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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与电视，都是重要的社会空间。通过这种空间属性的交互，城市社会学可以拓展电视研究的空间视野。对于城市现象与城市过程理解不同的四个流派（古典城市理论、人文主义城市理论、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全球化城市理论），在研究态度、生态观念、生活方式、人文思考、时空观念、知识生产以及从社会功能等维度，对于电视研究的空间有所拓展。
Abstract:Bothcityandtelevisionareessentialsocialspaceandhaveinteractivespatialattribute.So,whaturbansociologycouldenlightentelevisi,ecology,lifestyle,humanisticthinking,space-time,knowledgeproductionandsocialfunction,fourschoolsofurbantheorythathavedifferentunderstandingofurbanrealityandprocessgivedifferentanswers.
Keywords:urbansociology,televisionstudies,space
引言
城市与电视，对于国家、社会与民众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空间（space）所在。“实体性”与“想象性”是二者特征的主要差异。不过，如果检视作为空间的城市与电视，就会发现二者在实体与想象之别以外，还是具备“现实的关联”，即：电视是城市的镜象，城市的实体为电视的想象拓展了空间。
城市社会学（urbansociology），作为社会学最早的分支学科，以城市为研究对象；而电视研究（televisionstudies），作为媒介研究的主要分支，以电视为研究对象。那么，因为城市与电视“内在的关联”，城市社会学与电视研究也发生了“理论的关联”。
在假设上述两组关联是一种机会，而非威胁的基础上，笔者通过这篇文章想粗略讨论一个问题：城市社会学对电视研究的空间拓展有何意义？这一母题包含几个子题：城市社会学的诸流派建基于什么社会立场？有哪些观点？这些立场与观点，对于电视研究，又有什么启发？
从19世纪末，西方社会学先哲（滕尼斯、西美尔、涂尔干等）以现代性视角关注城市现象与城市过程算起，城市社会学已有了一百多年的演进史。本文借用一个社会学界的梳理框架[1]，再择出具有代表性的四种流派：古典城市理论（芝加哥学派）、人文主义城市理论（芒福德和雅各布）、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全球化城市理论。这四种流派既有延续的线索，也有相左的思路，笔者将采用价值中立的切入视角，在一个广泛的语境中进行具体阐释，力求达成电视研究空间的多维拓展，并超越电视研究（特别是在现有的中国语境下）已知与未知的边界。
城市生态观下的电视与生活方式
芝加哥学派是古典城市理论的代表，其领军人物罗伯特•E•帕克作为一名曾经的新闻记者，自1920年代开始就带领他的学生到周围的日常世界中去发掘“重大的社会学新闻”[2]，而芝加哥整个城市 这种走出书斋、现场工作的治学态度，对于中国电视研究选题、视角单一的现状就是一种思维的重启：不要只关注国外先进电视经验以及国内知名电视机构、文本，哪怕身边一个普通的城市电视台，也会有值得观察、研究的问题。仅以笔者于2008年在浙江某地市级电视台的半年挂职� 其中具体的思考，或许 接续，还是回到芝加哥学派。
帕克在研究中创造了“人类生态学”（humanecology）的概念，城市作为人类空间生态的一部分，可以被看作一个有机体，城市过程如同一切生物为生存而适应或改变环境的生态过程，包括了人口的集中与扩散，功能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3]。路易斯•沃思不再仅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实体，而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awayoflife），并由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与社群异质性三个变量制约[4]，比如城市比乡村人口多，由此更为个性化、多样化；城市人口密度大，则必须发展出与陌生人共处的容忍；而城市里各色人等的共处，也必然会突破阶级、种族的区隔。
电视研究的对象是电视，从帕克的生态论来看，其作为特别的社会组织机构，在城市生态中拥有自己的位置与功能。由此，关注电视的演进发展，可能就需要突破传统思路“从电视看电视”的局限，借用“社会史”的范式，“从电视看社会”，看各种社会组织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看电视与整个社会生态之间的关系及其所扮演的角色。
城市，作为实体性空间，可以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那么，电视，作为想象性空间，也可以被视为生活方式的一种镜象。于是，对于电视研究而言，除了机构、文本之外，在观众研究领域，可能也需要考虑规模、密度与异质性的指标对于收视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异质性指标。比如，以一部名为《双面胶》的电视剧为例，这部剧集的故事主线很简单：一位东北丈夫与他的上海妻子在上海的生活历程。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因改革开放，人口流动频繁，社群异质性提高，才产生了剧中这位东北丈夫在上海工作的可能性，否则，就还只是东北人普遍在东北生活、工作，上海人普遍在上海生活、工作；与此同时，反映社群异质性的电视产品吸引的也是外来人口较多的那些城市的观众，他是们能够切身理解东北丈夫（外来）与上海妻子（本地）在上海可能发生的那些矛盾与冲突。那么，进一步讲，《双面胶》这部电视剧，首先是新时期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特殊产物；而其本身与之发生“收视关系”的特殊观众一道，作为重要的“当事人”，也参与到了这一“新陈代谢”的社会进程当中——其中的自反性（self-reflexive）特征，或许才是作为研究问题最有魅力的地方。
寻找诗意的空间：城市与电视
在以人文主义视角来研究城市的社会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莱维斯•芒福德与简•雅各布斯。无独有偶的是，他们都非“学院派”专业人士。芒福斯没有大学文凭，“来自社会，这所最好的大学”；雅各布斯只是一个社区活动家。但是，他们对于城市的思考，却突破了正统的桎梏，赋予城市诗意的气息。
在芒福德的《城市是什么？》一文中， 他自己作为卓越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以亲身的历程，在他钟意的“大舞台”纽约演出了精彩的剧目，比如，在1950年代，他反对在纽约格林威治华盛顿广场横穿高架。雅各布斯，则如同一位对城市、社区充满温情的母亲，她用“街头芭蕾”（dailyballet）来描述市民参与生动而丰富的城市生活以及社区活动，反对追求技术效率的刚性城市规划，并坚持认为传统的城市虽然看起来缺乏秩序，但在其背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维持着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6]。她的这种“都市乡愁”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展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社会戏剧”还是“街头芭蕾”，上述两位学者都把深深的感情赋予到他们生活的城市中，并在精神层面找寻一个诗意的家园。如果城市是人文的，那么作为其镜象的电视也必须有人文情操与关怀。在电视研究领域，节目品质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由于电视媒体以及相关研究其自身的价值观囿于眼球、收视率与广告创收之中，对于思辨与审美、对于文化意义的追求已经麻木。那么，如何去思考电视媒体的此类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从人文主义城市研究中习得：电视空间，与城市空间一样，更应� 这也令笔者联想到2008年初，“体制内外”两位资深业者对电视空间人文属性的追问与召唤：黎瑞刚认为，“我们很多电视机构大量地满足于模仿海外成熟节目样式，挖空心思相互抄袭克隆，完全丧失了文化的原创力。把世俗文化的消极因素通过娱乐的包装和电视平台的放大，以满足观众文化需求的名义来瓦解社会理性，这是电视从业人员职业理想的丧失、人文精神的放弃”；而在刘春看来，“现在的电视界都忘了自己是个媒体，只考虑收视率。作为一个媒体人应该有基本的公共追求，应该有道德底线；西方媒体都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普利策奖都是这样的。但是在电视界你感受不到这个，整个电视界从南到北讨论的全是收视率。我觉得最大的悲哀就是，电视没有坚持”[7]。
以上反思，是来自实务业者的共鸣与映照。而就电视研究者自身而言，也是否也能够像芒福德与雅各布斯从心底珍视城市发展、参加城市进程一样，去珍视电视、参与电视呢？毕竟，仅以笔者所见，就有不少研究者对于电视并不以为然，甚至从来不看电视；还有不少研究者不看日常播出的电视，只看以英美为主的西方节目——责任意识与主体性双重失范，研究岂能有所推进？
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生产与流动
城市政治经济学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一支，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三位：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与曼•卡斯特。
法国学者列斐伏尔的工作代表了马克思传统在城市分析中的复兴[8]。这位复兴者，以其1974年的第一本著作《空间的生产》拉开这一流派的大幕，并且该书书名“空间的生产”（theproductionofspace）就意味着一种范式（paradigm）的转换，因为较长期以来，人们关心的只是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而通过列斐伏尔的理论，空间，不单单是社会的载体，不单单是生产的空间；空间，作为“社会的产物”（socialproduct）也是被生产出来的[9]。戴维•哈维是牛津大学的一位地理学家，他在城市过程与时空之间建立了一种辩证的联系。一方面，时间和空间塑造城市过程；另一方面，城市过程也形塑城市空间和时间[10]。这种辩证关联的价值在于：城市演进是一种具有张力而非刚性的过程。哪怕在空间设计上、在当前时期“看上去很美”的城市、社区，也是有内在缺陷的。那么，只有在空间内注入城市的教化与道德，在时间上考虑长时段、可持续的社会效应，才是一种好的城市发展。卡斯特是一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者。在1980年代末，他提出了“信息城市”（informationalcity）的概念。信息是一种具有流动性的社会概念，若固定，则无法被传播；而城市是一种相对实体性的社会存在，一般而言是固定在某处空间之中，与信息的特质正好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卡斯特的概念意味一种突破条框的理论创新，在他看来，信息城市不是一种固化的形式，而是一个能够流动的过程，一个以“流的空间”（spaceofflow）的结构性支配为特征的过程[11]。
上述学者的观点，对于传统城市理论是一种突破，因此对于电视研究的拓展也别有洞天：既然城市空间是可以被生产的，电视空间是否也可以被生产？以往电视文本研究的对象，常常只是具体的栏目与节目个案，也即电视空间内部的生产。那么，是否可以拓展到电视空间本体的生产？电视本体的空间生产，有哪些制约因素？哪些机构，在什么机制下，对其产生影响？抑或不同的机构，在不同的机构之下，又有哪些不同的影响？列斐伏尔给我们以思考的新起点。在此仅举一例，简要说明：在当前的中国电视屏幕上，在不同频道的不同时段中，往往会播出同一档电视剧，上文提到过的《双面胶》即为典型。那么，如果仅从电视空间内部的生产而言，其文本对象是完全一致的。不过，列斐伏尔提醒我们：剧集虽然相同，但其呈现的空间是迥异，涵盖省级卫视、省级地面频道、城市电视台等播出平台。此类空间本身生产的不同，在遇到空间内部生产的相同时，所呈现出的异同现象，理应进入电视研究的观照视阈。
哈维对于时间与空间张力的省思，让我们看到，电视作为一种社会空间形态，仅只追求现在时态中的形态美也是不够的。以当前较为关注的节目模式（format）研究为例，在引进西方优质电视节目模式时，其模式的成熟并不直接导出“中国版”的成功，还需要注入“中国元素”；而“中国元素”的挖掘，也并非穿件旗袍、唱句昆曲，而要超越眼前所见，沉潜入传统资源，并把握未来走向，在这一点上，《功夫熊猫》倒是给中国影视业上了一课。
卡斯特给电视研究最大的启发在于：勾连对立性概念，制造突破性的理论。电视，现在被认为一种典型的传统媒体，互联网则是新媒体的代表，似乎二者处在不同的“阵营”。但在传统与新之间，是否有汇流点？电视与互联网的融合，作为一种若隐若现的事实，其趋势如何？是网络电视台，视频网站，还是其他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业者与学者都不能也不必固步自封，更不需妄自菲薄。
全球化时代城市：多元与创意的“主题公园”
伴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思想界各种新“终结论”席卷而来，这其中就包括全球化的终结、经济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等。但是，即便如此，全球化对城市发展的重大影响，还是毋庸置疑的。全球化城市理论，将全球化与城市化作为核心概念，关注城市在全球经济、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洛杉矶学派代表人物爱德华•W•索亚以大洛杉矶都市圈为研究领域，进行社会学的透视。他发现当代的城市化是一个完全的全球化的社会过程，城市化与全球社会变革是相伴而生的，全球化的城市化或后福特主义城市化产生了像洛杉矶这样的全球城市[12]。除了观念的抽象之外，他细腻地描绘了洛杉矶及周遭的科技园区、工业园区、空军基地与印第安人保留地以及这些区域中的白人与少数族裔，这些人有的是白领雇员、有的是蓝领工人[13]。这些眼花缭乱的都市元素，让城市好似一座“主题公园”，但在其背后，索耶也看到一种分离而非“协奏”的多元景观。在全球化时代，对于不同国度的不同城市而言，什么是决定其发展、盛衰的关键？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在2002年出版的《创造性阶级的兴起》一书里提出：创造性阶级（creativeclass），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他看来，美国的社会阶层构造发生了主要变化。除了劳动者阶级，服务业阶级以外，一个新的阶级在悄然兴起，那就是创造性阶级。属于创造性阶级的人们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但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经常会有创新的想法，发明新技术，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创造性阶级的出现对城市和社区的未来有深远影响[14]。
如上所述，全球化的城市是多元的，其发展需要创意的支撑；而创意本身，也需要以多元的城市空间为承载。这是因为，一个拥有不同阶层、族群、职业以及文化认同的城市，一定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空间，这种开放性意味着对于突破传统的观念与事物的接纳。由此，全球化城市理论对于电视研究的启发，或许更多地就体现在对于多元与创意的认知上。
既然城市空间的发展，呈现出多元的面貌，那么，对于电视研究者而言，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电视空间中反映这种多元性？如何通过电视，满足多元城市人的信息、娱乐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上文提到城市的多元，是一种分离而非“协奏”的多元，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城市中生活的人，可能种类很多，但是每一类却是“自顾自活”，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电视媒体，是否能够在一个特别的高度去打破这种壁垒，而让“城市的协奏曲”在荧屏中上演？如果这一观点尚有其合理性，那么，我们是否也需要反思当前常常被人称道的分众化、小众化传播模式？而如果这一反思也有其合理性的话，于是顺着这条理路，也就很容易看到：当前的分众化、小众化，其实都是高端分众化与品质小众化。面对传统“工、农、兵”概念人群的电视空间生产与空间内生产，为什么在分众化、小众化的所谓时代趋势语境下不常被提起？或者哪怕被提起了，却难以践行？甚至被践行了，也常常与初衷渐行渐远？
如果从另一个视角去思考，试问面对创造性阶级的兴起，电视媒体应该持有怎样的姿态？当下的电视研究，经常谈到电视的社会责任与媒体功能。其实，贴近创造性阶级的生活与工作，满足他们的媒介需求，就是对于电视责任与功能在某一特定层面上的最佳描述。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电视媒体，其作为一个充满创意的空间，也能够依靠媒体话语的力量再创造城市的空间。
诚然，以上两个视角，或许是有内部紧张性的。但是，对于电视研究而言，它们都是一种有益的拓展。
结语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研究活动，都需要“到现实中去，发掘具有理论意义的可作实证考察的问题”[15]。但是，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后起之秀”，在“找问题”、“选方法”上做得差强人意；而当前中国的电视研究，又作为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新鲜力量”，在这方面，则做得更不尽如人意。因此，有了笔者欲图从社会学，特别是城市社会学中获取理论支点、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从而拓展电视研究的想法。
不过，如果不至于妄自尊大，那么，妄自菲薄也同样是要不得的。笔者在通观并梳理之后，也发现，如果有优良的理论“活水”浇灌，电视，特别是中国电视，会是一块“找问题”的良田沃土。这是因为，电视的传播过程、结构与变迁是如此丰富且充满不确定性；而在我国的特殊语境中，电视媒体又因其浓郁的“中国特色”而更加具有魅力且让人想一探究竟。其中海量的鲜活素材与史料、复杂的框架结构与功能以及微妙的产制流程与环节，是能够带来较有建设性的理论建构与知识生产。
具体而言，城市社会学与电视研究的理论嫁接，基于空间的概念。虽然，面对的是不同的空间，但是，空间性的思维以及对于空间性思维的把握，在两者之间可以形成理论的共鸣。如果要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城市社会学拓展了电视研究的空间视野——希望这一被城市拓展了的电视空间观念，能够落实到电视学者的研究中去，当然，目前这些都还只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尚待从“应然”走向“实然”。因此，我们仍然在“发现电视之旅”的路上，斯途中，也包括笔者自己。
[注释]
[1]于海《城市社会学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序言第2-10页。
[2][美]兰德尔•柯林斯迈克尔•马科夫斯基《发现社会之旅——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李霞译，中华书局，2006年4月，第295页。
[3]于海《城市社会学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15-16页。
[4]于海《城市社会学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44页。
[5]于海《城市社会学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71页。
[6][加]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8月，第43页。
[7]黎瑞刚刘春封新城《中国电视三人谈》，《新周刊》2008年第6期。
[8]于海《城市社会学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序言第3页。
[9]HenriLefebvre,Theproductionofspace,BlackwellPublishing.1991,pp.26.
[10]于海《城市社会学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131页。
[11]ManuelCastells,TheInformationalCity:InformationalTechnology,EconomicRestructuringandtheUrban-RegionalProcess,BlackwellPublishing.1989,pp.126.
