈领域,得出类似结论,即“削减非关税壁垒也会增进双方的福利。”
Hoekman和Kostecki(2001)结合乌拉圭回合谈判,从博弈论视角论述了WTO多边贸易谈判的运行机制和互惠性质,指出“在WTO支持下的多边贸易谈判可以被认为是制定国际贸易博弈规则的努力”,“多边贸易谈判是多阶段、多议题、多方的博弈”。
Bagwell和Staiger(2002)从经济学角度论述世界贸易体制的理论基础和运行机制,利用博弈论的研究方法,解得合作博弈情况下的关税均衡,称之为“政治最优关税”,进而说明了WTO体制和规则框架的经济原理。
二、WTO的体制、规则和运行机制
盛斌(2001)借鉴Bagwell和Staiger的博弈模型,系统地解释了WTO的目的是各国通过合作博弈来摆脱非合作博弈情况下的“囚徒困境”,说明了WTO体制和规则框架的经济原理和哲学理念。该文可被视为国内运用博弈论研究GATT/WTO的奠基之作。
夏晖和韩轶(2001)从博弈论角度,以两国关税政策静态博弈模型为基础,分析了WTO成立的原因及条件。该文为用数理博弈模型研究GATT/WTO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冯春丽和周骏宇(2005)从制度经济学的层面,运用博弈论的方法来分析WTO,指出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是WTO规则体系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并利用一个收益不对称的智猪博弈模型分析了权力结构的变动所引致的WTO制度变迁。
三、多边贸易谈判中的博弈
施锡铨(2001)运用不完全信息博弈、复杂变量的博弈和盈利函数的估计,分析了中国加入WTO谈判过程中一系列讨价还价的博弈问题。
刘光溪和查永贵(2003)运用“双层博弈”理论分析了中国复关入世谈判中的博弈现象,阐释了谈判历程复杂而艰巨的原因;他又与邹彦(2003)研究了国际贸易谈判中的博弈战略,建议我国必须抓住时机,改革“不谋于众”的谈判体制,增强政府谈判能力,为国内企业奠定迎接挑战、公平竞争的良好基础。
四、运用博弈论就WTO的某一具体规则进行研究
房向明和侯光明(2002)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通过建立我国反倾销部门与外国企业的博弈模型,给出了我国对外倾销企业的罚款系数以及我国反倾销调查概率的确定方法,进而提出了加强我国反倾销力度的建议。
杨仕辉(2005)将WTO保障措施规则转化为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重点比较和讨论了对一国和两国同时实施保障措施的区别,以及保障措施对实施国和目标国贸易条件、产品选择的影响。
杨波(2007)运用博弈论和经验检验的方法,分析得出技术水平发展的不对称导致国家间技术性贸易壁垒通报数量的差距,发达国家由于具备在技术和贸易两方面的优势,更倾向于主动采取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战略,而发展中国家则被迫采取亦步亦趋的跟从策略。
综观上述研究成果,中外学者运用博弈论来研究WTO在国内外还很空白,在研究成果、内容上都带有探索性和尝试性。作为一种方法论,将博弈理论作为研究GATT/WTO的视角,不仅可以有效诠释GATT/WTO的制度基础、规则体系和运行机制,也能说明GATT/WTO成员在世贸组织谈判中的动态博弈策略,从而为GATT/WTO的确立和运行提供一个全新的解释途径。
然而,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对WTO博弈论的研究都处于起步阶段,在研究内容上显得过于分散,无法形成统一的整体,从而无法形成对WTO博弈论的全面解释。同时,在定量分析方面,由于统计数据的不同与缺失,多边博弈在确定真实支付函数时也受到很大限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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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论文关键词:投资成本 贝克尔投资模式 组合投资模式 博弈论 论文论文摘要:针对人力资本组合投资模式仅定性分析职员和企业对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的特点,应用博弈论进行了相应的定量分析,将贝克尔投资模式与组合投资模式相结合,建立了确定企业投资比率的计算公式,为企业进行人力资本培训投资提供了定量的决策依据。 贝克尔将在职培训分为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两种类型。一般培训是指接受培训的职工所获得的知识、技能对提高各种企业劳动生产率均有用。受训者的劳动技能提高,会提高其在各种就业机会中的工资,所以培训成本应当由受训者自巴承担。特殊培训是指接受培训的职员得到特殊知识和技能,能够极大地提高提供培训的企业的生产效率,对于提供培训以外的企业的生产效率影响不大或没有影响。特殊培训的费用较一般培训高得多,但也会给企业带来相当可观的效益,其培训成本应由企业承担。由此形成了贝克尔投资模式理论。 作为贝克尔投资模式的补充,有学者提出了一种企业和职员对人力资本共同投资的组合投资模型。该模式按照“人力资本的价值”和“人力资本的独特性”将人力资本分为四种类型:①高价值高独特性人力资本,②高价值低独特性人力资本,③低价值高独特性人力资本,④低价值低独特性人力资本。并认为①、④两种人力资本遵循贝克尔投资模式,而②、③两种人力资本则由企业和职员共同投资。组合投资模式仅在对职员和企业人力资本培训投资行为特性的分析中得出定性结论,但在企业实际经营过程中要求有定量的投资分析与决策依据。因此,本文在投资组合模式的基础上应用博弈论分析人力资本培训投资行为,找到合理且定量的组合投资分析与决策依据。 2人力资本的分类 本文仍采用人力资本培训组合投资模式中的人力资本分类方式。人力资本作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并不是对企业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组织中的人力资本可以根据“人力资本的价值”和“人力资本的独特性”来进行划分。“人力资本的价值”是指“相对于人力资本的雇佣成本,人力资本通过其技能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大的与顾客价值相关的战略利益的属性”。若职员能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或创造具有更多客户价值的产品,那他就具有高价值;反之,只有低价值。“人力资本的独特性”是指其技能的不可复制和不可模仿性。人力资本的独特性将影响到交易成本,并直接影响该人力资本能否成为企业竞争的优势源泉。由于独特技能更多地是一种适用于某一特定环境的技能,企业不可能在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上获得,对这些人力资本实行外部化将是不可行的或者将导致更多的成本,所以独特的人力资本需要进行内部开发。相反,适用于广大企业的普通技能,很容易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依赖于外部劳动力市场将是获得低独特性人力资本的较好选择。 按照上述两种人力资本的属性可以将企业内的人力资本分为四类:第一类人力资本具有高价值并且是独特的,即这些职员拥有特定于企业的技能,这些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上难以获得,并且职员为企业带来的战略性利益远远超过雇佣和开发他们的管理成本。也就是说,该类人力资本拥有企业竞争优势所必需的核心技能。第二类人力资本具有较高的价值,但职员拥有的技能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也就是说,其拥有的技能是低独特性的。第三类人力资本在某种程度上是独一无二的,但他们对创造客户价值并不具有直接作用。也就是说,其创造价值的能力较低或者不直接产生价值。第四类人力资本拥有普通的技能,具有有限的战略价值。以上四种人力资本类型与引言中提及的四种人力资本类型按顺序一一对应。 2人力资本培训投资选择的博弈分析 博弈论是一门研究在利益相互影响的情况下局中人(即博弈的参与者)采取何种策略才能获得最大效用的理论。博弈论在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的应用解决了许多令经典理论无从人手的问题。博弈论最主要的特点是研究相对具体决策情况而言的最优决策,即寻找相对最满意策略而非最优策略企业和职员的人力资本培训投资选择的过程存在的正是一个博弈问题。 根据投资组合模型的思想,企业与职员在人力资本的投资,实际上是培训投资过程中的博弈,可以用如图1的博弈树来描述。假设企业承担培训投资成本的比率为,选择投资策略的概率为q;职员选择投资策略的概率为P。通过培训投资,企业因人力资本增加而经营效率提高所得到的利益为,职员因人力资本增加而职业生涯改善或
(一)对外方面
1.做大做强我们自己的“利益共同体”。世界上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崛起中的新兴国家,与中国发展状况更接近,与中国面临的网络治理问题更相似,彼此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在网络治理的博弈中,中国完全是站在绝大多数国家的立场上,可以与一家独大的美国更从容更主动地博弈。
2.对美国的盟友同样可以争取合作。美国的盟友不一定是我们的对手。很多根本性分歧完全是由美国霸权思维和自己单方面利益决定的,因此,很多美国的盟友与美国都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比如欧洲和美国在互联网治理方面存在着非常多的冲突,中国应该在不同层面,制定相应的沟通与合作机制,努力扩大自己的支持面。
3.关注美国政企各界相互制衡的关系。美国在互联网治理方面,政府与企业和社会层面,也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取向和价值观。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有着巨大的利益,未来甚至是超过美国市场的第一大市场,中国与很多美国企业有着更深入的利益共同点。美国政府对于网络价值观的政治化和军事化,比如,“棱镜计划”,事实上使美国企业自身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中国网络治理主张在不少层面完全可以与美国企业、美国学术界和智库界达成更多的共识与理解。
4.加强研究和借鉴。网络空间治理是全新的课题,也非常复杂,任何国家的实践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除了加强对美国治理模式的跟踪研究和深度剖析之外,更要加强对欧洲、其他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治理模式的研究。比如,欧洲网络治理,在价值主张、制度构建和具体实践中,有非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内容。尤其是欧洲在互联网技术与标准方面也受制于美国,也是“棱镜计划”受害者,处境与中国相同。当然,更多新兴国家的治理创新和成功经验,都值得研究和学习。中美博弈如果仅仅是一对一的博弈,很可能形成双输的囚徒困境。而多元力量的引入,将使中美网络治理的博弈更加良性和具有建设性。
5.坚持扩大完善网络治理领域全方位交流。应该自信、有底气地积极主动拓宽和加强中美在政府层面、学术层面、产业层面、智库层面和社会层面等的交流与合作。中美之间在网络治理的沟通方面要大力建设“高速公路”,形成“宽带交流”。
(一)对内方面
对内方面更是当务之急,是提升治理能力以及国际能力的基础:
1.明确历史使命,做好顶层设计,做到战略清晰。对于未来10-20年要有清晰、理性的战略判断,对内要形成各部委、各阶层相对一致的共识。在国家战略高度,进一步推敲相关主张和建议,避免部门利益的局限和干扰。无论是基于国家利益还是全球利益,无论为了“中国梦”还是世界发展,我们都应该明晰与美国有竞争有博弈的同时,归根到底双方要成为命运共同体,构建更坚实的利益共同体。
2.基于发展的需要,坚持积极防御型战略的原则,与美国的博弈有理有节。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我们无论在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还是实力和能力方面,都远远处于美国的下风。但是,时间在我们一边,尤其是网络空间方面的综合实力,都处于快速上升的通道之中,所以我们坚守积极防御型战略。秉持开放、创新、合作、多元等理念,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国际合作上,都应该有底气,有自信,以有利于营造中国继续良性发展为基本前提。
