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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国际化；地方性；地方文化；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712（2013）25-0064-04[作者简介]李徽昭（1975―），男，江苏泗洪人，博士，淮阴师范学院国际交流处副处长，研究方向：教育管理；周睿（1984―），男，江苏泗洪人，硕士，淮阴师院文通学院讲师。
当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丰富、多元，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有效的智力支撑与发展动力。在此过程中，教育国际化意识逐步增强，对教育国际化的认知有更多深刻感受。但仍还有不少办学单位的教育国际交流参与者依然存在着结构性思维定势，抱守着“国际高于地方”的思想观念，忽视了教育立足地方办学的实际。交流合作的过程中，地方文化得不到凸显，国外合作院校与人员不能深层感知教育所在地的文化特色，也就无法推动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深入发展。
一、教育国际化的思维误区
近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教育加速发展，教育国际化已� 各大高校也出台了许多措施促进本单位教育的国际化，尤其是在教育教学中不断引进新的教育理念，但“国际高于地方”“他国文化优于我国地方文化”依然是众多办学单位主要的思维方式。由此在教育中出现了忽视地方文化，盲目无主地参与国际化的现象。
（一）国际高于地方的思维误区
教育国际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教育从大国向强国迈进的重要举措。在全球化为主要发展趋势的21世纪，教育国际化并非某些发达国家所特有的教育，而是世界各国在经济一体化环境下对教育提出的发展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与合作互助程度的不断提高，高等教育乃至于基础教育不得不日益走向国际化。早在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便发表了《关于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其中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适切性”“质量”相提并论，认为它们是世界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的三个主要方面。也就是说，教育国际化对教育变革与发展是其必不可少的步骤。由此可见，各国对教育国际化已达成一种共识和认同，教育国际化势不可挡。
面对汹涌的教育国际化潮流，我国教育国际化也陷入了西方化、美国化误区，表现出文化弱势的卑微心态，使我们在比较和评价中外教育时失却了客观标准，失去了立足本地发展的文化主体性。各教育机构办学地方的文化无法在全球化的文化体系中与西方或美国文化比较，无法凸显本土文化价值。尤其是，不少办学机构对教育国际化的认识出现了误差，认为既然教育已经走向了国际化，那地方文化就没有意义了，教育国际化主要在于吸收西方文化，引进他国先进的教育教学体系。更有一些办学单位简单地把教育国际化理解为聘请外籍教师上几堂课、选派学校的一些“达标（达到西方高校的入学要求）”学生出国交流或留学，这就是教育国际化，或者认为与国外高校进行一些合作和交流、举办几场访谈，就叫国际化。
上述理解都是丧失本土文化自主性的陷入误区的教育“国际化”，他们把教育国际化的内涵变成了简单而狭隘的片面之词，人为地把教育国际化和地方文化分离。对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国际化”不仅仅只是一个向强势国家学习并吸纳、融汇本土文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我们在与强势文化比较中重新观照自身、向西方国家推介地方文化使双方互动交流融汇并适应的过程，这样的教育国际化才是教育思想、经验及资源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对话、交流的真正的国际化。教育国际化是地方文化与西方互动学习借鉴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形成自己的东西，因此，可以说国际化同时也是一个地方化的过程。
（二）国际与地方的文化辩证关系
教育国际化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真正融于全球意识环境中的教育体验。它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课程中的国际内容；二是与学者、学生的国际流动；三是国际技术援助与合作。[1] 地方文化是地方教育机构办学的立足点，各教育机构立足地� 教育国际化与地方文化具有内在统一性，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两者可以互相促进。一方面地方文化通过教育受惠于国际化，吸收国际化的养料，显现出地方文化的价值与特性；另一方面地方文化又能很�
鲁迅曾说：“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今天我们对这句话的理解显然已经更为深入，民族的东西必须具有世界性、全球共融的文化特质才真正具有世界意义，否则只会被时代和世界淘汰。因此，地方文化只有通过国际化与全球其他异质文化不断碰撞，才能找到地方文化的独特位置。也可以说，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应该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既要在两者之间坚守科学合理的文化立场，更要以本土化为目标，以国际化为手段，保持一种胸怀开阔的批判理性，通过全球化壮大地方文化。正因为如此，教育本土化不能代替国际化 ，教育国际化也不能排除本土化，两者必须是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
二、高等教育中的地方文化与国际化
（一）大学教育具有地方文化属性，教育内涵于地方文化中
“教育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化的动因。从广义上说，高等教育是制度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发展变化也必然要受文化的制约和影响。”[2]教育的过程就是文化传承的过程，教育活动的各个层面都蕴含着文化因素。文化功能是教育众多功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地方院校在地方文化领域也进行了一些尝试，比如利用地方深厚的文化资源开展名人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江苏淮安各高校对精神的研究，对大学生人格的塑造起到重要作用；有的高校通过博物馆、图书馆等载体，宣传地方文化和历史传统，使地方文化深入人心；有的高校设立专门的地方文化研究机构，把地方文化作为校本课程的一部分，与地方开展深度合作，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
大学文化既是地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明显区别于地方文化，高校四大职能中的人才培养以及文化传承和创新功能，对地方文化的宣扬与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学作为向社会输送专业人才和提供高科技服务的教育机构，与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人文素养的提升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学教育与地方文化的交融应该愈加深入。大学教育内涵于地方文化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对地方文化的挖掘。高校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科研条件，为地方文化开发和保护提供智力支持，地方文化应� 二是对地方文化精神的研究。地方文化资源丰富多样，但同时文化发展问题也很多，高校对地方文化的整理、考证研究将起到重要作用，高校通过地方文化精神的梳理推动学校校风与办学精神的深入发展。三是对地方文化创新和宣扬的作用。地方文化既有与时俱进的内在价值追求，也有发扬光大的内在需要，高校作为人才和技术汇集地，创新地方文化、宣扬地方文化责无旁贷。
（二）教育国际化首先须本土化
高等教育国际化指的是“将大学教学、学习、研究及管理等置于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及世界教育和文化的大环境中去进行建设与管理”[3]。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文化融合的过程，在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多样化、民族化的地方文化逐步凸显出来。从教育本身来说，它具有对文化的生产、传播、创新功能，这就要求它既应该有“兼容并包”的系统，又要具有“海纳百川”、吸纳各民族或地方先进文化的度量。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两者可以互相促进。为了形象地理解上述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麦当劳的本土化策略成功的事例也许是最有说服力的。首先是麦当劳公司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当地市场的本土化服务营销组合策略。麦当劳公司根据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消费者在饮食习惯、饮食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差别稍作变化。在中国，麦当劳就推出了麦乐鸡、麦乐鱼、麦辣鸡腿汉堡、麦香猪柳蛋餐等符合中国消费者饮食习惯的快餐食品。其次是制定本土化的促销组合策略。本土化促销组合策略必须考虑当地的文化、风俗和传统。麦当劳公司的员工都是经过标准化培训的当地人，本土化促销主要是通过在电视、报纸、互联网上做广告，广告主角都是普通的中国本土人民，广告充满地方文化气息。在教育国际化过程中，无疑应该学习麦当劳的本土化经营策略，不断在国际化过程中凸显地方文化，将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逐步本土化，使之适应地方学生、办学环境等，这样的国际化才能真正符合地方文化的发展，也才能推动各个立足办学地方的高校的发展。
三、教育国际化的地方文化方式
（一）在全球文化中找到地方文化定位，突出地方特色
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文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地方文化是一个地区的教育、风俗、人情、物质的综合体现，也是中国国家文化多元性的根本表现。地方文化是地方高校发展的血液，是地方高校形成办学特色的源泉。地方高校和地方文化建设应该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相互发展。以苏州地方文化发展与苏州大学建设之间的关系为例：20世纪初，苏州得海外风气之先，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使苏州文化重焕生机，苏州文化中的精致优雅、争先发展等因� [4]
在全球文化中找准属于自己地方文化的定位，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地方文化特色，在此方面，不少地方做出了尝试和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扬州立足自身地理、历史和文化特点，抓住“京杭运河沿岸众多城市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这一亮点，通过“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这个平台，推动自身走向世界，使扬州文化获得国际化发展。扬州是世界最早也是中国唯一与运河同龄的城市。历史上，扬州因运河之利� 扬州的鉴真东渡日本、韩国崔志远来扬为官、意大利马可・波罗旅居扬州，不仅向世界介绍了扬州，也促进了扬州文化与国际文化的交流。2007年以来，扬州先后与31座外国城市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成功向世界展示扬州地方文化魅力，成为让本土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方式。[5]
（二）办学单位应以地方文化建设推动学校国际化
地方院校要传承、发展地方文化，必须结合课程教学，将地域文化内容灵活地融入到课程内容中。文化与课程存在着天然联系，作为学校教育核心内容的课程与当地的社会文化处于不断的互动之中。学校应该引导教师、学生正确对待地方文化、发展地方文化。比如在课程设置上，可以安排介绍地方文化的课程，可以在课程教学中融入地方文化的相关内容，增加学生对地方文化的了解，加强学生对地方文化的认同，确保传授国际文化知识与提高地方文化知识储备并重。具体而言，语言文化类选修课可以在英语阅读教材中设置地方文化为主的文章，介绍典型的地域特色文化；地方文化类选修课可以让学生了解、认识、传播地方的传统文化，能用中、英文双语表述地方文化的主要内容，其根本目的是达到语言学习与文化传播双赢局面。地方文化是内容，英语是形式，两者的结合可以使外语学习言之有物，更有现实意义，既满足文化传承的需要，又能避免学生对单纯的英语基础学习产生倦怠。[6]
除此之外，地方文化建设可以从教材建设入手，注重地方文化品牌的外译和输出，将本地的历史、民俗等具有特色的文化内容翻译成英语，推广本地文化。通过这些方式可以有效地提升地方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并将这种地方文化融入教育的各个环节。
在教育日益走向国际化的背景下，只有凸显地方文化价值，增强地方文化与国际化思潮的互动交流，才能深刻感知教育办学所在地的文化特色，才能在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上得到深入发展，从而更好地以地方文化建设推动教育国际化。
参考文献：
[1]赵中建。从一所学校看美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J].全球教育展望，2001（1）.
[2]刘海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J].中国高等教育，2001（2）.
[3]张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标准与实施对策[J].继续教育研究，2005（1）.
[4]李徽昭。地方高校国际化的理念误区与文化认同[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2（6）.