[12]谢守红宁越敏《世界城市研究综述》，《地理科学进展》2004年9月号，第58页。
[13]于海《城市社会学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244-261页。
[14]任雪松《创造阶级的崛起与城市发展的便利性——评理查德•佛罗里达的〈创造阶级的兴起〉》，《城市规划学刊》2005年第1期，第99页。
关键词：斯宾塞；美国社会学
1.斯宾塞其人及其主要社会学思想
1.1斯宾塞生平简介
斯宾塞1820年出生于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德比，他在九个孩子中排行老大，也是唯一活下来的孩子，父亲是一名教师，母亲耐心而又温和，家境富足，生活安定。斯宾塞从小体弱多病，这导致他不能进入正规的学校读书。长期以来，斯宾塞的教育是由其父亲和叔叔承担的。斯宾塞先后尝试过铁路工程师、作家、机器发明家等职业，始终不曾有过长期而稳定的工作。在他28岁时，终于出现了转机。 3年后，斯宾塞的第一部著作《社会静力学》出版，1852年，发表了论文《发展的前提》，详细的论述了进化的理论，这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整整早了七年。1864年以后，《生物学原理》、《社会学研究》，多卷本的《综合哲学》、《社会学原理》等著作陆续出版，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斯宾塞成了维多利亚时代最富盛名的人物之一，他享有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几乎可以和达尔文媲美。1903年，83岁的斯宾塞去世。
1.2斯宾塞的主要社会学思想
首先，社会有机体理论。社会有机体论和社会进化论是斯宾塞社会学理论的两大基本支柱。斯宾塞的社会学是生物学主义的典范，生物学的类比法成为他考察社会的主要手段之一。他从两个途径出发考察社会：一方面他将社会比拟为单个的生命有机体，由此形成了他的社会有机体论；另一方面，他将社会的发展比拟为生物由简单向复杂的进化，由此形成了他的社会进化论。在斯宾塞的主要著作《社会学原理》中，他首先提出了“什么是社会？”，接着他回答到“社会是有机体”。斯宾塞不同意社会唯名论者的观� 在该书中完成对社会性质的论述后，斯宾塞紧接着说明了为什么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他的答案主要来源于将社会与生物有机体进行类比后获得的―些相似性， 因此，斯宾塞认为，社会既是有机体，又不是一般的有机体，它是“超有机体”。作为超有机体的社会，像生物有机体一样是由“器官”和“系统”组成的。斯宾塞列举了六大制度作为社会的主要器官，分别是：家庭制度、礼仪制度、政治制度、教会制度、职业制度和工业制度等；正是这些 “器官”进―步构成了社会的三大功能系统：支持系统，分配系统，调节系统。
其次，社会进化理论。斯宾塞认为“进化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上至天体的形成，下到物种和人类的起源，事务无一不受进化规律的支配。进化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不确定到确定，以及由同质到异质的转化过程”。由于斯宾塞社会进化理论是如此的庞杂，以至于其中包括了许多互为联系，甚至互为矛盾的观点。美国学者罗伯特・佩林指出，斯宾塞的进化理论实际上包含了四种互为联系又互为区别的亚理论。分别简述如下：①社会进化的目的论。②社会系统的功能论。③社会分工论。④社会进化模式论。在综合上述三种亚理论的基础上，斯宾塞提出了划分两种社会类型的模式，而这些模式的出现是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
再次，社会分类理论。由前述可知，斯宾塞社会进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论述社会的分类。他主要提出了两种划分社会类型的标准，一种是根据社会的复杂程度，另一种是根据社会内部的控制方式。在第一种分类中，斯宾塞把社会分为简单、复杂、二倍复杂和三倍复杂等数种类型。在第二种分类中，斯宾塞把社会分为尚武社会和工业社会两种类型，关于尚武社会和工业社会特征的简要对比见表1。相比而言，后一种分类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一些。
表1 尚武社会和工业社会特征对比简表
尚武社会 工业社会
典型特征：强制性 典型特征：自愿合作、自我控制
斯宾塞认为“尚武让会的总体结构的典型特征是，它的组成单位都被强制性地纳入各种联合行动之中。因为士兵的意志是受到控制的，因此他们在任何事情上都只是长官意志的人。与此相似，平民在所有私人或公共事物中，其意志也要受政府的控制。维持尚武社会生活的合作是一种强制性合作……”。 斯宾塞指出：工业社会“具有与任何商业交易一样的个人自由。工业社会丰富多彩的活动赖以实现的合 像生物有机体发达的支持系统―样，社会有机体也被赋予了其所需要的工业类型的支持系统，这是一种分散的而非集中化的控制系统；同时，工业社会也倾向于通过从各个阶级中获得相互争执的权力来行使主要的控制手段”。
最后，社会关系的个人主义理论。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几乎是所有社会学家都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斯宾塞强调，不仅个人决定了社会的起源和社会的性质，而且社会也应�
2 斯宾塞对美国早期社会学家的影响
美国早期的学者发现欧洲社会学的许多理论与美国的社会实际并不相符，全盘照搬欧洲的理论也不能解释美国的社会问题。因此，他们立足于本国，着手构建一套适合自己实际的社会学理论。由此，美国开始了一场社会学本土化的运动。这段历程肇始于19世纪末，完成于20世纪初，前后历经数十年，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全面引入欧洲社会学理论阶段，初步形成美国社会学理论阶段，确立实用社会学传统阶段。
2.1全面引入欧洲社会学理论阶段
在这一阶段，美国社会学家的主要工作是学习和介绍欧洲社会学理论，并试图推动社会学在美国的制度化。他们分别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建立了美国最早的社会学系，开设社会学课程，为美国社会学其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美国社会学家罗伯持・法里斯认为“在19世纪末期，美国社会学家参与了社会学的创建工作，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莱斯持・沃德、威廉・格雷汉姆・萨姆纳、弗兰克林・吉丁斯，以及爱德华・罗斯。
首先，斯宾塞对沃德的影响。莱斯特・沃德（1841―1915）的社会学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孔德、斯宾塞的实证主义传统，“像在19世纪60年代长大成人的许多年轻人―样，沃德也少不了用斯宾塞的自由主义搅拌器为自己的教育大餐调味，并且十分推崇斯宾塞的一般进化论”；另一方面，他突出强调人的意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反对斯宾塞的自由放任理论，提出“有目的的进化论”，这是把人的理性、意志、行动的因素引入古典进化论的最初尝试。沃德认为，社会制度与其说是活体力量发展的产物，不如说是心理力量发展的产物。社会力量也是在人的集体状态中发生作用的心理力量。因此，社会学应以心理学而非斯宾塞所认为的生物学为其基础。
其次，斯宾塞对萨姆纳的影响。威廉・萨姆纳（1840―1910）平生论著很多，完全因袭了斯宾塞的学说，以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解释社会，认为进化通过生存竞争为自己开辟道路，生存竞争就像进化本生那样“自然”。l872年，萨姆纳接受了耶鲁大学的社会与政治科学教授的职位，开始在美国率先开设社会学课程。1875年，当萨姆纳举办美国历史上策一个社会学讲习班时，他毫不犹豫地选用了刚刚出版不久的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1873年）作为教材，并开始在课堂上大张旗鼓地宣传自由竞争和经济不干涉主义。
最后，斯宾塞对吉丁斯的影响。弗兰克林・吉丁斯（1855―1931），是使社会学从哲学的一个分支变成以统计学为基础的独立学科的先驱。吉丁斯也是一位坚定的心理主义者，将社会学视为一门心理科学。与前两位不同的是，吉丁斯并没有全部接受斯宾塞的社会学说，相反他对斯宾塞等人的生物还原主义有所不满。 与此相应，社会学应该既研究社会现象的客观方面，又研究其主观方面，把主观的解释与客观的解释结合起来。
2.2初步形成美国社会学理论阶段
经过第一阶段的努力，社会学在美国的地位逐步被人们所接受，各大学掀起了学习社会学的热潮。随着研究的深入，美国本土学者愈益发现欧洲社会学的缺陷。库利、托马斯、米德等第二代社会学家，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按照美国的精神和需要尝试建构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他们结合美国实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社会学理论，还更新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使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紧密结合，从而深化了本土化运动。
斯宾塞对库利的影响。查尔斯・霍顿・库利（1864―1929），在美国社会学历史中占据着一种十分独特的地位，是所谓美国第二代社会学家 库利承认，“在1870年到1890年间，我们所有人几乎都是因为受到斯宾塞的感染而涉足社会学的”。然而，库利反对斯宾塞等人对进化论作“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解释，反对斯宾塞对人类之间的弱肉强食所抱的“缺少同情”的态度。他认为，斯宾塞没有对人类生活的结构和运动的直接和真正的了解，斯宾塞的观念不是严格的社会学的观念，甚至斯宾塞本人算不上真正的社会学家。
2.3确立实用社会学传统阶段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美国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失业、罢工、犯罪等社会问题大量产生。面对这些问题，美国的第三代社会学家们做出了他们的努力，使社会学发展成为一门实用性的科学，声名卓著的芝加哥学派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学派首次使实地调�
斯宾塞对帕克的影响。罗伯特・埃兹拉・帕克（1864―1944）无疑是芝加哥学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城市社区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城市社会学》 尽管在帕克的博士论文中，他提到了斯宾塞的分化原则；在他的著作《社会学导论》中，也有许多引自于斯宾塞作品的条目，但似乎社会进化论已不如生态学理论对帕克等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的影响大。在帕克随后的著述生涯中，斯宾塞的学说已经不那么受欢迎了。
三个阶段后，美国社会学本土化运动获得巨大成功。美国社会学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不管是方法论，还是理论体系，都打上了鲜明的美国印记，从而达到了世界领先的地位。到以帕克为代表的第三代社会学家开始，斯宾塞学说在美国开始被遗忘。但正如科塞在《社会思想名家》中指出的那样：“不论他们是赞同斯宾塞的思想，还是利用他的思想作为工具来发展不同的思想，其实也都是斯宾塞的受惠者。……他的思想仍然是社会科学中富有生命力的遗产。不仅现在，而且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会继续研究他的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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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作者简介：
高克祥，（1980.3～ ），男，甘肃兰州人，职称：助教，单位：甘肃政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社会组织、社会政策、社会保障。
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产生了成千上万的下岗、失地失业人口，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为了生存，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除了设点摆摊，很难进入其他就业领域。街道成了他们养家糊口的最佳场所。由于流动摊贩的经营产生外部不经济性如环境污染、影响市容和公共交通秩序全等，政府部门实施反复取缔的政策。由于这些街头流动摊贩属于于弱势群体，他们无资金、无技术、无社会关系，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完全取缔摊贩等于是断了这些人的生活来源，所以取缔受到来自流动摊贩们的抵制和反抗。于是在中国绝大数城市街头上，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摊贩们与城管人员“冲突”大战。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已经关乎党和政府的形象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
1些国外城市征对流动摊贩管理办法
1.1法国的依法管理与便捷服务
法国对于市政管理中类似的问题，通常先是由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社会调查统计部门通过调查，核实、了解相关问题，然后提出解决方案及立法管理的相关建议，政府在经过与专家的磋商并听证之后，提出相关法案交由立法机构讨论成法，或者在原有法律基础上进行补充与修改。因此可以说，依法管理与服务是法国市政管理的核心。法国没有城管这个部门，城市管理由警察和宪警依照法律进行。流动摊贩必须依法办理营业执照，而且还受到其它相关法律的约束，法国对于无照又无身份证的外国偷渡客乱摆摊也比较严格，一般情况是将人带走，但不没收财物。另一方面，在法国，流动摊贩摊经营证照的办理非常便捷，本人直接办理、邮寄或者网上投寄都行；符合法律条件的经营者，还可以依据相同的渠道申请补助、贷款和减免税，只要满足法规要求的条件，经营者足不出户，便可办好一切减免手续。
1.2泰国的人性化管理
在外人看来，曼谷对流动摊的管理近乎空白。流动摊贩们看似随心所欲。其实，市政当局并不是撒手不管，而是有专门的部门负责登记、管理。按规定，只能在指定的街区摆摊。整个曼谷市指定的设摊街道有268条，合法登记的小摊有1万多个。可能是管理不够严格，以至于全市还有另外1.5万个小摊没有登记，它们占据了466个街区，非法的比合法的还多。泰国政府对流动摊贩管理的理念是：这些弱势群众的生存权比市容重要，也比市民走路的便利更重要。不让他们摆摊，可能很多人就会被逼去偷去抢，影响整个社会安定。对于没有得到许可的流动摊贩，也有管理人员去查，但一般以轰跑为准则。有时真抓住了，处罚相对较少，但不没收小推车之类的工具。政府规劝流动摊贩：最好给行人留出1米宽的过道。曼谷市政府还制定了一个10年计划，通过提供其它的就业途径，让非法流动摊贩主动退出市场。
泰国的这种管理方法的显示：人性化的服务是保障，最大程度地保护了流动摊贩的基本生存权利。
1.3韩国的区域管理
韩国的流动摊贩已经从过去的比较单一的小吃摊，发展到花店、寿司店、服装店、日用品店，可谓种类繁多难以计数，而这些店又大多装饰得很有个性的移动商店，人们甚至称之为“道路文化”。在韩国，流动摊贩一般是不用缴纳税收的，只要你加入“小摊业主协会”,获得批准后就可以摆摊了。
政府在允许摆摊的区域和时间上划分清楚，不仅有利于执法，城管执法部门区别对待，同时也有利于流动摊贩自觉遵守。
2对我国城市流动摊贩管理的启示
社会是个多元化的生活空间，优劣共生兼容并蓄是它的应有之义。由于制度环境、国情和国民素质等情况的不同，我国应该辨证地去借鉴国外相对成熟的管理思路和模式，结合实际情况，逐步探索符合我国流动摊贩实际情况的管理对策。
第一，树立以人为本的城市管理理念，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管理目标。流动摊贩的存在，涉及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生存权与工作权等公民基本权利。流动摊贩大多属于生活在城市最低层的穷人、弱势者。尽管如此，他们有一项权利与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其他人是完全一样、也完全平等的，那就是生存的权利。设摊做小买卖对他们来说既是一种谋生手段，也是他们生存的一种权利，是最基本的人权。美国城市社会学家帕克告诉我们，城市最根本的内涵是城市要符合人性化生存与发展，具有人文特色和人文精神。由此可见，如果将市容环境整洁视为城市居民人权的组成部分，那么当生存权与享受环境整洁的权利产生紧张关系时，行政权作出的选择只能是维护生存权，克减环境整洁享受之权利。
第二，不断完善城管执法的法律法规，提高城管执法权威。城管执法人员与流动摊贩之间的“猫鼠游戏”,甚至发生暴力抗法等极端事件，背后正是城管立法缺位或者立法冲突的问题。因此，针对城管执法部门法律地位不明确和在执法过程中缺乏执法具体标准的现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完善现有的法律支撑体系。按照国家《立法法》的规定及执法实践的需要，制定出一部专门的有关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法律，使城管执法部门能够得到流动摊贩更大的认同，在与其他部门协调的过程中能有足够的权威和独立性，解决其合法性不足的问题。
第三，进一步加强城管执法队伍建设，规范城管执法行为。城管执法部门本身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机构，其规范化程度还有待加强。首先，要提升执法队伍的政治素质。加强执法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增强队伍的凝聚力，开展好思想政治工作，解决� 其次，提搞执法队伍的业务素质。在树立自己既是依法执法的执法人，又是城市管理的管家人思想观念的基础上，坚持“以人为本，管他为他”的原则，结合工作实际不断更新业务知识，真正做到高质量的城市管理水平和手段。再次，规范执法手段。城管执法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执法程序，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工作，对流动摊贩可以采取思想教育、人性化的管理和服务等，而非纯粹的暴力手段。城管的最高境界是和谐，是创造一个良好的城市秩序和优美的城市环境，以推动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
生 平 曼纽尔·卡斯泰尔（manuel castells），世界著名的信息社会研究专家、城市社会学家，1942年出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市的一个贵族家庭。1958-1962年，曾在巴塞罗那大学学习法律和经济，1964年毕业于梭尔邦大学(sorbonne)的经济法律系。1965-1967年就读于巴黎大学，师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兰·杜罕（alain touraine），并兼任巴黎大学高等实践学院工业社会学研究室研究人员。1967年在巴黎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同时也获得了梭尔邦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并留任巴黎大学南特校区任教。1969-1970年，卡斯泰尔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drid)担任社会学助理教授。1970年又转回到巴黎，尔后在巴黎大学高等社会科学院担任副教授暨城市社会学研究室主任达10年之久。1979年，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盛情邀请，卡斯泰尔离法赴美，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城市与区域规划学系和社会学系教授。同时，担任马德里自治大学（universidad autonoma de madrid）的新技术社会学学院的教授兼院长和巴塞罗那科学研究委员会的研究员。 成果与荣誉 卡斯泰尔是当今世界上信息化、城市化研究领域 他一生勤奋刻苦、耕耘不止，迄今已出版过20多部著作，发表过100多篇论文。其代表作有：《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思路》（1972）、《帝国主义与拉丁美洲的城市化》（1973）、《城市、阶级与权力》（1978）、《经济危机与美国社会》（1980）、《城市与市民：城市运动的跨文化理论》（1983）、《高技术、空间与社会》（1985）、《西班牙的新技术、经济与社会》（1986）、《信息技术、经济重构与城市发展》（1988）、《信息化城市》（1989）、《世界的科技城：21世纪工业复杂性的构成》（与斯科特合著，1994）、《区域化与全球化：信息时代的城市管理》（与博雅合著，1996），以及被称为信息时代三部曲的《网络社会的兴起》(1996)、《认同的力量》(1997)、《千年的终结》(1998)和《网络星空》(2001)等等。尤其是1972年出版的他的第一本个人专著《城市问题》曾被转译成10多种语言，成为世界范围内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著作。他通过对法国、西班牙、拉丁美洲和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田野调查而做的有关城市社会运动和社区组织的比较研究，不仅使他获得了1983年赖特·米尔斯奖（c. wright mills award），而且还被学界誉为“新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1998年，卡斯泰尔获得了美国社会学会的罗伯特和海伦·林德奖（the robert and helen lynd award），以及马德里地方政府颁发的都市计划最佳论文弗兰德斯奖。2000年因其对“加泰窿工人商业团体”的杰出研究而获得国际五一奖章。1995-1997年卡斯泰尔曾受聘担任欧洲委员会信息社会高级专家组成员。也曾担任过国际社会学协会城市发展委员会的领导人和加利福尼亚大学西欧研究中心主任，是伯克利国际经济圆桌会议的资深研究员，古根汉（guggenheim）会员。此外，卡斯泰尔曾在大约40个国家的300所大学和专业研究机构发表过演说，担任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欧盟，以及智利、法国、厄瓜多尔、中国、俄罗斯、巴西、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家政府的高级顾问。 一、网络社会的兴起 作为当代社会的一个产物，今天，电子网络可以说已经成了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来，随着全球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不断普及，原先仅存在于科学家或计算机从业人员之间交流的网络，现在已成为普通人日常交往的一种方式了。网络已� 正如蒸汽机带来了工业社会一样，网络也正在催生一个崭新的社会模式，型构出一种新的社会型态----网络社会，其重要特征体现在：经济行为的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工作方式的灵活化、职业结构的两极化、劳动生产的个性化等等。网络社会的到来代表了人类经验的一种巨大变化，尤其是由于网络自身所具有的时空抽离性、互动性、平等性、开放性等特� 正如卡斯泰尔所指出的，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新的社会型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为社会的整体性变革提供了动力源泉。 与传统的工业化社会相比，卡斯泰尔认为网络社会的兴起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这种变革主要体现在：一是以新的信息技术和基因工程为基础的新技术范式的出现，并不断地引发出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和创新，从而在总体上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二是全球化通过借助于网� 三是互联网将连接个人与群体，并共享多媒体的超文本(hypertext)，而这种超文本构成了新文化的支柱，使其在享有意识形态和技术上自由的同时，得以跨越整个地球和整个人类历史。四是政治、经济、文化与信息的全球网络，将造成民族国家社会的终结。五是科学知识的发展及其运用将使工业时代以来的文化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断得到调整。六是网络社会的社会变革还超出了社会和技术生产关系的范围，从而改变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