3.进一步发挥中央网信办的统筹与协调机制能力。在网络空间博弈中,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美国政府各个部门、各级官员,以及智库和媒体,对国家的网络治理主张都相当一致,形成了强大的合力。相比之下,我们的治理主张,处于形成的初级阶段,尤其各个部委,相互之间缺乏一致性。在一些重要的博弈点上,国内学界、媒体和社会自身分化严重,意见不一。内部形成共识,理念进一步凝聚,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4.中美网络空间博弈将是长期任务,在具体博弈中,我们应该避免偏激,避免激进,避免不必要的惹是生非。尤其不拘泥于一些遣词造句的表面争执,而应富有智慧,注重实质,注重利益权衡。比如在数据主权、网络主权等全球都还缺乏定论,而美国固执己见的情况下,不一味强攻,更多放下字面较劲,注重脚踏实地。在ICANN管理权移交等事宜上,应该积极进取,多获得实质性权力是关键。
5.不断改进和灵活修正中国的治理模式和方式。适应网络时展需要,也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国际认可,尤其是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改变以政府为中心,政府绝对主导的强势治理模式,积极推行网络化、社会化的柔性治理模式。有战略地推动学界、企业、智库、民间等非政府主体在网络治理中担当更活跃更关键的角色。
[关键词]网上保险博弈论得益措施
在现代社会经济科技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互联网已融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当中,给人们的生活与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捷。与此同时,人们对网络的依赖也越来越强烈,基于互联网、电话等通信网络的电子商务,正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作为新型购物方式与时尚生活方式之一的网上购物,也正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发展,成为计算机世界中又一重要领域,受到了包括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内的广大学者,以及社会不同群体的关注。
网上保险交易作为网上购物的一种,在这个网络浪潮中也受到了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但与一般的网络购物性质不同,网上保险交易的实质是无形的,实现的是资金的流动。因此它比一般的网络交易具有更大的不可测性与管理难度。下面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分析网上保险交易发展的利弊。
一、网上保险交易的博弈论分析
考虑到网上保险交易时间上的特性,本 因此本文这里选用了一个博弈树的动态博弈结构来分析保险公司开展的网上交易。
在这个博弈中,我们有两个参与方,即经营网上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与网上投保人,为了给他们的行为有个合理的解释,我们采用经济学里的经济人的解释。即他们的行为都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另外我们还假设两个参与方的行为具有独立性,即一个参与方的行为与决策是完全独立的,不受另一方的束缚。
〔关键词〕科研量化管理;客观赋分;成果数量比值;定序合作博弈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3.05.020
〔中图分类号〕G250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3)05-0085-04
科研量化管理方法的适用对象可以总结为“三个面向”即:(1)面向大多数非大师级高校教师。(2)面向短期考核特别是年度考核,确定短期尤其是年度分配依据。(3)面向大多数质量一般的研究成果。量化管理能够比较有效的抑制高校学术绩效评价中存在的一些负面行为如权力寻租、裙带关系、圈子效应、山头主义。
科研量化管理并非只有中国高校实行。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纯教学型高校(如社区学院)基本不采用科研量化管理,但是二三流甚至四五流的大学都普遍采用科研量化管理,一般而言学术水平越低的4年制本科高校采用科研量化管理力度越大,如挪威Bergen大学(目前挪威国内规模第二、具有相当国际知名度的世界二流大学)生物系业绩评价指标主要包括数、期刊影响因子、指导硕博士论文通过答辩数、行政与教学工作量,人均6 000美元经费中的2/3与业绩挂钩[1]。我国台湾地区基金评审中也采用量化方法[2]。
很多科研量化管理的批评者将“作为原则、方法、普遍的量化管理”与“作为细则、方案、具体的量化管理”混为一谈。高校科研存在的急功近利行为、科研乱象[3]并非“作为原则、方法、普遍的量化管理”所致,而是不合理的量化管理“细则、方案”所致。实际上,批评者提出的很多问题很容易采取解决,如:(1)限制年度考核的论文总数和低质量期刊论文数量。对研究者实行考核申请豁免政策[4],即已经取得一定成绩的研究人员或者基础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者可申请考核豁免期(5~10年不等),期间免于常规年度考核,豁免期结束后成果质量没有达到申请人承诺预期,则进行事前约定处理。(2)延长考核周期,如南京师范大学2005年后实行2年或4年考核1次,浙江大学实行长聘制,人文学科、基础科学6年考核1次。
量化管理解决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高校科研管理成本、效率与效度之间的关系平衡问题,与完全否定量化管理的观点相比,不断完善量化管理具体办法的观点显然更有建设性与可操作性,因此2005年之后主张彻底取消科研量化管理的声音与观点基本上偃旗息鼓,完善科研量化管理办法的讨论渐增。
科研量化管理最核心问题即各类各级科研成果如何赋分?目前互联网上可以搜索到很多高校考核方案,不难发现都是直接给出赋分,没有说明依据与理由,实际上以笔者高校经历来看,高校量化得分完全是高校财务、人事、科研、教务等部门根据本校以往的科研历史数据,结合本校财务收支情况,经验确定的,并没有一个内在、自洽的客观依据,否则必然会予以说明。
对此,文献[5]提出一种科研量化赋分客观方法,已被他引5次,但存在的不足是:(1)方法缺乏理论基础。(2)学科口径不统一,文理科未加区分。(3)论文界定需进一步清晰。(4)数据来源口径不一致,直接将SCI数据库与comKI数据库对比不合理。(5)一些数据如“著作学科比例”的来源不够权威。本文拟针对上述不足做进一步完善。
“定序特征函数合作博弈”(简称“定序合作博弈”)由文献[6]首次提出。定序合作博弈的定性描述是:在某些情况下,局中人对全联盟的边际贡献特征函数信息量不足或者收集成本很高、只能大致排序,又或者问题性质只能进行定序化,简单的说就是将局中人分为若干等级层次,此时的合作博弈为定序合作博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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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了,而且也绝不会与其他人分享这一殊荣。
纳什是一个非常天才的数学家,他的主要贡献是1950至1951年在普林斯顿读博士学位时做出的。然而,他的天才发现———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即“纳什均衡”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948年纳什到普林斯顿大学读数学系的博士。那一年他还不到20岁。当时普林斯顿可谓人杰地灵,大师如云。爱因斯坦、冯·诺依曼、列夫谢茨(数学系主任)、阿尔伯特·塔克、阿伦佐·切奇、哈罗德·库恩、诺尔曼·斯蒂恩罗德、埃尔夫·福克斯……等全都在这里。博弈论主要是由冯·诺依曼(1903—1957)创所立的。他是一位出生于匈牙利的天才的数学家。他不仅创立了经济博弈论,而且发明了计算机。早在20世纪初,塞梅鲁(Zermelo)、鲍罗(Borel)和冯·诺伊曼已经开始研究博弈的准确的数学表达,直到1939年,冯·诺依曼遇到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特恩(OskarMorgenstern),并与其合作才使博弈论进入经济学的广阔领域。
1944年他与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合著的巨作《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出版,标志着现代系统博弈理论的的初步形成。尽管对具有博弈性质的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甚至更早。例如,1838年古诺(Cournot)简单双寡头垄断博弈;1883年伯特兰和1925年艾奇沃奇思研究了两个寡头的产量与价格垄断;2000多年前中国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代孙膑利用博弈论方法帮助田忌赛马取胜等等都属于早期博弈论的萌芽,其特点是零星的,片断的研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很不系统。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中提出的标准型、扩展型和合作型博弈模型解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奠定了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合作型博弈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了巅峰期。然而,诺依曼的博弈论的局限性也日益暴露出来,由于它过于抽象,使应用范围受到很大限制,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对博弈论的研究知之甚少,只是少数数学家的专利,所以,影响力很有限。正是在这个时候,非合作博弈———“纳什均衡”应运而生了,它标志着博弈论的新时代的开始!纳什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学生,他经常旷课。据他的同学们回忆,他们根本想不起来曾经什么时候和纳什一起完完整整地上过一门必修课,但纳什争辩说,至少上过斯蒂恩罗德的代数拓扑学。斯蒂恩罗德恰恰是这门学科的创立者,可是,没上几次课,纳什就认定这门课不符合他的口味。于是,又走人了。然而,纳什毕竟是一位英才天纵的非凡人物,他广泛涉猎数学王国的每一个分支,如拓扑学、代数几何学、逻辑学、博弈论等等,深深地为之着迷。纳什经常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自信和自负,充满咄咄逼人的学术野心。1950年整个夏天纳什都忙于应付紧张的考试,他的博弈论研究工作被迫中断,他感到这是莫大的浪费。殊不知这种暂时的“放弃”,使原来模糊、杂乱和无绪的若干念头,在潜意识的持续思考下,逐步形成一条清晰的脉络,突然来了灵感!这一年的10月,他骤感才思潮涌,梦笔生花。其中一个最耀眼的亮点就是日后被称之为“纳什均衡”的非合作博弈均衡的概念。纳什的主要学术贡献体现在1950年和1951年的两篇论文之中(包括一篇博士论文)。1950年他才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题为“非合作博弈”的长篇博士论文,1950年11月刊登在美国全国科学院每月公报上,立即引起轰动。说起来这全靠师兄戴维·盖尔之功,就在遭到冯·诺依曼贬低几天之后,他遇到盖尔,告诉他自己已经将冯·诺依曼的“最小最大原理”(minimaxsolution)推到非合作博弈领域,找到了普遍化的方法和均衡点。盖尔听得很认真,他终于意识到纳什的思路比冯·诺伊曼的合作博弈的理论更能反映现实的情况,而对其严密优美的数学证明极为赞叹。盖尔建议他马上整理出来发表,以免被别人捷足先登。纳什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子,根本不知道竞争的险恶,从未想过要这么做。结果还是盖尔充当了他的“经纪人”,代为起草致科学院的短信,系主任列夫谢茨则亲自将文稿递交给科学院。纳什写的文章不多,就那么几篇,但已经足够了,因为都是精品中的精品。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国内提一个教授,要求在“核心的刊物”上发表多少篇文章。按照这个标准可能纳什还不一定够资格。