王义桅，环境工程学士、国际关系博士，现任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执行院长，中欧学术连线（CEAN）主任，兼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及上海国际文化服务贸易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曾任中国驻欧盟使团外交官（2008—2011），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2001—2008），比利时自由大学欧洲研究所访问教授（2009—2010），韩国延世大学访问教授（2005），兼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室副主任（2004），法国外交部中国社会科学青年精英学者（2002），美国耶鲁大学福克斯学者（Fox Fellow，2000—2001）。
二、研究领域与代表作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批判与中国学派建构。最先倡导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学者之一。在中国学界曾掀起国际关系理论属性的“科学与艺术之争”，提出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作者性—国家性—时代性”分析框架及“生命力假说”。代表作是《超越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解读》一书及论文《论比较国际关系学及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开放时代，2002年第5期，《新华文摘》2003年第2期全文转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国际政治》2003年第1期全文转载）；《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论文（《美国研究》2003年第4期）获上海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上海市社联2003年度优秀论文奖；Between Copying and Constructing：China Is Seeking Its IR Theory，in Arlene B.Tickner and Ole W？ver，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Around the World（ISBN：978-0-415-77
236-5），chapter 6，Routledge 2008等。
公共外交理论与中国公共外交。国内开展公共外交研究最早的学者之一，也是最早在国际顶级刊物发表公共外交研究成果的中国本土学者，代表作是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Soft Power, The Annals of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SCI），March 2008 616.（Google学术显示，被引用34次）；发起察哈尔学会—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公共外交国际论坛”。
美国研究与中美关系。提出被神话的美国终将成为地区强权、防止美国过快衰落、中国的美国观是中国观的折射、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最大挑战是重塑美国的国家认同、美国对中国的最大威胁是中国的美国化等观点，引发学界和社会热议，代表作是《被神话的美国》。
欧洲一体化研究及对欧洲文明的反思。推动建立中欧学术连线，提出中欧文化G2说，倡导全球视野下研究中欧关系，代表作是《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全球视野下的中欧关系》。
中国外交战略反思，提出包容性崛起战略。代表作《超越和平崛起——中国实施包容性崛起战略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8期）；《和平崛起的三重内涵》，（环球时报，2004年2月13日，《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外交》2004年第5期全文转载，《亚洲时报》、《中国日报》、《大国》、《和平崛起研究》等国内外媒体、书刊全文转载）。
中国民族主义话语权解构。代表作《探询中国新的身份：民族主义的神话》，（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被先后收录在Arif Dirlik、俞可平主编的《中国学者论全球化与自主》（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论丛，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谈火生主编的《大国策》（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等书）。
三、国内外学术交流情况
在中国外交部、上海图书馆、国内外高校、智库发表学术演讲近百次，出访美、加、英、法、德、荷兰、比利时、瑞典、丹麦、韩、印度、新加坡及土耳其等国共计80余次，包括两次在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办的“非正式欧洲议会”上做主旨发言；两次参加英国威尔顿庄园会议（WP1055、WP881）；六次参加斯德哥尔摩中国论坛；2002年起连续六年参加国际研究协会（ISA）年会；2002年参加“第27届英国国际研究协会（BISA）年会”；2003年起连续四次参加中美安全对话（SASD）；2006年参加在伊斯坦布尔举办的主题为“文明与世界秩序”的国际研讨会并做主题发言；2007年应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邀请赴新德里、加尔各答、孟买讲学；2007年参加第四届济州和平论坛；2011年参加柏林外交政策论坛等。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由于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认识还不足，因而没有制定出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在处理与其他党派的关系中，一律采取“攻击、排斥”的态度，认为当时中国的“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北洋军阀政府都是反动的，主张中国共产党“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39]随着革命的发展，由于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依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反之，“如果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就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40]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寻找同盟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民族利益的大义出发，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共认识到只有联合才能实现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纲领。1922年6月，中共发表了《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对做出了公正评价，又对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及脱离群众做出了诚恳的批评，表示愿意与孙中山联合，紧接着党的“二大”上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公开声明：“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革命的新党派，组织民主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帝国主义压迫，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41]这个决议案表明，中国共产党放弃了排斥一切其它政党的立场，确立了与派联合共同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政策。
中共选择做为自己的政治伙伴和联合力量除了共产国际的因素外，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考虑：首先，事实证明中共单靠无产阶级的力量不可能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中共自成立后，就开始领导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工运高潮，但由于力量的对比悬殊，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工运迅速转入低潮。于此，中共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依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反之，“如果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就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42]它表明中共意识到寻找同盟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以早在二大时，中共不得不对先前的政策进行修改，一方面提出最低和最高革命纲领，另一方面提出了建立联合战线的主张。其次，是因为本身的特点。虽然孙中山领导的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但自清末以� 因此，中共觉得在“在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是比较革命的民主派。”[43]而且“依社会各阶级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更大更革命的党，既使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44]于是，中共同意了与的合作。2、服从共产国际的利益，中共从党外合作转向党内合作随着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为服务于苏俄远东战略利益对中国民主革命策略的调整，国共合作就成为共产国际与孙中山加强联系，苏俄同国民政府结成联盟的关键性环节。而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大多数领导人尚未转变思想。为了统一认识，1922年1月，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第一次杭州中央全会(即第一次西湖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扭转中国共产党人对的认识。马林提出“共产党人放弃排斥的立场，并在该党内部开展政治活动”。但中国共产党明显抱有非自愿性与非自觉性的抵触情绪。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如此合作，必然会束缚其革命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阻碍其力量壮大和发展，使其扮演合作中一个弱势群体的角色。所以陈独秀及与会者都强烈反对加入，仅同意国共合作。西湖会议结束以后，陈独秀于4月写信给远东局负责人魏金斯基，明确表示反对马林“关于全体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的提议”。1922年夏，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回国，带回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文件和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参加国民革命，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及《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这个决议符合国共合作的基本原则，确立了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基调。但关于联合的方式问题代表们仍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为了进一步统一党内对国共合作的认识，马林于7月17日向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一篇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肆意夸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横加指责。他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表示悲观失望，甚至错误地提出“一切工作到内去做”的口号。1922年8月，马林随苏俄特使越飞再次来华。马林这次带来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由于孙中山拒绝采纳建立联合政府，实行“党外合作”的建议，所以，就必须说服中国共产党接受加入的建议，以解决意见分歧。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8月17日召开了第二次“西湖会议”。、蔡和森等仍反对马林的主张。陈独秀也表示不同意马林的见解。但在会议上，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七月决定和八月指示，坚决要求中共党员加入，建立国共统一战线。由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关系和经济上对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完全依赖，为了避免与马林和共产国际发生严重的争执，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多数人都不得不接受加入的主张，陈独秀也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建议。最终，马林以“中国共产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辞，压制党内不同意见。中共中央出于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45]第二次西湖会议统一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认识，从而已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确定了共产党加入，与实行党内合作的方针，从而奠定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三）采用党内合作方式，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对同合作这一战略利益的认识也是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由于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认识不足，在处理与其它党派的关系中一律采取的是“攻击、排斥”的态度。但由于敌人力量的强大，自身力量的弱小，特别是在“二七惨案”的创痛后使得共产党不得不认识到只有联合可以依靠的力量，才能打倒共同的敌人。在列宁作出了“无产阶级可以同资产阶级联盟，哪怕这种联盟是暂时的，不稳固的”这一指示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特殊性的有关论述，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独立斗争是不能得到胜利的，而还要有各阶级的援助。”[46]“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47]于是采取了以共产党员个人身份加入的合作形式。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一种策略手段，目的在于通过向与它有联系的工人群众和组织渗透，并最终从那里能夺取这些工人群众和组织，壮大党的力量；同时在内部建立比较稳固的共产党集团，最终能由共产党人夺取对中国革命的最终领导权。中国共产党对同合作的战略利益认识和政策都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1、利用的组织和威信，迅速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后，虽然经过多方努力，其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还是相对较短，民众的觉悟也还没有达到更深层次的认识，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范围有限，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还不是很广泛，党员的发展速度也不是很迅速。到1922年6月底，中共二大召开前夕，党员人数只有195人，就是到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时，全国的党员也只有四百余人，这与党员有数万人的根本无法相比。
从1894年起，孙中山就一直坚持革命斗争，他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非常广泛。本身虽然是一个纪律比较松散的政党，但作为一个富于革命传统的政党，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联系，不仅在南方有着较为普遍的各级组织，在北方也有其党的活动，甚至当时的各省督军中也大多数都是员，再加上在广东有一块根据地，还支配着一定数量的军队。特别是在省港大罢工后，由于的积极参与，使得在民众中的影响与日俱增，而共产国际也更看重，认为其是一个进步的党派。1923年2月，发生了吴佩孚镇压工人运动的“二·七惨案”，“二·七惨案”的发生使得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意识到了自身力量的弱小和反革命势力的凶残，于是在党内统一了思想，接受“党内合作”，决定全党加入，借助原有的组织和势力，到内部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来壮大自己可以支配的革命力量。
2、利用的“合法”地位，使共产党的活动公开化
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起，由于其宣扬的无产阶级理论和宗旨，就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势力视为洪水猛兽和心腹大患。共产党被北洋军阀和地方军阀视为非法的极端组织，不仅共产党人的活动被禁止，共产党员被大肆捕杀，就连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报刊也被全部查封，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活动就只能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这就严重限制了革命工作和工农运动的开展，这也是党的力量一直无法壮大起来的直接原因。而它不但在中国的南方的政治版图中占有优势地位，还拥有自己完全掌握的根据地，更重要的是在国会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样中国共产党加入后，由于孙中山同意共产党人在内宣传无产阶级思想，这样就可以凭借的合法地位，使得党的工作走向合法化、正常化，从而扩大自己的影响，壮大党的力量。
3、利用在民众的广泛影响，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由于人少势微、力量弱小，早期的革命工作只能局限在部分的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劳苦大众虽有迫切摆脱被剥削、被奴役处境的要求，可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对于他们来言是过于遥远的，由于没有亲身体验到共产党倡导的社会革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对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这些口号，一时也难以理解和接受，甚至认为这是过于激进，是不可能实现的。而由于它在中国革命中的长期斗争，已经是一面尽人皆知旗帜，孙中山等人与工人和农民有着大量的联系，的基层党组织也十分普遍，他们的三民主义主义学说和民主共和的观念也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深入人心。而且在共产党加入、联俄联共后的改组实行的“民族平等”、“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等较为现实的主张更易被群众所接受，既然孙中山许诺共产党员加入后能在内宣传自己的主张，那么共产党便可以在国民革命的进程中，在宣传三民主义的同时，不失时机的加以共产主义的教育。通过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借次扩展马列主义的群众基础，提高劳苦大众的阶级觉悟和认识水平，扩大党组织的影响，为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过渡做好理论的、群众的准备。