二、信息时代的三部曲 卡斯泰尔倾心14年心血著成的有关信息时代的三部曲使其一跃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最为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尤其是其在网络社会方面的研究成就为他赢得了大量的国际声誉。在他的三部曲中，第一部《网络社会的兴起》主要讨论的是网络社会，并试图说明借由网络媒体的资本主义信息化的资本主义劳动的新时代和新类型变化，尤其在生产关系、全球经济、网络公司和劳工模式方面的变化；第二部《认同的力量》主要研究正在发生的文化现象及其重要变化，尤其是大量不同的文化运动，重点在权力和经验关系，范围限定在民族－国家危机、全球制度和相关政治民主危机以及新建立的相应的认同上。第三部《千年的终结》主要考察了大的民族国家或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问题，以及在他们的主权中是如何衰落的问题，把许多表面是“松散结果”的案例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本身就构成了信息时代的重要形态。 在《信息时代三部曲》中，卡斯泰尔追溯了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的三个独立的过程，但这三种同时到来的效应催生了我们的新时代。他所说的三个过程指的是信息技术革命、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及诸如环境保护和女权主义等新社会运动。根据卡斯泰尔的论述，信息技术的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以及更有效力、更强劲、更牢固的资本主义的兴起。新社会运动的产生则是由民族国家、男权社会以及传统社会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危机所引起。同时，这三个过程共同引发了新的社会结构——信息社会、新的经济模式——全球信息经济和新的文化形态——原生文化。同时，卡斯泰尔从城市经济结构和劳动结构入手，以全球化的眼光对三个相互联系的领域——信息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变化，做出了宏观的概括。 卡斯泰尔的《信息时代三部曲》毫无疑问是一部卓有成就的著作。因为，此前从未有其他人能够有更好的洞察力来审视当今世界诸多大趋势之间的相互关系。他的分析简洁、深刻又极具纪实性，所涉及的问题也极为广泛，从苏联的解体、“和� 卡斯泰尔正是通过整合这些表面上互不相干的社会现象，才诞生了这套他本人称之为“信息时代”或者“信息社会”的理论，并为正在迈向信息化时代的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描述与解释的范本。 三、信息资本主义理论 由于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的高度发达及其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影响，卡斯泰尔认为，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转变成信息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所谓“第四世界”的现象，即其经济相对落后，而文化价值不被“信息资本主义”所认同的地区或国家。而且，作为“掠夺国家”（predatory states）一方，西方资本主义信息文化总是对“第四世界”之类的非主流文化持有一种歧视和偏见，各种符号暴力和网络霸权现象伴随着信息资本主义的扩张而走向了全球化。 然而，作为一个信息时代的理论家，卡斯泰尔的任务不仅仅是描述信息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象，而是一直试图在理论研究上超越“传统”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以发掘新兴社会秩序的完美形式和主题。在其信息时代的三部曲中，他依据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框架，讨论了信息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建立了独特的信息资本主义理论，� 而作为当代社会普遍范式的信息主义，它至少具有五个方面的特征：(1)信息就是原料；(2)新技术无处不在；(3)任何使用这些新技术的系统或关系都具有网络化逻辑；(4)信息主义范式以� 因此，卡斯泰尔的信息主义范式实际上就是全面性、复杂性、全球性、网络性等特性的融合体。由此，他还做出了预测，认为21世纪就是一个由网络构建的具有全新意义的信息社会，21世纪的资本主义精神来自信息技术和“电脑空间”，其实际就是信息资本主义。 今天，我们的确可以看到，经济形态与工业社会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一种以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为特征的新经济正在迅速崛起，而这种新经济的核心就是强调生产力要以知识为基础，并脱离工业经济单一的增长方式。因为信息化以其信息技术为基础而形成新的技术范式，将使得成熟的工业经济所蕴藏的生产力得以全面释放。而网络化能使信息技术产业逐步围绕着互联网组织起� 全球化则使得金融、贸易、生产、科技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对专有劳动的强调使得劳动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
四、信息化城市 卡斯泰尔于1989年出版的《信息化城市》（精装版）一书，曾在西方社会引起极大的反响。该书于1991年改为平装版，其后又分别于1992年至1999年六次修订重印。在这部书里作者关于信息化发展模式和网络社会的研究，可以说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信息社会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著名学者彼得·霍尔评价道：“《信息化城市》是一部真正的杰作。尽管其他许多社会学家也一直在理解新经济和信息社会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卡斯泰尔却已经超越了所有的人，并且我相信，这一分析的高度在今后若干年中都将无人可及。” 的确，《信息化城市》可以说是卡斯泰尔展开对信息社会研究的出发点和总领性研究纲要。在这部书中，他不仅描述了城市信息化的过程，而且还通过分析大量案例来展示城市信息化和城市空间变化的细节，以此来揭示城市信息化过程的规律，并对信息化城市的形成和信息社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观点，引起我们注视和思考。虽然不能说卡斯泰尔已经给出了有关信息社会研究的最终答案，但他比提出“后工业社会”理论的丹尼尔·贝尔以及其后的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人已经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因此，有人称他为“90年代的贝尔”，是信息社会研究方面的一个大飞跃。 在这本书中，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系统和经济结构，同时还催生着新的社会空间结构，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城市的版图在悄悄扩张的同时也逐步走向分散化，导致这一变化的因素也有很多，信息技术只是其中的一种因素。卡斯泰尔的著作比以往任何关于信息社会的研究都更加深刻和具体，他的研究领域是很多人都能感受到的，但又认识不清的一个新的空间——城市的信息空间或叫做“虚拟空间”，并通过分析大量案例来展开城市信息化和城市空间变化的细节，以此来揭示城市信息化过程的规律。同时，他又从多方面探讨了信息化和空间变化给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域带来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并针对信息化对城市的负面影响，卡斯泰尔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政策建议。 五、主要学术影响 千年交替，曼纽尔·卡斯泰尔的名字在西方一石激起千层浪。作为当今世界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卡斯泰尔的著作经常被人们与马克思或韦伯相提并论，尤其是他的“信息时代三部曲”为他赢得了广泛的世界性声誉。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杂志称他为 “虚拟世界第一位重要的哲学家”。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亚当·斯密解释了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卡尔·马克思解释了资本主义为何不能运行。现在，信息时代的社会与经济脉络是由曼纽尔·卡斯泰尔握于掌中的。”他的著作俨然已�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宣称，即便是将卡斯泰尔的论著与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相提并论也毫不夸张。彼德·豪尔（peter hall）则将其与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比。阿兰·杜罕（alain touraine）盛赞其前瞻性，称这部写于20世纪末的作品将成为21世纪的巨著。克里珊·库玛尔（krishan kumar）更是指出，既然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了，那么就应该有像卡斯泰尔这样的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而按照巴西前总统同时也是政治社会学教授的费尔南多·卡多索（fernando cardoso）的看法，卡斯泰尔的著作揭示了当代文明制度的内在逻辑，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了信息社会的内涵。的确如此，卡斯泰尔是信息时代一位杰出的理论家和解说家，其理论贡献就在于他从技术理性的角度对信息社会进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甚至哲学的思考。也正因为如此，卡斯泰尔不仅对信息社会的形成和崛起的过程作了描述，而且从更高的层次上揭示了信息社会之结构、信息社会之变迁的技术逻辑。 卡斯泰尔青少年时期就聪敏过人、踌躇满志，非常热衷于政治运动。曾在西班牙阿尔瓦塞特、喀他基那、瓦伦西亚和巴塞罗那等地居住过。在巴塞罗那学习期间，他是一个反对佛郎哥独裁政权的学生积极分子，曾与其姐姐一同断绝家庭关系而投身于反抗佛郎哥独裁政权的社会运动中。因为这种原因他被西班牙政府驱逐，以致未能取得巴塞罗那大学的学位。在巴黎，他因受益于政治难民的救济才得以完成自己的学业。但1968年的“五月风暴”时，年轻气盛的卡斯泰尔又再度卷入政治运动之中，这次他又被驱逐，最后只得转赴加拿大。 卡斯泰尔会讲六种语言，被誉为具有惊人的“欧洲式”理论分析能力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经验研究大家。30岁时他就曾以《城市问题》一书震惊世界，迫使整个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方向发生转变。为超越“美国式”的经验研究，他的足迹又几乎遍及全世界。卡斯泰尔对发展中国家尤为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邀请他做高级顾问，巴西总统卡多索，南非总统姆贝基，甚至俄国前总统叶利钦都纷纷邀他当政府高参。2001年5月，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专门在纽约召集会议，特邀他主讲。会上，他大胆提出“科技马歇尔计划”，旨在由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科技援助，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信息飞跃，以缩小数字鸿沟的负面影响。这一提议受到了与会代表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赞誉。
进入到上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体系、城市规模逐渐趋于成熟，而城市就业、住房、交通、环境等城市内部问题凸显，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从宏观的城市体系及中观的城市个体走向了微观的城市内部空间。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信息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与合作的深化，如何改变中国城市在国际分工中的依附地位，提升在世界城市体系的地位是我国当前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城市地理学研究内容体系与教学侧重
城市地理学与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区域规划等课程内容有诸多交错，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需要把握重点、合理取舍。城市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如图1所示，通过与其他课程有效整合后，将“城市概念、城市地域、区域自然及经济地理条件、地理位置、城市化、城市规模分布、职能分类、空间分布体系”作为“城市地理学”教学的重点。而“城镇体系规划”、“城市土地利用、城市内部地域结构”及“城市内部空间、城市问题”分别于“区域规划”、“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三门课程予以详细讲解。
城市地理学教学方法与实践探讨
结语
（一）女性认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萌芽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二、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二）现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职业女性史无前例的增加，女性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且可以随意出现在公共场合。传统的社会格局被打破，城市公共空间不再是男性的专有空间，女性也加入其中。然而，由于男女平等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性别歧视仍然没有根除，不难发现城市社会空间存在着性别不同所带来的各方面差异。由于性别不平等，男性、女性占据着不同的城市生活空间，社会地位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空间的占有取决于男女的社会角色，男女的社会地位也从城市空间中反映出来。在城市社会中社会管理者往往都是男性，很少有女性的身影，而辅、服务性的工作往往由女性承担。
关键词：微观城市实践；现代性；空间抵抗；微观策略
作者简介：孟超，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城市社会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3-0044-08
引 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高速推进，诸多城市问题也凸显出来。单就城市居民个体审美和体验层面而言，现代城市很少能带给人们美的观感，也很难称得上宜居。居民参与在城市空间中的缺席造成了城市空间的非人化。构建城市空间的有意识的行动主体并非是普通的市民。因此，城市（的空间设计与布局）往往很容易被、功能主义所绑架，并以一种简单化的、去实践的方式组织起来。[1]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的列斐伏尔、哈维等人指出，城市空间完全是更深层的资本主义运行结构的表征；城市的形成是资本运作的过程和结果；城市空间本身即是资本主义奴役人类的桎梏。
那么，怎样才能对抗城市空间的宰制性力量，建造更宜居的城市呢？我们可以借助知识精英对城市建设的反思，以形成社会力量、进行社会运动的方式参与政策制定和城市改造；也可以放弃对宏大城市空间的整体干预，选择微观城市空间进行介入，对城市空间的一小部分进行“处理”，使 事实上，后一种自发的城市空间“微改造”活动近年来已在西方城市中兴起，并开始为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人文地理学、艺术研究、文化研究等所关注。
一、微观城市实践的类型学划分
上文所述的微观城市空间实践活动，在研究文献（尤其是西方的研究）中有多个名称，不一而足。艾夫森用“微观城市实践”（micro-spatial urban practices）指代这种活动，它包括：
游击式园艺1（guerrilla gardening）和社区式园艺2（community gardening）;住房和零售合作社；“快闪”1（flash mobbing）和其他“闪电战行动”（shock tactics）;“社会经济”（social economies）和易物活动；目的不同的占领闲置建筑的“空的空间”活动；亚文化活动，如涂鸦、街头艺术、滑板和跑酷（parkour）;等等。[2]
道格拉斯则提出“自己动手的城市设计”（do-it-yourself urban design/DIY urban design），包括：
绿化――栽植或利用空置的土地、设施或门面；自发的街景重建――画交通标示线、安装设计元素，如标记、匝道、座椅；有诉求的都市主义2（urbanism）――由社区成员安装的宣传标识、公告或其他非正式设施，用以表达其政治观点、发展理念、有别于传统的生活方式。[3]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这类实践活动的性质和价值呢？道格拉斯总结了现有研究中关于“城市介入行动”（urban intervention practices）的三种话语：其一，被传统城市社会学和犯罪学视为破坏，往往意味着城市管理的混乱或缺位；其二，被视为概念艺术（concept art）、个人表达或亚文化的表现形式；其三，被认为与激进的社会行动、抗议活动相似，具有政治目的或蕴含变革潜力――城市介入行动往往意味着市民对商业化侵蚀的抵抗，被认为具有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维度。道格拉斯认为，这三种话语对城市介入行动的描述都不够精确。他通过对美国洛杉矶市的研究发现，一类属于“创造性阶级”（creative class）的群体对城市环境的不满，是促使其进行城市环境改造的动力。[3]
以上这些试图将微观城市实践理论化的努力并没有提出一种统一的框架。研究者们并没有区分种类繁多的自发性城市活动究竟是以改善空间为目的还是仅仅以之作为手段。比如，社区居民自发的社区美化活动，其背后很难说有什么特定的政治诉求，改造空间本身就是其目的。[3]但是，如“BUGA UP”这类的涂鸦行动小组就有对其行动性质和行动目的的明确意识。[2]他们的空间改� 现有的研究也并没有区分出，是对现存的城市空间进行改造以提升其质量，还是对其进行否定和破坏以显露出另一种城市秩序或“城市内的城市”（cities within the city）。[2]
我们可以通过下表对微观城市实践活动做一简单的类型学划分：
无论是微观城市实践、自己动手的城市设计还是城市介入行动，都不寻求或无力对城市整体的空间布局、空间结构进行调整，而是主张公民参与、自主管理，通过市民自身的力量在微观层面上进行空间操纵、修正（alteration）空间微环境。这种调整往往是自发性的，即使有组织也是松散的，而且往往是未经批准的，甚至是不合法的。本文沿用艾夫森的“微观城市实践”（micro-spatial urban practices）[2]这一术语，并用“微观策略”（micro-spatial tactics3）一词来指称这种空间实践背后的行动动机和行动逻辑。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微观城市实践不同于“日常空间实践”[4]，它更强调有意识地、有目的地进行空间干预、介入。对日常空间实践及其后果（通常是非预期的）进行的考察虽然能起到描述社会事实的作用，但是，这种考察并不期待指导社会行动和空间改造。微观城市实践也不同于“自发性的空间实践”[5]。自发性的空间实践虽然也是一种重要的市民空间实践，与本文所分析的微观城市实践有相似之处（都是由市民自发开展的），但是并不存在明确的目的性、指向性，因此本文并未沿用这一术语，而使用“微观城市实践”一词来加以区分。因此，日常空间实践、自发性空间实践等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二、现代城市空间及其抵抗