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尔里斯当牛津大学艾奇沃思经济学讲座教授时也没有发表过什么文章,特殊的人才,必须有特殊的选拔办法。
纳什在上大学时就开始从事纯数学的博弈论研究,1948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后更是如鱼得水。20岁出头已成为闻名世界的数学家。特别是在经济博弈论领域,他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是继冯·诺依曼之后最伟大的博弈论大师之一。他提出的著名的纳什均衡的概念在非合作博弈理论中起着核心的作用。后续的研究者对博弈论的贡献,都是建立在这一概念之上的。由于纳什均衡的提出和不断完善为博弈论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科学等领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囚犯的两难处境
大理论中的小故事
要了解纳什的贡献,首先要知道什么是非合作博弈问题。现在几乎所有的博弈论教科书上都会讲“囚犯的两难处境”的例子,每本书上的例子都大同小异。
博弈论毕竟是数学,更确切地说是运筹学的一个分支,谈经论道自然少不了数学语言,外行人看来只是一大堆数学公式。好在博弈论关心的是日常经济生活问题,所以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其实这一理论是从棋弈、扑克和战争等带有竞赛、对抗和决策性质的问题中借用的术语,听上去有点玄奥,实际上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博弈论大师看经济社会问题犹如棋局,常常寓深刻道理于游戏之中。所以,多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凡人小事入手,以我们身边的故事做例子,娓娓道来,并不乏味。话说有一天,一位富翁在家中被杀,财物被盗。警方在此案的侦破过程中,抓到两个犯罪嫌疑人,斯卡尔菲丝和那库尔斯,并从他们的住处搜出被害人家中丢失的财物。但是,他们矢口否认曾杀过人,辩称是先发现富翁被杀,然后只是顺手牵羊偷了点儿东西。于是警方将两人隔离,分别关在不同的房间进行审讯。由地方检察官分别和每个人单独谈话。检察官说,“由于你们的偷盗罪已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可以判你们一年刑期。但是,我可以和你做个交易。如果你单独坦白杀人的罪行,我只判你三个月的监禁,但你的同伙要被判十年刑。如果你拒不坦白,而被同伙检举,那么你就将被判十年刑,他只判三个月的监禁。但是,如果你们两人都坦白交代,那么,你们都要被判5年刑。”斯卡尔菲丝和那库尔斯该怎么办呢?他们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坦白或抵赖。显然最好的策略是双方都抵赖,结果是大家都只被判一年。但是由于两人处于隔离的情况下无法串供。所以,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每一个人都是从利己的目的出发,他们选择坦白交代是最佳策略。因为坦白交代可以期望得到很短的监禁———3个月,但前提是同伙抵赖,显然要比自己抵赖要坐10年牢好。这种策略是损人利己的策略。不仅如此,坦白还有更多的好处。如果对方坦白了而自己抵赖了,那自己就得坐10年牢。太不划算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应该选择坦白交代,即使两人同时坦白,至多也只判5年,总比被判10年好吧。所以,两人合理的选择是坦白,原本对双方都有利的策略(抵赖)和结局(被判1年刑)就不会出现。这样两人都选择坦白的策略以及因此被判5年的结局被称为“纳什均衡”,也叫非合作均衡。因为,每一方在选择策略时都没有“共谋”(串供),他们只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而不考虑社会福利或任何其他对手的利益。也就是说,这种策略组合由所有局中人(也称当事人、参与者)的最佳策略组合构成。没有人会主动改变自己的策略以便使自己获得更大利益。“囚徒的两难选择”有着广泛而深刻的意义。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各人追求利己行为而导致的最终结局是一个“纳什均衡”,也是对所有人都不利的结局。他们两人都是在坦白与抵赖策略上首先想到自己,这样他们必然要服长的刑期。只有当他们都首先替对方着想时,或者相互合谋(串供)时,才可以得到最短时间的监禁的结果。“纳什均衡”首先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提出挑战。按照斯密的理论,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而最终全社会达到利他的效果。不妨让我们重温一下这位经济学圣人在《国富论》中的名言:“通过追求(个人的)自身利益,他常常会比其实际上想做的那样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从“纳什均衡”我们引出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一个悖论:从利己目的出发,结果损人不利己,既不利己也不利他。两个囚徒的命运就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纳什均衡”提出的悖论实际上动摇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石。因此,从“纳什均衡”中我们还可以悟出一条真理:合作是有利的“利己策略”。但它必须符合以下黄金律:按照你愿意别人对你的方式来对别人,但只有他们也按同样方式行事才行。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前提是人所不欲勿施于我。其次,“纳什均衡”是一种非合作博弈均衡,在现实中非合作的情况要比合作情况普遍。所以“纳什均衡”是对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的合作博弈理论的重大发展,甚至可以说是一场革命。
从“纳什均衡”的普遍意义中我们可以深刻领悟司空见惯的经济、社会、政治、国防、管理和日常生活中的博弈现象。我们将例举出许多类似于“囚徒的两难处境”这样的例子。如价格战、军奋竞赛、污染等等。一般的博弈问题由三个要素所构成:即局中人(players)又称当事人、参与者、策略等等的集合,策略(strategies)集合以及每一对局中人所做的选择和赢得(payoffs)集合。其中所谓赢得是指如果一个特定的策略关系被选择,每一局中人所得到的效用。所有的博弈问题都会遇到这三个要素。
价格战博弈:
现在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家电价格大战,彩电大战、冰箱大战、空调大战、微波炉大战……这些大战的受益者首先是消费者。每当看到一种家电产品的价格大战,百姓都会“没事儿偷着乐”。在这里,我们可以解释厂家价格大战的结局也是一个“纳什均衡”,而且价格战的结果是谁都没钱赚。因为博弈双方的利润正好是零。竞争的结果是稳定的,即是一个“纳什均衡”。这个结果可能对消费者是有利的,但对厂商而言是灾难性的。所以,价格战对厂商而言意味着自杀。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引伸出两个问题,一是竞争削价的结果或“纳什均衡”可能导致一个有效率的零利润结局。二是如果不采取价格战,作为一种敌对博弈论(vivalrygame)其结果会如何呢?每一个企业,都会考虑采取正常价格策略,还是采取高价格策略形成垄断价格,并尽力获取垄断利润。如果垄断可以形成,则博弈双方的共同利润最大。这种情况就是垄断经营所做的,通常会抬高价格。另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厂商用正常的价格,双方都可以获得利润。从这一点,我们又引出一条基本准则:“把你自己的战略建立在假定对手会按其最佳利益行动的基础上”。事实上,完全竞争的均衡就是“纳什均衡”或“非合作博弈均衡”。在这种状态下,每一个厂商或消费者都是按照所有的别人已定的价格来进行决策。在这种均衡中,每一企业要使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要使效用最大化,结果导致了零利润,也就是说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非合作行为导致了社会所期望的经济效率状态。如果厂商采取合作行动并决定转向垄断价格,那么社会的经济效率就会遭到破坏。这就是为什么WTO和各国政府要加强反垄断的意义所在。
污染博弈:
假如市场经济中存在着污染,但政府并没有管制的环境,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宁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也绝不会主动增加环保设备投资。按照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所有企业都会从利己的目的出发,采取不顾环境的策略,从而进入“纳什均衡”状态。如果一个企业从利他的目的出发,投资治理污染,而其他企业仍然不顾环境污染,那么这个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增加,价格就要提高,它的产品就没有竞争力,甚至企业还要破产。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手的有效的完全竞争机制”失败的例证。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乡镇企业的盲目发展造成严重污染的情况就是如此。只有在政府加强污染管制时,企业才会采取低污染的策略组合。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获得与高污染同样的利润,但环境将更好。
贸易自由与壁垒:
一“图象论”与命题真值
维特根斯坦是学界倍受关注的大师,其前后期思想的迥异恰当地诠释了他的哲学主题:“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①有趣的是,辛提卡博弈论语义学所强调的也是动态的理解命题,这与维特根斯坦哲学在本质上殊途同归。
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在于提出了著名的“图象论”。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和后期哲学的目的都在于通过研究语言的结构和界限来理解思想的结构和界限。维特根斯坦工作的基点,就是回到逻辑的出发点,即考虑命题的性质。这样,真的界限就构成了语言的界限,维特根斯坦所考虑的就是关于事实的话语。“人给自己造出事实的图象”②。维特根斯坦指出:命题是实在的图象,“图象是实在的一幅模型”③。“图象是一种事实”④。“图象所表现者即是其意义”⑤。“图象的真假在于其意义与实在的符合与否”⑥。维特根斯坦认为,图象与它所图示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这种关系“由图象元素与物项的配合而成”⑦,这种关系本身也是一种图象;二是“凡图象,不论只有什么型式但要能表象实在———对或错———所必须与实在共有的东西,即是逻辑型式,亦即实在的型式。”⑧所以,“每个图象亦是一逻辑图象”⑨。“对象是简单的”⑩。“对象构成世界的本体。因此不能是复合的。”
一切复合物必然可分解到不可再分的部分,这就是绝对简单的对象,那么,这种绝对简单的对象是什么?很显然,维特根斯坦这一思想的形成深受罗素和弗雷格的影响。罗素对客体进行了区分,一类是亲知的客体,一类是描述的客体,通过“亲知还原”,描述的客体可以转化为亲知的客体,维特根斯坦对罗素的客体进行了扩展,认为属性和关系也是一种客体。语言中的一个名称来表示一个简单的客体,通过这些客体的结合方式,指称客体的名称可以相互组合成句子。对于简单的客体,我们无法定义它们是什么,我们仅仅能够指示它们,这样,我们也就无法言说这些客体是存在的,因为定义一个客体就是意谓着被定义项的存在。维特根斯坦的绝对简单的对象实质上是罗素亲知客体的变体,是经验的客体。图象论的主旨是说明图象如何具有命题的内容,图象可以看成一个句子,一个句子也可以看成图象,这对于解释最简单句子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如何处理复杂的句子呢?