（四）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坚持党的独立领导权采取何种方式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当时苏俄及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三方争执的焦点，也是关系到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能否最终建立的关键所在。起初，中共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阵线”的两党平行合作的方式，遭到孙中山的拒绝；随后，苏俄及共产国际代表提出“两党合并”方式，并促使中共接受，遭到中共的坚决抵制。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排除来自“左”与右的压力与干扰，提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到中去的新的“党内合作”方式。如此，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得以建立，中国民主革命开始进入一个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探寻到这种既可使孙中山欣然接受，又不违背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同时又能从根本上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合作方式，充分显示了党在那一历史时期已经注意到了要掌握党独立领导权的重要性。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策略制定以后，碰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督促国共两党尽快贯彻执行。孙中山已经明确表示只接受中国共产党加入。在孙中山拒绝了国共两党平行合作的建议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达林又提出实行“两党合并”的新方案。“两党合并”的意见虽被中共“二大”所否定，却仍然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与支持。共产国际执委会明确指示：中共中央所有的工作必须在马林的指导下进行，“共产党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内部和工会中组成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48]为此，中共中央又于1922年8月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方式问题。会上，马林为促使“国共合并”,进一步向与会者施压；而绝大多数与会者依然强调：这样做势必“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49]就在双方争执不下、陷入僵局的时刻，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即共产党员有条件地加入，并以少数领导人的率先加� 这个意见化解了争论双方的尖锐矛盾，使大家心平气和起来，会议由此出现了转机。经过进一步协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终于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参加”,实现国共两党“党内合作”。这一方式与马林提出的“两党合并”同是“党内合作”,但二者间有本质区别。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后，自己的组织机构和一部分党员独立于组织之外，可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壮大。1923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关系问题的决议》,排斥了国共两党合并的主张，采纳了中共提出的“党内合作”方式。决议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在斗争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50]1923年6月，中共“三大”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以此揭开了国共“党内合作”的序幕。实践证明，这一合作方式对国共双方都是有利的，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实际进程也是有利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具体方式问题的解决，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尽管年幼，但已经尝试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充分显示了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统一。四、正确看待战略利益互动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作用及其启示
（一）没有利益就没有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因此而形成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过程中，之所以合作是出于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逆境，想利用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来争取共产国际和苏俄更多的军事经济支援，强大自己力量的战略利益需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合作是因为远大的阶级目标和本身相对弱小的阶级力量，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自身战略利益的角度出发也可以利用来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战略利益需要；苏俄之所以合作是根源于其国际环境的恶化与维护新政权，想利用中国的革命力量来保障自己在远东的战略安全利益，遏止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向它发起进攻。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式上看，它是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从实质上看，无疑又是、中国共产党和苏俄三方面的合作。为什么这三个在民族利益、阶级利益上两两迥异的主体会走向合作呢？一句话，是“战略利益”这根链条把、中共和苏俄三方捆到了一起。也正是由于三者战略利益的彼此互动，最终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从理论上讲，与中国共产党和苏俄是很难走在一起的，因为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其党纲、无不具有浓厚的资产阶级人文色彩，其奋斗目标也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其最终归宿的，尽管其“三民主义”有一定的民主内涵，尽管孙中山推行“以俄为师”的政策，然究其本质，其依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模式，依然不能填补横亘于国共两党之间的阶级鸿沟，且孙中山的“联俄”、“联共”仅是一种政策，只是一时为了战略利益的适时调整，而非一种政纲，从而也意味着国共合作的短暂性与适时性。同样的道理，俄共、中共是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政党，它的目标是消灭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所以，合作主体在阶级本质上是形同水火，在归宿上是南辕北辙的，但是各自战略利益的现实需要超越了理论的时空，使彼此结成了联盟。
就而言，如果不联俄，那么不仅俄援未得，而且苏俄很有可能与北京政府或其他军阀相接近，这样在英美离去的情况下就有被中外反动势力消灭的危险，为了发展的前途，就必须联俄。退一步讲，苏俄还很有可能援助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就会飞速增长，为了战略利益观的产院发展，也必须联俄。此外，既已联俄，就不可能不联共，因为中共苏俄是马列主义藤上的两个瓜，在政见上有着先天的趋同性。正如廖仲恺在讨论联俄联共政策的可行性时说：“世界各国和中国都不能联络，我们在国际上正缺少朋友，现在俄国既诚心与我们联络，我们便不应该拒绝它的党徒(中共)。”[51]可见，对来讲，联共是其联俄的桥梁。而且当时中国共产党也是国内最革命的政党，尽管人数少，但代表着一种新兴阶级的力量，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所以，如此利害相较，既便感情上不愿联共，可理智上却不得不联共。
就中共而言，尽管一成立就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但恶劣的国际国内环境，自身力量过于弱小的客观现实，举步维艰的革命形势，都使它不得不外联苏俄，内联。尽管也知道这样做会给自己的正常发展带来一定的危害，但为了实现宏伟的蓝图，只得在前进的车轮上套上联俄、联孙的缰绳。
最后就苏俄而言，如果只亲共而远孙，就会冒着把推入英美怀抱的危险，如此，其对华政策就失去了短期战略利益；反过来，如果只抬孙而抑共，其对华政策又失去了长远战略价值。所以，如何把长远战略价值与短期战略利益结合起来呢？那就只好就采用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形式，而自己则充当合作的枢纽。一方面压制中国共产党接受提出的不合理条件，使合作得以实现，以维护其暂得利益；另一方面则帮助中国共产党，希望中共能变成“孙悟空”把掏成一个“空葫芦”或挤成一个“干柠檬”,以逐步实现其长远战略利益目标。
因此，可以说正是这一系列战略利益的互动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当然，这些战略利益是双向的、互动的，战略利益的互动就是保持彼此间相互排斥相互吸引的磁场，使彼此的内在利益需求在相互依存中得以实现和保障。如就民族利益论，中共与更为接近；就阶级利益论，中共与苏俄又更同声；就力量大小利益论，与苏俄更居主导；反过来，中共弥补了与苏俄意识形态的缺陷，苏俄缓和了国共两党阶级利害的冲突，提高了中共在苏俄方面的地位与份量。所以，合作之于中共、苏俄和，可谓“合则三成，离则三伤。”
（二）有利益必然就有冲突，第一次国共合作因此而破裂
19世纪英国保守党领袖本杰明·迪斯雷利曾经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国共合作之所以破裂，根本还在于三者的战略利益有着本质的差异和激烈的冲突。国共合作对于三者来说不过是战略利益互动的结果。因此，任何一个事物的产生、发展和消亡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第一次国共合作作为一个统一体，其本身的形成和存在就是建立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三者拥有共同的战略利益需要，但当这种三者的战略利益需要发生异变时，这个统一体就会丧失存在的理由，解体就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正是由于共产国际、、中共三者的战略利益本质上的不同，导致了互相战略利益关系的剧烈冲突，使得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终走向破裂。
1、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利益冲突——“新”与“旧”的利益冲突
共产国际和苏俄对孙中山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当然不只限于对现实远东战略利益的考虑，它还有一个更长远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援助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在中国迅速推进苏式的革命，实现其“东方战线”的战略利益构想。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联共（布）的领导人都一致的认为中国是“国际冲突的焦点和国际帝国主义最薄弱的地方”，“是具有很大的意义和巨大的成功机会。[52]因此，共产国际和苏俄总是有意识地去改变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极力想把变为中国最“激进革命的”、“工农的”、“雅各宾式”的政党。他们利用孙中山需要俄国革命的组织和方法改组的机会，按照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改组了，影响孙中山对三民主义重新加以解释，让的革命方略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
尽管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影响下改组了，对三民主义赋予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定义，但这不表明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孙中山赞成联俄联共，并不是他有倾向于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孙中山之所以想同共产国际和苏俄接触，是因为他要借助苏俄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来实现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革命理想。因此，孙中山也是在有意识、有选择的去接受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影响。改组后的孙中山言论就表明，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和苏俄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孙中山的目标是要继续完成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事业，“彻底地”、“同时地”解决中国的民族、民权和民生问题。而共产国际和苏俄希望孙中山依靠工农群众的力量，发起一次彻底的国民革命运动，将旧的统治阶级及制度从根本上，重新建设有布尔什维克式特点的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也就是说，孙中山由于他的阶级局限性和资产阶级思想本质只能让他依然继续他的旧式的革命理想和道路，而共产国际和苏俄为了革命化中国的战略利益，希望孙中山发动的是带有布尔什维克性质的新式资产阶级革命。这种“旧”与“新”的利益冲突也预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结局。
2、中国共产党与的利益冲突——“左”与“右”的利益冲突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政治机体是根本不可能完全相容的。是一个阶级成分非常复杂的政党。除极少数工人外，它有比较开明的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还有极右的封建官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后者在的领导层，影响日益增大；而具有反帝反封建意识的左派，则力量比较薄弱。由于联俄联共这一动因对于来说只是权宜之计，并没有在内部形成全党认识的统一性和普遍性，1924年孙中山对的改组没有改变这一状况。
国共合作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加入，使得内部的各种阶级成分更加复杂化，由于各自所据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不同，它内部无时无刻不进行着各种利益的斗争和较量。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国革命出现了崭新的面貌。而大多数尤其是领袖对工农运动的日益高涨、共产党组织和影响力的急速扩大十分惧怕，于是强迫共产党员绝对服从，一切的活动都要经过，这无疑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方针、策略的利益相冲突，也使得内部的阶级矛盾变的尖锐起来。内部代表地主买办官僚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想要按照他们的阶级利益改变革命的政策，夺取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而无产阶级和左派也想逐渐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使革命朝着有利于人民革命的方向发展，于是，两种利益的冲突必然使得共产党人和的左派面临着同作斗争的问题。
1925年孙中山的逝 从西山会议，中山舰事件到整理党务案，由于共产国际和苏俄的纵容和指导方针的失败，的或右倾势力掌握了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权，及其政权的革命性迅速的蜕化变质。由于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干涉，联俄想获得军事和经济援助这个最直接的动因也随之消失。同时，左派力量的分化、削弱，使得共产党人孤掌难鸣。不久在利益关系的驱动下，内部的各主要集团都投入了帝国主义的反苏国际阵营。联俄动因的消失就是的公开化，于是开始“分共”、“清共”。1927年的“四一二”和“七一五”悲剧以剧变的形式宣告了这场“左”与“右”的利益冲突，以“左”的失败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后破裂。
3、国共两党对于“党内合作”认识的利益冲突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是在国共双方还均无联合意向的情况下，由共产国际带包办性的帮助和国共两党领导人会商同意迅速实现的。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首先提出的，两党合作的迅速实现，主要由于共产国际为了尽快满足苏俄的远东战略利益，在指导思想上太过于急于求成，结果导致了工作中一系列重大的失误。为了尽快实现国共合作，共产国际不惜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原则，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53]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在《孙文越飞宣言》中，竟然同意孙中山“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中国”的错误观点。总之，在国共合作形成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共产国际基本上以孙中山的态度为主。这样，在国共合作实现后，以让步求合作似乎成了共产国际代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结果，既助长了中共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又使更加放肆地进行分裂国共合作的活动。
共产党与合作的问题，自共产国际提出之后，主要在两党领袖层间进行磋商，由双方主要领袖参与和作出国共合作的决策。在合作形成过程中，双方都忽视了对各自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进行“党内合作”的宣传解释工作。结果，当国共“党内合作”的决定公布后，由于原来意识形态的不同，战略利益目标的迥异，双方党内都产生了不同的思想混乱和反对合作的言行。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是靠组织纪律改变了党员的态度，则是靠孙中山的领袖权威推行与共产党合作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时，是对持根本排斥态度的。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也是一直坚决反对采用“党内合作”方式的，只是最后屈服于共产国际的严明纪律，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党员加入，并不是在思想上认识了到了“党内合作”的意义，而基本是比较勉强的组织服从。这种状况导致了合作缺乏深厚强固的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这又影响到党的领导层，使中央领导人对国共合作的前途抱一种消极悲观的态度。在国共合作形成期间这种牺牲自身利益在党内造成的不良情绪，正是中国共产党基本不能正确处理国共合作形成后发生的种种复杂事变的重要原因。
方面则是当孙中山作出与共产党合作的决定，的一些老党员“顿起怀疑”,“群起排斥”,产生了一股怀疑和反对合作的“暗潮”。[54]虽经孙中山多次解释说明，“暗潮”终未消退。直到一大前夕，《中国改组宣言》刚发表，邓泽如等11人还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反对联共政策。戴季陶也认为“改组之动机，殊非适当”,反对与共产党合作，拒绝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出席一大。[55]此外，的领导人和老党员如胡汉民、张继、、廖仲恺、徐谦、叶楚伧、谢持等，虽曾协助孙中山，为改组奔走效力，但是，除廖仲恺等极少数坚定的革命者外，其他的人与其说是服从孙中山的决策，倒不如说是服从孙中山的领袖权威。他们是极不情愿、极其勉强地表示与共产党合作的，至于散处各地的组织和党员，对于联共政策，更是大多数或满腹疑虑，或听之任之，或一无所知。有的把即将进行的改组与历史上的几次改组等同视之，有的还误认为是“改为共产党。”
由上可见，第一次国共合作成立之前，国共两党从中央到地方，从骨干力量到普通党员，由于各自利益的不同，对于国共合作大都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积极的思想准备，利益的冲突使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超过了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因而比较普遍地呈现一种消极心理态势。特别是相当多的人对国共合作所持的敌视和怀疑态度，已经隐藏下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的必然因素了。
（三）正确利用战略利益的需要，寻求国共两党“第三次握手”