微观城市实践兴起于现代城市的背景之下，正是现代城市空间孕育了微观城市实践。因此，我们需要剖析一下现代城市空间及其遭遇的抵抗。
（一）“现代性”与城市空间
列斐伏尔最早发现现代城市空间与前现代城市空间的异质性，并以“城邑与城市”一组概念对前资本主义的城市和资本主义的城市进行了比较。[6]在列斐伏尔那里，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坚硬的外骨骼，整个城市空间（甚至整个世界）都被当作工具，服从于资本主义的要求，以城市规划、区域经济学等科学的方式被组织起来。列斐伏尔指出，现代城市空间可以被认识、被规划、纵，可被资本主义借来实施权力， 而且，正是在现代社会，认识、操纵空间的技术和能力才真正成为可能。
要说明这种现代城市空间，最具直观性的恐怕是现代主义的建筑美学与城市规划。现代主义的建筑可以确认的一个源头是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其推崇几何形式美、唾弃无功能性装饰的建筑美学主宰了全球的建筑设计模式，“改造和重建着世界各地的城市形象、建筑与设计”[7]（P23）。现代人习以为常的钢架建筑、玻璃屏墙、“楞形建筑”正是现代主义建筑美学的典型代表。
斯科特分析了国家（中央政府）试图以“一揽子”的方式确定城市形态的努力，巴西利亚和苏联是典型代表。[1]从一方面看，这一努力是失败的，因为它并没有提供一种好的城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相当成功，因为它的确改变了城市形态进而左右了市民的生活方式。
雅各布斯认为，城市改造消灭了传统城市富有活力、能够促进社会交往的空间（尤其是传统型的街道、商铺），城市因此变得冷酷和危险。[8]此外，现代的城市设计削弱了城市吸引、容纳人群的能力，阻碍了人们驻足和步行，因此也无助于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9][10][11]
桑内特等人把现代城市人作为重要的思考对象，他们注意到现代城市中人与建筑环境的关联正在减弱。[12]究竟是个体意识的增强才催生了私密性空间还是相反，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但是，个人向私密空间的回缩显然增加了都市人的孤独感。封闭社区/门禁社区（“gated” community）在城市中的大量出现则加剧了这种空间隔离感。[13][14]
假如我们把城市视为一个文本的话，那么它的巨大和复杂使得我们越来越难以把握其全部，也就是说，它的“可读性”越来越弱。对此，肖特如是说：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他人的创造里，生活在为我们而非被我们设计的环境里。当代城市也是可读的，但那些供我们阅读的印记却只是建筑师的签名……所呈现出的是来源于单个建筑师的行为的景观，而非扎根于建筑形态和意义的某种共同语言。正因如此，我们的城市变得难以理解，变得如此令人迷失，深感沮丧。读它们就像读一本外语写的书――我们能够认得每一个字母，但却无法领会整体的意涵。我们有了安全的庇护所，却丧失了公共的城市。[14]（P439）
城市空间在维护社会平等方面并不成功。城市被划分、区隔为不同“领地”，意味着社会分层结构在城市空间中的投射。不仅如此，哈维通过对房地产市场资本运转的研究，揭示出城市更新对于城市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巩固作用[15]。
现代城市问题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性的空间认知和空间操纵方式给人带来的压迫是这些问题的根源。空间一直是隐身于城市研究/城市问题中的一个重要议题，隐含在每一种分析中。西方城市早期的观察者就已敏锐地发现，漫步于城市之中、与城市环境进行互动，是城市体验的重要来源。而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和扩张，城市变得更加复杂，城市空间与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无论是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还是雅各布斯等人社会学维度的引入，还是美学家、建筑学者对于城市规划的反思，都可以归于空间对于市民的限定和压迫：在微观层面上，现代性左右了城市的建筑语言，推崇一种简化而直接的几何美学；在宏观层面上，现代性/资本主义主宰了城市的空间布局，推崇效率和功能，工具性地支配空间，进行区隔。在城市宰制力愈发强大的同时，市民控制城市空间的能力在弱化，与城市的关联在减退。这些都无一例外地带来了现代都市人性尺度的丧失，并以空间体验的形式传递给市民。
（二）走向一种空间抵抗的政治学
尽管市民力量可以施展的空间很小，但也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在法国社会学家德塞图看来，现存秩序是可以被“洞穿和撕开（punched and torn open）”的。[16]（P96）弱者无力掌控现有空间，但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开展“游击战”，迂回潜入权力的所在，伺机而动，通过日常生活的“微政治”，弱化空间的控制。
相较于德塞图的“诗意抵抗”[17]，列斐伏尔的处理方式则更为务实、更依赖市民的自觉意识和改造能力。与德塞图相似，列斐伏尔也指出城市空间并非密不透风，而是存在着“孔洞和裂缝”（holes and chasms）[18]（P156），蕴藏着城市变革的可能性。在其构想中，列斐伏尔颇具马克思主义色彩地指出工人阶级可作为城市变革的主体，而其手段正是社会运动。在前文中我们提及，列斐伏尔认为城市空间被资本工具性地使用，它处理的是流动的问题（包括劳动力的流动）。资本对劳动力进行消费式的再生产，通过空间规划的方式将劳动者的工作地与居住地相分离。在列斐伏尔的时代，大量劳动者在巴黎郊区居住，被逐出日常交流与文化生活的中心，其生活因而陷入“交通―工作―休息”的循环模式。[19]要而言之，“人们奔忙在从住处到车站的路上，挤上拥挤的地铁，抵达办公室或工厂，在晚上用同样的方式回到家里，休息，第二天接着这样”[18]（P159）。在这里，我们俨然看到了马克思“异化”观点的列斐伏尔式空间版本。过去那种活泼的、诗意的生活正在逐渐丧失。因而，最受剥夺的工人阶级最有动力也最有可能成为变革的主体。
列斐伏尔开始思考城市问题的20世纪60年代，正是西方社会运动高涨、各种思潮和文化现象大量涌现的时代。因此，列斐伏尔的以阶级和社会运动为中心的理论指向颇具时代性。相对地，列斐伏尔所提出的另一概念“进入城市的权利”（right to the city）仍在半个世纪后引发回响，恰可 如列斐伏尔所言，这一概念像“一种呼声和一种要求”[18]（P158），唤醒市民对其自身处境和生活状态的关注。在《进入城市的权利》中，列斐伏尔进行了有关“人的本质”的讨论，在其对人的本体论预设中，他指出人的社会需要“有其人类学基础”[18]（P147）。但是，有一些特殊的需要并没有被商业和文化机构满足，它们包括“对创造性活动的需要，对艺术品的需要（不仅是商品和消费性的物质产品），对信息、象征、想象、娱乐的需要”[18]（P147）。而进入城市的权利，就是要将城市交还给大众，赋予其享有一个艺术品式城市的权利，而非仅仅作为物的城市。在另一层意义上，这种权利无关国籍、身份、财富，而仅关乎是否栖居于此城市之中，赋予市民“进入城市的权利”就是在给市民赋权，承认其自主介入城市空间和城市事务的合法性，而无须事前获得财产所有者和管理者的批准。这一概念在列斐伏尔之后被进一步拓展，成为市民利益最重要的支撑。[2][20]
三、空间特质，微观策略与微观技术
下面，我们将具体阐述微观城市实践的空间操纵策略与技术，而这种策略与技术和微观空间特质密切相关。
（一）城市空间秩序与空间特质
城市空间秩序得以维持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1. 城市空间的物理性/刚性
空间具有固定性，一个建筑一旦建成就很难变动了，至少会在十几年、几十年之内维持现状。空间以土地的形态被认识和支配，因而可以被出租和出售，以私有财产的形态存在，这使其更加稳定。以建筑物、道路作为物理形态的城市构建，必然要求巨量的资本，这天然地将（相对而言）拥有更少量资本的城市居民个体排除于城市构建之外。城市空间也往往与所有权/产权相关联，一旦形成，市民无法（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物理破坏。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刚性的城市空间确定了市民在其中流动的“管道”，决定了其移动轨迹和方式。在这种移动中，市民与空间产生互动，生成日常生活体验。由此，物理空间的宰制性就掩盖于生活的日常性和常规性之下，被人们无意识地接纳了。
2. 常规化/去参与化
城市的运行、运转，依赖于城市内部高度的功能分化。为维持城市的正常运作，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突发事件的处理，如城市布局规划由政府、规划部门负责，卫生、美化由环卫部门负责，城市秩序由城管、警察维持，社区由物业公司维护。这意味着任何违反城市秩序的努力都会被快速清除，限制了市民参与到城市发展之中，因而限制了向另一种城市发展的可能性。
3. 匿名化/去公共性
早在20世纪早期，城市观察者们就道出了城市的本质：城市意味着陌生人的集合。城市中填充着无面孔的人群――无态度的个人、无公共性的个人、无表达能力的个人。现代市民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公共空间或半公共空间（由私人所有的公共空间）。其特性在于，任何人都可以进入，有一定容积，能够容纳一定量的人群。但是，如此的公共空间并不具备传统公共空间融合公共事务、聚集人群的能力。存在于城市中的公共人的空间基础已经消失了，由此引发了桑内特断言的“公共人的衰落”[21]。
4. 符号/想象层面的固定性
既有的空间限定了空间想象，从而限定了通向另一种城市的可能性。资本与权力的逻辑总是倾向于将其自身的逻辑永恒化，并通过空间的形式固定下来。正如吴宁所言：“当城市将人对环境的理解加以形象化和象征化，经济和政治力量便在不知不觉中恣意地操纵了空间，改变其社会性格，也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人在不知不觉中落入这种空间逻辑中。”[19]更为隐蔽的是，权力和资本不仅控制着城市的形态，还以知识的方式赋予这种定义合法性；换句话说，它们进入了话语体系中，从而阻碍了市民对另一种不同的城市的想象力――高楼大厦、钢筋水泥变成了人们心中现代城市的本来状态，也是应然状态。人们认可这种关于城市的“永恒话语”，甘愿服从于一种干净整洁、现代的都市想象。悖于这种都市想象的存在物则意味着脏乱落后、不和谐，是必须被清理的对象。
由此，在城市空间中，物质与符号相交缠，试图确定城市的永恒秩序（the very order of the city）。打破这种知识和构建的垄断性，挑战城市的永恒秩序，正是微观城市实践的诉求所在。为此，需要有意识地利用一些策略和技术。
（二）微观策略
在前文中，我们论及了德塞图提出的几种游击式抵抗策略。如费斯克所言，德塞图理论隐喻之下的假设是“强势者是笨重的、缺乏想象力的、过度组织化的，而弱势者是创造性的、敏捷的、灵活的”[22]（P39）。城市空间以固定僵硬限定市民，也就必然将其弱点暴露给市民，成为其偷袭和耍花招的对象。我们可以以费斯克对商场的分析为例说明这一点。商场是商业化空间，而弱者可以借之将其“转变成由弱势者控制的数不胜数的空间”[22]（P50），由此成为青少年的活动场所，形象、时尚的来源，儿童、老人的取暖/乘凉场所，等等，由此，商场的空间限定被消解了。尽管德塞图的日常生活抵抗策略很可能导向一种对日常空间实践的分析，而不是一种积极能动的城市改造运动，但是他的策略仍能为市民所用。
而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的观点也能给我们一些启发。索亚的“第三空间”可以从福柯“异托邦”和列斐伏尔“空间的三元辩证法”中找到渊源。它是斗争的空间，没有人在控制着，因为未确定而蕴含着无穷的可能性。更关键的是，“第三空间”还意味着一种新的空间思考模式，“意在起爆和解构”。[23]（P211）
克劳福德则更为具体地总结了几种策略：
去熟悉化（在既定的城市空间中识别出新的可能性）;再熟悉化（重新占领城市中被异化的空间）;去商品化（主张城市空间中使用价值要大于交换价值）;替代性经济（如循环利用和礼物交换经济）;差异性合作（强调生成性而非预先建构）。[2]
微观城市实践有赖于对城市空间特质的把握和利用。其策略在于，针对空间逻辑，利用空间特质，以操纵和改变城市空间微环境。更为关键的是，微观策略必须是突然的、灵动的；任何试图日常化微观城市实践的努力都会削弱它的力量。结合上述理论家的观点，笔者在此将其具体化为如下几种策略：
1. 公共空间事件的制造。例如：快闪、行为艺术等。针对城市空间的常规性、固定性，通过事件的制造，以快速、突然性、具有破坏性，打破常规，造成原有空间的短路、中断、扰动、紊乱。
以近几年在全世界城市中流行的快闪为例。快闪像投入平静池塘的一颗石子，激发了观者的新奇感和困惑。大多数人参与快闪等街头行为艺术的动机是“有趣”，拥有更多诉求（如公益）的行为艺术会试图扩大影响，以期在短时间内引发人们对某一话题的注意甚至政策的改变。快闪的发起者同样认识到这一点，有些“快闪”发动之前甚至预先找好记者来进行报道。[24]因此，公共空间事件似 或许在这种意义上，政府门前“静坐”、“散步”等软性的抗议活动也是一种行为艺术。制造公共空间事件有望成为城市空间中“弱者的武器”[25]。
2. 空间的挪用与转义。例如：篡改广告牌、装置艺术等。针对空间的物理性/固定性，通过对空间的操纵，改变原有空间的意义。
特别是大众缺乏精英的文化创造力和生产能力，因此“挪用和转义”是大众空间操纵资源库最为重要的工具之一。我们可以以大黄鸭（Rubber Duck）为例。大黄鸭是荷兰艺术家弗洛伦泰因・霍夫曼的装置艺术作品，其样式为浴缸橡胶鸭子玩具的巨型版。大黄鸭为坚硬冷漠的现代都市增加了一点童趣和温馨感，唤醒了观者的童年体验。在香港，大黄鸭被放在维多利亚港，背景是香港的高楼大厦――资本主义和金融业的象征物；在北京，作为大黄鸭背景的则是颐和园的宫殿――意味着权力和古老，维护着一种集体记忆。将大黄鸭置于这些地方，并没有物理地破坏原有的建筑，却构成了对其固有表意的解构。
3. 公共性和公众的制造。例如：发表演说、进行演出、行为艺术、社区农场、社区式园艺等。吸引公众注意，制造话题和事件，并且，不仅面对在场的公众，还希望媒体将这一事件放大并传播。
艾夫森总结了确认公共空间的两种方法：地形学法（topographical approach）与程序法（procedural approach）。[26]与地形学法看待公共空间的视角不同，过程视角下的公共空间之所 在互联网时代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可以通过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制造事件，吸引眼球，并转移到传统媒体和网络上，形成议题，“询唤”出公众――因为公众只存在于对议题的响应中。在格鲁看来，制造公共空间和公众甚至不需要开辟一块空旷的场地――公共性不意味着人们于地点中的同在，而在于在公共艺术所创造的私密却又共同的情绪和体验中与他人“相遇”，在于引导观众进行交流和回应。[27]
4. 重建市民生活价值。例如：设施改造、环境美化、跳蚤市场、旧物交换等。
前面的几种策略都在借用原有空间，而这种策略则是试图改造现有空间、提升空间品质。一方面，美化环境意味着一种拒斥，拒斥外界强加于生动的生活之上的逻辑（商业化的、美学的，等等），建立起一种温馨可爱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市民参与到改造城市环境的活动之中，则有可能重建市民与城市之间的联系，扭转空间对市民的单向控制。仅仅是参与到城市空间本身，就已经意味着将“进入城市的权利”兑现。哈维对交换价值的强调也是市民生活价值的重要内容。[20]
（三）微观技术
空间实践不仅意味着一种策略，还意味着一种能力/技术。街头张贴的小广告虽然也是对城市秩序的破坏，但是没有人 而一种好的表达方式不仅更为有效，而且能赋予这种方式以合法性。而且，作为一种城市政治和空间抵抗策略的微观城市实践成功与否，在于其能否有效地制造/揭示出（城市现存秩序与另一种可能城市之间的）张力和紧张。[2]如果没能制造出这种紧张，它就是失败的。
在此，我们以涂鸦（graffiti）为例进行说明。针对市民在城市空间表达能力和表达技术不足的情况，用文字直接展示观点、想法，或用符号、图画等象征性的方式进行表达，就是一种较为简单可行的微观技术。假如城市是一个巨大文本的话，那么涂鸦就是最为明显的“书写”方式。诸如涂鸦、涂写标语、壁画都是这种空间涂写技术的典型代表。以涂鸦为代表的街头艺术（street art）是西方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在西方论者看来，仅仅是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的涂鸦，就已经彰显着一种反叛的姿态。涂鸦也可以被更有目的地使用。例如，针对商业化（尤其是广告）对城市公共空间的侵蚀，以篡改、挪用广告牌，墙壁涂鸦的方式进行政治表达。这种西方文化现象更� 而另一些无政治诉求的涂鸦则寻求在汹涌的商业文化、大而无当的城市设计的空隙中找到以市民的力量、以市民的方式美化环境的空间。正如Sudbanthad所言：
（街头艺术）不同于装点着我们公共空间的任何其他东西，它们并不向我们兜售最新款的鞋子或是刚上市的低碳水化合物啤酒。街头艺术并不简单。它是一种抵抗，抵抗付费的商业广告对我们视觉的主宰；这种垄断就要被打破了。[28]
结 语
微观城市实践是一种激活空间想象和空间体验的方式，通过种种策略和手段制造现实空间与想象空间的张力。微观的城市空间介入是一种唤醒，或许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的重要性是与直接介入城市规划、公共决策等过程不相上下的。微观城市实践也不是排他性的，它并不排斥从其他角度反思城市、构建城市的可能性。
微观城市实践可以是装饰社区环境、营造邻里空间，也可以借用之作为政治表达的手段。参与者可以是普通的社区居民、任何不满于城市空间现状的人，也可以是有意识改变城市现状的精英，如艺术家、建筑师、城市规划者。尽管城市空间实践如此多样，但其目的都是让城市变得更好：它至少能让城市变得更有人情味、更宜居，让城市生活和城市形态更为多彩，从而提升城市的“城市资本”[29]。如有可能，它能使城市居民反思自身的生存状况，并据此采取进一步行动，从而促成一种更为多元、民主和公正的城市。此外，正如本文一再强调的，微观城市实践实际上具备多重面相，应该以跨学科的视角看待之，而不应该囿于某一单一的学科或视角。进行微观城市实践也是如此，应该借鉴社会学、艺术、城市规划、建筑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视角。
但是，微观城市实践也激发了很多争议和讨论。在此，仅提出如下几个问题，留待进一步研究和思考。
1. 微观城市实践的实用性
前面所论述的主要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学者的观点，他们的理论在东亚城市的适用性如何？西方拥有较长的民主历史，公民精神较为成熟，其政治形态、文化样态、思维方式也与东亚并不相同。而且东亚城市居民一般习惯于高密度的城市居住环境，这也与西方城市颇有不同。那么，微观城市实践是否仅仅是西方民主和公民精神在城市空间中的一种表达？微观城市实践的“他山之石”究竟在中国有多大的适用性，是否面临着水土不服的问题？
2. 微观城市实践的合法性
微观城市实践是与建成环境（builted environment）相对抗的。既然是建成建筑就必然与私有产权和个人占有相关。微观城市实践往往是未经（政府和财产所有者）审批的。即使是貌似完全无害的公共艺术作品，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例如，理查德・塞拉的极富争议的装置艺术作品《倾斜的弧》（Tilted Arc）就在强烈的抗议声中被拆除了。市民自发干预城市空间的努力即使是在标榜自由主义、拥有较长民主历史的西方国家中也面临着种种问题：它是否侵犯了公共利益？是否意味着对私人财产的破坏？公共与私人的边界在哪里？
3. 微观城市实践的主体
道格拉斯指出，“DIY城市设计者”一般从属于一个“创造性阶级”，或者从更为主观的角度来说，是“年轻人，中产阶级，城市社区新进入者，寻找（或创造）他们的‘新波西米亚’（neo-bohemia）”[3]。道格拉斯实际上是将理想主义者、积极的社会活动者作为微观城市实践的主体。但这种拥有足够的创造力、改造社会的积极性和志愿精神的群体是否普遍存在？何种社会群体、社会组织能够成为微观城市实践的稳定主体？
参 考 文 献
[1]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 K.Iveson. “Cities within the City： Do-It-Yourself Urbanism and the Right to the city”，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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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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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盖尔、吉姆松：《公共空间・公共生活》，汤羽扬、王兵、戚军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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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桑内特：《肉体与石头》，黄煜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13] 戈特迪纳、哈奇森：《新城市社会学（第三版）》，黄怡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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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D.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z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
[16] M.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17] 吴飞：《“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解读米歇尔・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
[18] H.Lefebvre. Writings on Cities， Oxford： Blackwell，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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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D. Harvey. “The Right to the City”，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03，（4）.