维特根斯坦最开始的设想是用合取和析取处理一切复杂句子,这也是辛提卡采取斯科伦前束式处理量词句的直接思想来源,但是维特根斯坦后来采取了另一个思路,代之以集成的图象法,“凡对于复合体的陈述,都可解析成对于其成分的陈述,解析成一些把复合体完全摹状了的命题。”即一个复杂的表达式的真值取决于组成它的表达式的真值,即命题就是基本命题的真值涵项,这样,维特根斯坦就完成了语言的运作方式。维特根斯坦的这一思想源于罗素和弗雷格的启发,罗素和弗雷格两人都认为命题才是最基本的意义单位,主张将命题形式化,即用数学中的函数表示命题。维特根斯坦对这一思想的运用是水到渠成的。维特根斯坦认为,“命题是原初命题的真值函量”。“原初命题是命题的真值函目”。换句话说,“一切命题都是对原初命题做真值运算的结果”。“命题就是从一切原初命题的总和(自然也从其确是一切原初命题的总和)而得出的一切。所以,从某种意义可以说,一切命题都是原初命题的总括。”
命题与世界的图象论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图象的元素与事物之间具有对应关系;二是图象与事实之间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由此,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图象是实在的一幅模型”,“图象是一事实”,“图象所表现者即是其意义”。
正是因为命题具有相同的结构,才使得我们可以将其形式化,并且可以进行变项替换。那么,图象如何与世界相联系?在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中,这种关系由名称—客体的关系来决定,但是名称如何与客体相联系?与其说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是对前期哲学的反叛,不如说是进一步的深入,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中,名称与客体的关系被受一定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所确定。在完成这个思想转变之后,维特根斯坦不需要图象论了,取而代之的是语言这种被规则所支配的特征。
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是将博弈的方法引入命题分析,他的研究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命题的构成和命题的真假,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命题的真假。第二个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其前期哲学为解决辛提卡的第一个问题提供了思想元素。命题是由概念构成的,而博弈语义学中的概念则直接对应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存在是与事实相对应的存在,是以现实世界为界限的,所以辛提卡用他的可能世界改造了维特根斯坦的客体。在辛提卡看来,很多情况下,人们的语言交流所涉及的客体多是描述的客体,这些描述的客体有些能转换为亲知客体,有些不能,如“结构为H3O的水”,但是人们在日常的交流中又会涉及这些概念,自然在定义域D中也就应该包含这些元素,可以看出,辛提卡的客体是对维特根斯坦客体的扩展。辛提卡的客体分为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两类,即在现实世界中存在和在可能世界中存在。而且很明显的是,辛提卡的存在概念不是语义学层面上的,而是语用学层面上的语义,这在博弈论语义学的操作性中得以体现。在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中,定义域D中的个体必须能与可能世界中的对象一一对应,脱离了这种对应关系,我们就不可能知道自己在言说何物,更不用说判定言说语句的真假。正如DanaScott所指出的那样,语义确定一个实现不是必需的,它应该为证实一个实现是正确的提供标准。
在确定了命题的构成之后,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命题真假的标准是什么。辛提卡认为,命题是有意义的,命题的意义就是命题的真假值。博弈论语义学的处理方法是找到一个体用概念的名称代入量词所约束的变元,即参与人“我”在定义域D中找到相关的个体以证实语句,而参与人“自然”则企图找到范例来证伪语句。那么,如何才是找到相关的个体呢?或者说,怎样才知道代入个体后的语句为真?如前所述,辛提卡在扩展了维特根斯坦概念的基础上明确了命题的构成问题,相应的,辛提卡的命题范围较之维特根斯坦就宽泛的很多。辛提卡将博弈论语义学称为“寻找并找到的”逻辑,寻找并找到了什么?就是找到一个适当个体代入后的原子句所反映出来的图象与现实世界相符合。这不仅直观,而且符合人们的日常交流。可见,在确定命题真假的标准上,辛提卡与维特根斯坦是一致的,就是采用图象论的符合标准。辛提卡自己也曾明确指出,“博弈语义学不排斥图示的(同形的)关系理论,图示的(同形的)关系理论在原子句和现实之间建立了联系。”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要确定命题的真值,只要将命题与图象做个比较就可以了。用辛提卡的话说就是,“名称-客体关系曾经被建立,仅仅需要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将原子句和现实相比较。”
辛提卡指出:“维特根斯坦的图像理论和逻辑语义学之间的相似性和非相似性更有趣。最重要的大范围相似性之一,就是在两个理论中,语言的基本元素和现实的特定方面之间的代表关系,用任何的方式都不能进一步的分析。”罗素指出,事实是意指那种使一个命题真或假的事物。而一个命题的本质就在于:它可以两种方式,即以人们所谓的真的方式或假的方式对应于一个事实。最基本的事实是原子事实,与原子事实相对应的是原子命题,它肯定某物具有某种性质或某些事物具有某种关系。原子命题的真假取决于它是否与原子事实相符合。在原子命题的基础上,借助逻辑联结词就构成了分子命题。分子命题的真假取决于组成它的原子命题的真假,是原子命题的真值函项。在分子命题的基础上,借助逻辑量词可以构成更高一级的概括命题。其真假最终也取决于原子命题的真假。维特根斯坦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任何复杂命题经过分析都可以还原为最基本的原子命题。辛提卡由此得出结论:“一个指示性句子的表达在通常的本质上不是这些语言博弈的一个回合,在这些语言博弈中,给出了几个构成成分的词语,并且因此给出了整个句子的内涵。”在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中,我们根据可能世界理论可以确定定义域D,根据维特根斯坦的图象论可以处理命题,并且将命题的具体处理方法转化为真值函项的求解,那么,接下来要考虑的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为真值函项求解,并且这个方法是否可以形式化。遵循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路,辛提卡找到了博弈论。
二“语言游戏说”与语义博弈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中的所谓“语言游戏”,实际上是把游戏当成是运用语言的比喻,即强调语言的使用,他指出:“我将把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词的意义在于使用,运用语言是一种活动,我们使用的语词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意义,必须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才能确定语词的意义,试图通过孤立的逻辑分析来揭示语词的意义,结果只能误入歧途。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这种处理方法,实质上是从具体的语境动态地观察语词的用法,我们不能孤立地去问“什么是意义”这一类的问题,而应该说“什么是意义的解释”。弄清一个语词代表什么之前,必须首先掌握包括这个语词在内的那种语言游戏,一个词语的意义也就是它在语言游戏中的实际用法。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及其意义问题的思考,得益于一场足球比赛的启发,同时,相较于足球比赛,语言游戏也存在规则,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遵守规则是语言游戏的灵魂,也是一切人� 维特根斯坦用了很多篇幅讨论规范和遵守规则。“遵守规则,做报告,下命令,下棋都是习惯(习俗,制度)。
“遵循规则类似于服从命令。人们是被训练这样做的;人们是以特定的方式对命令做出反应的。人类共同的行为方式乃是我们据以解释陌生语言的参考系。”可见,规则和遵循规则是人们在实践和交往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式。这种语言游戏所遵循的规则究竟是什么?是否就是逻辑必然性?“维特根斯坦最终在他的认识论斗争中失败了”。
其实[论/文/网LunWenNet/Com]只要留意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我们不难发现维特根斯坦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缺陷,维特根斯坦指出:“我的根本思想是‘逻辑常量’不代表任何东西。事实的逻辑不可能为任何东西所代表。”“没有‘逻辑的对象’、‘逻辑常量’(照弗雷格与罗素的意义),于此便显然可见。”虽然维特根斯坦不承认逻辑常项的存在,但是认为客体具有逻辑形式,这种形式使得客体能够聚拢。
辛提卡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受到博弈论的影响。“游戏概念的主要用法如此多地分享了像冯·诺意曼(vonNeumann)和约翰·纳什(JohnNash)那些数学家构建一个详细的游戏的一般理论的结构,那个理论旨在帮助科学家与哲学家理解有趣的问题的范围。它们甚至包括了真理与意义的问题(以及其他的语言—世界关系)以供讨论,维特根斯坦从中提出了他的语言游戏观念。”
与维特根斯坦相同,辛提卡在确立了命题和世界的图示关系之后,需要研究的就是这种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处于这些描述关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辛提卡看来,单纯的图像论已经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了,图像论的任务是描述关系,那么对关系的关系的刻画,则需要另一个理论。辛提卡指出:比起那些为解释语言与现实结合所需要的思想,维特根斯坦经常包含更多的语言博弈思想。“为了理解(一个给定的一阶逻辑语句)F,我们显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记忆空间,事实上,我们对一阶语句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语句和世界的有限的逐步比较之上,而不是(潜在的)F的图像本质。”“有时语言博弈能够明显的被发现用于提供词语和它所刻画之间的关联”。
这里我想指出的是,或许我们用图像论处理语句理解的时候已经不足道了,但更为恰当。辛提卡认为自己受到“维特根斯坦有关思想的启发,强调受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亦即寻求和发现语言游戏的重要性。”但是,辛提卡“比维特根斯坦走得远得多,因为后者的思想是轮廓性的且不系统。”“在我没有有效的方式找到我的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时,我怎么可能在实践中采取一个策略?”
这里有几种选择。也许有人会像在非确定性证据系统内所做的那样提出某种思路,但是辛提卡建议把我的策略限制在递归中。这种限制的方法是非常精致的,它注意到了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游戏中实际可游戏性的思考。辛提卡坚持认为语言目标导向语言本质,这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处于维特根斯坦形式化时期的游戏概念的意义。当时,维特根斯坦使用“游戏”来指称目标导向的活动,诸如证实或者证伪的活动。辛提卡延用了这一思想,他说:维特根斯坦的“用法”概念强调的是一种活动,是一种构成一个词的自然环境并使该语词从中获得其意义的活动。
因此,在他的博弈论语义学框架下所研究的语义博弈,可以被看作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一类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认为逻辑常项不存在,在这点上,辛提卡与维特根斯坦所持的观点不同,辛提卡认为逻辑常项是存在的,并且将逻辑常项与博弈规则做了比较,认为逻辑常项等同于博弈规则。与经典逻辑一致,辛提卡认为逻辑常项与自然语言中的连接词是一致的。这样,辛提卡就为博弈论语义学找到了至关重要的一环———规则的确定。辛提卡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与博弈的数学理论概念直接结合,“其结果就是那个既适用于自然语言又适用于形式语言的最现成的语义理论”。辛提卡认为,与一个语词相关的语言博弈就是围绕该词发生的使该词活动意义的活动,语词的意义同样需要在相应的使用中才能确定。我们所言说的语句是可以分解简化的,而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用博弈论,通过将句子简化为原子句,再依据名称与所指的对应关系,我们就可以确定句子的真假。
辛提卡在吸取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提出了博弈论语义学,作为当代语义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博弈论语义学的运用并不仅仅局限于逻辑学的范畴,可以说,博弈论语义学的哲学意义与它的理论特征是密切相关的。理清其背后的哲学思想,不仅有助于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一理论,并且大大扩展了我们思考语言和世界关系的哲学和逻辑学空间。
[摘要]贾可·辛提卡是当代著名的逻辑学家,他创建了博弈理论语义学,用博弈论的方法来刻画命题理解,从而判定命题的真值。
论文关键词:供应链联盟,知识整合,博弈
一、引言
各节点企业通过供应链联盟这样一种组织形式,根据所处产业的不同特点,选择合适的知识整合模式,实现联盟内的知识整合,获取知识整合的创新价值,以增强核心竞争力。在供应链联盟内实施知识整合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整合成本。所以供应链联盟内节点企业间的知识整合将是一个知识整合成本与整合创新价值的博弈过程。本文假设在核心企业与节点企业之间互相了解特征、战略空间效应函数的基础上,实行多阶段的动态博弈。在博弈中,寻求成本与知识收益的平衡点。
二、信息动态博弈模型的建立
(一)提出博弈的假设条件