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中华民族的历史就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共两党的利益关系演变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特别是在1949年前，两党的分分合合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1937年就说过：“十五年来的中国政局，国共两党的关系是决定的因素。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两党合作，早成了第一次革命的胜利。一九二七年两党的分裂，造成了十年来的不幸局面。”[56]1949年逃往台湾，远离大陆的政治中心后，国共关系虽不再主导中国社会的发展，但由于两党各自掌握着大陆和台湾的控制权，由此产生的影响深远的，使得新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中国与世界格局的关系，时时刻刻都在两党矛盾的影响下演变。
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失去了在台湾的执政党地位，因此，国共两党的关系对于中国局势发展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削弱了。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都一直期望通过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但现在以在野党的地位，为了维护其党派利益，争取选票，有意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距离，因此，在重新夺回政权之前，几乎是不可能实现正式的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当然，这不是说国共两党的关系对解决没有任何作用。大陆与台湾的统一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和条件。加强国共之间不同方式的联系和合作，就像2005年原主席连战的“和平之旅”那种心领神会的配合和默契，对于遏制分裂势力的发展，促成祖国统一的实现，依旧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应该寻求国共两党更为多样和灵活的合作，打造新形式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来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服务。因此我们仍然要充分利用利益互动这一关系来推动两岸的和解关系。这个利益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就是中国国家的统一，民族的统一，中华民族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强大。
1、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中华民族的历史证明民族利益是高于一切党派和阶级利益的，一切政党和阶级只有为了民族利益不懈奋斗，才能在历史占有自己的地位，发挥自己的作用。谁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贡献，谁就会得到肯定和赞扬；谁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形成了阻碍作用，谁就会很难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舞台上立脚。历史总是客观和公正的，只有抛开自己政党和阶级的局部利益，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大益服务，才能顺应历史潮流。
解决，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全中国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反对分裂，坚持统一，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符合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历史为我们留下了，这就需要今天的国共两党抛开两党的历史宿怨和党际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解决。
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第一次是在80年前为了实现民主革命的胜利，首度携手合作对抗共同的敌人北洋军阀；70年前又是在中华民族的最危机时刻，再度携手合作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这两次合作都是在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已经超越了两党的意识形态和阶级利益冲突而发生的。随着大半个世纪弹指而过，今天的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党各自并不完全相同的利益关系，在维护民族利益的大框架下，似乎有第三次合作的必要与可能。“和平之旅”的利益考虑虽然是出于扁和宋出现了联合，破坏了泛蓝的合作利益，使得在失去了政权又失去了立法院多数的情况下产生了强烈的党派生存危机意识，不得不置死地而后生，打出了过去想打却一直怕被扣卖台帽子而不敢打的“大陆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连战的大陆行在台湾得到了超乎想象的民意支持，这说明在国共两党之间，两岸之间，同时在民族利益的驱动下正朝着一个“合”的方向或趋势发展，而我们应该抓住与共产党之间基本矛盾对立的消失而走向“合”的机缘，在民族利益的驱动下，为解决两岸问题做出最大的努力。
2、民族利益合则兴，分则衰
综观历史上的两次国共合作对民族利益的贡献，曾经评价过：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南方的革命势力，曾经由弱小的力量变得更为强大起来，取得了北伐的胜利；而称雄一时的北洋军阀被打倒了。”[57]而在抗战时期，“如果没有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建立与坚持，如此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发动、持久与争取胜利，是不可能的。”[58]邓小平则说过：“台湾当局总是讲凡是搞统一、合作，都是他们倒霉、吃亏，共产党占便宜，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两次国共合作对彼此都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主要是给民族、给人民带来好处。第一次合作实现了北伐。北伐的胜利符合国家利益、符合民族利益、符合人民利益，也符合两党利益。第二次合作是对付日本军国主义。抗战的胜利符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也符合两党利益。”[59]也说过：“团结是国运昌盛、民族振兴的保证”。联系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我们可以深刻的认识到，一个民族的团结与和睦，对于一个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来说，具有多么大的影响和帮助。总结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教训，我们应该更加突出地强调和确立民族利益团结合作的理念。
而两党的分裂，无论其原因是必然还是偶然，无论利益冲突是外力压迫还是内部阶级利益的，都在客观上加剧了中国不同阶级、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全方面对峙，将中华民族的内部矛盾、斗争推到极端尖锐、残酷乃至你死我活的程度，扩大了民族、社会、国家分裂的鸿沟。前后20多年的战乱，随后接着50多年的两岸对峙，对中华民族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损失，造成了对无数家庭的破损和毁灭，造成了中华儿女心灵上的巨大创伤和隔离。这种有形和无形的后果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的影响是及其深远的。今天的两岸问题虽然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但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式下，客观上给了外部敌对势力以很多可乘之机会。世界上不少国家，笑看中华民族的内部纷争，以大做文章，严重制约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发展。造就了全球华人的大分裂，严重削弱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影响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进程。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华民族心中的巨疼，让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付出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和代价。
3、求存同异才能实现民族利益
历史是不可改写的。但人们总是能够从历史中获得更多的经验和教训。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要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更加高广的境界，来思考和总结国共两党分合史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的影响所提供的经验教训。今天我们研究国共关系，最重要的就是通过研究国共关系的分与合与两党各自的利益关系，了解利益互动在国共合作与破裂的历史进程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最终要用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求存同异致力于推动的解决，实现海峡两岸的最终统一。
我们要看到国共两党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合作还是破裂，都存在着意识形态和阶级属性上的利益冲突，而有些利益冲突是本质的、不可调和的。面对中华民族内部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矛盾时，我们需要求存同异。因为国共两党之间既有特殊性，又有共同性；既有个别利益，又有共同利益；既有利益产生的矛盾冲突，又需要双方的调和与协作。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进步与发展，是民族利益的大利益；各个阶级、政党的特殊利益，相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来说是小利益。小利益是要服从大利益的，而实现了大利益，各个阶级、政党的小利益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和实现。
我们还要看到，一个与大陆政治分隔半个多世纪的台湾，是一个已经充分经历美式政治民主化的熏陶，甚至也经受过民粹政治洗礼的台湾，它的利益需求是多元的、多级的、多样的，很难与大陆当前的利益需求等量齐观。虽然我们是以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为共同目标，但两岸各自的利益需求在民族利益的驱动下求存同异的整合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艰苦的、复杂的历史进程。作为中华民族的儿女，我们要正确利用利益驱动这一解决的关键因素，有信心，有耐心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作出我们最大的努力和贡献。
结束语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虽然是共产国际和苏俄、、中国共产党三者战略利益互动的结果。
但它既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国共两党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所作出的正确选择。这次合作，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虽然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10年之后，随着抗日烽火四起，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汲取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了团结御侮、为了中华民族利益的共同目标，国共两党成功的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国共两党两次合作的史实雄辩地证明：合则两利，分则两损。而今，人类已迈入21世纪，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社会状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共两党关系也出现了新的情况。但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民族凝聚力永远是我们团结一致的内在力量。在香港、澳门已顺利回归祖国的情况下，尽早结束海峡两岸的分裂状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更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们坚信，只要海峡两岸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求存同异，正确把握利益互动的需要，汲取两次国共合作的宝贵经验和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的成功经验，并使之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得到新的发展，就一定能够完成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
[2]《选集》（第一至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3]《邓小平文选》（第一至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编，《共产国际、联共（布）秘挡与中国革命史新论》，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
[5]向青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6]曹军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若干问题》，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姚金果，《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的新进展》，《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
[8]王廷科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研究述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9][苏]索波列夫等著，《共产国际史纲》，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10]黄安淼著：《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1][美]赫尔穆特·格鲁伯著，《斯大林时代共产国际内幕》，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
[12]王礼训、陈再凡等著，《共产国际历史新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
[13]于俊道著，《中国革命中的共产国际人物》，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
[14]曹军著，《思想与共产国际关系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
[15]列宁著，《论共产国际》，火炬出版社，1938年3月第1版
[16]郭德宏著，《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1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1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19]《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
[20]杜文焕、刘德喜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
[21]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第六卷联共（布）、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
[2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23]黄修荣著，《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求实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
[24]《共产国际大事记1914—1943》，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25]向青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
[26]杨云若、杨奎松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
[27]乌传衮、马宝华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大事提要（1917.11—1943.7）》，安徽省政府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1985年8月第1版
[28]申长友著，《与共产国际》，党建读物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
[29]陈再凡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
[30]斯大林著，《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人民出版社，1954年5月第1版
[31]（苏）弗·维·亚历山大罗夫著，《列宁和共产国际》，求实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
[32]黄修荣著，《第一次国共合作》，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33]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34]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
[35]张赋著，《第一次国共合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
[36]黄峥著，《第一次国共合作》，新华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
[37]郭德宏主编，《中国共产党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8]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39]高光厚、曹军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概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
[40]杨云若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1919-194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41]刘杰诚著，《和斯大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
[42]国际共运史研究编委，《国际共运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3]陈锡琪著：《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
[44]候均初等译著，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科学出版社，
1981年3月版
[45]《中国共产党》杂志，2004年版，第1至第4期
[46]《复印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至2004年
[①]A.B.梅利克谢托夫著，《中国革命战略和策略的相互关系问题》，载自《中国、俄国和东北亚其他国家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合作前景》第2册，莫斯科1997年版
[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克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列宁全集》，第三卷，1984年10月第2版，第459页
[③]李云汉著，《从溶共到清共》，北京图书馆藏，第29页
[④]中共中央马克思恩克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1984年10月第2版，第7页
[⑤]中共中央马克思恩克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列宁，《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1984年10月第2版，第469页
[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7号（特字第50号）记录》（1926年11月1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1998年11月第1版，第623-624页。[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修订中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一律该为各地的“党的早期组织”