[21] 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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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26] K.Iveson. Publics and the City， Oxford： Blackwell，2007.
[27] 格鲁：《艺术介入空间：都会里的艺术创作》，姚梦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8] G.Douglas. “The Art of Spatial Resistance： The Global Urban Network of Street Art”，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2005.
一、学科基本认识
（一）城市规划管理是一门基于远见的学科
学科的外部环境和市场需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发生了本质性变化。根植于建筑学科的城市规划学不断兼收并蓄经济地理、环境生态、园林景观等周边学科理论与方法，随着社会、经济、环境问题的不断涌现和政府公共治理进程的推进，依附于城市空间的经济属性、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凸显，使得城市规划管理由极度重视物质空间转向关注居住在物质空间的居民和政府城市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基于远见的城市规划管理学科人才培养首要的是正确的趋势判断和价值选择，而趋势判断的基础则需要经济投入产出的分析、社会伦理和政府公共治理等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基本知识的支撑。
（二）城市规划管理是一门基于制度的学科
国外现代意义的城市规划是为了解决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而诞生的，由公共部门组织的城市规划具有深厚的公共政策传统。与此相悖，我国的现代城市规划是建立在制度影响为零的假设之上，因此制度是与城市规划技术无关的变量。事实上城市规划管理处于高度不确定的变化过程中，制度的忽略使得规划远离了现实。2011年我国的城市人口历史性地超过农村人口，城市规划管理由管理增量转向管理存量，由管理空间转向空间与社会并重，因此城市规划管理重心、管理方法和管理工具需要不断调整，使得传统的空间设计、工程设计退到次要地位，城市制度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城市规划管理需要掌握制度和政策设计的技巧。
（三）城市规划管理是一门基于责任的学科
我国城市规划建设的大部分历史性失误并非由于具体规划技术方案、手法出现错误，而是规划目标和理念导致偏差。城乡规划管理以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根本任务，促进土地科学使用为基础，促进人居环境根本改善为目的。当前城市和谐社会关系构建的平衡基础是公共利益，协调公共利益成为城市规划管理的本质核心。城市规划管理的前提首先是责任和人本精神，社会责任感是城市规划管理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责任意味着需要具有提供“诗意栖居环境”的技术能力、秉承“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捍卫“公平公正”的价值观。
二、教学体系特征
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经过近10年的探索，克服了一系列教学难题，初步构建了具有人民大学特色、符合时展的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
（一）构建适合学科发展方向的课程体系
从2005年本科培养开始，每年的课程设置不断调整，调整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选择教学最好、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讲授公共基础课，针对学生反映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二是开设教师擅长的又符合培养计划的课程；三是研究其他院校规划专业的课程设计，征求毕业学生和用人单位及专职委的意见，逐步建立具有人民大学自身特点的培养体系。
在教学内容方面，注重哲学与方法论、法律、计量分析、计算机应用与价值取向教育，设置社会学、公共政策、社区建设、社会福利、城市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并将经济学作为必修的核心课程。根据城市管理前沿的需要，充分发挥人民大学学科优势，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形成与工学互补的城市管理本科教学体系，构建了“4+2”课程结构：即4个学科的理论知识主线：公共管理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学；2类分析方法：空间分析方法（包括GIS分析、CAD等规划制图方法）和数量分析方法（包括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公共管理学主要开设管理学基础、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原理、市政管理学、城市土地与不动产管理、城市交通规划与管理、城市社区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非营利组织概论；社会学主要开设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城市社会学、城市就业与社会保障；规划学主要开设城乡发展与规划导论、中外城市发展史、建筑学基础、城市总体规划、城市规划与设计、城市规划管理、城市研究、城市地理学、城市更新与旧城保护、城乡规划法律与法规等；经济学主要开设经济学基础、产业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土地经济学等。
这套城市管理本科教学课程体� 城市规划是综合配置城市土地资源和城市公共资源的手段，城市规划管理是宏观层面的城市管理。人民大学城市管理本科学科建设突出城市规划学的教学，同时突破中国传统的技术性规划教学，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教学体系，构建公共政策视角下的城市规划教学，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将城市规划引申到公共政策领域的教学体系，符合公共管理学专业化、城市规划学管理化趋势，为国家培养转型期需要的交叉学科复合型人才。
（二）形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在课程体系的指引下，为突出特色，城市规划与管理系特别注重课堂教学方法的创新、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为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本科有4门专业课开展了课外体验和实践。课程考核采用“大作业”形式，要求学生能够运用所学技术手段，解决该课程领域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在大学的四年时间设置了三次递进的实习：2年级学院组织的社会实践，初步认识城市管理；3年级暑期在实习基地为期一个月的专业实习，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观察城市问题，学习与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4年级最后一学期根据自愿的原则在相关城市管理与规划部门实习，或者参与系里教师的学术研究，锻炼提升学生解决综合性城市管理问题的能力。
跟踪前沿实践开展学术研究和实践教学。一流的学术研究是一流教学的保障。城市规划与管理系的学术研究围绕学科建设展开，并及时将最新研究成果带上课堂，60%的老师申请到国家基金项目，每个老师都围绕学科建设需要开展研究并撰写论文；实证研究项目和规划编制项目选择也都以符合学科建设� 为此我院规划与管理系根据区域特征先后建立了北京朝阳区、扬州市、安庆市、成都温江区、自贡市等5个教学科研实习基地。3年级学生暑假集体在实习基地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实习，地方需求大幅度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人民大学师生为实践单位带去了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理论和方法，受到实践单位欢迎。实践基地则为师生跟踪最前沿的城市管理实践提供了极好的平台。
城市规划与管理系教师长期耕耘于城市管理学术前沿，实现教学相长。为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鼓励学生参加全国城市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组织的社会调查竞赛。为增加本科生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通过微信、公共邮箱等途径，挂出课题题目和需要的人数以及各种专业会议的信息，鼓励学生进行申请。
城市规划管理学科还处于探索阶段，结合课程设置，规范教学内容，我系根据教学培养方案，积极进行相应的教材建设，其中按照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签订的系列本科教材协议，出版了《城市管理学》、《城市总体规划原理》等教材。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签订的公共管理视角下的规划系列教材包括：城市发展的经济学分析、城市发展的社会学分析、城市发展的政治学分析、城市规划公共政策原理、乡村规划基本原理、统筹城乡发展规划等，近几年将陆续出版。
（三）探索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培养手段
好的教师支撑好的教育。由于我系教师数量少，结构趋向于多元化、年轻化，为弥补前沿问题研究的不足和拓宽学生视野，一方面采用聘任兼职教授的形式弥补目前师资结构的不足，另一方面根据教学内容，聘请政府机构、研究机构、企业等的实践工作一线的资深专家进行专题研讨，保证学生有机会聆听全国一流的教授、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实证案例，为学生拓宽国内视野提供条件。
我们一直坚持学生培养的国际化导向，通过鼓励教师出国进修、为学生出国交流创造条件、与国外大学建立合作关系等方式提升国际化水平。平均2年举办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为学生提供近距离接触国际一流学者的机会，并与国外大学形成长期稳定、制度化的教学合作关系，包括与墨尔本大学和剑桥大学签订学生互访协议，与奥克兰大学联合举办“国际城市研究与规划实践”联合课程；每年多次邀请包括剑桥大学Elisabete、墨尔本大学韩笋生教授、旧金山州立大学的Richard LeGates、UPENN的John Landis教授和Eugenie Birch教授、旧金山州立大学的Richard LeGates教授、格罗宁根大学的Gert de Roo教授、UIC大学张庭伟教授等国外知名教授为学生授课，建立与国外大学的联合研究渠道，共同展开国际研究，提升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国际视野。
（四）树立人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
人民大学城市规划管理专业以“人文、人本、人民”为核心理念，培养具有综合分析能力和人文精神的城市规划人才，明确公共政策导向的城市规划管理的“人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的重要性，把德育培� 为此，教学团队每月至少开一次讨论教学相关事宜的会议，向学生推荐必读文献，鼓励学生多读书、读好书，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调查与实践，强调人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2010年4月14日玉树地震，我系师生秉承“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精神赶赴灾区，在前沿事件中锻炼成长，援建3年时间里共有30名学生到过灾区，
三、教学体系创新
（一）树立城市管理专业的基本理念
传统城市管理专业设置多基于部门化管理的需要，侧重本部门的技术管理，或者是直接针对政府管理需要的行政管理。城市是具有自身发生发展规律的复杂巨系统，中国转型发展极大地增强了城市各领域之间的互动性，几乎所有城市的重大管理难题都是跨部门的复杂问题。我系创新城市管理学科建设理念，以城市发生发展规律的教学与研究为起点，赋予学生认识和解决中国转型期综合性重大问题的知识结构和能力。
（二）重构城市管理学学科体系
经过多年对城市问题的跟踪研究和教学实践，我系逐步建立了能够面对和解决重大综合性城市管理问题的专业教育体系，拓展和丰富了公共管理学的学科架构，增强了公共管理学服务社会的综合能力。同时也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中国传统规划学的经济社会内涵，为工学背景下的城市规划专业向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转型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三）完善教学体系的逻辑脉络
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科2年级分专业，1年级的公共基础课由学院统一安排，包括管理学、经济学基础课程，从2年级学生开始接受专业训练，规划专业课程本着从微观到宏观、从历史到现代的教学逻辑在两年内进行安排，同时按照2年级开设经济学和管理学专业课，3年级开设社会学专业课的基本原则，方法课程安排从1年级开始开设，遵循从数据到图形空间的教学逻辑，同类课程前后具有逻辑连续性，不同类课程具有互补性，形成目前相对合理、均衡的教学时序体系。
（四）探索专业教学的创新模式
培养具有综合分析能力和人文精神的城市规划人才，但由于公共政策导向的城市规划管理的“人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的重要性和学生专业发展的优势与弱点，我系一直试图探索符合自身专业发展方向的培养模式，教学过程中强化人本精神的培养，如本人教授的城市地理学采用分组调查社会空间和管理问题的作业形式，发现城市热点问题；城市总体规划原理课采用从空间和管理的视角解读茅盾文学奖作品作为作业的“另类”训练手段和研究方法，通过感性方式切入，辅以文献查阅、现场调查等理性方式解读城市、发现问题、思考对策，出版了学生作品集《从感性走向理性》。乡村规划理论与方法课采用规划后评估的教学形式反观乡村的本质和规划编制、实施、管理的关键所在，均是对教育培养模式的探索和思考。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著。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著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 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著《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著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娼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著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文做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
在西方社会学快速发展并在中国开花结果的背景中，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成为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都市问题的典范，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吴景超先生在“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还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堪称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综合了吴氏“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以及邱氏学科建设上的贡献，才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描绘了一副相对完整的图景。也正是包含了“观点”、“方法”和“学科意识”的中国城市社会学，成为了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分支、一个缩影，它跟其它分支社会学一道构筑起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相结合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生态学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认为，生态哲学经过多年的迅速发展，形成了多种学术取向，且都可以给社会学以较多的启发。
关 键 词：生态学 生态哲学 社会学 启示
生态学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活动休戚相关。特别是近50年来，随着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协迫效应的增加，生态问题成为当今世界重要的全球问题。人们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形成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历史上，社会学受过生态学很多影响， 一些社会学家曾借用生态学的概念和理论进行过重要的社会学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保护运动的风起云涌，生态哲学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对社会学的影响也愈加明显。
一、历史上生态学对社会学的影晌
生态学作为描述个体生物及生物种群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是19世纪后期由一些动物学家与植物学家建立的。进入20世纪后，生态学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在美国社会学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20世纪初，当偏重于理论建构的欧洲社会学在体制化上进展缓慢之时，美国社会学的体制化却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在其内战结束后半个多世纪中高等教育发展迅猛， 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学的体制化过程基本完成，社会学在各大学建立了稳定的学科地位，但还缺少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来指导社会学研究。在此情形下，一些社会学家将生态学的概念和理论大量借用到社会学研究中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4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 曾出现“城市生态学”(urban ecology) 、“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 及 “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 等研究方向。其中，芝加哥学派 (chicago school) 的帕克及其学生对人类生态学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 产生的影响也比较久远。
人类生态学理论是在20世纪初社会学家借用生态学科的术语、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所形成的一个理论学派。在当时这些社会学家看来，人类社会与动植物世界有着许多相类似之处，因此，可以发展形成社会学领域的人类生态学理理论。可以说，人类生态学理论的诞生和发展对于美国社会学早期的发展的影响和贡献是巨大的。从美国社会学发展史角度来讲，人类生态学是美国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本土社会学理论。在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异军突起之前，人类生态学理论支配了美国社会学界。
人类生态学理论的贡献和影响不仅表现在对美国社会学早期的发展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上。人类生态学理论对于城市社会学学科的诞生和发展其影响功不可没。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没有人类生态学理论，作为独立分支学科的城市社会学就不可能诞生。[蔡禾：15-16]人类生态学理论是城市社会学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自身理论体系，是新城市社会学理论范式出现之前城市社会学领域唯一居支配地位的理论范式，它指引了城市社会学发展方向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20 世纪20年代、30年代是人类生态学派的全盛时期，除帕克外，伯吉斯、麦肯齐等学者都努力将生态学的原理应用到社会学研究中。帕克引用生态学原理，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大自然平衡定律去解释城市中人的行为，城市好像一个大自然环境，人类按不同特性聚集而居。为了生存，这类人、动物或植物要与另一类人、动物或植物争夺最佳的位置及稀有资源。
这些早期的研究，基本上是以类比的方法，借用生态学中的概念及相关理论，来研究一些社会学问题，诸如城市中人口的空间分布对人们行为的影响，社区解组(ccmmunity disorganization) 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自杀率、离婚率的空间分布与道德共同体的对应关系等，研究的是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而非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20 世纪50年代末，邓肯在人类生态学的基础上，提出人口（population）、组织(organization)、环境（environment）、技术（technology）等四个因素组成一个“生态复合体”，简称为poet生态复合体。生态复合体的概念强调了人类利用组织和技术手段主动适应环境的一面，这是人类独具的特色。
同一时期，也有的学者借用生态学的理论与概念来研究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过程，形成了“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方向。但从事这些研究的主要是人类学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人类历史早期或现代的不发达地区一些社会组织较简单的社会。社会学家一般认为限制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不是生态环境条件，而是社会体制的安排，因而他们对工业社会的研究多集中于社会内部的组织与矛盾，而很少涉及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二、 生态哲学的兴起与发展
生态哲学或环境哲学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由于人类经济技术盲目地发展造成人类生态环境危机的境况下产生的新兴哲学应用学科之一。在一些专家看来 ,“生态哲学”与“环境哲学”研究的对象、观点和方法大致是相同的 , 都倡导一种新的价值观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可以看作是同一学科的不同说法。只是，“生态哲学”更多强调的是用生态学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和生态科学的方法论去观察、评价和调节自然一技术一社会的关系， 而环境哲学则重视借助于生态学、伦理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知识来探讨自然一技术一经济一社会的关系，寻求人一自然一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王正平，p29]
生态哲学或环境哲学的孕育，起始于20世纪初至 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在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同时也造成森林资源和野生物种的破坏，带来城市的空气、水源和生活环境的污染。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注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 ,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1933 年，德国哲学家阿尔伯特·施韦兹(albert schweitze)出版了《文明与伦理》一书，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原则。1949年，美国生态学家、森林保护工作者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ld)的论文集《沙乡年鉴》出版。在该书“大地伦理”一章中，他提出， 为了保护“生命共同体的稳定、完整和美丽”，需要一种新的大地伦理。在这个生命共同体中，人类只是“普通的成员和公民”。1967年，美同历史学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很有影影响的论文《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林恩·怀特认为，我们的生态危机，根源于西方人犹太教——基督教的观念， 即认为人类应该“统治”自然。由于我们把自然视为异己，仅把它看作是供人类开发的资源，我们已经使地球遭受了大浩劫，并正在带来严重的恶果。他指出，“我们对生态环境的所作取决于我们对‘人---自然’关系的认识。更多的科学和更多的技术将无法使我们摆脱现在所面临的环境危机， 除非我们能找到一种新的信仰。”人类为了克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 必须探寻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价值观念”。这个精神成长的需求，必须由以专门探讨人与自然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学问来完成， 生态或环境哲学便应运而生。20世纪70年代是人类环境意识全面觉醒的时期， 也是环境哲学的形成时期。1970年举行第一个“地球日”(earth day) 之后，1972 年联合国环境大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 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类环境宣言》。环境哲学形成的标志是这一时期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有关环境哲学的重要论文和著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l972年，威廉姆·布莱克斯编辑出版了学术论文集《哲学与环境危机》。1974年，挪威学者 s.kavloy 正式提出“生态哲学”一词。此后国际上陆续出版了以“环境哲学”或“生态哲学”命名的著作、论文( 集 )。环境哲学开始广泛探讨为什么应该和何以能实践的问题，开始以主动挑战的精神剖析和反击西方哲学、科学与文化传统中的谬误。从一系列哲学根本问题和话语形态上看，环境哲学都可以说是西方现代哲学史上实质性的哥白尼革命。
