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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无非两条：安居与乐业。重庆公租房的出现，无疑令房奴和准房奴欣喜不已。“重庆模式”一旦成形，或许可 在百度上搜索“重庆公租房”，可以找到1,900,000个网页，可见老百姓对拥有一个安定住房的迫切心情。而重庆市长黄奇帆“公租房永远姓公”的表态，又让许多人心中的举棋不定变成了期盼。
那么，重庆公租房建设的资金从何来，又到何处去？就成为人们关注的下一个焦点。
公租房永远姓公
重庆3年将建设3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有开发商也想在这块蛋糕上切一块。不过，在重庆市公共租赁房管理局挂牌仪式上，市长黄奇帆明确指出，公租房永远姓“公”，由政府建设和管理，不用开发商参与。明初，两江新区首个公租房项目将正式启动，该项目面积达46万平方米。
这只是重庆庞大公租房计划的一部分。今年年初以来，重庆推出将城市住房体系从商品化、市场化的单轨制体系转化为双轨制的改革。即30％～40％的城市居民由保障房解决住房问题。按照规划，公租房的建设体系于今年上半年启动，全市6个公租房楼盘开工，总规模750万平方米，加上区县部分，全年的开工量超过1000多万平方米。据称，到2012年，主城区要建成公租房2000万平方米，全市建成3000万平方米。
如此巨量的建设规模，对重庆公租房融资是个挑战，也是许多地方政府对公租房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根据重庆市长黄奇帆算的大账，建设2000万平方米公租房，政府投入土地成本500亿元，公租房土建成本500亿。后500亿，政府资金投入200亿，需市场融资约300亿。
开发商是否可以参加公租房的建设？黄奇帆说，公租房永远姓公，用不着任何私人老板来介入。黄奇帆称，中国香港、新加坡也有公租房。在这两个地方，也活跃着不少房产商和私人老板，也在积极开发项目。不过政府都没有利用房产商的资金来建造公租房。在公租房的建设上，是政府主导。如果私人开发商来建设公租房，那产权归谁呢？现在房子不好卖，造房子后租个5年，5年后价格翻两番又把它当商品房卖出，这是一笔糊涂账。
多渠道融资
公租房建设资金从何而来？黄奇帆称，“建设公租房除了政府投入，也可以利用社会融资平台。公租房有租金收益，是能平衡的。我们可以跟银行贷款，可以信托，可以发债券，可以跟保险公司融资，也可以跟社保基金融资。”
由于重庆坚持公租房产权公有，并考虑到民营企业介入可能带来产权、利润要求等方面的麻烦，主城的公租房建设，确定由重庆国资集团的地产集团和城投集团承担。两个集团均在最近成立专门的公租房建设公司。
地产集团目前承建了总面积60万平方米的3个公租房项目。全部项目投资规模为120亿。具体比例上，由财政注入20％，约24个亿，作为项目资本金。其余96亿，则由公司融资解决。银行是主要融资渠道。地产集团已与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和华夏银行签订协议贷款为10年期的中长期贷款53.8亿元的贷款合同。因为公租房贷款没有风险，有稳定的租金来源，所以商业银行给地产商的贷款利率下浮了10％。此外，重庆公租房与廉租房合一，公租房项目可享受中央地方财政补贴共计11.2亿。
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解到，8月25日，重庆财政消息称，国家已批准重庆用公积金贷款支持主城区6个公租房项目的建设，预计共有30亿元公积金贷款会投入此项目。地产和城投集团各获得15亿的份额。据称现在已筹资80亿，与国开行、部分中小银行也在接洽当中。不过，仍需开拓融资渠道才可持续开展后继的公租房建设。重庆地方财政收入去年才1100亿，民生支出项目很多，不可能大量投入公租房。
7月1日，重庆市政府颁布《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除了中央安排的专项资金和财政年度预算安排资金，公租房建设资金来源渠道还包括土地出让收益的5％，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公积金贷款，以及发行债券。发行企业债是城投和城产建公租房未来的融资渠道之-。不过发行企业债要求公司成立满三年，对利润也规定，现两个公租房专业公司才刚成立，还不符合发债要求。
另一个可能的渠道，除公积金外，是利用社保基金和保险资金。据当地媒体披露，中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将赴重庆考察公租房项目。重庆市国资委人士透露，作为对重庆公租房试点的支持，高层可能会批准社保基金进入。在保险资金这块，已有大型保险公司也已经与重庆方面进行了初步商谈。法律虽允许保险公司投资不动产，但能否参与公租房尚没有界定。保险资金以何种方式参与、投入的模式，也没明确规定，所以有一定风险。另外政府方面能多大程度让利，也是保险公司投入前谨慎考虑的问题。
重庆目前努力开拓的另一个渠道是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地产集团透露，此前曾与招商证券商谈建立股权型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事宜。但这类金融产品需以房屋产权作为贷品，而与公租房产权本身不能转让，也不能以市价销售有矛盾，因此双方协商暂无结果。