[⑧]包惠曾著，《回忆马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8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15页
[⑩]包惠曾著，《回忆马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0页
[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69页，下文中凡注明《资料丛书》1、2、3，即指此书--编者
[12]《资料丛书》2，209页
[13]（英）珍妮·德格拉斯著，《共产国际文件》，第二卷，1964年06月版，第8-9页
[14]陈锡祺著，《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13页
[15]李玉贞著，《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1996年版，102页）
[1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149页。
[17]《资料丛书》2，166页，
[1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电》（1923年5月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挡案资料丛书》，第2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页
[19]陈锡祺著，《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
[20]《资料丛书》2，第226页
[21]《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电》（1923年5月1日），《挡案资料》，第2辑，第414页
[22]《宋庆龄选集》下卷，1992年10月第1版，第393页
[23]《孙中山选集》，1956年11月第1版，第461页
[24]《宋庆龄选集》下卷，1992年10月第1版，393页
[25]《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8页
[26]《中国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9页
[27]《中国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
[28]《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9页
[29]《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137页
[30]《资料丛书》2，149页
[31]（英）珍妮·德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第486页
[3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第1号记录》（1926年6月19日），《资料丛书》3，第305页
[3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1926年6月18日至7月18日期间的工作报告》（1926年7月18日），《资料丛书》3，第350页
[34]《资料丛书》1，第539页
[35]《资料丛书》2，第250页
[36]《资料丛书》2，第327-331，85页
[37]《资料丛书》2，第85页
[38]《资料丛书》2，第250页
[39]《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中共党史资料》第2册，第201页
[40]胡绳著，《中国共产党的70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版，第37，40页
[41]《“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页
[42]胡绳著，《中国共产党的70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版，第37，40页
[43]《二大和三大》，《中国现代革命史料丛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版，第41页
[4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版。第115页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林在中国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版，第41页
[46]蔡和森著，《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41页
[47]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问题的议决案》
[48]《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5页
[49]任建树著，《陈独秀著作选》（3），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87页
[50]《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辑，第436-437页
[51]李云汉著，《从溶共到清共》，北京图书馆藏，第226页
[52]资料丛书）2，第338页
[53]《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版，第76页
[54]《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版，第91页
[55]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版，第611页
[56]《著作专题摘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57页
[57]《著作专题摘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56页
[58]《著作专题摘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61页
钱海红，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秘书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04级博士研究生。
在国家软实力的宏大主题下，如何发展中国公共关系的理论和实践，这是事关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命题。为了深入探讨国家软实力建构和公共关系发展的深层问题，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于2007年1月27日在北京主办了“国家软实力建构与中国公共关系发展高层论坛”。
论坛对国家软实力建构和中国公共关系发展之间的关系从多层面多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尤其对国家软实力建构中的理论指导、现存问题和解决之道进行了深入探讨，它对于促进中国国家公共关系战略的构建和实施，提升国家软实力，建设和谐社会有着切实的社会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强力公关”理论：国家软实力建构的理论指导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公共关系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总体来看，我国的公共关系业目前尚存在着“战略层面低、介入社会弱、学科体系散”等状况。公共关系如何与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相适应，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课题。要改变中国公共关系的这一发展现状，应将公共关系的发展放在国际间软实力竞争极为激烈的背景下，予以全面的审视和建构。
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秘书长郑砚农指出，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Joseph Nye）率先提出的软实力理论的出现和广泛应用，为公共关系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注入了新的活力。将“软实力”理论引入公共关系领域，一个新型公共关系理论框架的拓展成为可能。以“软实力”为核心的现代公共关系理论在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将清晰地展现出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业和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推进中国社会进步中的历史轨迹和社会价值，在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建设中将发挥独到的作用。随着这一理论框架的逐步建立和日趋完善，一个与我国“硬实力”发展相对应的如日中天的“大公关时代”将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作用充分展现在世界面前。
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孟建在论坛首发的《中国公共关系发展报告》蓝皮书中把这种以“软实力”为核心的新型公共关系理论定名为“强力公关”理论。该理论对传统公共关系的定义进行了拓展和提升，该理论框架中的公共关系是指社会组织为了塑造良好组织形象，全面构造软力量，通过对组织形象的策划、塑造、传播、维护和对组织机构凝聚力、文化力、传播力、协调力的整合，从而影响社会公众，调整社会关系的科学与艺术。“强力公关”理论实现了对传统公共关系理论的三方面突破：首先，强力公关理论对与公共关系相关的重要学科，实施了真正意义上整合；其次，强力公关理论对公共关系的本质进行了重新发现和深化；再者，强力公关理论对公共关系作用进行了重大拓展和大幅提升。同时，“强力公关”理论凸现了三个方面的特点：其一，从公共关系研究主体的主导性看，“强力公关”完成了从以往一般意义上的“组织形象塑造”到全面构筑 “组织软实力”的飞跃。其二，从公共关系研究客体的权威性看，“强力公关”从一般意义的公众形象认同，扩展到了国家和地区作为特殊公众领域的特殊认同。其三，从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的有效性看，“强力公关”在注重“双向沟通平衡模式”的基础上，突出强调了“四力（即“凝聚力、文化力、协调力、参与力”）并举的“整合沟通模式”。
二、局部提升与整体滞后的并存：国家软实力建构的现存问题
与会的不少专家学者认为，与10年前相比，中国的软实力提升速度和程度可谓日新月异，让国人鼓舞，为国际社会瞩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在论坛主旨演讲中指出，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全面展开和推进，我国国际影响力、吸引力、塑造力和亲和力等能力有了较大的增强，具体表现为：其一，中国发展理念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力；其二，中国发展模式在国际上产生吸引力；其三，中国外交在国际事务中增强了塑造力；其四，中华文化在国际上不断释放出亲和力，而这些都为建构国家软实力奠定了基础。
然而，在我国软实力局部提升的同时，软实力建构的整体滞后是一个更不容忽视的问题。与会专家学者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当我国“硬实力”取得巨大提高的同时，以文化出口为标志的软实力却远远不能与之相称，而这种不相称突出地表现为文化力的欠缺和对外传播力的不足。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副会长张振华认为，中国虽是文化资源大国，但同时又是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生产的弱国，在文化产品贸易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入超。例如，多年来中国图书进出口的比例一直维持在“进10出1”的比例；我国GDP中，文化产业所占的比重只有3%，而发达国家则可以达到10%以上。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郭惠民则指出，我国当前的对外传播力还明显不足。我国既是传媒大国，又是传媒弱国。我国的媒体数量虽然不少，目前有2000多种报纸，9000多种杂志，300多家电视台，300多家广播电台，160多个有资质开展新闻信息业务的新闻网站，这些已相当于美国的89%；而在国际传播实力方面，我国就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了，只相当于美国的14%。国际上以汉语为传播符号的信息量也仅占总量的5%左右，在世界传媒格局中的话语权亟待加强。
与会专家认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需要“硬实力”的支撑，也需要“软实力”的提升，两力互为辅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两个支点，缺一不可。在当前国家软实力建构过程中局部提升和整体滞后并存的问题将会阻碍和平发展道路的进程，亟待解决。
三、国家公共关系战略：国家软实力建构的有效途径
对于当前如何有效提升我国的软实力，专家们认为，以“强力公关”理论为指导，实施国家公共关系战略，是建构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有效途径。
首先，在软实力建构背景下的国家公共关系战略，旨在塑造国家精神和强化民族凝聚力。如中国在和平发展主题下所高扬的“中华伟大民族复兴”的口号，就是对塑造国家精神和强化民族凝聚力的生动体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指出，我们要积极贯彻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谐世界，使中国发展理念和中国发展模式在国际社会产生更大的吸引力。
其次，在软实力建构背景下的国家公共关系战略，要极其重视文化的影响力，特别是传媒的影响力。真正在人类历史上有着长久竞争力和吸引力的是文化，文化影响力在现代社会已� 文化的影响力从国家形态的价值观到个人处世的生活观，都有强烈的表现。张振华副会长认为，要加强我国文化力，首先要从发展国家软实力的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产业。同时，要尽快完善相关制度，重视创意产业的发展，以创意产业为发动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另外，还要建立能够在国际文化市场上进行博弈的优秀文化企业和优秀的文化中介组织，打造中国特色的文化品牌。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郭惠民则对我国如何提高对外传播力提出了应对之策。他认为，在国际舆论环境日趋复杂、媒体生态发生根本变化的今天，应与时俱进，从更广阔的视野审视我们的对外传播观念和工作。
论文摘要：对国际劳工标准是否应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截然相反的态度，本文阐述了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相挂钩的原因，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两种不同态度的理论基础，并论述了当前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论文关键词：国际劳工标准 社会条款 社会倾销 1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概述 “国际劳工标准”是由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一般是指由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公约和建议书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所体现的旨在保护全世界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国际规范。国际劳工标准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源于国际贸易竞争。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可追溯到19世纪，美国率先于1890年开始禁止进口囚犯生产的产品，并于1930年将禁止进口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强制性劳工生产的产品。 二十世纪末以来，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极力主张将劳工标准问题与国际贸易挂钩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1)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缓慢，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发达国家惴惴不安，因此发达国家将自身发展困境统统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工标准。(2)WTO多边贸易体制中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劳工标准所特有的复杂性、随意性、隐蔽性等特点迎合了发达国家设置新的贸易壁垒的需求。通过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不仅扼制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而且转嫁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危机。 2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两种不同态度的理论基础 2.1支持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理论依据 在主要发达国家，认为国际劳工标准与国家贸易应予挂钩有“人道主义论”、“贫困进化论”、“移民压力论”、“社会倾销论”等几种观点，但其主流观点是“社会倾销论”。 “社会倾销论”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使用童丁以及囚犯来生产出口产品，导致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很低。还有些发展中国家禁止劳工建立工会组织，导致工人工资被随意压低，工时被随时延长，这事实扭曲了产品的正常成本，致使生产成本降低。该情形使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大为减弱。这种因低劳动力成本形成的出口产品竞争优势使其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这种优势，可 这种由于种种原因致使劳动工资低下及其他社会条件恶劣形成的出口产品竞争优势就是社会倾销或日劳动力倾销、福利倾销。这种社会倾销现象会导致执行高劳工标准的国家将面临一系列负面影响。所以该理论认为应将劳工标准和国际贸易挂钩，对低劳工标准的国家予以贸易制裁，而不能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利益。同时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以贸易制裁促进劳工标准的提高是防范不正当竞争、恢复和维护公平竞争局面所必需的。 2.2反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理论依据 对发达国家的劳工标准应与国际贸易挂钩的主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均持否定态度。其否定的理论大致包括特“比较优势论”、“特定文化论”、“投资区位调整论”、“与贸易无关论”等几种观点，但其主流观点是“比较优势论”。 “比较优势论”认为，不同国家的劳工标准存在差异符合公平竞争原则。发达国家的“社会倾销论”完全抹煞了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石即比较优势理论，否认从发展中国家获得利益。有“优势”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基础。目前的发展格局只能是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优势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优势的比较格局，国际贸易自由化也只能在此基础上的逐步自由化。如果按照发达国家要求制定统一的劳工标准来限制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逻辑思路，也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可以要求限制发达国家资本、技术优势的发挥。这样有违开展国际贸易的宗旨。发展中国家认为，劳动力成本的国际差异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劳 动力成本如同各国的自然享赋一样是一个外在变量，它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是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基础，这种比较优势，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好处，不会对发达国家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是两个领域的范畴，要真正提高世界的整体福利水平是通过贸易自由化发展全球经济，而不是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限制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发展。 3当前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3.1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实践 虽然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没有将劳工标准纳人WTO多边规则中，但为了进一步促进贸易与劳工标准问题挂钩，发达国家正以双边贸易协定为突破口，积极推行国际劳工标准。例如。2001年正式生效的《美国一约旦的自由贸易协定》，首次将劳工与环保标准纳人其协议内容。此后，2003年，美国与新加坡、智利、越南、柬埔寨等国的双边贸易协议中也都纳人了劳工标准。 3. 2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发展趋势 作者认为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是必然趋势，其理由主要在于： (1)它符合各国的长远利益。目前仍存在着生产商为获得较高利润而压榨劳动者的情况。低成本策略不仅损害了人权，更破坏了国际贸易中的公平竞争秩序。各国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可能很难对某些不当的降低标准行为做出公正的处理，但各国对自己的进出口贸易都相当敏感，因此将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有利于促进国际劳工标准的实施，最终更好地维护各国劳工的基本权利，它符合各国的长远利益。 (2)事实上目前国际劳工标准正从单边贸易领域一步一步走向多边领域。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都将国际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作为国际贸易的基本准则进行单边推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双边贸易协定中都将国际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甚至将国际劳工标准作为给予发展中国家贸易优惠的先决条件。因此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已是必然趋势，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3)发达国家的市场因素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必须采纳国际劳工标准。有调查表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大多数消费者己养成一定倾向的消费定势，他们愿意购买符合劳工标准的产品，即使多花些钱也乐意，而不愿意买不符合劳工标准的产品。因此发展中国家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国际劳工标准，应对买方要求，才能在发达国家市场上打开销路。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法；诠释意义