在博弈过程中,为了简化分析,主要研究一个核心企业和一个其他节点企业间形成知识整合共享的过程,而多企业之间的这种知识整合共享关系可以依此加以推广。基于此,提出假设条件:博弈局中只有核心企业和其他节点企业;博弈双方具有完全的行为理性;博弈双方具有完全的信息;博弈双方有对知识的自我学习能力
(二)动态博弈模型建立
假定核心企业为C,其他节点企业为E,博弈模型为(C,E)。在动态博弈中:第一阶段,其他节点企业面临两难选择:由于知识的独有性和时效性的矛盾,导致知识创新价值的机会收益和知识学习成本的矛盾选择。其他节点企业此时有两种策略:即不共享知识或共享知识。
第二阶段,其他节点企业如果选择不向核心企业共享知识,核心企业有两种策略:即自学或不自学。如果核心企业不自学,各自的效用函数值都为0;根据知识的学习成本,如果核心企业花费自我学习成本(U0),获得这项知识工商管理论文,并利用此知识创造价值Q,则核心企业的效用是Q-U0,这时知识被其他人获得,其他节点企业丧失了机会收益为P0。
如果其他节点企业选择向核心企业共享知识,同时提出要按λ比例获取知识整合创新价值的回报。此时核心企业有两种策略:即同意或不同意。如果选择同意共享,并按λ比例与其他节点企业分享收益,此时,其他节点企业消耗本身的共享成本为U2,核心企业从其他节点企业处学习知识的学习成本为U1,则核心企业的效用函数为(1-λ)Q-U1,其他节点企业的效用函数为λQ-U2。核心企业的另一种决策是不同意共享,此时,核心企业又有两种选择:自学或不自学。要么根本不学这项知识,核心企业和其他节点企业的效用函数值都为0;要么自己学习这项知识,并利用此知识创造价值Q,则核心企业的效用是Q-U0,这时知识被其他人获得,其他节点企业丧失了机会收益为P0。
三、博弈双方效用值分析及模型均衡求解
(一)效用价值分析
1、其他节点企业的效用函数值有三个:0,-P0,λQ-U2。
(1)若λQ-U2>0,即λ>U2/Q;则选择在按λ比例获得回报的条件下向核心企业共享知识。
(2)若-P0<λQ-U2<0,即(U2-P0)/Q<λ<U2/Q;则其他节点企业在核心企业不自学的情况下效用最大。
(3)若λQ-U2<-P0<0,即λ<(U2-P0)/Q;则其他节点企业在核心企业不自学的情况下效用最大。
2、核心企业的效用函数值有三个:0,Q-U0,(1-λ)Q-U1
(1)若0<Q-U0<(1-λ)Q-U1,即λ<(U0-U1)/Q,且U0<Q;则答应其他节点企业条件,接受知识共享并学习知识。
(2)若0<(1-λ)Q-U1<Q-U0,即(U0-U1)/Q<λ<(Q-U1)/Q;则选择自学的效用最大。
(3)若(1-λ)Q-U1<0<Q-U0,即λ>(Q-U1)/Q,且U0<Q;则选择自学的效用最大。
(4)若Q-U0<0<(1-λ)Q-U1,即λ<(Q-U1)/Q,且U0>Q;则答应其他节点企业条件,接受知识共享,并学习知识。
(5)若(1-λ)Q-U1<Q-U0<0,即λ>(U0-U1)/Q,且U0>Q;则选择不学的效用最大。
(6)若Q-U1<(1-λ)Q-U1<0,即(Q-U1)/Q<λ<(U0-U1)/Q;则选择不学的效用最大。
(二)模型均衡求解
由于核心企业和其他节点企业共享知识的成本U1和U2与知识整合创新价值Q与其他节点企业的机会收益P0的大小关系不确定,使寻求纳什均衡解的过程变得非常困难。我们通过变量大小关系的变化,推出纳什均衡,进而剔除包含不可置信威胁策略的纳什均衡,求得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解。根据以上效用价值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其他节点企业选择不共享知识,无论核心企业选择自学或不自学工商管理论文,都达不到均衡解;如果其他节点企业选择共享知识,同时提出要按λ比例获取知识创新价值的回报。核心企业如果接受这个要求,那么两者的收益函数为[((1-λ)Q-U1,λQ-U2)],需要λ的取值,从而得到两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解:
解1:当U0>Q>U1+U2,且分配比例λ在[U2/Q,(Q-U1)/Q]之间时,核心企业和其他节点企业同时选取知识共享策略。
解2:当Q>U0>U1+U2,且分配比例λ在[U2/Q,(U0-U1)/Q]之间时,核心企业和其他节点企业同时选取知识共享策略。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核心企业对于某项知识的自学成本与知识整合共享过程中双方耗费成本的大小关� 在这种情况下,核心企业和其他节点企业双方通过交流,确定合适的λ值,促使其他节点企业知识共享过程的发生,实现知识的整合创新价值。供应链联盟各节点企业间,尤其是核心企业与其他节点企业之间的知识整合,目的在于促进各自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如果整合成本太高,显然不利于提高核心竞争力。因此,在其他节点企业和核心企业的知识整合博弈过程中,明确各种知识学习成本的关系,是判断能否达到博弈均衡,实现知识整合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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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一体化的大局中,中西文化都是最重要的参与者。西方国家凭借其发达的生产力、先进的科学技术、民主政治制度和强大的国际战略力量不遗余力地向全球推广自己文化,以文化博弈作为国家博弈的重要手段,妄图将其价值观、生活方式在全世界铺开,成为整个世界的文化代表和前进方向,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和扩大自身经济政治利益,进一步巩固和强化自身的世界文化霸主地位。与西方文化的征服性相比,我国文化有其自身的鲜明特色。在我国文化中,儒学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对我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国文化以儒家的思想观、道德观和哲学观为基础,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的、自然的、感性的文化观。我国文化的包容性、顺从性和追求人际关系和谐的特点使得它不会对外形成文化侵略和扩张,不强加给别人自己的价值观、道德观。两种文化由于其迥然相异的特点,在国际接触中,为了维护各自的独立性,增强各自的实力,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竞争。
2当代我国文化博弈的不足
2.1盲目追求西方文化我国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开放的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在不断地扬弃自身的同时,又以宽广的胸怀,吸收、接纳外来文化。改革开放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对西方价值的重新发现,赢得了当代青年的认可和追随,使其迅速占据了主流文化的地位。使得相当一部分青年盲目跟从,不考虑中西方的历史文化差异,对西方的各种带有政治色彩的文化宣传不加鉴别,全盘接受。
2.2文化价值观念流失文化的重要价值即在于能够形成高度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一直以来,我国文化以其历史悠久和博大精深被世界所关注,但是在我国,文化博弈中,很多人抛弃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观,造成了民族文化萎缩,传统价值观念缺失,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下降,形成了文化价值的真空地带,不利于我国文化的发展。
2.3缺乏科学创新精神科学文化的发展事实上能够给社会带来生产力和军事能力的大幅度增长,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加强,有助于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使社会各阶级不同程度地受益。而在全球主义的地球经济时代,我们的文化里面对技术、经济、创新都没有太重视。
3当代我国文化博弈策略
在全球文化博弈中,我国文化是一种包容的,柔性的文化,有着天然的文化优势。为此,应从以下几点来发挥我们的博弈优势。
3.1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在全球化的历史大环境中,各国不断受到来自他国多元文化价值的冲击,要想在全球文化博弈中抢占文化制高点,我们国家必须充分认识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首先,政府对文化发展应尽力减少政治的控制力,鼓励各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的大众文化的发展,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时,政府要支持外国文化在我国的发展,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并取其精华为中华文化所用,促进中外文化的交融,为我国文化进入国际市场打好基础。
博弈论论文优秀29篇
3.3科学的传承和创新我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并保留在现实生活中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文化。在西方文化逐渐入侵国人思想文化的趋势下,每个人都要认真学习并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保证优良传统的世代相传。对待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推进文化发展,基础在传承,关键在创新。传承和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两个轮子。因此,对于传统文化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用科学的精神发展创新,在发展的过程中继承,不断推陈出新,革故鼎新,推出体现时代精神的新文化,提高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3.4理性对待外来文化在全球博弈的今天,使各方利益实现最大化的策略是相互吸收对方先进的文化以补自身文化之短,从而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应该认识到外国虽然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文化悠久,资源丰富,有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指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保证等方面的优势,但与美国和欧盟相比,我们在许多方面仍处劣势。针对外来文化,首先应以包容开放理性的态度分析出各文化的优劣,充分吸收各文化的先进因素,补己之短,克服自身劣势。参与博弈的全球各大文明作为理性的选择者,被动地全盘吸收或主动地全盘反对其他文化是不符合自己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对于各民族文化而言,不论是对内部的传统文化的继承,还是对外部的外来文化的吸收,如果只被动接受,不寻求主动创新,无论这个文化曾经多么强大,最终都会走向消亡。为此,必须在合理吸收借鉴优秀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尽快建立起符合自然道德根本规律、符合我国自身发展需要的文化结构,充分发挥我国文化的特色,为我们在全球博弈中起到积极作用。
3.5以高新科学技术推动文化快速发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中,科技对文化的快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未来文化创新的最重要的推力,最基本的阵地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发展的最有利的突破口则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有加快推进文化和科技的融合,提高文化企业装备水平和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文化产品的艺术感染力,培育新的文化业态。才能使中华文化更加繁荣。因此,我国文化必需深化科学信息技术普及和推广应用,充分发挥信息网络在文化建设和加速创新方面的巨大作用,促进传统文化产业改造提升,扩大我国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4结语
同传播学一样,市场营销学于20世纪初期产生于美国。随着社会形态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当前市场营销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传统市场营销学演变为现代市场营销学,其应用从赢利组织扩展到非赢利组织、个人乃至国家。营销学对广告学的影响,同样深远广泛,从宏观架构到具体技巧,无所不包。其中最典型的,是明确了广告活动的根本目的,即商品销售。1904年,美国广告人约翰•肯尼迪提出了其著名观点“广告是印在纸上的推销术”。1923年,克劳德•霍普金斯提出:“广告的唯一目的是实现销售。广告是否盈利,取决于广告引起的实际销售”。[3]20世纪50年代,广告大师罗斯•瑞夫斯提出著名的“USP”理论(UniqueSellingProposition,中文译为“独特销售主张”),更是将广告的销售本质发展到极致。该理论认为每一则广告必须向消费者陈述一个消费主张,给予消费者一个竞争产品做不到、不具有或没有宣传过的独特有效的利益承诺,以打动消费者并促进销售。我国著名广告学者张金海教授在其《二十世纪广告传播理论研究》中,做出“广告完整的表述应该是一种营销传播”的论断,并认为“建立广告是一种营销传播的认识,对广告学理的建构,对广告学基础理论的确立,意义尤为重大”。因此他建议在整体广告运动的基础之上,在营销学和传播学两大学科理论基石之上,来系统建构广告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原理,进而建构广告营销传播学的理论体系。
二、“走进来”之困——学问、实务与教育
营销学与传播学对广告学影响深远,使其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自己的学科框架与知识体系。然而,随着社会发展以及广告行业自身的快速变革,营销学与传播学作为广告学母体,日益捉襟见肘,显露困境。
(一)学界之困广告学者众多,但总体上平台少,机遇差,中文核心期刊与国家社科基金,颇能说明问题。北大中文核心期刊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众多学术界权威专家鉴定,也是全国最权威的核心,一般四年评选一次。2011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与新闻传播相关的,分为文化理论、新闻事业,广播、电视事业,出版事业等三类,共28本,广告学专业没有一本。经济类里面,亦没有广告学核心。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闻与传播学共立项132项(重点项目12项、一般项目72项、青年项目48项),其中广告学项目仅4项(重点项目1项、一般项目3项),与学科规模与人员数量,远不相称。