据重庆市国资委官员透露，国资委正在牵头做方案，向国家申请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如果这些融资渠道能够打开，可大大减轻公租房的融资成本，否则依靠银行贷款，成本仍然偏高，且不可持续。
可持续发展之路
一旦融资成功，公租房的未来重点，就在于如何堵上资金缺口。
黄奇帆在对外宣传中表示：“我们造3000万平方米，投入了700亿，700亿的银行利息以5％来计，应该是35亿。在资金投入中，有一部分是政府投入。除此之外的利息支出一年是二十几个亿。3000万平方米有60万套，年租金收益有三四十亿，应该说现金是平衡的，不会有坏账。”
但初始投入资金，仍是很大一笔负债。它最终要通过公租房的出售。
重庆在制定公租房方案时，关于公租房是否出售，曾有争议。但7月1日颁布的《公租房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居住满5年后，公租房可以向特定对象出售，只是其转让时，仍由公租房管理局回购。这是考虑到全部依靠地产，城投集团内部消化，不足以偿还本金。因为公租房本身没有利润。根据重庆的规定，5年后，公租房可向特定对象出售，销售价格，按当时的市场成本价，包括政府投入税费，但不计利润。这背后的逻辑是，房屋价格在增值，5年后的建设成本价，肯定比现在要高。因此以房养房可以实现。
黄奇帆曾经有这样的表述，地产集团如果拿了一千亿建了公租房，可能一千亿是负债，或者说是一千亿资金变成了房产，长远来说，十年以后，与商品房一样，公租房房价也会上涨，不讲翻番，涨50％，也不会成坏账。这就像一千亿买了黄金，黄金总归保值的，公租房如果这样良性操作，本身可以循环运转。
如果要保值甚至增值，其硬性规定在于房价的上涨，风险在于房地产价格下跌。这与政府建公租房的初衷有背离。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这样的尝试有其合理性，但其他地区在学习甚至复制“重庆模式”的时候必然要考虑其他的资金平衡方式，不可能把所有的砝码押在预期的房价上涨上。
从经济发展到社会变革，从“唱红打黑”到“干部大下乡”，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主导的“重庆模式”，正成为海内外各界关注的焦点。
据香港《亚洲周刊》报道，日前，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地区的170多名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出席了会议，对重庆变化引发中国转型的思考、中国改革开放新思维进行探讨。该研讨会由经济学家杨鲁军、社会学家邓伟志发起，由以胡锦星任理事长的上海增爱基金会，以及上海未来研究会主办。
与此同时，2010年12月6日至8日，国家副主席到重庆市进行了调研，这是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后首次到地方调研。调研期间，对重庆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做法予以肯定，并高度评价重庆在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加强社会治安方面取得的成效。
应对金融危机的新路径
所谓“重庆模式”，《亚洲周刊》曾解释为：城乡统筹，加快城镇化，实施农村居民低保制度等；照顾民生，继续实施低税率政策，首创购房退个人所得税政策等；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内需促经济增长，内销市场占工业产值九成；既汲取了沿海地区的经验，又回避了风险。重庆模式被认为是金融危机中中国后改革时期发展模式的新样式。
2009年2月，《亚洲周刊》一组题为“重庆模式创中国经济反攻新路径”的专题报道，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包括中新社、参考消息、新华网等中央媒体以及各主要网站相继转载，新华社更以“内部清样”上报中南海。中共中央主要常委批示，央视新闻联播节目大篇幅报道，肯定重庆模式，各地媒体亦闻风而动。
彼时，金融危机从美国席卷全球，中国沿海地区受国际市场萎缩影响，外向型企业哀鸿遍野，各地经济增长滞缓。虽然北京推出启动经济的措施，可以一时刺激经济，但却没有未来持续发展的方向。《亚洲周刊》的报道指，重庆从2003年开始发力，经济连年双位数字增长，2008年GDP增长更以高出全国4个百分点的14.3％的亮丽成绩示人，成为中国经济低迷时期的兴奋剂，极有可能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模式。
报道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沿海地区的广东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及上海浦东发展模式，促进了中国经济腾飞。而重庆模式，改变了过去以投资及出口拉动经济的粗放模式。其以统筹为特点的创新思维，令沿海失利的中国经济重新看到了可以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的新路径。2009年中国经济“保八”，重庆则提出了GDP保持12％的增长率，超过全国4个百分点。