国际法是随着国际交往的出现与频繁而产生和发展的，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产物。国际关系理论为国际法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具有重要的解释功能，它可以诠释国际法的产生、效力依据等问题，从而消除了国际法理论中的一些困惑。
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法的诠释
1．对国际法产生与发展的诠释。首先，理想� 在此推动下，战后签订了一系列国际条约并成立了国际联盟，为国际社会的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其次，新自由主义主张国际机制、规则、制度是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有效手段，强调经济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并且注重国际制度，促成了国际经济立法的繁荣，WTO的成立，各种经济合作协定的制定都与此有关。再次，建构�
2．对国际法的地位与作用的诠释。理想主义理论认为国际法可以保证世界和平，把国际法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来看待，这带来了战后国际立法的繁荣。建构主义理论提升了国际法的地位。该理论认为国际法属于各国共同意志的表达并期待一致遵守的“社会规范”，它将对各国的国际行为模式与价值选择产生一定的强制性效果。各国对国际法的观念和意识，属于“文化”范畴，是具有权威效果的非物质力量，应充分重视国际法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建构主义将国际法视为观念，超越了国际法是否为“法”的争论，使国际法的地位提升至前所未有的位置。
3．对国际法发展动力问题的诠释。国际法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律秩序的需要。但诸如观念、利益等国际因素也可能促进国际法的发展。新自由� 任何一项国际制度首先都是一种观念，当它被国际社会接受后，上升为制度，才成为有约束力的国际法。
可见，利用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国际法的一些宏观问题，可以使人们对国际法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二、具体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对国际法的诠释
1．博弈论诠释了国际法的产生过程。博弈论是研究利益冲突的双方在竞争中制定最优化策略的理论。博弈论认为国际法是各国博弈后所达成的一致，关键在于各方的利益能否均得到平衡。如果能够达到平衡，国际法便确立；如果不能达到平衡，国际法无法确立。这在WTO国际立法中显得比较明显。各方在每一回合的讨价还价，如果最终达成一致，则可以消减关税以及各种补贴等；而在农产品市场准入、国内补贴等方面各方无法达成一致，所以无法确立规则。可见，国际法的产生就是博弈的过程，是各方利益协调的过程。
2．相互依存理论诠释了国际法得以存在的原因。该理论认为国际法存在的原因在于国际社会对国际制度的渴求。国际法并非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自给自足的独立体，它受国际社会需求的制约。晚近国际经济立法的勃兴乃是出于各国发展经济，迎合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而国际法立法范围也朝着诸如向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人口控制及太空和海洋的利用等方面拓展，出现议题多元化的趋势。相互依存理论之所以可以解释国际法存在的原因是因为它道出了国际法存在的国际社会基础，任何制度不是无端凭空存在的，它必须有依存于当下的社会建构，制度的供给要受社会需求的制约。正如梁西先生所言：“国际法是根据国际社会的需要而存在的。”
3．国家利益理论诠释了国际法的最终目的所在。国家利益意指国家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免受外来侵害的一些基本原则。无论哪种国际关系理论，都认为国际制度（国际法）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不同的只是对国际法本身地位的看法，或者是对国家利益范畴的不同观点，对国际法作为利益实现的工具这一点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可以说，国际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正如王逸舟教授所说，国际制度（国际法）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因素。超级秘书网
国家利益理论可以解释国际法最终目的所在的原因在于：首先，国家利益是达成国际立法的动力，一国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需要借助国际制度� 即使国际法还具有维护国际秩序之类的作用，但秩序也是建立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的，因此没有利益存在，国际法也就不会存在。
三、结语
国际关系理论是诠释国际法的新路径，它对国际法之外而影响国际法产生与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与考察并得出结论，进而再用这些结论来论述国际法，开阔了视野，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同时，国际关系理论也影响国际法的发展，是国际法发展的理论条件，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文化，国际关系，纽带，多元，外交政策，依据
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在确定国家实力、制定对外战略及国际关系发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文化因素易被忽略。当文化与国际关系相联时，我们应该注意到文化是一定范围的人们共同承认接纳的精神产品，从历史长期发展来看，文化是变化的具有相对性特征和普遍性特征。文化在文化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化作为一种软权力，文化外交实质上是一种精神与思想的输出，是文化价值观和信仰的传播与沟通，虽然至柔，却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在最为坚硬的东西里穿行，畅通无阻。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化是多元化的，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依据《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这是对文化广义上的理解。狭义的文化排除了人类在社会历史生活中的物质财富部分，专注于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
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行为方式、思考习惯、价值观念、文学艺术等包罗万象。文化有优劣之别，而无高下之分。简单地说：文化就是知识。文化的具有多样性。区域性、时限性、流动性等特点。文化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生物的种类上面。区域性。文化的区域性，主要体现在地理位置上面。不同的地理位置，对应的生态环境是不一样的，具体表现为温度、水源、生物的种类、土质等。时限性文化的时限性，主要体现在时间上面。不同的时间段，生物的形态是不一样的。因此，其对应的文化是不一样的。流动性文化的流动性，主要体现在生物的活动范围上面。文化能够相互传播的原因跟生物的活动有必然的联系。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B.Tylor）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将文化定义为“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由此可见，社会学、人类学都把文化解释为一种有意义（meaningful）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以群体为单位。建构主义学者温特在论及文化时，也强调文化是一种观念结构。由此可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文化是一种群体观念。
文化力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战略目标的实施。文化是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有重要影响，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制定外交政策过程的重要依据。近代民族国家确立后，国家之间文化的传播、交流与沟通日益频繁，扩大并广泛深入到政治、经济、军事、艺术、科技、法律等领域。针对于此，国家政府开始对对外文化交流进行指导与管辖，确立其运作机制，规定其内容、形式、手段与目的，制定其目标和发展方向。由此，文化交流被正式纳入外交领域，成为国家政府外交关系的一部分。法国是第一个通过官� 路易十四执政期间，法国推出“使国王崇高、使王国荣耀”活动，大力扶持文化，用重金奖励文人，使他们致力于树立法国威望，提高法国国际地位。文人外交———将文化名人作国家外交的名片委以外交任务是18、19 世纪法国外交的一大特色。因此，不同的民族文化是综合实力，外交政策就会不一样，翻开历史可以看到有些民族文化外露张扬，唯我独尊，极具征服性，体现在对外行为上侵略好战；有些民族强调内在和合，伸张有度，体现在对外行为上重义尚德， 如中国文化中重礼仪，表现在外交行为上就是讲究礼仪之道、崇尚礼尚往来、爱好和平。
文化观念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文化外交有助于树立国家的国际威望。一般的观念认为，同质或同源文化较易促成国际合作。因为作为历史积淀的同质文化� 但是，拥有异质文化的国家之间在碰撞冲突的同时，也会进行彼此的交流、融通和
这种互补作用有助于双边或多边国际合作的发展，成为不同行为体合作的基础。浙江大学潘一禾教授从比较学角度，研究了国际关系中的多元文化。她在《文化与国际关系》一书中强调各国和各民族文化可以共存共荣，人类需要多元的“亚文化”，同时容忍可能的“反文化”，应减少相互误解，消除冲突。决策者的文化理念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很重要。
如果领导人重视，那么国家行为就带有强烈的救世特点。日本在1871年明治维新以前一直实行锁国政策，拒绝同荷兰等欧洲国家通商。明治维新前的德川幕府时期，也就是1603到1868年，日本是以儒家文化作为社会主导文化的。当时的日本全力抵制西方传教士到日本传教，德川幕府末期，日本决策层开始有了"锁国"与"开国"之争。明治天皇上台后，支持废除锁国政策的倒幕运动，接受西方文明，决定走开国之路。一个又小又穷、资源贫乏的偏僻岛国仅用半个世纪时间便实现社会、经济、军事多方面脱胎换骨，成为世界强国。可见一个决策者的文化理念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有多重要。
毋庸置疑的是：文化曾经，并将继续对民族和个人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文化仍将作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发挥作用。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对内可以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对外可以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是维护国家利益、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 文化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杨阳。 浅析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J]现代国际关系。2002（4）.
关键词： 日语专业 创新型人才 跨文化交际
一、创新型人才培养呼唤跨文化交际课程的改革
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需要大量创新型人才。关于创新型外语人才的内涵，国内学术界已经开展了许多讨论，基本达成共识，即创新型人才必须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1]。创新意识、思维和能力意味着培养的人才需要具有广泛的视野、多样的思考维度、批判性思维及开拓探索的意识能力。同时，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发展、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创新型人才必须在国际舞台和国际事务中发挥创新能力，这要求他们具有国际性视野及跨文化交际能力。无论是获取广泛的视野、多样的思考维度，还是培养批判性思维，接触和学习不同文化无疑能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对于培养创新型外语人才而言，发挥语言学习的优势，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个重要且有效的途径。
就日语专业的人才培养而言，近年来，我国的日语专业已经进入发展的转型期。开办日语专业的学校不断增多，日语学习者人数大幅上升，日语专业已� 但是另一方面，日资企业加速了向海外的资产转移，市场对于人才的要求不断提高，日语专业学生的就业形势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国家将培养“创新人才”作为重要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日语专业急需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以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意识、国际视野、人文素养及创新能力的人才为目标，构建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我国既有的日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大多注重“听、说、读、写”等语言能力的培养。近年来，对于跨文化教育的重视度逐步提高，相关研究讨论日益增加。但是整体来说，跨文化教育有的停留在“日本社会文化”、“日本事情”等对于日本文化的学习，有的在语言学的课程中穿插对于日本语言特点、语言习惯的学习。而在跨文化交际的理论基础上，以培养中日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进行有针对性的课程非常少。在全球化发展、中日关系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要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急需建立一套系统有效的课程体系，改进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
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胡文仲在分析总结了学界多位学者对于跨文化交际的定义之后，认为其包含认知层面、感情（态度）层面和行为层面的能力[3]。认知层面包括对于文化的一般知识，对于对象国及本国文化的知识；感情（态度）层面包括对于不同文化的包容、尊重，对文化差异的适应等方面；行为层面包括交际者的语言能力、非语言能力、变通能力等在异文化环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这个概念反思我国现有的日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可以认识到我们对于文化的一般知识、对于本国的文化知识上的内容非常有限，在感情态度方面的培养更显不足，在行为方面的培养更集中于语言能力的培养。
高一虹在探讨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时说，对具体的目的语文化的理解和有关交际能力的提高可 这是我们在思考日语人才培养的时候应当考虑的。许多日语专业的毕业生进入工作之后要进行广泛的跨国事务的处理，并不限于日本。因此，通过日语的学习，获得更广泛意义上的对于多种文化的反思的宽容的态度，才能使学生得到益处，才能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精神。
三、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的跨文化交际课程体系
基于以上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探讨，我
1.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在学习跨文化交际的一般理论的基础上开展具体交际能力和知识的学习，不仅要学习日本社会文化的意识，而且要学习国际社会共通的价值理念和文化的认识。在教学过程中应当注重培养学生对于多种文化的尊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在教学过程中，应当把培养对于多元化的思考、理解、对比作为主要的学习目标，而不限于知识的灌输，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2.提高对自身文化的认识
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学习自身文化是不可缺少的。自身文化是认识不同文化的一个基准，而认识不同文化也必然会促进对于自身文化的反思，这是培养批判性思维、开拓思考维度的重要途径。
3.采用多种方式加强对于非语言交际的学习
就日语专业的人才培养来说，由于日本人的语言交际具有“无声胜有声”，以大量省略语句和非语言表达交际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采用多媒体等形式，加强对于非语言交际的学习。
4.结合实地实践和海外学习
针对实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可以在课程中设置实践环节以提高学生处理交际冲突的实际能力。但是，许多研究表明，高层次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必须通过实地体验才能够获得。因此，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结合校企合作等实践学习及海外交流的实地体验是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不可或缺的。
基于以上探讨，我们对以日语专业创新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跨文化交际课程进行了一些讨论，这些思考并不完全充分，今后还需要在结合国内外具体课程体系进行进一步的摸索。
参考文献：
[1]庄智象。关于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的思考[J].外语界，2011（6）：73.
[2]修刚。转型期的中国高校日语专业教育的几点思考[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1（4）：1-6.
[3]胡文仲。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外语教学中如何定位[J].外语界，2013（6）：4.