20 世纪 80 年代是环境哲学的确立时期。这一时期，人们在环境保护上“地球第一”的概念已经形成，许多哲学家、科学家继续以自己独特的环境哲学思考方式论证自己的环境价值观念，提出自己的环境保护方式，并开始确立起相对稳定和比较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l981年，斯可利穆卫斯基 (henryk skolimowski) 在伦敦出版了《生态哲学：设计新的生命策略》。1983年，汤姆·雷根出版了在动物权利理论方面的重要系统著作《动物权利的情形》。罗宾·阿特弗尔德 (robin attfield) 出版了专著《环境问题的伦理学》。环境或生态哲学的突破之代表首数阿伦·奈斯（arne naess）提出的深层生态哲学。深层生态哲学的目的在于克服西方二元论哲学，摧毁西方哲学关于自然的陈旧的思考、范式，变革西方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制度。“深层”相对于“浅层”而言，浅层生态运动局限于人类本位的环境和资源保护。阿伦·奈斯说，“我用生态哲学 (ecosophy) 一词来指一种关于生态和谐或平衡的哲学”。
德国哲学家萨克塞在1984年出版了《生态哲学》一书。他认为，生态哲学研究的是广泛的关联。由于广泛的生态关联 , 每个人都在更高的程度 这里， 我们面临着一场根本性的转变：面临着争取建立人际相互理解新基础的任务。因此， 萨克塞认为 ,“生态哲学所探讨的正是在这一关联中如何行动的问题人如何发现他的作为社会的房子——这就是世界一一以及在其中共同居住应怎样去布置和安排。他强调，“人在生态关联网中遇到了严格的控制。我们意识到我们不是作为主人而对这一发展，我们自己也是整体的一部分。虽然我 ”所以，生态哲学的任务是人们在自然一技术一社会的关联中“加强对我们生存基础和我们人类基础的反思”,在技术的运用上趋利避害 ,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利用自然，重新确立人与社会发展的方向，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生活。
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 (f.capra) 认为，生态哲学是现代科学世界观， 是科学最前沿的人的观点。他说 :“一种新生态世界观正在形成 ,其科学形式是由系统理论赋予的”。他把生态哲学理解为生态世界观，是转变以往价值观而形成的新的生态世界观。它的特点，一是强调世界的整体性；二是认为世界是运动的，过程比结构更为基本。
我国学者余谋昌先生也认为：“生态学，或生态学世界观，它是运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观察现实事物和理解现实世界的理论。”他在所著的《生态哲学》一书中对生态哲学的特点作了如下全面概括：“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哲学方向。它产生于人们对当代生态危机的哲学反思，以及生态学发展的理论概括。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它用生态学整体性观点去观察现实事物和解释现实世界。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方法论。它以生态学方式思考，是科学的生态思维。”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其他几种环境哲学理论，如福格特的生存哲学、海德格尔的“拯救地球”和“诗意地安居”的哲学思考、罗马俱乐部的新价值论、詹奇的自组织进化宇宙体系、拉塞尔的地球生命系统理论、罗尔斯顿的自然系统价值创新理论等。青年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有关人与自然关系、自然观、自然保护的观点也受到重新关注，还产生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生态哲学家强调人类应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与组织方式中违背生态规律之处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深层的改造。受此影响，一些环境社会学家对传统的社会学提出批评， 并试图进行新的理论建构，把自然环境与社会的关系纳入社会学研究的范围。其中，卡顿和邓拉普在建立环境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方面作了较多努力，将其中的“环境”明确定义为自然环境 ,指出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应是环境与社会间的相互作用。
三、 生态哲学对社会学的启示
生态哲学经过20多年的迅速发展，涌现出了众多的流派，形成了多种学术取向。深层生态学认为生态系统中蕴含有一种值得人类学习的“生态智慧”的观点，社会生态学关于人类社会对待自然的态度与社会组织密切相关的看法，后现代环境哲学对启蒙世界观的批评，都可以给社会学以较多的启发。
深层生态学认为，自然生态系统的组织蕴含了一种很深的生态智慧，在一个由多种生命形式及其与环境间关系交织成的高度复杂的网络中，自然演化出了相当完备的机制， 使物质与能量的转化率达到很高的水平，使其流动形成“封闭的循环”,基本不留废物。人类的经济体系也是地球生态圈物质与能量循环系统的一部分，人类在此系统中选择以各种方式导引、改变、利用这一循环，使物质与能量在其流动中为人类所用。人类要与自然保持健康、可持续的关系，其活动就不能违背生态规律。在探讨合理的工业组织与经济体系时，社会学应该认识到，虽说从长远看，人类有可能不断开发出新的资源以缓解生态对人类经济活动的限制，但对任何特定的时期而言，人类对自然过程的干预都不能超出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阈限(鉴于有效地协调各种社会力量的难度，实际上应该将人类的干预维持在适当地低于此阈限的水平， 以建立一个“缓冲地带”)。人类可以从自然中吸取智慧，以是否能达成或接近“封闭的循环”为一个评价标准，而不能把经济的元限制发展作为一个预设，如一些生态哲学家指出的，“可持续发展”应以可持续的生态圈为前提。深层生态学从现代生态意识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出发提出的现代环境价值新观念，对社会学来说是富有启迪的。它们从根本上有利于人们转变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念，对人与自然环境作出新的观照与思考，促进人类与自然界和谐相处，推动人、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生态学认为， 人类之所以对自然采取主宰、征服的态度，与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 尤其是等级制度密切相关一一人类是把社会中的等级制移用到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上。它认为，生态危机根源于人类社会生活模式的弊端，正是人统治人的压迫性的社会结构，产生并强化了一切统治形式、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包括人对自然的统治。“人统治自然的观念直接源于人统治人的实在”。如果不破除社会的压迫制度，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在社会公正的基础上确立人与人的平等关系，才能确立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余谋昌137-138]社会生态学从对“人—社会—自然”系统的研究，要求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生态社会模式”。美国著名社会生态学家、社会生态学研究所创始人默里·布克钦指出：“社会生态学之所以被称之为‘社会的’，是因为它认识到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即目前几乎我们所有的生态问题都是由于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事实上，如果不彻底地处理社会内部的问题，我们就不可能清楚地理解目前的生态问题，更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354]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就必须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造。受此启发， 社会学在探索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途径时，应该更多地强调对社会组织方式，包括分配制度的改革，而非不顾生态后果的经济发展，把社会问题转嫁于环境，在加重对环境压力的同时回避了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这样最多是将问题拖延一段时间，而同时又得冒着将自然生态系统推向崩溃的危险。
后现代环境哲学认为， 启蒙世界观是造成现代社会大规模破坏环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启蒙运动留给现代社会的两大遗产，一是张扬理性，一是社会不断进步的理念。对理性的张扬强调人类的独特性， 让人类高高凌驾于自然之上， 将自然仅仅视作服务于人类利益的资源。社会不断进步的理念鼓励了人们崇尚物质享受的价值取向与高速运行的经济体系，促使人类以强大的技术手段从自然攫取越来越多的资源，并排放出大量污染物， 结果使生态系统的变动超出了其自动平衡机制所能恢复的限度， 从而破坏了生态平衡，引发了环境危机。社会学在相当程度上秉承了启蒙世界观。当环境危机使我们警醒时，我们有必要对启蒙世界观进行反思，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界的命运是紧相交织的，人类的价值取向应从征服自然转向与自然建立和谐的关系。这种转变需要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重加界定，还会涉及到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假设，这无疑是对传统社会学理论的重大挑战。
四、结束语：生态哲学对社会学的挑战
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成果之一，是在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一种隔离，使人不易受到自然力量的侵害。这种隔离也使得人们不易看到自己的生活与自然的密切联系。但如果我们走出自己直接生活体验的范围，在深层次上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不难看出人类的生命活动在终极意义上是依赖于其自然环境的。
社会学作为研究社会组织结构与社会运行规律的科学，在其理论建构与实际研究中完全应该把社会放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加以考察，这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在全球环境不断恶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对生态哲学中关于人与自然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观点加以审视，并将其合理成分纳入到社会学理论的建构中，是社会学应该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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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蔡禾主编：《城市社会学：理论与视野》，（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关键词：空间；空间生产；居住空间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次“空间”导向的理论转型。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初期对“时间”的热情，纷纷被对“空间”的关注所取代。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工业时代，城市也逐渐走入后现代都市的发展阶段。空间文化理论正是对这一“后现代”转向的回应。西方传统理论认为空间是物质概念，将空间视为物质的容器，静止的平台，关注的是“空间内的生产”，而空间文化理论开始关注空间自身，将其视为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的动态建构过程，强调空间本身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社会生活的建构力量之一。在众多空间文化理论中，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一个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空间“自我生产”的过程。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生成新的空间和空间整合来不断延续资本主义的框架体制。他提出以“空间生产”作为城市研究的新起点。在列斐伏尔的影响下，新城市社会学将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循环与积累等社会过程结合起来，成功的解释了城市的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处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体现为城市空间的扩张和资本的积累与增值。城郊的村落与农田不断被纳入城市的新版图，城区面积不断扩大，而传统老城区则被不断的改造与拆迁。在我国城市空间的变迁与生产中，居住空间的变化无疑是显著的，最近10年房地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居住状况。大城市的居住环境发生了一些普遍性的转变。本文以沈阳为例，试从新城市社会学视角出发，通过对沈阳城市和居住空间变迁的分析，来理解和揭示社会转型中中国大城市居住空间的逐渐生成与重构。
二、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城市变迁的几个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形成了现代城市体系。沈阳作为辽宁省省会、传统老工业基地，城市演变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 由工业化为主向多种产业齐头并进
我国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在继续发展传统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逐渐从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整体上已经完成初步工业化，正在向中高程度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过渡。沈阳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在进入90年代后陷入了较明显的发展低潮，大量工厂、企业倒闭破产。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出台，沈阳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显著好转。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转变趋势明显，第三产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2. 城市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日益多元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发展的唯一主导力量是政府，城市的各项政策安排与规划均由政府控制承担。改革开放唤起了社会与市场的巨大能量与活力，国家资本不再是城市投资的唯一主导力量。从80年代起，沈阳市先后吸纳了各种新兴力量以发展改造新老城区。随着浑南新区、铁西新区和沈北新区等各种部级、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金融开发区等新区的陆续诞生，一个多元的投资格局正在形成。
3. 由生产功能向消费功能转变
在工业化初期，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生产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消费。城市就本质来说更是一个生产单元。但随着工业化初步完成，我国经济由产品短缺迈向了物质极大丰富。刺激消费日益成为当前重要的经济建设理念之一。发展各类生产生活服务 近年来沈阳工业生产区域陆续向城市边缘迁移，主城区逐渐被第三产业占据，在全市几个中心区域，大型商业综合体、步行街替代了原来的工厂与住宅。
4. 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
城市人口不断增多，至2012年末，沈阳市常住人口达到822.8万人，流动人口显著增加。同时，全市投入大量城建资金，城区面积不断扩大，正由十年前的二环向现在的四环推进，一个连接城乡、辐射周边、便捷快速的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正在形成。沈阳已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市化率达到90%。在此基础上，以沈阳为中心、覆盖周边七个城市的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建设有极大进步，带动了大沈阳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同时，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也发生了转变，新型市民阶层逐步壮大，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也在提升，各种社会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开始介入城市的发展。
三、居住空间的演变与重构
在这种情况下，沈阳市的居住空间开始发生重大变迁。原有居住格局被打破，一个新的结构正在重构中。主要特点为：
1. 居住范围随城区面积扩大而扩张
作为辽宁省省会和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市城区面积在最近十年间有了长足扩展。10年前大部分市民都居住在一环周边，二环已是城市边缘地带，只有少量低密度商品房小区。10年后，二环内外楼盘遍布，人口稠密，且多为高层建筑。沈阳市向北、西、南三个方向各建立了新区，开发商正随着城市规划者的雄心将商品房小区盖向三环、四环。
2. 城市中心区居住空间被大幅压缩，人口向城郊迁移
城市日益呈现多中心分化，无论是传统中心区还是近年来形成的新中心区域，都逐渐由生产和居住空间被置换成商业空间。以铁西区为例，为了提高土地交换价值，当年在铁西区的西边建立新的工业开发区，实现老城区企业用地和工人村的整体搬迁。而原有地块被用于大规模的商业和房地产业开发，中心区域已被各种大型商业物业和中高档住宅区占领。生产和居住不断让位于消费。
3. 城市居住空间分化与隔离趋势加强
随着房地产产业的快速发展与产品细分，目前沈阳市居住空间主要分化为这样几个层次：
（1）上层社会居住的豪华社区。主要是别墅区、城市豪宅、花园洋房等高端社区。如二环内清昭陵附近的龙玺壹号楼盘、金廊景观路沿线的少量高端大户型豪宅，浑河景观带最前沿的河景住宅，以及清东陵与棋盘山风景区之间主干道旁的别墅洋房区。这类住宅数量不多，单套房价在300万至500之间，为城市顶层群体拥有。
（2）中产阶层居住的高尚社区。主要是品牌开发商的中高档社区或少部分实力较强的单位开发的单位型社区。其特点是地段优越，占据主要交通干道沿线，临近城市中心，周边市政建设良好，配套设施齐全，园区建设优美，物业管理规范，人文环境较好。如皇姑区环昭陵区域的多个社区和浑河南岸沿河居住带。
（3）普通收入者居住的经济型社区。主要是各开发商建设的大量经济适用型社区，以及年头较远不能经常维修的老住宅区。其共同特点是，房屋建筑质量、园区环境与管理水平、配套设施服务一般，位置离主城区中心点或交通干道较远。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城市新老居民中的中低收入者。
（4）低收入者居住的远郊社区。在城市远郊区，近年来也开发了一些以小户型、单身公寓为主的低端楼盘，与城郊拆迁农民的回迁房混在一起。比如沈北新区北部、浑南新区南部、铁西区西部的住宅，这里距主城区通常车程一个小时以上，周边配套设施不足，大部分居民均视此地为城市生活的起点或中转站，并为有朝一日搬进二环附近而努力奋斗。
（5）城中村。目前沈阳市主城区还有个别城中村残留，居住条件恶劣，环境糟糕，成为城市的伤疤。留在这里的少部分是无力搬迁的最贫困群体，大部分是低收入外来打工者。这里因低廉的生活成本而成为城市最底层的容身之所。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市场化资本是如何一步步改变了城市的原有面貌，生产并重构了新的居住空间。在城市的高速发展所取得的各项成绩中，城市居民原有居住空间整体被不断压缩，剥夺，向城市和远郊迁移的事实却是不应忽视的。此外，资本主导形成了居住空间不断的分化、隔离，居住分化强化了不同阶层居民在社会资源拥有上的差异，而居住的隔离带来了社会交往的隔离，社会各阶层之间疏离趋势日增。因此，政府应从城市整体规划管理与住房政策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遏制因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不平等的扩大趋势，真正提高城市化质量与人民生活水平，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与促进社会融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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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为2013年度辽宁社会科学院立项课题“都市性别空间变迁与重构：以沈阳为例”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城市总体规划 教学方法 精品课程 衔接 拓展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012-0038-03
一、引言
城市总体规划是专业指导委员会确定的核心专业课之一，同时也是我国法定规划中居于核心层面的规划，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实践性，在城市规划专业教学体系中处于整体集成和综合检验的地位。由于能够将多门相关专业基础课程的知识融会贯通到该课程的教学中，因此内蒙古工业大学教研组申请《城市总体规划》为精品课程。获批后以该精品课程建设为契机，内蒙古工业大学通过调整课程体系设置、改革教学方法等手段，将区域规划、城市经济运行、行政管理等相关知识融入城市总体规划课程教学中，对课程内容进行整合与构架，实现该课程与前置和后续课程的有效衔接，广泛拓展学生专业知识，对学生基本技能的提高、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城市规划专业课程的教学目标。
二、城市规划专业课程设置的基本情况与特征
（一）城市规划专业课程设置的基本情况
内蒙古工业大学的城市规划专业设立于2002年，现行教学体系建立在建筑学大平台之上，课程设置采取2+3的培养模式。城市规划专业一、二年级专业课程设置与建筑学专业的课程设置较为接近，进入三年级之后逐渐开设城市规划专业课程，形成以城市规划原理、城市发展史等理论课和城市规划设计课程为核心的教学体系。其中，城市总体规划开设于第七学期，共108学时，采取真题真作和真题假作的方式，完成一个小城镇的总体规划编制。学生通过现场调研、基础资料搜集整理、分析预测、方案设计、图文表达、方案汇报等学习过程，将前期有关城市规划原理、城市道路与交通、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和城市经济学等课程的知识应用于规划实践，培养学生熟练运用所学专业理论综合知识进行方案设计的创新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对学生基本技能的提高、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
如表1所示，城市规划理论课程开设时间与教学内容均与规划设计课程相配合，注重与规划设计课程的前期调研环节、基础资料整理分析、规划预测等内容的有效衔接。城市总体规划的前置课程有：城市规划初步、城市规划原理、中外城市发展与规划史、城市道路与交通、城市地理学等，分别开设于1～3年级；与总体规划课程同时开设于第七学期的课程有：城市经济学、城市市政工程规划等；后续课程有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师业务实践和毕业设计等。
（二）城市规划专业课程设置的特点
1.系统性
城市规划课程设置采取“2+3”的培养模式，前两年的课程设置与建筑学专业基本相同，从第五学期开始开设城市规划原理、城市发展史等城市规划专业理论基础课，为后续城市规划设计课程奠定先期理论学习基础；第六学期开始开设规划设计课程，转入城市规划设计学习阶段。这种从“建筑初步”、“城市规划初步”到“建筑设计”再到“规划设计”的课程设置方式，遵循了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规律，符合学生学习知识的基本规律，系统性较强。城市规划专业的学生经过两年多的建筑学专业训练后，具有一定的空间把握和形体塑造能力。三年级下学期开始学习居住小区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中间穿插城市设计及景观设计内容，课程设置也是由简及繁的渐进式、系统性教育方式。