据报道，还在强调防经济过热时，重庆就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有了较充分的认识。2008年4月，重庆领导层决策推出6条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包括对流动资金的贴息贷款；对中小企业进行融资担保；对出口创汇进行一定的补助；对煤炭、电力市场的调控；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对一些要素市场的扶持措施。
时任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强调：“这些措施，对刺激经济有作用，使得经济危机对重庆的负面影响，被这些措施对冲。”此后，配合中央经济刺激政策，重庆又出台了12条措施。黄奇帆认为，这12条措施配合中央措施的落实，能推动刺激重庆市2009年经济可持续稳定的发展。他还强调，国家对重庆新的战略定位的导向起了重要作用。
2009年3月，美国《新闻周刊》一篇题为“中国资金流向西部”的文章也表示，在重庆和其他一些内陆城市身上，“寄托着中国经济复苏的希望”。报道将重庆的逆势崛起，归结为政府刺激经济方案对内陆的倾斜、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和努力鼓励国民消费，以及推动在内地发展制造业等。
2009年12月，在实施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中，国务院总理专程到重庆考察，对重庆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重庆模式甚至已� 2010年9月，媒体还援引到重庆出席世界出口论坛的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主任弗朗西斯称，联合国将把重庆模式作为范例推向全球，为破解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贸易提供帮助。
不仅是经济发展模式
当前，对“重庆模式”的表述，事实上早已超越了经济发展模式而成为重庆改革开放探索的新路径。追求公平、关注民生的社会变革；倡导社会新价值的“唱红打黑”；转变领导作风的“三进三同”，解决民众长期上访的“干部大走访”等，都被各界热议，甚至是引发争论的焦点。
主政重庆后，在当地大力提倡“唱红歌”，他说“一个城市的发展是综合的，需要有精气神”，“革命歌曲都很有生命力，……非常带劲”。2008年6月以来，重庆开展群众性的“唱读讲传”活动，并公布了推荐的红色歌曲，包括“27首革命历史经典歌曲、18首现代经典歌曲”。
据报道，截至目前，重庆已累计开展一定规模红歌传唱活动14.8万场，参与市民超过8731万人次；开展经典诵读展演活动4.4万多场，参与市民1762万人次；举行一定规模故事会8.6万场；全市手机和QQ用户转发箴言1.7亿多条次，参与用户达到1.8亿人次。
2009年7月起，重庆开展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截至2010年5月，已抓获涉黑涉恶人员4781人，14个涉黑涉恶团伙受到致命打击，一批为之充当保护伞的政府官员包括原重庆市司法局长文强等并被审判。官方宣称，“市民对打黑除恶的支持率高达96％”，通过打黑除恶，“人民群众安全感达94.3％”，“打黑除恶助推了经济发展，提升了重庆综合竞争力”。
打黑行动高潮后，2010年2月，重庆宣布将原本的交、巡警合一，组建新的交巡警体制，以更好地维持治安环境；3月，重庆市公安局进行机构改革，所有处室，各个分局，交巡警支队以及所辖区县各分局派出所，从副科到副局的所有领导干部全部“就地免职，重新竞聘上岗”，同时大规模扩充警力，以“整肃警察干部队伍”。
此外，重庆在党员干部中掀起了一场“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进三同”活动；又启动为期三年的“干部大走访”活动。
而2010年重庆的“四件大事”则包括了种树、农户增收、公租房和城市改造。据称，重庆将让市民在3年内人均拥有12平方米公园绿地；渝东北、渝东南“两翼”农民户均纯收入较2009年增收1万元；3年内修建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以及3年完成主城区城中村改造。
让外界印象深刻的还有，2010年8月，重庆启动户籍制度改革，未来10年将有1000万农户转户进城。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明确否定了“千万农民进城户籍改革是政府盯上农民土地”的质疑，表示此举初衷是为了给农民一个和市民平等的身份，并逐步实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在推进农民户籍改革中，并非硬性要求换成城市居民户籍的农民马上退出土地，而是给以几年的过渡期。
争议与局限