[关键词]国际经济关系 CSSCI来源期刊 论文被引 著作被引 机构分布 地区分布
中图分类号：F1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6-0108-11
根据2000―2007年CSSCI期刊论文数据的分析，从2000年到2007年中，国际经济关系研 究的呈现缓慢下降趋势，但是研究的规范性和学术性不断增强，其研究水平和研究 成果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处于前列[1]。本文将根据相关数据分析国际经济关系研究 领域的学者、研究机构和区域影响力，并分析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以及未来的研究趋势。
研究学者的学术影响力
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学者的影响力，主要表现为的人数和被引人数、学者发文数量、 学 者论文被引率、论著被引率。通过这四项指数的分析，我们不仅可能了解中国国际经济关系 研究队伍的大致规模，而且能够掌握其研究成果的水平质量。
一是国际经济关系论文的发文人数和被引人数。表1给出了2000―2007年在CSSCI来源期刊发 表论文的总人数和被引作者总数。从发文学者数量(不合并同姓名者)看，2000年共有1 708名作者，2007年为803名，减少了905名，平均每年减幅6.62%。从年度看，虽然 学者数量 呈曲线波动，但总体趋势是不断减少。发文学者的绝对数量(合并同名学者)也是如此，20 00年1122人，2007年730人，减少了392人，平均每年减幅为4.37%,说明研究队伍 的规模不 断缩小，但仍是相对稳定的。但另一方面，被引作者的数量经过四五年的平稳发展后，呈大 幅增加趋势，2000年为2575人，2007年为4151人，增加了1576人 ,平均每年增加7.65%,这 标志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双双提高。研究队伍和研究质量的“一降一升”说明了以 下两种情况：一是研究队伍的规模相对缩小，可能是从事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研究人员对 该分支领域兴趣减小；二是被引次数不断增加，仍表明该分支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甚 至得到跨学科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并说明该分支研究领域持续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
二是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人员的发文数量。经过检索，我们发现在2000―2007年期间发表4篇 论 文以上，即平均每两年发表一篇的，共有108位学者；共发表2篇论文的，即平均每年发表一 篇的，有33位学者(含合作研究),如表2所示。必须说明的是，表2列举的数字，并非这 些作者在这8年期间全部发文的总数，而只是其发表的国际经济关系论文的数量。该表所列 的3 3位学者，大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或该领域享有盛名，绝大部分都是教授和研究员。从这些 学者的分布机构来看，14位来自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下属研究所13人，中国银行2人 ,其他4人分别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华通讯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院)和上 海社会科学院。这说明，高校系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主要学术基地。
三是学者论文被引分析。经过检索，我们发现2000―2007年期间论文被引的作者，大致可以 分成四类，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现当代中外各国和地区的领导人、国际机构、研究学者 。本文主要分析研究学者的论文被引，如表3所示，论文被引32次以上的，即平均每年被引 4次的，共有21位学者(同名者1人)。
在这21位学者中，中国学者19人，外国学者2人，其中，日本学者1人、美国学者1人，此即2 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曼，其论文及中译版本被引145篇次，超出被引篇次 排在第二位的两倍以上，说明此人对我国在该研究领域的非同寻常的学术影响。在19位中国 学者中，数量和被引篇次均处于前列的，即表3与表2排列重合的，共有10人，他 们是活跃在该分支研究领域和各自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即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张蕴 岭、张幼文、陆建人，以及拉丁美洲研究所江时学和苏振兴、美国研究所陈宝森、世界经济 与 政治研究所余永定、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许新、东北财经大学刘昌黎、复旦大学华民。可 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与高等院一样，不仅是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主要学术阵地，而且是 该 研究领域的引领者。其次，从学者的机构分布看，北京是最重要的研究基地，其他是沿海 发达地区各大城市，如长春、大连、上海、厦门、广州等。第三，在年龄结构上，这些被引 学者的主体是中年，老年和青年较少，预示着学术队伍的未来培养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任 务。
需要注意的是，表3中包含了译著的被引统计，如排序第17位的杨宇光，是三本国际政治经 济学名著的译者，即英国已故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的《国家与市场――国际政 治经济学导论》、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和《全 球政治经济学》,这三本名著都是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开山或扛鼎之作，也是该研究领域的 必读参考书。[2]
还要指出的是，通过对2000―2007年被引篇次超过10次的学者的检索，我们发现，在中国社 会科学院以外，中国著名高校的许多学者是国际经济关系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者，按照发文 数 量和被引频次的排序相加，名列前茅的主要有东北财经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 学、辽宁大学、暨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黑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 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它们是中国著名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人员特别是著名学者的荟萃 之地。
四是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学术论著。这里采取的标准，仍沿袭上文的论文被引分析，将著作分 为 四类，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其译著、现当代中外各国和地区领导人著作以及文集和选 集、国际机构的报告和统计、学者的著作和译著。这里只分析最后一类，即中外学者的著作 和译著。但必须说明的是，如同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分支研究一样，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及其译著、现当代中外各国和地区领导人著作以及文集和选集等两类著作，在国际经 济关系研究领域同样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影响最为显著。
表4给出了被引10次以上的31种学术著作，其中，外文著作4种、译著15种、中文著作12种 。在外文著作中，英文著作2种、日文著作2种。在译著中，英美学者著作11种、波兰学者著 作1种、日本学者著作1种、法国学者著作1种、荷兰学者著作1种。这些译著的被引次数共18 6次，占所有31种著作被引总数的48.81%;加上4种外文著作被引52次，外国学者著作的被 引 次数达238次，占本表被引总数的62.47%,超过中国学者的著作被引率，足见外国著作对该 研究领域的重大影响。
第二，在这些外文著作和译著中，经济学特别是国际经济关系著作位居前列，且大都为该领 域 的重要著作，如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保罗•萨缪 尔森《经济学》、保罗•克***曼《国际经济关系》、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值 得 注意的是，在这些外文著作和译作中，保罗•克***曼的3种著作同时榜上有名，即译著《 国际经济关系》、《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以及英文著作《地理和贸易》,其被引次数共31次 ;迈克尔•波特的同名著作的中英文本的被引次数共29次，接近克***曼。
第三，在当代中国学者的12种著作中，国际经济关系著作11种、中国经济著作1种，其被引 次数 共为143次，为该表所有著作被引总数的37.53%,被引率小于19种外文著作和译著，从另一 个侧面说明了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尚处于成长的“初级阶段”。需要指出，在11种国际经 济关系著 作中，主体是一般的理论介绍、经济史研究和国别经济分析，说明该学科领域的建设任重道 远。
最后，上述31种著作的出版情况，同样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相对落后。在这些著作 中 ,中文著作和译著的最早出版是《西方世界的兴起》,最新出版的是《世界经济千年史》, 巧合的是，两者均为经济史著作。这大致能够说明两种情况：一是我们未能紧密跟踪海外国 际经济关系研究的理论前沿和热点问题，二是我们主要还是关注世界经济以及相关国家的经 济 演变和发展史。从出版社情况看，经济科学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中央编译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华出版社、华夏出版社是国际经济关系著作的主要出版主体，证明 北京在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中的中心地位。
研究机构的学术影响力
本文所分析的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机构，分为9大类，即高等院校、社会科学院系统、党政部 门、非五大系统的各类机构、国外学者、党校、解放军系统、台港澳系统和其他机构。
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机构的学术影响力，主要表现为发文数量和论文被引数量的比较。在 但 分析其学术影响之前，有必要了解各类机构发文的总体情况。表5给出了上述9类机构200 0―2007年发表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论文数量。其中，普通高等院校共发文3237篇 ,占所有发 文的58.36%;社科院系统1115篇，占20.10%;党政部门418篇、非五大系统的各 类机构389篇 ,分别占7.54%和7.01%;其他几类研究机构，如国外学者、党校、解放军系统、台港澳系 统 和其他机构，其发文相对较少。这说明，高等院校和社科院系统是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主要 阵 地，两者的发文总数是4352篇，占总数的78.48%。其次，从发文的年度变化看， 各类机构基 本上都呈下降趋势，这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2006年前，高等院校 的 下降幅度不大，但2007年发文数量突然减少到349篇，比2006年451篇减少102篇，降幅达22 . 62%。社科院系统的变化大致相同。国外学者的发文数量不大，但同样的，从2006年到2007 年，其下降幅度超过50%。台港澳学者的发文始终很低，变化也不大。国外学者和台港澳学 者的发文率低，说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开放度相当不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的 这个分支研究领域仍未达到同国际甚至台港澳进行交流和对话的水平。
从各类机构的发文数量也可以看出，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主要机构是在高等院校、社科 院 系统和党政部门，特别是高等院校和社科院系统的各个教学研究机构，是国际经济关系研究 论 文的主要生产者。表6给出了8年发文60篇以上的19个机构，其中，高等院校14个，占73.68 %;社科院机构4个，占21.05%;党校1个，不到5%。这表明，高等院校是我国国际经济关系 研究的最主要的基地，社科院系统是另一个重要的学术阵地。
从各研究机构发文数量的排名看，2000―2007年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发文最多的是南开大学， 其 次是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表2和表3中学者发文较多的东北财 经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在表6中的排名分别为第12名、第6名、第18名，而外交 学院则榜上无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各个研究所的排名也是如此，在这里出现的世界经济与政 治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和亚太研究所，排名也开始落后。这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综合 性大学拥有研究传统或优势，如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它们长期 以来在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中处于领先甚至领导地位；二是这些大学在学术队伍的建设上拥有 优势 ,特别是在该学科领域拥有多个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点；三是高校改革始终领先于社科院 系统，在人才引进和学术队伍建设、研究项目资助等方面，投入较多，成效明显。
各研究机构的论文被引情况，同样反映了上述特征。如表7所示，8年被引次数超过16次 的，即平均每年被引2次以上的，有19个机构，其中，高等院校仍是主体，为13个，占68.4 2%;余下皆为社科院机构，占31.58%。这说明，高校和社科院在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领 域的影响很大，而高校的影响又远大于社科院系统。表7所表明的各个高校在论文被引方面 的学术 影响力，与表6并不完全一致。复旦大学被引46篇次，位居第一；以下依次是吉林大学41 篇次、北京大学36篇次、中国人民大学33次。表6第一的南开大学，在这里排名 第7位；在表6中排名第13位的暨南大学，在这里却榜上无名；而未进入表6的辽宁大 学，在这里却跻身第14名，再次说明了该校传统学科的较强学术影响。在社科院系统中，中 国社会科学院各研究所始终处于领导地位，其下属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 所和亚太研究所虽然排名有所变化，但始终处于被引次数的前列，同时，未进入表6发文 前列的日本研究所和欧洲研究所，却分别进入论文被引排名的第12位和第18位，从而表明中 国社会科学院及其相关研究所始终处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前列，对推动该领域的成长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地区的学术影响力
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机构的发文和被引情况，大体说明北京和沿海发达地区在该领域的巨大学 术 影响。为进一步证明这个观点，本文引入地区发文统计和地区论文被引统计两项数据，它们 提供了我国各个地区的所有研究机构在CSSCI来源期刊上和论文被引的情况。
表8给出了2000―2007年我国不同地区发表国际经济关系研究论文的数量情况，其中，台港 澳的发文数量仅是这些地区的学者分别在内地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统计。如该表所示，北京地 区在8年期间共发文2150篇，占所有地区发文总数的40.05%,北 其次是东部其他省市，包括上海、吉林、江苏、广东、湖北、天津、辽宁、福 建各省市，发文量均超过200篇，但上海市因拥有该研究领域的传统优势而又较大幅度地超 过其他各个省市。第三是山东、浙江、四川、黑龙江、云南、河南各省区，发文在50篇至20 0篇。第四是边远省区和台港澳，它们发文数量不多，影响也较小。
地区论文被引情况，说明了各个不同地区的研究质量和研究水平，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 北京的中心地位和东部省市的较强影响。表9列举了各省、市、区的论文被引统计情况。 排名首位的北京，被引515篇次，约占全部被引篇次的50%;在其他各地区中，被引篇次超过 100次的，只有上海市；被引篇次超过50次的，只有吉林和湖北；被引篇次超过20次的，包 括江苏、辽宁、天津、福建、广东、浙江。这些地区的学术影响力，与其对国际经济关系研 究 的贡献大体上是一致的。广西、宁夏、香港、澳门等4个地区虽有，却无被引统计 ,反映了它们的学术影响力较弱。
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
根据2000―2007年CSSCI来源期刊国际经济关系论文数据提供的关键词统计，我们可以进一 步 分析当前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领域的主要问题、重点和热点，从而可以把握该领域的一般 特征，明确其可能的发展趋势。
经过检索，2000―2007年国际经济关系研究论文标引10次以上的关键词共262个，其中，标 引4 0次以上的，即平均每年标引5次以上的，共51个，这51个关键词，表明了当前中国国际经济 关系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分别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经济合作、发展经济体研究、新 兴经济体分析、经济体制等五个方面。这说明了该领域研究的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领域的最主要的重点和热点，是经济全球化。从表10可以看出 ,“经济全球化”的标引次数位居第一，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关键词。如果加上排名第4名、 第5名、第51名的“全球化”、“世界经济”和“全球经济”,经济全球化毫无疑问是学者 们研究的重点中的重点和热点中的热点。但是，如同“新经济”等其他热点那样，“经济全 球化”近年来呈降温趋势，其标引次数从2000年174次减少到2007年23次，年标引率下降超 过15%。这种现象，似乎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趋势及其涉及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有些脱节 ,从而部分地说明了我国全球化研究存在一些根本问题，如理论和方法创新以及问题的进一 步深入。[3]