(二)业界之困
与学界相似,业界同样尴尬。因为没有成熟的专业规范与完善的制度,广告行业在市场中地位不高,在社会中更是不受待见。因为缺乏行业准入门槛与专业人员晋升阶梯,广告行业难以吸引优秀的人员,持续留人更是艰难。加之广告行业身处竞争激烈的“买方市场”,当前知识产权保护又不尽人意,广告行业整体利润微薄,缺乏话语权与影响力。
(三)教学之困
不同于官方颁布的学科目录,现实中的广告教育表现出更多形态。除了为数不多以广告命名的单独院系,绝大多数广告学专业隶属于新闻传播、市场营销、艺术设计、文学历史等相关院系。学科归属与定位的差异,固然促使不同院校形成了一定的学科优势与办学特色,更大程度上则昭示了广告学教育在培养目标、教学计划、课程安排、教材使用方面的稚嫩与随意。新闻传播类院校,多公办院校,学生较少,学科排名整体靠前,专业师资在业界拥有更高的影响力。但培养的学生眼高手低,动手能力差。很多学生在客观上也选择了出国、考研、保研、媒体就职等,真正从事广告行业的学生,数量有限。广告与新闻“联袂”培养,还使得这一对本应泾渭分明、边界清晰的专业,互相影响,理念混淆。层出不穷的“新闻广告”、“广告新闻”、“有偿新闻”、“有偿不闻”,从某种程度上,与这一学科设置模式,具有一定关联。艺术设计等实用型院校,学生动手能力较强,但囿于生源质量以及教学模式,不少学生文化底蕴与整体素养欠缺,虽然可以较快地从事专业工作,但后劲明显不足。
(四)因何而困
上述现象成因众多,但根本还是在于广告学没有形成成熟完善的学科框架与知识体系,多数成果停留于对现象的描画、经验的介绍、常识的铺排或技术的阐述。营销学与传播学,并不能够为广告学提供足够的滋养。营销学功利性太强,以产品销售作为最终追求,知识传授过分偏重具体技巧,不能涵括商业广告尤其是社会公告、公益广告等理当具有的观念引导、文化塑造、品位提升等诸多功能。当前广告界违规猖獗,虚假横行,与单一的目标诉求,具有很大的关联。与营销学相反,传播学研究信息传递及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关注更多的是政治、社会、人文,缺乏对经济、市场层面的足够关注,未能涵括更为复杂的广告传播形态,知识体系同样欠缺。广告学对其他学科视角或知识的借鉴,则大多是套用理论解读问题,最� 解决上述问题,广告学教研在“走进来”的基础上,必须跳出原来的框架与窠臼,不断探寻“走出去”的路径。正如刘泓所说:无论是“营销劝服”,还是“媒介传播”,它们所考察的都仅仅从广告的营销内部或传播过程的内在机制系统来考虑问题。广告作为社会传播的系统结构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或者说广告在社会生活系统结构当中关系脉络的多重性及其全貌,在这样的“学科规训”及其知识谱系当中被忽视或者说被遮蔽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广告研究并不应该只是“营销劝服”或“媒介传播”的独占的对象,而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需要从多学科、多角度进行研究。
三、如何“走出去”——博弈论视角
广告学研究如何“走出去”,不是一个新问题,不少学者从社会学、文化学、美学、哲学等角度,不断作出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笔者在此想从博弈论的视角,谈谈这一问题。
(一)何谓博弈论博弈论(GameTheory)即研究双方或多方如何博弈的学问,具体来说,就是解释和理解人们在实际行动中会采取的行为,预测人们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将如何行动,以及指导人们在特定情况下应该如何行动。博弈论思想古已有之。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可谓最早的一部博弈论著作。1928年,冯•诺依曼证明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从而宣告了博弈论的正式诞生。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共著的划时代巨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将二人博弈推广到n人博弈结构并将博弈论系统地应用于经济领域,从而奠定了这一学科的基础和理论体系。博弈论认识到了人性的自私与理性,同时认识到了人类社会的两个基本属性:互动行为(interaction)与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为了实现良性互动,需要协调(coordination)与合作(coopiration)两个基本条件。故而,博弈论的最终目的是避免“囚徒困境”,在追求个人理性的同时,实现集体理性。由于对人性与社会的深刻洞察以及巨大的现实意义,当前,博弈论已� 今年网上热传的郑州小升初神题“病狗问题”,体现的就是博弈论的思维(博弈论中的“共同知识”假定),可见博弈论影响之广泛。
(二)观照广告学
博弈论巨大的学科价值与现实影响,自然能够也应该对广告学有所启迪。“走进”博弈论,不妨考虑以下视角。
1.有限理性
明确人性假定。对于任何一门科学,明晰的人性假定,都是学科得以规范的基本前提。芝加哥大学教授埃尔斯特(Elster)在《社会规范和经济理论》一文中对此作了精辟总结:在社会科学中,最为持久的分野是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和艾米尔•吐尔干的“社会人”两条思想路线的背道而驰。经济人的行为由工具理性所引导,而社会人的行为则受社会规范的指引。经济人假定人思考和行为都是目标理性的,唯一试图获得的经济好处就是物质性补偿的最大化。西方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具有完全的理性,可以做出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修正了这一假设,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认为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状态。博弈论继承了经济学中的“有限理性”假定,同时结合学科特点,对博弈活动参与者,提出了更为明确又富有特色的前提假设。这些假设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博弈的每一个参与人都是工具理性的;二是“每一个参与人都是工具理性的”这一点是所有参与人的共同知识(commonknowledge);三是所有的参与人都了解博弈的规则。广告活动中,广告客户、广告媒介、广告经营者、广告管理者、消费者等参与主体彼此之间或群体内部,正是一次又一次的博弈。这一假定对广告学,具有重要的意义。一直以来,广告学教学研究,要么不谈人性假定,要么根据个人经验与主观判断,随意假定,比如假定消费者好逸恶劳、感情用事、追求时尚、念古怀旧,假定竞争对手、购买人群不了解真实情况、缺乏“共同知识”等等。由此而来的广告策略,难免纸上谈兵,自我感觉良好。
2.竞合思维
树立基础理念。竞合,即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只有竞争,不免两败俱伤,甚或全军覆没。只有合作,则缺乏效率,没有活力。竞合思维是博弈论中的基本理念,体现了博弈参与者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是实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最大化的最佳策略。实现竞争合作,前提不是情感、信任或者道德,而是参与各方对未来有积极的预期,追求长期回报,关系具有持续性。实现竞合关系的最佳策略,是积极合作、适度回应、宽容善良的经典策略“一报还一报”。为了实现最大利益,竞合思维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尽可能多地寻求合作对象,包括同行、供应商、消费者、社会等各个领域。竞争合作追求的最终结果,是走出“囚徒困境”,实现双赢乃至多赢。竞合思维商业、政治、社会乃至个人领域的诸多博弈,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对于广告领域,同样如此。当前我国广告实践中出现的时间短暂、虚假广告盛行、各方缺乏信任、恶性竞争严重,一定程度上都是缺乏竞合思维的体现。因而,借鉴博弈论,把竞合思维作为广告活动的基本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3.信号传递
深化广告价值。信号传递是指在不完全信息博弈时,为了实现交易带来的好处,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采取某种行动向信息劣势方(拥有公共信息的一方)发送相关信号,用以回避逆向选择,改进市场运行状况。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A.MichaelSpence)由于第一个提出信号传递模型,对于信息经济学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荣获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现实生活中,任何有成本、能被观察到的行为,都可 如高学历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高能力的信号,因为接受同样的教育,低能力的人成本太高。延长保修期可 高负债可以成为高效率的信号,因为低效率的企业不敢承担如此高的负债。在广告市场上,信息传递无处不在。例如高质量产品可以通过广告告诉消费者自己是高质量,因为低质量的产品这样做得不偿失。实力强的企业可以通过重金雇请知名代言人、买断黄金时间显赫位置彰显实力,因为实力弱的企业无从实现。引入信号传递模式,对于更全面地把握广告功能与效力,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4.序贯理性
强调策略依据。“序贯理性”(Sequentialrationality)是博弈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指不论过去发生了什么,参与人应该在博弈的每个时点上最优化自己的策略。它要求参与者的决策在任何时点上都是最优的,决策者要“随机应变”,“向前看”,而不是固守旧略。这一概念体现了动态博弈中的最佳策略。现实中的广告活动,其实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动态博弈,参与各方基于竞争环境与对手策略,不断变换着自身策略。因而,用序惯理性的思维指导广告活动,有理有据,说服力强。
5.声誉机制
规范市场秩序。博弈论认为,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理性的参与人有积极性建立一个“合作型”的声誉,从而更多地获得合作带来的长期收益。声誉机制是社会走出囚徒困境的重要力量。人无信不立。正是由于重视声誉,人与人之间才有信任,人们才愿意交换。一个社会人们越重视声誉,社会的信任度越高。市场秩序很大程度上是靠声誉机制维持的。如果企业和个人不在乎自己的声誉,再健全的法律也没有办法使得市场有效运转。声誉机制对广告活动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广告活动精心追求的品牌形象,就是声誉机制的最佳体现。广告公司与广告客户、广告媒介之间的合作,行业协会对广告主体的约束效力,广告信息真实度与广告受众信任度之间的相互关联,都是声誉机制在广告活动中的体现。引入声誉机制,可以避免广告学研究中对于道德说教与法律规范的片面倚重,对广告市场秩序的维持,深具启发意义。除了上面谈到的几个方面,博弈论知识对于广告活动中的其他现象,如广告合同、广告招标、广告联盟、广告预算、收费等,都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并能够给出富有价值的创新策略。综上,博弈论对于广告学研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应�
论文摘要本文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对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中确定投资份额的决策行为进行分析,并提出规范政府投资行为的措施。
一、我国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现状
1.政府投资逐渐转向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市场经济理论,在发展国家经济时,政府和市场有着明确的分工:凡是由市场提供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应当由市场提供,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宏观调控,解决外部性、垄断、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遵循这条思路,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政府职能不断转换,逐步从盈利性行业退出,从事个人和企业不愿从事、无力从事和不能从事的事务。相应的,政府的投资重点也开始逐渐转向基础设施建设。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1999,2000,2001,2002年我国财政支出中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分别为2116.57亿元,2094.89亿元,2510.64亿元,3142.98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6.050013.190o}13.28%和14.250o}’},投资总额不断提高,投资比重也有逐步上升的趋势。
2.中央与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某些跨区域或外溢性较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地方政府投资的积极性较小。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通常会采取中央和地方联合投资的方式对地方进行补助,目的是为了协助地方政府完成仅靠地方不能完成的项目。地方政府本应积极配合完成项自建设,然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地方政府很多时候会利用中央对投资项目的关注,与中央讨价还价,尽量减少地方的投资份额;或者在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中,以较少的投资总额获得中央的审批,在项目建设期间又要求中央追加投资,导致中央的投资额远远超过预算。另外,中央政府有时会凭借自身的行政权力单方修改或终止合同,使地方政府遭受损失。.