很显然，施政重庆的模式及展现的执政能力值得肯定。而在此番力挺之前，重庆模式也在早前在中央高层中就赢得肯定。2010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贺国强、均对重庆打黑做出肯定；9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重庆考察后表示，将在全国推广“唱读讲传”活动；11月，表示，要在全国政法战线开展“唱读讲传”活动；11月1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顶栏刊文称，“唱读讲传”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效载体。
不过，对于重庆模式，社会各界还有不同认识。
此前，对重庆大搞唱“红歌”，有人指有作秀之嫌。对打黑除恶最大的争议则在于打黑后对犯罪嫌疑人审判的公正性问题，一些媒体如《南方周末》、《财经》、《三联生活周刊》都表达了这种忧虑。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安全是否有保障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一些人认为，重庆模式仅是社会改革的有效尝试之一，改革是有多种模式的，无论何种模式，关键是看能否对百姓有利。尽管重庆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作为区域发展模式之一，重庆模式不是“中国模式”，它并不一定代表着中国的未来。而上海增爱基金会理事长胡锦星认为：“重庆模式不是排他性的，中国地域广泛，可采以不同的城市治理和发展方式。”一些人则认为重庆模式强调“民生是硬道理”、“公正是生产力”，体现了中共的自我更新能力。在此次于上海举行的研讨会上，其还引起部分专家学家对于法治流失及“”式政治重现的忧虑。
据《亚洲周刊》报道，被认为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指出，重庆模式大概有中共遗留的政治遗产及革命文化的资源来强化政府力量，是一种特别的模式。他担忧，中国处于极强政府极弱社会，公民社会缺位，人治如果没有法治的监督，尤其是没有公民社会的力量，容易出现大问题。“强调公民社会发育，强调理性主义的思维，防止‘’思维死灰复燃，强调法治社会神圣性应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0年12月7日刊登专栏作者老愚题为《“红色重庆”的价值》的文章认为，重拾“正义”与“公平”的道统，打出的传统社会主义之牌在当今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人们厌倦了腐败和权贵资本主义，怀念曾经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理念，而的政治治理又在某种程度上让人心恍惚回到了从前。薄的实践也说明，在当下中国政治语境中，区域性政治治理具有可行性。但其局限也有目共睹，在没有“反对派”掣肘的政治强人的引领下，重庆可能奔向不可预知的前方。
政治前景引关注
伴随重庆模式的走红，关于政治前景的消息，在广泛传播中显得近乎合理。
1949年出生的，其父薄一波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在基层从政近7年后，于1992年主政大连，9年后就任辽宁省省长，3年后从“封疆大吏”调任“内阁部长”，进入中央出任商务部长。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时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11月30日接替担任重庆市委书记。
有分析人士称，重庆的改革最早因于中央的支持，其被设立为直辖市的意义就在于带动西部经济的发展，在政策支持的经济改革之外，从社会、民生等方面亦作了有益的探索，并且收到不错的改革成效，从而使其拥有了可观的民意基础。
据称，在重庆公众中大受欢迎。在全国，薄的高调令他赢得了官方《人民日报》发起的2009年网络评选“年度人物”称号。
主持上海的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的经济学家杨鲁军，在他的捧薄长文中称，改革开放初期，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讲过一个重要的观点，即要多用、重用“明白人”和“能人”，而不能总选那些不干事、干不了事，成天搞关系，（选举和评比的）得票总是最多的人做领导。而正是党内难得的“明白人”、“能人”。
随着“民心”越来越成为为官者或欲登“庙堂”者的重要工具，现在拥有雄厚民意基础的，因其政绩表现，加上红色世家的背景，有外媒援引北京政界人士很肯定地说，“中南海的政治格局将因此会有变化”。
值得一提的还有，近期《人民日报》高捧“批红包问题，重庆公务员主动上交5500万”；人民网首页2010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记者追忆岳父、开国少将谷景生的博文，获得网友为薄叫好声音。种种迹象，似乎亦在显示非同寻常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