其次，国别经济研究是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第二个重点，也是主要研究对象。这里分三 种 情况。一是发达经济体研究。“美国经济”、“日本经济”、“欧盟”等关键词的标引率较 高，特别是美国和日本两个发展经济体的出现频次，远远超过其他经济体。二是新兴经 济体，如俄罗斯、印度等，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从表10可以看出，“俄罗斯经济”的标引 率处于大致平稳状态，说明俄罗斯始终是近年来我国学者关注的重要对象；“印度经济”的 标引率近年来则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近两三年来上升较快，从2005年4次增加到2007年10 次，表明我国学者愈益关注印度的崛起及其前景。三是发展中国家，这如拉丁美洲国家，是 我国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对象。
第三，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经济形势研究，是第二个热点。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是区域一体 化，其研究范围较广，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合作及相关理论，如经济一体化、自由贸 易区，又包括国际经济机构研究，如世界贸易组织(WTO)、跨国公司、地区经济合作机构 等。国际经济形势方面的关键词，包括“经济增长”、“经济形势”、“经济危机”、“金 融危机”、“经济衰退”、“泡沫经济”、“经济复苏”等。经过进一步检索，这些关键词 的出现，往往是伴随着个案研究的。
最后，理论研究也是我国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这个方面的关键词，包括经济体制研究，如 “经济体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和“经济转轨”;包括经济 模式研究，如“东亚经济”;包括经济结构和经济改革研究，如“产业结构”、“经济改革 ”等；包括政策研究，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等 。
从关键词的分布及其变化看，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对此进行 分析，有助于我们把握该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和方向。一是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不足，在标 引40次以上的关键词中，除“中国经济”、“市场经济”、“技术创新”外，几乎看不到新 理论和新方法的出现，如“金融创新”。二是问题研究缺乏应的深度，如关于国际经济形势 的论文，缺乏历史和 理论的比较分析，因而只能提供一般的常识信息，如民主化与经济贸易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 之间的相互联系、国际经济相互依存与国际冲突之间的相互影响等。三是研究对象的不平衡 ,如发达经济体研究和新兴经济体研究颇多，但发展中国家研究不足，如非洲国家；发展经 济体中的经济政策和运行层面研究较多，理论、制度、创新和问题研究不足；新兴经济体研 究也是如此，两分法较多，短期问题和长远趋势的结合不能令人信服，这部分是因为方法的 简单或缺乏，如国内政治、国际政治环境与国家经济贸易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这些 方面的问题和缺陷[4],大致预示了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今后的努力方向。
结 束 语
本文借助CSSCI来源期刊国际经济关系发文和引文统计，对2000―2007年期间期刊、学者、 研 究机构和地区的学术影响力进行了初步分析，可以归纳出该研究领域的几个一般特征：我国 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是一门仍在初步成长中的年轻学科或研究领域，近年来发展形势不容乐观 , 其研究队伍有待进一步培养和扩大；该领域研究成果的学术影响和水平近年来大大提高，表 现出与国际接轨的强劲趋势；该研究领域受英语世界的研究成果的影响较大，其中美国对中 国的研究影响最强；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中心是北京，东部地区的上海、吉林、江苏、 天 津、辽宁、浙江等是北京以外的重要研究基地；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创新、 问 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待进一步加强。概言之，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跨 学科研究领域，尽管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但有着良好而广阔的发展前景。
注释：
[1]王维，周桂银。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一般特征和发展趋势(之一):论文概况及 学术期刊分析――基于2000―2007年CSSCI期刊论文数据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 6)
[2]张宇燕，李增刚。国际经济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于沛主编。全球化和全球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中国确立了未来发展目标，我们将继续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将坚持对外开放、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较快发展势头。中国越发展，越能给世界带来发展机遇。——2013年4月25日出席中法商务论坛闭幕式时强调
这里是离太平洋很近的地方，大洋彼岸就是中国。我去年访美时曾讲过，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我现在依然这样认为。——2013年6月7日在中美元首会晤时说
中美联系紧密，利益交融。两国经济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其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努力，共同努力构建中美合作伙伴关系，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2013年3月1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作为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政部长的雅各布·卢时表示
化解修昔底德陷阱，从中华文化中寻找吸取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方法
虽然在历史上也有英美之间权力和平转移的特例，但西方国际关系的主流更认同所谓大国对抗的观点。这一说法的最早来源可以追溯到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总结雅典和斯巴达冲突的根源时指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他认为 “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
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实践及理论研究也支持这一说法。西方学者如保罗·肯尼迪和米尔斯海默等人在总结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实践时，也提出国家成长或者经济增长本身导致了扩张、竞争、对抗、危机、冲突乃至战争。在近代西方国际体系中，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奥匈帝国等在其大国的崛起过程中，都引发了大量的战争，有的通过战争取代了先前的霸权国。米尔斯海默甚至以这个逻辑来观察中美关系并得出结论说，中美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首先要跳出这种逻辑推理的思维方法。2014年1月22日，美国《赫芬顿邮报》子报《世界邮报》创刊号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发行的创刊号，刊登了对中国国家主席的专访。在专访中指出，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的这种理念既来源于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实践发展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来源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学习和提炼。他的多次重要讲话，都大量引用《易经》、《老子》、《论语》、《孟子》、《荀子》、《商君书》等经典，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在倡导的“中国梦”、
所以，照搬西方处理大国关系的逻辑思维方法，掉进修昔底德陷阱的概率较高；而按中华历史文化的思维则有可能柳暗花明，避免掉进修昔底德陷阱，构建出大国关系的新模式。
中国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文化基因：和平思维、同舟共济、见利思义、 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就要使所有的大国明白，今天各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必须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从中国历史文化的和平思维中，指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是新的时代特点，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全球化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联，不仅大大弱化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对抗的意愿，更显著降低了彼此发生冲突和战争的风险。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大潮流奠定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提。
因此，提出的中国推进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就是邀请所有大国，不论是老牌大国，还是新兴发展中大国，都来走中国正在走的和平发展的道路。所有大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就可以为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起点。
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对抗，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都想过去的国际秩序，建立一个以自己中心并占主导的国际秩序。过去的英法之间、英德之间、英法俄与德奥之间、英法美苏与德意日之间、苏联与美国之间对抗和冲突的根源，实质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国际秩序的竞争和冲突，或者都是为了在国际秩序中获得排他性的主导和优势地位。所以，要避免大国之间、大国集团之间的冲突和竞争的灾难，就必须在国际秩序观上有新的突破。
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提出“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合作共赢是实现目标的共同途径，共同遵守规则。所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将是所有国家参治和主要大国共治的关系，联合国、20国集团将在其间起重大作用，而不是原来大国关系的那种排他性恶性竞争。
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对抗，第三个根源是由于各自追求的国家利益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重大或根本性的矛盾。因此，要避免过去大国冲突的历史铁律，就必须彻底摒弃有你无我，以力取利、赢者通吃的以零和游戏为特征的传统国家利益观。在争取、维护、发展中国国家利益的外交实践中，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的精华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国家利益观。传统义利观的精华，就是孔子提出的“见利思义”。
这一新型的国家利益观与流行的国家利益观的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仅是现实主义的，也是理想主义的，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结合；是考虑国家利益的，也考虑国际道义，把正义与利益结合；是考虑本国利益的，但同时也兼顾他国的利益，把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结合。比如，在中俄划界中，中国充分关照了俄罗斯切实存在的具体的问题。在与拉美国家发展关系时，也关注美国在拉美的利益考虑。提出的正确的义利观和新的国家利益观，成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
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对抗，其第四个根源是由于大国追求安全的结果，导致相互都觉不得不安全，你的安全是我的威胁，我的安全是你的威胁，每个国家集团安全的结果导致另一个国家集团的不安全，单独追求安全的结果最终导致冲突和战争。要避免过去大国冲突的历史铁律，就必须彻底摆脱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建立以共同安全为目的的新型安全体系。
指出，“我们应该摒弃冷战思维，积极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新理念”。摒弃冷战思维，就是以平等合作、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强调共同安全时，强调这些安全措施的结果必须是有利于人民的，就是为本地区人民营造更加和平、更加安宁、更加温馨的地区家园，也体现了中国领导人不仅在国内政治中贯彻以人为本、 这使中国的新安全观超越了单纯的国与国的安全关系，开始真正形成一种涵盖国家与人民综合安全利益的新安全观。
中国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实践基因
从中国和平发展30多年的实践来看，中国的崛起也有许多方面不同于过去与霸权国争霸的那些新兴大国，与当年的英国、西班牙、德国、日本、苏联等崛起时的情况有重大不同：
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以单方面追求本国的权力为目的。中国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之一，许多国家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得到大量的经济利益。
中国不把任何地区视为中国的势力范围，不与任何国家结成排他性的、针对第三国的军事联盟，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小国、弱国的关系，也没有西方历史上那种大国与被保护国、附属国、势力范围的关系，这也大大降低了西方历史上那种大国之间的军事结盟引发直接和间接战争的可能性。
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处理与国际环境的一个最基本的国策就是中国反霸但不称霸、不争霸，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是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既定国策。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最强盛的时候，没有在东亚和世界称霸，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体系和欧洲国际体系重大的区别，就是在东亚体系中没有发生过类似西方的三十年战争、十字军战争、一战、二战。中国的不称霸原则，即是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的基本指向，也是避免与其他大国和霸权国发生大和战争的基本因素。
新型中美关系的构建是化解修昔底德陷阱必须解答好的重大命题
中美关系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因此它会对其他的大国关系产生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在中美之间探索出一种合作而非对立、双赢而非“零和”、良性竞争而非恶意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就是化解修昔底德陷阱必须解答好的重大命题。
中美关系已经开始形成易经思维的那种阴阳关系。这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与美国之间没有边界领土争端等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并无你死我活你赢我输的零和博弈。中国不仅不现存的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反而积极努力地融入了这个体系；中国不仅没有挑战现存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反而积极遵守和维护以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准则为基础的现存秩序，甚至在许多方面比美国更愿意维护联合国机制、WTO机制。最易引起中美冲突的，尽管仍是中美之间的一个矛盾因素，但在中美大局中的影响和作用大大下降。中美关系似敌似友，非敌非友，退中有进，竞争中有合作，总的方向是朝着稳定对话和合作伙伴关系发展的趋势。
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访美期间明确提出，中美应努力塑造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为不同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建设积极合作关系树立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典范”。2013年6月，主席在与奥巴马总统的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中，用三句话概括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推进器。
化解修昔底德陷阱，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需要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吸取新的思维、新的思想。提出的邀请大国与中国共同和平发展、以合作共赢为目的、以共同利益和兼顾他国利益为动力、以共同安全为核心等思想，是中华历史文化精华的体现，可以视为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构想。