2.综合性
内蒙古工业大学城市规划专业课程设置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宽口径、厚基础”的培养模式，这种培养模式以复合型人才� 学生在学习城市规划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学习建筑学、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城市道路交通、城市市政工程等领域的知识。
按照这个培养方案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一定的建筑设计、城市规划设计和景观设计能力，动手能力和综合实践能力较强，毕业生可从事规划设计、规划管理、建筑设计、建筑咨询等工作，就业面较为宽泛。
3.实践性
城乡规划学科是一个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城乡规划教育也是围绕实践能力为核心的综合能力的培养，课程设置以专业课为核心，学科基础课和实践教学为辅助，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
包括总体规划在内的规划设计类课程教学中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从课程题目的选择、教学过程安排和作业成果制作，均模拟实际项目运行过程，让学生尽早在实战中融汇专业知识，增长实践技能。
三、总体规划教学方法探索
（一）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城市总体规划与其他学科基础课高度关联，所学相关内容易于在城市总体规划教学中得到综合应用，改善城市总体规划课程教学效果，对于提高城市规划专业教学水平、提升专业影响力、锻炼学生的综合素质具有重要意义。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倡导选择合适题目 “真题真作”或“真题假作”，以学生为主体，变被动式学
真题性题目选择，能够将课堂教学与生产实践、科研活动有机结合，依托实践项目开展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解决相关理论课程相互独立、缺乏实践支撑的问题，学生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真实的训练，运用多学科相关知识解决城市问题提高了对城市综合性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做到对其他相关课程的有效衔接和专业知识领域的拓展。
教学过程中确立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变被动学
城市总体规划教学中，突出实践与研究相结合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发现问题，养成以问题为导向，运用所学习的相关知识进行专题研究，主动查找文献、解析案例、探索解决方法的良好学习习惯，全面锻炼学生的调查、分析、研究、规划和表达能力。
将教学成果作为实践项目成果的组成部分，鼓励学生参加实践项目，成为实践项目的组织者和设计者。从现场踏勘、基础资料收集整理、现状分析、方案设计、成果汇报等各环节均由学生作为主要完成者，全面锻炼学生的基础调研、方案设计、组织协调和图文表达能力。实践环节的参与大大增强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对专业特征的认知程度，加深了对城市的理解和对城乡规划学科理论知识的掌握，提高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多学科融合的教学方法
城市总体规划涉及城市经济、社会、文化、交通、等许多领域，综合性较强。与此相适应，目前开设的其他学科类课程有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城市道路与交通、城市市政工程规划、城市规划管理与法规等课程，作为总体规划课程学习的辅助。课程开设时间与教学内容均与规划设计课程相配合，注重与规划设计课程的前期调研环节、基础资料整理分析、规划预测等内容的关联衔接。
通过《城市地理学》的学习，培养学生宏观区域分析能力，为城市总体规划课程提供区域和城镇体系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城市经济学》课程教学中注重城市经济学基础知识和城市规划分析预测方法的讲授。通过《城市规划管理与法规》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掌握我国城乡规划法规体系和行政管理制度、城市规划管理的内容和方法。通过《城市道路与交通》、《城市市政工程规划》等课程的学习，有助于学生了解总体规划中城市市政方面的知识，并为总规课程的学习提供技术支撑。
通过交叉学科知识的学习，实现专业知识的衔接与拓展，引导学生分析研究城市发展中出现的各类社会现象和城市问题，为城市总体规划阶段《专业调研》中的基础资料收集、整理、分析提供理论支撑及方法，并与《社会综合实践调查研究》等实践环节相配合，让学生了解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
（三）灵活多样的课堂教学方法
传统的“满堂灌”授课方式难以应对信息化时代对课堂教学方式的冲击，城市规划教学中的理论课程讲授需要具有灵活性和启发性，要引导学生学习相关学科的已有理论成果，关注城市发展中的新问题、新现象，不断开拓思维，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在本次精品课程建设中，为达到更加良好的教学效果，内蒙古工业大学对课堂教学方式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以及改革。
第一，引入实践案例的教学方式方法。以经典案例评析为依托，讲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基本内容、方法和编制程序，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以直观、便于理解的实际案例分析深化理论知识学习。
第二，丰富课堂教学形式，多种教学手段相结合。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和便捷化，学生对知识的获取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得，传统讲授式的课堂方式很难满足学生获取知识多样化的需求，教师需及时改革教学模式，如利用多媒体教学，可以更直观地通过图片、视频介绍规划案例。
第三，课堂中引用并推荐恰当的阅读书目和资料也是增强学生兴趣的有效方式之一。设置热点问题讨论环节，教师引导并鼓励学生自主完成资料查阅和问题分析，以课堂分组讨论或小论文的形式完成。学生在分析问题时，从社会经济发展、区域地理背景等多个方面深入分析问题的成因，扩宽了知识面、培养了逻辑分析能力，不同学科视角和研究方法对城市要素的分析成为学生完善规划设计构思的基础。
第四，开展专题研究教学。按照城市总体规划教学过程的不同阶段需求，增加有关区域分析、人口、城镇化和产业分析预测、环境生态保护建设等专题讲座，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根据城镇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分析手段和方法。
（四）注重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教学方法
由于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规划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对多重目标模式和多重行为主体利益关系的协调，一个合格的规划师应具有正确的价值观、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扎实的基本功和广博的知识，并具备较强的协调沟通能力和持续的规划创新能力，因此城市规划教育中应更加注重综合能力的培养。总体规划教学中，通过现状调查、现场踏勘、资料分析、方案讨论、成果制作等途径，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首先，城市总体规划综合性较强，教学中将多学科知识贯穿其中，引导学生熟悉现状、认真进行现场踏勘、方案构思和多方案比较，培养学生的专业基本功和知识获取能力。工作中不断更新观念，迅速吸收新知识，获得新信息，冲破传统物质空间形态规划的束缚，从城乡的空间布局、经济功能、生态环境、社区结构、文化氛围、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其次，应具有较强的协调沟通能力。一个好的规划一定是设计团队集体创作的成果，创作过程中经常要协调各种关系，因此协调沟通能力成为规划师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城市总体规划课程中，应通过各教学环节培养学生的综合沟通、团队协作能力。
再次，具有较强的表达能力。总体规划主要是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图文表达能力。教学过程中，现状调查、初步方案构思和最后方案都要求学生汇报，汇报过程锻炼了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准确、熟练地表达出规划意图。由于总规编制中的文本和说明书撰写要求较高，这也锻炼了学生的文字处理能力；而草图和最终成果制作，也锻炼了学生的图文处理能力和表达能力。
四、结语
城市总体规划是综合性极强的课程，在城市规划专业教学体系中处于整体集成和综合检验的地位。借助城市总体规划精品课程建设的契机，通过课程体系的完善、教学方法的改革，及时转变教学思路，将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经济类课程与城市总体规划课程实现更好的衔接，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可以进一步拓展学生的知识领域，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做到产、学、研、用相结合，增强城市规划的专业特色。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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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着。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着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
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 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着《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着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娼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着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
在西方社会学快速发展并在中国开花结果的背景中，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成为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都市问题的典范，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吴景超先生在“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还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堪称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综合了吴氏“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以及邱氏学科建设上的贡献，才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描绘了一副相对完整的图景。也正是包含了“观点”、“方法”
关键词：社会类课程；城乡规划；课程设置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4-0181-03
一、现代城乡规划思想的社会学渊源
现代城乡规划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对工业革命带来的种种城市问题和矛盾的一种回应。诸如英国着力于解决住房问题、德国致力于解决城市扩展、美国的重心则是城市的美化方面等。虽然各个国家在城乡规划实践活动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但不得不说，现代城乡规划的萌生与工业化、城市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城乡规划诞生”这样一种线性过程。开始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不仅是一场技术性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它塑造了一种全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工业本身除了牟利的动机之外，从19世纪开始就成为促成城镇化的积极因素和巨大推动力。在这场技术革命当中，煤炭成为了工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铁路的修建使工业企业选址脱离原材料 针对英国大城市的弊端，艾比尼泽・霍华德1898年出版了《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表达了一个社会学家对城市问题的关注，书中试图通过开展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来解决城市问题，为此，他构建了一个是为健康、生活以及产业而设计的田园城市模式。20世纪初，围绕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形成的社会学派对芝加哥城市的社会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的研究领域逐渐与城市研究出现了交集，为后来的都市社会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英国社会学家格迪斯注意到工业革命、城市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认为城乡规划是社会改革的重要手段，强调把自然地区作为规划的基本框架，把城市放到区域的层面上进行分析，注重社会因素对城乡规划的影响。城市社会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催生了城乡规划思想的发展。在当今全球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城市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和多样化，如何有效解决城市社会问题，不仅是社会学家关注的问题，
二、现代城乡规划学科的发展与教育现状
城市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人们对城市的认识和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化。虽然西方现代城乡规划诞生于建筑学，城乡规划也被大多数 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国家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也促进了城乡规划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城乡规划作为一项具有全局性、综合性和政策性特点的工作，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涉及的学科不断增多，逐渐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围相互交叉，研究内容相互渗透，研究方法相互借鉴，学科多元化趋势日渐凸显。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公布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增加了“城乡规划学”一级学科，在此之前，城乡规划与设计仅仅是建筑学一级学科所属的二级学科，其他研究方向诸如区域发展与规划、住房与社区建设规划等均在其他学科中覆盖。城乡规划学一级学科的设置，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利于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城乡规划专业人才。目前，设有城乡规划专业的高校数量日渐增多，这些高校主要依托于建筑学、地理学和园林成立和发展城乡规划专业。与此同时，城乡规划专业课程设置也在不断改革和变化。从目前各高校的课程设置上来看，主干课程仍然大多是以设计、工程技术类为主，由于受办学历史和专业特色的影响，一些学校增设了社会经济类、管理类、信息技术相关课程。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和城乡问题的研究深入，国家也开始注重城乡规划教育中的社会经济和人文方面的教育，从2000年开始，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开始开展一年一度的城乡规划专业本科课程作业交流评优活动，社会调�
三、城乡规划专业社会类课程的定位与设置
传统的城乡规划认为空间问题是城乡规划学科的核心，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形态的规划已不能解决城镇化带来的诸多问题，城乡规划应当从其他学科中吸收相关的理论来充实城乡规划学的发展和实践，同时，具备一定的社会学、经济学理论背景的城乡规划人才越来越符合市场的需求。从城乡规划专业的发展方向来看，专业的城乡规划设计人才必须具备具有对城市复杂环境的整体认识和思考，特别是对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宏观分析与把握。《全国高等学校土建类专业本科教育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及主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城乡规划专业》中提到城乡规划社会调查教学任务的课程有“城市社会学”、“城乡规划系统工程学”、“城市研究专题”、“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规划设计与综合社会实践”、毕业设计”，以上课程均明确提出了规划专业应以城乡规划社会调查理论和方法为教学内容的要求。社会调� 因此，将城乡规划社会类课程教学内容分为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部分，社会类课程既包括基础理论课程，又要加强城乡规划社会调查方法的应用。学生通过对城乡规划社会类课程的学习，不仅能够更加系统、全面地认识城市，也为科学规划城市奠定基础。
依托于风景园林设立的城乡规划专业比较偏向于物质形态和景观的规划与设计，在教学内容上强调对学生设计能力的培养，忽略学生社会学相关课程的学习，重设计，轻调查，因此，如何在以� 城乡规划专业社会类课程的教学内容应当融合在理论、实践、应用环节的教学中去。建立从“理论―实践―应用”的课程教学内容体系。在梳理相关高校课程设置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城市社会类课程理论环节的课程应当包括城市社会学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两门课程，分别作为专业基础课和专业选修课，实践环节的教学内容包括城乡规划和设计调查报告，作为专业实践和实习的一部分。应用环节的内容包含在毕业设计前期调查分析部分中，作为考核毕业设计的标准之一。围绕理论―实践―应用这条主线，笔者在城乡规划四年制课程教学环节中设置了不同阶段的相关课程和阶段目标，如表1所示。
四、四年制城乡规划专业的社会类课程教学探索
针对四年制城乡规划专业课程教学现状，适应新形势下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需求，创新教学模式，在教学目标设立，教学内容选择，考核方式和实践教学进行探索，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建立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导向的教学目标。所谓复合型人才是指具有宽阔的专业知识，具有多种能力和发展潜能，以及和谐发展的个性和创造性的人才。复合型人才包括知识复合、能力复合、思维复合等多方面。城乡规划复合型人才既要有扎实的设计能力，同时也要具备对城乡复杂问题的思考和分析能力。因此城乡规划专业社会类课程的教学目标旨在通过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和发现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复杂问题，并有一个系统的、整体的认识。并能够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社会调查方法在具体的城乡规划和设计实践工作中加以应用。
2.社会热点导入式的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材是课程体系的支撑，教材在课程教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地位，它的作用在于系统、简明地叙述和解释基本知识和理论。但社会发展是个复杂的过程，教材的更新远远跟不上社会经济和城市的发展速度，就出现了课程内容与实际脱节或联系不密切的情况。理论落后于实践必然导致学生对教学内容丧失兴趣。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兴趣的有效途径就是将社会热点融入教学内容，让学生主动关注和思考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从专业角度去解决问题。例如我国城市规划目前的热点诸如海绵城市、多规融合、存量规划等，这些都是城市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变革，和社会发展和城市问题密切相关。城乡规划如何来面对和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从专业热点导入问题，让学生深入了解社会热点的背景，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社会热点导入式的教学内容必将激发学生更大的学习兴趣。
3.建立有效衔接的课程关联的教学模式。社会类课程的教学内容不仅仅包括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学习，最重要的是使学生能够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审视城市发展，将社会学延伸到城乡规划发展的历史中去，在理论教学内容上主动关联到其他课程的内容上去，比如城市发展史、城市总体规划、居住区规划、城市生态与环境等课程相关内容。另外，在教学安排上，合理安排各课程教学顺序，城市社会学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两门课的理论学习安排在大二阶段，城乡规划和设计调查报告安排在专业实习或实践内容中去，安排在大三阶段，作为应用环节的毕业设计前期调查分析结合毕业设计安排，在大四阶段安排。
4.建立教学―实践―应用三维一体式的联动教学方法。在以前的教学过程中，大多数学生认为社会学课程理论性较强，与城乡规划偏重实践有些偏离，事实上城乡规划和设计的实践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对城市现象和城市复杂问题的分析和解读，社会类课程恰巧弥补了这一点。因此在教学方法的使用上，应当强调教授法和学习方法的统一。任何一个理论的诞生都是依托于特定时代背景之下，因此，笔者认为在理论教学环节，应当打破传统的理论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将学生的思维穿越到特定的历史时期，以历史为坐标，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解读理论，最终任何一个伟大理论的诞生都成为了一种历史必然，也就是一种历史定位的方法，这样学生对理论的认知更深入、更全面。另外，通过案例讨论，增强学生的思考能力的培养，在讨论中发现问题、深化理论学习。实践环节中，建立城市社会实践调查平台，将社会实践调查和专业实习与关联课程结合起来，特别是专业课程教学内容、社会实践调查和专业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串联起来，建立从教学―实践―应用的三维一体式的联动教学方法。教育部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指出：“高度重视实践环节，提高学生实践能力。要大力加强实验、实习、实践和毕业设计（论文）等实践教学环节，特别是加强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等重要环节。”城乡规划专业社会类课程实践教学环节包括以下几种类型：第一，课程内的实践环节。第二，专业实习环节，如城市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等。第三，毕业设计环节。通过以上三环节的教学，从课程练习到实践应用，形成课程实践教学主线，在实践教学的考核过程中，通过举行评优活动，特别是与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开展的城乡规划专业本课程作业（规划设计、调查报告）交流评优活动相结合，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五、结语
基于对城乡规划思想发展的社会学渊源的思考，认为城乡规划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城乡规划专业的社会公共政策的属性日渐凸显。同时城乡规划学科地位的提升也赋予了城乡规划更大的社会责任，城乡规划学科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类学科的交流与融合，目前四年制城乡规划教育重视设计能力培养，缺少对社会学方法的认知和思维方式的锻炼，城乡规划学科的研究方法应当是一种有结构的多学科方法，城乡规划教育也应当是跨学科的交流与整合，因此，四年制城乡规划专业的社会类课程的建设显得尤为必要，如何将社会类课程进行有效融合和衔接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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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生态规划；浅析