对中央政府而言,如何确定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额,达到既能完成宏观调控的目标,又能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提高地方政府的工作效率,节省投资额,尽量缓解僧多粥少的状况,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二、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的博弈模型
1.基本模型介绍
投资之初,对于如何确定双方的投资份额问题,本文将用一个讨价还价模型来分析中央与地方在讨价还价过程中,双方决策的博弈行为。
基本模型如下:中央和地方均为理性人,即中央和地方政府会按照各自效用的最大化来进行决策。博弈的基本规则:博弈中有两个参与人,中央政府(甲)和地方政府(乙)。假定双方讨价还价的过程遵循以下顺序:首先由甲提出一个投资分配方案,对此乙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如果乙拒绝甲的方案,则他自己应提出另一个方案,让甲选择接受与否。若甲接受,则博弈结束;若甲拒绝,则甲提出新的方案,由乙来选择。如此循环。在此循环中,只要有任何一方接受对方的方案,博弈就宣告结束。如果方案被拒绝,则被拒绝的方案就与以后的讨价还价过程不再有关系。每次一方提出一个方案和另一方选择是否�
2.具体模型分析
(1)模型的假定
①地方政府知道中央政府投资额的范围和最低数额,地方政府可以据此确定自己的投资数额,因此这是一个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问题。
②中央的目标是在不超出预算支出的前提下,使各地公共服务基本均等,同时使支出成本最小;地方政府的目标是追求支出成本的最小化。另外中央政府还需要承担基础设施的外滋性问题,因而有一定的额外成本,而地方政府则不需要。
③由于中央政府需要投资的项目很多,它不可能在一个项目上拖延很长的时间,而时间的拖延会增加双方的机会成本,谈判不可能持续很长的时间。因此,假设博弈只进行三个阶段。
④讨价还价每多进行一个阶段,由于谈判费用和利益损失等,双方的成本都要增值一次,设增值率为so凡>0,令s=1+so,总投资额为to“元。
(2)博弈过程
第一阶段,中央政府(甲)先确定方案,自己出s1,地方(乙)出106-s1,乙可以接受或不接受。若接受,则双方的投资为s1和106-s1,若谈判的结果是乙不接受,则开始下一阶段。
第二阶段,由乙确定方案,甲支出s2,自己支出106-s2。由甲选择是否接受此方案,接受,则双方支出为s2和106-s2,若甲不接受则进行下一阶段。
第三阶段,甲提出自己支出s,乙则支出1O6-s,此时乙必须接受,双方的实际支出为s和106-s,这个博弈过程可以用博弈的扩展形式来表述。
(3)模型的求解
我们采用逆推法解此博弈。
在第三阶段,甲出价。,乙必须接受,甲乙双方支出分别为扩Xs和兮X<106一:).因为博弈只进行三个阶段,在第三阶段,乙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选择接受。
在第二阶段,乙很清楚,进人第三阶段后,甲必会出。,则乙只能出护X(1Os一。),甲实际投资为了Xs。为使投资成本最小,则乙的投资106-s2不能使甲在第三阶段投资更少。因此,乙在第二阶段能让甲接受的最高投资额必满足sxsz=护xs,即Sz=sxs。此时,乙自己的投资为sx(lossxs),又s>1,故比第三阶段乙的投资额要小一些。
在第一阶段,甲在开始讨价还价时就知道第三阶段自己的投资是护x5,第二阶段的投资是Sz=sxs,且自己的投资仍是梦x5,此时乙会满足于最小投资额sxclofi-8Xs).如果甲在第一阶段就允许乙的投资额为sx(106-8Xs),而自己又能投资的更少,这种方案对甲而言最好。只要令s1满足to‘一sl=sxclosxsxs),即S1=los-losxs十护xs.此时,乙的投资与第二阶段以后的投资不变,而甲的投资却比第二阶段后的投资更小。从而,在第一阶段甲出资金sl=los-loftxs+护xs乙方会接受,双方的投资额分别为s1’=to‘一losxs+s}xS,s2’-losxs-s}xS为该博弈的均衡解。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个三阶段博弈存在纳什均衡解,即中央与地方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能够达成共识。将这种共识形成合同,中央与地方政府就没有理由在对资金纠缠不清了。
三、博弈模型的分析
1.对占的分析
由于S=1十筑,而80>0,从而s>1。故对s1’-1O6-1O6X8+b’}xs,当s-}1+,即&-"o+时,当时(5X105)/s<l,sl’单调增加,即甲的支出越来越大。对于s1’-106-106X8+b}Xs,s2’单调递减,即乙的支出随着谈判成本增值率的降低在不断减少。当((5X105)/s>1时,则乙的支出递增,而甲的支出递减。
2.对s的分析第一种情况,当中央的投资额s之5X105,此时成本增值率乱>0。当成本增值率逐渐减小趋近于零时,s1’单调递增,s2‘单调递减。说明若中央的投资额超过5X1OS时,随成本递增率的增加,中央有弊无利,对地方越来越有利。因此,相对地方而言,中央更不愿拖延谈判时间,希望早点做出决定。而地方可以利用这种状况,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但地方政府也明白,若自己要得太多,可能给中央留下不良的印象,中央会因此而减少投资额,转向投资其他地区,也可能影响中央对地方以后的投资,所以地方政府也不敢要求得太过分。因此均衡解可能发生的变动是中央的投资额稍大于。1’,地方政府的投资额稍小于s2’。
第二种情况,中央的投资额sW5x105,当成本增值率趋近于。时,s1’单调递减,s2’单调递增。说明当中央的投资额只能小于5X105时,随成本增值率的减少,对中央将会比较有利,此时地方政府可能采取行动与中央妥协。中央政府的投资不会大于s1"。
以上分析是在假定中央和地方均是理性决策者的前提下做出的。针对上述情况,中央和地方在共同合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时,可以更精确的知道彼此之间合理的支出划分,杜绝地方在项目申报过程中投机取巧以及各种门类的“钓鱼项目”。
四、结论
在政府实施职能转换,政府投资逐渐转向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如何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加强地方政府的投资责任,同时提高中央政府信守合同的可信度,是中央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关键词:博弈论;建筑设计投标;应用;建议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bidding status quo and existing problems,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modern game theo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scientific theory introduced bid ideas and skills.
Keywords: game theory; Architecture design bid; Application; suggest
中图分类号:TU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建筑设计招投标是市场经济的产物,通过投标、中标,设计单位赢得设计机会,取得经济效益,获得生存发展。
我国正进行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工程建设,这给建筑设计单位带来很大机遇。随着招投标制度的实施,建筑设计市场竞争激烈。面对挑战,设计单位如何选择投标策略,如何进行投标报价是第一步,也是重要一步。
一、我国建筑设计单位投标现状
1.基本情况
我国实行招投标制度以来,随着招投标法规的颁布和有关规定的出台,建筑设计开始了法制化进程。建筑设计单位依法进行投标,市场平稳有序,许多单位总结了投标经验和做法,总体形势良好。
2.存在问题
调查发现,目前大部分建筑设计单位投标管理人员少,组织和制度不健全。有的单位投标管理人员仅占全体职工的1-3%,而且绝大部分为兼职。投标时无策略可施,无方法可寻,仅凭经验领导一人决策,拍板报价。虚假投保、串通投标、围标、陪标等违规行为时有发生,每年有不少人因串标定罪。
3.原因分析
造成上述原因是因为建筑设计单位长期受计划经济和传统思想影响,对市场经济认识不足,观念陈旧,管理意识差,缺乏现代经济理论、管理理论的学习和应用。
综上分析,加强理论学习,转变观念,提高对投标重要性的认识,用现论加强投标工作的指导和管理是当务之急。
二、博弈论应用与建筑设计投标的思考
1.什么是博弈论
因对博弈论作出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Robert Aumann教授说,博弈论是研究互动决策的理论,换句话说,就是研究个体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中的出最合理的策略。
所谓互动决策,即各行动方(即局中人)的决策是相互影响的,每个人在决策的时候必须将他人的决策纳入自己的决策考虑之中,当然也需要把别人对于自己的考虑也纳入考虑之中……,在如此迭代考虑情形进行决策,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战略。这也反映了博弈的模式和性质。
博弈论研究的目的是研究博弈者的行为特征,即任何情况下,采用哪种策略,达到什么样的结果,这类结果具有哪些特点和性质。
形成一个博弈具有四个要素:(1)要有两个和两个以上的参与者;(2)要有各方获得的资源和利益;(3)参与者有自己能选择的策略;(4)参与者拥有一定量的信息。
博弈模型按不用情况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
2.博弈论的应用
生活处处有博弈,博弈论的思想自古有之,《孙子兵法》可谓第一专著。博弈论最初是研究棋弈胜负的问题,大都停留在经验上。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博弈论在正式成为一门科学。博弈论强调理性,也就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效益最大化。博弈论这个全新的分析方法和思想已被广泛的应用于经济学、政治科学、军事战略、化学生物、计算机科学,并已成为重要的研究与分析工具,它还与会计学、统计学、数学基础、社会心理学等学科建立广泛联系。
3.博弈论对建筑设计投标的分析
三、博弈论在建筑设计投标应用的建议
1.加强学习提高认识
从战略高度出发,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实践的原则,加强对科学发展观和博弈论的学习,提高对投标重要性的认识和运用博弈论的自觉性,逐步掌握博弈论的思想和方法,这是提高建筑设计投标竞争力的前提。
2.加强建设提高实力
从战略高度出发,坚持以实力求发展的原则,积极实施人才培训和人才引进,并实施激励机制,加强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开发利用投标软件和先进设备,不断提高设计能力,提高资源,铸就品牌,这是提高建筑设计单位投标竞争力的基础。
3.加强构建科学管理
从战略高度出发,坚持以科学管理提升效益的原则,积极构建由技术、管理、金融、商务、人才组成的投标领导班子和管理团队;建立健全包括信息采集分析、投标策略研发、投标文件制作、规范要求和检查等制度和管理措施,这是提高建筑设计单位投标竞争力的保证。
4.加强捕捉巧用信息
从战略高度出发,树立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理念,坚持一切从调查研究入手的原则,不断学习,掌握先进的信息收集技术和方法;广开渠道,及时了解招标信息;设计工程项目信息(工程规模、性质、技术难度等),业主信息(业主信誉、资金来源、支付能力等)和对手信息(数量、资质、投标积极性、报价标准、已实施工程设计价格),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关数据库,为筛选有利信息共决策参考使用。这是建筑设计投标博弈成败的关键,是投标单位共同关注的焦点。
5.加强研发优选策略
从战略高度出发,充分认识策略的重要作用,坚持策略是生命力的原则,不断加强策略研究,借鉴其他领域应用博弈论的经验和方法,在总结基础上建立投标策略、方法数据库,为投标中根据实际优选策略做好准备,这是建筑设计投标博弈成败的重点。
6.精雕细琢精准投标
从战略高度出发,坚持把握细节是做好事情的关键这一原则,充分理解细节决定成败的实质和内涵,从填写资格预审调查到正式投标全过程中,在时间紧、任务量大的情况下,坚持做到:精读招标文件,认真揣摩内容,全面落实响应,突出业绩特色,语言文字规范,精准包装排序,一步到位报价。细琢精准投标能在投标时不因点滴失误造成遗憾,这是建筑设计投标博弈成败的重中之重。
实践证明,坚持将博弈论的思想和方法与建筑设计投标实践相结合,学习用战略的思维统领原则,用谋略的方式进行选择,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细处着力,坚持做到实力建设持续化,投标管理科学化,捕捉信息常态化,策略选择最优化,投标工作精细化,设计单位就能在持续的建筑设计投标中不断获得更多的投标机率,取得更多的中标机会,获得更大的效益。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2] 卞耀武,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用问答,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99.