中图分类号：TU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随着生态规划的加入，城市规划的总体目标体现需要进行重新的定位、思考，对城市的功能也需要进行调整。城市要满足人们的生产、管理、生活、防御等功能外，还需要有生态服务能力，这里的生态服务能力是自由生态系统可以实现和支持人类生命活动的过程。生态规划和城市规划的融合在一个理论系统下，对城市规划的生态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近几年来，我国的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当前在一些城市规划中，生态规划还被简单理解为传统城市规划的一个章节，生态规划没有和城市规划享用一样的法定地位，没有国家的规范，导致了生态规划不能和城市规划很好的进行融合。下面先讲一讲城市规划和生态规划理论的起源。
1 城市规划和生态规划理论的起源
新的理论出现，都是建立在批判现有理论基础上的。生态规划就是批判与否定了传统的城市规划，城市规划研究大师黄光宇指出传统的城市规划方法构建了新型的城市生态规划，它从生态价值观点着眼，综合规划方法理论。传统的城市规划在哲学观上倡导主宰自然，在规划价值观上要进行扩张型的自然掠夺。而基于传统城市规划观念的生态城市规划在哲学观赏倡导人类和自然和谐共生，在规划价值观赏要进行平衡型的和谐融合发展。冯向东的城市规划和生态规划融合是根据区域规划、国土整治的指导，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对生态要素的程序、方法、内容、成果、整治目标、实施过程等进行人工的城市规划生态化融合，城市规划
同生态规划属于上下级的关系，城市规划类似于总体、生态规划类似于部门。栗德�
2 生态规划同城市规划的融合
城市规划有着很长的成长历程，从理论构建来看，现代城市规划理论还处在起步阶段，仅仅将城市规划理论分成两个部分，不足以独立出城市规划理论。这是因为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生态学和城市社会学，这些理论不应属于城市规划理论的范畴。城市规划理论不光要有横向的分类坐标，还要有纵向的分层坐标，纵向分层坐标就是城市规划的价值观。
以上海的城市规划布局为例，上海市在城市规划方面逐渐形成了明确的南北轴和东西轴的布局，这种城市布局与长江发展轴和沿海发展轴具有一定的统一性。在城市规划的同时，对于上海市的城市规划建设，也始终坚持建设一流的生态环境。上海市的发展战略目标是对在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逐渐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实现天更蓝、水更清的环境目标。下面是利于城市规划理论构建的方面。
2.1 可以区分开一般的城市理论
规划作为有价值的社会实践，不管使城市的构想，还是程序的理论，城市规划理论都可以有很大的价值观痕迹。它可以把城市规划该怎样做、如何做划分清楚。把城市规划理论和一般的城市理论区别开来，比如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生态学、城市社会学等。城市学要根据城市的客观探索，对城市的现状、未来情况进行预测和描述，解答城市将来的情况等问题。城市规划也会借鉴参考城市科学的研究成果，但不会简单的借用这些城市研究成果，这就是城市规划存在的必要性。
2.2 价值观成为城市规划理论的核心
价值观受人类世界观影响，成为了研究城市理论的核心。通过分析人类世界观的发展得出城市规划的形成和发展，生态学对以人为中心的观念提出挑战。生态学通过与环境间的关系来分析生物个体的发展情况，生态规划不单单是一门科学，也是了解世界的新视角，它把研究对象放到更大的关系网络中，和现代的科学发展不谋而合。当生态学对人类进行研究时，作为主体的人只是众多环境的一份子，不再独立于客体而存在。人们把城市规划当成分配管理资源的过程，城市规划要保持正当性，进行公共平台的搭建，使所有利益有关系的成员都可以通过公共平台获得妥协。还要在这个过程中关注没有发言能力的群体，不发言不代表没有享受利益的权利或者没有利益的需要。考虑到生态价值观，生命体作为规划过程中的主体，只有人类具有发言、决策权力，其他生命体没有发言、决策权利而导致利益得不到保障，造成生态的破坏，生态多样性的破坏、生态环境的丧失，生态价值的下降。
3 生态规划和城市规划融合的意义
3.1 在城市规划方面的影响
城市可以服务于所有的生命物质和非生命物质，它是价值观变得生态化的体现。同社会经济能力一样，城市的生态服务能力也需要有专门的设施和空间载体，这里专门的设施为生态基础设施。对城市生态服务能力的关注加大，同传统的城市建设一样，城市生态基础设备也将成为城市结构的组成要素。传统的城市基础建设也没有放弃绿地系统，但传统城市基础里的绿地建设，不管从结构上看，还是从规模上看，都把人类的需求作为中心而设置，这就和生态城市基础建设不同，生态城市基础建设则是把各个生命以及非生命的过程当成核心。城市规划和生态规划的融合不单单要改变传统规划的价值观、空间结构、功能设备，城市规划和生态规划融合还要对传统规划过程进行改变，例如在预测城市的规模时可以采用生态容量和生态足迹的模型，公共生态位来进行城市区域中的定位，在用地评价时可以采用千层饼模式以及头格局理论。
3.2 在城市生态规划方面的影响
生态规划同城市规划的融合，还可以使城市生态规划成为一个专项规划，可以一个生态专家的领域，显示出倡导性、联络性、代表性的特征，从各个利益方面进行法规性、政策性的妥协。城市规划和生态规划融合后的倡导性，指城市规划师通过倡导生态价值观，对生态中的弱势群体进行关怀，这里的弱势群体不同于一般社会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它们是相对于人类而言的，比较容易受到侵害的生态利益主体，例如人类对环境的侵害造成自然界中的物种变的越来越少。城市规划和生态规划融合后的代言性，指城市规划师要代表这些生态利益主体中的弱势群体说话，这不单单要靠城市规划师的力量，还需要生态有好人士的力量支持。使这些弱势全体可以积极加入到城市规划中，对城市规划的未来产生影响。城市规划和生态规划融合后的联络性，指城市生态规划要成为各个利益主体联络的使者。
4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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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纵览目前城市研究的现状，城市伦理的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不论是从历史的角度、现实的角度还是从学理的角度，作为人类的聚集形式的城市内在地具有伦理属性。而从城市的产生发展、城市社会生活方式及其交往结构、城市化以及城市文化建设等角度来看，城市伦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城市的研究对当代中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是，从总体上看，目前国内伦理学界还没有对城市伦理的专门研究。是城市研究不需要伦理学，还是伦理学无法与城市研究相结合呢？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城市研究与伦理学的结合有无可能，如果可能的话，又提出了如何可能以及研究城市伦理有何意义的问题。
（一）城市的伦理本质
从解释学的视角来看，城市伦理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城市社会和城市生活中的道德理论、道德现象、道德问题等等，属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应用伦理的一种。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城市社会问题，研究在城市生活、城市发展、城市管理中所遇到的社会道德问题的学科”。另一种含义是指城市本质的伦理蕴涵，即作为人类聚集形式的城市的伦理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伦理是对城市的伦理学解释，即从伦理学的视角解读城市。从学理上说，两种解释都是成立的，但显然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根据，而且后一种解释更能体现出城市伦理的理论价值。因此，本文更多地是从后一种意义上来阐述城市伦理。
城市作为人类居住地或人类的聚集形式，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历史地生成的。而城市一旦形成之后，伴随着人类历史进程的是城市的历史发展。从目前学者们对城市研究的众多成果中，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伦理作为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道德之维，存在于每一个人类集聚之所，城市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内在地包含有伦理因素，或者说，城市先天地具有伦理的属性，城市伦理是城市本质的体现，城市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城市伦理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城市的产生过程或者称之为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城市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城市共同体由于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相互之间的交往方式等等方面与生活在农村的社会群体有所不同，因而具有自己的特点。这种特点从不同的学科视野来看，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社会学强调城市社会独特的建构方式和运动规律，经济学强调城市经济体系的独特性，管理学关注的是城市管理活动的特殊性，人类学则从人口的数量分布以及居民的流动性和异质性方面来界定城市共同体，而在伦理学的视野中，城市共同体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城市伦理。首先，城市伦理决定了城市生活的基本样态；其次，城市伦理是城市交往的基础；第三，城市伦理决定了城市共同体的变迁。
从学理的层面来看，城市社会学、城市管理学与城市文化的研究都与城市伦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城市社会学主要研究城市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等方面，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探讨城市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变化，涵盖了城市的历史变迁以及城市的各种历史形态，阐述了城市社会的各种问题及其产生的原� 城市管理学主要是从公共管理的视角，以城市的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和良性运行为目标，以人、财、物、信息等各种资源为对象，对城市运行系统做出的综合性协调、规划、控制和建设、管理等活动进行研究。城市管理活动本身就是城市管理主体（包括城市政府、非政府组织及市民）与城市管理客体（包括各种城市管理活动和行为）的交往和互动，城市管理水平的高低与城市管理主体的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对城市管理活动和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决定着城市的整体发展水平，对城市伦理的形成与发展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包括了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在内的城市文化是城市精神面貌的代表性标志，一个城市的文化，在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和这个城市所在的人口、工业、商业、交通、旅游、生活等方面发生互动，并渗透到人们的衣、食、住、行等行为模式中去，从而形成城市文化的不同层面，从各个侧面展现城市的文化形象，体现城市的伦理精神，而城市文化的变迁也与城市伦理的变化息息相关。
（二）研究城市伦理的意义
1.研究城市伦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城市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及其本质。
城市伦理是伴随着城市而产生和发展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城市本身就是在人类文明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历史地生成的，“城市是一个动态体，城市存在的本身就是社会变迁的集中地，抑或可以说，城市从产生的那天起，从来没有停止过流动、运动和变迁。人在流动，物在流动，货币在流动，旧的街区在老化，新的街区在生成……。”城市的流动性决定了城市伦理也有一个历史的变迁。
城市的本质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也就是说，城市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人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城市市民是城市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伦理的产生与发展也是如此：要在这个人工环境中保持城市主体之间的正常交往，必须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交往规则或游戏规则——城市伦理。2.研究城市伦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城市社会生活方式及其交往结构。
城市伦理是城市交往的前提和规则。所谓交往就是指“人与人或与人群共同体之间为了实现变革世界和生存环境的目的，通过媒体中介而开展的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改造的各种实践活动和所形成的普遍性的社会关系。”“交往行为从动态上看产生出人的各种交往实践活动，从静态上看则形成了人们之间的种种交往关系状态，它是人的社会化的根源和动力之所在。”城市交往就是建立在城市社会生活方式和城市生态系统之上的交往活动，除了具有一般的人类交往具有的特点（如主体间性、语言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物质性和历史性等）外，还有自身的特殊性，如大众文化的影响、市民社会的结构、工业文明的历史、公共领域的变动等等，都与城市交往的规则即城市伦理在现实的城市生活中产生互动。
3.研究城市伦理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城市化的过程及其意义。
城市化的过程包括了人口集中、地域转化、产业转型、生活方式变革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几个方面，而从伦理学的视角来看，城市化的核心应该是人的城市化，“城市化是人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断地对自然空间进行创造性劳动的文明产物，城市化研究的出发点是人，……注重城市化中人的主体性和自为性，”而人的城市化的关键是全面提升人的综合素质，而不只是简单地把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样的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迁移过程。因此，城市伦理显然占据了城市化过程的重要位置，是保持城市秩序，开创城市新面貌的关键因素。
4.研究城市伦理有助于更好地塑造、发展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又称“都市文化”，是“市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是城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总和。”城市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既有社会文化的共同特性，又有自身的特点，有学者把它总结为“地域性、群众性、开放性和兼容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时尚的符号，是族性与历史的叙述，是城市人格的价值诉求。城市文化内含四个层次：物质秩序或物质文化层，即城市的建筑文化，包括城市建筑风格、特色与色彩的文化内涵，街区的结构与风貌，城市的建筑布局等，它们构成人的居住结构；管理——制度文化层，包括城市管理体系、社会分层、社会组织等，它们是人——都市的社会结构；生活与行为方式层，即都市的活力，包括城市居民的生活习俗、日常交往方式、国际化全球化的程度、时尚等；心理——观念文化层，即意识形态，如宗教观念，政治观念，道德情操，哲学理念，艺术底蕴及其所属的机构如学校、图书馆、剧院、书店和网吧等。只有深入研究城市伦理，才能更好地把握城市文化，引导城市文化向更加文明、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教学改革
一、 发挥城市社会学课程作用，顺应城市规划教育新趋势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规划人材的培养，现在已不能只局限于工程建筑方面的训练，它必须加强对现代城市发展所面临的许多社会、经济和环境区域科学方面的知识内容，把城市规划工作者培养成‘具有一门专才的通才’，这应该是城市规划教育发展的总趋势。”
目前作为工科培养体系的城市规划专业，培养过程中人文学科一直是薄弱的、被忽视的环节，导致城市规划教育体系下的毕业生在这方面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素养，最终影响他们参与决策的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原则性，这将对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建设带来严重而深远的影响。
针对目前教学过程中存在的有关问题，应首先在城市社会学教学大纲中明确课程特色，以培养学生人文素质和加强城市规划决策中的人文考虑为教学目的，教学内容上强调该门课程在城市规划专业培养中的重要性以及实用性。通过该课程的培养能够让学生在进行城市规划设计过程中做到：重视规划方案前期的社会文化调查研究及方案的社会文化效益评估；认真研究和实践公众参与的规划路线；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等社会背景，将城市规划决策与政府有关决策相结合；学会应用社会科学工具分析国内外城市规划项目的正反经验等。
二、完善教学内容，实施“两个联系”
在城市社会学教学内容方面，可以通过联系社会现实和结合城市规划相关问题来提高城市规划专业学生对城市社会学课程的重视程度，从而发挥该课程培养城市规划专业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作用。
1、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突出课程实用性
城市社会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因而在教学内容的学习中也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同时将大学生密切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与教学理论知识相结合，更能提高学生学习该门课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首先，城市社会是纷繁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必须将社会现象中具有本质联系的内容以及具有权威性的学术研究新成果作为联系实际的教学内容。联系实际并不是简单的让学生了解现实状况，而是让学生能够运用社会学的知识来解释和分析产生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比如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认识，当前我国处于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时期，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城市化进程缓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要求引导学生运用城市化相关理论知识来对社会实际进行解释。
其次，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融入教学内容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社会科学方面的素质，学会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来解决实际问题。如对目前我国户籍制度是否对城市化具有阻碍作用问题的认识，可以结合2009年初上海户籍制度改革这一实例，让学生运用社会调查方法，经过自身的具体实践调查来了解目前户籍制度对人们生活各方面的影响，运用社会学理论知识认识分析户籍制度存在的弊端及改革的措施。
2、将城市社会问题与城市规划相联系，实行专题化教学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在动态中展示着自己的魅力，它的魅力不只在于外在的物质特征，更在于和时间、人群、文化和自然这四种巨大力量的不断斡旋。对应“四种力量”可以将城市社会学的教学内容分为“城市和城市化”、“城市社会结构”、“城市文化与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态系统”四大专题。在每个专题的框架下不断拓展知识的宽度和深度，以“城市社会结构”为例，可以分为城市社会结构的基本载体、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等内容，重点掌握城市社会中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及其社会功能、社会角色、社会阶层的划分和社会流动所带来的相关问题，并结合我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启发学生运用城市规划的技术方法来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如我国现阶段社会阶层的变化所带来的居住分异等问题，如何在城市规划决策中解决。让学生明白城市规划不仅仅是一门技术，还是一门艺术，它规划的不只是城市中的空间格局，更重要的是城市中人们未来的生活方式。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并回答城市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用城市规划手段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将城市社会问题与城市规划相联系，不仅是适应城市规划教育的发展趋势，更是适应社会发展对城市规划人才的需要。如现实社会中许多城市基础设施落后于实际生活需要，既有物质上的困难，也有认识不足的问题。从城市社会学中居民生活方式角度可以进一步发现生活方式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关系非常密切，可以把生活方式理解为“人们享用物质的劳务的方式”和由个人“支配闲暇时间的方式”，那 人们既要有物质生活，又要有精神生活，这一切都要有活动基地或场所以及通畅的联系手段。在城市规划决策时，对信息中心、艺术中心、教育中心、医疗中心及其组成单位，还有宾馆、饭店、运动场、游泳池、公园、绿地以及城市交通工具等，是否有足够的认识，是搞好城市规划的先决条件之一。
三、 改革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教学方法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教学工作的成败，教学效率的高低和教学效果的好坏。在城市社会学教学过程中，运用推引教学和案例教学，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使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变被动�
1、推引教学，提高学生自学能力
推引教学是就教师通过结构性地介绍教学内容，有计划、有目的地推动学生阅读教材并钻研相关实践、理论课题，从而作出大胆思考，引导学生彼此启发讨论、共享彼此成果的教学方法。它符合城市社会学课程理论内容多和实践性强的特点。
“推”学生在阅读理解教材的基础上，阅读城市社会学方面的理论研究论文和相关书籍，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增强学生的感受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如将城市社会学的基本方法传授给学生，让学生从日常生活所见所闻中搜集素材，学会分析包括自己在内的社会环境。如自己所生活的社区是如何建设的？社区中的人群有何共同点？鼓励学生做读书笔记和观察笔记。
利用课堂讨论“引”学生探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每一章教学内容开始前布置相关的讨论题，讨论题的布置尽可能地有吸引力和争议性。例如：在讲授“社会阶层与流动”专题前向学生布置讨论题：“我国是否存在中产阶级？社会上的‘小资’人群属于中产阶级吗？”这样的讨论题引起学生的普遍兴趣甚至怀疑。讨论题的给出，为学生的课外阅读提供动力、方向和范围，促使学生努力寻找吻合自己观点的研究，同时留意与自己观点相反的研究，学生的探究能力在这种探索中得到培养，进一步引导学生观察实际、思考社会现象。
2、案例教学，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案例教学法是指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通过设置一个具体案例，展示并分析案情，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和主动探索，培养学生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以及合作、沟通和管理能力的教学方式。
通过案例教学可使学生接触到第一手原始资料，贴近生活，接近社会。通过对案例的讲述和评价，让学生感受到理论的源泉所在，并举一反三。在案例教学课堂上，教师要控制案例讨论过程，不仅引导学生去思考，去争辩，去做出决策和选择，去“解决”案例中的待定问题，使学生从案例研究中获得某种经历和感悟，更要引导学生探索待定案情的复杂过程及其背后隐含的各种因素和发展变化的各种可能性，从而培养学生主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曾怀正。城市规划教育的新趋势。城市规划，198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