[3] 田金信,建筑企业管理学,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4]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博弈论又称为“对策论”,一种使用严谨数学模型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利害冲突的理论。由于冲突、合作、竞争等行为是现实世界中常见的现象,因此很多领域都能应用博弈论,例如军事领域、经济领域、政治外交,解决诸如战术攻防、国际纠纷、定价定产、兼并收购、投标拍卖甚至动物进化等问题。
博弈论的研究开始于本世纪,1944年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合著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博弈理论的初步形成,随后发展壮大为一门综合学科。1994年三位长期致力于博弈论研究实践的学者纳什、海萨尼、塞尔顿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使博弈论在经济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权威性的肯定。
2.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文献[1][2]用浅白的语言叙述了博弈论的思想精髓和基本概念。文献[3][4]更注重理论上的分析和数学的严谨。概括起来,博弈论模型可以用五个方面来描述
G={P,A,S,I,U}
P:为局中人,博弈的参与者,也称为“博弈方”,局中人是能够独立决策,独立承担责任的个人或组织,局中人以最终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A:为各局中人的所有可能的策略或行动的集合。根据该集合是否有限还是无限,可分为有限博弈和无限博弈,后者表现为连续对策,重复博弈和微分对策等。
S:博弈的进程,也是博弈进行的次序。局中人同时行动的一次性决策的博弈,成为静态博弈,如齐威王和田忌赛马;局中人行动有先后次序,称为动态博弈,如下棋。
I:博弈信息,能够影响最后博弈结局的所有局中人的情报,如效用函数,响应函数,策略空间等。打仗强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可见信息在博弈中占重要的地位,博弈的赢得很大程度依赖于信息的准确度与多寡。得益信息是博弈中的重要信息,如果博弈各方对各种局势下所有局中人的得益状况完全清楚,称之为完全信息博弈(gamewithcompleteinformation),例如齐威王和田忌赛马,各种马的组合对阵的结果双方都不严而喻。反之为不完全信息博弈(gamewithincompleteinformation),例如投标拍卖,博弈各方均不清楚对方的估价。在动态博弈中还有一类信息:轮到行动的博弈方是否完全了解此前对方的行动。如果完全了解则称之为“具有完美信息”的博弈(gamewithperfectinformation),例如下棋,双方都清楚对方下过的着数。反之称为“不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gamewithimperfectinformation)。由于信息不完美,博弈的结果只能是概率期望,而不能象完美信息博弈那样有确定的结果。
U:为局中人获得利益,也是博弈各方追求的最终目标。根据各方得益的不同情况,分为零和博弈和变和博弈。零和博弈中各方利益之间是完全对立的。变和博弈有可能存在合作关系,争取双赢的局面。
还有另一类型博弈称为多人合作博弈,例如安理会投票表决,OPEC联合限产保价等问题。这类问题重点放在联盟利益的分配上,它的理论和方法广泛应用于利益损失的共同分担问题。多人合作博弈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特征函数模型。以个可能的联盟为定义域,特征函数表示各个联盟的得益(N是局中人的数目),它的分配解必须符合一定的合理性和稳定性,它的解的概念也发展成多种多样,包括稳定集、核心、核仁、Shapely值等。解的多样性符合现实世界复杂多样的需要,针对不同的问题选择或创造合适的解的概念是博弈论深入研究的课题。
不管博弈各方是合作、竞争、威胁还是暂时让步,博弈论模型的求解目标就是使自身最终的利益最大化,这种解建立在对方也采取各自“最好策略”为前提,各方最终达到一个力量均衡,也就是说谁也无法通过偏离均衡点而获得更多的利益。这就是博弈论求解的本质思想。
3、博弈论与电力市场
博弈论是研究市场经济的重要工具。电力作为特殊的商品,它的生产、运输、销售和消费也逐渐走向市场化。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的电力工业走向放松管制、引进竞争的进程中,遇到很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运用博弈论来分析解决其中一些问题是一个研究方向。用博弈论模拟电力市场,模拟的结果可能更加接近实际,为市场模式设计提供依据。另外,电厂或用电用户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可以用博弈论来分析市场,研究如何报价获利最大。
正确运用博弈论关键要针对电力市场的特点正确选择模型和解的概念。例如:力量相当的两个区域电网之间交换功率的情形比较适合用古诺模型和Nash谈判解方法;而自备电厂与公用电网之间的交易可能更适合用Stackleberg模型。还有局中人结盟问题:如何识别合作伙伴,结盟利益如何在联盟内分配。电力市场环境下,电网输电作为一项服务,它的网损、固定资产投资如何在网络使用者之间分担。这些分配问题有不同的概念的解:稳定集,核心,核仁,Shapely值等,如何合理选择或创造最接近实际的解的概念也是面临的课题。
博弈的结果是依赖于拥有的信息,采用什么样的信息披露政策是设计电力市场模式的一个方面。例如:电厂竞价上网,一个成功的报价不仅取决于自己的实力,还有赖于他人如何报价。但是各方往往不清楚互相之间成本、报价等信息,因为这些信息都是各自的商业秘密。如何处理这种信息既不完全也不完美的博弈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反过来,博弈的实验结果也为电力市场披露怎样的信息提供依据。
博弈论和电力市场理论都是很年轻的科学,两者都有广阔的发展天地,两者的结合可以互相促进。
4、博弈论在电力市场中的应用
4.1自备电厂与公用电网之间的交易
开放发电市场的进程中,拥有自备电厂的用户是一类特殊的市场参与者,它既是用电用户,也可以是电力的供应者。随着电力市场深入发展和工业的进步,自备电厂将成长为一支生力军。
文献[5]用博弈论来分析评价在分时定价的环境下拥有自备电厂的用户(NCP)对定价的影响作用。NCP既可以从公用电网购电,也可以自己发电来满足自身需求。为解决两者的冲突,作者提出了三种博弈模型:非合作Nash博弈模型,合作博弈模型和超博弈模型。作者构造了三个局中人:公用电网,普通用户,带自备电厂的用户(NCP),并且假设它们的需求函数、边际成本、收益函数等均是线性的,通过数字模拟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果:①NCP的加入促使公用电网降低出售给NCP的电价;②冲突还使普通用户得到更多益处。该文为解决自备电厂与公用电网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很有用的分析思想。但是尚有三点可以进一步改进:①该文尚未考虑NCP将自己多余的自发电卖给公用电网的情况;②该文将公用电网和NCP置于平等的市场地位可能不符合实际市场,如果公用电网规模很大,NCP数目很多但规模小,考虑Stackerlberg模型更符合两者实际;③该文假设公用电网的目标函数是整个社会利益最大化,而并非是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个假设不符合电力市场需要解除管制的发展方向。
文献[6]部分解决了以上问题,它重点放在自备电厂和公用电网相互作用的方式的选择:公用电网回购NCP多余电力(buy-backsystem)或者公用电网收取NCP运转电力的过网费(wheelingcharges)。该文分析了在不同市场环境下,各方的得益情况,得出了一些可能只有用博弈论才能得出的结论。
4.2区域间输电交易分析
互联网间短期电力交换是一种经济运行的手段。白晓民等在文献[7]中应用Nash博弈论来分析简单的两区域系统单时段交易分析,得出双方都可接受的交换功率和交易价格。在此基础上,文献[8]提出了一种两阶段迭代计算方法来处理外部交易计划与内部经济调度的协调。该文所用的博弈模型是二人非零和对策,采取合作型对策,应用Nash谈判公理作为仲裁程序,决策出双方都可接受的交换功率和交易价格。应该指出,白晓民等的分析是基于完全信息的博弈也即博弈双方均对对方在各种情况下的得益了解非常清楚。如果缺少这方面的信息,又应该如何分析处理呢?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
4.3转运市场中电网的固定成本分摊问题
运转市场中一个难题是网络输电服务定价,这个定价能够给网络使用者一个信号,以达到全网最优化;并且能够补偿网络的投资者,网损、变动成本、固定成本等费用在网络使用者中合理分摊;同时能够正确激励网络增容。节点实时价格(nodalspotprice)制度可以解决网损和网络阻塞问题。但是文献[9]的作者认为节点实时价格制度不能完全回收输电系统的固定投资,为了解决双边贸易中输电系统固定成本公正分摊问题,作者提出了基于多人合作博弈模型,可以计算出逐条线路逐笔交易的分摊费用。文中使用“核仁”作为模型的解。该方法的优点:①使用“核仁”而不用Shapely值,因为“核仁”处于核心,分配值更加稳定和易于被各方接受;②提供了一种激励,减轻线路过载。
4.4基于Pool或PX模式的多边贸易市场
电力市场环境下的博弈具有行动策略随机性、信息隐蔽性,这些特点都给建模和计算造成困难,从而限制了实际应用。各种文献在处理这种不确定信息环境下的决策问题中,通常需要假设或者估计对方的信息,方法各有特色。
在文献[10]作者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市场参与者相对于市场规模都显得很小,市场影响力很小。在这种情况下,优化报价决策不需要博弈的思想。文中作者认为电力市场属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单个市场参与者对市场是有影响力的,其模型本质上属于不完全信息的非合作博弈。例如:每个参与者只知道自己的成本信息,而不知道对方的成本等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无法完全了解对方的信息情况下,参与者如何投标(选择高价投标还是低价投标)才能使自己收益最大。该文通过转化的方式把不完全信息的博弈变为信息完全但不完美的动态博弈来求解。每个市场参与者均对自己的对手可能的出价进行分类,并对每一类的可能性进行概率估计,形成一个概率意义上的期望收益矩阵,用Nash平衡点的概念求解矩阵,得到问题的解。
文献[11][12]作者提出了一种谈判模型。每一个局中人进行决策时,都同时执行以下两个步骤:①对可能的合作对象按照一定的指标进行优先排序;②按照谈判优先顺序,逐一进行讨价还价,谈判的规则与程序是预先设定好的。该文的特色是谈判对象的优先顺序表的形成。排序的准则基于该局中人A对关于他人的信息的了解程度。先分别对其他局中人的成本信息进行分类,并对每一类出现的可能性进行概率估计。然后假设与某局中人B进行合作,互相交换共享所拥有的信息,联合成博弈的一方,剩下的局中人� 这样的博弈模型的Nash平衡点是概率意义上的期望值,作为与B合作的优先指标。对每个局中人都进行一遍以上计算,得到了A的谈判对象优先顺序表。每个局中人都有自己的一张优先顺序表。最后按照预先设定的谈判规则与程序,各方同时进行合作谈判,谈判要解决如何合理分配或均衡比单干多出的利益。
该文关键的一点:正确掌握对方的成本、策略等信息。各方可能从每一次博弈的结果中得到有用的反馈信息,并用这种反馈来更新自己的知识库,提高对他人了认识。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提到如何实现这样重要的学习过程。该文的模拟算法中的一个缺点:计算量随局中人的数目和每个局中人类型的数目的增长呈指数增长。
对于多边贸易模式的电力市场,文献[13]提出了多理论模型,解决贸易合作问题,文中的模型基于完全信息的博弈模型。模拟的过程包括四个阶段:①确定自身成本等信息;②与对方互相交换信息,互相寻求合作伙伴;③按照预先设定的准则和协议进行联合分组,形成一个谈判对象优先顺序表,这个顺序表获得方法于[11][12]的方法不一样。作者采用公平性合作标准和Shapely值来确定这个顺序表;④按照优先顺序表进行双边谈判。作者认为这四个阶段可以反复迭代进行,直至没有人愿意改变合作格局为止或者达到预先设定的计算时间。作者在文中考虑了多种情况,但是模型仍偏于简单。
4.5用博弈论解释和实现算法
文献[14]用博弈论来解释拉格朗日松弛法法解决机组经济组合的算法。该文认为在电力市场的环境下,竞争各方均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旋转备用的约束变得软起来,PX(powerexchange)机构可能通过松弛这一约束进一步降低成本。该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博弈论的算法获取最优的旋转备用。
作者认为拉格朗日松弛法的拉格朗日乘子是有经济含义的,松弛旋转备用的乘子被看作是提供备用的价格信息,各时段的旋转备用根据这个信息不断在规定的高低两种备用水平之间调整(例如:为t时段负荷)。根据优化原理,如果拉格朗日函数存在鞍点,则鞍点是原问题的最优解。
鞍点的概念与博弈论中的Nash平衡点有非常相似之处,如以上公式所示。基于此想法,作者构造了两厂商博弈模型。其中一局中人P代表整个实际电网的利益,它控制的决策变量是p,u(p向量表示各机组分配的有功,u向量表示机组启停),目标是使整个系统成本最低。另一个局中人Q,是一个假想的发电商,它以价格向P销售备用容量和有功容量。双方就旋转备用交易进行讨价还价,最终达到一个平衡的交易量和交易价格。作者证明以上博弈过程的Nash平衡解就是拉格朗日函数的解。基于以上结论,作者设计了自适应的次梯度算法寻求平衡点,其中一个关键技术作者设计了厂商P对厂商Q备用容量报价的反应函数该函数将映射到备用容量的两种水平之间(例如:5%Dt-%Dt,Dtt时段负荷),形成一个随价格信息变动的备用容量。根据厂商Q是否了解厂商P的反应函数,模型可细分为两种:Nash模型(不了解对方反应函数)和Stackelberg模型(Q了解P的反应函数),作者认为后一种模型掌握的信息较多,因此收敛的速度和优化的效果梢好于前一种模型。
用博弈论来解释并且设计一些算法是一个新鲜而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博弈论本身就是带有优化功能的一门严谨的数学,不过它更具有人的逻辑思维的色彩,融合了一些用别的方法难以表达的信息。
5、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